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旺埋在龟仔山的坟地里，与父母在一起。他最大的心愿是死后埋在烈士陵园，跟他以前的战友们在一起，但他没有这个资格，他的身份不明。离火旺的坟头不远，是龙辉与海树婶，火旺与龙辉安息一茔，也算殊途同归。
往龟仔山走的时候，好多闲着没事的乡亲也加入上坟队伍，他们觉得热闹还没看够。县里的干部和记者也早早赶来了。
父母的旧坟已被岁月磨得只剩两个风化的小墓碑，坟丘被夷平了。火旺的新坟要高出许多，是松软的黄土，怕黄土被风刮走，上面压了许多石块。这些石头像压在水旺心上。来到父母和弟弟的坟墓面前，他想到很久以前，父亲站在崖上的身影，母亲倒扣木盆的漠然，弟弟像小狗一样跟自己打闹……现在，他们都睡在龟仔山上，似乎在等自己。而他，还有许多未了的心结。
水旺坐到弟弟的坟前，弟弟最后一次叫他“兄——”时，他没有应他，他只顾没命地往前游去，他欠弟弟一个回答。现在，他很想从石头缝里钻进去，或是把弟弟从里面挖出来，让弟弟再叫自己一声，然后应他一声：“阿火！”这样，兄弟的情分就续上了。可是，弟弟不作声，只有插在坟前的香烟袅袅升起，很快被风吹散。
海上有大船驶过，是前来停靠的台轮，汽笛突然拉响。水旺一个激灵，好像那次军舰撤离时的哀鸣。这时，他听到一声抽泣，转眼看到龙辉一手提着一支卡宾枪，一手拎一条炸断的大腿向他走来。龙辉哭着叫道：“你怎么现在才回来！你怎么丢下我不管？”然后用枪托使劲砸他的脑袋。
水旺听到自己的脑袋被砸得“喀喀”响，但他不觉得疼，这些年，他真的把龙辉给忘了。他感到很愧疚，他边躲闪着龙辉的枪托边问：“你这些年可好？”
“好个屁！”龙辉抽着鼻子说，“你怎么只顾自己跑了？”
“你不是？”水旺才想起那时自己是要去救龙辉的，但弟弟出现了，就顾不上龙辉了。
龙辉说他并没有立即被炸死，他听到了他们兄弟的对话，他很想揍火旺一顿，但他动不了。他是看着水旺逃走的，他想跟水旺一起走，但他的一条腿炸飞了，人被沙子埋住了，他就这样埋在沙里流光了身上的血。虽然火旺和水仙把他抬回去了，但他丢了一条腿，他们没有把那条腿也捡回去。因为是国民党兵，海树婶不敢来白龙湾给他招魂引路，虽然给他下葬了，但魂仍丢在白龙湾，而且不是全尸。这么多年来，他一个人在海边游荡、等待，冷得要死、急得要死，连那些淹死的水鬼都笑他，每次碰到就喊他“台湾鬼”。可他是东山人啊，死在自己家门口的呀！台湾不是他的地方，他也回不去的。他只想等水旺回来，给他做个功德，让他安心入土。
水旺说，你不是跟你姆在一起吗？不是拿到铝碗了吗？
龙辉叫起来：“那哪里一样？他们说我是国民党兵！连那些老鬼都欺负我。”龙辉正要说什么，忽然像受惊一样跑了，叫道，“他们又来了！”边跑边回头对水旺喊，“你要回来！你不能丢下我不管！”他只有一条腿，另一条腿在手里倒提着，他抓住足尖上的军鞋，鞋子快脱了，他跑的时候要不时用另一只拿枪的手去托断腿，很吃力的样子。他说舍不得丢了那条腿，要给自己留个完尸，怕下辈子转世变成一条腿的东西。
水旺冲着他的背影喊：“放心！我会回来的！”龙辉的惨状让他流下了眼泪。记者拍到了这个感人的镜头。
这时，那个迟迟不肯叫他“阿公”的孩子海柳突然大声喊：“阿公！”不知是叫水旺还是叫土里的火旺。清脆的童音像财叔的锣声一样敲在水旺的耳膜上，他像被扇了一个大耳光。
水旺惊醒过来，他冲孩子叫了声：“阿火！”伸过手去，这次孩子没有哭闹，而是乖乖地投到了他的怀里。水旺抱住孩子，一遍一遍地叫：“阿火，阿火。”
孩子说：“我叫海柳。我不是阿火。”
水旺紧紧抱住孩子说：“知道知道，海柳乖，阿公爱海柳。”
红粉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去意已定，两个女儿也留不住他。她不禁悲从中来，觉得自己和女儿在水旺心中从来不如他的大陆亲人。水旺自知有愧，解释道，看了大陆亲人的生活状况，心都痛了！自己离开三十几年，欠他们太多，如果不做补偿，良心将不得安宁。等他完成了心愿，再回来与她们团聚。
红粉和女儿都没有话说，红粉是仗义女子，水旺既然留不住，就应支持他。她把家里的主要积蓄交给水旺，为他回大陆做准备。水旺很感激红粉，他在台湾能有这些资产，全仗了红粉和船老大。此时他才真正体会到老排长黄豆粒说的话：回家要有钱，没钱回不了家，回家也没用！
