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部德时，他还不叫“正确”。那时他不过22岁，千什么都一副害羞的样子，动不动就脸红，于是我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一抹红”。也许这个外号太文雅了，从未叫开过，只有我喊过他儿次。后来我又给他起了一个外号“正确”，这才叫开来，以至后来他的真名部德就渐渐被人们遗忘了。
部德人老实。不管人家讲些什么，他总是频频点头一副诚恳的样子回答正确正确的。“正确”成了他的口头禅。
有一次他与野外回来的钻机工们下象棋，他的棋还算高明，刚一开始就把对方搞得手忙脚乱。野外的钻工一天到晚面对钻机听那轰隆隆轰隆隆的钻机声，人也变得轰隆隆的，一看棋下坏了，就急了，于是敞开轰隆隆的喉咙骂开来，他“叭”地一声把棋狠狠地砸在棋盘上，下一步骂一句。这个呆子总是反应不过来，人家骂一句，他傻乎乎拉长了音调接一句，结果就成了：
“旧你妈姥！”
“正确！”
哈哈哈大家都笑了起来，从此部德这个名字就变成了“正确”。
“正确”还有一个让你哭笑不得的德性，就是与你熟悉了以后太热情了，有时候热情得让你害怕，更令人害怕的是他的热情根本不分时间和地点，很多人深受其害。
我也被他害过一次。那时候我们地质队的人是很难找到女朋友的，人们常说：
好女不嫁地质郎，夜半三更守空房。
1987年春我去了最贫困最边远的沿河县搞一比二十万地球化学水系沉积物测量，一去竟然半年未回家。回家的时候已是深秋，刚一下车，我便迫不及待地去找久未谋面的当警察的女朋友，事前我也未通知她我什么时候回来，是想给她一个浪漫的戏剧式的突然的惊喜。谁知刚一进女朋友家门，正看见她与一陌生的男人拥抱在一起哼哼叽叽正叫得欢，这时候我充分体现了地质人的粗犷，伸出提矿石标本的有力的双手，分开他俩，就像在山野恶作剧地分开在牧童嘻嘻哈哈戏闹中发情的两只山羊。
我大吼一声：“一对狗男女，抱什么抱，要抱脱光了抱！”我一愤怒不知不觉地把水泊梁山好汉的口头语“狗男女”骂了出来，虽没有梁山好汉那般雄壮，却也吼得颇具威力。
我那女朋友毕竟是搞公安工作的，尚且能从容，那男的却一脸慌乱。
“干什么的？”我傲然问那男的。
“师专的。”他答。
“学生？”我问。
“教师。”他答。
“你知道她是谁？”我肉一抖眼一横：“她是我老婆！”
看着我一身横肉一双瞪圆了的牛眼，那男的惊恐不已，一双纤弱且白净的双手在空中乱摇：“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一边说一边退到门口转身做贼一样地跑了。
那男的一跑，我也没有必要再待在那儿了，我想我不能再要她了，她也不会要这个没有雄性特征的男人。大家都不要了，心里稍平衡些。那时我怎么也不会相信她会要那么一个缺少男人味的男人，结果却出乎意料，许多年以后他们还真的结了婚生了儿。
我一路悲壮地从她家往回走，正好偶见“正确”。我正气得心痛，不想与他寒暄，他却一个人自己寒暄不已，寒暄后就说同路。一起走也还罢了，可他一边走还一边兴高采烈地告诉你，这个人怎么啦，那个人怎么啦，并且还有声有色地打着各种手势很自然地笑不绝口。如果我不笑吧肯定是我的不对了。常言道：伸手不打笑脸人。就算不是一朵花在笑，是个其丑无比的女人在笑，你也不能不笑是吧，人人都知道笑比哭好，哭的环境你最好别去，不知道有哪样不幸的事儿等你一起去伤心，笑吧，就算苦恼人的笑，人家没有表露出来，你肯定不会自作多情地与人家一起伤心吧，纵然是哪个丑八怪笑得让你心里发毛，你得笑，不管你的笑有多么的牵强甚至难看，你得笑，因为人家用人类最美好的形式笑来对付你，能不能有效果是另外一码事，但至少人家的想法是好的。
我他妈的最后是笑了，可没有露出牙齿来，这样太难受，我感觉我的脸部肌肉是绷紧的，只有脸皮在活动。
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大吼一声：“‘正确’！你找死吗？老子今天不高兴。”
“正确”一走，我就在幻想，如果我刚才一进女朋友家的门，她被我那浪漫的戏剧式的突然的惊喜，惊喜得一抹娇红，那该多有诗意。
“正确”恋爱的时候却比我顺利得多，谈了一年居然准备在今年年底结婚了。有一天他高兴地告诉我他结婚的事，并希望能到我所在的那个分队工作，那年刚好一比二十万芷江幅地球化学水系沉积物测量野外采样搞承包，一个月能挣工资三百五十元左右，一年下来能得到四千余元，这可是一笔大数目。那几年我们地质普查小分队到野外搞地质，一月只有七十五元的野外津贴，加上档案工资总共有一百五十元左右。这一次搞野外采样承包，可谓是破天荒，三百五十元这个诱人的数字成了大家踊跃参加的缘由。
我和“正确”这几年虽不在一个分队，可相处得还不错。因为我只是这个项目的质检员，不带采样组，所以我带着他去找采样组组长苏方。
苏方比我年纪大得多，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友情。他大我约20岁，可我从小就未喊过他叔叔，因为他与我大哥年纪一般大。他与我大哥曾在一个钻机场工作过，小时候我常去野外分队玩，他常常带着我去抓小鱼小虾之类的东西，并且经常给我讲故事，像《三国演义》、《水浒》中的一些故事，最初就是从他那儿听来的。他是个极易动感情的人，记得有一次我们跑了二十多里地，去一个我至今也想不起叫什么名的地方看电影。那时候我们地质队驻地都在山上很难看到电影，只要听说哪儿放电影，几十里路我们也要跑去看。那次我已记不清看的是什么电影了，也许是《创业》或是其他什么片子，电影里的内容已不太清楚，只记得影片里不断出现艰难困苦的场面，最后还出现一位大领导之类的人物在挥手高呼：“同志们！你们辛苦了！”这时坐在我旁边的苏方顿时感动得热泪满面，在他不断抹泪的感染下我不知所措傻乎乎地望着他发呆。从那以后，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只要一看见他就有一种亲切感。后来我长大了，也成了一名地质队员与他成了同事，这时候我们地质队驻地已经早从山野移到了城市边。这儿年他一直与我是老搭档在一个分队工作，他的外号“算卵了”也是我给他起的。
他是湖南凤凰县人，因此他就有了当地人特有的一句口头禅“算卵了”。他只要有什么事办不成，或者有什么事成不了，都说：“算卵了”。如果仅仅是这句口头禅是不足以给他起这个外号的，主要是有一次我们在野外工作时，吉普车坏在了一条前后十几公里无人家的毛毛公路上，司机顶着烈日在那儿忙于修车，我们则躲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下，一边抽烟，一边谈天说地，谈着谈着，他就谈起了他的老婆。我们搞地质的人在野外谈得最多的也就是女人了。
他说有一次他半年没有回家了，回家后便急急忙忙爬到老婆的身上去，可那东西不争气怎么也放不进去总是挺而不坚，可他又舍不得下来，于是忙乎了半天，还是进不去，这一下不是他舍不得下来，而是他不好意思下来了，只好自嘲一句“算卵了”才翻身从老婆肚皮上下来。
从那以后，我就把这件事当笑话在野外闲时摆出来大家取乐。“算卵了”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苏方在野外的外号了。回到单位回到城里回到家里我们不喊他“算卵了”，这个外号太直露了，怕他老婆反应过来还不剥了他的皮。这样我们便喊他一个比较文雅的外号苏经管，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他办事认真，有时候管的一些事却超出了他组长的职权范围。
苏方毕业于工农兵大学，“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大学不像现在要通过高考招生，而是要看你是否根红苗正，是否家里有关系，是否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中表现突出。
像苏方这样的工农兵大学生，在我们单位有十几个，这十几个人是总工程师最头痛的事，在他们当中有的连高中的数理化基础知识都还过不了关，因而多半只能当地质技工和一般地质技术员使用，像苏方这样连续多年被任命为野外的普查组组长，在这十几个人当中不过三人而已，而他又是这十几人当中惟一被评为地质工程师的人。再说他为人正直，对待工作勤勤恳恳从不拈轻怕重，而且他的野外工作经验丰富，有些技术问题我们都要讨教于他，所以大家都很尊重他。
他也从来都不怕人家说他是工农兵大学生，他说：“工农兵大学咋个，毛主席他老人家师范还未毕业呢，这并不影响他老人家成为伟大的导师。什么事的成功与否关键还是人。王文革还他妈名牌地院毕业的，谁知他还这么笨呢。”于是他像样林嫂诉说阿毛的故事一样开始诉说关于王文革的笑话。其实王文革傻乎乎的笑话在本单位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可苏方还总是乐于把它重复一遍，而且他诉说的过程总被他自己控制不住的笑声打断，因而他根本没法把故事表述得清清楚楚，只不过大家都知道这些笑料，他虽然表述得不清楚，但大家通过他的表述，一想起王文革那些令人不可思议的笑话，就一个个笑得死去活来。这时候苏方总是露出他那一口雪白的牙齿，昂起他那张黑黄油亮的脸，一副胜利骄傲的样子，好像是他在左右这儿的时局，导向这儿的言论。这时候我也总是给他致命的一击：“你是工农兵大学生中最优秀的一个，王文革却是我们中最笨的一个，你们俩对比恐怕不恰当吧！再说王文革是你的学生，老师这样说学生恐怕不妥吧！”
他一听我说就不再吭气了，一翻白眼大声道：“算卵了，算卵了。”
我知道他是怕我继续与他调侃下去，他知道我也是湖南人，而且是他最祟敬的毛主席那方人士，在他眼里湘西出的贺龙和沈从文可都比不过我那方出了个毛主席。再说王文革看见他苏方就一口一个苏老师地叫，而我们这一伙人从来不叫他苏老师，都叫他“算卵了”或者“苏经管”，这样叫并不影响我们尊重他。而王文革尊敬地一口一个苏老师，反而让他很难为情，因为这样很容易让人把王文革闹笑话的原因与他联系起来。
本来分队长回单位办事离开分队，按理应该由我这个质检员来主持分队工作，其实也谈不上什么主持，因为像我们这个分队有七八个采样组，每个组都有独立的任务，各组的工作任务是早就分好了的，所谓主持工作不过就是协调一下我们仅有的一部吉普车。七八个野外作业组，只有一部吉普车，哪个组都想用，这样就要看哪个组的工作区是否有公路。如果同时有几个组的工作区都有公路，那么就在我的主持下抓阉儿决定谁用车，当然更多的采样区是没有公路的，这样就只有靠自己两条肉腿。分队长一走，这七八个组长谁也管不了谁，总要有一个人来协调工作，于是我这个质检员成了业余的分队二号人物。我很乐意让“算卵了”成为实际的二号人物，因为我除了干好我的本职工作质量检查外，其他的事我不想管。他这样热心，我当然就不客气了，每次我偷偷跑回城里看女朋友，都是委托他主持分队的工作，我对这个业余的二号人物满不在乎，可他却当得有滋有味，时间一长了，人们就想法儿给他取了个外号苏经管。这个外号就本身而言并不怎么样，可和他写的一首打油诗联系起来就不一样了，他说他在野外工作二十年，写了一首不朽的诗歌，并念给大家听：
老婆老婆你莫愁，我在深山积人油，过年过节回家去，全部倒到你里头。念者不经意，听者却有意。于是苏经管就有了另外一个含义的同音词外号“输精管”。
念完这首诗后，他摸了摸他那几根山羊胡子，然后伸出他那黄黑且粗的手在我肩上拍了几下说：“讲明的，老子写的诗就是通俗易懂，伟大的作品总是这样，它来源于生活。像你们文协的那一伙诗人，老子根本看不起，写的那样狗屁，连老子这个知识分子都看不懂，其他人民群众还怎么看？唉！像他们那种也敢称诗人，唉！不信你站在街上大十字抛出一可口可乐瓶子，包你打倒七八个诗人。”看看我不开口，他终于在最后安慰我一句，“老八，你不要生气。当然你还不属于被打倒的那七八个之列。”
我在家里排行第八。他们都叫我老八，很少叫我的名字。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港台电影里叫父亲为老爸，要不然打死他们也不会叫我老八，因为在我们这儿老八和老爸谐音。我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深情地感谢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在我们还没有核武器的时代我们的战略是人海，我的出生很荣幸地上升为历史使命般的战略需要。在我出生后的岁月里不可能再有老八的出现，甚至老七、老六、老五、老四也不会有，我很荣幸地成为本世纪和下一个世纪最后的老八，我真可谓是虽不能空前但却绝后。
“算卵了”还真够哥们，我带“正确”到了他家把情况一讲，他满口答应下来。他这一答应，“正确”三个巴掌的命运就这样注定下来了。
“正确”的第一个巴掌是被“算卵了”打的，地点是武陵山脉的主峰梵净山的北坡棉絮岭。
梵净山海拔二千四百九十三米，是全球同一纬度惟一的最大的原始森林，被列为为数不多的国家级一级自然保护区。山于地质构造复杂，又加上自然条件险恶，这儿是我们进行一比二十万地球化学水系沉积物测量中最为艰苦的地方。
从一比五万军用地形图上看，它有四百八十个平方公里，分工作量时谁也不会要它。后来经过研究分给了四个比较有经验的组长去完成这项任务。其中北坡就分给了“算卵了”这个组。他是老地质队员了，20世纪70年代初搞梵净山找矿大会战，他是参加了的，对梵净山比较熟悉。
要进山采样的那几天，“算卵了”天天缠着我，要我和他的那个组一起去，理由是那地方太困难，一般山区一个组三个人不觉得少，那个地方可是原始森林太险恶了，多去一个人好一点。
这个项目总计有一万余个平方公里，我亲自参加采样品并不很多，从我的本职工作而言，抽查和跟组检查最多到百分之三十，跟组检查就是与小组一起采样，检查采样工及组长采的布样点是否规范、正确。抽查要艰苦一些，抽查小组的采样总是不能连续在一个地方查，而是选地形复杂、地势陡和边远荒芜的地方。抽查地形复杂的地方是为了怕组长们有可能把取样点搞错，抽查地势陡峻和边远荒芜的地方，是怕组长们没有职业道德，故意不去该地取样。而我们搞的一比二十万地球化学水系沉积物测量，又是国家重点基础地质工作，我们现在采集的是野外第一手原始地质资料，是以后光谱分析样品结果，汇编成书成图的原始依据，如果第一手资料都是假的，那么以后一切都是不真实的，这将会对国家造成重大的损失。说得通俗一点，我们的工作，就是在每一个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选择最能代表这个平方公里的地方，取一袋标本，拿回化验室做光谱分析，一般要求分析四十二种元素，看看它的含量。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各种元素的含量都有一个正常值，当这块土地上的某一种元素大大高于正常值时，那么这儿就是异常现象，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异常，选择性进行异常查证。比如我们在某一点发现了金异常，我们就可以搞金异常查证，像我们贵州的很多大金矿就是这样被查证出来的。
