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应了西方一位哲人说过的话：人类踏着大步前进，在这走过的地方留下一片荒漠。
亚洲频发的沙尘暴，西部非洲的大旱敲响了人类存亡的警钟，更像是吹响了人类防止荒漠化的集结号。经过多轮谈判，世界各国首脑的磋商，1994年终于在法国巴黎集结了世界上112个国家的代表，共同签订了全球防止荒漠化公约。同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定每年的6月17日为“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这个世界日意味着人类共同行动同荒漠化抗争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为防治土地荒漠化，人类的步伐竟是那样的整齐划一。
我也查阅了我国土地荒漠化的情况，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严重现实，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大、分布广、受荒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达26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近三分之一。沙化土地173.9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一。因土地沙化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00多亿元，全国有近4亿人受到荒漠化沙化的威胁，贫困人口的一半生活在这些地区。西北、华北北部、东北西部地区（简称“三北”）每年约有2亿亩农田遭受风沙灾害，粮食产量底而不稳定；有15亿亩草场严重退化；有数以千计的水利工程设施因受风沙侵袭排灌效能减弱。尽管中国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荒漠化的治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土地荒漠化扩大的趋势还在继续。50-70年代，中国荒漠化土地平均每年以1650平方公里的面积在扩大。80年代以来，荒漠化土地面积平均每年扩大2100平方公里，每天就有5.6平方公里的土地荒漠化！
尽管荒漠化如此严重，但中国人民与荒漠化的苦斗从未停止。像乌审召这样的先进治沙群体，层出不穷。到80年代末，中国以治沙为主要目的的造林保存面积达1.5亿亩，保护农田1.65亿亩、草场1.34亿亩。同时还采取围栏封蓄、围建草库仓、飞播牧草等办法积极改良沙化草场，取得了显著成绩。采取引水进沙的办法，在沙区新辟农田2000万亩，兴办沙产业，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在长期的治沙过程中，创造出许多实用技术：铁路放沙技术、流动沙地飞播造林种草技术、引水拉沙造田技术、设置沙障固沙技术、钻孔伸栽造林技术、窄林带小网格农防林营造技术，均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土地荒漠化的形势仍十分严峻。我们的治理速度跟不上荒漠化速度。为了加快治理步伐，遏制土地荒漠化的扩大，合理开发利用荒漠化土地资源，国务院于1991年在兰州召开了全国治沙工作会议，动员全社会特别是沙区人民向沙漠进军，批准了《全国治沙工程十年规划要点》。有24个省（市、区）林业厅（局）成立了防治沙漠化办公室。成立中国防治沙漠化监测中心，并在全国30个省（市、区）开展全国沙漠化普查与监测工作，普查与监测范围涉及680个沙区县，7630个乡镇。
林业部把1995年6月定为“全国防治荒漠化宣传月”。在宣传月里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各种新闻媒介向社会宣传防治荒漠化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唤起全社会防治荒漠化的意识、危机感和责任感，加快中国防治荒漠化的进程。