要是没钱，他根本就回不去。要是没钱，回去能做什么呢？满仓不敢回去，就是因为贫病交加，回去只会拖累家人，自己没脸，家人恐怕也不会有好脸色。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亲情也救不了。现在，大陆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台湾回来的应该像淘金客一样，就不记得，当年他们是被抓丁去的，从床上被带走，身无分文，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凭什么说他们就应该发财回来呢？水旺被福来盯着自己手中的金戒指看的眼神刺痛了。他已经把带回去的东西，自己身上能留下的全都留下了，手上的金戒指是他与红粉的结婚纪念物，他没想要留下的。但福来热辣的眼神，支使海柳来问这是什么，让水旺心里很不舒服，这是自己的儿子，他为自己不喜欢儿子这样而难过。回台湾之前，家里人除了水仙和军来外，都强烈地流露出对他资助家里的渴望，福来的老婆花枝说她老是盗汗，人家说要吃西洋参。兵来的老婆莲子赶紧抢着说她也体虚，现在还怀不上孩子，要多吃营养。兵来说，现在就是缺钱，要是有钱，跟人家合伙造一条渔船，日子会好过一些。福来连连说是，说现在有阿爸就有希望了。福来那几天神气活现的，逢人就说：“幸亏我阿爸从台湾回来，我阿爸救了我们！”他和兵来都忘了当年他们说好的，等水旺回来要给他脸色看的话。
福来曾把柯公安的证明给水旺看，但他不敢说火旺抓国民党特务的事。他想让父亲知道，叔叔是有来历的，不像村里人说的，只是个被共产党赶出革命队伍的修桶匠，为了养家，每天起早贪黑把自己累得像只老虾米，病了都没钱医。在福来心中，叔叔是个英雄，总有一天要水落石出，让人刮目相看。他指着柯公安的名字说，这个人我见过，现在是市里的大官。他答应过的，只要找到他，就能给叔叔恢复名誉，补偿叔叔的损失。他把这张证明当救命稻草和藏宝图一样，希望有朝一日，靠它能改变家里人的命运，他和兵来或军来能像谢英雄家的孩子一样，得到一份公家的工作。他最想干的是到县政府的招待所里当厨师，想吃什么都有。他说，以前打倒的地主都翻身了，叔叔为共产党做了那么多的事，能不认账吗？
水旺不相信那样一张纸能有什么用，那个大官你根本就见不着他，当务之急是自己先把日子打点好。他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决定回来带孩子们一起打拼。现在大陆搞改革开放，非常欢迎台湾同胞回乡投资办厂。他觉得回东山办个海产品加工厂是可以赚到钱的。
此时两岸关系已越来越松动，回大陆探亲访友、投资办厂的人也越来越多，先知先觉的人都发现大陆是个赚钱的好地方。水旺不知不觉成了第一个回东山投资办厂的台商。
水旺回大陆之前，去台南去找火旺的排长吕天来，请他到东山一趟，去证明火旺是解放军，是革命队伍里的人。吕天来哈哈笑，说：“我现在是国民党的人了，国民党怎么能证明共产党？他们会相信吗？”说这话时，他鼻子一酸，一阵悲怆涌上心头。他从来以为自己是共产党，可现在共产党却成了别人，自己就像没娘的孩子，在台湾遭受屈辱。
水旺说，现在别人相信不相信已经不重要了，只要说给弟弟听就好，这件事不做，死人、活人都不安生。
吕天来说：“好，如果这样，我愿意去超度火旺。我也想去东山看望那些躺在地下的战友们。”说到这儿，他的泪水忍不住又涌出来，说，“我也快死了，却不知道自己要埋在哪里，属于哪一边，谁会收留我。”说得水旺也跟着抹泪，他想说，你去东山吧，跟阿火和战友们在一起，好歹他们都认识你。又怕这样说排长有忌讳，就改口说，你去东山，咱们俩做伴。他忽然觉得自己也找到了归宿，还算是幸福的。
吕天来在水旺的安排下，来到白龙湾火旺的坟前。这里曾经是火旺报告发现“美蒋特务”，他带领战友们来围捕的地方。那时，自己是解放军的排长，火旺是解放军战士，他们意气风发，充满革命理想，消灭了从台湾潜回的美蒋特务，害得谢长兴的小女儿从鬼哭崖上跳下去。现在，故地重游，自己却成了国民党老兵，火旺含冤长眠地下，还要自己来证明身份。吕天来有一种时空错乱之感，觉得自己不是自己，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不真实的！
