矗立在水中的碑

    在一片开阔的平面之上，在丰沛的黄河水道之中，这尺度巨大到令人有些不可思议的水车，矗立起来，空间为之变得立体，排列出了它自己的秩序。荒凉的山坡，黄昏斜阳的空寂光影，构成了水车的背景。巨大的空间感使它具有了纪念碑式的肃穆，因为巨大而产生出的恢宏的浪漫气息使人感动莫名。走在它永动的身躯边，看它将河水徐徐传递到天空，以水的形式在苍穹之上书写，感受着阵阵的惊讶，一种难言的神秘敬畏刹那间裹卷身心。

    这架水车的建造不是官方行为，没有“技术研发”，没有“专项资金”，它完全是一个人从自身的阅历、经验、文化气度，乃至审美趣味出发而成就的作品。

    四百多年前的明朝，一位叫段续的官员致仕还乡，在黄河兰州段建造出了这第一架水车。作为生产工具，这架机械在当时所产出的价值是巨大的。它倒挽黄河，极大地扩展了兰州的水浇地，成为这座城市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作为个人行为，完成这项工程的难度同样是巨大的，它所需要的技术支持、物质支持，都是不难想见的，甚至，作为一项非官方的工程，建造者在地方上的影响力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无法想象，一介草民能够随意在一座制度化的城市营造起如此庞大的建筑。然而这些条件，段续都具备：他有着督建皇家陵园的经历，好比今天国家重点工程的总指挥，再去驾驭一个地方性的工程，自然是驾轻就熟的；兰州段氏世代为官，在地方上声望显赫，这不但给工程提供了物质保障，更解决了工程可能要面对的制度管束。但仅仅具备了这些，充其量还只是架构起了这项工程的形，它们只是技术层面上的准备，这项工程的魂，还有待将建造者本身的文化魅力倾注进去，才会萌发出工具以外的诗意的美感。

    《明史》中提到段续的地方只有寥寥几处，我们无从窥探出这个人的全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段续在营造水车的时候，其身份除了是一个从官场上退下来的休息者之外，更本质的还在于，他同时仍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这是科举制度最可褒奖的一个结果。段氏一门是这项制度的忠实履行者和受益者，仅明代，段家就出了四个进士、九个举人，段续本人便是嘉靖二年的进士。世代替缨，铢积寸累，这样的家族，必定于潜移默化中引导着它的每一个子嗣朝向同一个精神方向：于传承中发扬悠悠文化的根本气度。于是，具体到一架工具的设计思想，便集中体现了其所秉承的文化特质：少一些“改天换地”的热烈，多一些“就地取材”的温煦。从而展现出兼容互补、因势利导的文化品性。这些设计原则在段续心中确立，几乎就是天经地义的，不需要思考，因为他就浸透在这样的文化里面。这种原则的礁立，不但为建造水车制定出了摊工原理，同时，也完成了一位古代知识分子在精神层面上对自己文化的回应和把持，使他行将实施的工程具备了鲜明的文化品格。

    人类历史之中，这样的智者屡见不鲜。他们不仅是对政治，对科学、艺术，乃至所有能够涉足的领域都怀有惊人的天赋，并且呈现出过人的能力。我愿意将段续也视为这样的一位优秀人物，做出抒情的遐想。

    从仕途退回到故乡，在经历了漫长的奔走之后，段续的毛发疏衰，目光里有了更多的沉重和宽容，他可以更为沉着和宽泛地追究生命中的一切隐秘，可以玩味和沉醉于内心中滋生的一切愿望。这种愿望来自一种独特生命的不可猜测和预计的那种能量与活力，仕途的颠簸，岁月的磨难，都不可以将其剥夺，甚至督建皇陵这样的经历都不能够充分满足他“在大地上留下痕迹”的愿望。于是，他决定建造水车——一个自己梦想中完美的“符号”。它不仅仅是一架可以产生效益的机械，还是一座与更多的人和更广泛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联，把人们从庸碌沉重的生活状态引向空灵疏透的“纪念碑”。于是，这个葆有梦想的人开始行动了：他调动起自己所有的技术经验来设计图纸；就地取材，用本地的木料替代给了他启发的南方筒车所用的竹子；为使水流形成大的落差，于河水底部掘坑砌石；压坝，以求河水的流量加大……这时的段续，是设计师，是建筑家，更是艺术的创造者，是诗人，他通过这些复杂而自足的建造过程，去体会一种简单而基本的道理——艺术首先是一种劳作的过程。

    终于，水车建成了。它所呈现出的姿态，一定令段续都感到惊诧，这不奇怪，一件杰出的艺术品完成后，必定会超越创造者的预期，焕发出它自己的生命。水车的每一部分构成——刮水板、托梁、车轴、长方体木筒——于机械之美中散发着新鲜木材所特有的朴素光泽，但同时它们之间的榫卯又是如此的华丽，在有节奏的穿插中架构出安稳雍容的风度。它的运动似乎是会永世长存的，河水不枯，连绵无尽，周而复始地为它提供动力，被轮转而起的河水响彻四野，发出自然界最本初的喧哗。它是如此的巨大，直径达二三十米的巨轮，上部昂然于天空，下部隐没入河水，运转于天地云水之间，行乾坤庄严之气，把一切无一疏失地、和谐地联系起来。这巨大的体积所产生出的崇高感令人震撼，形式发挥到了极致所辐射出的美，美到不可思议，仿佛人类向冥冥之中发出的一个自尊的证明。这就是段续梦中的愿望，它是属于他个人的，巍峨的皇陵不足以将其替代，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建造，审美更多地仆从了政治，而这水车，才纯粹地标示了他自己，涵盖了一个古代知识分子所承袭的文化观、世界观。

    残阳如血，关山万里，段续立在水车巨大的影子里，彼此间都感受到对方的存在。那一刻，段续心中一定涌上了他所熟稔的唐诗与宋词，并且再一次被“日乡关何处是”这样的诗句深深地感动。光与影，物与诗，静谧的，孤独的，虚无的，永恒的，美的，一架工具成了矗立在水中的碑。

    至此，水激轮转，水行于天，人无灌溉之劳，田有常熟之利。一架集技术与艺术为一身的水车，以诗性的诠释对冲决一切的勇气做出了科学的纠正与示范。

    四百余年后的今天，欧洲，这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先进国家的聚集处，仍旧田园依依，斜阳钟声，绵延百里，随处可见中世纪的影子，千年礼乐，不绝至今。为了一堵旧时的城墙、一座破败的教堂，不记得失地保存修复，只为保留传统的气质氛围。四百余年后的今天，自段续后，兰州黄河南北两岸所建的百余架水车几成绝迹，这是对于“现代化”的片面预期所产生的结果。我们或许并不缺少文化，但我们肯定缺少一种对民族文化的敬畏和理智。我们常常在现代建筑魔法般的面目前感到自愧不如，感到进退失据。可是当我们翘首遥望一架更放松、更流畅的自然而然的古老水车的时候，我们对现代主义的赞叹和惊讶就要大打折扣了。

    两种生命处于两个历史空间，可是生命与生命之间，孰轻孰重，孰亲孰远，却是可以比较的。后者更符合我们血脉里流动着的文化气质，与我们秉性中习惯的春华秋实暗合，使我们和自己的根系在一起，让我们回到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诗歌，自己的审美，自己的泥土。或许一架古老的水车，就能让我们为“无边落木萧萧下”这样的诗句流出眼泪，就能让我们抵挡住袭上心头的什么。这不是肤浅的怀旧，而是生存的必需。

    据悉，政府将斥资重现兰州水车，届时二十架水车将齐立黄河岸边，俯仰喷吐，城市林立的高楼大厦和已被霓虹“点亮”了的河岸将作为它们的背景。这是好事，但较之当年段续的个人行为，这样的景观必然缺乏诗意的光芒。段续为官时所督建的皇家陵园，便是赫赫有名的显陵，如今有着“世界文化遗产”的封号。我们将要重现的水车，再过四百余年，是否也能够获得这样的殊荣，成为二十座矗立在水中昭示传统与古典的丰碑呢？这是时间给予我们的迫害，留给我们的长久之痛：同样的丰碑，败坏时是那么短暂，建造时却如此漫长。

    这位爷

    老北平人力车夫的影像资料并不鲜见，但是这组老照片却别有意趣。照片拍摄于何年，拍摄者是何人，已不可查，但从照片上反映出的信息来看，它们很有可能是出自一个外国人之手。我们不妨假设：有一对外国夫妻，在这年来到了中国北平。古老东方的一切都令他们兴奋，这其中，北平街头穿梭往来的人力车夫，也成了他们眼里某种具有别样审美趣味的稀罕事。于是，做丈夫的担任起了记录的责任，他们似乎和照片中的这位人力车夫建立起了不错的关系。于是，我们的“这位爷”在洋人的镜头前，落落大方地摆起了各种姿势，精、气、神一样不缺，摔跤，闲侃，乃至顾镜微笑，完全没有一个底层劳动者那样惯常的落拓，甚至还有那么一份勃勃的生机和满满的自尊洋溢出来。于是，“这位爷”在诸多的老照片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份难得的画面形象。他那么自然，无拘无束，在洋镜头里劳作嬉笑，自自然然地对那位洋夫人讲解着他眼中的北平，并不排斥洋人的镜头探进自己的私人空间，俨然一位好客的民间文化大使，一位东方文明的导游。他的做派，一定博得了这对洋人夫妻应有的尊重，不是吗？与我们司空见惯的那些出自洋人镜头下的老照片相比，这组老照片传递出的，首先是一份怡然平等的气息。

