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香港学者诗的特质与作用
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中，20世纪初叶至20年代出国受高等教育的留学生，以及未曾出国但受过高等教育而成为诗人的，对新诗发展的影响很大。这一部分诗人以学院特有的知识文化氛围把新诗导向离开世俗的高雅化，以及以他们对世界艺术潮流的了解，在引进新的艺术观念和艺术方式、促进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等方面，都起了先锋的作用。在中国新诗的草创阶段，先后有留美的胡适、冰心、闻一多等；留英的徐志摩、林徽因等；留法的戴望舒、梁宗岱、艾青等；留德的冯至等；以及留日的郭沫若、田汉等，都在促进东西方诗学交流、完善新诗建设等方面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40年代中后期，当中国新诗受到越来越浓重的庸俗化的本土文化的封闭性困扰之时，以昆明为基地的西南联大的一群学院诗人直接间接地从国外现代艺术潮流取得力量，从而再度促进了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穆旦、郑敏、袁可嘉、王佐良等就是从西南联大走向英美探寻现代诗精髓的一群。由此可见，学院诗人在中国新诗现代化建设中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性。香港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会，它既是大的金融贸易中心，又是东西文化的交汇点。它是介乎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结合部。香港本身能够而且已经为中国文化建设的现代进程提供了丰富的经验。香港人才（包括学者、诗人）的流动性也如这个瞬息万变的金融社会一样，使它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最近十余年来，香港在沟通和促进台湾海峡两岸的学术、艺术交流所起的积极作用已有目共见，它的文化艺术形态对中国本土的影响也与日俱增。它在改变和更新人们的传统观念方面所具有的潜在影响非常深远。
从总的方面看，香港的诗形态服从于社会形态，作为商品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诗的生产与流通也带有很强的商业意识。这个社会要求诗具有商品的品质，快捷地生产流动而并不要求具有某种长久的价值。一方面，它对诗并不重视，在影视专权的艺术天地，诗实际上已成为可有可无的装饰。但是，品位很高的诗创作和诗活动在这里依然顽强地存在着并生长着。这方面的评价，我们将在另一个场合予以论述。
现在我们将从学院诗人的角度切人香港诗创作和诗运动的实际，这无疑是作为中国新诗的香港部分最值得重视的成果。要是把香港文化和香港的诗看作是商品意识包裹着的一个球体，外层是商品经济，其内便是商品社会中的文化形态，诗在其中。诗中之最内层则是学者诗。这好比是中国传统工艺象牙套球中的内层的内层。数量不大的学者诗却成为这一社会形态下的诗的最坚实和最稳定的内核。正是由于它的存在，诗才不至于在商品潮流中沉没，也正是由于它的存在，香港的诗能够如茫茫南海波涛中的一颗珍珠，为中国新诗添加璀璨的篇页。香港是一个发达社会，教育普及，居民的文化水准也高。一般青年受到中等教育之后或在本港或去国外高等学校就读。他们分别得到各种学历和学位回港工作，有的继续在大学任教。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人既是学者又是诗人，即一方面从事教学或研究工作，一方面写诗。在中国内地，大学校园内写诗的人很多，但取得学位而且任教于学院或学术团体的诗人，则为数甚少，像冯至、卞之琳、郑敏这样一身而二任的人，在内地实为罕见。而香港不然，香港拥有相当数量这样的诗人，他们实际上在为香港的诗定位，他们的创作对香港诗的优化和纯化有着重大的和深刻的影响。
二、中国文化的当代造像
1982年，余光中在他的诗集《隔水观音》的后记中说过如下一段话：
目前我写的诗大概不出两类：一类是为中国文化造像，即使所造是侧影或背影，总是中国。忧国愁乡之作多半是儒家的担当，也许已成我的基调，但也不妨用道家的旷达稍加变调；其实中国诗人多半都有这么两面的。另一类则是超文化和超地域的。
香港学者化诗人的第一个贡献便是余光中在这里讲的他的诗的基调及其变调的为中国文化造像的工作。
香港由于它的地理和历史的位置特殊，因此，在文化建构中它也有别处所起不到的作用。长期的殖民地处境，使香港居民普遍存在着两种文化选择中的归宿感的困顿。它和大陆毗连，但又彼此生活在迥异的社会制度中，这种又密切又陌生的感觉，使它对那一母体所发生的一切有难以摆脱的牵萦。它又与台湾的联系相对密切，由于同样地漂寄于文化根源之外，更加深了对于文化寻根的悬置感。在香港学者型诗人中，余光中是最为典型的一位。可以说，他由于工作的机缘选择了香港，而香港也使他在这种特殊文化氛围中完成了他为中国文化造像的诗工程。
命&；我们谈到，流动性是香港文化和香港诗界的一个特征。香港的诗是在这种动态的匆匆来去之间造出它的成就的。许多中国的文化巨人都曾在香港这一繁忙的港口作过短暂的、久长的、甚至是永久的停留。蔡元培和萧红都埋骨于此。戴望舒自1938年至1949年期间在香港生活和创作，居港的时间超过了十年。他的许多名篇如《过旧居》、《示长安》、《元日祝福》、《狱中题壁》等都作于香港。所以谈论香港诗界不能不把这种高度流动的形态考虑在内。也就是在这一观念涵盖之下，我们认定余光中的香港诗作是香港诗的重要部分。余光中本人也当然地加人了香港学者型诗人的行列，而且理所当然地成为成就最大、影响也最大的一个成员。
