杨桂和

    一、创设目的

    中国旅行社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附属机构。

    中国旅行社是1923年设立的。创设旅行社的动机，陈光甫自己有这样一段叙述：“数年前，余自香港往云南，至西人经营之某旅行机关购买船票。入门，见柜内少年西人正与一女子娓娓交谈。初以为必问行旅事无疑，及候之久，而言仍未已，后始知所谈者毫无涉于旅行。此少年目击余之伫立，竟不招待，殊属无理。余废然而退，改至运通银行购票。途中自忖外人之所以藐视余者，因我非其族类。然外人在华投资雄厚，诚足惊人，更进而经营我国国内旅行事业；国人自甘落后，可耻孰甚。遂毅然有经营旅行社之志。自滇返沪，即与各路局订立合同。或因个人私谊，或借银行地位，获得相当好果。”

    当陈光甫创办旅行社的时候，一般银行是不肯干的。因为办理旅行服务事业，用人手不少，手续费不能多收。可是陈却毅然地办了，虽然连年赔钱，还是一直办下去。这是为了什么呢？且看他在1930年6月的谈话：

    “办旅行部，全国银行无人愿办，余与朱成章兄协议创办。即为社会便利计，又为本行宣传计。此事宣传力甚大，人人知有旅行社，即知有上海银行。旅行社现虽独立，而仍与本行休戚相关。去年在英国时，见各银行皆有旅行部之组织，即较大之商店及百货商店，亦设有旅行部。而吾国则仅本行有旅行社。”

    办旅行社外，上海银行首先在各大学设立办事处，为各学校代收学费，其作用是异曲同工的。当时各银行嫌代收学费等业务繁琐，利益有限而不肯干。殊不知在学校服务事情，“可以使学生脑中有上海银行之信用在，辗转相传，吸收存款储蓄数不少。在十余年前所种下之种子，今日方知收效之宏。”办旅行社也是有这种作用的。

    陈光甫曾说：“凡一种事业之管理，不仅以维持现状为足，必须兼筹继续进行之策，否则二三年后即有人起而代其位。”所以当时上海银行的新业务层出不穷，如设储蓄专部，开办国外汇兑，办货物押汇，办理各种事业机关的调查及市场调查，创办信用小借款等等，都是比其他银行先走一步。其中尤以创办旅行社，在便利旅行方面，有一定贡献。

    二、作用与发展

    中国旅行社自创办以来，历年亏本，不过为数不大，因为它是逐步开展业务和设立分支机构的。办了8年之后，到1931年才有几万元的盈利。过去是不是真赔钱呢？最初旅行社只是上海银行的一个部分，也划不清究竟盈亏多少，后来中国旅行社与上海银行才分开了。由于旅行社投资于旅馆业所花的资本不少，像西安的西京招待所，南京的首都饭店，南昌的洪都招待所等，都属于固定资产部分，这对于中国旅行社初期的盈利是有影响的。但是中国旅行社使上海银行增加了不少存款，一部分是它代售车船票的存款，一部分是由于它的关系增加的存户和汇款，这在中国旅行社虽然没有收益，但在上海银行则是增加了盈利的。更何况中国旅行社还起了以下几点作用。

    第一，博得社会对上海银行的好感。陈光甫1929年1月说：“追忆昔年某友，质以‘旅行社历年亏蚀曷不停止营业’。余答以此见其一，未知其二，且君所称盈亏，仅限于表面上之数字。实则旅行社之盈余，有倍蓰于上海银行者。上海银行之盈余，可以操筹而数计，旅行社则不然。盖天地间事物有重于金钱者，好感（goodwill）是也。能得一人之好感，远胜于得一人之金钱。今旅行社博得社会人士无量数之好感，其盈余为何如耶？”由此可见，陈光甫在从事宣传上是比当时一般银行独具慧眼的。

