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小说
格典大爷跟所有人一样，无缘无故地来到了人世间。掐指一算，他已经在人间游荡了六十九个年头。看样子很有可能继续活下去，至少活到九十多岁。倘若他继续保持目前这种乐观、坦荡、豪爽的平和心态，且注意饮食，只吃牛羊肉、糌粑、土豆和萝卜之类出自西藏本土的真正绿色食品，多活动活动身子，加之不再沾啤酒和烈性酒，偶尔喝点青稞酒，没准能成为百岁老人。
我这么说，显然带有浓重的祈祷色彩和主观臆想成份。当然是掺杂在其中的一些感情因素起的作用。说句心里话，我连做梦都希冀着他活到几百岁、几千岁，甚至几万岁。不过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生命轮转最为真切的现实早已告诉我，造物主从来就没有对谁许下愿心，让生命在同一个人身上延续几百年以上。
你没有到过我生活、工作的这块小地方。因此对这里的很多思维习惯尚不了解或知之甚少。有意思的是，我们这地方的人总是生活在构建于想像之上的理想世界，凡事都往好处想。但是并不尽然，有时也会作出一些反常的反应。比如，几乎所有人都喜欢把“好人命不长”这句话常挂在嘴上。这句话似乎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富有金子般的火焰。其实这种说法不免有些偏颇，觉夏仁波琪（向释迦牟尼发誓）。譬如说格典大爷的命就是比很多好人都硬，尽管在他胖嘟嘟而又红润的脸上没法找出一根黑胡须，头发就更别提了，脸上也留下了一道道岁月的河流冲刷的深深痕迹。但身子骨还是那么健壮，会让许多个三四十岁的人靠边玩去。多年来，他除了偶尔感冒，就没闹过什么抗不过去的大病。借用人家汉族的方言说，身子骨硬朗着呢。
两年前，我从内地大学毕业分到这个县城工作的第十六天，在一家叫做“仲仓（野牛圈）”的茶馆里认识了他。
那天，约莫中午时分，天空像个爱发怒的女人，骤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很不讲理地把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考虑再三，下很大的决心分给我的据说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修建的一栋平房中的一间小房子淹没了。具体情形至今记忆犹新，是这样的：
天上下雨地上淌，雨水流进小房间。房顶落雨屋内漏，屋里屋外潴满水。
初来乍到，人生地疏，举目无亲，我上哪儿躲雨去？惟一的去处是无水无电且只有一名男服务员的县招待所。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个招待所还不如在很多旧时的小说里频频出现的乡间小客栈。你住过那种招待所吗？
我把铺盖卷、手提箱和十几本可有可无，没有多大用处的有关经济方面的书籍往招待所一扔，便躲进了“仲仓”茶馆。这种茶馆不同于拉萨茶馆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墙壁上贴满了印度美女的巨幅照片。另外，可以无拘无束地喝酒、大声喧哗，甚至可以为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情打架斗殴，大打出手，要么狠狠地揍别人一顿，要么让别人揍个头破血流。也可以挑逗少妇，拿非常肮脏、肉麻、淫秽的话跟她们开开玩笑，触碰一下她们的额头或者脸蛋，捏一捏她们还不算太粗的小手，摸一摸已不再跟婚前那么敏感的敏感区。