这次“算卵了”老缠着我与他们组一起去，就是要我跟组检查，这样他们就多了一个人，在那一片原始林带多一个人显得很重要，于是我就答应了他。
我们当天乘分队的吉普车经毛毛公路来到了梵净山主峰脚下的边缘桃花坝，再往前走就没有公路了，我们只得步行。由于这儿天工作的地点太险恶，我们小组的地质技工是不能背样品的，怕他们背上样品后攀登不便造成危险，所以就到村子里找了一个常上山采药的壮汉当民工给我们背样品。找来的民工是一个30岁左右的汉子，个子不高，很普通的一张方方的国字脸，厚厚的嘴唇显得憨态可爱，一副慈祥善良的样子，对于他的这副模样，我们都认为可靠老实，就同意他带我们进山。
这次我们的任务是从暗河顺河而流，到达棉絮岭后翻过鞍部到达肖家河，再从董崩山折回桃花坝走出原始森林。
暗河一般是指地下潜流的河，但在这里却是来自于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中，里面阴森森让人不寒而栗。据“算卵了”讲：该河谷大害有云豹、黑熊、五步蛇，小害有早蚂横和长脚巨蚊。云豹、黑熊数量不多不易遇见，而从未被人伤过的云豹、黑熊也从不伤人，最危险的是五步蛇，国际名称叫尖嘴蝮蛇，它剧毒无比，老百姓说被它咬后则五步必倒，这虽有些夸张，但据我们所知，如人被该蛇咬后，就是马上得到救治，其死亡率也达到了百分之八十。还有那长脚巨蚊，其个体比一般蚊子大十倍，被咬一口，就隆起一个大包，没有一个星期的青霉素，它是消不下来的。为了避开这两种常见的危险，我们必须在五月份这一个月中完成第一期工作任务。六月至九月是两害的高峰期，我们就去其他工作区采样，等十月两害张狂过后再进山完成第二期工作任务。过了五月这个月，也只有十月这个月适合在这片原始森林搞地质工作，所以在这片渺无人烟的森林中，我们只有两个月的工作时间，任务十分艰巨。
进河谷之前，那民工一开口问我们要二百元，我们吓了一跳，一般我们请民工才五元钱一天，当时我们就不同意。民工说进山前一定要拜山神，不拜他是不敢进山的。说是要买一头山羊一只鸡供山神，我们只好同意。于是民工去牵来一头山羊，捉来一只雄鸡，那羊默默无言一声不吭，那鸡却是双脚乱蹬狂叫不已。这是一只红色带金黄色的雄鸡。这儿的鸡都是放在山野里吃虫子和蚂蚁长大的，力量特别大，而且野性十足。那民工只好用麻绳捆了鸡脚与山羊放在一座土地庙前，口中念念有词拜了几拜。然后给鸡解了绳子，他一手抓住鸡翅一手从背篓里拿出一把八寸长五寸宽的菜刀，只见他老实而善良的脸上忽地一下露出了一丝恶意，说时迟那时快，他手起刀落亮闪闪的光芒一晃，那红公鸡狂叫不绝的头被活生生地削了下来。那鸡没有了头，居然奇怪地摇动着翅膀在土地庙前跑了一个圆圈，它光秃秃没有了头的脖子还在一伸一扬，似乎还想破啼报晓。血从削平的刀口处血箭一样射出，竟然在它跑的圆圈外围喷洒出一个更大的血圈。那民工见状大大地舒了一口气，很庄重地告诉我们可以进山了。他说如果鸡血的圆圈缺了一个口子，那么就是打死他也不会带我们进山。我觉得非常可笑，进山还这么神秘，我们是搞地质的并不相信山神，要民工带我们一起走，不过是请他背东西减轻我们的负担，再是他熟悉这山减少我们的自然危险，他要拜山神是他的自由，我们总不能强压他不允许，只不过由我们出了二百元而已。我很奇怪的是那鸡被削掉了头，居然跑了一个圈喷射出一个鲜血的圆圈，我不晓得这是什么原因，这不是我们学地质的人解释得清楚的，那是生物动物学家们研究的事。那民工用一块红布擦着刀刃上的血迹，我想，反正都要杀那山羊的，擦干血迹等于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那山羊的脖子可不是鸡脖子，看他怎么用菜刀削下羊头来。谁知他擦干鸡血后把刀放进了背篓里。我说为什么不杀羊了，他说已经见血了，就不用杀羊了。我们一听就知道这小子耍滑头，羊不杀了，我们可是花了二百元买下的，我们儿个讨论了一会儿，决定民工把羊带着一起进山，在山里把羊杀了烤来吃。那民工一脸不高兴，也无可奈何只好同意。
到了河谷口，“算卵了”就吩咐大家穿上长统胶鞋，打上腿绑带，因为在这个季节旱蚂蛾是躲不开的，它除了深冬不出现外，其它月份都很活跃。
那些早蚂蜡在河谷里，满地都是，多半是贴在一些小草上，它们只有针尖儿般那么大小，可吃饱了人血后就有小手指头这么大，并且它们的吸盘上含有毒液，破坏了人体的血小板凝固，所以一旦被咬则流血不止，非把毒液排尽才能止血。虽然我们准备得够充分的了，但一进河谷看到满地的旱蚂蜡在小草上和小灌木的叶子上肉芽似的昂扬起吸盘不停地摇晃时，我们一个个还是禁不住心惊肉跳。
梵净山有六条主要水系，以这个巨大的山体为中心呈放射状从四面八方流出这片原始森林，但都流人长江。暗河就是六条主要水系之一，它从这儿流人松江到达沉陵进人沉江经桃源、常德流人洞庭湖，是洞庭湖水系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我们四个人中有三个是湖南人，而且有两个是湘西人。湘西一带自古就出胆子大的人，所以我们三个湖南人虽惊但还从容，“正确”却一个人在那儿爹呀妈呀地惊叫。“正确”是贵州铜仁市人。我们觉得奇怪，他为什么这么胆小，从隋朝说起这儿和湘西同属一个沉陵郡管辖，怎么到了明代把这儿划给贵州后，这儿的人就一变得胆小了呢？于是我们就用这个来调侃“正确”。“正确”说你们这些湖南鬼子太不正确了，怎么能这样说呢？贵州人胆子小怎么还出周逸群、王若飞、何应钦？我们一听就知道他为什么把周逸群说在前头，因为周逸群是铜仁人，并且还是湖南湘西人贺龙的人党介绍人，又是贺龙队伍的党代表，在洪湖革命根据地一次与敌人遭遇，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了，这可是个大英雄，他这么一说我们还真不好再调侃他了，就说：你这种胆子只配给周逸群端洗脚水。
我们四人顺着河床走是不可能的，因为坡度太大，瀑布重叠，无法行走。我们只好顺河床的边缘随山脚攀登而上。那羊儿爬山很了得，比我们还要从容不迫，我想当地人把它叫为山羊可是名副其实的。
我们的衣服早湿透了，并不是因为下雨，而是小树上的水。这里的气候潮湿，就是在大晴天，也只能把高大树上的水蒸发掉，而比这些参天大树低得多的小树，却很难受到阳光的照射，所以这些树总是湿挽滚的。这些小树的年纪也不小了，随手册掉一根看，可看见其密密匝匝的年轮圈，这些小树因为大树太茂盛而得不到充足的光合作用长得太慢。但可恨的是它们密密麻麻地生长在大树下，我们必须拨开这些小树才能在在树丛中穿行。
湿透的衣服紧贴在身上，这样挺难受，而且是两头受气，一是小树上冰凉的露水从外面往衣服里浸透，二是身上的热汗从皮肤里往外冒，这种一凉一热交织在身体上的滋味，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我们又不能停步太久，稍微多停一会儿，就觉得其寒无比。
中午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一个较开阔了一点的地方，于是我们就走到河床上，脱光了衣服裤子，把它们铺在河床边的鹅卵石上面。
太阳从峡谷上挤下来，照得我们泡得发白的身体似乎有了暖洋洋的感觉。其实这只是我们的感觉，两边茂盛的森林中还是一阵阵冷气袭来。我们叫民工从背篓里拿出压缩饼干和馒头大吃特吃起来，这才真正有了一点暖意。这时大家都无心开什么玩笑，各自点燃一支香烟抽着，静静地看着鹅卵石上的衣服裤子，希望能被太阳晒得干一点。虽然我们知道就是干了，再往前面一走，这一身还得湿波波的，但想想那干干的带着太阳热的衣服裤子往我们被雨水泡得发白发凉的身上一穿，那一种暖暖洋洋的轻松电般传遍全身，虽然这种感觉会在前方的路程中渐渐消失，再还我们一个透心凉，毕竟穿上衣服裤子的那一会儿是幸福的和满足的。这个时候就想大喊大叫，或想把声音提到最高处放歌一曲，但放出来的决不是我们常常自豪地唱起的那首《勘探队员之歌》，因那一首动人心魄的歌子，一般是在我们心情比较愉快的时候唱起，或者是在一般的山区，爬上了一座高山，在一览众山小的心情下唱的，或者是在有上级领导来才唱。记者、作家们来的时候我们豪迈地唱起那歌子，与其说是我们唱得惊心动魄，不如说是他们同情我们的惊心动魄，他们把最美的祝福，外加世界上最赞美的语言都给了我们，我们为这而惊心动魄，然而大自然给我们的却是真真实实的人与自然平等的抗争。
我们唱不起这首令人感动的歌，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这种十分险恶而又渺无人烟的地方，我们不需要给自己提虚劲的豪迈，而是发自人性本体深处的宣泄：“哥哥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这种把衣服放在鹅卵石上晒的经验，我们搞地质的人都知道，在一个光光的鹅卵石滩上，太阳到了中午，一般情况下鹅卵石都会被晒得发烫，把湿衣服放上去，再加上太阳一照，这样上下一烤，一会儿衣物就干了。
“算卵了，这衣服是干不了了，穿起来走人。”“算卵了”把烟头一丢坐在鹅卵石上大声说。
“再等一会儿嘛。”“正确”他们几个一边说一边很不情愿地去摸衣服干了没有。他们还不太相信，以往的经验在这儿有什么不同。
我一句话也未说，首先走过去拿起还湿润润的衣服穿起来。我相信“算卵了”正确的判断，因为我看见他顽长的好像又很无力的生殖器紧贴在他屁股下的鹅卵石上，一点热烫的反应都没有，这种情况下衣服还能烤干吗？
“正确”他们见我都穿起了衣服，也只好跟着穿起来。这样挺难受，于是我们异口同声地吼起，“哥哥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啊！”
我们又开始了艰难险恶的跋涉。
一天很快过去，天黑时我们找到了一个山洞点燃了一堆火。我们迫不及待地脱了衣服来烤，但烤了前面冷了背后，反复烤后总算是好受一些了。后来大家脱鞋烤脚的时候，首先是“正确”惊叫起来，原来“正确”的脚上绑带未捆好，被蚂蜡钻了进去，搞得满鞋都是血，两条蚂蛾在“正确”的小腿上只露出尾巴在外面，其身体几乎整个都钻进了“正确”雪白的皮肤里去了。“算卵了”叫“正确”不要用手抓蚂蜡的尾巴，如果硬拉会把尾巴拉断，这样蚂蜡的前半部就在腿的肉里出不来了。“算卵了”教“正确”用手在蚂蛾钻进皮肤的部位周围拍打，一拍一拍的，蚂横受不住拍打就慢慢地退出来，两只肥肥胖胖的蚂蜡从“正确”的腿上掉了下来，“正确”气愤地从地上拾起蚂蛾丢进火里，顿时烧得臭气熏天。“算卵了”叫不要忙包扎伤口，等血流一会儿排完了毒液再进行包扎。
煮的饭太难吃了。由于水太凉，温度低，那饭煮出来是夹生的。于是“算卵了”命令民工和组员小李去山沟里捉些胡子蛙来吃。
“他妈的，这可是二级保护动物，不太好吧！”我见他不提杀山羊吃的事，想提醒他。
“算卵了”假装不明白我的意思手一挥说：“明天还有最艰苦的工作要搞，我们也是为国家出生人死，这地方是人来的地方吗？我们吃几个二级保护动物算什么，一级他妈的也要吃。它们死了也是光荣的，这也是为国捐躯。”
我想，吃就吃，管他妈的什么保护不保护，这种非常时期，就干点非常之事吧！“算卵了”肯定是见今天那民工干工作很卖力，不好杀他的山羊吃了。我们采集的几十斤样品都是他一人背，再加上我们的行李重量，总计约一百斤，这民工竟然一人背了上来，真不客易，他的那头山羊也很通人性地一直跟在他身后走。那民工见我们不提吃他的羊，一脸红彤彤激动地跑去捉胡子蛙。
那些胡子蛙从未见过人，也不怕人。他们用手电光一照，那些家伙也不跑，一会儿就捉了十多只，近半斤重一只。
民工说：“大的不要，小的不要，半斤的最好吃。”那民工几下就把皮撕掉，撒些盐巴，在火上一烤，整个洞子里都弥漫了山野的肉香味。
吃饱后，就叫民工拿出背来的睡袋，大家钻进去睡觉，然而怎么也睡不着，睡袋根本保不了温，凉甩咫的。那民工见我们睡下，他便去洞外搞了一些青草进来，并撒了一点盐在草上，让他的羊儿吃。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是羊儿吃了带盐的草很兴奋，突然徉徉地叫了起来，那民工一听马上用手捂住山羊的嘴。
“你捂它的嘴干什么？”我这时正冷得心慌，见他那样，我没好气地对他说：“让它叫就叫吧！反正也睡不着。”我以为他捂着羊嘴是怕它吵闹我们。
那民工继续捂着那山羊嘴说：“这一带大野物多，怕有老虎、云豹听见羊叫来了很难对付。”
民工是这一片原始林带的专家，我们不得不信他说的话。不过我们也不觉十分心慌，只有“正确”从睡袋里钻出来，把他自己的睡袋往洞里边移动了一下。我们知道这小子胆小，这会儿大家冷得人心烦也懒得笑他。
那民工却不能睡觉，就让他坐在火堆边添柴烧火。可还是不行，烤了左面冷了右面，烤了右面冷了左面，于是大家只好强打起精神又开始调侃起“正确”来。
“算卵了”大谈女人如何如何，最后感叹了一句“唉！明天不知还有多危险，我们反正都无所谓了，婚也结了，儿也生了，可怜你呀正确你马上就要结婚了，要是你明天不幸牺牲化成了山脉，那可就惨了。”
“正确”听到“算卵了”一声声感叹，还真的不说话了。大家也不管他在想些什么，都侃累了，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天也就亮了。
吃了早餐，我们叫民工挑了昨天采集的标本及睡袋沿来路回去，他背这么多东西不能再和我们去更险恶的地方。他把样品挑回桃花坝，我们过几天再去取。那民工带了他的山羊千恩万谢而去。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翻过棉絮岭到达肖家河取样，再折回到董崩山，从董崩山沿山路回桃花坝住宿。
棉絮岭来自于它方圆十几里连绵不断的比人还高的芭茅草，一到秋天，芭茅草上生满了白茸茸的毛穗，从梵净山主峰红云金顶往下一看，白茫茫的一片，像一片棉花海，于是就叫它棉絮岭了。
我们就在茅草里钻，这时候也无法看图纸对地形，茅草比人还高，我们的视线就在眼前，无法看清几米以外的东西，只能用罗盘打了个方向，朝南走。
走着走着，突然听见我们的前方哗哗地响。这种声音一般是石头往下滚，但细细听不又太像，倒像是一头野猪或者野羊、野牛之类的东西往下狂奔，两边的茅草频频分开，而且这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大。
我们都停步不动，静静地听那声音。这样有个好处，如果是石头滚下来，我们不慌乱，就好从石头来的声音中判断石头来的路线，让开石头并不难。但那不是石头的声音，哗哗地在我们五米左右的地方突然停了下来。我们仔细一看，只见一个身上有花斑条纹的大东西在那儿。我的第一个反应认为遇到云豹了，但我这时耳朵特灵，分明从“算卵了”凝重的声音中听出了一个“虎”字。
