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第一部和第二部小说之间，写作的本质绝对发生了变化：第一部可算涉险，第二部成了任务。第一部像是短跑，跑完站在跑道边，累得你够呛，但是胜利了。第二部变成长跑——撞线的终点根本看不见，就像生活的尽头。作者必须悉心保住精力，超前构思。长途耐力跑比之短跑冲刺要累得多，而且没那么多豪壮的气氛。有时你会羡慕两位法国作家雷迪盖和埃冷—佛尼埃[105]，只因两人没来得及开始越野长跑，死神先发制人了。

    诚然，《内心人》是我写成的第三部小说，但前面两部只能算是笨拙的练笔罢了。我只不过处于训练期中，生活中还有其他可能性，譬如英美烟草公司或兰开夏保险总代理行。《内心人》纵有滥情和笔墨过浓的缺点，至少还不失专业。我发现自己已经义无反顾地开始长跑。

    有时，我发现自己有种愿望，即开始第二部小说《行动的名号》之前，能找到一位经验丰富的导师。如果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还在人世[106]，他只比今天的我年长十岁。也许，我会鼓起勇气，向远在萨摩亚的前辈讨教，并寄去我的第一部著作。在我眼里，他一直是“家人之一”。孩童时代，我就生活在他的天地的边缘：他的亲戚和传记作者格雷厄姆·拜尔佛曾来过我们家；我那位美丽的姨妈常去斯蒂文森的朋友悉特尼·考尔温及其妻子处作客，待上几天回来。考尔温的妻子即前希特维尔夫人，是青年斯蒂文森的爱慕对象，两人是在贝尔格拉韦路11号我姨婆莫德家认识的。他在书信集中提到名字的那些人，都出现在我家的影集中；童室里那张巴格泰尔台球桌曾是他所有。可以肯定，从萨摩亚这位亲戚处，我可能获得更好也是更为辛辣的意见，不像我的出版商查尔斯·伊宛斯，硬是闭眼不看自己所发现的年轻俊才在犯灾难性的错误。我甚至收到过伊宛斯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说是满心喜悦收到第二部小说的打字稿——其实那稿子有多糟，叫我怎么说呢？伊宛斯自然也看出来了，可打定主意暂时不露声色。他有发现年轻俊才的美名，无法又即刻承认自己看走了眼。

    虽有对方电报，我不认为自己对新书曾经有过一丝一毫的信心。离开《泰晤士报》前的最后一个假期里，当我埋头笔耕，艰难对付那个怎么也不像主人公的人物，在德国城市特里尔的大街小巷穿行，我就时常对作品绝望。在本人的作品中，大多数都有我能记得的段落，甚至章节，我在写下那些文字时，得到一种满足感——“至少写出来了”。不管感觉是否有误，写《内心人》审判一幕时，后来在写到《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主角奎吕的航程时，写到《文静的美国人》中的三角恋时，写到《我们在哈瓦那的代理人》中的棋局时，写到《权力与荣耀》的狱中对话时，写到《与姨妈旅行》中彼得森小姐强行闯入布洛涅各章时，都有这种感觉。除去《行动的名号》，没有任何一种别的作品不给我至少一种即时的成功幻觉。今天让我回忆这部书，我只记得对特里尔的地理知识运用还算熟练。第一次访问那座城市是跟克劳德·考克班恩一起去德国的时候，这又引发了往事的回声，那部不曾发表的、专写西班牙卡洛斯派的小说《插曲》（一名青年过分理想主义，卷入令人失望的革命而不能自拔）；还有自己发现能力有限，夜晚的特里尔街上警察追捕这么一个简单的行动场景，写得一点也不刺激。别人，譬如巴肯、哈葛德、斯坦雷·维门，手到擒来的那种天赋，我一落笔就一败涂地。我长读不倦的珀西·勒勃克的《小说技艺》教我重视“视点”，而非如何把身体感受的刺激付诸笔尖。

