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
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当年那竖排的繁体字，尤其有风度。而且，这启事连登三天。如今，网络上刊有该启事的《民国日报》的影印件广泛传播。
整整90年前的1922年，在那个骄阳烤炙的7月盛夏，21岁的美女杨之华从杭州萧山动身，一个人奔赴上海，参加妇女运动。那时她一定没有想到，两年之后她会离婚，而且嫁给瞿秋白。
A.杨家有女初长成
年轻而美丽的杨之华更不会想到，成为革命家的丈夫瞿秋白，与她在一起只有十年时光。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被捕后，于6月18日慷慨就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年仅36岁；再到后来，杨之华和母亲、女儿曾经“三代同堂守寡”——在厚达500多页的《杨之华评传》（陈福康、丁言模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一书中，当我看到“三代同堂守寡”语句的时候（见第455页），心中咯噔一下，五味杂陈。
1901年2月11日，杨之华出生在萧山坎山镇三岔路村杨氏大院里，那一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三，送灶神的日子——在旧历中杨之华被当成一九年出生。
杨家有女初长成。杨之华早年不愿缠足，抗争成功；她陆续读过小学、职校；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就读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作为学生，杨之华剪掉长发，成为“新女性”；她与浙江一师的进步师生一起参与五四运动，上街游行、演讲（见王铁仙主编的《瞿秋白传》第132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在1920年初，她曾去上海《星期评论》社工作。到了6月份，《星期评论》就停刊了，她到一所教会学校任教；后来在萧山衙前农村小学任教，并参与了衙前农民运动。
1921年初，在20岁上，杨之华与同乡沈剑龙结婚；1921年11月5日，他生下了女儿，后来所改的名叫瞿独伊。
沈剑龙的父亲就是著名的沈玄庐——后改名沈定一，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1921年4月，沈玄庐从广州回到萧山衙前，在家乡发动了著名的农民运动。
杨之华的父亲杨羹梅是萧山的丝商，在1935年与瞿秋白同年去世，也才53岁；杨之华的母亲钱福庆苦命出身，一生坎坷，然而“天增岁月人增寿”，从1879年出生到1979年去世整整活了100岁。
嫁给瞿秋白，是美丽女子杨之华一生的大幸也是大不幸。然而，终究是大幸。
B.你的魂儿我的心
瞿秋白在短短的一生中，有两次美好的爱情婚姻。第一个爱人王剑虹，是著名女作家丁玲在上海大学的挚友，也是一位美丽而聪慧的女性。丁玲在回忆录《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一文中，首先介绍的就是王剑虹：“她是坚强的，热烈的。她非常需要感情，但外表却总是冷若冰霜。她是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女儿……”（见《忆秋白》第1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
在丁玲的心目中，当时上海大学最好的教员就是瞿秋白，年轻的瞿秋白已是社会学系的主任，“他几乎每天下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其实，丁玲也是喜欢瞿秋白的。然而，比丁玲大两岁的王剑虹“热烈地爱着秋白”。后来秋白与剑虹恋爱了，结合了。谁曾想到，天妒才女，肺结核的病魔很快就捕获了王剑虹，那时距离结婚仅仅7个月。丁玲回忆说：“我既看不到剑虹——她的棺木已经停放在四川会馆；也见不到秋白，他去广州参加什么会去了。”
王剑虹患病期间，同学杨之华曾去帮忙照料。在那个医学并不发达的时代，因病而逝，是死亡的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萧红也是这样死的啊！
紧接着丁玲写下了一段极为感人的文字：
秋白用了一张白绸巾包着剑虹的一张照片，就是他们定情之后，我从墙上取下来送给秋白的那张。他在照片背后题了一首诗，开头写着：“你的魂儿我的心。”这是因为我平常叫剑虹常常只叫“虹”，秋白曾笑说应该是“魂”，而秋白叫剑虹总是叫“梦可”。“梦可”是法文“我的心”的译音。诗的意思是说我送给了他我的“魂儿”，而他的心现在却死去了，他难过，他对不起剑虹，对不起他的心，也对不起我……（见《忆秋白》第142页）