“正确”一听是老虎，吓得就想往我身后跑。
“算卵了”今天走的是第一个，“正确”走的是第二个，我走的是第三个，组员小李走在最后。“算卵了”见“正确”要跑，反手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领，也不说话，两眼直视前方。“正确”跑不了了，也只好干瞪着两眼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大约这样与那东西相持了五分钟，那东西哗地一下转弯，哗哗哗地脚下生风而去，只感觉它身边的芭茅草频频两边倒。
我们想大概是一只吃饱了的老虎，心里安定了许多，于是大家开始议论是不是还要继续往前走。其实我们的议论都是多余的，只不过借此大家稳定一下几乎乱了方寸的情绪。如果我们不过去，那边采样点的标本就无法得到，那么那边就将成为地质资料的空白点，这个责任他妈的谁承担得起。当然如果我们四个人都同心同德不去，随便在哪儿搞几袋标本拿回去充数，也没有人发现得了，以后我们的上一级来抽查百分之三的采样点，也不会抽查到这儿来。因为这里是我这个质检员来跟组检查了的，再说上面来抽查的人，多半为老专家了，那么大年纪了，想来这鬼地方抽查他也来不了，在这种险恶的地方全凭我们的良心。
我们四个人谁也不是党员，所以也就没有人站出来振臂高呼：“是共产党员的跟我上”这句台词。
最后还是“算卵了”大叫一声：“死了算卵了，要走就快走，要是误了时间就翻不过去，到不了肖家河了。”
于是我们每个人砍了根一点五米长的杂木棍，用刀削尖后当作武器继续往前走去。
结果太出乎我们的意料。虽然在遇虎后我们误了半小时时间，但我们在事前预算的时间，到肖家河却远远不够，图上直尺量的距离和实地的路程相差太大。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图上的一公里路在计算实地路程时乘上个一点五就了不得了，但在这儿不知道要乘上多少才能符合，主要是这儿怪石林立，悬崖众多，有时为了一个样品要绕好大一个圈，到了天黑我们才把样品采完。其实这儿的采样点也不多，就是五个，本来这五个采样点本应该划给南坡的那个组来采的，分任务时本来是按分水岭来划分的，这样“算卵了”就分不到这五个采样点。但南坡那个组长聪明，分任务时看见南坡从肖家河来这五个点有密密的等高线，一看就知道是个大悬崖，他们要上来取这五个点，可能比从北坡来取显得更困难，于是当众吹捧“算卵了”如何如何，结果他一高兴就答应取这五个采样点。
“算卵了”展开一比五万军用地形图就骂了起来：“我日你妈，1958年测绘的老图和实地出人太大，害得老子时间都估算不准。”
听他这一骂，我心里也有点儿气恼：他妈的，在资料室很多一比五万的图幅都有1974年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航测的新图，就他妈这张梵净山幅只有1958年国家测绘总局测绘的老图。1958年的老图要比1974年的新图在图与实地的误差上可能要大一些，这很正常，但也并没有他说的这么严重。若不怪图纸，而怪他自己估算不准时间，那他肯定会被“正确”与小李骂。我知道他是在转移被骂的目标，所以我也就未作声。
想到今天要在这儿过一夜，又无睡袋，又没有洞子可找，心里还是有点悲凉。这儿的地层是梵净山群的下部，几乎全是一层层薄至中层状的页岩和板岩，不能像一般岩溶地貌形成洞穴。“梵净山群”，顾名思义，既然在地质上把这个层位命名为“梵净山群”这个专用名词，它就是一个特殊的地层，距今约近二十亿年，是黄河以南最古老的台地。也就是说当湖南贵州乃至更广大的土地上都还是海洋的时候，梵净山就是一块小小的陆地了。
这时候悲凉归悲凉，可我还偏偏想起了一位本地诗人来玩梵净山时，在旅游线上看见了一层层的石头，恰好这些石头又被命名为“万卷书岩”，于是他回去写了一首诗念给我听，题目就叫“万卷书岩”，诗中浪漫地写道，他“倾听到了三叶虫的呢喃/听到了历史与现在的对话。”
念完后还没有问我诗怎么样，就大吹特吹他写了一首不朽的诗章。见他那副得意的样子，我也只好让他自我满足了。其实他妈的他是个大笨蛋，这万卷书岩都是他妈的近二十亿年的东西，那时哪有什么三叶虫，比这个地层晚了十多亿年的寒武纪才有三叶虫的化石出现。他妈的那个鬼诗人乱开黄腔，还自以为得意。这时候我不知道是痛恨这个无知的诗人，还是痛恨要睡在这近二十亿年的石头上激起了我恐惧的心理。想想人活一百岁也才三万六千个日子，这石头居然近二十亿年了，想想他妈的这二十亿年我在哪儿，或者更前面无限的亿年我在哪儿，或者说以后无限的亿年我又在哪儿，想到这儿我就想骂他妈的。还他妈的不朽的诗章，狗屁，狗屁，我心里一连骂了几个“狗屁”。总有一天人类都可能成为化石，还他妈什么都想不朽，还是想想怎样无愧于活着的这几万天吧！想到这些我就想骂：他妈的。
一连抽了几支烟了，“算卵了”见我坐在石头上发痴，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怎么样？诗人，写几首诗吧。”
我最恨哪个叫我诗人，因为我从来就不想当诗人，而我认识的诗人又他妈的一个个疯疯癫癫的，我写一点诗只不过就像我平时下盘围棋一样，爱好而已。我正没处发气，于是怪叫起来：“你他妈‘算卵了’才是诗人”。
“好好，我是诗人，我是诗人。”他见我生了气，也就自认没趣了。
我们吃了仅有的几块压缩饼千，于是议论怎么睡的问题。睡在地上怕有什么野物来伤害，最后决定睡在树上。于是我们打起手电割了很多青藤，一个人睡一个树权。你捆我我捆你地捆了个结实，这样就不怕睡到半夜不小心掉厂树来。蛇是不用担心的，像在这种海拔高度蛇是不会来的。
大家一躺下又睡不着，你盯我，我盯你，干看了半天。后来小李率先打破沉默唱起了齐秦的歌：“为什么你的脸变得如此陌生，为什么你的唇变得如此冷漠，难道是爱情即将来临……”
这小子一天就喜欢唱齐秦的歌，大概会七八首歌，我们常常听他反复唱。他很崇拜齐秦，所以也就留了一头齐秦似的长发。他是前年地质技工学校毕业的，虽一天打扮得像一个流行歌星，但作为采样工却干得又快又标准。“算卵了”还是很喜欢他的，就是不喜欢他唱的歌，说他唱得奶气太重。小李也不喜欢“算卵了”唱歌。“算卵了”一开口唱歌就是：“手握一杆钢枪，身披万道霞光”，或者“我为祖国献石油”……
小李一唱，大家也就各唱各的乱吼一气。吼累了也不知谁先睡谁后睡，一个个没有了歌声，一切都归于寂静，一切都归于这片山林。
清早我第一个被冷醒来，全身湿挽谁的，雾太大了，五米外看不见东西，我解开青藤，跳下树来，对准山谷，歇斯底里地大喊起来：
“算卵了！算卵了！……”
“喊，喊些哪样，你疯了？”“算卵了”大声叫唤起来，他以为我是在喊他，其实我根本不是喊他。
“正确”和组员小李也随着“算卵了”的喊异口同声地尖叫起来。
如果我们这时候是在城里这样喊叫，人们会以为我们是无知无识的混混，可我认为如果在这儿不叫喊的人，那他妈的，他不但是个混混而且是个白痴。
在这儿我们没有上下级那种等级，只有同心同德把工作任务完成，并共同与这个茫茫的大原始森林对抗。在这儿我们是平等的，在这儿不需要面具，说话，骂人，一切都真真实实。在野外这么多年，就是这样过来的，有时候我想在城里的人，说一百句话都可能不带一个“脏”字，我们在城里时也不会“脏话”不离口，可是他们说话虽不带“脏”字，却干了不知多少“脏”事，我们在这儿基本句句都带“脏”字，却什么“脏”事也干不了。想想这也是有得有失吧！
“算卵了”在那儿看了半天图纸，又拿起罗盘打了半天的方向说：“雾太大，要贸然从这儿走董崩山恐怕要迷路，我没有走过，建议走回棉絮岭，再到五马回头沟，这条路线以前来梵净山搞找矿大会战时走过，这样安全一点。”
我们一听，也只好听他的，因为梵净山他最熟，最有发言权，谁也不敢建议其他路线，因为20世纪70年代初就有他的同事迷路后失踪于这片原始森林。
当我们决定下来走时，“正确”却喊了起来：“又要走棉絮岭，昨天那只老虎吃饱了，说不定今天正饿着呢？”
我们一听，的确如此，但不走又不行。而且哪个走前，哪个走后的次序都得决定下来。
“‘正确’你狗日的走第几，山你先选，你要结婚了最怕死。”我理解“正确”这时候的心情。一个要结婚的男人，他想到美好的一幕就要来临了，他不怕死才怪呢？于是我首先提议让“正确”先选择。
“正确”听后犹豫不决。
“谁知道老虎要吃第几个，这说不清楚，我看还是抓阉吧！听天由命吧。”神色严肃的“算卵了”说道。
这样也好，大家都赞同。于是“算卵了”撕了一张记录纸，分成四张，写下一、二、二、四后，折叠起来后抛在地上。我们三人先后各拾起一个纸团。“算卵了”最后一个拾，因为是他抛的阉。
结果是“算卵了”走第一个，“正确”走第二个，我走第三个，小李走最后一个。命运这玩意就这么怪，我们来时是自由选择的次序，现在抓阉还是这个次序。
我们背好样品沿来时的路线往回奔去。走了四个小时，来到了棉絮岭的茅草林里。这时雾要淡一点了，但却有一些星星点点的毛雨在茅草林里乱钻起来。茅草太茂盛了，我们只能拨草而行。这芭茅草的叶子像一条条软剑，锋面却又像刮胡刀一样，稍不留意就把我们的手割得满是伤口。血水、汗水、冰凉的雨水混合在一起，使我们的手近乎麻木。风这会儿不大很温柔，却还是把茅草林吹成了一阵阵吃喝般的旋律，这并不比林涛声差，如果是在平时，我们都会认为这是一种美的享受。而这种时候，由于我们大家都很紧张，听起这声音来，却有点像鬼子进村的声音。我们手里端着一根一点五米长的削尖了的木棍，一个紧跟着一个，就像进村的鬼子怕踏上地雷一样。
我们胆战心惊地走着，搞不清楚老虎到底藏在什么地方，不知什么时候它一跃而起扑倒我们其中的哪一个。
我突然想起当地山民介绍的围猎方面的知识，这儿的山民叫“赶山”，具体就是这边很多人大声吃喝，猎物们就往静的方向跑，然而静的那边却有许多埋伏的猎枪手等着它们。我猜想这可能只是赶一些野兔呀、野羊呀、野猪之类的东西。与其这样不声不响地被老虎吃掉，还不如在大声叫唤中死得痛快，于是我建议大家大声吃喝，这样或许老虎听见了，以为是猎人赶山，就吓跑了。
“哟嗬哟嗬哟嗬嗬嗬……”
我们拼命地把喉咙放到最大的极限。一阵阵粗犷而厚重的声音从我们口里传得很远。声音一阵阵飞出去，撞在远方的山壁上又折回来：“哟嗬哟嗬哟嗬嗬嗬。…”
这样就成了四个声音传出去，四个声音又折回来，反复不断就成了八个声音。似乎我们已真的变成了八个人，被老虎吃掉的可能又缩小了，成了八分之一。心情这会儿比刚开始平静了许多，刚走进茅草林时，虽然茅草林被风吹的声音很大，但我们却能感觉到自己心跳的声音，这下好多了，已听不到自己慌张的心跳声了。但这时候我们却听到我们粗犷的声音中夹杂着一声声像女人憋着喉咙发出的尖叫声。还没等我判断出是谁时，只听到“叭”的一声，“算卵了”右手反手一掌击在“正确”的右脸上，并骂道：“你叫，你叫得像你妈的山羊叫了，没把老虎吓走，反而把老虎引来了。”
“正确”的脸上顿时隆起了五个手指印。“正确”只条件反射地用手护了一下脸，又双手端起木棍。我还以为“正确”要和“算卵了”拼一下刺刀呢，却只见“正确”端起尖头木棍在那儿东张西望。我这才放了心，要是他们打了起来就烦了。看“正确”那样儿，我就知道他现在并不关心“算卵了”打他那一个巴掌是否正确，他关心的是老虎在那儿……
过了棉絮岭，到了董崩山的一条山脊上。我们都坐在被岁月磨砺得光秃秃的石头上抽烟，也不说话，那情景还真有点劫后余生的苍凉感。这时候我们体验到了肉体上的极限虚弱以及精神上的极度疲劳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
我们要回的目的地桃花坝，己远远地在我们的视野里了。桃花坝的农家屋自然是看不清楚，我们坐在这山脊上，看着桃花坝背靠的一座海拔七百余米的高山似一个小盆景。目光渐次延伸，看见的是在那无边无际的起伏不断的山峦上，春光在上面展示它王者般的风流，整个世界都被绿得嫩嫩的，到处充满生命的信崽。一团团、一簇簇红杜鹃点缀在这万绿丛中，倔强地星星点点扬起它血色的信念。这比“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更能体现我们这时的感受。小时候常常被杜鹃鸟叫春啼血的故事所感动，而我们现在的故事只能感动自己。这时候有的人可能正在办公室品茶看报，不时还指手画脚谈天说地，有的人甚至贪得无厌飞扬跋启。这时我不自觉地想起了儿时看的小人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翁保尔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忆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这段话从我看后就一直激励着我。也许当今这个年代很多人会认为：我还拿这段话当做自己的座右铭而笑话我，但不管怎样，我的的确确一遇到困难就想起这段话。虽然它的最后一句：“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已不适合现在这个年代，更不适合我自己。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很多。比如：为了和平不再发生战争，为了研究科学和应用科学使人类走出贫困等等。而我们为了国家找矿，一座座钢城、铝城、汞城、石油城因我们的努力奋斗拔地而起，这样的事业也应当是壮丽的事业。
感动不了别人，只好感动自己。在这个物欲横流污垢了一代年轻人的岁月里，有谁还能想起保尔，我只有在心灵的深处怀念保尔，希望有保尔这样的年轻人与我们一起血气方刚朝气蓬勃地为人类壮丽的事业而奋斗。
我连续抽了三支烟，嘴唇有点儿发麻，也就不大愿意讲话。
我习惯性地展开图纸。其实这会儿根本不用看图纸，也能走回桃花坝。从图上估算了一下回程，大约从这儿经过董崩山梁下到淘金河过五马回头沟走出到桃花坝，需要七个小时。现在已经是中午，看来天黑之前我们是可以赶回桃花坝的。
这条线路是“算卵了”提出的，也是最近最熟的一条路线。没想到临走时，“算卵了”突然要改变路线走老鹰梁。老鹰梁位处董崩山梁的右侧。别看它们只相距一道梁，但要走过去却要近三个小时。我说为什么要走老鹰梁。“算卵了”说走老鹰梁要经过五马回头沟上游，如走原路线只能经过五马回头沟下游，“正确”说管它上游、下游，哪里近就走哪里，“算卵了”说不行非要走老鹰梁，说是他很尊敬的一个老前辈就跌死在五马回头沟，当时条件太差，就地埋在那儿了，距今已是有二十年了，他说他想去看一看。
“正确”和小李说什么也不同意。说身体又累又疲，为了一个死人多走儿个小时不划算。
“算卵了”听了大怒说：“你们不去算卵了，老子一个人走。”