还可以掐一掐人家年轻姑娘充满青春活力的屁股蛋和大腿，说一些类似于你太嫩，发育不全，赶紧成熟起来吧，哥哥我等不急了之类的下流话。人家少妇或者姑娘绝对不会跟你急，因为她们的性格跟草原一样霍达、奔放、开朗。这点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一时半会儿还没法人为地去改变，也没有必要改变。说到底，她们可没有你想像的那么糟糕——小肚鸡肠，经不起风浪，动不动就以性骚扰之名投诉你或者要挟你，不让你安生，叫你活着比死了还难受。我可以对天发誓，她们绝对不是一碰就碎的鸡蛋式的小女人。绝对不是。但是，如果碰巧被她们的意中人、丈夫或亲戚发现了，就另当别论，很有可能招致一场拳脚相敬，短兵相接的小战争。当然这种可能性很小很小，几率低到百分之零点几。
一个大爷笑嘻嘻地疾步走进茶馆，自言自语地说着赞美狗日的天气的话，夸老天爷通人情，下了一场持续多日的及时雨。说着说着，就在我旁边找个座位坐了下来。
我下意识地留意到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只不锈钢保温杯，像一只系在毛驴脖颈上的铃铛，左右晃荡着，只是发不出金属撞击的美妙声响。而他的作为辅助工具的左手拎着个小录音机，体积跟老式“熊猫”牌半导体差不到哪儿去。那部可爱的录音机依着主人的意愿，非常听话地放着在拉萨八廓街花三块钱就能买到一盒的囊玛、堆谐之类的藏族古典歌曲磁带。那类带子多半是从广播歌曲中录制的或从其它带子中翻录过来的。音质非常粗糙，简直就是哄乡下人听的带旋律的噪音。令人费解的是，他那既可用来吃饭，也可用来写字或承担各种主要工作的右手提着一口装有半袋易拉罐的编织袋。
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来到大爷跟前，笑容可掬地问他喝什么。听口音她不像是本地人，倒像是拉萨郊区哪个县的。
大爷把录音机关掉，用手指头敲了敲挂在脖子上的保温杯，做出吹笛子的动作。接着把保温杯从脖子上取下来搁在桌子上。花白的头发随着头部的摇晃轻轻颤动，双脚在地面上擦出藏族踢踏舞的节奏。
姑娘问他昨晚在哪儿喝的酒？
大爷说碗里喝的。
姑娘问他喝醉没有。
大爷说酒精知道。
姑娘问他睡哪儿了。
他说他睡在被窝里。
姑娘问他梦见了什么。
他回答说梦见了该梦见的人和事儿。
姑娘又问他一定梦见阿姨了吧。
大爷缄默不语，深陷的双眼一下子失去了夕阳般的光亮。
姑娘伏在桌子一角，继续笑嘻嘻地问他你每晚都梦见阿姨吧？我想你一定经常梦见她，对不对？你干嘛不说？
大爷有些愠怒，手索索抖着，颤声颤气地反问道，你干嘛不把舌头咽进肚子一会儿？今儿个咋啦？你今儿个咋啦？哪来那么多话，简直跟开了锅似的，没完没了的话从羊肠那么细的喉咙没完没了地往外冒。你想干啥？非要让时光倒流，把我拉回逝去的岁月不成？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你是不是问得太残忍了点？
他的脸色一下子变成灰黑色，骤然失去了温和、慈祥的表情。惹老人生气无异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岂不是造孽？
姑娘吐了吐舌头，神色惶遽地低下了头。
残忍。残忍总是与普通人的一生相伴而行，如同影子挥之不去，拂之又来。这实在是不足为奇，太他那个正常了。
一个女人漂亮的身影从大爷因充满复杂情绪而显得游移不定的目光中掠过。大爷抠了抠脑门儿，叹了一口气。刻满沧桑的鼻翼急促地翕动着，如一匹跑累了的老马。