    如今我看得相当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刺激者，其实很简单：是种场景，是单个事件，决不可用思想、明喻、暗喻之类的东西去把它裹扎在一起。但刺激又是即时的，体验时你没有时间作出思考。行动只能由主语、动词和宾语，或许还有一种节奏，去表达——再没有其他什么。甚至一个形容词会减缓步伐，或让神经镇定下来。我该转而去求斯蒂文森给我上一课：“这一切说来就突然来了，只听得脚步急促，一声怒吼，接着是艾伦大喊一声，传来猛击声，有人像是受了伤在哭叫。我扭头望去，看到肖恩先生正在门口与艾伦斗剑。”[107]没有明喻或暗喻，甚至没一个形容词。可我老是过于关注“视点”而丧失了对于较为简单问题的意识，忽视自己正在写的这种小说，与诗歌不同，其组分不是词汇，而是运动、动作、人物。析文辨字当然是需要的，可不能沉溺于遣字造句——那是一种对于青年作家来说致命的自恋，会诱人陷入查尔斯·摩根和劳伦斯·都勒尔专注藻绘的极端。回顾此生的这一阶段，我可看出自己有走上他们的歧路的危险。是失败救了我。

    《内心人》卖出八千本；《行动的名号》销量勉强达到前者的四分之一。1930年代之初，小说评论的水准比之从那以后的任何时候，都要低得多。吉拉德·果尔德，一个蹩脚诗人，以及拉尔夫·斯特劳斯，一个蹩脚小说家，两人在星期天的论坛轮流坐庄。作家既不因评家赞扬而影响遽升，也不为苛评而地位暴跌。我已动手创作的第三部小说，跟《行动的名号》一样，只是虚假的蹈袭而已。

    2

    离开《泰晤士报》时，我已积下一笔钱，够花三年的。为使钱尽其用，再给自己一个适于工作的房间，我们搬到乡下去住。我们找到一间茅草屋顶的农舍（工业化的1920年代，一个人们所梦想的乔治王时代田园诗般的去处），带有花园和果园，地处奇平坎普登边缘一条泥路的尽头。租金是每周一英镑（已是我们财力的极限）。夫妇俩把我们为数不多的家当搬了过去，包括一条新近购得的嗜好去垃圾桶觅食的北京哈巴狗。没有电灯。根据《天方夜谭》人名阿拉丁命名的油灯，只要几分钟没人拨弄，就生烟呛人。第一夜，夫妇两人都有些害怕，一只猫头鹰的怪叫取代了熟悉的车水马龙声。我们抵达的那一夜，天黑以后，听到有人敲后门，只见一个陌生农妇站在屋外，提着一只死鼠的尾巴。

    “你要干什么？”

    “我想你们会感兴趣的，”她说着，还左右晃动那鼠尸。

    有老鼠，这不用说了。它们在屋顶疾奔，或弄出窸窸窣窣的声响，还吱吱吱叫几声。茅草屋顶鼠患声不绝，直到有人同意带上一只鼬来灭鼠。此人穿紧绷马裤，长得尖嘴猴腮，本人就像一只鼬——村里人都说，他曾活生生饿死了他妻子。

    几周后，我们对陌生乡间的恐惧开始消失，生活过得很舒心，且不说之后前途如何又来投下阴影。生活富有新的情趣——当地的酒，几乎每种蔬菜都可酿成。我们从肌肉发达的房东莱茨彭开的“志愿兵”店里买回（酒不上头，可是大增腿劲），也从诺尔纹章酒肆买回家酿苦啤。后一家店的店主是个叫奈尔格尔·丹尼斯男孩的继父。从这儿出发步行，可操的道路，五花八门，永无尽头似的，东南西北分别通达莫顿因马什和奇平诺顿、伊夫舍姆和百老汇，再到布洛克利和水上柏顿。（北京哈巴一遛就是超长的十五英里，总是歇斯底里大发作，只得把它给灭了。）从我家自己的园圃采摘苹果和长叶直立莴苣，那都是我在吉卜赛园丁卜克蓝德的帮助下亲手栽培的。园丁一周来一次，把蜗牛集拢一边，准备当晚餐。