余光中自1974年8月应聘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至1985年8月离任，在香港居住的时间长达十一年。诗集《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和《紫荆赋》都是在香港的创作结集。余氏自述：三本集子加起来，得诗一九一首；除去在台湾客座的那一年所产，仍有一五六首约为我迄今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余光中在香港定居的时间比戴望舒还要长，他在香港创作的诗的数量甚至超过了戴望舒毕生诗作的总数。余光中把他在香港创作称为香港时期，可见他对这段创作经历的重视：这十年，住在中文大学别有天地的校园，久享清静的山居，饱饫开旷的海景，是我一生里面最安定最自在的时期。回顾之下。发现这十年的作品在自己的文学生命占的比重也极大。
关于这一点，黄维梁在他的《香港文学初探》一书的香港作家的定义中有过专门的辨析：
来港前已享盛誉的余光中，直至现在他已在香港住了八、九年，在此地写作和发表的诗文、评论、翻译，大概有十本书的分量，而内容与香港的生活和文化相涉的故不少；余氏又经常参与香港的文学活动，他还不算是香港的作家吗？余光中在香港所完成的作品，仅仅就量而言，已比很多道地的香港作家丰富了若干倍了。
香港时期余光中诗创作的最重要的收获，是他以对于乡愁主题的完成，最终达到了对中国百年来最大的离乱所产生的悲剧诗作的概括。这种概括的历史使命落在香港学院诗人的头上。可以说，历史选择了香港，而香港选择了余光中，这是一个定数，并非偶然。余光中在香港的时期，是中国文革动乱的后期以及文革结束之后的历史转型的重要年代。从极端的专制和封闭到初步的开放这一重要时期给了诗人以有利于诗情展开的时间机遇，即通常所谓的夭时。
但仅有天时不行，还得适当的地利予以配合。这地利便是香港的有利的地理位置：
香港在各方面都是一个矛盾和对立的地方。政治上，有的是楚河与汉界，但也有超然与漠然的空间。语言上，方言与英文同样流行，但母音的国语反屈居少数。地理上，和大陆的母体似相连又似隔绝，和台湾似远阻又似邻居；同时和世界各国的交流又十分频繁。
地理位置如此，对于诗人而言，更是一个便于每依北斗望京华的所在，因接近大陆而心情波动，梦魂难安。起初这港城只是一个瞭望台，供他北望故乡，他想拨开梦魇，窥探自己的童年。
余光中就是置身于这样的时空，开始并完成了他的诗的香港时期。在来港之前，余光中便以怀乡为主题，写出了一系列在中国新诗史上堪称杰作的作品如《乡愁》、《乡愁四韵》、《白玉苦瓜》等，但是，十年的香港生活改变了以往只是在冥想中实现的乡愁主题的状态，而如今那冥想的一切变得是可以触摸的现实。他们居住的沙田，是与中国大陆连成一片的新界地区。在这里，可以感受到这片广袤的黄土地的呼吸、脉搏和体温。这当然对诗人的故国情思是一次再唤醒。
在这里，诗人能够更为真切地把握遥隔数十年的山川河海所给予他的思念的苦情。他站在半岛尽头的一个窗口，站在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新界沙田眺望他萦怀的中原，他把这一切谑称之为大陆的余味。这余味是如此地刻骨铭心，咀嚼愈久便愈是苦涩。在沙田咀嚼这一片苦涩自然与台岛不同，因为透过那茂密的树丛，循着九广铁路的钢轨便可寻到大陆的余迹。这种即目可见的位置，在余光中诗中造成的最生动的结果，便是《雨后寄夏菁》那首诗中，当年听到的那只只蟋蟀的吟唱：
从长城走万里运河流千年，
也难抵细细的一丝蟋蟀，
把忘归的浪子牵回，
北方的灶头啊南方的井湄。
如今这鸣叫不仅频繁地出现，而且愈唱愈近了。在他来港后的第一本诗集中，蟋蟀就在《中秋月》下出现，那由二十五年一裂的创伤中感到长安城头一轮月乃是一面迷镜的，是一只蟋蟀的提醒。而后，在《蟋蟀和机关枪》中，他论证蟋蟀的吟唱比机关枪更耐听且有力：机关枪证明自己的存在，用呼啸、蟋蟀，仅仅用寂静。
寂静时刻，虫声透过窗纱，侵入梦的深处，侵入心灵的空洞之中，它的威力震撼一切。在沙田的深夜，总有那么一只彻夜不眠的精灵，啃啮着诗人一颗装满乡愁之心：听一切歌谣一切的草里，総摔也是那一只在吟唱，触须细细挑起了童年，挑童年的星斗斜斜稀稀。到了1978年秋天，他诗中再一次出现蟋蟀的鸣叫。这一次蟋蟀吟是诗人对于蟋蟀眷眷不释的集大成。它不若台北那般缥嫩，也非在梦境中，而是沙田厨房一角的具体的虫吟：
中秋前一个礼拜我家厨房里，
怯生生孤伶伶添了个新客，
怎么误闯进来的，几时再迁出，
谁也不晓得，只听到，
时起时歇从冰箱的角落，
户内疑户外惊喜的牧歌，
一丝丝细细瘦瘦的笛韵，
清脆又亲切，颤悠悠那一串音节，
牵动孩时薄纱的记忆，
一缕缕的秋思抽丝抽丝，
再抽也不断，恍惚触须的纤纤，
轻轻拨弄露湿的草原。
最动人的是此诗最后的那一反问：就是童年逃逸的那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这一反问后来引出了大陆诗人流沙河同样动人的一首诗《就是那一只蟋蟀》，是和余诗作回应的。流沙河说过，中国诗中的蟋蟀由来已久，诗经就开始写，所以借燃摔传达乡情忆旧等等是中国传统。余光中的乡情主题有通过弹鸣有通过鹑鸪来表达的，但唯有蟋蟀出现最多，也最能打动读者的心弦。
可以说，香港时期的余光中诗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就，便是通过蟋蟀使他的乡愁之韵臻至完满。香港学院诗对于中国文化形象的塑造，余光中致力最多，经验最丰，成就也最大。余光中这一工作，始于台湾，但取得丰硕成果却在香港。前面说过，香港这一特殊时空，特别是余氏在港居留时期在时间跨度所具有的典型意义，促使他在实现这一艺术目标时接近于
完满。
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国土沦亡或分裂的局面，也有过无数次社会动乱造成的社会和家庭悲剧，因而中国诗史充满这种幽愤感伤的吟唱。中国在50年代以后出现的这种人为隔裂的离乱，在海峡两岸几代中国人的心灵造成巨大的伤口。在大陆，诗人们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有效地展现这一主题，只是到80年代初期社会有了松动方在归来的吟唱涉及个人及亲友苦难经历的悲吟。但深刻感受到这种无家可归的巨痛的，却是香港和台湾的诗人。余光中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站在了完成这一时代巨大主题的前列的。