这大概是我能看到的我国土地荒漠化的最完整资料。
的确，我们的国家，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都在为不可遏制的荒漠化所累。加快防止荒漠化，是我们整个人类最为明智的生存选择。
九十年代以后，我一直在北京学习、写作，只要有沙尘天气，我就会想到我生活过的毛乌素沙漠，一定是沙山移动，黄风呼啸，日月无光，山河失容。我的生活在毛乌素沙区的朋友亲人们啊，该是在这铺天盖地而来的沙尘暴中怎样的挣扎，怎样的生活，怎样的无奈、无助，难道真的要背井离乡像先人们一样再上演重新走西口的活剧？我想起了在沙漠公路上，人们赶着毛驴车，驮着那些可怜的家当，在茫茫大漠中寻找栖身之处的白画匠们，难道他们也是西方人讲的“生态难民？”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沙尘天气频繁，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屡出沙尘暴，波及越来越远，有时一连几日北京城都罩在沙尘当中，就是人们都戴上口罩大小医院看呼吸道疾病的人也是人满为患。这些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忽地感到内蒙古的大沙漠离他们并不遥远，是多发的沙尘暴拉近了内地与边疆大漠的距离。据说毛乌素高扬的沙尘都扶摇过海飘浮在东洋三岛的上空，世界真是变得越来越小了。环保、生态、沙尘暴越来越成为人们谈话的话资，甚至超过北京人津津乐道的政治。我国文坛有了环保文学的杂志，有了环保作家，还有了与世界环保作家的交流。在这个时期，我就与日本环保作家有过往来，并陪她看过黄河边上的库布其沙漠。我忽然感到我们的生活渐渐地在被沙漠改变了。
有报道说，人类与沙漠的生态战争将越演越巨，而且是旷日持久的战争，许多学者和预言家都不看好人类会是最终的胜利者。
沙漠与人类，必将会是一个世界性的永久话题。
五、沙漠上真的羊吃羊了吗？
当人们大张旗鼓地开展三北防护林建设时，我的家乡也在开展建设绿色鄂尔多斯时，我为生活在荒漠化中的父老乡亲庆幸，但又有些担心，怕是见不到什么成效。种树不见树，种草不见草，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了。官员们讲的年年都是成绩显著，局部改善，整体沙化放慢，但治理速度赶不上沙化速度，再不就是一大堆数字缠绕得你麻烦，发晕，我只想问官员们一句：我们的碧水蓝天究竟到哪里去了呢？我们的草原到哪里去了呢？难道说，真的像歌里唱的那样：草原在我们的睡梦里……
在我的潜意识中总是觉得几十年来，我们都在造林，可为什么没有见到成片的森林呢？有人揶揄道：千万别信统计数字的，要是听它的，咱们连炕头上都栽成树了。每年的植树时节期间，我们都会从电视广播上听到林业建设取得的成绩，那一大堆的辉煌数字已经引不起人们的兴奋，因为漫天的黄尘不断飘在我们的头顶。
为了绿化沙漠，我也参加过单位组织的植树活动。干部们带上锹镐，乘着汽车，一路说笑着来到城外的干沙梁上，挖些树坑，把树苗子往里一栽，然后浇上些水就算完了。然后找个地方吃炖羊肉、喝烧酒，基本就给搞春游差不多。来年，又到去年植树的老地方栽树，可往年植的树很少见几棵成活的。人们都说这样植树不行，得管活。有人说本来干沙梁上种树就是瞎球闹，没水让它咋活？也有的说：上边让种咱就种，种不种是咱的问题，活不活是它的问题。大家无奈地苦笑了，人们在无奈中播种绿色。
这无奈并不是我们的干部不负责任，而是我们的对手是世界荒漠化，是越来越烈的干旱和风沙。
在沙漠面前，人类往往很无奈。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冬天，我和玛拉沁夫先生应邀在海南观光，那时他抽空正在整理自己过去的文稿。一天，我俩在海边漫步时，他忽然对我说：以后我再也不写歌诵沙漠的文章了。我当时有些发愣，我不明白究竟是什么触动了这位草原歌者的神经，但我懂得他的感受和选择，因为我们都是草原人，草原变荒漠我们都有着切肤之疼。玛拉沁夫先生写过不少沙漠的小说，电影，今天断然不再歌诵沙漠，这里面一定凝聚着这位文坛老人的严肃思考。对玛老罢笔沙漠，我胸中涌起淡淡的遗憾，因为，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骚客行吟在大漠上啊，写下过多少脍炙人口的名章啊。