    村居生活自有其人际亲切且富有戏剧性的特点，使人有一种社区意识。人们嚼舌头。在城市里，邻街有人自杀，你也不得与闻。真难理解，我居然会花上一小时接着一小时的工夫，去刻画我的新作《夜幕流言》中那些毫无血肉的角色。这又是一部关于西班牙卡洛斯派作乱的小说，只是背景移到了我从未去过的西班牙。我似乎割不断与那死胎《插曲》的脐带。有时候，智性并不迷乱，难道在这种时刻，我也不把那些全凭想象而成的滥情作品中的纸人，拿来同我住处旁、行走在泥路和“大家活”客栈之间的活生生的人，做一番衡量？我不记得了。也许吧——更重要的是——我应把纸人比照自己的经历，比照前十六年逃跑、反叛和痛苦的记忆，那可是小说家成型的十六年。

    倘若我相信叔叔的话，《内心人》中确有格林家人至少一丁点儿的影子。仅就非理性的自我逃避的愿望而言，一个外祖父脱离了教会，一个祖父死在了圣基慈。一个作家的自我认知，只要符合实际，绝不异想天开，就像是个能量储存器，可供一辈子取用不尽，输导得当的一个伏特就可使一个人物活在纸上。《行动的名号》和《夜幕流言》缺乏生命的火花，那是因为书里没有作者自我。我早早打定主意，决不写那种初出茅庐作家的程式化自传体小说，可又向另一极端走得太远。我让自己完完全全游离了。所有在第二部小说艰涩难读的书页中剩下的，只是康拉德被扭曲的鬼影。全书只有一处，即开篇之初，还有点对生活摹写的意思，那是写到一名上校扮演教士角色，听取手下受伤将死一兵的忏悔。这一段可算是笨拙的预演，直到十年之后在《权力与荣耀》中才把同样的场景写得更好。

    3

    在那年月的日记中，在科茨沃尔德丘陵地带，我发现自己身边的生活富有喜剧和戏剧性。

    “弥撒由一位来自富克斯科特的神甫主持。他跟他的管家，住在伊尔明吞过去一点的一栋古旧大宅里，有时一觉醒来，会发现一只猫头鹰正栖息在床柱上。藏书室的图书，因为弃之不顾，都任其破损腐朽。他钻研天文，宣扬禁酒，骑一匹内弯足的驽马，在乡间巡游。韦斯特斯伯埃基的西格吕夫纹章酒家的老板，就是我从他那里沽欧洲萝卜酒的那一位，常招待教士喝茶。按他的说法，有匹内弯足的马，是种特殊的荣耀，惟有良驹跑起来才会膝盖碰膝盖。”

    “那天在这儿演出的巡回剧团，看来在恩舍姆内讧了，过后各奔东西。其中的一家人回到村子，在市政厅举办每周舞蹈表演谋生。富有的耳聋建筑师克瑞斯威尔，恰好住在广场，抗议摩托车的噪声，强迫他们停办半夜的舞蹈演出。他还试图让几百年以来就以广场为家的羊市场搬走。这个他没办到。此人打猎，甚至还钓鱼，这是他全部的爱好。作为报复，农夫警告他不得擅入他们的地界。这样，此人为了坎普登的利益，被迫离开坎普登。”

    “比尔斯伯罗神甫在弥撒礼上，讲到布道时说：‘多么荣耀的一幕！七千祖鲁人来领圣餐。我们在英格兰见不到这样的景象。’”（比尔斯伯罗神甫是坎普登最受人爱的角色，听他说话真是享受。我记得他募钱打扫他的小教堂时说的：“数百万蝇尸在天花板上下蛆喔。”）