姑娘咧着嘴，惴惴不安地原地站了良久，双唇相互摩擦着，两条小腿软软的，似乎失去了应有的重心。
大爷长长地嘘了口气，轻轻地摇晃起脑袋。
姑娘很不好意思地看了我一眼，怯生生地端起桌上的保温杯递给大爷。那表情和刚吃过生长在岩崖上的亚大黄没啥两样，一副苦相。
大爷拉住姑娘的一只手，轻轻拍了拍她的小脑袋。顿时，万丈阳光般的笑意灿然地盛开在姑娘花朵似的脸上，身子随之摆脱了因对长辈失敬而显得高度紧张的大脑的支配，像女儿面对父亲似地倚向大爷。
姑娘在屋子里转了一圈，草草招呼一下其他客人，赶忙回大爷身边，像个带着醉意的老太婆又跟大爷絮絮叨叨地聊了起来。
大爷脸上云开日出，紧锁的眉头完全舒展开来，一切恢复原样。
姑娘高兴地嘴角堆出一朵花，伏在大爷肩头问他最近有没有从拉萨或者日喀则带到好听的藏族新歌磁带。
大爷反问她最近遇到相中的小伙子没有。
姑娘抓住大爷的手问，您是不是又忘了给我带江孜奶渣了？
咱这个县城里有那么多好小伙子，你咋就不去“钩”一个？要不到时候我给你找个江孜小伙儿，让你舒舒服服地度过一生。
姑娘继续撒娇，再次将身子靠向大爷，像个八九岁的孩子嗔道，大爷您不是老早就答应带我到边境乡转一转吗？什么时候能实现您的诺言？
大爷装出一副极为严肃的样子说，你已是朵含苞待放的花儿，应该赶紧找个主。不然不等花骨朵绽开一丝笑容就蔫了，多可惜。别再浪费资源了啊，浪费资源就是犯罪哦。俗话说要听从老人的劝告，品尝酽茶的味道。听我的没错，大爷总不至于害你吧。他朝向我问，你说呢小伙子？
姑娘瞟了我这个陌生人一眼，像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刚刚惹大爷不高兴，事态才得到平息，又跟他耍起贫嘴。
她俏皮地对大爷说，如果您愿意，我就嫁给您。像白云一样孝敬您，像她妈妈一样伺候您。
乱说。这姑娘一天到晚没个正经。大爷虽然嘴上那么说，但看上去像是触及到了什么难言之隐，脸一沉，把头埋了下来，老半天闷闷不乐的，不再言语。
乱说。好看的不一定是好花，正经的不一定是好姑娘。那姑娘好像没有注意到大爷的表情和说话的语调，还在跟他争辩。
大爷连喝了几口水，咳了咳，慢慢把头抬起来，环视着茶馆，又一次放起了录音带。
这一次姑娘知趣地躲进了厨房。
大约过了十来分钟，她给大爷送来了一壶青稞酒和一只小巧玲珑的银白色玻璃杯，像是专供他用的酒杯。我注意到别人用的杯子青一色的全是淡黄色普通玻璃杯。
大爷大口大口地连喝了五六杯酒，抹了抹嘴角，干咳两声，望着房顶的椽子木发呆，仿佛每根椽子木都记录着他走过的每一步人生旅程，抑或影响他一生的最重要的一些事情。
我试图带着感情进入他的内心深处，探寻不为我所知的秘密。可是我即使把自己想像成大爷，从他的角度梳理一个像他那样一位老人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以及心路历程，得到的结论或许仅仅是带有演绎性的“往事不堪回首”。我敢断定在他的心里掩藏着许许多多也许算得上是隐私，也许什么都不是而又令他不愉快的故事。我多么愚蠢，孰不知一个人是永远无法走进另一个人的内心深处的。
白云姑娘。她妈妈。什么意思？白云是谁？她妈妈又是谁？她们现在哪里？
我没事找事似地猜测着、揣想着他这一生一定有过辉煌的时期，同样也有过暗淡如灰的时光。就像天上的月亮，总有阴晴圆缺。然而，我又很快否定了自己不着边际的猜想，觉得这么做毫无意义，且过于无聊、无耻，甚至很不道德。
大爷看见一个女人漂亮的影子悠然地从他眼前飘过。他心里一亮，立马默默地念诵了三遍六字真言。只能默念，因为他没有权力大声念诵，知道为什么吗？