水旺递过来三炷香，吕天来对着火旺的坟头郑重宣告：“火旺同志，我是你的排长吕天来。”说到这里，他开始哽咽，“我证明：你是勇敢的解放军战士，你为革命立了功，组织应该感谢你……”
话未说完，火旺的坟头突然“轰”地塌了，落下的黄土冒出一股烟尘，塌陷的地方露出一支青蒿。在场的人都既惊讶又欣慰，水旺对着那支青蒿说：“火啊，你听到了吧？你安心了吧？”那支青蒿在海风中欢快地摆动。
吕天来却嘟囔道：“可你能证明我吗？我找谁证明自己呢？”
吕天来无处可去，他回故乡找不到自己的妻儿父母，村庄也不见了。据说当年国共两党在那里打过一场大战，村子被炸平，村人四散各地，道路和房屋都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当年叫绥远的地方也被人遗忘了，如今已没人知道那个叫贵子村的地方，也没人认识他。他觉得自己好像走错了地方，或者他根本没有出生在那里，他找不到自己的家。他也不愿意一个人留在排斥外省人的台湾，现在在火旺坟前，他突然觉得这里就是自己的归宿。水旺也有这个意思，他就回台湾办理了回大陆定居的手续，定居东山，自愿到东山烈士陵园当守陵人，和自己的战友们在一起。水旺在新盖的小楼里给他留了一间房，台湾退辅会每半年给他寄来一次终身俸，他的生活和医疗都有保障。
水旺想，幸好有吕排长陪伴，要不他回大陆的生活将孤寂难耐。此时，他的“旺旺水产品加工厂”已基本稳定，福来兄弟学会了经营管理。他们穿着西装和旅游鞋跑上跑下，雄心勃勃。福来还通过七弯八拐的关系在市里的一个干休所里找到了柯公安。此时这位大官已经离休了，这天正跟几个老同志坐在干休所的小凉亭里，凉亭里堆了一堆矿泉水瓶子、空易拉罐和废纸箱、旧报纸。他离休后还原了本性，找到了儿时流浪的感觉，看到这些破烂就手痒痒地要捡回来，谁不让他捡他就跟谁吵架，他家已经成了垃圾场，谁也拿他没办法。现在他的生活就是捡破烂。
他对恢复火旺名誉的事无能为力，说自己已经离休了，无权无势，帮不上忙了。然后抱怨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不公平待遇，离休后也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听起来他觉得自己比火旺还委屈，要解决的首先是他的问题，火旺的事他提都不提。福来把带来的鱿鱼和干贝扔给他就走了，回去后他对火旺的遗像说：“阿爸，那个柯公安没鸟用，他现在是个捡垃圾的老头，比你修桶还不如！咱不要他证明了，我们自己给自己证明，你放心吧！”在福来想来，等自己赚到了大钱，混得有头有脸，就是最好的证明。以前他是想通过恢复火旺的名誉和待遇，给自己或兵来找一份工作，现在他们已经不需要公家安排工作了，叔叔的身份也有吕排长证明过，这就可以了。
水旺对这些事不理解也不感兴趣，他觉得吕排长的证明弟弟已经满意，那支青蒿现在已长出茂密的一丛，这就足够了，还要什么组织证明吗？水旺在火旺的墓旁给自己留出了位置，准备将来与弟弟躺在一起。他也给龙辉招魂安身，把他跟海树婶重新安葬一次。那天，他梦见龙辉笑嘻嘻地走过来，跷起右腿说：“我姆给我缝上的。”这些事完成了，水旺就心无挂碍了。
他不善跟大陆的官员打交道，索性把生意交给儿子，自己退居二线。他想回澎湖找红粉，但在大陆生活几年后，红粉跟他之间像隔了一道海峡，或者是他回大陆的事伤了她的心，两人客客气气的，嘴上不讲，心里却有芥蒂，话说不到一块儿了。红粉认定他是靠不住的，他终究会回大陆老家去，她对女儿说：“一个人生在哪里，也想死在哪里，这怨不得他。”而她也一样，不会跟他到大陆去。两个女儿一个在台北读书、就业，一个去了美国，红粉想去台北跟大女儿一起生活，水旺都不好意思跟了去，他在红粉和女儿的眼里已然是外人，她们给他自由，实际也是把他排斥在外。一个人留在澎湖已没有意义，就回东山。可在东山，他又觉得自己是那边的，在乡亲的眼里，他也是个台湾仔。他已不适应家乡的生活，除了生意上的事，他跟儿子没什么话好讲，每次听他们大呼小叫说又认识了哪个领导，又跟哪个当官的一起喝酒了，他就感到自己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