当然也由于他在此时拥有了香港。有了台湾，再加上香港，加上个人的经历和才情，余光中所能做的当然比别人要多。香港是近代中国国运衰微的耻辱的见证，但香港又在这境遇中获得了繁荣。香港人一方面感到了归宿的困惑，一方面又享受着资本发达社会的自由和福利。但香港人归根到底是中国人，香漼社会尽管有英国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从文化根底上到底还是中国社会。站在香港一个窗口，一方面北望中原，一方面东望台湾，余光中能够通过近百年中国人这一现实处境、心灵创伤、文化困惑和中国漫长历史的深远和厚重加以综合，从而提出了触及近代中国精神领域最基本也最珍贵的主题。完成这一主题的，不是冯至，不是艾青，也不是与余光中同代的那些生活在大陆的诗人，而只能是生活在大陆以外的余光中及其同代人。
在沙田的时候，在那一只又熟悉又陌生的蟋蟀鸣声中，诗人展读中国历史，屈原和李白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侵袭、啃啮着他，特别是苏东坡的谪迁，杜甫离乱中的老病，唤起了他的心灵感应。他从这些诗人的身世中看到了自己。半岛之夜深沉而宁静，他仿佛自身便是东坡，在岭南的蛮烟荒雨中骑一匹瘦驴拨雾而来——
此生老去在江湖，霜髯迎风
飘拂赵官家最南的驿站
再回头，中原青青只一线
浮在鸥鹭也畏渡的晚潮
有时，他则从杜甫的身世飘零中找到情感的共震。老杜暮年诗篇中响起砧杵之声，凭栏的远客正是此刻诗人惊心的年龄：
不信他今年竟一千多岁了，
只觉他还在回音的江峡，
后顾成都，前望荆楚，
亦如我悬宕于潮来的海峡，
天地悠悠只一头白发，
凛对千古的风霜，而这便是。
在这种后顾与前瞻的犹豫之间，活生生地托出了一代学者诗人的文化心态。余光中和他的同代人把握住了时代和中国的总体特征，他们把这种家国与社会的悲剧命运和中国文化历史传统做了综合，这种综合而成的诗意是当代的更是历史的，是社会的也是文化的。有过大陆生活经验的中年以上的诗人，对于这种失去家园的伤痛感受更为深切，如余光中的《灯下》：倘那人老去还不立写诗/灯就陪他低诵又沉吟/身后事付乱草与繁星/倘那人无端端朝北凝望/灯就给他一点点童年。这里的朝北凝望而获得的一点点童年的酬答，是一种酸楚之极的慰藉。在香港，因为靠故乡更近，诗人北望的次数更多，目断之处，他甚至羡慕那能够自由飞越边界的禽鸟。他曾以望边为题写了一批诗，其中《北望》：
栏干三面压人眉睫是青山
碧螺黛迤逦的边愁欲连环
叠嶂之后是重峦，一层淡似一层
湘云之后是楚烟，山长水远
五千载与八万万，全在那里面
望不断的青山中缕缕丝丝是真切的乡情，最重要的，是这种怀乡感时诗句中强烈涌动着的那种矛盾复杂的心态。这心态是传统中国的，又是现代中国的，更属于有着高文化素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诗人住在沙田，极目远眺，家山万里，夜阑人静，灯影依稀，往往一夜数惊，尽是那一片乡情的惊扰。《台风夜》是余光中初来香港之作，这个狂暴风雨袭来的夜晚，诗人感到的不是恐惧，而是创痛：二十五年，一痛不合的旧创/裂口犹张，滔滔向一夜暴雨。这让人联想，那滔滔不断的是裂口中奔涌而来的伤心血泪，这是何等可惊的意象。余光中这首诗中传来了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这种心境，还是借古人的遭遇谈起：
东坡水谪，华发随一苇飘飘，
从前曾富有九州，
后来九州留一岛，
而今一岛隔水成半岛，
而大陆压眉睫反感到陌生，为何？
岛在远方竟分外亲切，
又是近重阳登髙的季节，
台风迟到，诗人未归，
即远望当归，当望东或望北？
高歌当泣，当泣血或泣泪？
这就是所谓的中国遗传，可以说，是以中国历史和现代文化的互相纠缠的复杂作为中国一代知识者造像。中国当代人感到的历史欹斜和社会切割是心灵隐痛之源，长久的隔离造成这时代特有的近乡情怯的心态，从台湾到香港、澳门等地的知识者的角度考察，这心态是复杂的。所谓两难，是抉择和认同上的困惑。对文化母体，既有强烈的认同和归宿感，又有难言的惊惧和疏远感。这在余光中诗中便表现为北望而又东顾的困境，应当说，这种心态的剖白是坦诚的和真实的。
以余光中为代表的香港学者诗，通过上述那种心灵和文化皈依上的矛盾复杂性，通过他们感时忧国思乡的内心苦痛，概括并传达了中国近百年忧患以及这半个世纪的战乱和离散造成的当代中国情结。这一重大诗情的提炼和开掘不是由大陆的诗人完成的，而是由中国另一些被隔绝的部分的诗人一特别是学者型的诗人——完成的。这些文人学者，因为有较丰富的中国文化和诗的积蕴，能够从中国历代那些文学艺术的传统中找到某种联想、移用或寄托。如余光中现在做的这样，中国整个诗史似乎都在为他工作。他通过那些历史人物的遭遇、他们的追求和理想的受阻，他们命运的坎坷艰难，他们的飘游和谪迁，找到诗人现今情思的寄托和共振。
对照中国当代诗史，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本世纪50年代开始，当中国被分割为大陆和大陆以外的几个部分的两岸诗人，在同一时间里却分别实现着不同的诗学理想。在大陆，诗人们被新生活的激情所冲动，他们满怀理想，向着美好的明天。开始是真诚的，继而是不由自主地唱的满天下都是喜悦和幸福之歌。而在香港或台湾则全然有异，他们感到了悲痛和失落。他们在诗中实现了一个悲哀的中国，创伤和流血的中国。家山万里，书剑飘零，在诗中耳中，那一列列北去的列车传出来的是一袅汽笛哀啸，回头再看香港，灯火正凄凉。那本应不是边境的边境线上，总有亡命的脚印惊悸。
现在读来，后者较之前者更为符合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香港学院诗人现在所从事并已达到的对于中国当代诗的贡献，概而言之，就是一个破碎中国的发现，由于家园的失落和欹零，因而通过这些学者型诗人笔端涌现的是一股难以抑制的哀婉的情绪，身世的飘零之感，整个是一种漂浮无根的感觉。女诗人钟玲有诗叫《无根者之歌》：飘忽的根/我要一根一根地/数数你的苦涩/我要用指尖/拂去你皱纹里的灰尘。很难说，这不是她的自况。更年轻一些的陈德锦也有这种两难的困惑。他在诗集《如果时间可以》自序中说：香港前途问题由阴霾转趋明朗；港人不谈移民，即谈过渡。对诗人来说，是增添了一份若即若离的本土情感。香港的前途明朗化了，诗人的本土情感反而变得微妙起来，这是一种特殊的香港情怀。