瞿秋白在给丁玲的信中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
瞿秋白也曾这样对丁玲说，你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相比之下，丁玲还是幸运的，而瞿秋白自己还真是最终飞蛾扑进了火里。
王剑虹去世后不久，丁玲收到了杨之华写给瞿秋白的信——让她转交。
C.只因途中与您相见
杨之华后来在《忆秋白》（见《忆秋白》第189页）一文中，开篇第一句就是“我和秋白是在上海大学认识的”。
上海与杭州萧山并不遥远，青年时代的杨之华曾多次前往上海，而去上海大学报考读书的这一次，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1924年1月22日《民国日报》刊登了上海大学的录取布告，社会系一年级录取生只有两名，其中一个就是杨之华。就这样，杨之华成了瞿秋白的学生。
“上课时，人都挤满了。房子陈旧，人多了，楼房震动，似乎要塌倒下来……”杨之华在《忆秋白》中这样记述了当年瞿秋白讲课的盛况。“秋白是社会学系主任，担任的课程是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第一次听他讲课的时候，使我惊奇的是学生突然加多了。别的同学告诉我，大家都很喜欢听秋白的课。除了社会学系本班的学生，还有中、英文系的学生，其他大学中的党团员或先进的积极分子，甚至我们的好教师恽代英、萧楚女、上大附属中学部主任侯绍裘等同志都愿来听听。”
“当课堂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看到秋白从人丛中走进课堂，走上了讲台。他穿着一件西装上衣，手上拿着一顶帽子，他的头发向后梳，额角宽而平，鼻梁上架一副近视眼镜，与他的脸庞很相称。他和蔼亲切地微笑着，打开皮包，拿出讲义和笔记本，开始讲课了。”女生杨之华听瞿秋白老师的第一课，有着专注的观察，留下清晰的记忆。“他的神态安逸而从容，声音虽不洪亮，但即使站在课堂外的同学也能听到。在他的讲话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和空谈……同学们都很郑重地记下笔记，万一有人因为参加社会活动而缺了课，非要借别人的笔记抄下来，才能安心睡觉。”
瞿秋白和杨之华，同样属于师生恋。“瞿秋白与杨之华多次接触后，爱上了她。杨之华发现瞿秋白对她的感情逐渐加深，曾经犹豫、彷徨和害怕，也曾故意躲避。最后她还是作出选择，大胆地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见《瞿秋白传》第135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对这位优秀的老师，有人说他是“骄傲的”、“冷酷的”，但有一次，孙中山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约谈杨之华，要了解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地点就在他家里，很意外是瞿秋白担任翻译，杨之华就在这样的场合与瞿“翻译”秋白老师“第一次亲密接触”，直接感受到瞿秋白的诚恳、谦虚和热情。心的萌动，往往就在不经意间。
1924年11月27日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刊出的那三则“恋爱”启事，是最经典不过的民国范儿。这大概也就那一代人才有的事儿了。
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婚后不久，瞿秋白为杨之华篆刻了一枚方章，上面是四个字：秋之白华。两个人的名字嵌在一起，这让杨之华深深感动。
2011年上映的电影《秋之白华》，讲的就是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的故事，由“谋男郎”窦骁出演瞿秋白，由“谋女郎”董洁出演杨之华。
只因途中与您相见，此爱绵绵，不管前路漫漫。
D.嫁给瞿秋白的幸与不幸
后来瞿秋白以更多的精力投身于革命事业，事实上那几乎是身不由己的。
1925年初春，杨之华与瞿秋白来到杭州，在西湖景点合影留念，并曾回萧山衙前沈家看望女儿独伊。1926年，杨之华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上海妇女运动中。1927年4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瞿秋白成为中央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而杨之华也当选为中央委员，是中央委员中的唯一女性。当时的总书记依然是陈独秀，周恩来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而毛泽东则仅仅是候补中央委员。1928年，瞿秋白先期去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杨之华母女也去了苏联；在莫斯科的条件是艰苦的，六大闭幕后，女儿瞿独伊被送进了一家孤儿院，后来才转到一家儿童疗养院，次年送到了国际儿童院。
