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就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和潞潞有关的几个片断——
“我熟悉李杜的诗。”诗人潞潞写在《乡村的悲剧》一文中的这句话，对我也同样适应。尽管我认识李杜稍晚一些，第一次见面，都到了80年代的中后期。
那时我对他的关注，主要还停留在他和潞潞在山西大学学习期间主编的《北国》，以及随后他的第一部诗集《生为弱者》（1990年）上。现在看，我当初也许对他怀念乡土的诗歌更感兴趣：我们都为晋东南人，打小都生活在太行山地区，比如《生为弱者》中的《丑枣树》，就和我个人的故土恋情息息相通；我亦写过有关童年记忆的《三种树》。至于《北国》，由于我当初的文化接受能力太弱，刚开始涉猎上面如江河、北岛那样的诗，反倒觉得“有点怪里怪气的”。后来我能接受他们，那反倒应该感谢一禾。是他首发在《北国》上的《黄昏》和《祖国》把我牢牢抓住，并引导了我。这两首诗，本身就是一座诗的桥梁：从古典到现代，从民歌到前卫……所以这册《北国》，我不只是放在我案头上的，同时也是收藏在我心中的。到海子、一禾、顾城相继离开我们，我手中的这册《北国》，也就愈发珍贵，不可多得了。
海子、一禾的死，对李杜的影响是至深至大的。尤其是一禾，李杜一开始就读于北京大学，病退之前，是一禾的同班同学。尽管对于死者，李杜已把自己的哀悼和痛苦收入诗篇，从此不再去诉说：
对于你，一禾
朝阳夕日有什么区别
于天于地
有什么区别
——《给一禾》
夕阳在草尖上滚动
萧瑟的旷野上空无一人
——《歌王·给海子》
此间可点一笔弦外之音，那是李杜第一部诗集《生为弱者》的书名出典：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李杜和骆一禾就诗歌真理探寻一直有书信往来。其中一次，一禾竟然手写手绘专门为李杜自制了一本28个页码的小书。那扉页上写着：
生为弱者：
我不愿我的河流上
漂满墓碑
我的心是朴素的
……
李杜收到一禾这册小书后，读这诗句时哭了。
1983年，潞潞和李杜在山西大学创立了北国诗社；1984年，《北国》于山西大学出炉。虽说这册既没有版权也没有出版登记号的自费民刊，在潞潞、李杜手中仅完成一册，但由于两位风华正茂、干劲十足的青年诗人高规格、高质量、有见识、有眼光的约稿，编辑，使得它完全超越了一所大学，一个大学诗社。在当初那样的环境里，在我们山西这样的地方，竟然编出这样一本令人叹为观止的诗刊。要知道，那时候你如果提一下诸如埃利蒂斯这样的诗人，如我这种自认为已是很开化的诗歌青年，都会十分鲁钝地冲你一句：怎么，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
——柴然《我的大学》（1997年）
《北国》竟那样具原创性，独立性，又那样强烈地震撼了中国诗坛。时至今天，《北国》已经成为现代中国诗歌史上一座屹立不倒的丰碑，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诗歌黄金时代到来的标志之一。《北国》首发了当代中国多位重要诗人的重要作品，有的，直接就是他们的代表作：如北岛的《诗选》，江河的《太阳和它的反光》，一禾的《祖国》、《黄昏》，杨炼的《西藏》、《天问》，海子的处女作《阿尔的太阳——给我的瘦哥哥凡高》、《亚洲铜》……这些诗，不管怎样讲，都称得上中国当代诗歌的扛鼎之作。
——柴然《响彻西风的提琴》（2002年）
这是《北国》。接着我们再看《少数》——
迄今为止，也就出过一期的《少数》，是拥有相当多可供言说的地方的：一、两位主编潞潞、李杜早年在山大也共同主编了影响和流传都甚为深远的《北国》，这是两位诗人又一次成功的合作；二、《少数》和《北国》有着同样的选稿思路，并且同样选用的都是黑封面；三、《少数》封底上那一行饶有意味的献辞：“献给无限的少数人”，耐人琢磨；四、《少数》一出笼，旋即受到诗歌爱好者的欢迎和追捧，他们不约而同，千方百计地想弄到一册，作为珍藏。事实上，在当代中国，它只能被认定为一本包括准印证都没有的民间读本，说它为非法出版物，也未尝不可。