我曾经说过，我特别喜欢边塞诗，一些名句常常盘绕在心头，这些宝贵的文学营养曾激励和滋润过我的军垦生活，驱逐着我内心的孤独和惆怅。假若沙漠没有了文学的滋润，我不敢想象我的沙漠生活会是什么样。长相忆在那风沙中，在雨雪中，在孤独中，在暗夜中，正是有了前哲的行吟，才有了我的沙漠生活能与佳句相伴，才让我的沙漠生活有了淡淡的诗意。我感谢那些给大漠血肉灵性的文人们，你们是不朽的大漠之神！
我作为一个作家，也许只能像玛拉沁夫先生一样，不再歌颂沙漠，不再称颂它的瑰丽，不再惊叹它的神奇。因为沙漠的狰狞大于它的雄浑，它带给人类的灾难可谓罄竹难书。可我的青春是在库布其和毛乌素沙漠中渡过的，沙漠曾是我人生的一部分，我怎能与它割裂开呢？再说，我无时无刻与沙漠纠结着，也许沙漠是我一生的梦魇，是我神经最脆弱，最敏感的地方。
当鄂尔多斯的沙漠中稍有一点绿色，我就会异常的兴奋和冲动，立即放下手中的小说和影视剧创作，一头扎进黄澄澄的鄂尔多斯里。在漫天风沙中，我上准格尔，我下恩格贝，我走毛乌素，我把在茫茫荒原和大漠上辛苦采撷的点滴绿珠谱成壮歌，写成散文、报告文学、特写发在中央和省市的报纸上。对此，我乐此不疲。
有天，一位多年邀我合作电视剧创作的朋友，见我屡屡爽约，在北京打电话对我发牢骚道：“就你能把沙漠写绿了？你们那儿已经羊吃羊了。”
我问：“怎么回事？”
他说：“你上网看看就知道了。你快别写那些没用的了，咱哥们还是一块写电视剧挣钱吧。”
我在网上果然看到这样一副照片，干旱发黑的草地上，有一群披着各色塑料布的羊在徜徉，模样十分怪异和荒诞。据上传者介绍，今年内蒙古草原天大旱，羊无草可吃，只得互相啃食羊毛，为防羊吃羊惨剧，草原牧民只得给羊儿披上塑料布。看到点击万计，跟帖无数，言词激烈，更是让人汗颜。有人断言，世界荒漠化必将导致食草动物向杂食动物进化，羊吃羊、甚至羊吃人也是不远的事情。也有人发帖解释，说这是牧民为了防止沙尘落入羊毛，提高羊毛收购等级所以才给羊披上塑料布的。
面对披着花花绿绿塑料布的五彩羊儿，真的让人欲哭无泪。给羊儿这副扮相，不管是防互相啃咬，还是防止沙尘落身，总是与草原荒漠化有关。这也许是个恶作剧，是个荒诞的玩笑。但我从来认为，荒诞的东西可能与事物本身无关，但越能接近事情的本质，越能触动人的柔软之处，让人心动、心酸。一刹那，我觉得自己对沙漠的书写总和，还不如这张照片对自己心灵深处的冲击。我不禁怀疑自己书写沙漠的意义，甚至怀疑自己的操守和文格，我纠结自己更甚。我的笔触渐渐远离了与自己交锋几十年的沙漠，无疑，我也成了“白画匠”们的一员，在自己的文学天地里刮开了“野鬼”……
本世纪初的一天，我正在北京和中央重大题材领导小组的领导杨伟光，李准等人研讨《我的鄂尔多斯》电视剧分场大纲，忽然接到张秉毅给我打的个电话，说他的长篇报告文学《与天地共生》引起了非议。秉毅是位优秀的小说家，关心生态领域，这应是作家的良心和尊严使然。其中《以树为神》那一章我仔细看过，写得不错，隐约记得其中有一节叫“‘四大支柱’的阴影”，让人有些触动。作家从历史走来，隐约表示了对鄂尔多斯工业化进程引发的生态影响的担忧。
四大支柱，是鄂尔多斯人引为自豪的“扬眉吐气”即羊绒、煤炭、陶土、天然气，是伊盟盟委、公署提出的伊盟工业发展战略中的中坚性产业，正是这四大支柱的提出，揭开了鄂尔多斯工业化的帷幕，对鄂尔多斯的现代化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现在富裕起来的鄂尔多斯人提起当时主政伊盟的云公民先生，都流露出深切的敬意。
那时人们欢唱着鄂尔多斯羊煤土气富饶辽阔等等……，建设一新的东胜广场上还立着标志性的四根大柱子，大约取强盟之本的意思。我想秉毅一芥文人，围着柱子找阴影，还写进书里，出现一些非议也在常理之中。我劝秉毅，你提出的问题不就是想让社会引起重视和各级领导的注意吗？社会尊重和理解愕愕之士还有一个过程……
他在电话那头道：“肖大哥，不是那样，是……”
秉毅告诉我，是一个什么大企业的老板在电话中警告他：以后，少瞎写乱写，要是影响了我们企业发展，你……