1930年8月上旬，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瞿秋白夫妇取道欧洲回国。瞿秋白、杨之华就此把女儿独伊托付给好友鲍罗廷夫妇。从此，一家三口分多聚少，甚至天各一方，甚至生死相隔。独伊与父母分别后不久，曾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的图案是一束美丽的勿忘我，好爸爸瞿秋白在背面用俄文写道：“送给独伊，妈妈。”
1931年，在杨之华三十而立的这一年，瞿秋白被王明等人逐出中央，杨之华也被撤销了一切职务。1932年至1934年，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在上海与鲁迅先生亲密交往，瞿秋白成为鲁迅先生的知己。而到了1935年，那就是瞿秋白被捕牺牲的年头了。革命往往就是九死一生。这年年初，杨之华在上海的住处也遭到搜查，杨之华化装逃脱。鲁迅收到瞿秋白在福建狱中所写的信后，立即设法告知杨之华，杨之华读到信之后，有预感地对妹妹杨之英说：秋白可能会牺牲。
后来，杨之华的母亲在报上看到瞿秋白遇害一事，从萧山老家赶到上海，劝杨之华回乡下去，不要再干革命了，杨之华坚决不同意。此间上海中央局又遭大破坏，杨之华再次搬迁住处避险，后来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送杨之华去苏联学习。经过艰难辗转，杨之华抵达了莫斯科，在这年秋天终于见到了滞留在苏联的女儿瞿独伊。
爸爸瞿秋白的牺牲，瞿独伊是在几天后才在苏联共青团报纸上看到消息的。独伊后来曾多次回忆当时的情景：“那年我14岁，在乌克兰的一个城市上学，同学们那天都用异常的眼光看我，我看看他们，再看到报纸，就大哭，后来晕倒了，教师急得给我涂香水让我醒过来。也是从报上，我才第一次知道爸爸的职务。”
瞿秋白是为组织而死、因组织而死的。瞿独伊回忆说：
中央红军在仓促中决定进行战略转移，父亲奉命留守江西。博古说，不带，留着。父亲当时希望走，但还是服从组织决定。博古犯了两次错误，一次是不让母亲去苏区，一次是不让父亲参加长征。如果我母亲去了，对父亲的身体健康和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中央红军出发那天，父亲把自己的好马送给了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徐特立，并让马夫跟着徐特立上路。1936年，父亲牺牲后，廖承志跟博古看到我父亲牺牲的报纸，博古感慨地说，如果他跟我们一块儿走，就不至于牺牲了。
逝者长已矣！幸乎？不幸乎？在那个波诡云谲风云激荡的年代，相比于死者，生者能生，就是最大的幸运了。
E.活下来和被丢了
杨之华人生经历的艰难曲折，一般人还真是无法与之相比。1936年，杨之华在莫斯科被王明撤职，此时的她也患上了肺结核，身体很不好，还被派到工厂去劳动。1937年，在大肃反的环境下，她被怀疑是特务，还被隔离审查。直到1938年才被平反，恢复了组织生活，并进入东方大学第八分校，边学习，边工作，边疗养治病。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杨之华母女回国，途经新疆，不久就被盛世才逮捕，软禁关押，直到1946年6月才获释。在新疆监狱里，狱友们用绝食的手段，进行抗议抗争。面对审讯，杨之华说：“一个人为革命为真理死而无怨。”1945年，蒋经国来到监狱，要见杨之华，杨之华向他提出质问：“凭什么把我们逮捕几年不放？”
监狱的条件很差，每日两餐是清水白菜汤和常含有沙子的馒头，很多人都被折磨得虚弱不堪，何况杨之华还有肺病。监狱难友李何，后来成了瞿独伊的丈夫，他回忆说，绝食第五天，“我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中，肚子饿得麻木了，脑子什么也不想，只有一个念头，坚持到底”。坚持终于等来了胜利，杨之华母女终究没有死在新疆盛世才的监狱里。不幸的是，熬过“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1962年，李何因罹患不治之症不幸去世。
1946年7月，杨之华等获释者的车队终于到了延安。7月中旬的一天，她和女儿独伊等人到毛泽东家里吃饭、谈话，毛泽东对杨之华说：“秋白是好同志。”（见《杨之华评传》第363页）这一年8月，瞿独伊也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谁能想到，在过了整整20年之后，“文革”开始了。
在延安的窑洞里，一次杨之华与女作家陈学昭相见，抱头痛哭，陈学昭问她秋白到底怎样了，杨之华哭着说：“他被丢了！”（见《杨之华评传》第371页）
是的，秋白是个好同志，但秋白被丢了！
