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应该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题画诗也会不断发展，即使是发展的形式有所变化，但是它不会消亡。
首先，从题画文学产生算起，中国题画文学艺术已有两千余年历史。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它已形成较为固定的形式规范，并为画家、诗人所接受。它好似一株参天大树，根深叶茂。历史上无数次洪水没有把它冲倒；频仍的战火也没有把它烧焦；即使几朝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不但没有把它废止，相反地却为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人所认同和使用。这无疑说明它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其次，从审美的角度看，中国的题画诗与绘画、书法形成了融于一体的审美形式，既提升了画境，又丰富了诗、书、画的审美情趣。这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徐复观曾指出：“画出了一幅画，更用一首诗将此心灵、意境，咏叹了出来；再加上与绘画相通的书法，把它写在画面空白的地方，使三者相互映发，这岂非由诗画在形式上的融合，而得到艺术上更大的丰富与圆成吗？”[106]
复次，诗歌与绘画是一对孪生姊妹，她们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难分割开来，并且“自古词人是画师”（张舜民《题赵大年奉议小景》），在我国诗歌史上有许多著名诗人也是画家。同样，在绘画史上有很多著名画家也是诗人。诗与画的联系，通过诗人与画家的兼擅诗画，而使二者的关系更为紧密。这是历史形成的，不会为某些人的爱恶而轻易改变。诗歌与绘画互为依存的客观事实，决定了题画诗的生命将无限延续下去。
第四，从国家层面看，各级政府和群众团体都积极倡导、支持书画艺术的发展。2008年9月，教育部颁布了书法等级考试；2011年，教育部又决定在中小学开设书法课。这对于青少年学习书法和社会上书法爱好者提高书法艺术水平，无疑具有巨大的推动、鼓励作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艺术院校的美术专业，每年培养的艺术人才也在源源不断地充实到各类书坛和画苑，使书画艺术后继有人。此外，随着文化艺术的发展，民间的书画院也在不断涌现，参与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多。这样，上有政府的倡导和支持，下有民间广大群众的热爱与研习，我国传统的书画艺术，一定会不断发展、繁荣。因此，当有人对李可染说，中国的传统绘画走到穷途末路了时，他只回答了四个字：“东方既白。”[107]
第五，诗歌与绘画相互配合的天然优势，已为人们所接受，所以诗人、画家都不会放弃。西晋的陆机说：“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诗与画配合不仅可以发挥“宣物”和“存形”两方面的作用，而且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还派生出许多新的优点：一是使抒情性与形象性相结合。司空图在评诗时曾说：“夫境象非一，虚实难明。有可睹而不可取，景也；可闻而不可见，风也；虽系乎无形，而妙用无体，心也；义贯众象，而无定质，色也。凡此等，可以偶（遇）虚，亦可以偶（遇）实。”（《诗议》）这就是说，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形象是“无定质”的，它“可以偶虚”，也“可以偶实”。这种“可睹而不可取”、“可闻而不可见”的局限性，要靠“妙用无体”的“心”去驰骋想象加以克服。而绘画是造型艺术，它是具体可感的。因此这两种不同艺术的结合便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艺术效果。二是能使时间感与空间感相一致。诗歌所表现的内容不受时间的限制，它可以表现眼前发生的稍纵即逝的事物，也可以反映上下几千年的历史。而绘画则不然，它所表现的时间和空间都有一定的限制。正因为如此，莱辛认为，一篇“诗歌的画”，不能转化为一幅“物质的画”，“因为语言文字能描叙出一串活动在时间里的发展，而颜色线条只能描绘出一片景象在空间里的铺展”[108]。