但是，对于这册我亦是其中作者之一的民间刊本，我对内里第一页刊载埃兹拉·庞德晚年的那张黑白像片更感兴趣：
“怎么会是他呢？怎么，我们已经原谅了他？原谅了他早年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对，他骨子里怎么可能是一个纳粹分子呢？不，不是这样，绝不是——他只是一个受了蛊惑的容易犯错误的天才诗人罢了；想想他删削的艾略特的《荒原》吧，想想他那首仅有两行的《地铁车站》和对现代诗歌做出不朽贡献的《比萨诗章》，想想他多年来忍受生存痛苦，被疯癫所折磨，还有那漫漫长夜似的悔罪心理历程，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能宽容和谅解？”
我以为，这就是潞潞和李杜选发这张令人瞠目结舌的照片的心理建立过程。
——柴然《响彻西风的提琴》（2002年）
这后一段我们再来看看《黑皮诗丛》——
由潞潞、李杜主编，赵晓阳责编的《黑皮诗丛》（北岳文艺出版社），从2000年出版以来，已隆重推出“四辑”20多卷：第一辑为“诗丛”，推出多多、潞潞、宋琳等著名诗人五本代表作；第二辑为“诗人手记”，推出李杜、树才等著名诗人三本创作手记；第三辑为“译丛”，由法国驻华使馆提供赞助，由郭宏安、树才等翻译，推出法国当代著名诗人博纳富瓦、勒韦尔迪、勒内·夏尔等三本代表作；第四辑为“我们的高原”，由柴然执行主编，推出山西当代青年诗人雪野、柴然、北方等11人13部诗歌、散文、小说作品。
——柴然《黑皮诗丛/我们的高原（序言附录）》（2005年）
如今，《黑皮诗丛》已成为中国最著名的诗歌品牌之一；在外省，说到山西的文学类书籍的出版，人们几乎就记不起有哪本书，哪家出版社，但你说《黑皮诗丛》或者提北岳文艺出版社，一般喜欢现代诗的朋友，当即便能做出反应，互相印证。
让我们来看一下由潞潞和李杜共同完成的《总序》的部分内容：
《黑皮诗丛》是一个标识。黑，既不热烈也不炫目，从来不是一种喧嚣和哗众取宠的色彩；它沉稳、有力，在沉默中等待和积聚，是对耐心和意志的考验；在这个看似五色斑斓花花绿绿的世界，黑色还意味着抗争和坚守，就像黑色的礁石，只有当潮水退去，它才会显露出来。
20世纪对中国现代诗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世纪。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西方的哲学和艺术思潮发生了巨变，现代主义诗歌波及到全世界。中国现代诗歌就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发端的，它参与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革命。尽管引进了西方现代诗歌，但用白话写成的中国现代诗却非常幼稚。那个时代不乏叛逆性诗人，可少有诗学上有太大价值的文本。这是现代诗初创时期不可避免的。中国现代诗经过一百年漫长历程，无数诗人前仆后继，不懈努力，接近世纪末的时候，它似乎进入了第一个成熟期。其标志是：1、多元的诗歌观念、审美意识、诗歌理论的建立；2、一批自觉的、富有使命感的职业化诗人；3、一批坚实有力、有诗学价值的文本（指诗词语言的成熟）。
促成《黑皮诗丛》的出版看似源于一两个表面契机，实际上述背景是其真正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我们相信《黑皮诗丛》所提供的文本，无论其本身的艺术价值还是在文学史的文献意义，都应该是可信和经得起检验的。