    “四下多的是‘地地苦’[108]和‘驴客’，那是当地人称呼吉卜赛人和流浪汉的用语。昨天，门口有个怀抱婴儿的女人，还带着一篮子的晒衣夹子；今天早餐时分，有人在外面小路上唱歌。流浪汉好像都用手推车载着小猫。”

    “车站上有一堆穷苦外来工人。一个面相不善、颠着一条木腿的男人和他的妻子（虽然憔悴，奇怪的是，看似很有教养），带上三个儿女：两个女娃分别是六岁和四岁，一个男孩不会超过两岁。我们攀谈起来。我发现那汉子说的话很难懂，可突然间意识到，对方是在告诉我，这男孩会打‘拳击大王吉米·王尔德以来最漂亮的上钩拳。你跪下让他给你两下子，准保找不到东西南北。啥也伤不着这孩子。昨天在恩舍姆，他从装干草的大车上跌下，恰好被辆汽车碾过他脖子。这小子站起来还笑呢。’这外来工本人曾是拳击手，声称自己曾是英国重量级选手的希望所在。但是除了那条假腿，手也在干活中毁了。他伸出长满茧子的颤抖双手。‘你儿子会代你得冠军的，’我说。‘唉，’他说，‘我有个二十三岁的儿子比这个强，可惜丧了胆。庄家就是出一千镑，他也不肯上场打了。那回，他去伯明翰跟一个体重胜他的对手比赛，被对方打倒在地就再也没有爬起。’‘大家都没法帮他？’我问。‘他们让他胡乱干耗了四个月，现在说什么他也不会再去打拳了。’”

    说到查尔斯·维德和他在斯诺谢尔的庄园（维德是古董收藏家，在圣基慈有地产，还在庄园里建了一个了不起的铁道和村子的模型）：“直到夜深客去，维德始终难得开口说话。穿着灯笼裤，趿一双卧室拖鞋，迈开罗圈腿；正变灰白的黑发剪短后垂在肩上；一件像是从‘绅士服饰店’买来的格子蓝衬衫，配上一条黑色晚礼服领带。此人说话时，吐字期期艾艾地留在唇间，仿佛全不习惯交谈。有人说个涉及肉体、意思显豁的笑话，他会嚯嚯大笑，孩子似的大张着嘴。收藏品对他犹如模型铁道和村庄，都是玩具。他除了吉弗雷·法诺尔[109]不读其他人作品，而且读必出声，敲打废铜烂铁做伴奏。他会一下子无端侮辱别人，坐在地板上，对着用木材生的火堆。这火是房间里唯一的一点亮光。我害怕他对我发起突然袭击，极尽侮辱之能事，弄得我不知所措。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说起他，一想到他那张核桃般的瘦脸和张嘴狂笑的模样，全身尽起鸡皮疙瘩。”

    “通衢大街上，一个屠户摇晃着一只钢笼子，抖出许多活的小鼠，让肥硕的猎狐犬饱啖一顿。猎犬们拖着笨重的躯体，眼睛充血，大张四腿躺在草地上啃骨头。村民们站在各自的门口，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一幕。满大街我都能听到老鼠的吱吱叫声。”

    “经过诺斯维克猎场的湖泊，基廷太太前几天刚在那儿投水自尽。从卜劳德坎普登村的一所廉租屋那儿走出，天已经黑了，一年中寒意彻骨的冬夜之一。”

    “进早餐的当儿，捕鼠人莫名其妙来了，拿一柄铲子和一把扫帚，给我家的小路扫雪。事后，没等我们付钱就走了。此人从不要你付钱，高傲得可以。只有你主动把钱送上，他才收下；可是他任妻子饿死，这又不怎么高傲。”