    关于老北平的人力车夫，我们同样不缺乏文学意义上的典型记忆。老舍先生笔下的那位祥子，就是老北平人力车夫的深刻写照。相对于《骆驼祥子》，沈尹默先生的这篇《人力车夫》读过的人可能不多，但却堪称生动：

    日光淡淡，白云悠悠，风吹薄冰，河水不流。出门去，雇人力车。街上行人，往来很多；车马纷纷，不知干些什么。人力车上人，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身上冷不过。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

    在这里，人们可能更多地读出了车夫们的辛酸，衣衫单薄，汗珠坠落。这是毋庸置疑的现实，然而，在这样的现实背面，我们或许还应补充些其他的想象。

    这组老照片可以成为我们想象的凭借。照片中的“这位爷”难道没有表现出一种令人感叹的乐观吗？他在洋人面前不猥琐、不怯懦，干干净净，磊磊落落，他跟自己的穷哥们相濡以沫，亲亲热热，于是，严酷的日子便无法阻挡他们内心那种卑微的、粗糙的、患难与共的温暖。这份温暖可不能小瞧啊，那是小人物们获得力量的源泉，是他们有尊严地挺下去的动力。

    这份力量不就是骆驼祥子最初的凭借吗？怀着这样的力量，他来到北平当人力车夫，苦干三年，凑足一百块钱，买了辆新车，结果有一次连人带车被宪兵抓去当壮丁，理想第一次破灭了。但是内心的力量依然在，祥子卖骆驼，拼命拉车，省吃俭用攒钱准备买新车。可是干包月时，在一次搜捕中，祥子辛苦攒的钱也被抢去，第二次希望破灭了。如果没有一种源自内心的力量，我们的祥子可能就坚持不到和虎妞的那段姻缘了。可是，这份力量何其坚韧，它一次又一次支撑了祥子们的挣扎——低价买了邻居二强子的车，祥子又有车了。但那个时代的不堪正是在于，它会一次又一次粉碎小人物们内心强大而又脆弱的力量。最终，为了置办虎妞的丧事，祥子又卖掉了车……

    我们可以想象，祥子在最终跌倒之前，大部分时间的精神面貌应该是与照片中“这位爷”相差无几的。他来到城市，渴望以自己的诚实劳动创立新的生活。他试过各种工作，最后选中拉洋车。他身量那么高，有股子正气，没有抽烟、喝酒、打架的陋习，渴望有一辆像土地那样靠得住的车。买车，做个独立的劳动者，“这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城市似乎给了祥子实现志愿的机遇，他开始乐观地奋斗，热情，勤勉，买车，车被人抢去后，仍然不肯放弃自己的梦想。尽管他对自己的追求不无怀疑，几度动摇，但仍然不断振作起来，再度奋斗。祥子的坚韧和执拗，我们从照片上的“这位爷”身上，看到了吧？祥子狠心地看着眼已哭肿的小福子说：“等着吧！等我混好了，我一定来娶你。”这份光棍劲儿，这份底层男人朴素的仗义，照片上的“这位爷”不是也生动地展现给我们了吗？

    正是因为曾经这样坚韧与执拗过，曾经这样乐观与自尊地与生活搏斗过，祥子最终的堕落才令我们痛心。“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去了。”还有什么比摘去一颗曾经如此卑微却又如此丰盈的心，更令人伤怀呢？

    《骆驼祥子》写于1936年，这组照片拍摄于1946年，其间整整隔着十年。十年，中国大地经历了八年的抗战，抗战胜利了，祥子们的日子，好过了吗？可以肯定的是，照片上的“这位爷”一定没有读过《骆驼祥子》，他无法从自己的这位前辈身上获取理性之上的经验与教训，他依然凭借着自己天然的乐观奔跑在“日光淡淡，白云悠悠”的北平街头。这样也好，这样也好，没有那些“理性经验之上的经验与教训”，他会活得更松弛一些。这并不可悲，这可贵。何况，底层的劳动者从来不缺乏日常的苦难经验，他们看过身边太多的祥子，好在他们天生坚韧，总能在无望之中抓住希望，在绝望之前精神抖擞地活着。

    否则，祥子，二强子，小福子，“这位爷”们，怎么才能说服自己来承受辛酸？

    1946年，天下依然不那么令人乐观，这样的天下，他们忽略着也罢：

    1月10日，国共代表签署停战协定。蒋介石在美国授意下，坚持在停战协定中将东北除外，以便在东北放手大打，然后再把战火烧向关内，在下达停战令的前后，密令军队迅速“抢占战略要点”。

    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捣毁了各界庆祝政协成功的大会，制造了“校场口事件”。

    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公开号召破坏政协协议，全会通过了推翻政协宪章草案中各项民主原则的决议及其他多项反共决议。

    5月19日、23日、28日，美国装备和运输的优势国民党军相继占领四平、长春、吉林。

    6月23日，上海群众万人举行集会游行，欢送各界人民团体代表团去南京进行和平请愿。以马叙伦为首的代表团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预伏的国民党特务围攻凶殴，造成“下关惨案”。

    6月26日，国民党军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国内战开始；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执行会议通过《美国军事援华法案》，对中国国民党政府加强军事和财政援助。

    7月11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委李公朴遇刺。

    7月15日，作家闻一多遇刺。

    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达到其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顶点。

    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同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加上此前与美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使国民党统治区进一步殖民地化。

    12月24日，北大沈崇案。与照片上“这位爷”相处融洽的外国人，还有这样的一面：这天夜里，北大女生沈崇被一名美国水兵绑架到操场强奸。“这是东方特殊的道德问题，国人当然同具愤慨。”事件传出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全国数十个大中城市学生和各界人士约五十万人，于12月底至1947年5月，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废除《中美商约》等。至1947年5月20日，北平、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多所大学五百多名学生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在南京举行联合请愿，大游行达到高潮。国民党政府派出大批军警镇压民主爱国学生运动，游行学生被捕十九人，重伤二十八人，约五百人遭毒打，酿成“五二〇”惨案。

    ……

    我们不知道“这位爷”的命运在如此的时代背景中会走向何方，那几乎是同样不令人乐观的。但是我们愿意借着照片中他那一张张阳光一般明亮的笑脸说：活着，毕竟是好的；怀有希望，毕竟是好的。

    因为你们，大地才年复一年地复苏

    作为读图时代的标志性景观，对于老照片的解读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热点。从斑驳影像之中，浮现出一张张羞怯、谐谑、隐晦、木讷、沉郁、犹疑，乃至幸福莫名或者悲伤难言的脸，折射出民族、历史、家国等宏大的叙事，我们有限的经验掠过如此密集的信息，所感受到的巨大混乱，是无法用我们那空疏的历史知识加以廓清的。我们依靠的只有微不足道的、零乱的个人经验，这种微不足道和零乱给了我们认识和感受的自由，也正是这种大范围的以各自经验出发的自由阅读，才有可能成就一种现象的产生。面对着他们——老照片中浮现出的一张张和我们相同的脸——我们是谁？我们的特性何在？这样的问题容易导致这样的倾向：试图通过这些过去的面孔注释我们的来源，是为了给现实提供一种历史根基，甚至，是为了给教科书提供确凿的证据。

    以绝对娴熟、符合教义的历史观解读老照片，这个要求所隐含的巨大的难度，已经超出了绝大多数阅读者的阅读能力。何谓我们的历史根基，我们的认知肯定比教科书所界定的更为广大、庞杂。我们无力把握茫然的以“整体”面目出现的世界，不妨寻找一些偏僻的方向，在瞬间和片断里撬开现实表面的某个缝隙。因此，比较“投机取巧”的态度是：以一种“非考据的”“不尽科学”的态度去面对这些过去的影像，以一种阅读寓言的方式，去审视老照片。

    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描述有着固定的逻辑：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我们走过的道路，无外乎是由工具的问题转到了人的问题。先是有感船不及人坚、炮不及人利，转而有感自己操作坚船利炮的人有问题，由此而来，我们的大地乃至大地上的一切都成了问题。近代史的经典写作对于我们文明所表达出的深恶痛绝达到了空前的力度，这种文化覆盖下的人被鲁迅浓缩成了阿Q——私人生活上阴暗、肮脏，政治生活上糊涂、麻木。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论及“华夏汉唐”的鼎盛时，我们对于自己文明的伟大所做出的赞美同样地不遗余力，其间的巨大落差让人无所适从，历史似乎被割裂了：我们千百年恒常的秩序感，我们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曾经光辉的一面，是如何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狗屎不如的垃圾？挨打意味着落后，落后就意味着全面的落后？我们的文明就是这样被挨打后的心理全面地践踏了，与之同时被践踏的，必定是我们的人。