他把被皱纹重重包围着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敏捷而熟练地扫视着屋子，疾速地在双目所及的地方搜寻片刻后，静下心来，恢复常态，摇了摇父母造就的脖子扛了六十余年的脑袋，习惯地伸手去抓桌上斟满青稞酒的玻璃杯。酒从杯中晃出来，顺着手指头往下滴，浸湿了裤子。我迅速而不失恭敬地将杯子填满。酒倒得恰到好处，连一滴都没有溢出。金黄金黄的酒在杯中泛起细碎、晶莹的泡沫，仿佛夕阳的余辉撒入了一泓清澈的湖泊。我知道此时我的眼睛漾起一丝谦逊而不猥琐卑微的笑意。
“你的老家是哪里的？”大爷抬起一只手拍了拍我干瘦而坚硬如石头的膝盖。
“拉萨。”我的语气中带着一时半会儿难以摒除的那种天生的优越感。
“拉萨城里？”大爷有些随意地问。
“是的。”我的语气中仍带着几分后来我自己意识到没有什么价值的自豪感。
“好好。哪个学校毕业的？”这大爷保留着我所不能接受的父辈固有的作派。
“西藏民院。”我很不自觉地抠了抠脑门。
“学啥专业的？”老人家真够认真的。
“经济学。”呸！我干嘛要亮底？这个倒霉的专业能在多大程度上派上用场？我想说的是这么偏僻的山沟到啥时候才会接受我的经济学。更何况一提起这所学校的名字，人们就会摇摇头，从不该出声的鼻孔出声，哼哼着走开。我管这种做法叫做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好好。你听说过农奴戟吗？很厉害的。”老人仿佛与农奴戟有什么不共戴天的恩怨或者芥蒂。当然我是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从他的声音判断的，免不了带有猜测性。
“嗯，啊？哎。”我肯定自己听懂了他说的什么“农奴戟”。
“分到哪个单位啦？”这老头实在是热情有余，但愿今后别摊上这样的顶头上司。
“还没有分配。”我怀疑他是早年从境外偷渡过来潜伏下来的间谍。
“好好好。”好像他能给我一份像样的工作。
“嘿嘿嘿……”我真的不知道以怎样的方式对他说出的话作出恰到好处的反应。
“如果没有什么门路，别指望留在县里。”这话说的在理，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是大学本科生，有学士学位。”我说的是实话，丝毫没有向一个老人炫耀什么的意思。
“那就好，那就好。我们县里没有几个本科生，你是有史以来到这个县里工作的第二个，不，第三个高学历人才。有希望留在县机关。”谁能相信会有这么好的事。你个老头又不像是县委书记或者组织部长的亲爹老子，凭什么说出这样的话。
“这次跟我一起分配到这儿的还有其他几个本科生。”
“好好好。那就大事不好了，只能看你的运气好不好咧。”
“运气？我的运气能好吗？如果运气好，就用不着到这个偏僻的小地方啦。还不定再次打发到哪个山旮旯呢。”
“你信教吗？”
“说不上信，也说不上不信。可我妈妈是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
“好好好。你听得懂藏族传统音乐、歌曲吗？就是这个，我正在放着的囊玛、堆谐和卡尔鲁。”大爷调整了一下录音机音量，调到适中的功率，沉默片时后又一次打开了话匣子。
“听不懂，不好听。”我说了实话。再说我开始对面前这个老头有些烦了，但又没法多绕几个弯子十分巧妙而婉转地回答这个问题。
“好好好。也难怪，你太小。不过慢慢会听得懂。”老头俨然一个学校教员循循善诱地开导懵懵懂懂的臭学生。
“嗯。”我心里却在说，“但愿如此。因为这些音乐也罢，歌曲也罢，毕竟是我的祖先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嘛。”
