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大合唱》是我参加文工团排练的第一个节目。我们从“风在吼，马在叫”唱到“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到了《黄水谣》，只剩下我一个人的声音。我唱着“黄水奔流向东方，河流万里长，水又急，浪又高，奔腾叫嚣如虎狼……”唱着唱着，我的眼泪出来了，声音像是没有上油的纺车，一顿一顿的，不再流畅。我不知道是为自己优美的歌声感动，还是为自己能担当独唱而感动，我知道不能哭，可眼泪不听我的指挥，自己一串串地往出滚。大家都盯着我，我的背上像扎了枣刺，我知道那是阴兰兰的眼睛，她一定在用眼睛对师杰老师说，让我唱《黄水谣》吧，欧阳惠珠唱不了。

    师杰老师停下风琴，望着我，“你要表现的是悲愤而不是悲伤，明白吗？记住，悲愤不能用泪水，要用声音去表现，要有力度，再来一遍好么？”他示范地唱了一句。他说话的声音低沉而柔和，像琴声抚过我的每一根神经，唱的声音有一种出自胸腔的共鸣，嗡嗡作响，让我感到震撼。我心里甜滋滋的，因为这是说给我一个人听的，不是讲课。

    我突然就找到了感觉。又一个高音“米”后我落在中音“拉”上，结束了演唱，排练厅里一片静默，师杰老师坐在琴前不动，侧着头深思了片刻，然后一扬头说：“好！”他手下的琴键也随即发出强烈的一声轰响。我的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眼泪直往外涌，连我自己都能感觉到那种荡气回肠仍然在排练厅里飘荡。

    师杰老师像个魔术师，风琴、小提琴、二胡、手风琴、口琴、小号，在他手里如同玩具一样，轻而易举地就把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带进了一个美妙的世界，让我们学会了用声音和动作去艺术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潘解放告诉我，师杰老师还有更绝的，有一次带他们男生去采柏树枝搭彩门，路过红旗水库，他把衬衣一扔就从高高的崖上扎进水里去了。他们男生都吓呆了，大声哭叫着救人时，师杰老师从很远的水里露出头来，抹一把脸上的水珠，冲着他们笑。潘解放说：“你没有见过师老师扎猛子的姿势，真是顶呱呱哇，连脚都是直的。像射出去的箭，又像鱼，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师杰老师让我做每天下午的播音员。我打开广播室的门，盯着墙上写的“先低后高”的纸条，按顺序打开扩音器，把要放的唱片挑出来，当唱片悠扬的声音响起时，我的心里充满喜悦。有时候，我为大家朗诵普希金或者雪莱的诗，听着自己清脆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送出去，在操场和教室间飘荡时，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涨满了满足。还有几次，我为大家唱歌，唱歌剧《刘三姐》插曲，唱电影《洪湖赤卫队》和《红珊瑚》插曲，我不用师杰老师的指点就知道怎样把广播员的工作做得花样翻新。那一刻我便忘记了自己不好的家庭出身，忘记了不能参加入团积极分子活动的沮丧，由自卑变得自信。

    师杰老师还代我们的美术课，他能几笔就勾出一个夸张变形了的自己或者同学，那些线条在他的笔下随心所欲变幻无穷，仿佛有了生命，非常有趣。但他只画男生从不画女生，不知什么原因。我太想让他画我，可他从不答应。其实我心里很矛盾，让他画我只是想让他专注地盯着我。可我又怕那些线条把我的鼻子画大了，嘴巴画歪了，眼睛画成一条缝，总之一个夸张变形了的我。后来我才懂得了他当初说的话，“女孩子不能用漫画表现，要用素描。”那一次他已经把炭条找出来了，但看了看我又说，“算了吧，以后有时间再画，该上自习了。”我沮丧极了，总认为是自己不够漂亮，才不能引起他的画兴。

    我原本不喜欢美术课，就因为是师杰老师的课，所以格外努力，一心想像在音乐课上那样引起他的注意和好感。有一次，他让我们设计花布图案，我费尽心思，缠住妈妈找出过年穿的新棉衣，那是当年从城里带回来的。我用蓝色涂底色，然后用紫颜色填那些用铅笔勾出来的菱形图案，最后用金黄色点缀那些散落在各处的小星星。我的设计赢得了师杰老师的赞赏，用红笔为我打了个大大的五分，还在右上角批道：设计新颖用色大胆。这张作业被贴在学校黑板报的美术栏里，使我每一次上课都专门到黑板报前绕过去，心里充满了得意。师杰老师问我，“是你自己要用这样的颜色吗？”我点点头却脸红了。我撒了谎。为了这个谎言不被揭穿，我拒绝再穿那件棉衣去学校。