    以一种阅读寓言的方式，我们从老照片中观察到的过去时代，就有了某种与经典相左的民族生活的经验。百余年前的乡土中国，是歧义多端的文化冲动纷纷“试猎”的场所，定格在老照片中盛大人间背后的生命质地的驳杂和纷繁，远非“贫穷”和“落后”等结论所能概定。要紧的是，作为个体的人，所呈现出的生命状态，往往是与庄重的历史背景疏离的。

    照片中的这个形象，是一个走街串巷、守时打更的更夫，一个无业的平民、彻底的无产者。他可能没有发觉正对着自己的镜头，也可能是有意识地摆出了这样一个姿态——背靠铺门，手敲更板，扬起头，直着嗓子引吭高歌。他从粗糙、阴暗的背景中浮现出来，以一种几乎是优雅、体面的姿态如诗人般的自由吟唱着：“平——安——无——事——喽——！”不是吗，狞厉的时代和他身上千疮百孔的衣裳一起后退，变得可以被忽视。这有些滑稽，但也庄严，他在一瞬间以具有人性自尊的方式表达了自己，使残酷的文化分析难以将其完全覆盖。他以这样的姿态传达出的声音，由远而近，由近而远，穿透坚硬的时代，抵挡住人永恒的烦恼，在历史的隧道里萦回。我们灵魂中一些最基本的基因就此形成。面对这样的姿态，你无法用尖锐的教义去执着究诘，因为它在瞬间里展露了人类情感的隐秘结构：作为个体的人，无论身处任何时代，都是饮食的、男女的，具有人的小小的“不恰当”的快乐，甚至是阿Q的。

    是的，我们的历史知识告诉我们，这老照片中的更夫，他的生命成为悲剧的概率超过九成，只有一成，甚至不足一成的概率让他超越悲剧。唯有我们以“寓言”的名义抓住那“一成”的微弱可能性时，他才空前地丰满起来，使另外的“九成”成为可信的历史，由此才能成为被我们内心认可的历史根基。缺少这“一成”的存在，我们就有了幽暗的认识论疑难：当我们自觉懂得了历史时，是否只是表明我们满足于世界的已知部分，无意追究广大的未知？而谁又能保证我们的“知”不是一种牢固的幻觉？这隐秘的“一成”是第一张牌，推倒了它，所有的历史便次第倒下去，变得空洞。因为历史是如此多义、又如此世俗的一个构成，它在本质上就与心灵有关、与人性有关、与这隐秘的“一成”有关。

    承认这种隐秘的可贵，阿Q就不会被大师砍头；承认这种隐秘的存在，从老照片中扑面而来的过去时代的凄厉和缭乱，就可以使用这样的词语来寓言了：它具备一种盛大的、节日般的气氛。并且，可以用穆玛的诗句来赞美——

    我还要赞美你

    赞美你的坚持和眼泪

    赞美人温热的躯体

    所产生的一切欲望

    因为你们

    大地才年复一年地复苏

    无视自身的绝望与孤独

    一次又一次地复苏

    为了你们

    仅仅是为了你们

    而我只是一个贼

    溜进了她的子宫

    溜进了你们的家园

    从未给你们应有的尊重

    而你们依然给我食物

    并牵着我的手

    要带我深入

    你们的房间……

    最后要说的是——绝大多数动物的视觉都是不辨色彩的，世界的本质在它们眼里都是黑白着的。如此一来，因为技术原因导致的老照片所呈现出的黑白面目，反映在我们眼中，从形式上也具备了寓言的意味。这样便推理出了一个可能令人憎恶的结论：面对老照片，我们的眼睛和一条狗是相同的，我们获得了逃开不适并且冷漠的历史氛围，躲进动物温暖的肌体中窥视世界的机会。

    这当然很荒唐——以狗的视角想人的事。好在一切是以“寓言”的名义阐述的。当然，这样的寓言稍一扩展，就将面临坚硬的“准则”，我们可以把它定格为无穷世界的一个片断，在日常的流动中，被敏捷的目光捕捉并且固定在一个局部。

    历史的气味

    从照片上看，这是一幅怡然自洽的日常景象：一个剃头匠以自己精湛的手艺在为另一个人修饰着脑袋，他严肃而矜重，充分展示出“虽然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的职业优越感——可以毫无顾忌地用一把刀子在一个人的脑袋上自由往复；脑袋的主人正襟危坐着，四平八稳，那身板，多少有些稳如磐石的味道。剃刀的边缘是他们之间的桥梁，他们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里，它真的是锋利呢，灵巧、迅捷，运动时带着不易觉察的风声，像是一声一声的叹息，须臾之间，就会精确地削出一颗合乎审美更合乎规则的头颅来。

    照片拍摄于1875年的兰州。刀子上金属特有的微酸，飘过时光的隧道淡淡而来，如果没有历史这面镜子的折射，几乎要令人觉得是宛如花香了。但这刀子的气息穿透的是我们的百年，它掠过后的荒凉，它的平滑的剥削，它逼迫出的苟且和妥协，都格外地散发出大水般席卷而来的复杂气味。

    头为人之元，历来统治者从内容到形式都对之殷殷关切。终究是最后一个王朝，有清以来，这种对脑袋的关切更加地变本加厉起来，内容上有“文字狱”，形式上还要安上一根辫子。当然相同的是，发起怒来，最干脆的都是将头一剁了之。据统计，清朝全国每年被处以极刑者约有三千多人，这还是天下太平时的数字，一旦遇到非常时期，身首异处者恐怕就难以计数了。比如《庚子大事记》记载：1900年6月19日在北京菜市口法场，“率尔点名，绑赴市口处斩”，一次就砍掉义和团男女老幼的七十八颗脑袋，使得“市口两旁铺户门外无首之尸堆满”。这些被剁下的脑袋无一例外地会拖着一根辫子，想必它们还都长在脖子上时，也都享受过照片中这颗脑袋的礼遇：淋上清水，在阳光下被一柄优雅的刀子妥帖地伺候过。刽子手在操刀之前，刑部会再次派剃头匠给这些即将落地的脑袋整理仪容，既显示了规则的仁爱，又掩盖了规则留在它们上面的损害。然后，吃一顿“长休饭，永诀酒”，脑袋们就带着一副标准的仪表去领略那最后的一刀了。这一刀同样的讲究，刽子手披红挂彩，严肃而矜重，有着和剃头匠一样的职业精神。他们完全有理由摆出这样的姿态，因为只有这两者有权力在人的脑袋上动刀子。这就是这些落地的脑袋们的悖论：它们开始于刀子，也结束于刀子。脑袋们把一切合理的、不合理的规则都消化掉，仰起额头，以享受甚至审美的态度迎合了刀子的修理，为最终落在脖梗上的刀子提供了权力的正当性。

    如此前一刀后一刀的下来，就有了更多的人头落地，自己的刀子钝了，还挥来别人的刀子。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在《我的世纪》中写道：“不列颠人和我们德国人最喜欢用枪来快速解决，日本人则更愿意采用他们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斩首。按照规定把拳师们驱赶到前门广场……他们的辫子被捆在一起，看上去很滑稽……日本的刽子手们为了一刀砍得漂亮，先把他们脖梗上的辫子割掉，因此，广场上经常会有一小堆一小堆被割下来的满是尘土的中国人的辫子。”这是对于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后大肆屠戮义和团的写照，而绝非文学的杜撰。那些“一小堆一小堆被割下来的满是尘土的中国人的辫子”，都曾经被精心地梳理过啊，如今却只是成了“刽子手们为了一刀砍得漂亮”的小小的针对物。

    可怕的是，挨刀挨得娴熟了，便成了技术，甚至日趋成了艺术。暴虐的强制性力量在脑袋中成了习以为常的东西，脑袋们前迎后合，技巧万千，在一次次精心的修饰中承认了刀子的合理。刀子是脑袋的宿命，如同天然的伴侣。历史由此必然地充满了腐血的气味。

    所幸，终究有不服从的脑袋。

    比如这个人。他渴望阻止住无所信和无所承担——“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从嗣同始！”这个人惧怕的只是苟且——“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死者虚生也。啮血书此，告我中国臣民，同举义举。”这个人在最后的时候仰天大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真是快哉！这种人的出现，比刀子还要锋利地把我们的历史割出了一道光芒，使我们狼狈不堪的溃烂在某一个瞬间得到了治疗，让我们的历史散发出如同酒香一般的凛冽之气。

    1898年谭嗣同在北京菜市口法场就义，虽然他同样拖着一根辫子。

    刀子金属的气息只应当是微酸的，就像1875年的这张旧照片只应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和煦的一幕，恬静、安逸，不再指向伤痛。这些基本的气味得以确立的根本是——我们不再使自己的历史充满伤疤，不再使任何一根飞扬起来的鸡毛刺激到我们的神经，并且使我们长久地感伤。转瞬间，已是百年。