“你学会喝酒了吗？”老头太有意思啦，喝酒这样十分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去学？
“没有。”我撒了个谎，当即便觉得这么做很不应该，太不尊重一个称得上是自己爷爷的老人。说句心里话，21世纪的大学生有几个不会喝酒的。喝酒算什么，胆子大点的，会干的多咧。
“好好好。不要紧，不要紧，很快就会学会的。”嗬，当是什么好事，这老头太好玩咧。
“嗯。不，我妈不许我在外面喝酒。抽抽烟，她不会说什么的。”这回我说的是实话。妈妈确实不许我背着她在外面喝酒。况且我现在身处他乡异地，喝死了都没人及时给家里报丧。更重要的是妈妈经受过来自酒精的巨大痛苦。因为爸爸曾在外面喝醉酒，掉进路边没有井盖的下水道，搭上了一条腿，成了残废。
“好好好。你会抽烟啊。”
“嘿嘿嘿……”
“嘻嘻嘻……”
大爷把脸转向坐在斜对面的另一个刚分到这里的大学生，提出了几乎相同的问题。那个大学生痴痴地笑着，傻傻地望着大爷，很有礼貌、很有分寸地回答了大爷的问题。
过了一会儿，那位大学生走到我身边，悄悄地对我说，这个老头有病。
我说，不许你胡说。
其实我也意识到这位大爷的脑子不是现在出了问题，就是本来就有问题。
茶馆内挤满了各色各路人等，形形色色，什么身份的人都有。有的轰轰烈烈地掷着骰子，大声喊叫；有的悠闲自得地打麻将；有的憋足气扯着金花；也有三三两两脸凑着脸，嘴对着嘴，手抓着手聊天的；有的随着录音机放出的歌曲瞎哼哼；还不时传来几声小孩的哭闹声……哜哜嘈嘈的，人声鼎沸，谁也听不清谁在说啥，谁也弄不明白自己在说啥、要说啥。总之，凡是出声的器官没有什么毛病的都在嚷嚷着，好不热闹，仿佛置身于拉萨的冲赛康综合大商场。
大爷说他早年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参加过平叛、民主改革，当过通司（翻译），担任过区委副书记、县商业局副局长、统战部部长、工会主席。说到当通司时，他极为得意地摆起他的口译能力。他说有一句藏族谚语，是无足轻重的意思。当时谁也没能把它准确地译成汉语。最终在全县所有干部中只有他非常形象而生动地译了出来——“棒子打在水上，对于鱼来说毫无轻重。”于是他一时名声大振，在县城乃至在全地区的知名度一下子提高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程度。
我险些笑出了声。
他说他会拉二胡，吹笛子，敲扬琴，年轻时当过县业余文工团演员。当时在整个县里能识歌谱的只有他一个人。大型史诗《东方红》里的很多歌曲都是由他教给干部们唱的，只是嗓音条件较差，没能考入音乐学院学习声乐专业。不然现在一定坐在拉萨的茶园或者酒吧里，而不是在这个县城的既非茶馆，又非酒吧的这么个大房子里跟你们聊天。
他说文化大革命太好玩，太残酷，太不人道，想起来就觉得特别可恨。搞的那些运动也太有意思，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十分幼稚、可笑。
我问他文化大革命把您老人家怎么了。
他说幸亏出身好，家庭成份是贫农，我本人也曾给农奴主当过奴隶，不然厄运难逃。想起来，也没干什么，只是替那位遭殃的县委书记散发了很多很多在现在看来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但在那时是弥天大罪的言论。
我说文化大革命有意思，给中国史乃至世界史留下了惨痛的一笔。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过后，中国人似乎猛然清醒了，使他们渐渐成熟、觉悟、振作起来了。