跌死的那个人，我也听说，知道一些情况。他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从北京地质大学分配到我们单位的。他当时虽是右派，却正是风华正茂之时。他为人正派，学识渊博，人又长得英俊潇洒高高大大，是当时单位上最赋有魅力的男人之一。1968年在这片原始森林地质填图时，不幸在老鹰梁的悬上失足跌死了。据说那天有人传话说组织上已经摘掉了他右派的帽子。他高兴得过了头，脚未踏实就掉下山谷。同事们找到他，他还未咽气，他的胸骨整个跌碎了，抬起他来，身体软软的，似乎没有骨头支撑起他高大的身躯。同事们砍了几根木棍，用青藤编织了一副担架，抬起他拼命地往回跑。他自己也知道不行了，说不出话，嘴巴一动，不见声音只见血泡涌出。同事当然也知道他不行了，见他嘴动不断冒着血泡，以为他要留什么遗言，就放下担架。一位同事俯下身听了很久，才知道他想听《勘探队员之歌》。于是大家围着他，唱起了那首动人心魄的歌曲：“是那山谷的风吹动着我们的红旗，只那狂暴的雨洗刷着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艰险，背起了我们的行装，爬上了层层的山峰，为了祖国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着丰富的矿藏……”
那时候又下着小雨，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算卵了”给我讲这故事时说：雨水和泪水已分不清，总之感觉冰凉的雨水也是热乎乎的。
我听了这故事后感动了很久，后来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勘探队员之歌》。这首诗发表在省报上，还得了省里评的诗歌奖。
一个优秀的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就这么走了，留下了一个为他的男人魅力而情有独钟的妻子，留下了他热爱的为之奋斗的人类最为壮丽的事业之一地质科学事业。这个故事一直感动着我，甚至比保尔、江姐、雷锋的故事更让我激动，因为他是我们的前辈，现在我们正干着他未完成的事业。
见“算卵了”一个人气冲冲地往前走了，我背起图板默默地跟了上去。我没有喊“正确”和小李。
蔚蓝色的天空和绿肥红茂的大地都静悄悄地，只有山风吹动从不间断地倾诉着它亘古不变的旋律。我想我现在无论喊出什么声音来，都是多余而浅薄的，还是让我的地质登山鞋发出掷地有声的声音，来证实我的坚决与倔强。
“正确”和小李从后面唠唠叨叨地跟了上来。这时我感觉我正在一个无与伦比的大音乐厅，正如痴如醉地倾听着交响乐团演奏着世界上伟大而不朽的乐章，突然从巨大而宏伟的乐声中，夹杂了几个无聊透顶、玩世不恭的所谓流行歌手哮声哮气地哼出几句似死似活的靡靡之音，让我恨不得一脚踢翻他们。
到了五马回头沟的上游，这儿可谓植被茂盛，地势险峻。越是险峻的地方越是美，这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真理。这里虽叫五马回头沟，却是一条河，这条河由于高差较大而颇具雄伟，岸边的山体长满了矮矮的一簇簇、一丛丛如火焰般的映山红，高一点的是白杜鹃、紫杜鹃、蓝杜鹃，整个是杜鹃花的世界。真有一种不忍离去的心情。
“正确”和小李见河边长了一些名贵中药材，就忙着采集带回去。
我看见“算卵了”坐在一块石头上发呆，就过去问他是不是记错地方了。其实我这句话是无话找话说，搞地质的人怎么会找错地方？
“算卵了”看起来很伤感，也不回答我的话。我们都明白，这个地方经过二十年的变迁，也许是山洪暴发，也许是山体滑坡，总之当年的河岸变成了现在的河床，墓早已不存在了。我说是不是一记错了只不过是想安慰安慰他。
“算卵了”什么也不说。我也只好与他坐在那儿发呆。
约半小时后，我们踏上二了归途。走了几百米后，我忍不住唱起了《勘探队员之歌》，我把喉咙放到了最高处。“正确”和小李被我感染也唱了起来。“算卵了”没有唱，神色伤感。我知道他一定在心里反复唱了好多遍了，唱给他当年的老师和战友。“正确”和小李唱起这歌子，是对目前所处艰难困苦的环境的一种宣泄。而我是真诚地唱给他的战友听的，他知道我嗓门的燎亮是足以震动山谷的……
我们回到桃花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过钟了，到了那民工家，那民工见我们都回来了很高兴地说：“你们都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看他那样子就好像我们不应该全体而回似的。这时候我才想起那天晚上，他捂住山羊嘴的时候说那一带大野物多。他那天没有与我们再往前走，看他那千恩万谢的样子，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因为我们没有吃他的羊，现在我才明白他是因为我们没有叫他一起过棉絮岭。
我们烧了一大锅热水，一个个美美地擦了身子、洗了脚，拿出存放在民工家里的行李，换了一身干干的衣服。
我们得到了两张大床，于是两人一张躺在那儿静静地听“算卵了”念《红楼梦》。多年来我们都习惯“算卵了”的这个爱好，不管有多累，他睡觉前一定要念几页书才能人睡。我们也习惯于在他的念书声中睡去。前儿年他念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其实这些书我们都看过，他也看过，但他拿出来一念，我们也不觉得难听，反而觉得原来自己读时，还没发觉这几本书还有这么多的美妙之处。
第二天，我离开他们组，前去另外一个组跟组检查。他们还将在这儿工作几天，然后转移到其他工作区，等十月金秋再来。
也许“正确”命该如此要在梵净山被打耳光，他挨的第二个巴掌是在十月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而“正确”的收获却是又一个响亮的巴掌。
国庆节的时候，整个分队都在野外工作，任务太重，他们必须加紧时间干，而我却堂而皇之地回城里了几天。市作协通知我回来开金秋诗会。这个诗会对于我来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回城里可以好好玩几天。
我恶心见到那几位写诗的家伙，一开会就大谈什么性解放。去年金秋诗会当中有一位年轻的师范专科学校的女教师，在会上散发她的诗稿，这位女诗人对乳房很有研究，特别是对自己的乳房，在其诗中可见她写乳房的妙句：
我凝视我的乳房，
它渴望有一双炽热的手掌，
我的乳房耸成两座山峰
等你来征服
这些还不算，更好笑的是她在学校的黑板报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上书她不知是抄来的还是她自己写的诗，让学校为之哗然，这首诗的标题为：
《我鄙视处男的精液》
这首诗被她用毛笔字写出楷书字来，还真有点小小书法家的味道。据说有一位老教授看后竟然也破天荒在感叹中骂了一句：“他妈的，书法尚可，文章狗屁。”让一位老教授骂出一句“他妈的”，可真不容易，然而这位女诗人做到了。就这么一位女人居然成为本市的“著名诗人”。
我把关于她的诗带回去拿给了“算卵了”看。他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弯着腰骂了一句：“我日你妈姥，她要和我在一起工作，那该有多么的、多么的好啊。”
会还是要开的，不开的话在单位说不过去，我想进去报个到就走。不想走到会场口遇见了官至市作协副主席的朋友。这个朋友性格豪爽，是老三届下过乡的知青，他常把一个“著名诗人”的代表作拿来打快板。一天，该“著名诗人”实在忍不住了，直言道：“老唐，我都是全国著名诗人了，你怎么能这样呢？”谁知老唐白眼一翻说：“像你这种诗人我拿一个可口可乐瓶子走七大十字街上抛出去，也要打倒七八个。”该“著名诗人”一听，气上心来，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到处游说：“老唐不懂诗歌，作协副主席不懂诗歌，诗坛不幸啊！”
这家伙曾到处扬言说，艾青是落日要打倒，却没有扬言要打倒这位副主席老唐，因为老唐是他的顶头上司。该“著名诗人”只能很遗憾，作协副主席居然不懂他的诗歌。
老唐一见我来了，高兴得很，忙问带作品来了没有。
我说：“没有。”
他问：“你的那位同事苏经管又出了什么打油诗？”
我曾经把“算卵了”介绍给老唐过，不过没有介绍他叫“算卵了，”而是介绍他叫“输精管。”
我说：“苏工是我的领导，在分队主持日常工作，所以我们称他为‘苏经管’。”
“算卵了”开始见我介绍他叫“输精管”，脸上一阵不高兴。后见我解释得那么好才阴转晴。老唐却也是个性情中人，连忙伸出曾战天斗地的双手握住“算卵了”的手，不停地摇晃晃口里直呼：“哦，原来你就是‘苏日常’苏工同志，早听讲过，请坐请坐。”
我心里乐了，心想老唐这家伙真他妈够味，要是今天“算卵了”不是姓苏，而是姓刘、姓马，那还不成“牛日肠”、“马日肠”。我想这个家伙在当知青时，肯定也是个侃乐的高手。
后来我把“算卵了”那首关于老婆的打油诗背诵给老唐听，他连说：“有趣，有趣。”再后来我告诉他，他讥讽“著名诗人”的那一句话，和“算卵了”讥讽那几位野性诗人的话惊人的不谋而合，要有一个字不同都难。老唐连说“真的么，真的么！”马上伸出双手握住“算卵了”的手说：“英雄所见略同，略同。”于是我们哈哈哈痛快地大笑起来。
从老唐那儿出来后，“算卵了”说：“这才是真文人嘛，真真实实的，难得。”
现在见老唐提起“算卵了”，我还真想起了不久前“算卵了”写的一首新的打油诗：
阿哥钻进阿妹的被窝，顺倒肚皮往下摸，阿妹说阿哥你要干什么，阿哥说我要给麻雀找个窝。
于是我就背诵给他听，他听后哈哈地笑了起来，连说：“有趣，有趣。”
与老唐正谈得高兴，突然有人拉我的衣角，我转身一看却是“正确”。我吃了一惊，他怎么会到这儿来？前几天我和“算卵了”相约，我开完会就直奔他们工作的地方牛尾河。我连忙和老唐再见，把“正确”拉到门外问他：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你开完会到我那里来一趟。”答非所问的“正确”掂起脚、嘴贴近我的耳朵，神秘兮兮地说。
本来我想开口就骂，可一想这不是在野外，于是用肩一顶，弄开了他的嘴巴道：“有什么话站好了说嘛，这儿又没人，什么东西搞得神经病似的。”
“正确”一手捂住嘴，一手打着手势，意思要我开完会去他那儿。他个子比我矮一个头，肯定是我的肩一顶让他的牙和舌打了一架。
我说：“晚上8点，你等我。”晚上7点我就去了“正确”的宿舍。想到今天让他的牙舌打了一架，我有些歉意所以提前了一个小时。见他的门半掩着我就一手推了进去，只见“正确”慌乱地正藏一样东西，晃眼一看是一本书。
我说：“你藏，藏个哪样，老子都看见了。”
“正确”的脸忽地一下就红到了耳根。
“我说一抹红你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这时不叫他“正确”，我叫起了我给他取的第一个外号。
“没什么。”
“没什么？”我抢过来一看，是一本生理卫生书。我拿起书在空中舞了几下说：“一抹红，你他妈病了，这本书初中就学过，你看什么看。”
“正确”走过去把门关好了说：“你说这书上讲遗精一般一个月一次，对不对？”
我说：“正确呀！”
他说：“那我这几天天天都遗，昨天还遗了三次。”
“完了，你还不去看看，完了，肯定和他妈的贾天祥一样死定了。”我故意提到贾天祥是想吓唬他一下。
前些日子，“算卵了”正好念到《红楼梦》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这一回说的是这么一个故事：“话说那贾瑞二十来岁，尚未娶亲，迩来想着凤姐得了相思王熙凤的病，口中无滋味，脚下如绵，眼中似醉，下溺连精，已病得要命了、吃什么药都无效。一天一个道士给了贾瑞一面镜子叫风月宝鉴，叫他只可看反面不可看正面。可是贾瑞却喜看正面。贾瑞将镜子正面一照，只看见凤姐在里面向他招手。贾瑞心中一喜，荡悠悠的觉得进了镜子，与凤姐云雨一番，凤姐仍送他出来。到了床上，哎哟了一声，一睁眼，镜子从手里掉过来，仍是反面立着一个骸镂。贾瑞汗津津的底下已遗了一滩精。心中到底不足，又翻过正面来，只见凤姐还招手叫他，他又进去。如此三四次。到了这次，就不能再说话了，众人上来看时，已没有了气，身子底下冰凉稀湿了一大滩精……”
“正确”听到我说起贾瑞遗精一事，他的脸忽地一下白了。这会儿他不是一抹红，而是“一抹白”了，结结巴巴地问：“那咋办？”
这一段故事，的确给“正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当时“算卵了”念到这一回时，“正确”跳起来抢书看，说这是“算卵了”糊弄他，乱加上去的。“算卵了”故意不给他看。“正确”抢不到书，就一口咬定这些情节是假的，他说他以前是看过《红楼梦》的，里面根本没有这一回事。“算卵了”眼睛一翻嘲笑道：“我日你妈姥，你看的是小人书吧！”
“正确”半天不吭气。他的确看的是小人书。这也难怪人家“正确”。就像我这种所谓的业余作家，还是几年前才看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成人读物《红楼梦》，从前也只是看过少年儿童读物的小人书连环画，中国四大名著及一些外国名著都是从小人书开始的。从小人书上看，哪会有这种情节，所以当时“正确”对这一段贾瑞和王熙凤的情节记忆特深。
看着他那可怜的样子，我还真怕吓出事情来，连忙安慰他说：“现代医学太发达了，你这种病，明天到单位医院看看，搞点特效药吃就好了。”我建议他去本单位医院看，是想让他闹出笑话来。
想到后天我还要去牛尾河“算卵了”的采祥组检查，只有这么一点时可会朋友，而且去年刚结婚的老婆还在家里等着我，怎么能在这儿浪费时间呢？我想“正确”是属于那位女诗人鄙视的那一类人。我和“算卵了”却是那女诗人尊重的英雄，因为我们早就不是她鄙视的那一类人了，而且“算卵了”刚结婚时，一晚上可以上老婆五次，这可算得上中国猛男了。像“正确”这种婚前遗精，太正常了，那时候像他那样的年轻人婚前的性知识都是从老地质队员或书上一知半解而来的，而老地质队员们又经常故意误导年轻人，好让他们出一些笑话。
我道别了“正确”就直接回了家。留下“正确”满腹的疑虑，“正确”这个呆子也许为此一晚上都睡不着。而媒人给他介绍的那位准备与他结婚的女朋友，家里管得很严，是从来不会到他宿舍去的。
隔日，我赶到了牛尾河的中段，在一座农家的吊脚木楼里找到了他们。“算卵了”正在那儿骂得“正确”像被霜打过的茄子，介拉着脑袋瓜子。原来“正确”连续遗了两天精后，又不敢告诉“算卵了”，第二天就装起病来，“算卵了”就让他别上山了留在住地煮饭。结果第三天他竟然遗了三次。第四天等“算卵了”们上山采样，他便给“算卵了”留下一张纸条，就跑回城里去了。回单位后得知我正在开诗会，就跑到会场找我。
“算卵了”把纸条拿给我看：
苏工：
这几天我连续遗精，昨天白天也遗，晚上也遗，我想肯定是得了什么病，我回单位看病，过几天就回来。
部德