    “每逢星期天早晨卖《世界新闻》报的那老人昨天上吊死了，是他老婆发现的。此人七十三岁，听我家的佣工格林讷尔说，死者受不了老婆的唠叨。”

    “昨天一天和今天，玛扎·黑吉斯一直在搬家，从农舍搬到村子另一头的济贫院去。她用一辆老旧的童车装着家当，那童车老得没牙，却是粉红色的，式样也不古板。在门口台阶上，她擦拭自己的照片。”

    “查理·塞克斯，人称坎普登一疯，老是拖着把长胡须，衣衫褴褛地招摇过市，口里念念有词，还挥舞一根手杖。此人冻死在卜劳德坎普登村的农舍里。死者屋里除了一把破椅子和稻草地铺，只有一股恶臭。他曾经是个体面人，医生的儿子，真名叫希兹，据说是因为准备医科考试用功过度而发疯的。他年轻时一表人才，照片上穿着法兰绒裤子，手持网球拍。还听说他曾攻读于牛津的圣约翰学院。他有过钱，后来身居赤贫，沦为乞丐。弗勒德·哈特每周给他六便士。恩舍姆警方据称曾想以行乞罪逮捕他，传说他一发力，把两名警员一下子扔到了树篱背后。他步行来去恩舍姆，单程就是九英里，踉跄蹒跚，身体弯成了弓字形。一次，风闻他不知怎么去了印度，去见亲戚，可人家谁也不愿搭理……他死在农舍的楼上房间。为把尸体搬下来，大家用上了把棺材降下墓穴的那种网子，先网住他的肩胛，把他头朝前地往下拖，任他双腿砸在楼梯上。接着，大家也不给他换衣服，就这么往棺材里一塞，钉住棺材板了事。听格林讷尔说，蚤从死者的手腕跳起，扑向众人。农舍里有十六双靴子。”

    今天看来真叫人吃惊：我一方面对周围的生活记录得翔实逼真，一方面依然满足于把我那异想天开又是二手传承的故事写完，从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书是出了，可只卖出1200本，最后引来一份热销报纸上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打开了我的眼睛，使我直面迄今为止自己的作品一无价值的现实。

    4

    生活确有保障的三年就此浪费殆尽。幸亏彼德·弗勒民帮忙，我如今每两周替《旁观者》写小说评论，然而面对着出版商，可说是债台高筑，这笔巨债只有等十年后战争爆发才算一笔勾销——我甚至还不得不另借二十五英镑，付去我的所得税。设若《内心人》表示我这人有前途，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就像烟火节[110]里放的一枚哑弹。写那篇评论让我看清自己如何不堪的作家，名叫弗兰克·斯温奈敦，对此人我向来不抱敬意，但这并不改变我对评论文的看法——我边读边深以为然。我该做的惟有把按某位老一辈作家的蓝图搭成的横七竖八的脚手架推翻，把它作为徒工学艺予以否定，然后再次从头开始。从此再不读，我这样发誓，康拉德的小说——这一誓言四分之一强世纪以来，我都做到了，直到那次坐在一艘明轮船上读到《黑暗的心》。那是1959年，我沿刚果河的一条支流，从一个麻风病区到下一个访问。我得以从完全天然的状态重新开始。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选定一个冒险故事，心想写这个会容易些。怎么会犯这样的错，真难理解，因为《行动的名号》给过我教训，要把人体动作写得简单却又引人入胜何其困难。我一边带着末日意识写作，一边听留声机，放的是霍尼格的《太平洋231》。我向来不重读一本旧书，而在写《斯坦布尔列车》时，那几乎已是不可能的事了。页复一页，书因充满时代的忧患和失败的意识而变得沉重。并不仅仅是前两部小说的失败；我还浪费时间和精力写了本罗彻斯特勋爵的生平[111]，海涅曼出版社不费任何思量就退了稿，我对自己也缺乏信心，没敢往别处投。写完《斯坦布尔列车》，生活有所保障的三年刚刚过完。我连做梦都是忧惊连连的——记得一次梦见自己被判了五年监禁，醒来犹悁悁：待夫妇重新在一起生活，妻子可要三十出头了。这个梦结果激发了我的下一部小说《这是战场》，只是当时并未意识到，因为甚至在《斯坦布尔列车》杀青之前，我已在计划下一部了——关于惟灵论和乱伦的小说，全书仅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欺诈成性的招魂巫师和他的妹妹。妹妹因为出入于腐败的环境，终难发现自己钟爱的兄长所犯罪孽实在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个乱伦故事中的一部分肯定沉潜进入我的无意识，有待四年之后再在《英格兰造就我》中再次浮现。