大爷把话题转向了别的事情。我很清楚地意识到突然提及文化大革命并非他的本意。
他说佛像越旧越值钱，人越老越不值钱。我年轻时是篮球，到三十五岁后成了排球，五十岁以后就被人当足球踢来踢去，不知不觉地出线了。
我嗯嗯啊啊地点了点头。其实我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要点头，更不明白点头是想要表明什么意思。
他说毛泽东时代日子像现在这么红火就好了。那时国家太穷，全国人民没有吃过什么好东西，没有穿过像样的衣服。但是社会风气特别好，人们个个都很单纯、很实在。
一个老头从旁边逗他：“现在日子好过了，再也不用吃野驴肉了，是吧？朗根。”
大爷瞪了那老头一眼，他的目光如一把从来没有沾过血腥的尖刀，直直地插向那老头的眼睛。那老头笑嘻嘻地给大爷递过来一支不知是什么牌子的香烟。大爷把香烟接过来揉了揉，愤愤地搓碎，啐一口，撒在地上，又用脚重重地碾了碾。
那老头逗他：“朗根，你干嘛不把烟从窗口扔出去，让布梅日（光秃秃的山）乡的野驴闻到烟味？”
大爷走到那老头跟前，一手端起杯子，一手提起酒壶让他连喝了五杯酒。用意很明确，暗示他像五根指头并拢一般闭上臭嘴。还补了一句不知是出自哪位贤者之口的格言：“身子沉入河里，雨水徒唤奈何。”
那老头提醒他道：“喂，朗根，这回你咋不说‘士可杀，不可辱’呢？”
大爷用一首藏族民间对歌回击了一句：“大雁北飞之时，老猪莫管闲事，呆在猪圈里面，静心养好身子。哈哈哈……”
返老还童。我发现人老了好，变得跟小孩一样清纯、透明，说话、做事都那么的至真、至善、至美，不夹杂一丝一毫虚假的成份，而且充满童趣，犹似雪后的天空不含任何杂质。
一个女人漂亮的身子在大爷眼前晃了晃，稍纵即逝。从她的体态看得出是个年龄在四十至五十岁之间的中年女性。
大爷学着电视里的歌星舞星十分夸张地扭起肥胖的身子。后背微微驼起，圆桶似的腰弯成一张弓，眼睛睁得灯泡似的，双唇紧紧闭合，臀部急速地扭动开来。那舞姿、那表情着实滑稽可爱。
两位老大爷把个“仲仓”茶馆的气氛调得格外活跃，使人们发出哄堂大笑，个个前仰后合。很多人大声地甚至放肆地笑起来。他们笑着笑着，神经变得异常松弛、兴奋，到后来男男女女面面相觑，相互看着对方笑起来的样子，爆发出一阵胜过一阵的狂笑。我有意识地观察了一下，发现泪腺丰富、活跃的人还笑出眼泪，不停地揩拭眼睛，仿佛在观看由陈佩斯大叔表演的一出喜剧小品。那别开生面的场面我还是头一回领略。我暗自在心里说，人间不需要的是笑声以外的声音。但愿笑声长存，震荡天地山河。
一天中午，大爷依旧带着录音机和装易拉罐用的编织袋到县招待所院里晃悠。看到站在招待所大门口无所适从，十分无聊又无奈的我，便笑微微地走过来，把我带到了“仲仓”茶馆。
茶馆里人满为患。人们按着自己的喜好和经济条件喝着酥油茶、甜茶、啤酒、青稞酒，烧着各种牌子的香烟。每个光顾于此的客人从外面带进来的泥巴撒满了茶馆的地面，上面插满了淡黄色的和白色的烟蒂，弄得茶馆里喜欢跟大爷耍贫嘴的那个有可能是拉萨附近哪个小地方的姑娘老半天都扫不出个所以然来。
大爷要了一大壶青稞酒，把一个来自后藏江孜的农民建筑队小老板叫来，我们三人凑成一桌喝起酒，玩起了骰子。