在这一点，余光中的诗有非常集中的显示，他的《九广路上》讲：
总是天地之间一列末班车，
无家可归依然得夜归的归人。
在他们的感受中，总是一个无根者、无家可归者、漂泊者或流浪者的形象。这个形象系列的完成，是港台诗人对中国当代诗的杰出贡献。这种形象在大陆诗人中未曾出现，这缺项是诗的遗憾，因为这是中国近代史、更是中国当代史的事实。余光中在散文《送思果》中对这种近于流放或谪迁、贬抑作了解释——
东坡游金山时还正年轻，已然乡愁不胜，却料不到，老了，还要流放到更远的海南孤岛。其实他在诗中虽然经常不乐思蜀，后半生却注定宦游他乡，不能再入峡了。不过东坡的半生流浪，是被放。今日中国读书人在海外的花果飘零，大半却由于自放。即使是嚷嚷回归的学人，也只敢在旬月之间，蜻蜓点水，作匆匆的过客罢了。故乡真能归得的话，谁不愿归田归山呢？
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心情凄苦。这是新一代谪迁天涯无家可归、无根可寻之人。在这些诗的意象中，凝聚了百年来的中国幽愤，长达半个世纪的旧梦难圆的悲苦。
学者诗中一再浮现的这种漂泊感和破碎感，以及无可抉择又难于取舍的两难境地，真是剪不断辗不绝一根无奈的脐带，而又与他们日夜牵萦的中国母体相通。以余光中为代表的这一部分香港学者的诗，通过感世忧时的乡愁主题的揭示，展现出一个综合溶解百年中国忧患的破碎和飘零的诗情，这在诗学上的建树在于完成了与虚幻的欢乐相对的真实的悲怆的旋律突现。失去家园的乱世儿女在海岛或半岛之上北望故国，那种既有皈依感又有畏惧、陌生感的两难心境，当诗人触及这种心境时，能以数千年的文明传统以及诗史的抒情史实做壮阔的背景，所以能够呈现出一种厚重和沉郁的风格。这可以说是香港学院诗人对于中国文化造像工程所作出的实绩。
三、高雅精神与书卷气
在大陆有人倡导作家的学者化，这是有感于那里文学创作和评论存在着非学者倾向。从作家受教育的情况看，40年代以后有影响的作家很少受过正规的教育，年轻作家情况更糟。本来素养就有问题，再加上一些似是而非的鼓吹，浅薄和轻浮的风气有所滋长，人们对此心怀隐忧。对于目前中国大陆的文学界和诗歌界，满不在乎的鄙俗似乎多了一些，而有着髙雅情趣的、不含贬意的书卷气则是明显的匮乏。
香港的情况不同，这里的学院中有不少潜心做学问又热衷于缪斯的竖琴的学者。他们的诗，一方面体现出彬彬有礼的高雅风度，一方面又渗透着浓厚的现代精神，特别是这座国际化的城市賦予的开放而活跃的文化氛围。由于有了这样一种适当的环境，故这些来自学院的学者与诗人一身而二任的文人，能够在获得尊重的状态下自由地从事他们的创作。
从70年代后期开始，以香港中文大学所在地沙田为中心地带的文人，由于余光中的到来而形成了为时不短的文学的沙田时期。余光中的《沙田七友记》、《送思果》，黄国彬《明月隔山海，世事两茫茫送别余光中》等散文都记述了当年的文学盛况。梁锡华更有专文论文研究文学的沙田现象。黄国彬的文章《明月隔山海，世事两茫茫——送别余光中》，他的风趣生动的文笔给人以深刻的文苑英华的印象：
我和余光中认识，始于1973年；翌年再和他在中文大学相遇。接着，梁锡华、黄维梁、思果相继而至，在短短的三四年之间，竟使吐露港畔热闹了起来。沙田的元老宋淇，转眼间多了好几个友伴。沙田的名士，当然不止这几位；不过我和他们聚首的时间较多，对他们的认识也较深。多年来，我们碰头，就会论诗谈文，逍遥于广阔的时空。
香港的学院圈子当然不止沙田，还有香港大学、浸会学院、岭南学院等，也都有人文荟萃之盛。正是这样和谐、潇洒而充满学术风气和友爱精神的环境和氛围，于是有了香港学院文学和学院诗的推进和繁荣。
读香港学者的这部分诗，人们很容易为这些作品所透出的浓厚的文人品格留下印象。钟玲可以说是这种为香港学者诗的品质定位的一位诗人。钟玲按照黄维梁1985年出版的《香港文学初探》关于香港作家的分类，她属于外地生外地长，在外地已经开始写作一类的香港作家。从钟玲的经历看，她是典型的学院派诗人。她1960年毕业于东海大学外文系，后考入台大外文研究所，1967年在威斯康辛大学读比较文学，开始以英语写诗，获该校比较文学硕士学位。1972年获博士学位。钟玲师从余光中，并结识年龄相距四十岁的美国诗人王红公为忘年之交，她与美国诗人史奈德有很深的交往。钟玲爱玉，并收藏名玉。她的一组关于玉的散文是这位有着冰心玉质的闺秀诗人的最好形容。
钟玲对女性诗有专门研究。专著《现代中国缪斯》更以优秀的学术品格为这位学者兼诗人赢得荣誉。此书不是一般诗评，而是有着深厚的学术底蕴的艺术评论。例如该书关于女性诗的如下一些叙述，可以看出她治学的深度和独立的理论素质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在心理分析与理论方面有相当沉重的包袱，因而生出障碍。例如举凡涉及心理分析，必须先面对佛洛伊德的阳具说一即认为因为女性无阳具，故会生妒忌与缺憾的心理。女性主义批评家从事心理分析理论，则常陷入为反叛而反叛的泥沼。以至于她们有些强调先伊德怕斯阶段，认为由于母亲育子，所以孩童先认同的性别是女性，非男性，以抗衡阳具说，或法国女性主义学派，为反叛阳具论说，提倡说因女性的性感官遍布全身，所以这种生理现象会影响到女性文体。……其实，身体与人的关系，再密切也不过，女性有别于男性的生理现象——诸如月经之出血、之腹痛等诸种不适，与生殖有关之怀孕、生产、流产、打胎、哺乳等一对女性心理状态必有深刻的影响，对女作家的作品风格及内容也定有某种程度的冲击。
钟玲是多面手，理论批评，小说，散文，她都有较深的涉及。诗写得不算多，但质量较佳。她的诗，余光中有过肯定的评价：钟玲是一位气质浪漫的短篇行情诗人，所抒的情具有浓烈的感性，且以两性之爱为主。她的爱情诗有很强的个人体验的加人，是非常动人的，如《七夕的风景》、《潋滟》等，可以认为是中国特别优秀的女性诗作品。但最能代表钟玲的个性并且体现出学院诗人的特性的，却是她的一组《美人图》。她以中国古代美人为题，先后写了《苏小小》、《李清照》、《西施》、《花蕊夫人》、《王昭君》、《唐琬》、《绿珠》、《卓文君》等。这些诗，取材于古代，却溶进了现代人的情感，特别是女诗人自身对于女性心理和环境的体验，是既具有古典风韵又渗透了现代精神的当代诗。