    故事的场景将被安排在诺丁汉和伦敦。这两座城市，对我而论，就是现实世界。空中楼阁，我是写够了。也许因为我的决定在深于意识的层次做出，我做了一个至少部分有些鼓励作用的梦。我梦见从海涅曼收到一部新小说的样书。纸张质劣，装订不善，书题薄俗，书价只有区区九便士，真够作家丢脸的。出版商明显不把这书当回事儿。可是待我打开新作，我一眼看出笔法雄健。想到这么一部著作被人如此粗制滥造，恐怕既没人买，更无人评论，心头不免怅然。

    8月4日，我在日记里写下：“把打字稿寄往海涅曼。处境是不是已经不能再糟了？缴纳所得税剩余部分的期限是9月15日，而我实际上已负去三十英镑左右，而且本月过完，再无收入或职业的保障。”八月底，我与海涅曼和达波尔黛的合同就要过期。差不多两个星期的时间过去，海涅曼不置一词，于是又写日记“悬念真叫人受不了”。最后。回信来了。“楼梯半途，我一把将信夺过来，用颤抖的手指拆开。”奇怪，几句鼓励的话对我竟有那么大的作用。其实，我的经济情况依然如旧。《斯坦布尔列车》要是略有斩获，那也只能充抵前几部没写成、预支却照取不误的稿酬。不管怎样，希望重新萌发。就在当天，我写下一部新的小说主题，通灵巫师的故事已被逐出头脑：“一座城市的全景图，用来连接的线索是一名男子谋杀警察被判有罪。付诸绞刑是否得计？探员们出动，在全城听人议论……”

    那是预示前景不祥的一天。我买票去伦敦，与查尔斯·伊宛斯和我的美国出版商达波尔黛的代表商谈日后安排。那美国代表名叫玛丽·普列谢特，日后将成为我的最好的朋友之一。然而那天，她凶悍得可怕。而我对她所代表的公司也并无好感。纳尔逊·达波尔黛，长得身高马大，曾是老罗斯福总统的志愿铁骑之一，无怪乎对书的了解不如对马。此人一年降临伦敦一次，用电报把他的作者们按他规定的具体时间，召到海涅曼的办公室去见他。前一年，我收到过这样的电报。当时我几乎买不起车票，可是领着他的年金，不去还不行。“坐，”他说，一边以阴沉又带厌恶的目光打量着我，仿佛我是匹野性未驯的劣种马，是哪个计谋诡诈的马贩子骗他买下的。他掏出一块跟他身材匹配的大手帕，擤了几次鼻子。“来的时候感冒了，”他说。这就是他对我说的全部内容。我坐下一班车回了奇平坎普登。

    与伊宛斯和玛丽·普列谢特的面谈进行得叫人难堪：前两本书卖得糟糕透顶的记录就放在两人面前，账册旁边的办公桌上放着《斯坦布尔列车》的打字稿——已经到期的三年合同中的第三部。除非写出另一本，再不会预支给我一分钱。我绝望地等候在一旁，任由伊宛斯和玛丽·普列谢特两人在那儿争论什么，接着，会面就草草结束。伊宛斯说，海涅曼将延长一年，继续付我三百英镑，而达波尔黛除了再付两个月的预支，没有其他承诺，同时他们要好好研究一下新稿子。支付上述款项还有条件——再订一份两部作品的合同，出版方在承担所有的损失之后，再付稿酬。在回坎普登的火车上，我才意识到，明年以后，我得写出另外两部小说而一无所得。

