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为公共服务组织作出他的贡献时，当他实践社会对他要求的所有保证时，我认为集体无权把手伸向他的劳动产品。这就是人的自由问题。
然后发言人转入所有制的本题，他指责多数派把结果当成原因，把人类贫困的原因归咎于拥有权。应该从取消租金、房租等（代之以销售合同和重新组织的信贷）角度看这个问题。现在让我们考虑，例如智力，集体高于还是低于个人。好啦！如果不是那些由于他们的知识和才干而超出于集体之上的个人，是谁实现了所有使人类引以为自豪的巨大进步，而集体则往往以喊叫和嘲笑困扰他们。哥伦布、斯蒂芬逊、伽利略和其他许多人都是个人的努力超过集体努力的证据。
集体还有另外一个危险，集体妨碍分工，分工是繁荣的第一因素。所有制问题属于科学范畴，唯独科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所有的表决都无济于事。
总而言之，公民们，在集体主义要求我们实行的所有制度当中，没有一个摆脱了等级制度的和专制的组织。只要这些制度与自由和平等不能谐调，我就依然主张个体农民的繁荣昌盛。发言人最后提出如下决议：
“鉴于集体无权侵犯组成集体的个人所拥有的天赋权利；
因此，集体的权利只能是保证每个人自由发挥其才能的互相保障的权利；
这些权利是人本身固有的，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
专断管制或者源于使用与人无关的、超乎人类的抽象概念，或者源于不能从法律上解决和确定社会关系的观点。为了不受这种专断的管制，我们必须承认人有权把他的全部产品占为己有；
当他已经分担所有社会保障费用时，他除了把严格意义上的工业或农业工具看成是自己的之外，还把工匠或耕作者成为贸易—生产者、成为劳动产品的主人所必需的贷款或土地看成是自己的；某些需要集中好几个人的工业这一事实丝毫改变不了个人自由占有的事实。
大会宣布，为了实现工人的解放，必须把租约等等，总而言之，把所有租佃合同改为销售合同。
所有权在不断流动，它由于这个事实本身而不再被滥用，因此，当工人认为合适的时候，在自由签署的合同的保障下，将聚集在农业和工业中捍卫个人和团体的自由。”
里沙尔回应托伦和舍马莱说，他决定反对专制的和中央集权领导的共产主义，但是他对个人主义者们说，他们和集体主义者是完全一样的形而上学者，因为他们也表示赞成一种丝毫未经过试验的制度。他也希望工人拥有他们的劳动工具，但他认为土地是整个社会的劳动工具，如同过去几代人获得的社会财富一样。他不承认任何人有权异化自然的和过去几代人的集体成果。他希望每个人只要活着，就都能拥有自己的劳动成果。他认为，个人权利应该建立在社会权利之上。
他指责个人主义者没有抓住他的主要论点的实质，这些论点就是个人主义者对公正的概念理解得非常不充分，非常不合逻辑。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把社会权利和个人权利联系起来；再就是为了消除分配不均，即起点不平等的弊端，他们只有信贷。然而贷方和借方才是恰当的术语，我们决不接受一个债务人和债权人的社会；那时候人们可能享有的个人自由，就是对自由的否定本身；竞争就是社会战争。
如果通过集体所有制和废除继承权来维护社会权利，使社会权利成为经济互助契约的基础，自由和竞争还将继续存在，但在经过事情的必然结果和公正的考验之后似乎将得到净化，我们就无需再为平等担忧了。
朗格卢瓦首先提出书面决议，正文如下：
“关于土地所有制，大会发表如下声明：
土地既然不是人类的工业产品，就都属于所有人，在法律上，土地一直属于所有人。
这种共同的财产，这种共同的和不得转让的财产的各个部分只是在某些条件下才被转让给某些人。
历史可以证明，这些转让协议经常受到修改，将来还将受到修改，在每个国家，这些协议一旦被确认有悖于法律和总体利益，就必须修改。”
这些原则声明一发表，大会就这样提出了实际问题：
“不是在我们只能有一些模糊概念的遥远的将来，而是在从明天起的当前这个时期，共同财产的各个部分应该以什么样的新条件或经过修改的旧条件完全合理地转让？
出自这个政治或直接立法问题的一切，可能会使哲学家或空想家感兴趣；不仅仅在将来的世纪，而且在本世纪，追求工人解放的大会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浪费时间。