作为学者，钟玲在这些诗中融进了她对这些红颜女性命运以及对于历史事件的思考。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她的选题中，偏重于当时年代中表现出女性的勇气、才华和个性解放的题材。有些题目，她敢于对历史的判断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评价，更体现了一种学者的风度。如《西施》，钟玲于诗成之后写了《后记》：
春秋时代的西施，是典型的红颜祸水，历代的传说中，吴王夫差的灭亡，都归罪于西施。我试由另一个角度来写西施。她与吴王相处多年，吴王也是雄霸一方的男子汉，唯独钟情于西施，西施对他能不生情吗？她再精于媚术，再忠心于越国，也是个女人。
由于自己是女人，钟玲在这里作出了合人性的判断：吴王也是雄霸一方的男子汉，唯独钟情于西施，西施对他能不生情？这等于为千秋的误读作了翻案文章，而且也改写了一个美人的历史。
同样，她也为《王昭君》一诗写了《后记》。后记说，昭君在宫中多年见不到皇帝，乃请掖庭令求行。钟玲对此发表见解说，我忽然悟到她是个很有个性的女子，王昭君不仅只是果敢，对自己的美貌与机智，更是充满了自信心。钟玲一方面是洞晓史实，一方面又有自己作为女人的体验与理解的加人，而其核心则是从女性作为人对情感与性爱的人性的角度切入对象。女诗人本身是位学者，她能以科学与情感相结合的立场，侧重于以女性的体贴与温柔去解读这些历史上以美貌倾夺天下的女人的故事。她的独特思考使这些作品充满了智慧与才华的光辉。
钟玲写的是新诗。她的工作与我们熟见的一些作品不同，在那些诗中，多半只是新诗的形式而旧诗的内容，是旧酒装进新瓶。特别是大陆的一些诗人，有的干脆旧瓶装旧酒，既无革新精神，又乏时代风貌。钟玲不同于此，她的诗使人耳目一新。例如《唐琬》的开头，满城春色宫墙柳7只有我的心底广阴天暗地如深秋，劈天盖地以《钗头凤》一句直捣作品情绪和剧情发展的内核。这是洋溢着当代诗人的现代性。再看《卓文君》，竟是一首非常前卫的现代诗：
你不必琴挑我的心，
锦城来的郎君，
我就是横陈，
你膝上的琴，
向夜色，
张开我的挺秀，
等候你手指的温柔，
你不必撩我拨我，
锦城来的郎君，
只须轻轻一拂，
无论触及那一根弦，
我都忍不住吟哦，
忍不住颤，
颤成清香阵阵的花蕊，
琴心的深空，
往日只有风经过，
只有黑暗经过，
如今音波一波又一波，
锦城来的郎君，
是你斟满了，
一瓯春。
在别的诗人那里，可能用呆板而繁琐的重&；铺叙和编织，而在钟玲，却是出神入化的新创造。她略去史故事的复述，也去掉常见的情节编排，她只突出卓文君对锦城来的郎君的情爱，而且出以暗示性极强的女性对于自己所爱的心灵呼唤。
钟玲在《卓文君》中突出了琴挑。通篇都是琴弦顫动的意象，丰富而又适当的想象力笼罩下强大的生命力的冲动。这是一首全新的极富浪漫情调（这符合卓文君的性格）的抒情短章。琴的横陈膝上，琴的等待手指的温柔，琴弦的吟哦与颤动，从意象的设计到结构的严整，堪称无懈可击的优秀之作。
钟玲作为学者，她的治学的精进和严谨既体现在选材和材料的处理上，更体现在她对史载的一丝不苟上。这一组诗每首都有笺注，多数都有后记。笺注是她对材料的说明，后记则体现她对材料处理的独特态度。《卓文君》有一则笺注是锦城来的郎君而写：汉时成都尚未有锦城之别称，但因此名意象丰美，故借用之。可见，即使在做诗上，学者型诗人也大体都有此种治学的严肃性。这就是这篇文章的这一节标明的书卷气的原意。对相当部分的诗人来说，随意性甚至痞子气往往过剩，而独独缺少我们这里说的书卷气，这里所体现的严肃性和髙贵气是很动人的。当然，此处论述仅就涉及史料使用而言，而非对创作的普遍性而言。
读钟玲这组诗的有关文字，往往从中感到作者的深厚的学识与治学精神。由于她的言简意赅的整理，我们往往受益于知识的扩充和传递。如她写的《唐琬》共有笺注四条，均精辟而有深解。如其中有关唐琬资料的笺注指出：见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一；宋陈鹤《耆旧续闻》卷十；宋刘克庄《后山先生全集》卷一七八；清《历代诗余》卷——八引夸娥斋主人语；清末民初况周颐《香东漫笔》卷一。唐氏名琬，见《香东漫笔》。其余各注，有关于陆唐成婚年份的，有陆游集序所见涉及对唐琬的怀念之章的，都各有出处，极为详备。
从钟玲这些诗作的文字来看，她下笔之初即已熟读有关资料，她几乎是以治史的态度对待有关资料。但创作时，她又全然是一位极富想象力的技巧高超的诗人。这可以从《卓文君》、《苏小小》诸作看到。她写诗按照的是精神生产特别想象力飞扬的规律行事。学者和诗人的双重身份，使她在创作中拥有了与一般诗人不同的特点。以《唐琬》为例，她的《后记》有一段话：这首诗的时空设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春天，二人在沈园相遇的前一刹那开始。因为陆游七十五岁作的《沈园》二绝中，有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之句，我把他们相遇的地点，安排在沈园的小桥头。当她的诗涉及史实，她使自己尽量做到无一事无根据的准确性；当她的诗涉及想象的天空，她又匠心独运，日时空设定，日安排，她又是这精神产品的导演和设计师。我们且看她诗中的句子——他对我好又怎样？/四年了，不论是春风秋雨/依旧飘送你的低语/隔着重山，总有你的渴望/紧贴我的肌肤，不难感到她是以现实女人的心境情绪去写历史中的女人。
这样以治学的严肃性来处理诗创作的背景材料的，不仅钟玲一人，大凡学者型的诗人总难免这份积习。前面论述过的余光中也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实例。他的《湘逝》副题是杜甫殁前舟中独白。一席关于杜甫漂泊的暮年的行状，几乎就是杜少陵诗卷中有关吟唱的改造与提示。殁前舟中独白，当然是想象的。我们读着白帝城下捣衣杵捣打着乡心义悲笳隐隐绕着多堞的山楼/窄峡深峭，鸟喧和猿啸，几乎通篇就是家园离乱的情感记事，言谈之间融进了现实诗人自身苍茫的思绪，这不待言，最妙的却是《湘逝》的后记，和钟玲写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通篇可视为一篇精简的考据文章——