1987年10月
我想借机笑话“正确”，便问“正确”：“医生给你开了什么特效药？”
“不知是什么药，白颗颗的。”“正确”一边说着一边从包里拿出药来。
“多少钱？”我问。
“一块五毛。”他答。
“算卵了”从“正确”手中接过药一看就笑开了：“这哪是特效药，是维生素嘛。”
哈哈哈哈……大家都笑了起来，笑得太开心了，比说相声还过瘾。
我说：“算卵了看来该把你的外号‘输精管’转给‘正确’才适当。”
大家又一阵哈哈……
组员小李学“正确”的声音模仿着港台明星说话的样式款款地说：“白天也遗，晚上也遗，我，我好怕哦！”
“正确”也和大家一起笑了起来。他应该知道如果他不配合我们一起开心，他将受到扣工资或者旷工的处罚。其实他到医院看病时，就已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他回来装傻，就是故意让“算卵了”笑话他。他知道只要大家把他拿来乐一乐，他私自逃跑回家的事也就了结。
“正确”一笑，大家更乐了。因为“正确”的笑一般都是羞涩而不露牙齿的笑，这并不是他不会开怀大笑，而是因为他一旦放开喉咙笑他个痛快时，他的笑声就会像一只老母鸡下了蛋后唱歌似的声音：咯咯咯咯哒。
见“正确”母鸡下蛋后歌唱似的笑声一出来，我们一个个笑得腰酸背痛，特别是“算卵了”晃动着他那笑得变了形的黑脸，一口整齐而雪白的牙齿在他那一张一合厚厚的上下唇里时隐时现，那样子活生生像一只傻乎乎的大猩猩让人觉得滑稽可笑。
大家乐完了，“算卵了”说今天休崽大家都去洋溪乡赶集，买一些好吃的东西回来补一补身子。开始我们并不感兴趣去三十里以外的洋溪乡赶集，因为这儿几户农家里也能买到几只鸡来杀，何必跑那么远呢。“算卵了”见我们不感兴趣，便又神秘兮兮地说：“那乡里的百货店有一个营业员太漂亮了，漂亮得你想哭。”
我说：“你别扯谈，去了要是你他妈的不哭怎么办？”
“算卵了”被我搞急了连说：“不去就算卵了。”
“正确”一听急了，生怕去不了，说：“反正今天没事，去就去。”
于是我们留下小李守驻地，其余三人上了路。
一共只走了两个多小时就到了洋溪乡。我们无心先去买菜，而是马上跑到百货店看那个漂亮的女营业员。三人一踏进门就直奔柜台边，三双眼睛直朝那姑娘扫去。来赶集买货的人也不少，那姑娘也没有特别注意我们，但我觉察出那姑娘一定知道我们在看她。这姑娘的确漂亮极了，水灵灵的大眼睛黑得清清亮亮，白白净净的脸颊上悠悠然绽出两朵粉色的桃花，乌黑乌黑的辫子顺着她挺拔而俊秀的背轻轻盈盈地垂下。虽然她只穿着一件白底蓝花的普通衣服，但她那胸部却像似沈从文先生笔下小翠的两个白尖尖颤悠悠的奶子一样喷薄欲出。
我和“算卵了”没有买什么东西，“正确”一副害羞的样子从她手里买过一个小笔记本，小心翼翼地放在上衣口袋里。我们在里面东看看西看看整整看了一个多小时，觉得再待下去有可能会被乡民们怀疑是流氓时，才恋恋不舍地走了。出门时我口中念念有词。“正确”跟在我后面说：“老八，你怎么知道她叫小翠？”我说：“你这个白痴，她就是叫小翠。”
我们买了两只鸡、两斤肉，也没有什么可买的了就商议准备往回走。这时候“正确”却说他想解大便。他这一说我也想解大便了。于是我们把东西全部让“算卵了”拿着，他无可奈何地嘟浓了声：“见人拉屎屁眼痒。”
我和“正确”钻进了路边的一个厕所。那厕所虽然有男女之分，可也就是隔一堵刚好比人高一点儿的土墙，只要有人奋力一跳至少就能看见对面的人是老还是年轻。当然在这儿是千万不能跳起来的，因为这厕所是原木结构的，分两层，一层是屎坑，二层和一层之间的空间大约有两米高，二层全部是一级木材杉木铺起，木板上有一个个比人屁股大两倍的洞，人就蹲在洞口拉屎。这木楼走起来都嘎吱直响，跳起来那还不响彻云霄，对面的人不喊抓流氓才怪，虽然那一堵高不了人多少的墙每每会使进来的人萌生出想跳起来的欲望，但这欲望总会被木楼因有人走进来而发出的嘎嘎之声粉碎。
那木楼二层还有一堵不高的墙分开男女，一层却没有任何东西相隔，以至隔壁几个女人撒的尿亮亮晶晶地射下屎坑激起一阵阵白茫茫蛆们的涌动，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只不过我们与她们是同处一个高度，所以只能看到她们亮晶晶的尿飞向白茫茫的蛆们的过程，我想她们是无法看到我们撒尿的过程了，她们比我们晚进木楼一会儿，她们只能看到我们黄黄的大便勇猛无敌地从两米高的空间飞下去碰在那些涌动的白蛆们身上。我坚持想象她们肯定看到了我们解大便的过程、因为这厕所蹲的地方虽然离屎坑有近两米高，但凡是来这种厕所拉屎的人总是怕落下去的大便溅起那令人恶心的尿液打脏自己的屁股，所以来拉屎的每一个人，眼睛都会直瞪瞪地看着屁股下面。
正想时，听见隔壁有两个女人在议论说：“完了，完了，手纸掉下去了，没有了手纸咋个办？”还没有等我做出该怎么办的决定，只见“正确”猛然站起来，他虽然身材不高可还是把他的手纸从土墙上递了过去说：“我这里有手纸。”结果他的话音刚落，只听见隔壁一阵慌慌张张的脚步声破门而去。直到声音跑远了“正确”递过去的手才慢慢地收回来，嘴里还自嘲了一句：“浅薄。”我一把抢过他手中的纸分了一半给他，然后一边擦屁股一边说：“你他妈的才浅薄，把纸全给了人家我们咋个办，快一点，快一点。”我要“正确”快点，是怕那两个女人真的浅薄，去找几个壮汉来说我们耍流氓那就惨了，到那时候可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了。
出了厕所，我们赶紧小跑着往回走。“算卵了”不知情况见我们慌慌张张也跟着跑，直跑了二里地我们才停下来。“算卵了”问：“你们偷看了她们？”我们说：“没有。”
“那你们跑什么？”
“这个呆子隔墙送手纸。”我指着“正确”的脑门说。
“浅薄！”
“太浅薄！”
一连两天，我连续抽查了“算卵了”这个组的二十个采样点，每个都准确无误。其实我知道借给他“算卵了”十个胆子，他也不敢放飞点。我们说的放飞点，就是没有到实地取样，却在图上标明己采，并伪造记录。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要求在每一个采样点都要编成号码，并在实地采样时，在该地的石头上用红油漆写上这个采样点的编号。我们检查员就抽查你的采样点是否有红油漆号，并通过对地形看这个采样点是否采正确。所以我们检查采样点时都十分认真。如果上级地矿局里来抽查采样点，没有油漆号，或者采样点误差率大于百分之三，那么就意味着整个图幅都不合格，不合格就是不合格，是不会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说的，那就得所有的采样点都重新采一遍。这个责任谁负得起，如果发现放飞点更不得了，不但整个图幅重新来过，当事人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抽查完后，我准备回分队部了，可“算卵了”不让我走，非要我帮他采样品，说我是老组长了，水平高，一个劲地说好话给我听。的确也是，想想前几年我当组长时，每年年终的野外工作质量综合评比我都是第一。经不住他左说右说我就答应了，不过限定四天为限，因为我还要去检查其他组的工作。
于是我们展开一比五万军用地形图，开始研究这几天的路线该怎么走。从图上看，这一次我们的工作重点不是在绝对自然保护区内，而是在相对自然保护区内，相对保护区，虽然同样地势险峻，森林密布，毕竟是有人家户了，虽然星星点点十几里才有那么二三户，但终究是有人烟了。
这一次的工作量大约有一百个平方公里左右。一天最多能达到十个平方公里的采样任务，外行的人一看，十个平方公里不就是二十里路么，稍懂行的人一看，图上距离与实地乘上一点五，也不过就三十里路，真正内行的人一看，不由倒抽一口冷气，在这种山陡峡深的地形下，一天能采十个平方公里，真可是地质人中的高手了。因为我们搞的是一比二十万地球化学水系沉积物测量，采样点绝大多数是在一级水系。一级水系的概念就是水系的发源之地五百米以内，都是一级水系。这儿是湖南玩江和洞庭湖的发源地。在这一片千山万壑之中至少有上万个五百米以内的一级水系，汇成二级水系，流人三级水系，然后奔人湖泊海洋。这种地方没人去过，所以也不可能有路。在山里，从这条一级水系到另一条一级水系，在图上看不过几厘米，在实地也是隔沟可以喊得答应人的，可是你若要走过去，却往往要大半天才行。在这种原始森林的大山里，是没有直线可走的，走曲线或走“之”字路都不能完全表述我们所走的路。因为我们实际上常常走了几个“之”字路，或者十几个“之”字路才能到达。用我们的话来讲，这不叫走应该叫爬，在这陡峭的山林里，能挺直身子走路的地方并不多，我们多半是手脚并用，即“爬山”，我们深深地懂得为什么没有“走山”这个词。
研究结果出来了。“算卵了”带小李进人重点的相对保护区内采样，路线是从牛尾河中游顺河而上，到达源头后，从西北方向走，最后到达张家坝。这一条路线共有三十个采样点，需历时三天。我和“正确”的任务是从牛尾河下游走，然后转向西北方向，路经军屯乡，进人张家坝与他们汇合。这一条路线有五十个采样点，历时也是三天。别看我和“正确”的是五十个采样点，但我们应该比他们轻松得多，毕竟我们要经过一个乡政府所在地。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图纸，图上显示的是军屯公社所在地，现在都应改成了乡所在地了。我和“正确”都很高兴，因为三天中，我们至少有一天可在乡政府住宿。
我从“算卵了”那儿要了单位的公函。那可是个好东西，上面有县政府的大印，并有县长大人批示的一句话：“现有地质队前来我县境内探矿，请各单位给予方便。”
为了工作方便，我们在本省山区工作时，往往要到当地县政府请他们支持。一般县里都很支持，因为他们总希望我们来后，能发现一个大矿，县里的经济和财政收人才能有所改善。
这公函就像尚方宝剑，每到一个乡或村寨我们便拿出来，要当地人给我们解决食宿问题。当然我们也是要付钱的，但在这些边远的山区，若没有这个公函，有钱也难找饭吃。这地方山高坡陡，很少有粮食，农民们种的粮食除了上交公粮，也仅仅够自己吃的了，有的村子还要靠国家救济粮。这儿是革命老区，是贺龙创建的黔东革命根据地，红二、六军团就在离我们现在工作点五十里一个叫木黄的地方会师的。上个月当我登上耸立着红二、六军团会师的纪念碑的小山时，我就想贺龙带领的上万红军在这儿是怎么活下来的呀，上万人要吃饭啊，心里一直佩服不已。
“算卵了”和小李不需要公函，他们去的地方无乡无村。我们便把所有的压缩饼于及罐头给了他们，相约三天后在张家坝会师。
第二天清早七点钟，我们就分头出发了。
这天我和“正确”有十六个采样点要取。开始我们是在牛尾河下游，地势还较开阔，取了十个采样点后，渐渐进人了高差较大的地带，有时为了一个采样点，要花去几个小时，这里植被覆盖率高，而这些深沟里基本上没有农民们种的谷物之类的东西，没有人走动自然就无路，我们只好拨草而行，艰难地在沟谷里前进。一般人都不愿走回头路，我们搞野外地质的人就更不愿走回头路，但往往我们走的回头路最多。我们的采样点最多的是在深沟里，而采样的布点要求，像在这种水系发达的地方，百分之九十以上要求布在一级水系上，而一级水系是水系的发源地，凡是见过大山的人，都应该知道有一些深谷里渺人迹，很多探险者也望而却步，但那可能只是二级水系或三级水系，而我们要到的是一级水系。一级水系基本上是沟谷的尽头了，离山与山之间的分水岭只不过几百米。这些地方不知道有多少悬崖瀑布等你去攀登，这些地方别说是人了，就是有些野物也很少光顾。
下午三点左右，突然下起雨来。雨水从树林上茂盛的叶子上传来星星点点的声音。这儿的雨就是这样温柔，像情人一样说来就来，说去就去。在夏日里经常产生这样的奇观，几个人相隔仅几十米，前面的人被淋得一身湿透，后面的人却被太阳晒得满头大汗，这种太阳当头照而又潇潇雨下，可能只有我们地质人才能感受到这大自然美妙的奇观。
后来雨水竟然大了起来，把森林渐渐打湿透了，雨水透过树叶，钻进我们单薄的地质服紧紧贴在我们的肌肤上，凉凉的，但并不透骨。
这时候已无法取样，雨太大了图纸展不开，无法看地形确定采样点，更无法记录一些地质现象。当我们走出这条山沟时，已是十八点二十分。我找到一块巨石下，展开图纸判断出我们现在的位子，并确定了方向。这儿离军屯公社还有二十华里，按我们的脚力，最多一个半小时，但现在我们不是处于人们常走的那种山间小道，我们还处于只有猎人才来的林子里。看看往西北的方向，层层山峰重叠，植物茂盛。我知道只有翻过眼前这几道山峰，才能到达通往军屯公社的山道上。从图上来看，到达那条小道，直尺量下来就是两公里，但我知道，走出这两公里的老林子路，起码相当于要走小道的十五里路。
天还有一个半小时就会黑下来，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二小时内走出这片静悄悄的森林，走到那条小道就安全了，否则天黑以后，雨天无月看不见地物地貌就危险了。
没有路我们只好朝西北方拨开荆棘而行。那些小灌木密密麻麻地生长在前面，枝干上还带有一些小刺，一会儿就被那些可恶的小刺搞得手上满是小洞洞，血慢慢溢出来，钻糊糊的，让人感觉麻木地痛。我还算好，因为图纸和记录地质资料的记录卡都放在我背图板的资料口袋里，图板虽然宽大，却有一个特制的资料包，使我可以把它背在背上，而且又不重，因此我的双手还能伸出来拉住植物借力而行，而“正确”却困难多了，他除了背上我们今天刚采的十四件样品外，手里还拿有一把地质锤。样品每袋有二斤到三斤，这样他的背上就有近四十斤左右的重量，他仅能有一只手伸出来抓住物体帮助他攀登，因而他的手就面临着更加的残酷。他一只手抓住了植物，用力向上的时候，即使小刺扎进了肉里，也不可能立刻放手，只有等脚站稳了才能放手，要不然手一放，脚下踏滑滚下坡去，纵然那些茂密的小树挡住了你，使你不至掉下悬崖去，但最少你也会被荆棘搞得遍体是伤了。所以我们都尽量小心，尽量看清以免抓住荆棘。
天已经麻麻黑了，为了尽快走出这片荒野，我们已顾不得手痛。雨这时候已经不很大了，它潇潇洒洒地飞舞下来，很柔情地贴近树木和我们。现在我并不感觉冷，反而热乎乎地满身是汗。我最怕这种柔情的雨，钻糊糊的，把我的眼镜片搞得雾蒙蒙的。这时我总是摘下眼镜放进口袋里。在这绿色世界里，我的视力好像比在里看东西要清楚得多。
经过两小时的努力，我们终于到达那条通往军屯的山间小道上。小道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宽，而且杂草横生。从图上看，这条小道应该是常有人走的道路，应该不会这么窄。这条道路是图上惟一通往军屯的地方，从图上看军屯公社所在地最少也有二十户人家。20世纪60年代初军屯公社就有二十户人家。现在几十年过去，说不定已是上百户人家了，况且已改成乡政府了。像这种不通公路的小乡，在我们贵州有很多，但最差也有一家小百货店。以我们在山区工作的经验，这时候乡长不在，书记会在，书记不在，最少都得留个秘书在乡政府看守，只要我们把地矿部贵州局地质队的介绍信拿出来，小秘书一看上面有县政府的公章及县长大人的手书，还不吓得屁癫屁癫地给我们安排住宿和安排乡民生火做饭。然后我们操一口贵州普通话和他们侃天。因为我们可是中央直属部委下面的单位，得给他们一点派头看看。其实以我们搞地质的人来讲，也只有对这些边远的山民来一来派头了，在城里我们可是被人们戏称为“爬山猴”，连女朋友都难找。
