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哲理诗，从学理上讲，直接面对着一个“哲理的诗化生成”问题。剖开了说，起码有这样四个相互关联的子题需要回答清楚。首要的是，诗应该不应该负载哲理，是否具备这样的社会功能？接着是，如果诗存在着这种功能，那么，作为诗这种特殊形式，有没有可能表现哲理、传导理性？这两个前提条件若是立得住，那么，就会导出第三个、第四个子题：诗中之理如何展现？哲理诗有些什么基本特征？这就进入了审美与赏析的层面。

    就问题答问题，也许不容易阐述清楚；我们不妨先坐下来，从《诗经》、《楚辞》开始，历经汉晋唐宋金元，直抵明清诗苑，看看浩瀚的诗海中有没有兼具理蕴与情致，并为历代认可，至今尚脍炙人口、传颂不衰的诗篇。如果有，而且数不在少，那前两个问题就不答自明了。——既然古已有之，且大量存在，又何来诗应不应负载、能不能表现哲理的问题！

    依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也有助于厘清这一点。青少年时期读古诗，喜欢那类抒情、写景的华美诗章；及长，脑子里沉淀下大量的生命体验与人生况味，生发出辨别事理、思索问题的自觉意识，这样，便对那些富有理趣的篇什感兴趣了。再经过一番“虚尽涵咏，切己体察”的功夫，觉得在这类诗篇中，诗人运用艺术手段，以高度凝练的语言、丰富的情感体验揭示客观存在的人生哲理、生命智慧，其品位、格调之高，自非那些单纯的抒情诗、景物诗所可比并。

    实际上，一部中国古代诗歌史雄辩地证明，那些传世名篇的共同特点是，它们不仅通过情感的传导予人以强烈的感染，同时还运用审美意象把情感体验升华为一种诗性智慧，以警辟而锋利的理性力量穿透时空的层积，使读者在千载以下得到心智的启迪和精神的陶冶。孟郊的《游子吟》该是典型的抒情诗吧？而六句中的最后两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却又是理性的升华，典型的议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是抒情？是议论？还是兼而有之？怕是三言五语难以解释清楚的。

    《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说，被认为是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纲领”，开了诗可言理的先河；尔后，关于诗的要素的论述，层见迭出，或曰词、理、意、兴，或曰兴、趣、意、理，或强调神、理、意、境，或概括为情、事、景、理，说来说去，都没有脱开一个“理”字。宋人包恢有言：“古人于诗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诗之出，必极天下之至精，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当是“理趣”说之所由来。看得出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诗能否表现理；而在于诗中之理应该如何展现。

    表达诗中之理，亦即哲理的诗化生成，有三个关节点。

    一是，诗应运用形象思维。我们说，诗应该也能够负载义理、表现理趣，并不意味着诗即等同于义理，诗人可以像阐释哲理那样来写诗。相反，诗人必须“以形象来思考”；“诗是寓于形象的思维”，“是直观形式中的真理”，它的创造物是“看得见的、可通过直观来体会的观念”。（别林斯基语）附丽于形象、意象，诗中的哲理才具有可感性。诗的审美特质决定了诗人必须通过形象创造特殊的审美意境，而不能以逻辑思维的方式进行构思。这类作品虽然没有直接言理，可是，里面却渗透着人生悟境和哲理蕴涵。物与理，理与情，水乳交融，了无形迹。

    二是，诗中理趣与哲学中的理念有显著的不同。比如，王维的诗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充满了禅机理趣，它是诗人从独特的切身感受与审美体验中获得的。这类诗作，生发于诗人的当下感兴，既不脱离具体的审美意象，又能寄寓普遍性的哲理蕴涵。而哲学理念则是通过逻辑性的推理，以陈述命题的方式加以展现。诗中理趣不具有经典中的抽象规定性，不是一般的知识性的判断。

    三是，哲理诗的写作，变化无端，但其基本径路，大体上存在“悟出”与“纳入”两种方式。前者表现为诗人从生活实践、生命体验中感悟出来的理蕴，如唐人的“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宋人的“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后者表现为诗人以理观物，将自己的感悟纳入客体中去，通过揭示客体的内在特征，展示某种哲思、理趣，如明人的“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清人的“劝君平地上，还似过坡时”。不论属于哪种情况，都必须达到所言之理与作为意象的客体形神契合，浑然一体。

    在中国古代诗苑中，哲理诗或曰理趣诗是一个富矿，分布范围很广。咏史诗、咏物诗、题画诗、禅意诗中，固然较多阐明哲理、寄寓感慨、抒发对人生世事见解的篇章；而一些纪游、抒情、写景、怀人、赠答之作，里面也往往饱含理趣的内在质素。多年来，出于喜爱，读过之后，随手将那些兼具鲜明的形象、优美的意境、动人的情感与警策的哲思的诗章，一一录下，积之日久，竟得五百首之多。这次选注、简析了其中的三百余首。

    选录的首要标准是，理蕴与情致兼擅。尽量择取那些意蕴深邃、覃覃有味而形象、意象鲜明者。毋庸讳言，由于历史的局限，有些古代诗所阐释的哲理，按今天的唯物史观衡量，未尽科学、准确。这当是可以理解的。

    选编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读者对象。为了适应广大普通读者、特别是青少年的赏读要求，选取的都是形式简约，篇幅短小，朗朗上口，易记易背的诗篇。对于古风、律诗、词曲等字数较多的篇什统统割爱，一律为五绝、七绝——从初唐至晚清一千三百年间，选录三百余首。以唐（含五代）、宋、金元明、清为序，厘为四卷。

    为方便读者把握诗的内涵，除了对作者以及生词僻字作必要的注释，着重就全诗的理解予以简要的提示。提纲挈领，要言不烦，力求在“弱水一瓢”中显现“三千诗海”的咫尺沧波之势。无论从“诗无达诂”的特性来说，还是从“形象大于内容”的诗的规律来看，我觉得，多给读者留下一些思考、探索的空间，总是比较明智的。

    最后想说的是，作为选编者，此番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合作深感荣幸，也十分愉快。由于它贴近青年读者，出书质量高，趣味高雅，从读中学时开始，我就喜欢读它的书；于今五十余年过去了，仍然怀有深厚的感情。而在这次编书审稿过程中，责任编辑的认真负责、刻苦敬业，尤其留给我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位青年编辑不仅对近四百首诗的注析一一反复研索，凡有疑问，随时沟通，指出其中数十首哲理“点睛”不够鲜明的，建议加以完善；并且提出添加诗人生卒年份以及增补几位诗人作品的中肯意见；还研究制订多种方案，与国内几位画家联系，精心选择插图。期间，她把星期节假几乎全部用于跑图书馆、钻书店，翻阅资料。这种精神着实值得赞赏，令人感动。

    是为序。

    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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