当然，还讲了一些不客气的话。
原来秉毅是受到了威胁，是想找我这位当长兄的倾诉倾诉。秉毅说我是一个农民，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喜欢蛮汉调，喜欢田园牧歌，碧水蓝天……
秉毅的家八十年代初我就去过，一片荒沙滩，两间小土屋，位置应是毛乌素沙漠的最东端向准格尔高原的过渡带。当时，他家里连吃水都得下到深沟里去打。环境不像他说的那样浪漫与美好。秉毅以此为荣，他平时最爱说的话就是我是农民，电话那头秉毅还在不停地说，我是农民，我喜欢风吹草低绿草茵茵的……
我对秉毅说：“你农民怎么了？你告诉我，你的家乡何时碧水蓝天过？我来鄂尔多斯的年头和你的年纪差不多，你我何时见到绿草茵茵风吹草低过？”
秉毅放下了电话。看秉毅的作品，我深知他是个童年情结很重的人。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情结，童年世界是单纯的，童年眼光同样是绿色的。我们每个人都心存童年的美好。但在我们成年后会无限地放大这点单纯和绿色。无管你是高官大贾、还是贩夫走卒；无管你是名流专家，还是草根平民，人们多少都会把自己的童年单纯化，绿色化。
实际上，我和秉毅一样，对工业化的担忧和惧怕，不亚于对世界荒漠化的惧怕和担忧。因为，我们的思维基本上是农业思维，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工业化，也许是我们根本没有见过什么是真正的工业化。抑或是毛乌素沙漠那忽然耸起的土炼油炉、小炼焦炉、小白灰炉燃烧出的五彩浓烟，给黄尘飘荡的沙漠天空又添了一些杂色和恶臭；或者是准格尔高原满天飘荡的煤屑，堵塞了我们的鼻孔嘴巴；再者是那隆隆汽车轮子带起的灰碱面子，烧死了我们的草场和庄稼……
上个世纪鄂尔多斯的初始工业，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太多的阴影，给我们的鄂尔多斯带来太多的灾难……
秉毅讲的四大支柱的阴影，笼罩着鄂尔多斯高原。
进入新世纪那年春天，鄂尔多斯的荒漠化面积，已经达到百分之四十八。还有号称“地球之癌”的砒砂岩地区也已经达到百分之四十八。这两个百分之四十八，像两座沉重的大山压在鄂尔多斯人的肩头，让人们举步维艰，一路蹒跚。我想，毛乌素沙漠，这个鄂尔多斯人的千年老对手，该是何等的得意、何等的手舞足蹈、放浪狂笑啊！乌审旗的荒漠化面积达到，毛乌素沙地那星点可怜的沙巴拉地也在被滚动的沙丘吞噬殆尽，沙漠在蚕食着牧人们赖以生存的一块块绿色的牧场。面对越来越暴戾越来越高耸的毛乌素沙漠，十余万生活在沙区的乌审人民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千年不变的游牧、游种等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若再继续下去，那就真应了鄂尔多斯的一句老话：杭盖地掏甘草——自刨墓坑。
生存还是死亡，这个莎士比亚式的提问，像警钟一样不时在十万乌审儿女心中敲响……
那时，人们有了这样的共识：不能再在荒漠化的土地上，收获千年不变的穷困……
时代在前进，人们是该换一下思维对待沙漠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换一种思维来思考问题，其艰难并不亚于改天换地。实际上，十几年前，当乌审人民在同沙漠做愚公移山的苦斗时，当这场人沙大战难分胜负时，有一位老人用他那双睿智的眼睛在关注着毛乌素沙漠和世界荒漠化现象，这颗人类罕见的智慧大脑正在考虑一门新的学科，即沙漠的产业化治理……
这位老人叫钱学森。
六、“宝日啊，沙漠会不会成为我们的朋友呢？”
宝日勒岱和钱学森的交往，起源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那时，他们一个是毛乌素沙漠的牧羊女，一个是中国“两弹一星”之父，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中共中央委员。而且，他们都从九届干到了十一届，在六十年代末一直到八十年代初的十余年间，正是中国政坛风云变换的年代。一个是蜚声中外的科学家，一个是在毛乌素沙漠创造了“牧区大寨”的铁姑娘，他们不可能是翻云覆雨的政治家，但他们都是他们所从事领域的杰出代表。十几年雨骤风急，他们作为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杰出代表人物而立身于中央高层。