    5

    随后的两个月中，虽有达波尔黛支付的钱，我无论如何，也不管在哪里，非得另外找份工作了。乡间的宁静生活到此为止。夜里经常失眠。我曾试图重回《泰晤士报》，结果收到拜灵吞—沃德那封寒意彻骨的回信；我还试着去星期天出版的各报，找兼职工作，一概无果。《天主教先驱》曾刊登广告，招聘助理编辑，我又买了票去伦敦。总编是个头发花白的干瘪男子，为自己挣得了一个《旁观者》至关重要的通讯撰稿人的盛名。他接待我时态度居高临下，令我感到屈辱。他要我给他一点时间定夺，我回到乡间时还曾满怀希望。两周后，他来信叫我再去见他。我以为，这当然就意味着求职成功。可是，走进他的办公室，他立即告诉我，发表过三部小说，又有《泰晤士报》的出色业绩，他认定，我在他的小庙里肯定待不长。这一回，态度更加盛气凌人，而且毫不掩饰他从这样的面试中得到何许乐趣——也许他怕我的名字跟他的名字并排出现在《旁观者》上。我自尊心太强，可是余留的勇气不足，没有要求他给我买张回程火车票。从那时起，我对天主教新闻事业和天主教人性一直抱有偏见。

    “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我在日记中如此描述自己的病态。同样的症状，在十六岁那年，迫使我跟雷蒙德一起去伦敦。这是生活缺乏希望的症状——当年是爱情受挫，如今是事业失败。“神经濒临崩溃；那种潜伏已久的癫狂，觉得头脑中有什么东西在膨胀着撕裂欲出；任何声响，不管多么轻微，不管是谁发出的，包括餐盘或餐叉叮当一声，都会像刀子一样，刺穿头脑。”如果我的小说里有一再复现的主题，可能就是因为我的生活中有这样一再复现的主题。当时的复现主题就是失败。

    造化弄人，事情发生富有讽刺意味的转折，使我坚信任何可能出现的成功，都只是一时幸运罢了。《斯坦布尔列车》被图书协会选中（在当年，这就意味着作品售出万册），达波尔黛同意重新付我一年稿酬。眼下最直接的困扰像是过去了，可是“我的上帝！真不知该笑还是该哭。查尔斯·伊宛斯十一点钟发来电报，叫我即刻去电。我在广场的电话亭里打去电话。J·B·普利斯特莱威胁说，要是《斯坦布尔列车》出版，他就要以诽谤罪起诉。”（我后来听说，他读了送往《旗帜晚报》请求评论的一个本子。）“他把萨沃利先生这个角色当做他自己了。”原来，《斯坦布尔列车》里的这位萨沃利先生是个深受读者喜爱的小说家。他在东方快车上接受采访，访员是个虐待狂女记者，拼命出小说家的丑。其实，我让这个人物带上一点伦敦腔，那是因为我头脑里有工党政客J·H·托玛斯的形象；让他抽烟斗是受鲍德温[112]的启发——不管怎么说，大众喜爱的小说家总有点政治人物的特点。我从未见过普利斯特莱先生，也没法读到《好伙伴》，正是这部作品，三年前为他暴得盛名。

    我建议这诽谤官司尽打无妨，伊宛斯置之不理，还明白扬言，海涅曼如果非失去一个作者不可，他们远更宁可失去我。这时，一万三千册已完成印刷和装订。好几页必须置换。所需费用我得分担。必须立刻改动，当场就改，不容细想。