杜甫之死，世多讹传。《明皇杂录》说：杜甫客耒阳，颇为令长所厌。甫投诗于宰，宰遂致牛炙白酒，甫饮过多，一夕而卒。旧唐书文苑传说：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甸日不得食。耒阳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新唐书亦然其说。浸至今日，坊间的文学史多以此为本，不但失实，抑且有损诗圣形象。
杜甫死后四十年，元稹为之作铭，时在旧唐书之前，只是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根本不涉饫卒之事。其实牛肉白酒之说，只要稍稍留意杜甫晚作，其诬自辩。大历五年，杜甫将往彬州，时值江涨，泊于耒阳附近之方田驿。聂令书致酒肉，杜甫写了一首长达十三韵的五古答谢。果真诗人一夕而卒，怎有时间吟咏一百三十字的长诗？而且诗中有句：知我碍湍涛，半甸获浩溘，可见诗人断炊不过五日，并非十日。其实一夕饫卒虽有可能，十日绝粒而不死却违常理，世人奈何袭而不察。
答谢聂令的这首诗，题目很长，叫做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此诗写成之后，杜甫还作了好几首诗，在季节上或为盛夏，或为凉秋，在行程上则显然有北归之计。《回掉》一诗说：清思汉水上，凉忆岘山巅。顺浪翻堪倚，回帆又省牵。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篙师烦尔送，朱夏及寒泉。又说：蒸池疫疠偏……火云滋垢腻。岘山在杜甫故乡褰阳，足见此诗正当溽署，疾风又病肺的诗翁畏湖南湿热，正要顺湘江而下，再溯汉水北归。《登舟将适汉阳》一首说：春宅弃汝去，秋帆催客归……鹿门自此往，永息汉阴机。可见归意已决，且已启程。《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一首又说：北归冲雨雪，谁悯弊貂裘？则在季节上显然更晚于前诗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只能显示杜甫曾拟北归，不能证明时序必在耒阳水困之后。但是仇兆鳌早已辩之甚详，他说：五年冬，有送李衔诗（按即《长沙送李十一》）云：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西康州即同谷县，公以乾元二年冬寓同谷，至大历五年之秋，为十二秋。又有风疾舟中诗（按即《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云：十署岷山葛，三霜楚户砧。公以大历三年春适湖南，至大历五年之秋，为三霜。以二诗证之，安得云是年之夏卒于耒阳乎？
前述风疾舟中一诗又云：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水乡霾白屋，枫岸叠青岑。郁郁冬炎瘴，濛濛雨滞淫……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可见杜甫之死，应在大历五年之冬，自潭北归初发之时。右《湘逝》一首，虚拟诗圣殁前在湘江舟中的所思所感，时序在那年秋天，地理则在潭（长沙）岳（岳阳）之间。正如杜甫殁前诸作所示，湖南地卑天湿，闷热多雨，所以《湘逝》之中也不强调凉秋萧瑟之气。诗中述及故人与亡友，和晚年潦倒一如杜公而为他所激赏的几位艺术家。或许还应该一提他的诸弟和子女，只有将来加以扩大了。
由此可见这批沙田名士及其友人们的可贵的学术品格。不仅年长的一代如此即使更为年轻的一代，也都有了这种品格的传承。胡燕青可说是又一个典型。她生于广州，八岁来港上学。后毕业于香港大学英文系，旋获硕士学位，现任教于浸会学院语言中心文学部，也属于我们此刻讨论的学院派诗人的范畴。胡燕青于1981年先获香港市政局中文文学奖诗组冠军，又于1985年再获同一奖的散文第一名而闻名于此间的文学界。她的八百行长诗《日出行》在抽象的哲学式的拷问中展现她的生命经验与省思。正如她自谓：我开始怀疑以往的自己，到底在享用被爱对象的光采，还是真正地向往、投入。同时，我亦深深感到成长的痛楚……我是不肯一夕无梦的，在孩提与白发的中间，我决意找寻自己年轻而有力的，作为一个人的印证。这作品展示了她学者式的沉思的特性。
胡燕青另一篇重要作品《语天——李贺临窗》也如比她年长的诗人那样，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而传达出那种学者氛围。由于写硕士论文，和李贺独对了好些日子，《语天―李贺临窗》里，她尝试走进李贺的世界，对他为创作不惜和苍穹对峙、向永恒挑战的心路历程，体会良深。这是一首充分展现胡燕青历史、文学素养和艺术才华的诗篇。她以对李贺身世才情的深知，借他一夜对天私语，寄托一个早夭天才的情感世界。出语绮丽，凝聚异采，字字如玑，文言与白话的结合，造出了既古典又现代的特殊情调：试问我书桌上一萤枯瘦的灯舌广和窗外那小小的坊织娘厂如何戳得穿你千古无血的秋寒？这是一曲对为世不容的天才的挽歌，这里体现了极浓郁的对于传统文化的景仰心情。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在中国大陆如今很少有诗人以我们在这里论及的以古代材料为诗，而在这里却有着久盛不衰的热情，而这里，又是受到西方文化深刻浸润的殖民地。还有，从事这一工作的诗人似乎都是受到西方式的高等教育的人。而在大陆居住的他们的同胞和同行，他们却大体遵从另一种文化价值观。那里的学者和作家们所持的学术态度，多数倾向于批判地对待那些材料，他们崇尚现代性和欧化，他们不乐于谈论这些古老的题目。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逆反。
作为文化母体的大陆，表示了对这个母体和本源的冷淡，轻忽，甚至有些人还是无知，而长期脱离这一母体的隔海隔山的代代诗人，却遗传般地承袭了这种对于传统的深爱。这种两岸之间的文化焦点的反差是当今中国十分重要的人文现象：日夕接近的反而疏远，而拉开了距离的反而更有引力。但要是从诗的学院化这个角度看，远离大陆的诗界对于传统题材别开生面的再铸，的确是一种高雅情趣的展示。从香港学者化的这一代诗人的心态看，与大陆的那些激进的态度对比，他们却反而是接近于正统甚或是保守的。