以上这些，大致可称李杜诗歌创作之外的诗歌活动。显见，工作之余，他很擅长做一名诗歌编辑，并且乐此不疲，不惧来稿三尺，案牍劳形。他这既可说是业余亦可说是最为专业的编辑工作，像他的主业做媒体那样，起码在山西，可以说是卓有成效的。就我本人，除知悉他编订过以上这么些诗歌或和诗歌都有一定关系的著作外，1995年，他和青年诗人张华夏还共同主编了一套《山西诗人研究文库》，那套丛书由全国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推出当代诗人诗集亦达20余种。
为表彰他这么些年来为山西文学事业做出的贡献，前年，停办了20年的赵树理文学奖，重新启动，在竞争十分激烈的编辑奖评选中，主席团成员竟是全票通过他为此项奖得主之一。不过，这里还有点儿花絮：那首先是，李杜本人根本就没有申请；说诗人性格，那一回李杜还真闹了点儿意气。
还有两部著作：《游戏：有关情爱的16种吟诵方式》（《黑皮诗丛/诗人手记》2001年）和8万余字的中篇小说《鱼鸟》（《北岳风》1997年第6期），在这儿也应作为李杜诗歌之外的文学创作提起。
说《游戏：有关情爱的16种吟诵方式》是诗人手记，那倒不如说是一部有关古今中外爱情诗歌的体例研究；其中包括国风小雅，唐诗宋词，民歌童谣，通俗歌曲，现代汉诗，赋格哀歌，诗简雅歌，京戏唱词，双体诗，十四行，不一而足。好的是，李杜在著述中，却不是以一个研究者的面孔出现的；作者之于那些情爱的吟诵，反是一个感受者，一个浸淫者，一个认同者，最多，也只能是一个讨论者，一个鉴赏家。所以，书籍中的主题文字，是自由的，灵动的，飞翔的。
《游戏：有关情爱的16种吟诵方式》与我们今天探讨的《哀歌五十四章》还有很深的一层承继关系。在作品的后半部，李杜揉进去自己基本作于1996年至1997年为数不少的诗章。诸如《挽歌》，《十四行：走在海上或哀歌六章》，《哀歌十三章》，《雅歌：慈航》，《走进草原》，《热泪黄昏》，等等。这些诗不止从诗名等运用与今日之《哀歌五十四章》相一致，尤为突出的，是诗人当时已在广泛使用后面我们要进行专门章节叙述的“希拉穆仁”了。
在作品中，所谓的这种情爱是宽泛的：有男欢女爱，自不待言；根本上，是他对这个世界的一厢情愿。此间，他倒真有点儿像莎士比亚，是一个泛爱主义者（真正的情欲却还在其次）；包括“希拉穆仁”，都是这样的产物。
除此之外，李杜在这本书里，已经注意到读者的最大化了。那至少得考虑三个层面：研究层面，亦即学术层面；交流层面，亦即读者接受层面；写作层面，亦即前两者的有机结合。细究之，那还复杂得很呢。
长达8万余字的中篇小说《鱼鸟》（见《北岳风》1997年第6期），则是李杜和其妻刘晓女士的一部合著。
借当年《北岳风》杂志主编郭天印老哥的信任，1996年至1997年，我被他聘为“青春园地”栏目主持人，每期推介一位我所喜爱的本土青年作家及他们的一部作品。因此上，关于《鱼鸟》，我在那时就写过一篇文章，现从中摘编一些，如下：
1993年，李杜作为副总编还在忙他那份《山西晚报》时，我便从友人那儿得到过他和妻子刘晓合作这部《鱼鸟》的消息。后来在另一位朋友那儿见着李杜，我问这部东西，李杜粗略给我讲了个梗概后，还和我说到做这部小说另外的一些事情，例如，一稿、二稿、三稿，他和妻子在写作上是怎样分配的。因为小说写的是同宿舍四名女大学生的在校生活，而我呢，不但没上过大学，而且还抱着一种大学校园生活很难构成现代小说的偏见，这样，我对他们夫妇的合作，也就没太多留意。
这次拿到稿子后，因为担心文字太多，我用圆珠笔在稿子背后一乘——将近8万字，这对于今天的文学期刊来说，作为一部中篇小说无论如何都是太长了。这年月，我们的文学期刊似乎更喜欢一些两到四万字的东西。就在我琢磨着，如果这样，那还不如干脆把它扩展成一个能卖出去的小长篇时，我注意到小说最后的写作时间：
1984.11.15第一稿于山西大学
1985.3.6第二稿
1991.6.29第三稿改定
这么说，这部作品也是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颠簸过的？它没有被时间这头最无情的巨鲸所吞没？它没有被漂白？它是不是已经褪色，像有的旧衣服那样？时间最能把这些求证出来。