水仙跟他也很别扭，他搞不清楚现在跟她是什么关系，她跟他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跟他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出门，但他走到哪里，她就在一米左右跟着。除非他对她说：“我找人讲古，你不用来了。”她才转身回去。水旺住在新建的楼房里，水仙却住在老房子里，叫她过来一起住，她死活不肯。她每天像上班一样到新房子里为他煮饭、打扫卫生，悉心照料他的生活起居。他每天把需要用的钱放在饭桌上，她从桌上把钱拿走，他放多少她拿多少，他忘了放她也不讨。他们的交流，都在沉默中进行，彼此不说一句话。但他一个眼神，她就知道他要什么，她却从不跟他正眼相视，好像他只是个影子，她不相信他的存在。也许是她等得太久了，心已经死了，也许她跟弟弟生活的时间比自己还长，心里只有弟弟，自己只是弟弟的影子。其实，他跟她是什么关系已不重要，他只是想补偿这些年欠她的，既然她愿意这样，自己也不勉强。
水旺有个心愿，想带水仙到台湾去认认她的故乡，搞清楚水仙的来历，也好给谢家祖先和子孙一个交代。水仙出乎意料地同意了。她保持在他身后半米左右的距离紧跟着他走，在他认为有可能是她家乡的地方，一个个去看。澎湖这边的几个岛，然后往台南、高雄、屏东直至垦丁，水仙都咬着唇瞪大眼看着，有时点头，有点摇头，有时用水旺听不懂的语言发出嘀咕声，泪眼汪汪。水旺以为，她至少已认出一两个像她故乡的地方，等最后再进一步确认，去找她的亲人。可是，有一天晚上，水旺在睡梦中听到她的哭声，惊问怎么回事。
水仙清清楚楚说：“回去！”
“回哪里？”
“那边！”水仙指了一个方向。
“东山？”
水仙点点头。
“你不找你的家里人了吗？”
水仙不耐烦地喊：“那边！”
“那边？”突然，水旺像打开了一扇心窗，看到“那边”才是他们心中的故乡，那是一个永远在另一边的地方。对他来讲，在澎湖时，那边在大陆；回到东山后，那边在台湾。水仙也一样啊，在看似故乡的地方，她却找不到自己的心灵家园。他们注定了要这样东奔西跑！
回到东山，水旺知道，自己今后将像思念故乡一样思念澎湖，像思念水仙一样思念红粉和女儿，就是在台湾时思念大陆，回大陆时思念台湾，他的生活永远在“那边”。他不知道这辈子为什么会活成这样，也没人告诉他为什么会这样。只是他想不明白，自己受尽磨难屈辱，辛苦打拼，有情有义，到头来却落得两边不是，红粉和水仙都拒绝自己，孩子们跟自己也不亲。这是为什么？他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总之是不幸被抓丁。可福来却说：“阿爸你要是没被抓丁，我们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了！”他已经搞不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只是他心中的苦闷别人不理解。他只想等自己死了，埋到弟弟旁边，也许弟弟可以告诉他，至少弟弟可以跟他做伴。想到这个，他才感到有点高兴。
这种心情只有吕排长能明白，几个从台湾回来定居的老兵都有同感。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说自己的话，就像在台湾时当地人眼里的外省人一样。他们跟家里人很难交流了，大陆的电视他们也看不懂，说的都是一套一套的官话，有时还以为是在骂自己，心里怕怕的。最讨厌的是村干部领着一拨一拨的记者来采访，逼着你一遍又一遍地讲不愿意回首的往事，想当然认为回到大陆就是万事大吉，就是幸福快乐，他们不知道你还会想念台湾，还有忧愁。总有人追着那些可怜的女人问话和拍照，毫不礼貌地称她们为寡妇。记者们乐滋滋地谈论他们的痛苦，好像当年的抓丁，几千个家庭的不幸，两岸几十年的隔离，就为了让他们现在可以大做文章。他们关注的是话题，而不是这些已经找不到故乡的人！
