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歹王善贵没有因此不让水仙下海，也没有刁难火旺。火旺与水仙就这样成为村里人公认的夫妻，他渐渐放下心理包袱，对水仙的喜爱便愈发热烈和公开，两个侄儿本来就喊他“爸”，现在他当得更理所当然了。最开心的是海树婶，她好像成全了自己的儿女，每天在家里喊大喊小的，俨然一家之主的模样。有时看到火旺和水仙的恩爱，她会怪叫一声：“夭寿！”虽然年纪很大了，仍会感到一种难言的羞涩，想到龙辉和水旺，不免伤心，但只是摇头，抹抹泪自言自语：是他们没有福气。
他们有时也会想，假如水旺回来呢？这是他们吃完晚饭，坐在灯下等待孩子做完作业，各自回房睡觉时的闲聊。海树婶和水仙手里还要做点织网或“劈蚵”的活，就是把海蛎从壳里挑出来，这也是挣工分的活。而水仙总是能在白天出工的时候，捡到几只石蟹或泥螺或海蜇皮，拌点酱油辣椒葱花给火旺当下酒菜。火旺就边喝小酒边与海树婶和水仙闲聊，这是一家人的幸福时光。这时候他们就会想，水旺回来了怎么办？在海树婶看来很简单：他要么要回水仙，火旺再讨一个；要么他另讨一个，火旺继续跟水仙过。而火旺觉得，如果哥哥能回来，自己没老婆也不要紧，好歹水仙仍在家里。水仙却觉得水旺回来，家里多一个人更好，孩子有两个爸爸。现在孩子长大了，知道了自己的亲爸爸被国民党抓走了，火旺是亲叔叔，他们仍喊火旺“爸爸”，但感觉仍跟自己的爸爸一样。似乎水旺的存在不是个问题。
水仙很快变得红润起来，一年以后，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军来”。火旺还是念念不忘部队的生活，希望有一天组织能想到自己，给自己恢复名誉。
跟水仙做夫妻后，他郑重其事对她说：“仙你知道吗？我是革命的人，不是修桶的。”
水仙只对他抿嘴笑，她觉得他明明是修桶的，怎么会说不是？革命的人不能修桶吗？
火旺又说：“我真的是革命的人！你要相信。”
水仙还是笑，说：“你是火旺。”
“火旺是革命的人！”
拗不过，水仙说：“火旺是革命的人！”
火旺就高兴地抱住她亲。
后来，水仙发现，当她说“革命”的时候，火旺并不强壮的身体就会爆发出超大的力量和热情。所以当她处在癫狂状态时，会情不自禁地喊：“革命！革命！革命！……”火旺就激情澎湃、热泪盈眶，报之以最勇猛的动作，好像他仍在部队里战斗。两人从肉体到精神都感到极大的满足。
这事不知被谁知道了，如果看到水仙满脸红光，就有人开她玩笑：“昨晚又革命了？”
但人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把夫妻之间的事说成是干革命。水仙也说不清楚，只说：“嗯，要革命！”大家就笑，说：“当然要革命啦！”
到了“文革”时期，火旺再次被当作漏网的敌伪分子揪出来批斗时，这个笑话就多了一条罪状：阶级敌人把耍流氓说成是“革命”，这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侮辱！同伙水仙也因此被拉去陪斗，以往她都是村里的革命力量，她刻苦耐劳的精神和类似孤儿的身世，被认为是最穷苦人民的代表，穷苦就是革命。但没想到穷苦人也爱搞破鞋，真是丢无产阶级的脸！她脖子上被吊了一双破胶鞋，站在头戴着一个破鱼篓的火旺旁边，火旺胸前挂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国民党的孝子贤孙”。“孝”和“贤”都写错了，“孝”写成了“老”，“贤”写成了既不是“贤”也不是“坚”的字，反正也没人在意。水仙仍高高兴兴的，她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要跟火旺在一起她就放心了。晚上回到家，卸下鱼篓、木牌和破鞋，他们仍然继续“革命”。