    第二，在挽回利权上起了一点作用。帝国主义的通济隆和运通银行相继在中国各处设立分支机构，经营中国国内外的旅行事业。这确是中国人之耻辱。中国旅行社的创立，对于抵抗外国经济侵略，在当时情况下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陈光甫在1932年9月在上海银行总经理处会议时也说：“我行创办旅行社，自民国十二年至十九年，在此八年中每有亏损，至去年始有盈余。但旅行社之目的在于挽回中国之利权，并不在于牟利。如通济隆及运通公司等远在万里之外，来吾国设立旅行机关，为人服务，而吾国独无此项机关，殊是贻人口实。且华人之旅行者为数较多，需要旅行机关予以辅助，故吾人组设旅行社之宗旨，其重点在于服务。”同年1月他也说：“这个旅行社虽说是每年亏本，但为国家挽回了不少的利权，不然又多送外人许多钱了。”

    第三，中国旅行社实际上是上海银行的先锋队，为之探路，预为准备。特别是上海银行存款增多以后，上海一隅，资金出路不多，陈光甫就极想设法广设内地分支行。就是他所说的“把银行送入社会”。因为当时的私营银行也有它的困难。1932年1月陈在中国银行演讲时曾道出痛苦：“在大的通商口岸，如上海、天津，我们不能与外国银行比，譬如先施、永安，存款只要6厘，本来是很好的主顾，但是拉不来。在次一等的商埠，如汉口，这些地方我们又不能同中、交（中央银行、交通银行）比。我们的成本，最少是七八厘，中、交放款亦不过七八厘。没办法，只好再往内地去，所以在长沙、宜昌、沙市、蚌埠等处，开设分行。但是结果又发生许多困难。如军政强迫借款，多有不能偿还及无法收回的。统计开办至今，我们借出这种款项，已达140万元，内中不能收回的不得不设法打除，又是加重我们成本的一宗。”为了设分行有盈利把握，避免设了再撤，就以旅行社去打先锋，经过实地考察再设行。陈光甫说过：“本行欲往某地发展，先在某地办旅行社，取得社会一部分同情后再设银行。故谓旅行社为银行之先锋队，银行同人应不分畛域辅助而培植之。”

    中国旅行社在与上海银行相互合作下，逐渐发展起来，由起初的代卖火车、轮船客票，进而办理行李托运，接送旅客，办理大招待所，组织各地古迹名胜的导游，出版《旅行杂志》。并由上海银行配合发行旅行支票，分10元、20元、50元、100元4种；凡在国内诸名胜及大商埠，均可随时兑换现金。这在当时中国币制复杂情况下，给旅行者以通用的货币，不受折扣损失，又可避免途中携带现金过多的风险，应该说是一项适合需要的举措。1933年，中国旅行社社长出席在东京召开的欧亚联运会议，开始插足于国际联运的业务。

    抗日战争发生以后，西南公路运输处和甘肃省建设厅都与中同旅行社合作，拨款在西南、西北各公路要点设立招待所。这在便利行旅方面，也收到了一定效果。

    1944年，中国旅行社社长赴美各地，与美国飞机轮船公司商洽签订战争结束后代理客货运输售票的合同。日本投降，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中国旅行社就受托经理接办沈阳日本人经营的大和旅馆，改称沈阳宾馆。在台湾各地也开办了机构。

    上海解放以后，中国旅行社的重心随着陈光甫移到香港。它办理从香港到国内的客货运业务，并经营台湾，南洋一带和对日本的旅行业务等。

    中国旅行社在抗日战争以前数年内，已经能够保本自给，并略有盈余。抗日战争时，它因业务颇多，所以并不困难。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主要依靠代售飞机、轮船客票，办理托运等业务，得到一些外汇收入。由于它代理京沪、京杭两路的火车票，佣金虽是票价的5％，但是所售票款一星期一缴两路局，所以在上海银行经常有相当数量的存款可以利用。1946年后，由于东北业务收缩，京津一带也受战事影响，长江以南也因城乡阻隔，通货极度膨胀，正常货物运输数量日趋减少，就是行旅的活动范围也只限于沿海一带，所有这些当然使它的业务受到很大挫折，因此又发生了亏损。1946年10月陈光甫说：“社会人士，对本行颇有好感，尤以中国旅行社更受人欢迎。旅行社是赔钱买卖。例如最近七八两月，每月亏达一万元。经董事会议决，由银行方面予以贴补。旅行社系为一部分旅客服务，为本行作先锋，做广告。故社会人士，每因旅行社而思及本行。”这时候，中国旅行社因战事影响服务范围已很小了。