    “查尔斯·伊宛斯在电话上说出改动的建议：删去‘现代狄更斯’一语以及所有提到狄更斯的文字。他说这会让普利斯特莱消火。我得在三点半再打电话过去听结果如何。要不是我的希望全押在这本书上了，我真会扬声大笑。

    “3:30打去电话。提到狄更斯的各处、提到烟斗和‘又短又粗的手指’的文字，必须全部删去。还反对使用‘卖出十万册，共有二百号人物’一句。我得在此插进一句补白，当场修改，就在电话亭里。书中对话：‘你信奉狄更斯、乔叟、查尔斯·吕德这帮子作家，是吗？’必须改。莎士比亚一定得提到，而不是狄更斯。那句‘狄更斯不朽’得改成‘他们这些人是不朽的’。”此情此景，仿佛普利斯特莱先生捍卫狄更斯更甚于自卫。

    妻子怀孕了。我在银行里只有二十英镑的存款。我的思想此刻又转向东方，恰似刚从牛津毕业的那阵子。我给牛津一位老同学写去一信，问问他在那儿执教的曼谷附近的朱兰卡拉那大学英文系有无适合我的空缺。他那封作了肯定回答的信迟到了，总算没让我就此中断写作生涯。我像头遭人驱赶的羊羔，又被关进棚子，原因是《斯坦布尔列车》一时大受欢迎的成功。（至于“一时”这词儿何其短暂，可以我已提到过的一个事实来衡量，即1929年我的第一部小说的首印数是2500册，我1940年的第十部小说《权力与荣耀》是3500册。）

    二十年后，我去那时叫做暹罗的异国访问朋友，他仍在英文系任教。我们在一个小房间里共吸鸦片。这个房间被他辟作吸烟专用密室，供着一尊佛像，铺了两床垫榻，摆出一个漆盘。老同学在牛津时写过诗，前途无可限量，然而许久以来，他早就搁笔不写了。与我不同，他早就甘于失败，反在碌碌无为中发现一种朦胧的幸福，看着同学好不容易获得大家所谓的成功，只觉着某种反讽的乐趣。

    对作家说来，我争辩道，成功永远是暂时的，只是滞后的失败。而且成功从不完全。作家有时自吹是暴发户，但他的功业追求不会因为有了衣食无忧的收入而得到满足，就像商人追求利润。“我的《新近从良的妓女》被疯狂热捧。演出及半我就被迫上台谢幕，更不用说演完之后。演出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第二场的反应绝不次于首夜公演。我们击中要害，大获全胜。费拉里把作品译介到意大利；热尼厄在巴黎为我准备好两个剧场；维也纳的拉姆也已代表他的剧院接受。”[113]《新近从良的妓女》今日何处可寻？读者诸君又有几位记得作者的尊姓大名？

    作家都有吹牛的借口。深知自己成败无常，他扯着嗓门大叫，力保勇气不衰。作品中的缺点，即使是贬剥的评家也可能错失，却惟有他本人看得清楚；评家往往只注意那些可以修修补补的明显缺陷，他却像个直觉敏锐的营造工，可以嗅出横梁何处已发生木料干腐而成粉末。要他把整幢房子推倒重建，如此勇气多么难得一见啊。

    鸦片的味儿比成功的味儿好闻。长夜漫漫，两个老同学聚谈舒畅，往来传递着烟枪。小火苗朝着罂粟的种子上窜，阴影移往菩萨自得其乐的胖脸。我们兴致勃勃地谈论往事，分析两人经历的不同性质的失败，既无愧也无悔。菩萨也失败过吗？挨饿的、有病的和缺胳膊少腿的可怜虫围着他的神庙四处躺着，披着黄色袈裟的光头和尚提脚绕过他们，气派十足地觅路而行。

    “再来一筒烟？还记得你在牛津写的那首破诗吗？关于你吃里昂排骨的[114]。”

    “喔，是的，那时我正坠入情网……”

    “在你当年那岁数，”他说，“这可是许多事情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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