在党中央召开全会的日子里，在京西宾馆、在人民大会堂、在庐山，十几年了，宝日勒岱和钱学森一次次地相遇，一次次交谈。钱学森长宝日勒岱二十余岁，宝日勒岱尊称他为“钱老”，而钱学森呢，和蔼地称宝日勒岱为“宝日”。
我曾问过宝日勒岱：“你和钱老谈些什么呢？”
宝日勒岱告诉我，他和钱学森之间有个谈不完的话题，那就是沙漠治理。钱学森饶有兴趣地听宝日勒岱讲她的治沙经，当宝日勒岱讲到她和乌审召的牧民们把沙漠当成人一样打扮，先穿上靴子再套上裤子、上衣，然后再戴上帽子时，钱学森哈哈地大笑了：“宝日啊，你们把沙漠当成人一样打扮，有意思……”
钱学森曾经这样问宝日勒岱：“沙漠会不会变成我们的朋友呢？”
宝日勒岱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位睿智豁达的老人了。她如实告诉钱学森，在她主政的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漠好多地方还是光秃秃的，就是“牧区大寨”乌审召也还有数也数不清的明沙梁。内蒙古境内还有库布其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牧人们还在受沙漠的欺负，日子过得还很艰难。那时，宝日勒岱身担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要职不久，她的眼光已经开始在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内蒙古荒漠化地带逡巡，她想要在内蒙古广袤的荒漠化地区，建设无数个“牧区大寨”。她从沙漠中走来，她知道治沙的艰难，她告诉钱学森，真正让沙漠变绿也许还需要几百年的时间，看来，我们祖祖辈辈还要同大沙漠斗下去了。
宝日勒岱向这位老人表达着不驱沙漠誓不休的决心。
钱学森看着刚毅的宝日勒岱，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钱学森归国之前，对沙漠的了解也只是通过书本和人们的口口相传，但只有亲临大沙漠之中，你才会感到一个真实的沙漠。六十年代钱学森受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开始创建中国的两弹一星时，就经常奔波于新疆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茫茫大漠之中，为两弹一星寻找和建设试验基地和发射场。正是他和他的同事们，把尖端的原子技术、卫星技术带进了大漠之中，让藏有原子和核威力的中国沙漠成为共和国的骄傲。钱学森和战士们、将军们、科技人员们甚至是共和国的老帅们，共同领略了沙漠的暴戾和严酷，他的许多战友就长眠于这亘古大漠之中。同样，就是在这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和大沙漠里，他也发现了许多珍贵的沙生植物像胡杨、红柳、梭梭、还有药用和经济价值很高的沙棘、甘草、苁蓉。还有那么多的动物，倘佯在沙丘之间，在钱学森的眼中，沙漠同样是一个生机勃勃、丰富多彩的世界。
钱学森的沙漠实践告诉他：沙漠不是死亡之海。
但如何治理沙漠呢？这是钱学森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他的忘年交宝日勒岱在用最原始的生产工具同沙漠搏斗着，这个倔强的蒙古女人和她率领的乌审召人民有着欲与沙漠试比高的勇气和毅力，那时，宝日勒岱和她的“牧区大寨”乌审召代表着国内的治沙水平和治沙方向。但从宝日勒岱的嘴中，钱学森得知，即使是在“牧区大寨”乌审召，现在也是人沙相峙，难分胜负。