那天夜里，在我完全把这样的疑虑打消，稿子读到中间的展开部分时，外面敲门来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和我一样，同属李杜、刘晓的诗友，李杜的晋东南老乡，还是他们在山大的同届校友。这样一来，话题自然扯到这部《鱼鸟》和他们夫妻的写作生活上。
诗人总是最令人惊奇的。我对这位朋友说，这哪是一篇处女作啊。小说的语言完全驾轻就熟，根本没有所谓的诗人写小说那种一开始一不留神便会把诸如通感、意象什么夹生地硬塞进去，相反，在那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的心理哲理写实的现代叙述中，我们反倒不难发现，作者对于中国古典小说那种纯熟的语言风格的融会贯通。这都不必提李杜在作品中是多么长于思辨，而刘晓女士又是怎样聪颖，对叙事艺术，似乎天然就有一种直觉。
后来，我们又谈了李杜的诗。最后，这位朋友还深有感触地谈到刘晓前些年发在《山西文学》上的一篇怀念母亲的散文，称感人至深。
除此之外，可以说，我是一口气把《鱼鸟》这部8万字的中篇读完的。凌晨三点，在我重新盯着结尾处那三行阿拉伯数字，我的心头，已是与阅读前完全相背的感受了。我喜欢这部《鱼鸟》。
我想到，1984年李杜、刘晓上大四的时候（也许更早）这部小说开始构思，同年冬天，为此激动不已的刘晓拉出第一稿来；1985年，到他们毕业，工作，李杜拿起那管诗人的羽毛笔孜孜以求地写第二稿；这之后，他们又经历了结婚，生孩子，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家庭，一直到了1991年，他们的女儿四岁，已经在幼儿园开始了人之初的小小拼争：背诗，计算，写字，学拼音……而他们夫妇，仍旧在锅碗瓢勺、饮食起居的包围中，仍不失大学时代的纯真，执著，继续讨论着、做着这部稿子——大到整体结构上的调整，人物的取舍，小到某个细节是否失真，哪个词儿用得是不是精当……李杜、刘晓夫妇就这样满怀信心地，爬在这部稿子上，逐字逐句地改写，一段、一节、一行，一字、一词儿地删削。
是的，1991年—1997年，到这次他们夫妇把这部稿子拿给我，又五六年时间过去，他们的女儿都上了小学四年级，都有了她母亲上大学时候的几分模样，像个小大人了，而这部小说——想一想，字里行间，竟然和他们厮磨了这么些年。
我想，这大概就是李杜、刘晓夫妇写《鱼鸟》的个人生活背景。
至于作品本身，在这里，我只想提示两点来和朋友们交流：一、《鱼鸟》的命名；二、几位女大学生总提着马扎去参加学校里的各种活动。《鱼鸟》的命名，只需细读他们用在作品前面的引言即可：
毕加索的朋友问毕加索：“为什么在你的大壁画《和谐》上，鱼在鸟笼子里，鸟反而在鱼缸里？”
毕加索答：“在和谐中一切都是可能的。”
这之后我们说马扎：其中一个，一段时间丢了，后来又找见了：一个失而复得的马扎？这倒真的是女大学生生活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笔。另外，那就该说说关于两个人的合作了。这得像他们夫妇这样，心有灵犀。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方可以说，如若两条河流可以并置，最后流到入海口交汇，这种尝试，就有可能获得成功；反则，一般来讲，不那么容易。他们夫妇合作，超出人们想象的，是作品中时而潜流深深，时而又有一种不经意的浪花翻卷，两者间又是那样相得益彰。总之，我把这部作品当一部心理哲理去解读，当一部对爱、对青春的纪念去解读。那是他们的大学：李杜在思辨中，在“鱼在天上，鸟在水里”的东方式的和谐里，刘晓在纯真，朴实，代表了女大学生具体生活那个失而复得的马扎的故事中。
——柴然《我的大学》（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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