因为牵连到了水仙，火旺更急于要洗刷自己的身份。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寻找当年派他隐蔽的公安处柯副处长。当时的公安处后来改为县公安局，这位柯姓副处长任局长。没多久他就调到市里，又调到省里，然后就没消息了。火旺的身份只有他才能证明，找不到他，火旺就没办法恢复名誉。奇怪的是，短短几年，现在连县公安局治安科也没人知道他了，在人们的眼里，他可能是个爱管闲事的修桶匠，没人把他记在心上的。他提供线索抓到了那么多的土匪、派遣和潜伏的特务，可能已记在别人的功劳簿上，都升迁提拔走了。
火旺想，幸好没人说起，要不，现在那些被镇压的土匪、特务的家属来找自己报复，可就没人保护自己了。想到这些，他就像被抛到荒原的孩子，感到孤单和悲伤。他是那么热爱组织，愿意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组织，可组织却把自己忘了！自己被冤枉成阶级敌人都没人管！自己受伤、身体不好，生活和医疗没保障也没人管！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是那么红热，曾经为此做出贡献的火旺却被排除在革命之外！政府是那么强大，党无所不在，但能代表党和政府给自己恢复名誉和工作关系的组织却像潜伏了一样找不到了！现在这个他为之奋斗的党和政府高高在上，让他看得见，够不着。火旺觉得自己分为公开的和隐蔽的两个人，党和政府也分为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两个。这个时候，他就更怀念在部队的时光，部队就像自己的家，战友们一起打仗、一起唱歌、一起吃饭、一起睡觉，有点头痛脑热，班长、排长、战友们都会来嘘寒问暖，面条还端到床前。事情做得好，有人表扬，做不好有人批评，让他这个从小没有父母的人，感到了家的温暖。现在他虽然也有个温暖的家，但他革命战士的身份不能得到伸张，就像留在他身上的弹片一样，成了他的内伤和隐痛。
终于，有一天，王善贵到市里去庆祝“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成立，回来对火旺说：“呵呵，风水轮流转哈！那年把你遣送回村的柯公安，现在在市里扫大街呢！”
火旺急忙问在哪里，王善贵说在地区公署的大院里，人家开过庆祝大会，纸屑垃圾丢了一地，他和几个走资派在忙着打扫。王善贵说：“要不是他耳朵缺了一角，我都认不出来了，老得惨！头发都白了。”
火旺问：“他认得你吗？”
“他都低着头不看人！我想去跟他打个招呼，但他被人家喊去干活了。”王善贵摇摇头，“可怜啊，原来那么大的官，现在被几个小鬼喊得团团转，比你还不如，你也该知足了。”
火旺嘴里说，是，是，心里却想好要去找他。现在倒不是急着让他证明自己的身份，而是想去看看这个唯一联系着自己和组织的人。似乎柯公安落难了，自己革命者的身份就更没着落了。
他以前修桶修到云霄的时候，遇到一个贫病交加的老人，老人总是坐在自己家门口一只四脚开叉的竹凳上，默默地看着过往的行人，两只眼睛像枯井。可以说，不是他在看人，而是每个过往的行人掉进了他的枯井里。火旺被他的眼神慑住了，他迟疑着停下脚步，站在老人身旁。老人身上的腐臭味阵阵袭来。
老人空洞沙哑的声音问：“什么人？”
“修桶的。”他觉得老人的声音像是从桶里发出来的。
“我不修桶。”
火旺问：“你在看什么？”
老人说：“我看不见。”
老人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头发和牙齿都掉光了，眼睛也差不多瞎了，全身的骨头是酥的，一碰就折。皮肤透明得像白纸，好像他身上流的不是血，而是水。其实，他跟火旺同龄，看上去却像个老人。他告诉火旺，他以前在国家的核试验基地当兵，受到核辐射，身体毁了，被复员回家的。刚开始村里还照顾他，会分点粮食给他，后来大家都没吃的，就没人管他了。他没钱也没有身体娶老婆，父母去世后就没人照顾他了。他每天坐在这里，等好心人给他送吃的，如果下雨天，没人送吃的，他就只能喝生水。有病没钱医，是在等死。