骰子这玩意儿，我在七八岁时就会玩，只是因为多年在异乡求学，没机会把玩，所以技艺不够娴熟，玩不过大爷。那个江孜老板玩得也不怎么样，技法跟我不相上下。听他说本来想到这个县承包一些工程，好好发展发展。但因没啥本钱和门路，搞不到像样的工程，玩不转，平时只能给县建材公司打打工，挣些小钱，在建筑行业打拼多年，到头来至今仍是个无名小卒。几年下来，没赚到什么钱，弄得他根本没那个闲情逸致，说到底没有心思玩，也没时间玩。不管其情形是否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反正他掷骰子时的运气是够差的，总是输给大爷和我。按理说，作为赢家，他拿钱给大爷或我，我们把钱收起来，装进自己的腰包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俗话说，男子汉赌输了，哭瞎了也没用。但是我没拿到一分钱，都怪大爷不许赌钱，非要赌酒。其实吃大亏的是他自己，谁让他比我赢得多。
大爷介绍说江孜老板是他的亲戚加老乡。他留给已过世的妻子的女儿的房子，以及他现在住的两间房都是这个老板修建的。
也许是酒精渗进血管里的缘故，我听得不甚明了。什么我妻子的女儿的房子，我的房子，乱七八糟的。听这种话感觉到似乎走进了千年迷宫的暗道，又仿佛在做一场昏天黑地的长梦，听着蛮费劲儿。
“爸啦，你怎么又跑到这儿喝酒呢？喝醉后摔倒了咋办？走，我把你送回家，给你买一大桶酒，你就在家慢慢喝。”一个姑娘来到茶馆里，细嫩的双手搭在大爷肩上，粉红的脸蛋贴着他，娇嗔地劝告着他，轻轻摆动起高挑匀称的身子，还笑微微地向我和江孜老板瞥了一眼，非常友好地打了个招呼。
我的眼风不好，贸然大胆而带着几分羞涩飞向她。
“娜（指孩子），你说啥咧？爸不会有事的，你去忙你的啊。”大爷抚摸着姑娘的脸转向我说，“你看看，你看看，这闺女待我就是没啥说的。在这个地方管父亲叫爸啦的就属她一个，多好啊。你刚到这里，还不知道，过两天稍稍留意一下，全县百分之九十九的孩子都管父亲叫阿爸，多难听。”
“你放心吧，有我和这位朋友，爸啦能有啥事儿？”江孜老板拿出二百元人民币给那位姑娘，叫他到哪家饭馆炒几样菜。
“不用了。我已经在家里煮了一大锅羊肉，还正在烤一大盆茹扎。你们来吃就是了。”姑娘转向大爷说，“爸啦，扫您的兴子可不好，给您一小时时间行吗？”
“你咋不征求一下他们两位的意见呢？他们的意见很重要啊。”大爷拍了拍姑娘的手，用有些迷糊却饱含深情的眼睛瞅着她。
“保证在一小时之内把舅舅送回家。”江孜老板管大爷叫舅舅。
姑娘走后我问大爷“菇扎”是啥好吃的东西。大爷说“菇扎”是外来语，不是尼泊尔语，就是印度语，我也搞不清，我们这地方的人都那么叫着。那不是什么好吃的，但也不见得不好吃。其实你一定吃过那东西，过会儿你跟我一起到我家，你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好东西。
我看出大爷是个非常开朗、豪爽、幽默的人。
江孜老板在一旁向我解释说，那东西是死面薄饼，好吃得很。
我们接着喝酒，掷骰子。我发现酒和骰子在我们繁衍生息的西藏高原活像一对招人喜欢的孪生兄弟，它们谁也离不开谁。
江孜老板只输不赢。也就是说他钱包里的人民币只出不进。可我们俩又不要他的钱，使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便不停地说着对于我来说听着感到极其新鲜、惬意的客套话，连连要了几壶酒。我们喝得云里雾里，天旋地转。这是我离开拉萨后喝的第一回酒，我在步入社会后第一次违背了妈妈的意志。
一个矮个子男人过来给我敬酒。我看了他一会儿，没有马上喝他的酒。因为我根本不认识那个人，此前连面都没见过，总觉着没有任何理由喝一个陌生人端来的酒。我还趁那个矮子不备，顺势从堆在门后墙边的空啤酒瓶中抓起一个酒瓶紧紧攥在手里。
你是谁？哪来的神仙？不该又是个狗屁大学生吧。知道我是谁吗？我给你敬酒，恐怕不会不领情吧？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告诉你大哥，我到这儿是来工作的，而不是来见你的。多谢你的关照，我这儿有很多酒。