即以前面我们论及的漂泊感这一点来说，像胡燕青这样一代人却宁愿在无奈之中坚持自己拥有的中国。他们的文化之根生于斯，长于斯，很难有另一种选择。胡燕青在读了颜纯钩一篇题目很长也很怪的小说后，写过这样一些话，这些话很能说明这一代学者的真实心境：
今天大家都预备移民去了。不知行旅在即的心情如何？以为只是走一趟么，却不知仆仆风尘间，以驿站为家、篝火为灶的生涯，可能就是你一生的归结。或者有一天我亦被逼加入这流浪的行列，但我已经尝过割裂的苦涩，此刻不免执着完整的甘美。我当然愿意住在加拿大的两层小屋里，拥有一小片可以栽种蕃茄的耕地；也愿意站
在新西兰无际的绿原上，看白云下羊群悠闲地吃草，但我更希望留在我所爱的人身边，为他们工作和存活。
在这里，胡燕青除了印证我们在前面说到的以余光中为代表的那种为中国文化造像工程的投入，再一次印证中国学院诗人们所凸现出来的社会和文化两难抉择，同时也印证了我们此刻讨论的命题，即越是远离越有一种遥远的文化认同感。在这里，从钟玲到胡燕青都这样，都共同地表达出她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恋和强烈的认同感。这用余光中的话来表达，就是：我的缪斯是亚热带牵藤缠蔓的植物，这里，已成了我的根。
四、生存境遇的综合思考
从香港这些学者型诗人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身处繁华的国际性城市香港，却保持了一个在内地很难再有的那种以友谊和学术为主题却充满诗意的沙龙式的往来。在沙田，以余光中的到来为标志，进入了这个文学繁荣季节的高潮。在沙田的文学圏中有的人如梁锡华以散文、小说和博学多才著称，涉及现代诗年纪较轻的则有黄国彬。黄国彬也是博学的一位，除了诗也写散文。他的散文《明日隔山海，世事两茫茫》、《不设防的城市》、《抄田的传奇》等都记述了如余光中、思果、梁锡华、黄维梁等沙田文友的名士雅趣。这些文章文笔生动有趣，读之令人神往，从中也可看出作者黄国彬的才华和学养。
黄国彬生于香港，曾就读皇仁书院和香港大学，获香港大学英文系硕士学位。1980年以意大利政府奖学金赴佛罗伦萨研究但丁，并进修意大利文。他诗作甚多。70年代诗倾向于对生活的关照和投入。在诗集《攀月桂的孩子》中，他总结了50年代以来香港诗的经验，在偏差之间厘正自己的诗风。我极力反对不必要的隐晦，更反对故弄玄虚；但我也不赞成为了易懂而放弃最适当最准确的表现手法，更反对作者为了浅白而简化诗想，违背艺术良心。十多年前现代诗的割切支离无疑是一种偏差。在70年代的诗中，黄国彬通过对都市生活的实际描写，传达出他对生活批判的倾向。如《天堂》，天堂的街道是长期便秘的大肠，写汽车在这个城市中的蠕动，人的生命在这种蠕动中的消耗；《逼迁》写城市的地产公司如兀鹰的眈眈，以及未来不可预知的结果，只能无救地等待死亡。
这些创作传达出一种有趣的背反：身在现代都市而心却向往古典。但这些受过中国传统文化薰陶又接受了西方教育的学院诗人，大抵都能够在这种中西文化碰撞和汇流处，有效地处理调适并且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文化传统的环境来。黄国彬写过《母亲在门口炒菜》、《母亲，你的背已经弯了》、《给载》通过写亲子之情，传达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承袭，而《夜静听筝》、《雨天闲居》等却力求在新诗的格式中造出传统的意境来。如《春到沙田》则有意地在新诗中创造一种类似古典绝句的意境。
较黄国彬的年龄稍小一些的梁秉钧也是一位多产的学院诗人，他的经历与黄相近，在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同上也相近，而在诗的追求上却倾向于现代而不崇尚古典。梁秉钧毕业于浸会学院英文系，后赴美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攻读比较文学，曾任教于浸会学院英文系，现任教于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梁秉钧出生大陆，长于香港。他没有前辈诗人那么多的旧
国山河的记忆，也没有更多的乡情愁绪。但他却也遥遥地认同并热爱中国文学的悠远传统。他的文化根意识也浓厚：
我们祖父母那一辈是1949年从中国内地来到香港的，他们也随身带来了旧日的风俗、生活和思想的习惯，以及对于往昔悠悠的怀念。父母一辈，都是新旧文学的爱好者，在塞满现实生活用品的沉重行囊中不知怎的也混杂了不少书本。母亲和阿姨在缝衣服、串珠带的时候，彼此呼应地背诵唐诗宋词，或者长长的古文书信游记，在我们耳边变成熟悉的节奏。
梁秉钧的自我叙述，让我们窥见中国文化不可言说的魅力。它能够借助哪怕是星星点点的机会，向着它可能企及的一切渗透，从而将你俘获。
评论称梁秉钧诗文关注周遭的人与物，敏于发掘生活的-精髓，落笔细致而冷静，善作暗示力避免检释，重视意念和技巧的创新（香港三联版《梁秉钧卷》出版介绍）。可以说，这是梁秉钧和黄国彬稍有异趣的地方。梁秉钧通过诗表达的是一个在香港长期生活并且受到美国式教育，如今又从事英文及比较文学教学的学者必然有的西化倾向。但即使如此，他和批评家也都认为，他的审美习惯仍然还是东方型的。受到郑敏高度评价的他的诗配画《北京儿童医院》，认为他能够在找到事物而易于失去张力而流于散文的松散的刹那，传达出诗语言的神灵之气。他的诗能在事物的具象和诗人的独特思维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诗在这个时候便成为诗人和自然撞击中留下的踪迹，郑敏说：也许在重记载细节、不介入等方面他受到威廉斯以来美国新现实主义、客体主义的影响，不多流露感情，不干涉自己所描叙的环境，重视地方特点，反对抽象，但他的境界却是充满了东方色调的。
梁秉钧认识到香港这一地区的特点，他体认香港是一块中西文化混杂的地方。他力求在这种特殊的际遇中，在两种文化的摆荡中寻求某种平衡。但梁秉钧较之他的前辈或同辈人无疑是在文化态度上采取更为前卫姿态的一位。他思考着，也力图通过诗表达着他所处身其间的现代文明对周围世界可能有的冲击及其可能进行的调整：