但是，欣赏画的人同样可以根据仅有的画面而展开想象的翅膀，飞向无限高远的天空，比如当代画家李可染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词句“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而画的国画，并非画了一万座山来表现词意，而是用浓淡相间的朱笔画了屈指可数的几座山峰，但是从那层峦叠嶂的画面中，谁不能想象出其蜿蜒无尽的山势呢？可见“咫尺之图”是可以“写千里之景”的。这样一来，有了可以表现无限时间的诗，又配合上富于想象意味的画，就可以使人对二者的时间感与空间感基本上一致起来。三是可以突出主题，加快阅读速度。绘画作为造型艺术，有着鲜明的形象性，看过之后，能给人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但绘画的主题，特别是山水、花鸟画的主题，却不容易让人看得分晓。有时即使大致可以了解画意，但也不容易理解得很充分。如果配有一首带有解说性或深化性的诗，那么就会起到突出或强化主题的作用。另一方面，诗虽然易懂，但读过之后给人的印象并不深刻。哪怕是一首感人的诗，留下的印象也不如看过一幅画深刻。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图画或照片，一般都比占有同样面积的印刷文字，具有更多的信息，并且人们往往一下子就能掌握这种图形的全部信息，因而文字与图画的密切配合，就能使人以最高速度接受信息。有人预料，现在的书籍和刊物将被新型的出版物所代替。在新型出版物中，文字和图画构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我们的后代将以很快的速度去阅读这类出版物，迅速而大量地掌握信息。如果我们用快速阅读法来阅读这类出版物，那么接受信息的速度便可提高十倍，甚至提高一百倍[109]。而诗歌与图画配合，除了诗歌本身押韵，便于记忆外，又加上图画具有更多的信息，所以读起来，不仅使人易于接受，而且可以大大提高阅读速度。四是诗画配合具有通俗性和群众性。实践证明，这种形式最为文化水平不高的工农群众和少年儿童所喜欢。诗与画配合，使画之鲜明、诗之轻捷合成一股新的力量，轻而易举地打开了通向人民群众的大门。在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大多数人拿到报纸或书刊之后，往往先看画儿，如果画儿的旁边还配有诗，他们便一面看画儿，一边琢磨诗，这样就促使诗歌这种语言艺术中的“高级品”尽快地接近群众。所以诗画配合受到群众的欢迎是不奇怪的。由于诗与画的配合有以上诸多好处，所以这种珠联璧合的题画诗将不会中断。
第六，从当前旧体诗词的创作看，正方兴未艾，这也有利于题画诗的传承与发展。据报载，近年来，旧体诗词的创作如火如荼，创作队伍之浩大亘古少见。据统计，中国现有旧体诗词刊物近600种，诗词组织约2000余家。仅中华诗词学会，其会员就多达1万余人。这个数字恐怕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文化团体和学术组织的人数。据说有一次诗词评赛活动，投稿作品竟多达11万首。中华诗词学会创办的《中华诗词》杂志，发行量达到了25000余份，超过了《诗刊》近一倍。对于这种现象，尽管评论界存在不同的声音，但无论持何种意见，都不能不承认旧体诗词繁荣的现实。众所周知，题画诗是以旧体诗为主，而旧体诗创作的勃兴，无疑将促进题画诗创作的发展。
第七，从书法的角度看，只要有汉字存在，中国的书法就不会消亡，而书法又是题画诗的载体，所以中国的题画诗也会永远存在下去。王蒙说：“唐诗宋词是汉字的范本：整齐、音乐性、形象性、全面的符号性、合理性、同音字的联想与发挥、对称或对偶性与其辩证内涵、字本位的演进性质，都令人神往乃至痴迷。”[110]而题画诗融诗、书、画三种元素于一体，自然也是“汉字的范本”。中国画，尤其是文人画，主要有两大基石：一是书法，一是诗文。如果说以毛笔书写的汉字是绘画的筋骨的话，那么诗文底蕴则是绘画的气韵。当然，书法中也寓有气韵，因为“字，里面蕴涵着书写者的精神灵气，俊秀才华，气质风度”[111]。同样，诗文中也包含风骨。无数事实证明，古往今来，所有绘画艺术大师，无一不是诗、书、画三绝。并且从直接影响看，一手炉火纯青的书法对于绘画的效果更为明显。但是，当下汉字的书写也遇到了危机，特别是有些青年人已渐渐不会写字了。当“写字”越来越被“打字”替代，汉字书写便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与文化危机。令人欣慰的是，一股“回归手写”的暖流也正在年轻人中涌动着。豆瓣网上名为“温暖的手写体”的兴趣小组，一群对“用手写字”满怀温情的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唤起了很多人对曾经习以为常的“写”字的集体怀念。“汉字书写，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过去如此，今天如此，未来也会继续传递下去。”[112]因此，只要汉字不消亡，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诗词不消亡，题画诗也必将传承下去。