    三、经营方式

    中国旅行社比起上海银行更能发挥陈光甫“服务社会”的作用。他要求旅行社在服务方面特别注意。1929年1月3日陈对旅行社人员说：“吾同人有必须注意者，吾人经营斯业，宗旨在辅助工商，服务社会。平时待人接物宜谦恭有礼，持躬律己宜自强不息，务求顾客之欢心，博社会之好感，庶几无负创业初衷。售票事小，关系极大，吾人苟一不慎，些微细事，足以颠覆全社，波累银行。是以吾人应各自奋强。”他要求对旅客要做到以下几点。

    （1）笑脸迎人。他说：“应对顾客，首当和蔼。唯面貌死板为国人通病，此或为旧时代礼教所养成，我等须力改之。宜常以笑脸迎人，使人于见面之时即有好感。”

    （2）面手清洁，衣服整齐。他说：“服务之道既当为顾客力谋便利，尤应以和气为先。满面春风，殷勤招呼，顾客自乐于接近。来往既多，营业亦自可推广。不但重在精神，即形式亦宜讲求。同人面手均应清洁，衣服亦当整齐。在顾客心理，亦每以形式尚且欠佳，安有精神可言之意。故此层亦不可不注意。”（1931年2月陈在沪谈话。）

    （3）造成柜台上热闹气氛。1930年陈光甫在青岛与行社职员谈话时说：“顾客之生意，无论巨细，即百元以及一元，客既来行，则其惠顾之厚意已可感谢；即无一元生意之客，亦须恭慎款待。故对于顾客必须尽力予以便利，对于商人必须努力以求亲近，对于营业不必急于近利，最要使柜上顾客有热闹气氛。顾客心理，往往群趋热闹之场。热闹之肆，必为人所信用，不可因徒劳无利，而存嫌恨之心。吾辈本为社会服务，即为社会服务，即无利亦须为之。矧吾辈所事，未必无利乎？”

    陈光甫在初期力求引用欧美银行的经营方式方法，在中国选择实行，所以常能居风气之先，以新组织、新方法适应社会需要。这也是他重视研究动脑筋的结果。在初期，陈光甫着重于服务面的扩大。例如他在1930年底在徐州与旅行社经理谈话，即指出旅行社不能只对阔人服务，也应当为普通客人服务：“现在旅行社所招待者咸为头二等客人，而于三等车客人全未招待，殊觉失宜。三等客守候火车，餐风饮露，宿于车站者甚多，为服务社会计，为谋人群福利计，皆宜设一备有浴室、卧室之招待所，使风尘劳顿之旅客，得由安逸之卧房与温暖之浴水，以消灭其疲劳，恢复其精神。旅行社能为此设备，方可稍达服务社会之目的，方能于社会有立足之地。我人当萃此为社会服务之精神，博社会之信誉。宜即迅速筹备此种设备，以巩固旅行社本身之基础。”

    1931年1月陈在汉口与同人谈话时说：“到徐州时，见津浦与陇海换车，相距只20分钟，旅客搬运行李，须雇夫役，任其需索，方能及时赶到，否则即将误车。如此情形，公家既乏相当设施，如旅行社能予帮助，力求便利，当可得旅客之赞许。再就北平近况言之，该地为文化及名胜区域，外人前往游历者甚多，自此次战事后，来者更络绎不绝，而学校林立，学子尤多。就鄙人观察，该地分行宜注意于旅行与汇兑两事。……南行至郑，适值大雪，极目所视，冰天雪地，行旅维艰，触景生情，决拟返沪后对于郑、徐两旅行社妥筹办法，凡旅客所遭之困难，本社必就事实上所可能，尽量招待，为之解除。”在唯利是图的旧社会里，一个私人银行不专事作公债、搞投机，能够注意到这些方面，想到为三等旅客做一点事，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了。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旅行社对服务已不很讲求，代卖火车票是不得已的事。在很多地方，上海银行与中国旅行社在一起营业，往往有时顾客排队买票，影响银行营业，银行极为不满。陈光甫以前所提倡的要造成柜台上的热闹气氛，到了通货膨胀的时候已经不适用了。陈光甫也不像以前那样重视一般旅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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