    谁喜欢韦尔乔

    心脏内科医生韦尔乔辞世，现代医学并不足以妥帖地扞卫一名专业医生的肉体，就像着名的国际友人白求恩轻易死于破伤风一样，肉体就是这样脆弱和不堪一击。除此而外，让我将这两位医生联系起来的想象还有，他们的死亡多少都和自己的职业操守划着等号。众所周知，导致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死亡的，是一道手术中不慎割出的伤口；而导致心脏内科医生韦尔乔罹病的原因，据他自己说，是由于一直在用一种强刺激性的液体作画，“黄澄澄的药水，被棉签均匀涂抹在事先用蓝墨水处理过的处方上”，“一张画下来，每每弄得鼻塞喉痒，泪流满面”。结论一目了然，他们都是在工作中招惹了势不可当的疾病。作为一名医生，白求恩的死亡堪称殉职。而心脏内科医生韦尔乔死于作画时对于形式的固执追求，在此，他的身份已经发生了转移，那就是，被广泛阐述着的韦尔乔，是画家韦尔乔了。

    死亡让一切平等，无论医生还是患者，当然更遑论身份了，这么想实在是虚无，甚至是绝望，我们要找出一些差别，用以安慰我们活着的心。那就找一找死亡的差别吧（尽管死亡实在是并无差别的），简单地说，他们都死于追求，在这个层面上，白求恩的死更接近于一种人性信仰意义上的献身，可以被提炼出某种“精神”；同样，医生韦尔乔的辞世不仅将自己完全定义在画家的角色上，并且再一次如同那些早夭的天才一样，为乐于阐释者留下了阐释的余地。于是，他们就都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我知道自己上面的话纯属胡拉乱扯，起码它与我曾经写过的一些文字是冲突的，譬如，关于韦尔乔的画，我曾经有过“道德中立”的评价，现在，我之所以将他形容为“一个有道德的人”，除了对于死者惯常的善意外，还是因为对于一篇有些悼念性质的文章来说，也不太应该写得过分的声情并茂。

    我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态度？

    “乔走了……”，这条短信也出现在我的手机上。之前，因为朋友的关系，韦尔乔的病情也早有耳闻，并且多少有些感触，但对于我们那颗旁观不幸时早已习焉不察的麻木的心，一个与自己相隔万里的艺术家的死亡，的确是不足以令自己做出夸张的反应。我收到这条短信时，能够做到的悼念方式便是从书架上抽出了那本《闲情偶拾》。它是朋友人邻与韦尔乔合作的成果，也许，是迄今为止韦尔乔作品在印刷上最为切合其艺术本质的一本书。数十幅作品，无一例外地采用了正反两面的印刷，那些画面背后的病历、化验单、心电图，成了艺术品不可或缺的组成物，如今看来，令人触目惊心。宿命论这样的神秘主义思维不免汹涌而来，以至于我必须提醒自己，克制过度发挥，避免情绪的虚假亢奋。因为，在我看来，人应该有教养，无论对于死者还是艺术，都应当抱有一种含蓄的态度，尽管，顺水推舟地写下感伤的文字是那么轻松。

    喜欢韦尔乔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多到几乎令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插不上嘴的地步。那么，谁喜欢韦尔乔？

    对于韦尔乔作品的评价不计其数，大多集中在诸如“大的意境”“无法开解的寂寞”“梦魇般的阴暗与压抑”“宗教的影子以及温馨的怀旧与感伤”，这样大差不差却也敷衍了事的句式上，而这种评价语境恰恰符合了喜欢韦尔乔的那部分人的口味——有些抑郁，有些并无大碍的哀伤、寂寞、阴暗、温馨、怀旧。如此描摹一番，这部分人的形象就跃然纸上了，不是吗，有点小资？当然，还有点教养。小资就不论了，除去恶评，讲究格调的作风总是没错的，重点说说教养。教养有时候是艺术的天敌，想一想，污秽不堪的王尔德，粗鲁夸张的凡·高，经典中的经典，他们如果活在今天的小资眼前，并且小资恰好不幸地有那么一点点经典教养，我估计这个有教养的小资会强烈地鄙视他们。然而，韦尔乔却获得了这样一部分人的喜爱，换言之，这是他的群众基础。首先，这是韦尔乔的幸运，这样的群众基础使得他那些介于中式文人画与欧式涂鸦之间的小幅作品广受赞誉；其次，这当然也是韦尔乔的不幸了，它不免令这位医生那些风格卓着的画作小品化，沦为点缀式的补充与修饰，并且严重遮蔽了其深邃的价值。在这个角度上，我反对将韦尔乔的作品反复作为插图使用。可是，谁又能阻止让艺术去点缀生活呢？谁又可以拒绝让艺术去低水平地普及？不过，艺术属于点缀，属于小资，这话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

    也许，这就是艺术在当代的命运？它广泛地被经过教养哺育的人民所推崇，但是人民推崇它的程度也只是点到“修饰”为止。这是一个将一切“小品化”的时代吧，从村上春树到卡夫卡，甚至连尼采都成了某种格调，相对而言，韦尔乔就还不算太委屈了。他的画风起码在形式上，从尺寸到工艺，本来就具有小品化的特征，我不敢想象，把韦尔乔的画堂而皇之地悬挂起来（毕加索的某些小尺寸素描就有过这样的待遇），甚至，他的作品连印在铜版纸上都是不恰当的，它们最适合的角色是作为藏书票，夹在喜爱的书里，在翻开的一瞬间给你恍惚的感动。

    需要强调的是，我自己对于韦尔乔是相当喜欢的，我就是喜欢他的那部分人之一，是他的群众基础。那么——我也有一点点小资。我愿意以这样一种身份的确认，以这样一种有教养的态度，向韦尔乔致意。而韦尔乔，在得益于我这样的群众基础时，也请忍受我们的误读吧。

    紫色激情的顶点

    有这么个水手，他正在街上走的时候遇见一位涂口红的女士。女士对他说：“你知道紫色激情的顶点是什么吗？”水手说：“不知道。”女士说：“你想知道吗？”水手说：“想。”于是女士让水手五点整上她家去。水手去了，他按响门铃，屋里的鸟儿从四面八方飞了出来，它们绕着屋子飞了三圈，然后门开了，它们又都飞了进去。涂口红的女士来了。她说：“你还想知道紫色激情的顶点是什么吗？”水手说想知道。于是女士让他去洗个澡，把身上弄得干干净净的。他去了，跑回来的时候踩在肥皂上滑了一跤，把脖子摔断了。这就是故事的结局。他到最后也没弄明白那个是什么。我的朋友爱丽丝跟我讲了这个故事，是她认识的一个人亲身经历的。

    ——不错，这就是一个小故事，全文照搬自《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

    先来说故事。大家从来对于未知的一切抱有好奇，并且趋利避害，从来在好奇之中怀有赌徒般的侥幸，那就是——我们愿意相信，所有未知的背面，都藏着属于我们的好运气。这没什么好说的，也无可指责，就好比当一位涂口红的女士劈面塞给你一则美妙的问题，谁都会蠢蠢欲动一番。涂口红女士的问题，更像是个诱人的憧憬，它用“紫色”“激情”“顶点”连缀而成，递进着诱惑你，不免要惹得你心痒难忍。于是，我们上路了，准时叩响那扇神秘之门。我们看到了出来又进去的鸟儿，它们有“四面八方”那样的规模。不是吗，这已经有了点儿“紫色激情”的意思。但这能算得上是“顶点”了吗？——好像，嗯，还差着点儿意思。想要“登顶”吗？那就得费点儿周折了，你得“把身上弄得干干净净的”。这也没什么好说的，想要知道“紫色激情的顶点”，可不就是得有些前提条件嘛！回去洗洗再来吧。我们是得有多急迫，遵嘱弄干净了自己，跑着又来了。这一跑不得了，最后就弄出了故事的结局。那位涂口红的女士跟我们开了个玩笑，毋宁说，是上帝指派她来变了个魔术，只不过，这个魔术有点变态，玩笑开大了。

    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电视上正在播放跨年演唱会的实况，屏幕一派沸腾的光影——实在很巧，就是那满目炫眼的紫色（为什么舞台上的热烈效果总是显得很紫）。于是，怀着“跨年”的心情，我领受到了一份紫色的激情。可是这份紫色的激情，是否抵达了“顶点”，我就不敢保证了。

