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奕迅在《红玫瑰》里唱：“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作家林夕总是能准确无误地揭示出人性里的恶：一对恋人，在得不到彼此时，满心满眼都是对方的好，日日为俩人的将来做美丽规划。可在千辛万苦得到后，却不去珍惜，发生一点摩擦就去相互怪罪和疏离，所以老人们常说：“要多一点包容心，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上看问题。”
志摩心性单纯，他不懂得该怎样处理两性之间的关系，在追求时可以在心头点燃一把火，却永远没法和心爱的人正确地相处。面对不顺利的感情，他只有一个绝招，那就是“逃”。如今跟小曼闹得不愉快，他一念之下上了去往国外的船。
也行吧。这是志摩熟悉而惯用的方式，不管什么由头，能使他开心就好。
果然，再次踏上新旅途，大洋彼岸的旖旎风光将志摩胸中的阴霾一扫而光。他先经过日本横渡太平洋去美国，后又由英国转入印度去探望大诗人泰戈尔。上次寻访大诗人未果，始终是他心头的遗憾。只是怀想上次与小曼仍在热恋之中，而这次虽抱得美人归，却完全没有了当初的激动，亦是有些难过。不过，所幸这次终于与泰戈尔先生晤面。这一路可谓千里万里，观赏了不少各地特色的风光。在日本，他站在神户著名的雌雄龙瀑布之下，任山间的飞瀑流泉带走烦忧；在英国，再次游览了当初留洋时所依偎着的康桥。曾经，这里还残留着他与女神林徽因的青涩爱恋……他的心情跟随他的脚步，白日里多么欢欣，多么神气，可是一到晚上，回到船上，想到此时正在上海的小曼，想到他们婚后那失意的情景，他的心情又变得很坏，于是摊开纸笔，写起信件来：
“在船上是个极好反省的机会。我愈想愈觉得我俩有赶快觉醒的必要。上海这种疏松的生活实在要不得，我非得把你身体先治好，然后再定出一个规模来，另辟一个世界，做些旁人做不到的事业，叫爸娘吐气。”
或许是意识到自己的语气太过生硬，他又匆匆写了另外一封：“曼，你果然爱我，你得想想我的一生，想想我俩共同的幸福；先求养好身体，再来做积极的事。”
我想，此时的徐志摩内心定是充满了矛盾。他对小曼的感觉，已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想要她放下那些不良嗜好，把身体养好，先用一种“命令式”的语气，而后又觉得不忍，才改换了“温柔地劝慰”。可见，他内心深处，还是心疼小曼多一些。
但时光是会变魔术的，总有一些人，在时光的用力下，渐渐成为了另一个“别的什么人”。志摩还是以往爱护小曼的志摩，小曼却不再是那个温柔等信的小曼——她想必在上海的家中，为鸦片和聚会的欢乐所鼓舞着，躁动着，早已忘记大洋彼岸，尚有一个爱她怜她的志摩了。小曼一直都没有长大，更别说做一个成熟的女人了。她从小被捧在手心，或许在爱情中想要的，也是那种时时能将自己捧在手心的恋人。
这边，志摩等她的回信等得困难重重，心里又焦又急。此番出洋除放松心情，他也是带着任务来的，要把从国内带来的一些古董脱手卖给外国人。小曼不回信，他的事业也做得不顺。他继续写信给小曼倒苦水，说外国人现在变聪明了，他们又要这物件的明实来历，又要操心付给中介多少佣金，真是烦不胜烦。最倒霉的是，船到纽约竟遇到专门的海关人员检查行李，也多亏领馆那边派人来接，否则他的几箱子物件可要血本无归。
经过这件事，他不再纠结于价钱多少，只想早日将这批货物脱手，省得带着也是麻烦。
一路上，虽是风尘仆仆，狼狈至极，也没收到小曼回写的信，但仍不妨碍志摩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去疼她爱她，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一旦发现有些东西可能会讨小曼欢喜，他都会掏钱毫不犹豫地购买下来。他是想，小曼能听他的话，两个人好好生活。
在康桥，故地重游的他感慨良多，挥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长达五个月的欧洲旅行，虽身感疲惫，却使徐志摩获得了不少精神上的力量。五个月后，他回到了上海的家。
或许是此次拜访泰戈尔，并向他倾吐了自己与小曼的不快，回来没多久，志摩即接到对方拍发的电报，说将启程回访，请小曼与志摩做好准备。
这可把小曼与志摩乐坏了，若说他们得成其好的大恩人，泰戈尔绝对纸上有名。在最初志摩对他倾诉苦恼时，泰戈尔就曾鼎力相助，用言语鼓励他坚持真爱；在他们的“丑事”闹得满城风雨，连相见都难时，泰戈尔又特意嘱咐、邀请，为俩人制造机会；结婚之后，得知志摩用钱困难，他特意邮寄一大笔钱帮助他们夫妇生活。泰戈尔之于徐志摩，确实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长辈。想他也是集大成者的文化大家，志摩与小曼自然心存感激。
1929年3月，泰戈尔受邀去加拿大参加国民教育会议，途径中国，遵守约定，专程来到上海，看望小曼与志摩。
小曼对于老诗人的到来，简直到了欣喜的程度。她推掉了一切的外出活动，安心在家陪伴老诗人。此时的她，又变回那个聪慧机警、活泼可爱的小女人了，俩人一同画画、品鉴艺术，老诗人的心一点点被小曼折服。以至于离开志摩家后，在向别人介绍这位著名的名媛时，泰戈尔总是说：“她是我的‘儿媳妇’，陆小曼。”可见，泰戈尔是打心里认可小曼的。
这段经历着实使人难忘。多年以后，小曼还专门写文章贺诗人八十大寿，名字叫作《泰戈尔在我家》：“本来我同泰戈尔是很生疏的，他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我还未曾遇见志摩；虽然后来志摩同我认识之后，第一次出国的时候，就同我说此去见着泰戈尔一定要介绍你的，还叫我送一张照片给他；可是我脑子里一点感想也没有。一直到去了见着老人之后，寄来一张字条，是老人的亲笔；当然除了夸赞几句别无他话，而在志摩信里所说的话，却使我对这位老人发生了奇怪的感想。他说老人家见了我们的相片之后，就将我的为人，脾气，性情都说了一个清清楚楚，好像已见着我的人一样；志摩对于这一点尤其使他钦佩得五体投地；恨不能立刻叫我去见他老人家。同时他还叫志摩告诉我，一二年后，他一定要亲自来我家，希望能够看见我，叫我早一点预备。自从那时起，我心里才觉得老人家真是一个奇人，文学家而同时又会看相！”
1930年，志摩在好友胡适的帮助下，决定彻底逃离上海那种糜烂的生活，于是辞掉了上海和南京的教学工作，到北京大学英文系担任教授。相对于上海，志摩似乎是更喜欢北京的。这两座城市虽然都很繁华，但北京骨子里有文人的气息流淌，且文化氛围也更浓厚。上海的纸醉金迷他原本就不爱，这里又有很多旧识老友，没事就可以聚在一起研究文化，自然得意。在北京安定下后，志摩赶紧写信到上海，他想要小曼早点过来，一是为改换新的生活，二是他们夫妻总要团圆。
写信的语气依然恳切，带着些许“哀求”的意味：“眉眉，大好的机会为你我开着，再不可错过了。”
只是小曼流连上海的歌舞升平，始终不肯搬回北京。（也有人说，小曼后来在日记中透露，自己已经同意他的要求，择日搬去北京长居。只是他们都没等到那一天，并非外界疯传的陆小曼不肯迁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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