火旺问：公家不管吗？他说的公家，就是组织。老人说不知道公家是谁。他一直想找政府，找了很多人，都说这不归他们管。民政局给他五保户的救济金后，也不管了，他不知道谁能代表政府。跟他有联系的是部队，但部队的人把他送回来后就回去了。村干部说：“去找把你弄成这样的单位。”可别说他回不去核基地，就算能回去，也不一定能进得去。这话让火旺想到了自己，柯公安不见了，组织就找不着了，他后来连县公安局的大门都进不了！你想想县公安局都进不去，国家核试验基地能让一个贫病交加的人进去吗？现在的人说的、做的都没有错，好像把你弄成这样的是个单位，你得去找它。可你知道它的存在，却找不到它。或者找得到它，它不认识你。单位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看不见的组织。火旺感同身受。老人说，现在只有老鼠惦记自己，他还没死，老鼠就想吃他，因为他对老鼠还有点用。他伸出自己的脚，脚趾骨像竹节一样裸露着，皮肉被老鼠吃掉了，血都不流，看起来白森森的。
火旺问：“痛吗？”
老人惨淡地一笑，说：“不知道痛。”
火旺忽然觉得自己很痛，但痛在哪里却不知道，他很想为老人做点什么，实际上，他做不了什么，他也不知道政府在哪里，他又想起了柯公安。
火旺过了几天又专程去看这位同龄人，给他带了食物和老鼠药。但老人不在了，门上挂了一把生锈的“永固牌”铁锁。问周围的人，他们说，不知政府把他埋在哪里。火旺奇怪，政府怎么又出现了？但有人替他收尸总是好的。
现在，火旺迫切希望去看看柯公安。都是落难人，说没了就没了，不是自己没了，就是柯公安没了。水仙特地准备了一包虾皮让他带去，这是她不知用什么法子变出来的，每次她一下水，哪怕带着孩子去游泳，海里的小鱼小虾都会围着她转。要是到了夜晚，那些闪着磷光的小虾米追着她时，海面就如焰火闪烁一般美丽。有时她把一根碗口粗的竹筒插到水里，再用另一根小竹竿一下一下敲打大竹筒，发出“嘭、嘭”声，竹筒周围的水波就像皱纹纸一样震颤。一会儿，成群的黄花鱼就会翻着肚皮从水底下浮出水面，她只需拿着网勺捞起来就行。据说是声波的振动干扰了黄花鱼额头里的鱼脑石，破坏了黄花鱼的平衡和传感功能，鱼就晕了，浮出水面。有人学着她的样子，却怎么也敲不出鱼来，正当他们沮丧地收起来竹竿准备离去时，水仙看到了，发出爆笑，鱼儿立即如泉水一样冒出来。莫非她的笑声也能让鱼儿头晕？村里人都深信她是个水精。
火旺带着虾皮和福来、兵来兄弟俩一起出门。他想让孩子看看城市，也让他们见证自己的身份。虾皮的味道使他想起自己出丁时哥哥给的巴浪鱼干，战友们都要吸吸鼻子问：“什么味？”现在那些吃过巴浪鱼干的战友，有的不在人世了，有的没有音讯了，自己还活着，带着虾皮要去找一个代表组织的人。他摇摇头，恍若隔世的感觉。水仙以为他对虾皮不满意，问：“不好？”他说：“好！你等我的好消息！”两个孩子却觉得带虾皮进城挺土的，他们都不愿意拿虾皮，火旺只好自己拿。但两个孩子对进城很兴奋。
三个人起了大早，坐了3个多小时的汽车来到市里。福来和兵来吐了一路，他们长到十七八岁还没到过城市，也很少坐汽车，晕车。火旺也吐，他想忍住，没成功。从东山到市里的路好像没有尽头，两个孩子不停地问：“快到了吗？快到了吗？”直到肚子吐空，人昏昏沉沉睡去，车子才到。
他们先在汽车站附近的饮食店里，边赶着不要脸的苍蝇，边满头大汗地吃馄饨，一人一碗。胃肠舒服了好多，火旺又给两个年轻人一人买一个肉包，然后一路问着找到地区公署大院，苍蝇跟到饮食店门口就折回店里去了。