    再来说说新年。当上帝将绵延不绝的时光折叠成一个又一个的白昼，折过365下，再度不厌其烦地折叠一回时，我们谁都会重新对这周而复始的日子开始新一轮的惦记。这就好比牌局重开，人人都盘算着这回没准会抓上一手好牌；这也像那位故事里的水手，满怀热望地想要去探求紫色激情的顶点。同样，这些都没什么可说的——既然上帝每隔365天都会给我们一个貌似可以重新来过的机会，既然有一个紫色激情的顶点在不远的地方向我们招手。可说的是——既然是牌局，不确定性必然依旧存在；锣鼓重开之时，牌桌上的规矩还是森严如昔。懂得了这个，剩下的，才可以交给那位折叠日子的大能者。这么说好像有点儿消极。可我觉得做一个懂得上帝心意的牌手，你也许才上得了台面。上帝之所以给你一个又一个的新年，给你重开牌局，在我看来，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地教会我们度日的规矩。这种教诲的次数说起来不是太多，也不是太少，粗略估计一下，不过百回。一般说来，在上帝的牌局中，没人会赢到底，也没人会输不完。旧日子赢了的，来年咱们戒骄戒躁，老时光输了的，新年咱们重整旗鼓。无论输赢，规矩都在那里。要知道，不按规矩出牌，没准咱们就成了故事的结局。

    回到那个小故事。读到它的时候，跨年的气氛决定了我的心情，让我觉得这个有点儿变态了的玩笑其实还蛮喜庆的。不是吗？蛊惑水手最终摔断了脖子的，是“紫色激情的顶点”这种玩意儿。这位仁兄由此变得挺招人喜爱，他不是为了“芝麻开门”，不是跟在阿里巴巴屁股后面觊觎金银财宝的四十大盗，他所迷恋的，是一种迷人的、格调一般的旨趣。他一度看到了群鸟，紫色激情就在眼前，可以的话，我们还能说他“曾经那么接近幸福”。当然，这么说有些滑稽——但也庄严。我觉得他没什么问题。非要说有，那就是他的心急了点儿，在追寻幸福的道路上，跑起来了。这一跑不要紧，可能就坏了上帝的规矩，于是一块肥皂都能将他撂倒。寓教于乐的故事，就成了寓言。那么，这则寓言告诉我们：别急。当我们距离那个“顶点”不远的时候，先得看看脚下有没有肥皂。

    我觉得这个故事在跨年之际被我读到，算是上帝给我的新年礼物。现在我也把它当作礼物送给大家。

    新年伊始，你还想知道紫色激情的顶点是什么吗？

    我还想。

    牌已经重新洗过，干吗不再度兴致盎然呢？——即便心怀着一点点赌徒般的侥幸；除去金银财宝，干吗不去对紫色激情的顶点抱有好奇？

    我想我在这新的牌局里，不过是要牢记——度日如年，台面上的规矩还是老规矩；新的日子里，如果我有幸接近紫色激情的顶点，彼时，我得先看看手里的牌是不是藏着块要命的肥皂。

    开牌吧。新年快乐。

    别碰我，我已经两天没洗澡了

    君特·格拉斯当年自曝曾效力党卫军，世界文坛一片哀叹，有作家直言，格拉斯的忏悔来得“有点晚了”，标志着“一个道德权威的终结”。另一位有着同样道德地位的大师米兰·昆德拉亦曾被摆在了道德的审判席上——他被指曾向当局告密，导致同学获刑二十二年。和格拉斯的坦白不同，昆德拉否认了这一指控，称这是学院和周刊对“作者的谋杀”。

    兹事体大，深谙虚无与荒谬的昆德拉，写下过“不可承受之轻”的昆德拉，这回严格地区别了孰轻孰重。对于他这个级别的人物，“黄赌毒”不是污点，古怪暴戾也不是污点，写得差了点儿，可能也都不会被算成污点，而牵扯上与极权合作构陷无辜，就是“谋杀”性质的大是非了。由此，马尔克斯、帕慕克、戈迪默和库切，以及罗斯、拉什迪、达尼埃尔、戈伊蒂索洛和富恩特斯等四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与十一位世界级作家，联合发表声明，抗议捷克媒体。这份声援，授给了数度与诺奖擦肩而过的昆德拉一份别样意义上的褒赏，而且评奖团阵容豪华，盖过了瑞典文学院的那群老先生。

    几年前有部电影，《窃听风暴》，获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讲的是前东德，大约20世纪80年代，一段虚构的柏林墙倒塌前的故事。影片充斥着一些我们并不陌生的术语和政治逻辑。相对于片子以整个冷战时期为背景的内在叙事野心，它并没有表现出那种必要的恢宏，让人感觉不过是在讲一个集权小工厂里的斗争。在我看来，影片中那位政府的部长，也就是我们车间主任的派头。这部片子失分的关键，还在于那位男主人公，他的角色是位诗人，但他显然缺乏诗人的气质。看片子的时候，因为路数基本相同，我不由得总拿另一位现实中的人物来与之替换，那就是米兰·昆德拉。尽管已经年逾八旬，但昆德拉总给人一种中年大师的感觉，风度翩翩，俨然一位荧幕上的漂亮人物，所以用他来混淆片子中扮相平平的那位诗人，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整部片子令我着迷的是，画面中的前东德人民似乎过得还不错：整洁并且宽敞的房间，有烛台，有壁炉，有油画，并且当然还有洗澡间；体面的装束，大衣，长裙，质地优良的围巾；优雅的舞台；还算不错的公园……尤其是，似乎人人都彬彬有礼。审问是彬彬有礼的（当然也是种残酷），反驳是彬彬有礼的（完全跟大义凛然无关）。整部片子里几乎没有争吵，即使妻子明目张胆地背叛了丈夫，即使影片一目了然地是在表达沉痛的挣扎。最令人惊讶的是，漂亮的女主人公（她像我认识的某位女诗人）被释放回来后，面对蠢蠢欲动的诗人丈夫，神色平静，按兵不动地说：“别碰我，我已经两天没洗澡了。”这句话在我听来，有力极了。她在这里拒绝的那个“动”，可能是指向肉体的亲昵，也可能是指向一通老拳，更可能是指向对于她个人肉体乃至精神的侵扰。总之，对于此刻的她而言，都是一种不愿接受的暴力。对此，她表示拒绝，即便此时的“动”，在我们看来，天经地义，算是件抚慰身心、抒发情感的好事。而她，天经地义，给出的理由何其充分——我已经两天没洗澡了。

    处理这种冲突，我们更习惯的文艺场景，或许是——遭难而归，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动”起来，以此彰显遭难的残酷与“人性的激昂”。

    可偏偏前东德妇女没这么做。

    这电影我打七十分，而这七十分，完全来自“教养”这两个字，这部片子是以它的教养打动了我，以“我已经两天没洗澡了”这个口实打动了我。电影里面那个特工的样子着实令人喜爱，完全不同于我们文艺作品中专政机关的铁血人物形象，非但不高大威猛，相反，还有点羞涩脆弱。片子看完唯一的感触是：如果避免不了对于自己肉体乃至精神的侵扰，那就让我们期待面临的是一种有教养的侵扰吧。譬如，如果哪一天我的生活被人破门而入，那么我唯一祈求的将是，门外的大汉们能够以一种相对温和的口吻对我说：请你——让我们搜查。如果我还可以拒绝，最好让我用如此的理由就能说服他们——别碰我，我已经两天没洗澡了。

    回到昆德拉面临的指控，我不禁眼热，无论如何，他遭遇的，不过是这样的一种语言风格：捷克媒体如是批评——昆德拉“是位好作家，但是我对他的人性不抱幻想”。而旅居法国的昆德拉，罕见地打破不接受媒体采访的习惯，开口澄清道：“我的记忆不会欺骗我，我从来没有替秘密警察干过活。”他的这个回答同样令人羡慕，语式和逻辑与电影中那句“我已经两天没洗澡了”如出一辙。他说“我的记忆不会欺骗我”，这个理由实在是，太体面了。不是吗？不大像我们动辄扯上生殖系统的唇枪舌剑。于是，大师团的声援也显得派头十足，他们严肃地声明——正在进行的诽谤行动意在败坏米兰·昆德拉的声望。

    那么，亲爱的们，我们做到天天洗澡了吗？

    异乡笔记

    候鸟在大地上自由来去，为的是适宜的温度和丰美的水草。我们在大地上迁移，为的是什么？我们被什么所吸引，从此地到彼地，奔走不息？

    城市地图

    兰州，一个被山挟持、被河贯穿的狭长城市，长到可以用火车沿着东西走向搬家。当我从那个还残存着横平竖直的帝王气象的城市来到它的面前时，曾经不可避免地失去方向感。我已经习惯了一种确定方向的办法——找到一个中心。譬如钟楼，以此类推，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北大街，所有的方向便由此而来。那是西安，被自己称作故乡的地方。这里是兰州，一个被自己称作异乡的地方。它几乎是没有中心的，街道几乎全部是由周边的一些地名来命名：天水路，张掖路，皋兰路，白银路……没有任何指涉，对于一个闯入者和寄宿者，不提供丝毫的指引式的提示，只是让一切更加陌生，以地理的名义提醒你：你，只是混迹于这座城市群众中的一个赝品，你被先天地拒绝。于是，一个已经习惯了从中心出发的人，习惯了被预先告知东西南北的人，需要学习另外一套识别方向的技巧。