有一次，水旺看到水仙被一个拿着相机的记者追得像炸翅的小鸡，气得捡了一块石头扔过去，可惜没打中。当那个记者投来惊诧的目光时，他报之以狠狠的一瞪，把那个没卵的记者吓跑了。他在背后喊：“再来就打死你！”水仙向他投来温柔的一笑，这是他回来后难得看到的表情。
水旺每天早晨起床后，喝了一泡功夫茶，就到海边去转转。翻滚的海浪，与澎湖连接在一起，寄托着他的幽思，他不知道红粉和女儿是不是回澎湖了，她们有没有想自己？有时，他会悄悄抹去两行老泪，然后无事一样回家吃水仙准备的早点。吃过后再出去找几个回村定居的老兵。只有他们这些人凑在一起，才能说自己的话，找到存在的感觉。甲生自认为也是领终身俸的人，想加入他们，但话说不到一起，就撤了。现在讲台湾的趣事，讲台湾的女人和食物，成了他们最大的快慰，就像当年在台湾讲大陆的生活一样。寄居了30多年的台湾，又成了他们怀念的地方，如同思念自己的故乡。
有时他们相约着到几个熟悉的地方走走，比如东山战役国民党军队登陆的湖尾海湾，此时政府正雄心勃勃地进行一个“百亿新城”的投资项目，一座座长得一模一样的别墅像火柴盒一样摆在海滩上。后来，这些建成或建一半的别墅突然像败退的国民党军队被废弃了，现在成了野猫、野狗和无家可归者的宿营地。但好端端的湖尾海湾却被破坏了！
还有烈士陵园，因为吕排长的缘故，也是他们常去的地方。吕排长在这里陪伴他的战友，台湾老兵来看吕排长，帮吕排长整理陵园，与这些当年跟他们对打的人友好相处。他们有时会想，这些躺在地下的烈士，不知有没有哪一个的身上有自己射出的子弹？即使有，也怪不得自己，假如倒过来，死的是自己，自己也不会怪他们的。在这样的地方，他们觉得自己与烈士们有某种默契，惺惺相惜。
但是，后来被政府请回来投资的谢长兴的大儿子谢英明，不知何故他看中的厂址却在东山烈士陵园旁边，烈士的坟墓虽然不会被挖去，但陵园一侧的树林和山坡将被削掉一半。今后谢英明投资建成的电子企业，机器和人声将吵得烈士们不得安宁。而他父亲和弟弟、妹妹，包括他家黄狗的坟墓，却是由政府划地出资修建在他家老屋居高临下的风水宝地上。
现在的烈士陵园已经凋敝冷清，除了清明节有少量中小学生前来扫墓以外，平时没几个人记得这个地方，没看到有人来给烈士们上过香烧过纸供过一碗饭，原来的“烈士陵园管理处”也成了门窗紧闭的地方，不知什么人在负责管理。“东山战斗纪念碑”已经褪色斑驳，陵园里更是杂草丛生，走到这里一副萧瑟阴冷的感觉，没有人愿意走近这个地方，只有吕排长与水旺他们几位台湾老兵不时来清理和维护。吕排长阻止不了谢英明投资办厂，最后只能安慰自己，也好，有工厂做伴热闹点，让死鬼们也长点见识。他说有时会看到战友们在开小组会，喊的还是“打倒蒋匪帮！”“解放台湾！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他们都不知道，国民党的工厂已经开到他们的陵墓前了。现在为他们守灵的是他这个享受国民党终身俸的老兵。
水旺最开心的时候是给孙子们分零食。只有孙辈们给他带来快乐和希望，毕竟谢家的血脉还在这里延续。长得像阿火的海柳最招他喜爱。那些孩子们每天放学后都跑到他这里，每人领到一份他给他们准备的零食，笑嘻嘻地当着他的面吃，听他讲祖先和金海柳的故事，讲金门的故事，讲在台湾开店的故事。金海柳是他不变的信念，希望谢家的后代能血脉相连，源远流长。
水旺在天气晴好的日子，会走到火旺的坟前，带点茶或者酒过去，自己喝一口，对着火旺的墓碑倒一口，边喝边聊。说的是小时候他们一起玩的事情，絮絮叨叨，有时就趴在墓碑上睡一会儿，他会看到火旺、龙辉、海树婶和谢长兴未过门的女婿、女儿，有时也有谢长兴、保长财叔和一些他不认识的人，大家都相安无事，就像从前那样。水旺不由得盼望自己也加入他们中间，他知道这一天很快会到来。
注：本长篇为福建省文联首批题材库重点扶持作品、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原名《金海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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