可是，谁能想到，在“文革”期间，瞿秋白又被丢了一次，而且，作为中国妇女工作优秀领导人、社会活动家的杨之华也被丢了！
F.一句话都不能提瞿秋白
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1899年1月，瞿秋白出生于江苏常州；年仅28岁时，他就走上中共最高领导岗位；1935年，瞿秋白慷慨赴死、英勇就义。但在“文革”中，他是再一次死亡——他被打成叛徒，他的名篇《多余的话》被污蔑为“叛徒自白书”。
而杨之华在“文革”那红与黑的岁月里，先被揪出来批斗，继而被隔离审查，然后全家被扫地出门，接着被撤销北京户口，最终被关进秦城监狱，同样被打成叛徒，而且一关就关了6年多，比在新疆盛世才的监狱时间还长。
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来后，正在杭州的杨之华随之离开杭州返回北京，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没有想到，自己很快就成了被革命的对象。一开始还只是为瞿秋白写检查作交代，很快她自己也成了叛徒了，原因是在新疆蹲过监狱。被隔离审查之后，很快就迎来了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犯人伙食极坏”，平常是窝窝头、白菜帮，这跟盛世才的监狱有得一拼；直到“九一三”林彪坠机发生后的第二年，“秦城监狱才逐渐取消法西斯式的审讯制度”，但是，“杨之华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见《杨之华评传》第449页）。
杨之华到后来病重得瘫痪在床上，生活已无法自理。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死前3天才被宣布解除“监管”。1973年10月20日深夜，杨之华含冤病逝。悲戚的是，她临终前向女儿独伊交代时，一句话都不能提孩子的“好爸爸”瞿秋白，因为瞿秋白是“大叛徒”！
生是偶然的，死是必然的；生是相同的，死是不同的。人与人之间，死的方式往往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不同的时期。但是，谁都不愿意像“三年困难时期”那样饿死，像“文化大革命”那样被革死斗死，而且那都是批量的死。
G.今天的没良心和没头脑
清明节，是怀人的时节，怀念逝去的亲人，也缅怀辞世的名人。在2012年4月4日清明节这天，我看到证券之星网刊出了图文并重的《浩劫难逃——文革名人自杀不完全档案》，其中有著名报人范长江、邓拓，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翦伯赞，著名作家老舍、杨朔、罗广斌、周瘦鹃、李广田、陈笑雨，翻译家傅雷夫妇，诗人闻捷，文艺理论家叶以群，表演艺术家严凤英、言慧珠、胡慧深、上官云珠、顾而己，考古学家陈梦家，政治家李立三，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等等。
我想模仿普京的名言——“谁不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回到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说一句：“谁不对‘文革’诸多名人自杀感到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回到‘文革’时代，谁就没有头脑。”以“马铁丁”的笔名而名世的陈笑雨，原是《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文革”开始不久就遭到批斗，曾被迫下跪请罪。1966年8月24日，他与老舍同一天投水自尽，终年49岁，老舍投湖他投河，临死前留下“死了比活着好，死了更干净”的字句。
“文革”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历史是不能遗忘的。忘记历史，不仅等于背叛，而且可能悲剧重演。我本人生于1966年，每当有人问起我的年龄，我都会说与“文革”同一年出世。我有一位朋友的父亲，在“文革”中被造反派用石头砸碎睾丸，含冤惨死。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在家乡农村的供销社，一位大胆的营业员一边扫地一边毫不客气地严词批评“文化革命把大家都革死了”。
上到国家主席，下到黎民百姓，“文革”不放过任何身份的人，能“革”掉每个人的命。
如今，一批新的极“左”分子，把“文革”吹上了天，他们不仅没良心，而且是别有用心；他们不仅没头脑，而且是动了歪脑筋。人们啊，你们要警惕！
（原载《古今谈》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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