    每晚下自习后，我沿着走廊回宿舍，总忍不住要去看师杰老师窗口，灯光从那一个个白麻纸糊的小方格子透出来，有一种格外亲切的吸引力。他没有睡觉时，中间的玻璃是不遮挡的，远远望去，会看到他坐在桌前写着什么，还会看到他在屋里走来走去。等他把那张报纸放下来时，就是要休息了。第二天早上，我站在门前的廊子上刷牙，耳朵却注意着他关房门的声音，我会在他匆匆的脚步刚好走过我们宿舍门前时把牙缸放回去，拿着俄语课本出来，用俄语对他说：“老师，您好。”用俄语问好是他最初要求我们的，那时我们的俄语老师裴纹还没有来，她在当军官的丈夫那里度假，师杰老师就有了代我们俄语的机会。裴纹长得可真漂亮，纤巧秀丽，皮肤白得像鸡蛋清，就连说话也像唱歌，让人想到电影里那些演员。如果把她比做一盆文竹，师杰老师的妻子就像一株橡皮树，文龙老师的妻子则是一棵向日葵。可如果听过师杰老师的俄语课再来听她的课，就有了截然不同的感受。比如说，听裴纹老师的课是听课，听师杰老师的课就像是在与一位苏联友人交谈。

    与师杰老师接触的机会还有早晨。我们文工团不上早操，我们练声、扩胸、踢腿、下腰、做深呼吸。这时候，老师会带我们到桑树涧边，排成一路纵队，先做扩胸，后踢腿下腰，然后练深呼吸，然后啊啊啊啊依依依依地喊。一群声音撞到对面的崖壁上又绕回来，在我们耳边萦绕。竹林里的小鸟从梦中醒了，叽叽喳喳绕着林子飞。溪水叮叮咚咚，为我们伴奏。下腰时老师要扶住我们的腰，保护我们并一个一个纠正姿势。第一次他的手挨住我的身体时，我突然地颤抖起来。他轻轻地说，“你冷么？你穿得太薄了，这样会感冒的，明天穿厚点。先起来跳一跳。”他不知道，我哪里是冷，我的心里像有一团火在燃烧，我都能感觉到自己的血液在快速地流动，心脏在剧烈地跳动，可我说不出为什么身体却会颤抖。第二天，我仍然没有再加衣服，因为我不属于裴纹老师那样的苗条身材，如果穿着棉衣练功，那就太臃肿了，像个水缸。终于我感冒了，下午排练时，我囔着鼻子唱出与平时不一样的声音，师杰老师马上就发现了，他盯着我看了看说：“没事，这样沙哑反而有了几分磁性，接着唱。”我不懂什么叫磁性，我只知道自己唱不出平时的清脆了，高音上不去了，我的眼泪如泉水般涌出来，我似乎看到在我背后，阴兰兰得意的笑容。那一刻，若没有师杰老师鼓励的目光，我可能会哭着跑出排练厅。

    礼拜六，师杰老师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县城家里，他让潘解放从后面的木匠房扛来一块木板，帮他支床。下午，一个高个子的女人走进了师杰老师的房间，看到她抱着一个婴儿，在廊子下与我踢毽子的阴兰兰的脸刷地白了，她把毽子一摔说：“不踢了！”头也不回地跑回房，爬在被子上哭起来，弄得我莫名其妙。夜里，我们俩打脚头睡，就是睡一个被窝而头却在相反的方向。我被阴兰兰的辗转反侧弄得没有了瞌睡，我开始默诵《长恨歌》，这是我喜欢的诗。阴兰兰突然爬起来望着窗外：“你说，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他们是谁？”我说。这时我听到了婴儿的哭声，在遮着一方报纸的那个窗户后面叫着，由强而弱，似乎在证明着他的不容忽视。我明白阴兰兰是指谁了。是啊，他们在干什么，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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