而在世界的另一端，财大气粗，傲慢而又自负的西方科学家也在撒哈拉大沙漠的治理上遭遇到了滑铁卢。在内罗毕行动计划之中，西方科学家们普遍认为，干旱荒漠地区阳光充沛，只要有充足的淡水供应，荒漠地区大规模农业开发是可能的。但出人意料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援助的水井和水源地却引发周围大量牲畜集结践踏，反而加速了土壤沙化，甚至导致流动沙丘出现。更为严重的是，以水井为中心的同心圈式带状土地退化为“脓肿圈”，其半径在五到十公里的范围，脓肿圈互相连接又形成新的荒漠化。被公认的对抗荒漠化良策却导致环境灾难，这是让内罗毕行动计划的决策者和科学家所想象不到的。
钱学森欣赏宝日勒岱在毛乌素沙漠植被治沙的经验，他知道这是宝日勒岱带领乌审召人民苦苦摸索了几十年才总结出来的。让沙漠变绿，让沙区人民在绿中取富，绿富同兴应是治理沙漠的终极目标。宝日勒岱开始的治沙活动正处在文化大革命前后这个特殊时期，在文革风暴的旋涡之中，宝日勒岱和她率领的质朴的牧民们一直是把治沙作为崇高的革命事业来看待的。宝日勒岱创建的“牧区大寨”有着其特殊的历史烙印和局限。可歌可泣的愚公真的能治理沙漠吗？面对浩浩沙海，我们的精神之旅真的拘泥在一个古老的寓言之中？我们在与沙漠的博弈之中有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呢？
在钱学森眼中，沙漠可利用空间发展空间非常之大，远远超过了人们对沙漠的认知和想象。而西方科学家在撒哈拉沙漠败走麦城，更引发了钱学森对沙漠治理的深层次思考。科学、理性，摸透和顺应沙漠的脾气和秉性，把其当成朋友一样看待，真正做到与沙漠共舞。这位科学巨匠，脑中不时闪过睿智的火花，对沙漠的未来钱学森老人充满了诗意的想象：“百年之内，在沙漠上挖出千亿产值。”
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知道钱学森老人这个千亿产值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但我们知道，这位老人是想告诉人们：沙漠是资源、是财富。那时，一个全新的治沙想法，正在这位科学巨匠的脑海中盘旋升腾……
八十年代初，在中央全会的间歇当中，宝日勒岱与钱学森谈天时，第一次从钱学森口中听到了沙产业这个名词。钱学森还建议宝日勒岱要认清乌审旗沙漠资源优势，下气力搞节水型“沙产业”，使沙漠真正成为人类的好朋友。沙产业、沙漠资源，这些新鲜的名词，宝日勒岱听都没有听过。她甚至有些怀疑，钱老说的沙产业，沙漠资源是那让她恨不够，爱不够的毛乌素沙漠吗？是那“三十里名沙二十里水，五十里路上看妹妹，半月瞅你十六回，生把哥哥跑成了个罗圈腿”的一道接一道的明沙圪梁吗？
宝日勒岱有些茫然了。
那时，宝日勒岱并不知道年过八旬的钱学森，已经把眼光投向世界的荒漠化，这位让人尊敬的科学巨匠正在用很大的精力研究中国的沙漠改造。而且把它上升到战略性的高度来认识，来研究。
内罗毕行动计划在非洲撒哈拉大沙漠的受挫，让西方的许多专家、学者，得出了“沙漠是地球癌症”不可救治的悲观论断，他们计算着世界荒漠化的惊人速度，这些缜密推算出的数据，无可辩驳地告诉人们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地球将是寸草不生的荒漠。到那时，整个人类都会成为不折不扣的“生态难民”。甚至有科学家在迫切地寻找着其他星球的生命迹象，探询着整个人类移民到其他星球的可能。已经多年关注和研究荒漠化治理的钱学森却反弹琵琶，提出：“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思维看沙漠呢？人类将来与其搬到月球上，还不如把地球上的沙漠利用好，改造好。”
1984年5月，钱学森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作学术报告时正式提出了他酝酿已久的沙产业理论。钱学森沙产业理论的基本构想是：沙产业是用系统思想、整体观念、科技成果、产业链条、市场运作、文化对接来经营管理沙漠资源，实现“沙漠增绿、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良性循环的新型产业。他预言：到21世纪，由于生物工程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将会引发人类历史上第六次产业革命——农业型知识密集型产业革命，沙产业作为农业型知识密集型产业类型之一亦在其列。