心里有了军屯公社这个目标，我们的心里就踏实多了。走了一个多小时，按理我们应该能看见一片灯光了，但前面还是黑黝黝的一片。我想就算这个乡不通电，他妈的也应该有几盏煤油灯吧！这时候我感觉到有点不对头了。走错路的可能应该基本上可以排除，可怎么就不见这个乡呢？莫非飞走了？我可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唯物主义者，虽然我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有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也许很浅薄，但对我这个学地质的人来讲，却一直有一个困惑的问题。从猿到人几千万年，而且立起来行走的人也不过三四百万年，有史记载的人类历史不过五千年而已，这么一个进化过程，还不能完完全全使我信服。我想我们学的古生物学中的三叶虫，从寒武系到三叠系历经几亿年，怎么也没有进化成别的什么样子。当然我并不是说人是神造的，我还是赞同一些其他科学家研究的科学观点。如果要我提看法，我也没有那么高的学问，仅有的一点地学知识，还是跟书本上学的。但我可以打一个也许浅薄的比喻来说明我的一点看法。二氧化硅，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可它在不同的条件下产生的东西却大不一样，有的形成玻璃，有的就是一块含硅高的石头，可有些却成了冰洁透明的宝石水晶。我想人和其他动物可能也是这样，同样都是有血有肉，可有些是猪、牛、马、羊，而我们却是人，就像水晶比玻璃和硅石高级得多一样。所以我特别赞同在人和动物之间有高级动物和低级动物之分。
一边想我一边打开图纸，叫“正确”把火机打起来。我仔细地把图纸上的地形和实地对了一对，正确呀，虽然是天黑了，可远处的山和大的物体还模模糊糊看得清楚，是可以作为参照物来判断地形的。
“碰到鬼了，我日你妈姥。”我骂了起来，“活生生一个乡政府不见了。”
这时候又饿又累。本来拼死拼活奔到这儿来，是因为想到这是个乡政府，有饭吃，有觉睡，这一下一切都完了。
“正确”一个劲地在那儿怨气冲天，说压缩饼干不该全部给“算卵了”他们，又说我为节约五块钱不请民工背样是错误的，农民肯定知道这个乡的情况，我们也不会“英雄白跑路”。他不敢怨我的水平问题，因我的识图能力在分队可是有名的，不管多复杂的地形地貌，我都能准确无误地把图上和实地的误差精确到规范以内。
“咋个办？”有气无力的“正确”在那儿问。
我心里也正好气得没地方发泄，本想大吼一声骂将起来，可一想的确如此，如不为了节约五块钱，请个当地民工，“正确”也不会背几十斤样品，累得在那儿腿发软，我们也不会在这儿没有饭吃。可当时我想到前面就是乡政府，还请民工干什么？
我只好不吭气打开图纸，寻找一个今天可以吃饭的地方。在图的北边十多里的地方，有十几户人家叫田家梁子，我咬了咬牙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走田家梁子。”
本来我也累得饿得有气无力，话都懒得说，咬了咬牙，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话，似乎比张开嘴说的话有力，于是我们打起精神奔向田家梁子。
到了田家梁子一问，才一知道军屯公社是在大跃进的时候，由方圆几十里的零星人家户拼成的，在这儿砍树子大炼钢，后来炼出来的都是一块块黑不溜秋的铁块，就没有再炼了，过了几年就撤消了这个公社并人了张家坝公社。
在一个热情的田姓汉子家吃了一顿土豆饭，却没有睡的地方。他一家就两间房，两张床，却有两个老人，四个孩子。我说老田你上有两老，下有四个孩子怎么过呀！他说他们是苗族，准生两个，前面生了两个都是女孩，生第三个时就算超生了，可还是个女孩，生第四个才是男孩。后面两个孩子是“黑”人，分不到田地的，生时又罚了款，家里的牛、羊都变卖交罚款了。见我如此认真地听他说，他最后好心地告诉我们，他侄儿子家可以睡一个，顺梁子下山去二里地的一个平台上有一个小学，小学里有一个惟一住校的男老师，他那儿也可以挤起睡一个。
我们留下十元钱给他，他说什么也不要，说再穷也不能要客人的钱。然后他叫大女儿带我去他侄儿家里，他自己带“正确”去小学找刀介男教师。这时候已经是深夜一点过钟了，看着老田带着“正确”去了，我心里很感动。
天一亮我就起来了。昨天我没有睡好，与他侄儿挤一床睡又没有纹帐，那些蚊子像微型轰炸机一样嗡嗡地飞来飞去地狂轰滥炸，床上用品可能有一年未洗了，发出阵阵臭味来。这种味道我们是经常闻到的，还可以忍受，可那蚊子实在没办法忍受。看着那小子光着身子地躺在那儿根本不怕蚊子叮咬，我真是羡慕不已。我只好衣服裤子不脱，用装图纸的一张布袋把头盖住睡，这样虽然不舒服，总比被蚊子咬成个花脸强。
第二天，与老田的侄儿道别后我就没有再去老田家道别，他可能早就上山到地里干活去了。我直奔那所小学，昨天与“正确”约好，他在小学等我，并把饭准备好，吃了我们好去补昨天少取的两个样品，再向张家坝方向走。
去小学是下坡，我一路小跑，一会儿就到了小学。那所小学实在太小了，小到只有几间破旧的石头房子，房子前面有一块小小的坝子，算是操场了。现在还没有学生来上课，像这种小学我们在野外工作见得太多了，一般都是早上十点上课，下午四点放学，没有中午休息的。
看见一座小房子正冒炊烟，我便走了过去。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正在那儿做饭，却不见“正确”。我正准备问，那人笑嘻嘻地说：“你们那位同志在东房休崽。”我想，让“正确”多睡一会儿也好，他身体比我弱。于是我便与那位老师闲谈起来，知道他毕业于县师范学校，是这儿惟一的公办教师。其他二位民办教师是本地人，不住学校，十点钟上课时才来。
他是1982年毕业的，在这儿已教了近六年的书了。他的精神面貌还很好，脸刮得干干净净，而且很健谈，我不由得对他产生了好感。在我初中的同学中，也有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区、镇、乡一级的学校教书的，其中有一位是我同桌的女同学，她就病死在一个乡村中学里。她死的消崽传到我耳朵里时，我惊呆了，那毕竟是我的同学中第一个死亡的人。电影里、小说书上、老年人中的死亡，并没有真正地让我感到过恐惧，那些似乎与我离得太远太远。而这位女同桌死去的消崽，却是那么的近，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人是这么的脆弱，有时候我甚至不相信她就这样活生生地死去了，就这样永远消失了，我甚至还常常想也许会在什么地方遇见她。我曾写过一首题为《山村女教师》的诗纪念她：
一个令人胆怯的决定
决定于你纤弱但倔强的脚
掀起一阵喧嚷惊悸
简直不逊猛士的一声断呵
疯癫的分配不知会给谁疯痴一下
而你所谓的疯痴是你娜地有声的挑战
有的人因幸运而笑有的人因不幸而哭
这一瞬啊足使人不再相信情谊
处处镌刻着古老的信念古老的愚昧
荒村生活如油灯一样暗淡
你政足姗姗而来身负如山的沉重
荒村是船山民是船
当然他们无法理解你是纤夫
你走进这跨时代的挑衅你开解着这
扭绕如藤的历史崎形
你知道属于自己的一腔热血应该渗入
载着整个民族却还贫血的龙舟
就这样压皱了几千年的智能
因为你在触动下舒展
就这样累积了数十代的沉重
因为你正却却着愚昧
就这样你没有痴橱
投出一个长长的，隆憬长长的微笑
你从不流泪而流泪时已是昏厥很久的醒来
像新生的第一声哭泣你不是后悔不是痛苦
是学生家长因急切而悲鸣出的一声老师啊
你走了走进了美丽得流泪的故事
走进了纯洁的童心
不再长大不再衰老
你永远年轻在古老的荒村
这首诗在本市的一家报刊发表后，被选人了一本诗集，后来还获了本市的年度诗歌奖。
于是我把这首诗背诵给这位三一十多岁的教师听，以表示我对山村教师的敬意。他很激动，过来与我握手，眼睛似乎还有点儿潮湿，并连声称他读过这首诗。从他的神情来看，绝对不是假装的，因为这个县属于我们所在的那个市管，市里的报纸他应该能看到。这样我们就有了共同语言，谈人生，谈山村教育的困惑，他甚至还谈起了现在市里各大学流行的性解放来了。我想性这个东西还真他妈的行，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它是无所不在，只不过表现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
后来他让我有点惊诧，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了，在一些性方面的知识上，居然和市里那些幼稚的大学生们一样的浅薄。那些大学生有些根本还没有性经验，却在几个经常聚会的地方讨论性解放的高见，真他妈笑死人了。但我看他应该是有性经验的，在农村像他这样年纪可能已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了。我问他结婚了没有，他的脸一下就红了，吞吞吐吐不置可否。我见状也就不多问了。因为像他这种教师，没有结婚的，在我的同学中也有几个，找农村的吧，心里不愿意，找城市里的吧，谁又愿意到这山沟沟里来浪费青春呢，找同事吧，凡是在山村教书的女教师，十有九个都会采取各种办法往城里调，怎么会在山沟里结婚呢。像这位被分到这么边远的一所小学的教师，就更不好找人结婚了。我想，这位教师可能家里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普通一老百姓，所以他被分配到了这么边远的小学里。我的同学中分配得最差的也是在乡小学，这位教师却被分配到一个深山老林的小山村里，而且一来就已经六年了，还没有调到一个较好一点的地方去。我这时真的很同情他。
饭菜都搞好了，他去把“正确”叫了出来吃饭。菜虽然只是一盘辣子，可我却痛痛快快地一连吃了儿大碗饭。吃完后我要付钱给他，他执意不要，我也就不再坚持。走的时候，他说有机会一定来我单位向我讨教文章，我说欢迎他来。分别后，我与“正确”就路。
走了五里多路，“正确”一路沉默，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平时这小子话很多的，怎么今天走了好半天不见动静。我回头招呼他，他才抬起头来，这时刚好是九点钟的太阳，阳光温温柔柔粉红粉红地照在他的脸上，清清楚楚地显示出五个红红的指印。
我吃了一惊，忙问他：“你还真舍得打啊！”我以为他是昨天晚上打蚊子打的。刚才我只顾吃饭，没有注意他的脸。现在被清早不刺眼的太阳一照，我才看清他脸上有巴掌印。
“正确”听我一说，一下快了几步走到我面前，又踞起脚尖，把他那我认为并不漂亮而且有点令人恶心的樱桃嘴往我的耳边凑。
“你他妈的有病？这荒山野岭的，说什么悄悄话。”我没好气地说道。
见我一骂，他停止了往前凑的动作，却还是轻声道：“怪卵了，怪卵了，昨天我遇见变态者了。”
我说：“放你妈的屁，你狗日的编故事。”
他说：“真的，你不相信就算卵了。”
我不说话了。他见我不说话，就把他昨天晚上的事告诉了我。
原来他与那位教师睡一床，深夜正迷迷糊糊时，觉得有人在摸他，摸了好一会儿他才感觉到是那位教师。他壮起胆子大吼一声：“你干什么！”那位老师才没有摸他了。一会儿他迷迷糊糊地睡了，不知过了多久，又感觉有人在摸他，他又吼叫一声，结果被那位老师一巴掌打在脸上。“正确”没敢还手，那老师也没有再摸他。
我问“正确”：“你怎么不还手呢？”
他说：“他个子比我大得多，我哪里打得过。”
我说：“刚才吃饭时你为什么不说呢？”
他说：“算卵了，想到睡他的床，吃了他的饭”。
我说：“算卵了就算卵了，不就是被摸了一下么，又没有强奸你。”
后来我们和“算卵了”们会师后，“算卵了”追问“正确”那位老师摸了他哪里，“正确”说摸一下他的肚皮、大腿和鸡巴。我说：“‘算卵了’你说被男人摸鸡巴的感觉应该是什么味道？”“算卵了”一本正经地说：“那一定是摸到了棉花条上，硬是起不来。”
哈哈哈哈，一大家又狂笑起来。
这一回“正确”没有心安理得地故意让我们笑他。他反抗起来大声叫唤我们调戏他。
后来我回到单位，从未见那位老师来找我讨论文章。直到我调离该市也未见他来，我想他是不会来的，也许他真的摸了“正确”，不好意思来见我了。
十一月初我从分队部赶到松桃苗族自治县九龙乡，去检查“算卵了”他们的工作点，这是今年最后的工作了。
去的时候我还带了一个刚分配到单位的中国地质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单位分配他到“算卵了”的组实习。
九龙乡位于四川、湖南、贵州三省交界处。清雍正八年《1730)贵州九龙乡白果树寨的石柳邓在这儿拉开了清代著名的“乾嘉苗民起义”的序幕。此后石柳邓与湖南湘西苗王吴八月掀起了波及三省六府的反清大起义。对于这一段历史我很感兴趣，早就想到石柳邓的家乡去收集一些传说和资料，准备用民歌的形式写一部叙事一长诗。
到达九龙乡后，我们在乡政府旁边的一户农家大院找到了“算卵了”们。
我把新来的大学生小张介绍给他们。“正确”马上就缠着“算卵了”说是他本月十八日结婚，希望“算卵了”现在就放他回城准备婚礼的事，还说都这个时候了结婚照都未照，况且现在又来了一个人，正好补他的缺。
“算卵了”不同意，说是现在是搞承包，你走可以，还剩下的一百多个平方公里的样品，你要人家顶你，你就把这剩下的承包款及奖金给人家行不行，再说这是最后一百多个平方公里的采样工作了，按正常时间最多八天就可以全面完成，你回去还有三天准备时间，足够了的，当今这个年月，你还能回市里结婚，想当初那年月老子还是在钻探分队的钻机场结的婚，生儿子时老子也没有能回家看着老婆生，害得老子老婆现在一不顺心就整天唠唠叨叨。
“正确”一听不做声了，他不再提回去的事情，他肯定不是被“算卵了”的那些英雄故事感动得留下来的，一定是为了他的承包款和奖金。
今天休息。解决了“正确”的事，大家也没什么事干，便闲谈起来。
原来我以为“算卵了”看见新的人来了，肯定又会像祥林嫂一样反复不休地摆起王文革的一些笑话。这些笑话“算卵了”是遇新人必摆的，因为他认为他摆王文革的笑话最能体现什么叫有声有色。
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他却一本正经地问小张：“你是中国地质大学的？”
小张莫名其妙地点头：“是呀！”
“北京的？”
“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分为两个地点，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武汉，我知道“算卵了”问这话的意思。
