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人们往往在乎的是结果，也就更在乎自己是否在这一方面拥有天赋。记得这几年我写书时，跟朋友谈到对“总也不红”的抱怨，朋友的回答利落干脆：“你没天赋。”我当时就灰心了一半，可看到这部电影才领悟过来——“所谓的天赋，或许也只是那些不为人知的狂热、执着与信念。”而现在再想想朋友的话，似乎感觉他的意思则更像：“若你有天赋，就不会对自己如此怀疑。”
于是我想，或许每个人生来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天赋，只是人们不知道而已。有些人，因为自我意志力很强，所以得以将其发掘并将自己锻造成才；而有些，则因为缺乏一定的自制能力，需要别人在旁督促与辅佐。前者是天才，是极少数的。可喜的是，我们大部分人仍可在旁人的敲打和自身的努力下，严格要求自我，直至做出成绩。
依照此类观点，张幼仪与陆小曼或许都谈不上是天才。但她们绝对都是人才。张幼仪在经历与徐志摩的不成功婚姻后领悟到，作为一个女人，想要获得真正的幸福，就要学会为自己而活；而小曼呢，徐志摩父母对她的态度令她伤心难过，在上海她也与志摩渐生嫌隙，过了一段放纵的生活，却在志摩死后悬崖勒马，做了很多伟大的事。这是她的可贵的才能。
然而，我只替小曼感到冤屈。在徐家父母面前，她并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她从小就是这样的生活方式，二十年如一日，想要改变也非一日之功了。况且她对待长辈也是恭谦有礼，却无端招来公婆的白眼和邻里的嘲笑。
特别让小曼心寒的一件事是，当初在硖石，在她和志摩的新房里，公婆甚至特意为张幼仪留了一间厢房——这是什么做派？已经与志摩离了婚的女人，也要盼着她回来能住在那里吗？志摩的母亲几次生病，小曼想要进门照料，却被佣人牢牢地挡在门外不准入内，说是怕婆婆见了她只会病得更甚！最最令她难以忍受的，是家里还专门差人去北京请了张幼仪回来，守在身边日夜照看，婆婆的病才见好。
小曼的身体向来不好，成年后又总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自然是雪上加霜病上加病。或许此番回到上海，她能暂时逃离那些不如意的家庭生活，安心地过只有志摩的小日子吧。
小曼与志摩在上海租住的房子，每月租金要银洋一百元左右。志摩当时已经很久没有写诗发表或担任教学，而小曼又习惯了灯红酒绿十里洋场的奢侈生活，身体不好也要时时备药，加上结婚时“自费”掏腰包举办婚礼，志摩的个人积蓄早就用光。渐渐地，志摩感到俩人的婚姻生活似乎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完美，他们开始发生摩擦和争吵。他对小曼说：“你这无谓的应酬真叫人太不耐烦，我想想真有气，成天遭强盗抢，老实说，我每晚睡不着也就为此。眉，你真的得小心些，要知道‘防微杜渐’在相当时候是不可少的。”
偏偏他也真心疼小曼哮喘和胃痛的顽疾，不忍看到她被旧疾折磨得死去活来，于是为她遍访名医。机缘巧合之下，经由雕塑家江小鹣介绍，认识了医术精湛的翁瑞午。一来二往，相互之间也就熟识了。小曼的顽疾很难治，一般的按摩医生都拿它没辙，偏就这位翁瑞午医生独特的按摩手法甚是有效。可就算如此，也没有太帮得上忙。看到小曼甚是痛苦的样子，翁瑞午便开始教她抽大烟。小曼竟一下就迷上了。她从小自制力就很差，属于那种说风便是雨的真性情，况且又打着治病的幌子，就逐渐染上了这种恶习。于是，从这以后，小曼一天的生活更紧张了，以前她只是昼夜颠倒白日还能睡些时候，现在却是白日忙着同翁瑞午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晚上则和姐妹们参加各种聚会，沉溺于跳舞、打牌、票戏等夜生活，渐渐地她的精神越来越差。
小曼心中有苦水，她是直肠子，藏不了话。有一次，她就曾对郁达夫的夫人王映霞诉苦：“照理讲，婚后生活应过得比过去甜蜜而幸福，实则不然，结婚成了爱情的坟墓。徐志摩是浪漫主义诗人，他所憧憬的爱，最好处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境地，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爱。一旦与心爱的女友结了婚，幻想泯灭了，热情没有了，生活便变成白开水，淡而无味。”此外，小曼对志摩劝她不要打牌，别抽鸦片烟也很反感，加上想到公公徐申如对自己的冷淡，情绪愈加苦闷，倒真真成了个苦人。
而徐志摩也对逢场作戏的生活深感痛苦。为了“投妻所好”，当陆小曼登台客串时，徐志摩也凑个角色为她配戏。一次演京剧《女起解》，陆小曼饰苏三，徐志摩就饰演解差；又一次，客串《三堂会审》，陆小曼依然饰苏三，徐志摩则扮蓝袍陪审。如此妇唱夫随，尽管博得满堂喝彩，但徐志摩内心深处却日趋厌倦。1927年12月27日，徐志摩在日记中写道：“我想在冬至节独自到一个偏僻的教堂去听几折圣诞的和歌，但我却穿上了臃肿的戏袍登上台去客串不自在的腐戏。我想在霜浓月淡的冬夜独自写几行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们到涂蜡的舞厅去艳羡仕女们发金光的鞋袜。”
后来，小曼的“疯狂”行径终于招致徐申如的极度不满，使之做出决定，在经济上与他们夫妇一刀两断。这下，含着金汤勺的公子哥发愁了，不说别的，单就是家里佣人（司机、厨师、男仆，还有贴身丫鬟……）的薪水，他就支付不起。巨额花费使徐志摩入不敷出，正好此时胡适来信邀请他到北京大学教学，志摩便一口答应。最终为了贴补家用，他同时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大夏大学三所大学讲课，三所学校位于三个不同的地方，他也就只好常常在上海、南京与北京之间往返。除此以外，课余时间还要写诗文，以赚取稿费。另外一个副业则是倒卖古玩，赚取微薄的利润。可即便如此仍满足不了陆小曼的日常开销。
徐志摩，这个曾经风度翩翩的诗人，这个坚持“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的风流公子，因为不堪物质的重压而诗才枯竭。可叹！他们两个人走到一起不容易，却没有好好珍惜。志摩因为生活的压力，开始与小曼产生嫌隙；小曼也因为志摩的唠叨与不体谅，而对他渐渐疏远。两个人再没了恋爱时的甜蜜，终于结为夫妻却日日唇枪舌剑，都将对方当成自己最大的宿敌。
很难说，他们两个人究竟谁更痛苦一些。志摩是热情，小曼是真诚，想必都不好过。可小曼至少有鸦片和翁瑞午，志摩这些年除了拼命赚钱，已无其他。他曾经跟好友成立过“新月社”，也因为家庭的关系许久没有新作。以往他写日记，虽然现实有压抑和苦痛，至少也有小曼使他感觉到希望与光明。可如今小曼简直是要把他逼仄到死角，待在上海的家里让他透不出一口气。
思来想去，徐志摩决定再次出国。
1928年6月15日，志摩登上了远洋的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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