在钱学森看来，“我国沙漠、戈壁大约16亿亩，和农业面积差不多。沙漠、戈壁并不是什么也不长，其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他预言：“用100年时间来完成这个革命，现在只是开始，沙漠地区可以创造上千亿元的产值。”
钱学森关注着我国沙漠地区的治沙实践，又不断将自己的沙产业理论逐渐丰富，并技术性地概括为“多采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益，使不毛之地变为沃土。”
可惜，宝日勒岱未能将钱老的全新的沙产业理论付诸实践。因为工作岗位的调整，宝日勒岱离开了她撒满青春汗水的毛乌素沙漠，离开了乌审召那面飘荡在茫茫沙海中的让人骄傲的绿色。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的铁姑娘也渐渐变成了一位老人。毛乌素沙漠的风沙，乌审召的绿色，不时走进她的梦里。渐入暮年的宝日勒岱，几乎是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在研究毛乌素沙漠，她十分推崇钱学森的沙产业理论，搜集了大量的沙漠资料。在她五十岁的时候，竟然到党校脱产学习，完成了大专学业。
她说，她要闹懂钱老的沙产业。
当她听说我要写一部关于毛乌素沙漠的书，她高兴地对我说要什么样的资料她就有什么样的资料，完全给我提供。但她还建议我，一定要到毛乌素沙漠去看看，看看现在的绿色乌审，看看现在的绿化加现代化的乌审召。我告诉他，我已经去过乌审召几次了，我想听听您对现在的产业化治沙和你们当年的治沙有什么不同，老人告诉我：“现在的产业化治沙，是福气，乌审召的福气！”
言谈之中，我听得出宝日勒岱对钱老的产业化治沙充满了憧憬和向往。
我非常愿意与宝日勒岱交谈，听她谈话，我都会产生像是与毛乌素沙漠交谈的感觉。我总觉得是这位坚强的女人，赋予毛乌素沙漠以活龙活现的生命。现在，人们只要提起荒漠化治理，脑海中就会自然地迸出宝日勒岱来，她就是耸立在毛乌素沙漠上的一座敖包，凝聚着一个时代对毛乌素沙漠的全部记忆。
我看着眼前的宝日勒岱，暗想：这位宠辱不惊的老人，是不经意间成为标志，成为永恒的。
谈起毛乌素沙漠，谈起当年乌审召的治沙，建设草库伦，老人更是滔滔不绝，讲到激动处自然说起了蒙语，声音高亢，语调生动，虽然我一时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但我知道宝日勒岱的内心世界永远走不出让她魂牵梦绕的毛乌素沙漠。老人告诉我，她虽然年纪大了，腿脚也不灵便了，但她每年都要去乌审旗、乌审召看一看，看看她当年栽种在毛乌素沙漠中的树，就像亲近她的子孙一样，搂一搂，抱一抱，呢喃着说些什么。
我告诉她，我多次去乌审召，多次抚摸你们半个世纪前在毛乌素栽种的那些大柳树，好粗好高，一个人都搂不过来。我还在一棵大柳树下乘过凉呢！宝日勒岱高兴地笑了。
那天，老人谈兴甚浓，早早在尼龙袋里放了一瓶酒，并热情地约我去呼市一个不错的餐馆吃饭。老人的盛情让我感动。那天，宝日勒岱提着装酒的尼龙口袋，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蹒跚着，显的极为普通。
那天，我们喝了点酒，谈起乌审召的沧桑变化，老人非常动情。宝日勒岱悄悄地告诉我，她死后就想变成沙漠上的一棵树。
我听后鼻子有些发酸，几乎是哽咽着对她说：“大姐，你现在就是一棵大树！一棵参天大树！”
那天，我们多喝了几杯。
宝日勒岱一个劲说：“种树好啊，好啊！一棵成材的柳树，可以保证一只羊一年用的草料。”
我知道，在鄂尔多斯乌审草原二十亩为一个绵羊单位。也就是说，二十亩草场才能养活一只绵羊。以此来计算，一棵大树就抵二十亩草场。难怪宝日勒岱会如此将自己生命的全部扑在毛乌素沙漠的绿化事业上。我眼前的这位老人，热爱树木，热爱草原，热爱白云蓝天，浑身洋溢着蒙古人毫不雕饰的本真。
宝日勒岱是毛乌素沙漠上永远的长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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