“怎么分到我们这儿来了？”“算卵了”问道。
小张笑了笑没有回答。
“算卵了”问这话很有他的理由，我们贵州局在全国地矿行业来说是比较边远的了，而我们服务的这个地质队又是贵州局最边远的一个队。我们队的大学生最多的是成都地院、贵州工学院地质系的，中专生主要是贵州地校、昆明地校毕业的。中国地质大学这个名牌大学的学生分到我们单位可是破天荒第一个。
“分下来好呀！锻炼锻炼好，要不现在的学生们怎么知道这几十年我们老一辈是怎么吃苦，拼死拼活建设国家的。”“算卵了”一边抽烟，一边字字清晰地说。
“算卵了”说得有道理，这几年分来的大学生、中专生，再也没有20世纪80年代初分来的那么肯吃苦了。去年单位上分来十个大学生，其中就有两个只到单位报个到就跑到广东去了，剩下的八个也只有五个是农村考生还能吃苦，其他三个是城里人考取的学生，一出野外就生病，不知是真病还是假病，后来一个个东活动一下，西活动一下，如今都先后调到了地方单位。
“我是来学习的，来请教的。”小张谦逊地说。
“算卵了”仍一脸不高兴，我知道他生气的原因一定是小张那一口半生不熟的贵州普通话，听起来的确让人难受。要说贵州话就贵州话，要说普通话就标准一点，我们常言道：“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你他妈说贵普话。”
闲扯一番过后，大家商议要去长兴镇赶集。我首先声明不去，因为我想趁今天休崽前去收集一些关于“乾嘉苗民起义”领袖石柳邓的传说。这样他们几个就都去赶集了。
我先找到了大起义的纪念碑，在那儿傻呆了一会儿，心里悲凉感油然而生，想想那二百多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血肉横飞的战争，它留下了什么，它留下的是万堆白骨和苗民们一代代的传说以及这块小小的纪念碑。这又能如何？
纪念碑周围杂草丛生，几个放牛羊的十二三岁的苗族女孩在那儿戏闹。我走过去问她们知不知道谁是石柳邓，她们一个个摇头。我用手一指纪念碑问那是什么你们知道不，她们说是石头，我问石头上写的什么，她们说不知道，她们根本不识字。我又问你们为什么不读书，她们说反正都要嫁出去给别人家，父一母不让读。她们这样一说我顿时再无收集民间传说的兴趣，于是我找到乡政府想与书记或乡长谈谈。
乡政府就在公路边，看起来很不起眼，黑色的泥瓦下面是两层旧土砖砌成的房子，我胆战心惊地走在房子里那些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松动的楼梯上。政府里没人，我觉得奇怪，一算今天是星期三应该有人呀。没办法我只好走到公路对面的一所小学里，学校正在上课，教室里传出老师教生字的声音：“锅，锅巴的锅，屁，放屁的屁。”听着学生们稚嫩的童音鹦鹉学舌地重复老师的声音，我不由暗自好笑。我走到那低而窄的且破旧的窗前看见坐着的全是男娃儿在听课。
“算卵了”们回来后，我把没有女娃儿上课的事讲给了他听。他说这有什么奇怪的，这一带都是严重的重男轻女，女儿一般都不会送去读书的，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人，这一带的风俗习惯是家里未嫁的姑娘随便你怎样去找，只要你用山歌能打动他的姑娘，姑娘愿跟你走，他家里人也不会多管，但如果你不注意把哪家媳妇当女儿来找，恐怕你走不出寨子就会被人家打死。我说国家不是要求普及教育到初中么？他说在这儿天高皇帝远普及不普及谁管得了，男娃儿能上完初中的都没有几个，女娃儿能进小学读儿天书就算了不得了，你想女娃儿要是去上学，家里的牛羊谁放，猪草谁去打，作为她们父母来说让女娃儿上学远远没有比放牛羊、打猪草重要。
我说乡政府的人不管么？他说怎么不管，等你千辛万苦地做好了她们父母的工作，女娃儿来学校上课没几天又都陆续地回家放牛羊打猪草去了，等乡政府的人再去做工作，那些父母就说了，女娃儿上学没什么用，反正都要嫁给别人家，再说女娃儿都上学了，家里的牛羊你们乡干部愿来放？如此三番乡政府的人也无可奈何，何况国家的基本大法计划生育工作更是让他们痛苦不已，今天宣传计划生育法，明天也宣传，但乡民照样超生，这不今天乡政府集体行动下乡搞计划生育去了。我说你他妈的怎么这样了解这的情况，“算卵了”用手一指对面说那学校有一个去年从师范分来的中专生，常常来我们这里闲扯，那老师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有一次在一个赶场天，那老师站在一把椅子上振臂高呼，大谈读书的重要性等等，到了下午都散场了，没有人听他的了，他很懊恼，结果突然看见还有一老农站在旁边，这个教师很感动，跑过去与老农握手，说还是有人听他的嘛，结果老农半天未吭气，拿了教师下来了的那把椅子走了。原来那椅子是老农民的，见那教师总站在上面，不好意思说要椅子，那农民只是在等他的椅子好回家。我说他妈的浅薄。“算卵了”说更浅薄的东西太多，不谈了不谈了。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上山采样。“算卵了”故意把每天的工作预计得比平时多一点，这样的话我们就很晚才能回住地。有时候遇见不可预料的困难，回到住地都晚上十一二点钟了。我知道这是“算卵了”在教育小张。这是我们普查小组的惯例，凡是有新来的，我们都是这样做，一是展现我们的野外工作能力，二是给新来的一个下马威，让新来的知道这才是真正的野外地质工作。
两天下来，果然把小张搞得腰酸背痛，而且鼻子流血。小张自己还说他在学校里是足球运动员。在球场上也就是九十分钟，我们可是一天将近十六个小时在野外采样，有时一天还要走一百多里路。我们以九龙乡为圆心，开始工作时还离住地近一点，以后几天就越来越远了，往往是在傍晚麻麻黑的二十点钟左右才采完最后一个样品，离住地还有几十里路要走。
累是累了一点，但这两天来这儿美妙的民族风情却让我们颇感新鲜。头一天中午我们在山上遇见了一大群进山割草的苗家姑娘，我们与她们只相隔一条小溪，大约六十米，看不清楚她们的脸，只能看见她们穿着苗族的服装。她们一看见我们就朝我们这边“哦嗬哦嗬”地叫了起来，我们几个人不吭声，我们即使吼叫，在她们十几个喊山能手面前是小巫见大巫，苗家姑娘们喊出的具有穿透力且野性十足，我们汗颜。
见我们不应答，她们又从中推了一人出来唱歌：
见人就把歌喉亮，问哥脸烫不脸烫？
你我人生面不熟，怎好开口把歌唱？
她们这一唱，我们就急了。“咋个办？”“算卵了”急得连说几个咋个办。我急中生智赶紧从上衣口袋里拿出我收集的民歌本子翻开递给“算卵了”。
“算卵了”向前跨出几步捧着本子唱了起来：
苗家山寨歌手多，两岁孩子会唱歌，万千歌手唱百年，才唱歌海半碗歌。
“算卵了”刚一开口我们就笑了起来，因为这小子根本不会唱苗歌调子，不过他毕竟是他，一开口居然把广西刘三姐的调子用上了。看着组员们笑得开心，我却笑不灿烂，这时候我在想贵州的作曲家们太浅薄了，广西有《刘三姐》，云南有《五朵金花》，我们贵州不缺歌怎么就没人来收集民歌也造就一个名满天下的田二妹或者龙大哥来呢？
我说：“算卵了，快翻后面几页，你要唱情歌，唱这个不行！”
“算卵了”手忙脚乱地翻了起来。
这时对面换了一个人唱起来：座高山起屋不怕风，水里鱼儿不怕冻，有心恋哥不怕苦，有手干活不怕穷。
我见“算卵了”还在那儿翻，我赶上去一把抢过随手丢开唱了起来：
上山砍柴见花红，花儿有意情亦浓，哥见鲜花如见妹，时时唤你在山中。
虽然我记得住歌词可那调子我唱不起来，所以我唱的虽是苗家的情歌词，却是云南大理《五朵金花》里情歌的调。
不能多唱了，我们还要采样，再说我们也唱不赢人家。在她们一声声颇具穿透力且野性十足的“哦嗬”声中，我们狼狈地走开了。
小张那天是第一次出野外实地工作，显得很兴奋，再加上目睹了与苗家姑娘对歌他更是兴高采烈。
“算卵了”说这算什么，可惜现在是秋天了水有点凉，要不我们将看到令你口水直淌的事，他说这儿有六十六条小溪，每条小溪都晶莹碧蓝，每当黄昏来临苗女们都要到溪边洗澡，她们是没有泳装穿的，就一个个光溜溜地在那儿戏水，这儿的山水养人啊，那身子一个个像水蜜桃白里透红，轻轻一摸就摸得出水来。我说你他妈的偷看人家！他说那算什么偷看，我们往那儿过路时，她们还起哄“晦呢哟”向我们招手呢。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去一起洗？他说不敢去，听说一去就会被她们按在水里呛水，一上一下五六回等你发昏后就放了你，你还想去占便宜恐怕是六月天穿皮袄不识时务。
经他这么一说，我们一个个心痒痒的，口水倒是没有浅薄地从嘴角流出来，不过我们本该干涩的喉咙却感觉整天都湿渡滚的。
第三天，“算卵了”展开图纸安排工作量时，我一看就知道今天的采样点虽然没有前两天的多，但这条采样路线却是高差较大切割较深的山区，前两天我们采的是丘陵地带中的采样点，点虽然多，但对于我们这些爬山猛士来讲是小菜一碟，只不过多走一点路而已。这日的采样点多半是在水系较发达的山区，比起前两天跑的一个个小山包的丘陵来，这日面临的可是山高谷深坡陡林密。
出发的时候小张并不知道今天将面临的艰难，一张浅紫红的小脸上还故意坚持着他今天爬山的信心。
走了两个小时的路程，我们来到了丘陵与山地交界的地方。远远向前看去，一片起伏的连山灿烂在这早晨九点钟的阳光中，白云悠悠在其间，太阳光尚很纤细，穿透不了白云，白云下的小小村落都还淹没在晨雾里。那些呈墨绿色的巨大而陡峭的山体和呈浅金黄色的阳光交织在一起，在墨绿色与浅金黄色交合的结合部毛茸茸地生长出嫩嫩的草绿色条带。这草绿色条带约一米厚，它顺着起伏的山体而起伏，在天地之间，在墨绿色和浅金黄色之间体现生命和春天的颜色。
这本来是难得看到的一幅人间仙境，可是从小张那张泛红而微紫的脸上我已觉察出了他的恐惧。他那泛红甚至有点儿偏紫的脸色，掩盖了他那本应由于心慌而发白的脸。他得感谢前两天的太阳，它已不似夏天那么猛烈一天就把人的脸皮晒下来，这十一月的太阳只是温柔地把他的脸晒得有点红得发紫，他就是被今天的工作区域吓得心慌而脸色惨白也不会显现在他那发紫的脸上。但这隐瞒不了我，我知道他努力坚持着的信心，在这会儿基本上已荡然无存。我有些可怜他，但一想，他妈的，我在野外跑了六年，“算卵了”在野外干了近三十年，谁又来同情过我们，再说这种工作总得有人来干是吧。这样一想，我就从可怜他变成了一种用超负荷工作来产生折磨他的快感。
下了一个大坡，我们到了白云下面。太阳光虽然还未穿透下来，但这云雾下面的世界也是清清楚楚的，只有较远的地方看起来让我们有点儿模糊。但这时候我们没必要看清楚那么远，只要眼前清清楚楚就行了。我们面前是一条河，这条河名字也真怪，叫夫妻河，河面大约有五十米宽。看着绿碧如蓝的河水，我们不知道它有多深，由于水流的声音有点大，我们抛出去的石头从几十米反回来声音很弱，我们无法判断是否能走过去而不用游过去。
“算卵了”说：“先坐下来休崽一会儿，抽支烟再说。”
一支烟抽完，太阳渐渐从我们背后巨大的山体上升了起来，阳光浅水红，浅水红带有挑逗性的色彩呈四十度从我们背后铺天盖地而来，眼前的一切都融合在这浅水红色的世界里了，只有那碧蓝碧蓝的河水由于浅水红的太阳光呈现出了半河碧蓝半河红。
也许世界就是这样的巧，人说无巧不成书，这的确是句千古名言。那天如果仅仅是半河碧蓝半河红的美妙景观，也许我早已忘却，因为我们搞地质的人见过这样的情景可谓太多了。但这世界就是太奇妙了也太慷慨了，它留给我们的总是可遇不可求的而又是让人永远无法忘怀的事情。当我们抽完第二支烟时，从对面走来了一个身披着浅水红阳光的妇女，只见她款款地走到河边，捞起她梨花白的长裙，一步一步朝我们这个方向涉水而来。大约我们坐的地方不显眼，并且我们又穿着深色的地质服，她没有看见我们。
这是多么动人心魄的五十米，她像一条美人鱼在流动的浅水红色中慢慢地向我们这边而来。我们睁大了眼睛注视着她，她渐渐离我们近了，这一刻差一点让我们昏了过去，天哪！她雪白而粉红的大腿根部，居然一丝末挂，一团黑黑的阴毛在流动的浅水红色的液体里温柔地飘动，如果上帝给我时间我甚至感觉到我能数清它的数量。这时候我们的心都是圣洁的，没有一点杂念，这天、这地、这人都是纯洁而伟岸的。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一位伟大而不朽的外国人的诗句，而且是真正地从骨子里感到了他的震撼，从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诗中，让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位与我们不同肤色的人对母性至高无上和空前绝后的理解：“两条洁白柔韧的大腿，是两根擎天大柱，支撑起这茫茫天宇，一颗黑色的太阳闪耀其间，普照人类……”
她走到了河岸边，放下长裙时才看见我们。我还以为她会惊恐慌乱，出乎我的意料，她平静地穿上鞋，从我们几米远的地方悠然而过。我们谁也未出声行着注目礼，当然这时候我们的目光中绝对没有邪恶。我们就这样一直目送她走到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的尽头。
我们一起沉默了好一会儿。
“走吧！过河。”“算卵了”把烟头一丢，打破了沉默。
于是我们脱了鞋和长裤只穿了一条短裤踏水过河。河水温温柔柔地从大腿根部流过，像一只手在轻轻地细细地抚摸，水虽然有些凉，可我感觉到我体内的热血正在与它对抗，一种幸福而美妙的感觉不觉随着水的流动而传遍全身。
到了河对岸，我正在穿裤子，突然听见“正确”那像老母鸡下蛋后兴奋歌唱似的笑声：咯咯咯嗒。
我的第一感觉是“正确”又遇到了非常好笑的事，要不然他不会如此轻易地放声大笑，因为他开怀大笑的声音像老母鸡下蛋后高兴地唱歌，这本身就让人发笑。“正确”平时是不会随便开怀大笑的，他多年以来应该是知道了他的笑声是很可笑的，所以他很少开怀大笑。有时候他感觉到该开怀大笑的时候，我们并不一定觉得好笑，就是与他一起笑，也只不过是笑他老母鸡下蛋后歌唱似的笑声。
我回头一看，只见“算卵了”用手扯“正确”的内裤，“正确”一边躲躲闪闪一边笑。我正想问是怎么一回事，只见“算卵了”一边笑一边一大脚踢在“正确”的屁股上说：“我日你妈姥，你那鸡巴咋个就硬起来了，这水这么凉？”
“正确”被踢了一个正着，向前趟越了几步并未摔倒，他拼命死死地用手中的长裤挡住下身，母鸡下蛋后歌唱似的笑声戛然而止，脸忽地一下红到了耳根。
见他那狼狈相，我们大家哈哈狂笑起来。
中午，太阳当顶晒得我们真想狂饮泉水。十一月的太阳虽已不像七八月份那么灼人，但那正午金黄黄的光直射下来也颇具威力。此时我们已经取了八件样品，由“正确”、小张和小李三人平均背起。我和“算卵了”身上除了自身穿的衣服就是图纸和记录卡，虽没有什么重量也累得直喘粗气。他们三人更是苦不堪言。其实我们本来并未这么脆弱，主要是今天没有遇见水井，山泉也未见，现在已是深秋是枯水季节，一条条原来有水的小溪流变成了一条条小干沟。没有水我们带来的压缩饼干便无法吃下，这时候我们可谓是又饿又渴。