此时已是下午2点多。大院的大门两边刷着红底黄字“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标语，但没人站岗，好像是这些标语在把门。这里人来人往，也不知是上班下班，但总是会有一群人突然呼啸着跑过去，有的举着红旗，有的拿着扩音器；又突然一群人押着某个人，像抓小鸡一样反剪着两只胳膊，头被按到胯下，人像一辆独轮车一样被推着走。他们看得目瞪口呆。火旺被批斗游街，也没这样被折成一只独轮车。他说城市就是不一样，比县城厉害多了！整个大院乱哄哄的。他们小心翼翼进了大院，没人管他们也没人注意他们，他们便放心地按照王善贵说的，在大院里的几条林荫道上转，扫大街肯定在路边。
转了一圈没找到，转第二圈时，火旺留个心眼，往垃圾箱和墙旮旯瞧，果然让他在一棵玉兰树下发现了柯公安。柯公安蜷缩成一团，正背靠着玉兰树打盹呢！旁边的杂草和废木箱挡住了人们的视线，是那把扫大街的长柄竹扫引起了火旺的注意。
火旺小心叫了声：“柯处长。”
柯公安吓得整个人跳起来，又立即弯着腰低下头，连连说：“我该死！我该死！”天气已经寒冷，他还穿着薄薄的单衣，是中山装，已经被各种不同的补丁和污垢改变了底色。裤子更是除了补丁和缝线，已看不到原来的东西了。裤裆的纽扣掉了，随着他点头哈腰，也一张一合地开着，看到里面的肉，他没穿内裤。裤子若再往下掉一点，可能就有器官露出来了。
两个孩子偷偷笑起来。火旺把他们拉到身后，对柯公安说：“柯处长，我是谢火旺，你还记得我吗？”
柯公安这才抬头看火旺，想了一会儿，一脸茫然。
“东山的。”火旺晃晃手里的虾皮，“91师280团转来的，我是当地人，你派我回村收集情报……”
哦，想起来了！好像干渴的土地洇过了记忆的泉水，柯公安表情渐渐活泛过来，脸上的冷漠和麻木也像干土块一样掉下来，他仍迷茫地问：“你还活着？”
火旺高兴地晃晃身子说：“你看，活跳跳！”他一只手伸到后背，大拇指顶着一个地方，转过身让柯公安看，说，“但这里有一块弹片。”这是他革命的证明。
柯公安的眼神像雾一样缥缈，嘴里说：“活着不容易啊！”这位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剿匪、东山战役的老战士，半只耳朵被弹片削掉、身上还留着大小13块弹片的人，枪林弹雨都没有让他害怕过，现在突然感叹活着不容易了。他蹲下去拿起扫把，生怕有人说他偷懒。
火旺想问他过得怎样，又想跟老领导说说自己这些年来的委屈，但千头万绪，无从说起。他看柯公安想走的样子，急了，拉着他的袖子不放。柯公安从缥缈中被拉回现实，问：“你怎么会找到我的？”他回头张望，面带惧色。
火旺赶紧说，想请老领导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些年自己跟组织失去了联系，没人知道他是组织派回村的，还戴着在部队有污点的黑锅。“只有你能证明这是假的，我是为组织工作，你要替我讨个清白！”
柯公安苦笑一下：“对不起啊，这是我的工作没做好，让你受苦了！”他找到当领导的感觉，拍拍火旺的肩膀说，“但是，我现在都成走资派和反革命了，我的证明有什么用啊？弄不好会加重你的罪状。”
火旺说不要紧，他要这个证明不是为了去跟政府讨公道，而是要清白，要让亲友们知道，自己是为革命作过贡献的。他看看两个孩子，说：“将来孩子们也好做人。”
柯公安也看看孩子问：“你的孩子这么大了？”
“是我哥哥的，但跟我的一样。”
“你哥哥还在台湾？”
“不知道，没消息。”
“嗨！”
说这些话时，他们好像回到了从前，自然和亲切许多。两个孩子已对叔叔刮目相看。
柯公安说：“我给你立个字据，要不然哪天我一蹬腿，你就死无证据了。”
火旺早已准备好了纸和笔，他让福来拿出来。柯公安在一张中学生作文本上用“热水瓶钢笔”写下了：
兹证明：谢火旺同志为1950年我党派入地方做隐蔽战线工作的同志，代号5010。
证明人：柯茂林
1968年11月5日
他把证明交给火旺：“呵，我还记得你的代号。你收好，我不知道能不能活到公开给你证明的那一天。”