    具有意味的是，我的学习是从山与水开始的。它们形成了这座城市的参照物，明确了它们，就明确了南北，由此，便也有了东西。兰州，一条大河波浪宽，我家就在河这边；那最高的山头，挡住了浩荡的风，也将粉尘和废气留在了自己的头顶，经年不散，成了一顶阔气的帽子。山与水就是这座城市最大的罗盘，无关阴阳，却永远让你找得到北。

    内心的语言为之丰富，比如一些街道的名称，就有了另外的含义：甘南路，它与“南”无关，它代表了云集的酒吧，边远城市的夜生活景观，直至代表了酒，代表了勉强的现代性，甚至胃痛与头晕；盘旋路，它永远不是一个具体的盘旋姿态，它意味着一个叫作“纸中城邦”的书店，我在这里补齐了三岛由纪夫，并重新开始迷恋一些东西；秦安路，是工作室，七楼，传真机，几天就需要清理出去的来自四面八方的杂志，物质生活差强人意的通行证；五一山，哦，是山，虽然它只具备了山的称号，但，毕竟是山啊，是山，就可以俯瞰、漫步、晒太阳和攀登了；香榭丽，无涉罗浮宫，这个被称为家的地方，原来一场迁移，就是为了把自己托放在这个角落，让这里成为所有幸福或者悬念的源泉……

    西安的道路是周而复始的，像所有曾经的帝王版图，如今都可以被立交桥和高速路环绕起来，并且似乎可以无限度地扩张开，像一张韧性良好的煎饼。而兰州的道路，是单向的，它没有回旋的余地，地理意义上的格局已经决定了，它只能笔直地前进或者后退。这使驾驶有了另外的快乐，开车行驶在它漫长的滨河路上，你可以不考虑拐弯，无端地就是一种一条道走到黑的心情，是一往无前和九死不悔的意思。这个城市通过道路来同化我，以山和水的名义让我几乎相信自己就是一个兰州人。

    语言

    在他乡，你可以把自己外来者的身份掩藏得天衣无缝，但是一开口，语言就会使你暴露——你无法发出和他们一致的腔调，无法用他们习惯的方言去正确地表达，无法成为一个潜伏着的余则成。我曾尝试过用兰州话对自己爱着的人去说“爱”，结果充满了滑稽的味道，这不是说兰州话的发音具有滑稽性，而是它被一个外来者刻意地去模仿后，失去了严肃。于是，当我与人交流时，只能使用娴熟标准的普通话，并且越来越娴熟与标准。我与之交流的人包括：摊贩、服务生、上门收取水电费的物业人员，还有，我的兰州妻子。我娴熟并标准的普通话，令我开口说话时丧失了部分的朴素与诚恳。可是，我是多么愿意朴素与诚恳。

    这里说的语言当然是物理意义上的，是语言的形式，但是，有多少内容已经被它决定。如果你不下定决心，用学习一门外语的刻苦程度来纠正它，那么你将有可能永远被定义为这个城市的寄宿者。在一些时候，我和一些志同道合者相互安慰，我们之间的安慰使用的是另外的一套语言，虽然混杂着各种口音，但彼此却听得明白。这个时候，我们是津津乐道和津津有味的。可是转眼间，我就会变得沉默，因为第二天的清晨，我就需要用标准的普通话来购买一碗牛肉面，当拉面的师傅地地道道用兰州话问一声“宽地洗地”（宽的还是细的）时，我就会在一瞬间失语。我知道，这个时候，我标准的普通话是不恰当的，我与志同道合者们交流的语言也是无效的。

    在热气腾腾的生活面前，一个外来者，总是被阻止。

    其实，生活在一个地方，你只要熟悉几个关键的词语。比如流水线、打卡、职位，抑或生计……被这些具体的术语概括住的，就是一个具体的生活。但是，当我们需要描述这些具体的生活所带来的具体的欢乐与痛楚时，往往找不到恰当的发音。由此，我反复书写着的这座城市，都被我冠上了“兰城”，它是兰州吗？一定不是，我无力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言来指认兰州，只能在微妙的命名上，给自己一个杜撰与虚构的勇气。

    身在异乡，我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天，学会用这座城市的方言在心里朗诵亨利·米勒的句子：

    生在那条街上，意味着你一生游荡，自由自在。也意味着意外与偶然、戏剧性及运动。一种不相关事实的协调一致，赋予你的游荡一种形而上的确定性。在那条街上，你懂得了人类究竟是什么；而不在那条街上，或离开那条街之后，你就虚构他们。凡不在那条大街上的东西，便都是虚假的、派生的，也就是说，是文学……

    如果这太烦琐，或者太荒诞，我就去努力学会用伟人的语式说出：这座城市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它是属于你们的。

    目的

    国庆节，我的脸在一场事故中受了伤，于是自己的面孔便无法和节日协调起来。长假中的一天，我站在兰州的中央广场上等待一个朋友。周围的气氛当然是喜气洋洋的，因为地点是甘肃省人民政府的所在地，因为时间是国庆节。作为人物的我，戴着一副墨镜掩盖着伤情。事件是这样的：一个年轻学生模样的男孩子埋头坐在路边，面前一张摊开的报纸上写着：

    我没有找到工作，回不去了，我很饿。

    这段话太平静了，似乎只是陈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但我只在一瞥之间，眼泪就从墨镜后流了出来。一个于我而言的“事件”，便在这一瞬间发生。

    他是为了寻找工作而来到了这里，我呢？是为了什么来到了这里？那个曾经真理一样无欺的理由，如今只能勉强说出——是的，我是为了爱情。他没有找到工作，那么我呢？是否找到了爱情？我惊悸于此时此刻自己内心所产生出的怀疑：是什么令自己在数年之后，已经成为那个梦中女孩的丈夫时，却对当初的目的羞于启齿，并且对如今的结果也不能够确定？是的，我惊悸，惊悸于生活的狼藉和人在这狼藉面前的信心的丧失，惊悸于生活对梦想的磨损以及信心丧失的这一瞬所囊括的生命的全部秘密。数年前的那个九月，先于我抵达这座城市的，是被火车托运而来的书籍、画具、打口碟，还有我憧憬着的爱情，那是一个青年所有的家当。如今，我在这座城市成了一个女人的丈夫和一个男孩的父亲，他们成为我身份的最基本注解。我也回不去了，我们都再也回不去了，我们谁都无法回避走向异乡，为了我们心中这样或者那样的目的。我们身在异乡，在时时袭来的沮丧面前，唯一可做的，也许只是让当初鼓舞自己的那目的，无限地在心头闪回和延续，告诉自己，这所有的曲折，都是我们为了那样一个目的所作出的选择。我们被一个目的吸引而去，这样一个姿态的全部秘密在于：我们对生命充满了希望。那么，绝对不要丧失希望，尽管这一路上布满了舍弃、挫败、拒绝和令人心悸的“很饿”。

    我鼓了很大的勇气，才在男孩子的面前放上了一些钱。我需要与之斗争的是，自己心里的那一份矫情以及虚弱的无力。我想对他、也对自己说：我们还要继续。

    候鸟飞翔时，从不区分故乡与他乡。天空与大地，是它们的家，也是它们的旅途。那么，在一只候鸟的语言里，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虚构的。

    天边的城

    许多地方，我们未曾亲往，不过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这种概念，当然也会附着某种情感的温度。譬如，在那样的地方有着自己的亲朋故友；譬如，那样的地方在某一时刻借着阅读或者倾听，曾经进入过你的心绪；更有玄奥的，那样的地方抑或在你的梦中翩然降临过，仿佛灵光一现；甚至，只是它的地名，一种微妙难言的音韵，便在刹那间击中了你的胸膛。这种莫须有的情感温度，完全凌空蹈虚，就是说——它未曾经受实践的检验，是虚构与臆测。然而，这样的温度，正应了文学的本质。

    博尔塔拉，有地理学意义上的词条：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边缘，东部与塔城地区相连，南部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毗邻，北部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边界长达380千米，全州面积为2.7万平方公里；辖博乐市、精河县、温泉县、阿拉山口口岸行政管理区、赛里木湖风景名胜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及其所属11个团场分布于境内；全州2007年总人口47.29万（含兵团农五师）；有35个民族，超过万人的有蒙、汉、维、哈、回五个民族；博乐市为自治州首府和农五师师部所在地。

    博尔塔拉，已经记不得是哪一个时刻它曾经进入过我的所谓知识系统。

    2010年，这样的一个地名，却骤然在我的意识里明朗响亮起来。生命中总有一些事物与我们不期而遇，以我耽溺已久的秉性，我唯有把这样的相遇视为宿命——我们被一只恢宏的手不由分说地安排着，必然地去经历那些炎凉与冷暖，以及那些似乎毫无征兆便从天而降的幸福与忧伤。这一年，一条大汉出现在我的面前。在鲁院第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的名单上，他首先以这样的三个字与我谋面：熊红久。接下来，就有朋友热烈地向我推荐：去北京就读，和熊红久玩。为什么要和熊红久玩呢？理由铿锵：此人能歌善舞、酒场豪迈。于是，一个素未谋面的熊红久，便在我的情感里被附着上了温度。鲁院报道当日，我与这位熊红久就接上了头，是夜，学院门前烧烤摊前，便把酒言欢了。果然是一条大汉，不出我那狭隘的对于边疆人物的预估，这样的人物，大多被我如是虚构：身高八尺，可谓“大虫”。这条大虫对于烧烤显然熟门熟路，在羊肉、板筋、鸡胗、腰子的辛辣之中，“博尔达拉”这四个字仿佛一剂调料，便反复萦回在那个夜晚了。