一直我只是想，在我们生活其间的破碎中
我如何能传递给你我感觉到的杯盘
刀叉之间那种平衡同情的目光？
是的，调度和剪接的认识都是无用的，
除非我能广大而包容它们，
帮助了解我们一度抬头看见的凝镜，
上引的诗表现了现代人对于客观世界的困惑。我们处身于支离破碎的混乱之中，但我们寻求平衡与和谐。我们力不从心，因为我们本身就被物化，并肢解为碎片。我们缺乏那种广大而包容的能力，因而，最终我们无法说明世界，更无法说明自身。
愈到近期，梁秉钧诗中这种对于现实的惘然之感愈加浓厚。他是城市中人，他对城市的洞悉使他能够把这种对于现代都市的表现不流于浅露而具有深刻化。那就是透过城市的驳杂和相互矛盾揭示人处其中的困窘。如下一首诗也是谈论艺术的，《与蔡仞姿讨论装置艺术及其他》，在讨论的过程他凸现的却是人的处境——
对不起，生活令我们早上九时半，
无法畅谈艺术。我们无疑都受制于，
时间和空间。一幅红岩逐渐剝落，
不同天气里隐约的山形从四面墙伸入，
室外的云雾，那是咖啡壶的蒸气吗？
还有烤面包，是了，你吃过，
早餐没有？那边有一个座位？
但哪里可以找到一幅比较大的空白，
容得下我们心中的画？也许加上，
海波的光影，雪花虚实的图画。
整首诗是讨论绘画的，但是繁忙紧张的工作与悠闲讨论艺术构成了冲突，就在讨论的过程中，画面上的云雾和咖啡壶的水气，早餐的座位与足以安置那画的空白纠缠在一起。这是香港的真实生活，时间和空间都被这城市的烦嚣占满了，艺术只能在这样匆促的电话简里进行。
他的一切感受都从实有出发，但却通过具像表达更多的理趣。诗人的睿智与才情于是得到显示。诗人徘徊在心与物之间，思考个人与世界的种种可能性。他通过多重视点和虚实相生的审视，能够在种种文化和生活情态的含情观览之中，从容展现那一切抽象之物的质感。因此批评家认为读他的诗是生命探索的旅程。
在《从现代美术博物馆出来》这首诗中，我们看到梁秉钧诗的后现代倾向。事物与事物的空间界限消失了，一种源于跨国资讯、国际性的企业发展打破了地域限制。随之出现的是全球性的空间意识。许多原有的意义和联系中断后，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在纽约，走过看见的东西一分钟就不存在但是我们有时又兜圈回到原来的地方，我在纽约只看到零碎的现代艺术眼前的路标7并没有信心我们可以找到平面以外的东西。诗人面对的是无尽的不完整和破损，但他显然不愿被这环境同化。他却在没有深度的平面的领域，追求一种历史的深度。这就是我们注意到的梁秉钧西化背后的传统化的顽结。
梁秉钧不是一位对生活淡漠的人，但他却在生活的烦嚣之前心淡如水。他把那一切判断藏匿于琐屑的后面，只是通过那一个又一个的场面和细节，在完全不动声色之中，使你体会诗人那拼贴的一片苦心。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可不要把他看成是一个表现现代都市文明和困扰的诗人，不是的，也如香港那些有着很高文化层次的诗人那样，他是在城市生活种种场景的背后，却依然萦怀着对于中国文化母体的牵连。他写在异国他乡的一首名诗《乐海崖的月亮》便很说明问题，应该是美国的月亮了，但却使我们窥见中国的月亮，甚至是唐代的月亮。看月亮升起的场面是西方的更是现代的，但与之对应的却是中国的更是古代的。如月出惊起汽车/在黑夜里断续鸣叫，它的潜台词却是唐诗中的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再如在海边是谁初见了月亮？海上的月亮那年初次照见了人？它的未出现的对应物也是唐诗江畔行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由此可知，在梁秉钧充满先锋性的吟唱中，已经融进了与之完全迥异的东方古典情调。这是矛盾的妥协，也是对立的统一，在梁秉钧诗人得到实现。
在香港的学院派诗人中，陈德锦可能属于年轻一代。他1958年生于澳门，后移居香港，毕业于浸会学院中文系，新亚研究所硕士班毕业，现任教于岭南学院中文系。陈德锦熟知香港，如《宝云道》、《电车》、《雨中乘电气化火车离马料水》等都能较好地传达香港风情。陈德锦除写诗外还著有《南宋诗学论稿》、《文学散步》等，是发展比较全面的青年学者。他的诗也显示了青年一代的独到追求。他宣称近年对诗的形式追求趋于冷淡，认为只要诗意丰盈，语言形式或整或散都无妨。这表明他的诗观趋于稳定求实，没有时下常见的那种浮躁与时尚化。
陈德锦诗风平实，《如果时间可以》用的就是比较齐整的四行体，《鹰》也是接近格律诗的体式。在这些诗中，他作为香港诗人，表现了对于自然生态的关切。这是香港诗人把城市主题导向深化的信息。这是他的《鹰》：
不可以飞得更低了
依然看不见海面上有腐烂的尸体
一块漂移的油污给渡海轮辗过
随即分裂为一截破碎的天虹
在疾风里翻飞也会带来伤痛
草原上的雕隼要避开雪雨的弓箭
如今灼热的太阳在背上散发病毒
气流里是一股一股黑色的煤烟
我听到我的族类在天空呼叫
一列泥车把最后一块绿土运走
这里再不见树木也不是海岛
这就是我的孩子要留下来的地方
我们通常看到的鹰都是在空中作为强者的形象，如今的鹰的声音里却透露出忧患的悲伤。他的诗启示人们去考虑繁荣发展的另一层面的问题。诗人自述这类诗是他对这里的环境日渐受到破坏的一种回应，是我们此刻谈到的学者型诗人对于生存状态的综合思考的组成部分。
陈德锦的诗观在他的一篇很有分量的短文《诗的重要性》里表达得很完整。在这篇文章中他对诗的产生、独创性，诗的贡献、感性和知性、题材、手法与原则性等关系作了精简而透辟的阐述。这篇文章连同他的为数不算多的作品，构成香港当代青年学者型诗人的最新风貌。使我们通过这新一代学者的广博的学识、独创性的实践，不拘一格的思想，对香港诗的历史和现状产生充分的信心。
1993年67月，初稿于香港岭南学院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
（原载《现代中文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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