火旺接过证明，突然泪流满面，吭吭哧哧说：“有这个，我死也瞑目了！”
柯公安却说：“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一定替你平反。”
火旺拉着两个孩子对柯公安跪下：“我们就等着这一天！”
柯公安赶紧把他们拉起来，他怕有人看见，说：“你们赶快走吧，让造反派看到，我们都要倒霉了。”他拿了扫把要走，火旺才想到虾皮，连忙把虾皮塞到他手里。他拿了虾皮和扫把匆匆走了。
火旺和两个孩子站在原地，一阵风过，他闻到了一股玉兰花香，白牙样的玉兰花瓣从空中飘洒而下，落在他们身上，又掉到地上。火旺情不自禁地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两个孩子面面相觑。
回去的路上，两个孩子因为见证了叔叔的秘密，心情激动，突然之间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一路都不晕车。火旺也让他们记住今天所见，也许自己到死都没有澄清身份的时候，他希望将来有机会，孩子继续替自己洗刷。
但孩子气愤不过，福来问：“阿爸，你为什么不去跟政府讨公道？你是地下党啊！你抓了那么多的土匪特务，连一分钱工资都没有，受伤了也没人管，人家还要骂你斗你！”
兵来也说：“就是！阿憨他爸还整天要管你！你都比他大了。”
福来越想越气，他从小的理想是当解放军，但因为生父被国民党抓走，叔叔兼养父从解放军部队里被开除回家，他自己政审过不了关，只好进合作社的鱼露厂当工人，每天跟臭鱼烂虾打交道，一靠近女孩子人家就吸吸鼻子跑开，让他感到很憋气。要知道叔叔是潜伏的地下党，立了那么多功，自己现在也可以穿上绿军装了。
火旺赶紧叫他们不要声张，这件事现在不能说出去。首先柯公安的证明现在不能拿出来，拿出来也没用。第二，他怕那些因他而落网的敌匪特和他们的家属会找自己算账，那时，由他提供线索抓到的土匪和特务可真不少，有的被当场击毙，有的被抓后枪毙，有的还关在牢里，包括谢长兴一家。现在组织都不管了，没人来保护的。自己死了不要紧，老婆孩子不能受连累。第三，自己替共产党抓了那么多的蒋匪特务，却落得这种下场，传出去，“会让台湾那边笑的！”这不仅丢自己的脸，也丢共产党的脸！他不能丢党的脸！为了这个，他们都得忍着。
“人家都不管你了，你还在替人家争面子！”福来觉得叔叔就是太傻才会吃这样的亏。
火旺说：“他们不管我是他们的错，我不争这个面子是我的错。”
“那你要忍到什么时候？”福来真的很替叔叔焦急，他的身体都这么差了，每天没完没了地咳嗽，他们睡在海树婶家，都可以听到他的咳嗽声。他担心哪天叔叔就不咳了。
火旺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但现在有柯公安的证明，他心里已很踏实。
兵来问：“为什么他的证明现在不能拿出来？难道他说的不是真的？”
火旺急了：“当然是真的了！”他很怕柯公安的证明被否定。但为什么他证明的事实现在不能拿出来，他自己也感到奇怪，难道一个人身份不同，事实就不一样了吗？无论如何，现在不能公开这件事。
他告诉孩子，鬼哭崖的那一仗就是自己发现的线索，谢英俊也是自己跟踪抓到的！但是，想到生龙活虎、英俊潇洒的谢英俊都死了，自己受点委屈也没什么好说的。想到谢长兴的女儿像鸟一样从鬼哭崖上飞下，想到仁慈宽厚的谢长兴亲手枪杀了老婆、黄狗和自己，他就感到寝食难安。可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来看，他是没有错的呀！他们确实是潜伏回来的敌人，自己有责任向组织报告。他现在明白了，“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自己人打自己人！”他又想起自己对哥哥开枪，真是鬼迷心窍啊！