    我要承认，这四个字在第一时刻便击中了我那颗矫揉造作的心。它的音韵与腔调，符合我那种偏执的审美。而夜色，而啤酒，而辛辣的烧烤之中坐在身旁的这条大虫，都作用在一种温度里，令我陡然渴念这样的一个地方——博尔塔拉。

    就在天的那边，很远很远……

    这便是我对它的情感概念。而天边与很远，还不足以令一个耽于遥想与杜撰的家伙神往吗？

    其后的四个月，“博尔塔拉”四个字便充斥着我的鲁院生活，它被这个熊红久挂在嘴边，被我们热烈地想象，它以一首歌的旋律不断强化着我们的憧憬，以那种既陌生又熟悉的异域情调，不断地打动我们其实脆弱敏感的心：

    你是否去过那个地方

    青色草原鲜花芬芳

    骏马白云下自由驰骋

    雄鹰在蓝天里翱翔

    你是否去过那个地方

    土地肥沃瓜果飘香

    温泉流淌出柔美的长调

    胡杨书写千年的绝唱48

    博尔塔拉 博尔塔拉

    赛里木湖荡漾着天鹅的梦想

    博尔塔拉 博尔塔拉

    毡房把炊烟画在天上

    博尔塔拉 博尔塔拉

    阿拉山口连接了世界的目光

    博尔塔拉 博尔塔拉

    那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这首歌叫《博尔塔拉之恋》，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州歌，我的同学熊红久作词。我之所以如此郑重地记上一笔，完全是因为，这首歌再一次雄辩地向我证明了，朴素是如何能够有效而凌厉地捕捉人心。草原鲜花，雄鹰骏马，当这些我们已经在行文中着力躲避的意象在旋律中深情铺陈的时候，如果你的心不是已经枯槁到麻木不仁，谁都会为之暗自喟叹。尤其，当熊红久这位歌者声情并茂的时刻，其他人不论，反正我是为之热泪盈眶了。

    由是，分别的时候便有了约定：我们博尔塔拉见。

    博尔塔拉便成了一个约定，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所在。那首歌中反复的询问，不免就要时刻在心中回旋，仿佛生命中一个严峻的质疑，仿佛生命中一个深情的呼唤：你是否去过那个地方，你是否去过那个地方……

    是的，我去过那个地方。在我的双脚尚未踏上它的土地，我的视野尚未盛满赛里木湖一池圣水的时候，我的情感，我那难以说明的内心，已经流连在了那个地方。它已经逼真地存在于我内心的版图里，我内心那个布满词语和形式的世界，已经有着一块叫作博尔塔拉的优美之地。于我，它象征着天边的城，阔大宽广亦不失忧伤，象征着长调旋律般的悠长和吟哦，象征着友谊烈酒甚至羊肉板筋，这一切，都让这个地方在我的心里葆有永恒的温度。而这所有的个人情怀中，天边的城，便是核心的意象。当然，这个意象多多少少也有其地理学意义上的依据，但严格甄别，它理应只是源自我那不可救药的审美趣味。实际上，作为一块2.7万平方公里区域的土地，在行政区划上，岂可以“城”来谬言？但我愿意如是称呼它。天边的城。不要试图纠正我，也请勿让我做出说明，要知道，那些内心的理由，向来是难以言清也无法追究的。

    我甚至没有去想象过，某一天，自己真的会去往那里。就好比，我们难以确信自己会造访梦境。

    然而，居然会这么迅疾，一切都成了现实。当熊红久打来电话的一刻，我仿佛又一次被这样的句子在追索了：你是否去过那个地方？

    便动身去访梦。而梦境中的一切，没有意外。会有什么样的梦，会是意外呢？山川风貌，长日无尽，乃至草原鲜花，雄鹰骏马，乃至阔大宽广亦不失的忧伤，乃至友谊烈酒甚至羊肉板筋。这一切纷至沓来，让我寻梦的旅途逼真得与梦毫无二致。我甚至无力来描摹这样的一次远行，我那些摆弄得熟稔到泛滥了的词语，远远没有《博尔塔拉之恋》这首歌那样的精准，它已经唱尽了这座天边的城，令我唯有在归途中依旧被这样的诘问攫紧喉咙——你是否去过那个地方？

    而此刻，我已无力确凿地给予肯定了。当一个人从梦境回到苍茫尘世，谁还可以勇敢地告诉自己：是的，有那么一座天边的城，它就在你的远方，它就在你的身后，可以让你自由吟唱，可以让你纵马扬鞭？除非，那个梦不足够的美，那个梦，不足够的响亮。

    在想象之中经历慈溪

    接到《十月》的邀请时，我正在新疆采风，身处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下一站奔赴慈溪——这个消息多少对我具有了某种象征性的意味。因为，慈溪在我的想象中，以“溪”为名，堪可与正在感受着的瀚海形成一对比喻。

    从最西飞往最东。我心目中的这对比喻让我几乎是横越了整个中国的版图。清晨出发，夜晚抵达，空中充裕的时间让我有暇调动起自己所有的知识储备来想象慈溪。嗯，她是大诗人袁可嘉先生的家乡，是作家冯骥才、余秋雨的故里，这些知识让我首先将她想象为一块孕育文采风流者的土地；她应当有着卓然不凡的经济实力，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国内一流生产、制造基地，这些知识又让我将她想象成物质文明诞生出的娇子；她是长江三角洲南翼环杭州湾地区沪、杭、甬三大都市经济金三角的中心，与我刚刚离开的内陆沙漠腹地相比，一个柔美，一个刚烈，这让我将两地想象成这个国度的一双儿女，而她，就是那位妩媚的女儿……

    飞机落地在上海虹桥机场，已经没有了去往慈溪的列车，我打车赶赴想象中的慈溪。出租车行驶在夜间，两个多小时的行程，让我对慈溪的想象再一次延长。

    车轮无声无息地从杭州湾跨海大桥上驶过。从司机师傅的嘴里，我才知道了这座大桥对于慈溪的意义，它让慈溪从此一跃成为连接上海、宁波两大都市的“黄金节点”。于是，想象中的慈溪金灿灿地披上了一道黄金的光芒。

    当地文联的同志非常周到，一路用短信确认着我的方位，宾至如归的感觉，让我将慈溪想象成了一位好客的主人。

    顺利入住酒店后，一帮先期抵达的文朋诗友相约着去外面小酌几杯。大家在酒店的大堂聚齐，结伴走进了夜晚的慈溪。朋友中有浙江本地人，对于这座城市熟门熟路，带大家去了名叫“大世界”的夜市。“大世界”其实并不大，数家夜间经营的海鲜排档却也灯火通明。在夜里，在酒中，在朋友们的攀谈间，慈溪似乎已经被我触摸到，但却依旧朦胧，这种若即若离的感受，更加滋长了我对这座城市的想象。嗯，她就是“大世界”，就是夜晚酒中朋友们的攀谈……

    第二天便是此行的主题——参加首届袁可嘉诗歌奖暨首届《十月》青年作家奖的颁发仪式。仪式举办的地点，却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我不能想象，如此现代化的礼堂，竟然是一所镇上的文体中心，而且，它的所在地还是一所镇上的学校。这些年去了不少地方，经济发达地区也多有涉足，但用于文化、教育的建筑能够如此先进，却真的并不多见。此时我已经了解，这些年慈溪市委市政府对于各项文化事业的支持已是文学圈里的共识。当地领导懂得文化的重要性，他们不仅仅只满足于将慈溪这块土地打造成一个经济实力上的“黄金节点”，在慈溪有了黄金一般的经济实力后，他们还要给慈溪赋上白银一般的诗意。

    颁奖仪式朴素而又庄重，当地的艺术家表演了水准极佳的节目，舞台上打出的幻灯美轮美奂，江南水乡的画面如梦似真。此刻，现实感再一次远离，我仿佛依然栖身于一次想象之旅中。

    随后大家被带去参观袁可嘉先生的故居，这里不久后会建成袁先生的纪念馆。流连于这位中国现代主义启蒙者曾经生活过的空间，似乎只有依靠想象，我才能够与前辈发生心灵的共鸣。拨动我心弦的，是袁先生这样的诗句：航行者离开陆地而怀念陆地，送行的视线如纤线在后追踪，人们恐怕从来都不曾想起，一个多奇妙的时刻，分散又集中……是的，一个多么奇妙的时刻，分散又集中，恰如我此刻的经历，身在慈溪而想象慈溪。