我们在一棵大树下展开图纸看看水井离这儿有多远。结果令我们非常失望，这一带没有什么大水井，图纸上一般是大水并才有显示，小的水井那就只有看我们的运气了。
大家坐在阴凉的树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敞开着一张干裂了唇的嘴，就差点没有像狗一样为了散热而吐出一条红红的长舌头来。
“嘿！老八，你们的胡子咋个白了？”“正确”一边用手扯着千了壳的唇皮一边瓮着喉咙说。
我一惊，胡子咋个会白？顺手一摸下巴，在我密密麻麻的胡须里有一些像沙子一样的东西，我用力一拧下来，居然是一颗颗结晶了的盐粒。我连忙凑近“算卵了”的脸仔细一看，见他的下巴上那些小如针尖大小的一颗颗白亮晶晶的盐粒也密密麻麻地贴在他胡子的尖部。我只用眼角扫了扫他们三个无胡子的家伙，当着他们的面，我顺着胡子梳理出一些小小的白亮晶晶的结晶体，一张嘴，我伸出早已干得难受的舌头把手心里的盐粒席卷进口里。看着小张傻乎乎望着我的样子，我心里真好笑，我想我正在教育才分配来的学生什么是地质工作。小张是绝不会吃胡子里的盐巴的，打死他都不会吃，不过我还是看见小张的喉结紧缩了一下，他是在吞口水，只不过没有口水可吞，喉陇只是完成了一个吞的动作。
“我说要背壶水你们不背，现在好了。”小张也许是刚才那个干吞口水的动作，让他太痛苦了并刺激了他对水的强烈渴望，所以他一改近几日任劳任怨的样子，开始抱怨起来。
其实也并不是我们不背水，因为在我们贵州东部到处都有水，我们的肚子可谓是一流的好，走到哪儿只要有水就喝到哪儿，很少闹肚子拉稀。再说要取那么多样品，多背一个水壶显得太多余，而且那一壶水只够我们一口痛饮，留十个空壶叮叮当当在身上响一天，那太不值得，所以我们出野外从来不背水壶，反正野外不缺水，走到哪里有小溪或水井就一口喝他个痛快，直把肚子装得满满的。根据我们多年的野外经验还必须喝个饱，如果肚子不装满水的话，走起路来一上一下水就在肚子里一荡一荡的并发出水撞胃壁的声音，那样听起来太难听。所以只要我们遇见水就喝个够，装满肚子里的水是不会从我们的下身排出来的，只需一会儿就会从我们身上的毛孔里涌出来，搞得我们一身湿流滚的，如果是在七八月的太阳下，我们的衣服甚至可以拧出水来。
小张埋怨了半天也没人响应，他也自觉无趣。他根本还不知道我们还未接受他是我们这样的人的一员，是不是条汉子要搞几年野外地质工作后才见分晓。所以他在那儿怨了半天，我们都没有理他。
“我看不能再休崽了，得走。”“算卵了”手指前方的一座山说：“翻过那个山口不远有儿户人家，肯定有水。”
我们顺着“算卵了”手指的地方远远看去，一看就知道他妈的今天惨了，要翻过那山口起码得两个小时，而我们现在这副残兵败将的样子，要去征服那山口可真是难为我们了。人说败军之将不言勇，可这个时候我们不勇也得勇了。
走吧，反正今天得翻过这匹山。我们只有咬牙朝那山爬去。
快到山口时，我们的忍耐力已经到了最大限度。小张身上的样品早已被“算卵了”背在身上，这时候我们真恨不得一屁股坐下不起来了。可这个时候是决不能休崽的，因为这儿无大树挡住那灼热的太阳光，光秃秃的山道上一坐下来还不得把人晒千了。也真难为“算卵了”，他自己也快支持不住了，却还口中念念有词，大家这时候也听不清他念些什么，只心里明白他是在提醒大家坚持就是胜利。他刚才在半山腰用了《三国演义》里曹操望梅止渴的那一招，并没有起任何作用，反而被我笑话他还用这老掉牙的故事。
爬了这么多年的山，这一次对于我来讲也的确让我感到了它的艰难，头被太阳晒得发昏，再加上饥渴，那脚沉重得就像挂了一大块铅，沉重得迈一步都很困难。
离那山口渐渐近了，甚至我们已能看到一个小孩子正在那儿放羊。有人在那儿放羊，那么离有人家的地方就不远了。
终于爬上山口的那一块平台上了，我们可是用尽了最后一点力量。我们差不多是一字排开地站在平台上，并没有一屁股坐下去，我们知道坐下去就起不来了。我们就这样站在那儿望着离我们五米远的孩子直喘气。喉咙现在不仅仅干裂而且有一种灼痛之感，大家都想开口问那孩子哪里有水井，可那会儿就是开不了口，只得直呆呆地看着那孩子，想稍为休崽一会儿再问。我们直呆呆地看着那孩子，并不是我们一个个累呆了，而是怕那小孩子一见这么多生人吓跑了。因为我们在野外常遇见一些乡村的小孩子，一见我们就跑。
那孩子见我们都望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手忙脚乱地东望一下西望一下。我这时心里有点急了，我想这是孩子想逃走的前兆。正当我心神不定时，那孩子突然左手叉在左腰上，右手领袖般挥动，一声还未发育成熟的尖亮的童音飞进我们热烘烘的耳朵：“同志们！你们辛苦啦！”
我一惊，开始还以为遇到了一个小调皮捣蛋鬼，我定神一看那小孩子一副认真而诚恳的样子，他的声音就像老婆的一双纤纤细手伸进了我的腋下，让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听我一笑，“算卵了”也笑了起来。他弯着腰一上一下晃动着一张黑脸，并露出了一排整齐而洁白的牙齿，活像一头傻乎乎的大猩猩。“正确”和小李小张也笑了起来。这一次“正确”没有开杯大笑，以至他母鸡下蛋后唱歌似的笑声“咯咯咯咯嗒”没有出现，只是浅浅地笑了起来。我想“正确”和小李小张是浅薄的，他们绝不是因那小孩而笑，而是因为“算卵了”那副具有喜剧效果的傻笑样感染了他们。
最后“算卵了”居然眼泪都笑了出来，一边擦泪一边还是不停地笑。我想今天又算长了见识，那就是人都快要被太阳烤干了还他妈的笑得出几滴眼泪来。这时候我脑海里突然闪现出小时候“算卵了”带我去几十里以外的地方看电影，他被电影中的领导挥手说：“同志们！你们辛苦啦！”而激动得热泪满面的岁月。
儿十年弹指而过，今天总算有人向我们现场真实地挥手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但这却是一个孩子。我想那孩子也可能看过这方面的电影，一见我们这么多生人来一时不知道如何招呼，情急之下才出现了刚才的那一幕。
“算卵了”望梅止渴的故事并没有让我觉得口中有湿润的感觉，这个孩子的一声“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反而让我笑得口中有些潮湿，我想我能开口说话了。那小孩子一时不知所措，他见我们一个个笑得傻乎乎的，正莫名其妙。于是我的话带有慈祥的味道：“娃儿，今年多大了？”
“12岁。”小孩子并不感到慌张。
“读书了没有？”我更加慈祥地问。
“读哩，五年级。”
我还想再慈祥地问一句时，“正确”早已受不了了，走上来说：“小孩，你的说，水井的在哪里？”他一急居然带有一点儿口本鬼子憋口憋嘴说汉语的味道。
小孩子很高兴地说愿带我们去。
这时候“算卵了”已擦干了笑出的眼泪，眼睛写满笑意地跟着小孩子朝水井方向走去。
我跟在“算卵了”后面，心想，他也许早已忘记他曾几十里地带我去看电影的事，不过那时候他的泪是哭出来的，今天的泪却是笑出来的。二十年的日子可真是伟大得了不得，它不但能变迁山河的容貌，而且还能改变泪水的实质……
第四天小张就起不了床了，要求休崽。这时我们总是像打了胜仗一样，放他休崽一天，我们继续上山，并不是我们对小张这样，我们对所有新来的都是如此，首先从我们的毅力上打败他，这样新来的以后才知道他们不如我们厉害而听话。所以这儿年来了那么多新生，都服“算卵了”，是因为“算卵了”以他老黄牛般的精神，镇服了这些初出道的学生们。
“正确”却热情高涨，如按现在的工作进度来看是肯定要提前完成任务的，这样他就可以多得一二天时间回去准备结婚。近几天我没有参加他们采样，我的跟组检查已经完成，他们上山的时候，我就在住地搞室内资料整理，并去村子里买了几只鸡炖起来给他们补补身体。
“正确”似乎高兴得太早了，第五天下起了细雨。这种天气是不能上山采样的，图纸展不开，也无法记录，而且细雨会打湿了样品，还可能互相污染。这样我们只好停下来休整。这可急坏了“正确”，一天到晚愁眉苦脸。我们扯淡的笑话他也听不进去。小张很少加人我们的侃乐，因为他一句脏话也不讲。在野外工作而不说脏话的人一定都是假假的，我们一直这样认为。
雨一连下了几天，看看时间真的不行了，“算卵了”终于同意放“正确”回家去结婚。
“正确”还是遇上了困难，这儿地处松桃县最边远的一个小乡，没有客车发往县城。“正确”必须拦一辆过路的货车先去县城，然后再乘去市里的客车。县里最后一班客车是中午十二点。
那天他清早就起来拦车。由于是个男的，一连拦了几辆车，司机们都未停下来。我们儿个闲来无事就坐在门前看他拦车。雨还是继续地飘呀飘的。“正确”的那顶草帽根本就挡不住雨，一会儿就成了落汤鸡，但他又不可能躲雨，只能站在公路上。看看时间晚了，如再拦不上车，就无法赶上县里十二点的班车了。“正确”急得团团转。“算卵了”看见他那副呆样，就远远地大叫：“这个怕死卵，你不会站在公路中间拦，他敢压死你？”
我说：“‘算卵了’你叫什么叫，人家要结婚了，哪能不怕死？”
这一招果然有效，一辆东风车驶来一个急刹车，差一点把“正确”撞翻。那司机也吓得个半死，半晌才跑下来，走上去就给了“正确”一巴掌。
“算卵了”一看就冲了过去，与那司机叽叽喳喳讲开了。雨这时候更大了，我们不能光看就冒雨围了上去。
最后的结果是“正确”上车走了。
我们一个个落汤鸡似的回来。
回到屋里小张就问我：“苏工是不是共产党员？”
我没有回话，只回头看了一眼小张，意思是说你间这个干什么。
小张又说：“苏工爬山真厉害，这把年纪了他妈的还真行。”
我转身白了小张一眼道：“我说你不要说一口半生不熟的贵州普通话行不行，我难过。”我见他说话带了一句“他妈的”就搭理了他。虽然半生不熟的普通话“他妈的”显得有点哮声唠气，没有我们湖南人骂“他妈的”那么霸气，但他毕竟是开口骂“他妈的”的了。也许他从此不再是假假的了，再说他也是真心实意地佩服“算卵了”，我才真诚地也用贵州普通话调侃了他一句。
我说：“国民党他不能加人，共产党他加人不了。”
小张这回改成了贵州话说：“真不是党员？”
我说：“你太浅薄了。”
小张愣了愣，一双小小的眼睛直瞪着我，他想知道我为什么说他浅薄。
“算卵了”这时也走了进来，我也就打住了话题。
过了几天小张忍不住又问我“算卵了”为什么不是党员。
我只好把“算卵了”为什么不是党员的故事讲给了他听：
“算卵了”太聪明了。他当知青的时候去了一个很边远很贫困的地方，他们一共去了二十几个人。那年月搞什么困难的任务，他总听见“是共产党员的共青团员的上”。那些战争电影里也是“共产党员们冲啊！”那个时候他就总结了一条，党他是不人的。他口口声声说，他不人党并不影响他信仰共产主义，主要是他觉得自己不够格。
结果是那些党员、团员没有被推荐上大学，还在那儿战天斗地，他这个党外人士却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原因很简单，他这个党外人士去干了什么困难的任务总是得表扬，被拿来树典型。当时也有人给他当人党介绍人，他怎么也不干，他想要是人了党，那些困难的任务就是他该干的啦，如果他保持党外人士的身份，不该他干的他干了，就会得到比党员还要多的荣誉，所以他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他的党员战友们，虽然最后也回城了，可是多数都在当工人呢，而他现在可是地质工程师了。
我和小张哈哈地笑了起来。
过了一天，闲扯淡时，小张壮起胆子调侃“算卵了”。小张当然不敢当面喊他的外号“算卵了”，于是说：“苏工不加人共产党，恐怕不一定正确，要不你这样老的党员怕早就当队领导了，不可能这一把年纪还在野外当组长。”
“算卵了”脸不红心不跳，拍了拍小张的肩：“小孩家，懂什么。”然后不紧不慢地点燃一支烟说：“党员现在有几千万，几千万都当官？”
“我看过一些知青方面的小说，都是一些党员，或者是一些家里有关系的人被推荐上了大学。”小张弦外有音。
“我看到那些装成一副苦大仇深的知青作家就恶心，哪样鸡巴不得了的事，一点点的苦，把它形容得不得了啦，再苦还能有我们搞野外地质的苦？其他地方我不知道，反正我们下乡那里是公平推荐的。我看现在还应该上山下乡，让娃娃们都去大自然里面看一看斗一斗，要不一个个的生存能力真他妈的弱智。你看看现在的待业青年这么多，考不上大学的人毕竟是多数，这些人干什么，一天东游西荡，没有理想，没有信仰，真他妈的是垮了的一代，想起这些我就痛苦不已。”
小张打断了他说：“当不了作家，不要说作家酸嘛。”
“算卵了”头一昂说：“鸡巴！什么事都干不了就去当作家，不要以为老子不知道这句话，作家从来都是动口不动手。如此脆弱的家伙怎么能公平地被推荐上大学？”
“算卵了”句句忘不了“公平推荐上大学”是生怕我们怀疑他当初被公平推荐上大学的真实性。
见他们争吵得忙，我也无心和他们斗嘴……
后来回到市里，我们却笑不起来了。因为“正确”那天出意外没有赶上十二点的客车，误了结婚，女方的父母本来就不喜欢这个搞地质的女婿，这一下找到了充分的理由，说服她女儿与“正确”永远地拜拜了。过了一年我调到省城工作，就很少知道“正确”的消崽了。
近几年来，国家地质基础项目减少，听说很多人都下了岗，有的转产搞第三产业去了。又听来省城出差的同事讲，“算卵了”去了一家私营的铅锌矿当技术负责人。“正确”下岗了，在单位门口摆了一个水果摊。
我想“正确”怎么的也还是个中专生，有知识有文化的，又有多年工作经验，其他的就干不了么？
1994年的一天，我突然很冲动，想去看一看他们。
终于成行，到了我的老单位，却没有见到“算卵了”。只看见“正确”认真地在那里卖水果，并正有一个女人在那儿与他吵架，看见他一声不吭很委屈的样子，我心里很生气，这小子都这年纪了还胆小怕事。
我走过去故意冷冷地买水果。
“正确”一见是我，还是热热烈烈地招呼“老八回来啦，回来啦”。并马上多拿了几个苹果给了那妇女说：“没有少斤两，多给你几个行了吧！”
我总不能还像原来一样总让他热乎乎的脸贴在凉屁胶上，我便也热热烈烈地与他寒暄起来。
我说：“你摆个水果摊干什么？”我言下之意是你为什么不能像“算卵了”一样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搞一些事。
“正确”一本正经地说：“我要结婚了。”
我说：“你他妈的还没结婚呀。”
他答非所问：“卖水果一月还能挣几百块。”
回省城的路上，我在深深地祝福，但愿“正确”这次真能结婚。我原谅了他不像“算卵了”一样再去野外帮人家搞矿山的事。我理解“算卵了”这种德性，他不去野外，在城里呆久了就会生病。我也理解“正确”为了结婚不再去野外而宁愿卖水果。
一路火车穿过高原的山山水水，我望着那一片片起伏的山峦，眼睛潮湿了。我很骄傲在我的生命里有一段搞野外地质工作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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