“你们想，要是我兄也潜伏回来，我要不要报告？”
两个孩子也陷入迷茫，兵来说：“你肯定会的！”
福来说：“要是你把我阿爸抓起来枪毙，政府也不会说你好！你就会哭一辈子，让人笑你一辈子！还没人管你，我们也不管你了！”福来说得像真的一样。
火旺低下头，他有点后怕，幸好这事没发生，要是哥哥真的潜伏回来，他可能真的会报告组织。他突然觉得，这个看不见的组织太厉害了！会像勾魂了一样，把人弄得六亲不认。连火旺视若救星的柯处长也变得跟孙子一样。
“台湾那边会笑他吗？”兵来问。他们觉得柯公安的下场跟叔叔差不多。
“笑就笑吧。”火旺觉得应该让人家笑。
福来却想到，如果自己的亲生父亲还在台湾活着，那他会笑吗？自从他和兵来懂事以后，对村里的事，对家里的事多少明白了。那时海树奶奶还活着，她经常把他们兄弟一手一个搂着，在昏黄的灯光下，边摇边讲各种故事，有时讲古老的海岛神话，有时讲村里的传说，有时唧唧哼哼唱着民谣小调，更多的是讲家里的事。讲龙辉叔叔和那只铝碗，海树奶奶讲到这里都要掉眼泪，他们小的时候也跟着哭。有时还没讲到这里，刚讲到海树奶奶掉头往镇上跑，兵来就开始哭了。海树奶奶说，你们阿爸和叔叔是亲兄弟，好得像一个人，你们阿妈就是叔叔捡来给你们阿爸当老婆的，才有你们两兄弟。以后你们兄弟也要像你阿爸和叔叔一样不分彼此。叔叔跟你们阿妈做夫妻，是奶奶做的主，女人没男人不行，等你们长大就明白了。海树奶奶大概担心，万一亲爸爸回来了，妈妈怎么办？海树奶奶要表明的是，叔叔和妈妈做夫妻不是他们的错，是奶奶的主张。其实，两个孩子觉得叔叔和妈妈做夫妻是再好不过了，还生了个妹妹跟他们玩。别人家没有再嫁的女人都很苦。
海树奶奶很生气外面的人把他们村叫“寡妇村”。她说：“我才是寡妇，她们不是，她们的男人是被抓走的，不是自己死的。叫我们寡妇村，是在下毒咒！没良心！”福来也发现，那些人好像很高兴这些女人变成寡妇，这样他们就有话骂国民党，但他们并不真心帮助这些女人，这些年来，女人都是靠自己辛辛苦苦撑过来的。
奶奶交代：要是哪天你们的亲爸爸回来了，你们要把奶奶的话跟他说。要怪就让他怪奶奶。
海树奶奶是在“文革”开始的前一年去世的，她跟龙辉埋在一起，临终前拉着福来和兵来的手，笑眯眯地说：“阿嬷去找龙辉叔了。”好像很高兴的样子。她把她家的房子留给福来和兵来兄弟，现在，他们兄弟俩就住在海树奶奶的房子里。
福来问火旺：“阿爸，你说，台湾那边的人还记得我们吗？”他不想明说自己的亲生父亲。
火旺明白他的意思，肯定地说：“只要他们活着，一定记得我们！”
“那他们为什么不回来？”福来差点说，回来我也不要他们了！
这些年，台湾那边经常用气球空投或海上漂浮一些宣传品过来，有画册、照片、国民党旗，还有罐头、糖果、压缩饼干、奶粉和塑料玩具等等，都是大陆人没见过、没吃过的，他们看到台湾人能用上、吃上这么好的东西，心情很复杂，觉得如果自己的亲人还活着，可能在台湾花天酒地、过糜烂生活。这是资产阶级反动派过的日子。因为这是大陆最困难的时期，饭都吃不饱，什么饼干糖果奶粉罐头简直是奢侈。大家心里也明白，台湾那边过得比我们好，所以，亲人们都不回来了。还有人偷听敌台，知道有不少大陆过去的国民党士兵兄弟还活着，可能就有自己的亲人。
福来想，自己的父亲可能就在台湾，可他不回来！他想好了，如果哪天父亲真的回来了，他要当着他的面大声叫叔叔：“阿爸！”还要把妈妈推到叔叔那边。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兵来，得到弟弟的热烈响应，对哥哥的崇拜简直无以复加。他们因此盼望生父早日回来，为的就是叫他难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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