大会声明，社会把所有其他人排除在外，只向某些人（个人或组成的团体）转让一部分共同的土地的耕种权之时，不会把任何有关地租的权利交给他们。换言之，大会声明，这些地租全部属于集体，这些地租或者是由于人口增长使农产品涨价产生的结果，或者是所有人齐心协力从事的各种田间劳动产生的结果。
虽然耕种者有权利，但只能是有权享有增值，这些增值始终受到由于自由竞争而化为乌有的危险，基本上是暂时性的，是他根据土地使用特许权，明智地采取主动，先于其竞争者完成了对土地的某种改进良可以创造出来的。
大会认为，集体的权利和耕作者的权利被明显地区分开和事实上有保证之日，公益的征用权、组织长短期无息贷款和农耕者和工人之间的平等交换，就足以阻止任何过度的剥削，彻底取消今天使地主有可能游手好闲的所谓权利。”
提出这些结论之后，朗格卢瓦竭力使大会相信，如果还维持在布鲁塞尔没有让农村居民和他们的代表参与的情况下所作的决定，那么社会主义就会由于失去农村居民而冒风险，农村居民都将反对国际。我们将再次看到像1848年那样，农耕者成批地起来反对工人，完全摧毁了工人们取得的成果。
朗格卢瓦表示担心的是，那些声称宣传自由共产主义的人们尽管有这种愿望，但事情的必然结果势必把他们引向专制的共产主义。因为事情的最后结果就是公民鲁克拉夫特的制度。这就是作为土地集体所有者的国家把工人编成班，强制在工程师、监工的领导之下劳动，建立很强的劳动等级制度，总之让人按规定劳动。这种结果是那么值得向往，以至于为了得到这个结果必须牺牲每个人的行动自由和唯独能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吗？
发言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没有时间，不能陈述有必要提出的支持其论点的所有论据。
布吕安说，土地不是人类的创造，完全是法律支配土地。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是国家作为有组织的社会权力机构制定与社会需要有关系的法律。在原始状态下，人类随意流浪。在后来的时间里，某些范围被固定下来，在这些范围内各个部族开始耕种土地，或者共同地，或暂时把土地分成几小块。继之而来的是战争和征服，剥夺了部分人的土地，使之成为奴隶。在古罗马，一小撮人逐渐强占了土地。封建制国家严格地按等级把土地分配给领主、自由人和农奴。现代国家解除了领主与农奴的固定关系，使土地成为肯定可以出售的商品。比小块种植更有收益的大规模农业对于小农场主所做的，就像大型工业对于小工厂主所做的那样。其结果是土地的占有逐渐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因此，必须进行新的改革。最高的准则是拯救人民，如果个人所有制与人民的需要相矛盾，就应该取消这种所有制，但唯一的条件是，这种措施必须体现人民自由表明的愿望，现在的土地所有者必须得到补偿。
巴枯宁说，没有农业代表出席，这不是对大会有权就所有制问题作出出决定提出异议的理由。大会只是少数，但是在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是少数代表全人类的利益。1789年，少数中产阶级代表了法国和全世界的利益，导致了中产阶级的统治。巴贝夫[212]和他的支持者代表无产阶级反对资本家的统治。我们只是他们的继承者；我们这个不久将变成多数的少数代表了欧洲全体工人大众的利益。
与人们曾经说过的情况相反，集体是个人的基础。是社会造就个人，孤立的个人不可能学会说话和思考。有天才的人，伽利略、牛顿，等等，如果没有前几代人获得的成果，发明不了任何东西，也发现不了任何东西。有一个比伏尔泰更有智力的人，那就是整个世界。最伟大的天才，如果从5岁开始就生活在荒漠之中，就不会有任何成果。私有财产过去只不过是，现在依然只不过是把集体劳动成果占为个人所有。他在特殊情况下赞成土地集体所有制，在一般情况下，他赞成经过社会清算的集体财富。他说的社会清算的意思是取消政治和法律上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是少数人借以把其他所有人的劳动成果占为己有的必然后果和保证。任何生产劳动都首先是社会劳动：因为只有把过去几代人和现在这一代人的劳动结合起来才可能生产，因此从未有过可以被称之为个人劳动的劳动。他将投票赞成委员会大多数人的建议，他更愿意这么做的原因是，使各个市镇团结一致意味着社会彻底的重组，而少数人的建议必须以有国家为前提。