第八，题画诗一向被称为“诗人之骄子，画家之宠儿”，既受到诗人的重视，又得到画家的青睐，所以它是不会轻易退出艺术舞台的。尽管当代许多诗人、画家不善写旧体诗，但题画诗仍会在变化中得到发展。既然变化是永恒的，那么题画诗也将为适应新时代的需求而求变生新。这种变化早在清代末期已见端倪：其一，题画诗的表现领域开始扩大，由于绘画已从传统的山水、花鸟等闲适题材扩展到社会重大事件，为之所题之诗也更富于社会性；其二，所题的绘画，除了传统的写意画外，还有西方油画、中国年画、漫画等；其三，题画诗所使用语言趋向通俗化，句子逐渐散化。展望未来，书写题画诗的工具也将随着所咏绘画形式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为传统的中国画题诗可用毛笔，而为通俗画、漫画等题诗也可用钢笔、圆珠笔，倘是为电子版的绘画题诗也可用电子版的不同笔体。有的题画诗可题于画上，有的也可题于背面或另纸，形式将会是多样的。比如古代的题画诗，一般都是一首诗为一幅画而题，或一幅画题有多首题画诗，如为张忆娘的画《簪花》题过诗的，就“几及百人”[113]。这样，诗画之间在反映时间上出现的矛盾就不好解决。而今天的诗画配合，为了克服一幅画难于表现时间的连续性的缺点，便用几幅画与一首诗配合。如《人民日报》1980年5月30日第八版上诗人柯岩的题画诗《题童话邮票〈咕咚〉》，就是与四幅名为《咕咚》的童话邮票同时刊出的。这是诗画配合中一种新形式，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提倡。因为它既不同于古代为手卷画（一种长卷国画，它在空间上扩大图景，在时间上持续意境的表达，可以延长观赏过程）所题的诗或为辞赋而作的多幅插图，如明代画家李在、夏芷等为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作的几幅插图，也不同于今天用诗歌作解说词的连环画，而是以一对四的形式出现的新的“诗画配”。此外，1980年《诗刊》第一期刊登的诗人艾青《彩色的诗——读〈林风眠画集〉》，是另一种形式的题画诗。它不是为几幅画题的诗，而是为一本画集题的诗。这样的题画诗很难作。它不仅要就画论画，而且要就画论人；不仅要论人的一时一事，而且要论及画家的一生，并且要从中引出新意，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哲理性的启发。而这几点，艾青的这首题画诗无疑都做到了。
但是也不可讳言，今后题画诗的生存与发展仍存在许多问题：一是青年画家多不擅题诗，刘海粟先生所说的“哑巴画家”[114]大有人在；二是现在会写旧体诗的多是中老年人，随着他们日渐老化，后继乏人；三是画家与诗人的联谊活动较少，缺乏中国古代画家与诗人频繁交往和诗词唱和的氛围，等等。前文所述的有利条件，只是为题画诗营造了生存空间，而要使题画诗继续发展，还需要我们做许多推动工作。从政府层面看，除大力提倡外，还要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高等艺术院校的国画专业，应把“中国题画诗写作”列入必修课，努力培养诗画兼擅的艺术人才；社会团体更要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对题画诗的宣传普及工作，定期组织诗人与画家的联谊活动，请专家为画家作“怎样写题画诗”讲座，或在诗人中开展学习国画等活动。只有不断造就大批诗、书、画三绝的艺术家，中国题画诗才能后继有人，薪火相传。只要我们倍加珍视中国题画诗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并且保护和传承的措施有力，就有理由相信，随着时代的前进，题画诗的发展空间也会不断拓展。它不但不会消亡，而且将会以多姿多彩的面貌出现在艺坛上，永远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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