    当天夜里，参加主办方组织的文学论坛，与当地青年作家讨论地域性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这个话题是任何一位作家都需要面对的，而谈论之时，“想象”再次成了绕不开的一个词语。一个作家，身在故土，除了贴身书写自己家园的风土人情、世态炎凉，总是还需以想象为媒介，沟通自己与整个世界的联系。这时候，我在慈溪的物理时间已经整整二十四小时了，但心理上，却感觉犹在想象之中。我愿意挽留住这样的感受，愿意在有限的时间里更加亲近这座真金白银的城市，而这，似乎只能依赖想象的魔力。

    之后朋友们再次结伴去了“大世界”。于是，夜色，黄酒，朋友，又一次填充在我有关慈溪的想象中。

    由于行程所致，翌日我不能与大部队同游上林湖了。但是临别前，我特意嘱托朋友，可能的话，在上林湖越窑遗址为我捡拾一枚碎瓷。如此的拜托，依然是基于一份“想象”之情，我想，那枚可能存在的青瓷碎片，就是一个来自唐宋、来自五代的隔空的想象，若能得到，也将必然承载起日后我对于此番慈溪之行的追忆。

    而谁又能说，想象不会抵达追忆最为本质的那个核心？

    上溯

    一行走了与当年红军相反的路，进入迭部后，首先抵达了腊子口。

    主人在腊子口战役纪念碑下迎接。时间大约是下午的五点钟。正是盛夏季节，此刻城市的阳光依然灼人，但峡谷里的光线却已有了傍晚般的幽暗。温度自然也与城市的溽热迥然，风是凉的，因为空气本就是凉的，如果忽略抒情的因素，这种温度或者可以比喻为——忧伤。哈达，青稞酒，只有在这里，才具备了形式之美，成了一种气度雍容的仪式，虽然简短，蒙受后，仿佛就已获得了许可。

    一切宛如换了人间。

    晚饭后在夜色中感受腊子口。山比天黑。天在山的映衬下，居然成了一抹深沉的蓝。崖口的形状在这一抹蓝中剪影般的清晰，不是狰狞，是森严。腊子河必定湍急，阒寂中全是它发出的喧哗，声音在这里就已经表明了速度，让岿然不动的黑暗有了一种运行般的动感。当年的碉堡隐约呈现，立体的它却没有身后石壁上的标语清晰：

    天险腊子口    紧跟毛主席

    镌刻在石头上的，才是严格意义上的镌刻。感受的情绪由此成了瞻仰。

    夜宿在山间的小木屋里。整间屋子完全由柏木建成，虽然造价不菲，却没有让人生出对于奢靡的警惕与反感，它散发着新鲜伤口般的纯洁气息，让睡眠向着高贵而去。

    翌日清晨，同屋的兄长告诉我，我在梦中吹响了军号。我信。七十二年前的硝烟必定激荡在了我的梦里。

    腊子口里称之为景点的居然有五条沟之多，而且无一例外地山势峻峭、水色澄澈。红军当年突破的这最后一道险要关口，原本是葱茏碧透之地。三军过后，前面就是中国革命的另一番天地了，哈达铺，延安，从此方向明确，一路凯歌。腊子口在七十二年前将它的美和盘托出，宛如一份馈赠，为走出困苦的红军洗濯了征尘。

    朱力村坐落在沟里，红军当年曾在这里驻扎。随行的杨部长就是朱力村人，这位藏族干部一路向我们讲述着历史，语调缓慢，鲜有情绪的起伏。“小红军打碎了老阿妈的碗嘛，就用自己心爱的毛衣赔偿嘛……”他的恳切与郑重无须强调，因为进入藏区，你已经很难再见到一张轻浮的脸。

    村子倚着山势，错落的木楼次第而上。观望的村民们安静地观望着，红红绿绿的服装却不艳丽，是一种沉着的缤纷。没有喧哗，村寨和山没有区别，她们本就是一体。

    我们爬上了一座木楼。当年，毛泽东曾在这里住宿了一晚。木楼的主人依旧在自家的院落里繁衍生息，时间在这里遵循着自己最标准的刻度，没有只争朝夕，以自然的方式镂刻着一切。因此，伟人停驻的地方，没有过分的颓败，也没有人为的修缮，只是苍老到了它应当苍老的地步，有些歪斜，有些涣散。这与当年的差别不会很大，因为时间最标准的刻度，本就是缓慢的，当城市仓促着日新月异时，时间在从容之地并不会骤然改变事物的面貌。物理的概念有时候是值得忽略的，譬如在格非的小说中，那位睿智的活佛以令人震惊的庄严说：

    地球并不是圆的，而是三角形的，就像羊的肩胛骨一样。

    我愿意服从这样的时空观。

    透过木楼狭小的窗口，屋外的河流宛如取景框里的画面，明亮、活泼，略显单调却又生生不息。这样的风景应当与当年无异。

    那一夜，伟人是否睡得安详？险关已经突破，自己率领的这支队伍，已经锻造成了中国革命最可信赖的力量，坦途已在天边浮现……

    从木楼下来，几个人深入到寨子里。见到一位老阿妈，正在自己的菜园里劳作。当我用镜头对准她时，她用持着农具的左臂掩住了脸面。她并非在拒绝镜头。她用自己的右手整理了一下衣襟。她拒绝的是凌乱。然后，她温和地注视着我，将倍加尊严的微笑留在了我的心底。

    下一站将是俄界。那里是红军进入甘肃后的第一站，着名的俄界会议旧址所在地。其时红军处在最黑暗的时刻，比起敌人的堵截，来自内部的分裂是更为严峻的考验。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做出了攻打天险腊子口、部队缩编等决定。俄界，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堪称重大。

    此刻，我才补齐了革命史中这一段的脉络，并发现此刻我们是走着上溯的路。

    时间仿佛不可逆转，道路仿佛一往无前。但必要的停顿与回顾，才使得人类真正懂得了如何从动物群落里脱颖而出。

    司机师傅恰如其分地播放着藏族歌曲。窗外的天空中居然盘旋着群鹰。山脉与河流一起走来，一如生命长旅中可怕的险峻与迷人的绚烂。七十二年前，此山此水走进过伟人的胸襟。作为那支队伍的领袖，十四年后，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了碑文并加以宣读：……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如今，我们一行走着上溯的路。

    除了单纯，别无他物

    不惑之年，宛如一个奇迹，联络上了一帮小学同学。春节聚会，呼呼啦啦，当年一个班的儿童，将近三十年后，居然来了有一半。变了？哎呀，没变！还是那模样！至少，依稀还是那模样！你来我往，基本上都做如是叹。

    其实，但凡没有被弄到老眼昏花，应该都看得出来——变了。然而，其实，但凡没有被弄到心如死灰，也应该都看得出来——没变。这“变”与“不变”之间的媒介，就是“依稀”，而“依稀”，事关记忆、岁月、情感，乃至对于这个世界那种诗意的理解。首先，它有凭据，否则无可“依稀”；其次，它被延宕，否则便“依稀”得令人发指；终究，被延宕了的凭据依然能够被唤醒，当然是因为情感。

    这些逶迤的感受，恰如文学的本质。我们心存某种记忆，以此为基点，拉开一些可资凭吊或者玩味的距离后，用一种堪称深情的态度，去描述它。当它被描述出来后，呈现出这样的面貌——变了；哎呀，却没变。它“依稀”对应着我们曾经的经验，却绝不是对于经验的简单还原，而这种“依稀”的品质，实在有赖于某种诗意。

    老眼昏花或者心如死灰，这些“被”弄出来的局面，全拜岁月所赐。前者，是一个物理现象，而后者，事关心灵。上帝给了我们躯壳与灵魂，并用岁月的风刀雪剑加以摧折。在我看来，每天跑个几公里，不如每天乱想个几分钟。前者练腿，后者练心。腿练得再快，你也跑不过岁月，而将一颗心练得柔韧，差强人意，我们便可以去抵抗一定会被岁月弄得支离破碎的一切。每天能坚持做几分钟不合时宜的、乱想的人，这种人，就是一个有诗意的人。当然，我所说的诗意，断非仅仅限于曼妙，甚至，它更多地指涉严酷——想想吧，同学们，我们已经如此不堪了的腰身。

    好的小说，乃至一切好的艺术，就是对于严酷时光诗意而又“依稀”的追溯，它能让我们罔顾物理世界的“变”，理直气壮地认为——“没变”！

    有抱负的艺术家们，负责替人类追溯他们还原出来的那个世界，并且可以被人似是而非地辨认出来，在“变”与“不变”之间，激活人们或许久已干涸的心灵。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最残酷的艺术品，在本质上，都应“依稀”具备童话般的单纯品质。因为，在线性的、一往无前的时光里，追溯一定指向的是人们情感生活的童年。爱，恨，欢乐，悲伤……这些最朴素的情感，人类其实在自己的婴儿期便已经生成。那么艺术家如何去打动人？除了单纯，别无他物。

    为此，与童年伙伴们的聚会，我总是难以自持地惘然和毫无章法地喜悦。诚如俄罗斯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所说：

    对生活，对周围一切的诗意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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