发言人要求摧毁所有民族和领土意义上的国家，在它们的废墟上建立千百万劳动者的国际性的国家，国际要起的作用就是建成这样的国家。
这时主席宣布美国全国劳工同盟的代表到了，片刻之后，他回来引荐芝加哥的卡梅伦。热烈掌声欢迎他入场，这是一件真正的大事。因为他代表着大洋彼岸的80万兄弟。
讨论在中断几分钟之后继续进行。
缪拉说，他或许可以放弃发言，因为托伦和朗格卢瓦根本没有提出论据。然而他要回应自以为比他公正的里沙尔公民，他的公正并不是里沙尔的公正。里沙尔认为，公正是分配的公正，起源于集体，这种公正只是一种理想，人们或许即刻把这种理想称为上帝。他说，我们的公正是集体的公正，它产生于人与人之间，或人与团体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而发展。然后他对巴枯宁公民说：
“您说我们是大猩猩的后裔，这有可能，我对此一无所知。但是我怀疑为了这种转化是否曾征求集体的意见。很显然，我相信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点，人用科学发展社会，而社会对人产生影响，就这样循环往复。”
他最后说，与里沙尔公民所说的相反，他认为从经济角度看，继承并不重要。如果使人地位平等，继承就使你恢复平等。从伦理和家庭角度看，继承是重要的：取消继承就使我们和牛一样了，而我们是人。
列斯纳认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关于共产主义，他有必要提出几点看法。他不知道舍马莱和其他人用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共产主义的意思是，任何一个孩子一来到世界上，都应该有权受到良好的教育，任何能劳动的人都应该拥有劳动工具，使他过上不愧是人的生活。因此，个人主义只能在不损害整个社会的情况下才能存在。
有人不愿意作出决议，担心冒犯农民。如果农民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处境，就应该启发开导他们。必须向他们指出，变革对他们有利，因此他们没必要反对变革了。在英国，大规模耕种消灭了小地主。100年前，曾有25万地主，今天地主减少到3万，谁能说其他国家的农民不会遭遇同样的命运呢？大规模耕种比小规模耕种的好处大得非常多。但是今天的利润离开了原路进了极少数人的腰包。
他最后说，不能做任何违背人民大多数意志的事，而讨论这类问题，作出决议，让人民了解这些决议，使他们赞成这些决议，则是大会的义务。科学已经解决了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有利于集体所有制。
贝克尔：首先，我提请大家注意不利于我们会议正常进行的误会。根据我们国际协会的口号：“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213]，许多大会成员都理解给每个人10分钟发言的权利，就像是他有义务讲10分钟的话一样；有的成员甚至要要回他那两分钟，因为他只讲了8分钟。这样我们的讨论就没完了。
我还要给你们指出一个重大错误。很多成员似乎认为大会的任务是详细规定将来事态的发展过程及其结果。但历史势必按照事物的逻辑发展，在历史上，可以做的一切都做了。大会担负的任务只是清楚而准确地陈述原则及其所有后果，提出这些原则，根据形势落实这些原则。对于我们来说，难以想象在社会可能很好地组织起来的将来出现的情况。因为我们的思想和观点总是受到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当今社会的影响。由于这些原因，我支持总委员会的建议。
塔尔塔雷：我认为社会有权废除个人所有制；如果集体所有制原则被采纳，必须找到实现这个变革的手段。把土地个人所有制作为征服的结果进行攻击的人们和把土地个人所有制作为智慧和劳动产物加以维护的人们之间正在展开争论；而在土地占所有者和非土地所有者之间正在展开更激烈的斗争。这场连续的和毁灭性的争执是取得政治权利的一大障碍。大会的目的是结束这种引起不安和造成不幸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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