江孜老板用脚轻轻踹了踹我，还给我递了个眼色。我知道是啥意思，就赶忙从坐位上站起来，把酒喝了个底朝天，回敬对方一杯后连声道谢。
谢谢大哥，谢大哥了。
谢谢兄弟，谢兄弟了。
我倏地想起了大人们曾不止一次地跟我谈论过的天天混迹于酒馆里的流氓、阿飞们。
矮子拍拍我的肩膀说，好样的，你给我面子，算是跟你交上朋友了。以后谁也不敢欺负你了，连你一根手指头都不敢动。如果有人找你的碴，说明是跟我矮鬼过不去，用不着你跟他较量，我随便叫一个小兄弟摆平就是了。
大爷用左手抓住那人的右手拇指，使劲往外掰着，右手狠狠地朝他耳根砸了一拳，指着他的鼻子说，我还没有老到收拾不了像你这种人的地步，以后要欺负谁，麻烦你先告诉我一声。
是是是，大爷饶了我吧。矮子知趣地求饶。
我看着那个矮子又气又羞，心里直冒火。但他除了恨恨地瞪自己的弟兄们几眼，也就没什么法子了。
听江孜老板说，那个矮子人很好。只是老婆跟一个外地商人私奔后，变得愈来愈野蛮，打人成性了，闹得这个地方几乎没什么人不怕他。连上了年纪的人都得对他提防着点，尤其是他喝酒后，多数人都不敢接近他。
建筑队老板说，说来也怪，每年到这个季节，矮子就专找新分配到县里工作的大学生中身材高大的或看着不顺眼的打架，教训人家，像驯服一匹匹性子暴烈的马，让他们对自己服服帖帖，毕恭毕敬。在这个县除了我舅舅他谁都不认。即使是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他也不会把人家放在眼里。理由极其简单——他经常对人说尊重是相互的，谁认我，我就认谁，谁尊重我，我就尊重谁。而他对待我舅舅就不一样。因为舅舅曾经替天行道，帮他把老婆从一个当官的被窝里提出来，揪住她的头发，让她赤条条地穿过大街回到矮子身边。为这事，我舅舅被县纪检委干部狠狠训了几个小时，还责令他写出书面检查，向县委书记作“深刻”检讨。县委书记说，你做事要动动脑筋，不要老是动骨头。你虽然已经退休了，但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应该有点法纪观念，让一个女人赤身裸体的在大街上出丑成何体统？告诉你老人家，这么做有失文明，且影响观瞻哟。你太过分了，太粗鲁了，太野蛮了。你也不想想她父亲是谁，是为我们县的建设立过汗马功劳的老县长啊。如果他还活着会做何感想？再说你还得替那个男的着想。就算人家奸淫妇女，那也只是生活小节。充其量不过是在男女作风问题上出了点差错罢了，叫他今后检点些，注意一下形象就可以了，多大的事儿？再说了，他们那是通奸，男偷妇盗，两厢情愿。如今是什么时代，谁还管那种鸡零狗碎的烂事？退一万步说，人家好歹是个副县级领导干部，工作能力强，政绩突出，又受到百姓的拥戴……你来这么一手，叫人家今后还怎么见人？还要不要当官为老百姓做事？凡事不能感情用事，要学会克制。
矮子叫上跟他一起来喝酒的一拨人过来。跟我们凑成一桌，壮大了我们的队伍。
我把空酒瓶悄悄地横在脚边，以教训矮子再次挑衅什么人或者另有其他什么人不守规矩之用。
大爷看见一个女人的漂亮影子驾着彩虹从他眼前一闪即逝。一个很像他自己的男人随那影子乍然晃过。
矮子出去方便，回到座位后，随手提起酒壶从大爷开始给每个人挨个敬了一杯酒。
白云第三次到“仲仓”叫大爷回家。
大爷喝醉了，酩酊大醉。我也喝醉了，但脑子还算清醒，没有完全失去知觉。江孜老板只是微醺，喝得醉意朦胧。这个家伙酒量过人，不容易喝醉。
他的酒量凭啥比我大？凭啥？我想不通。
白云让我和江孜老板帮她把大爷送回家。我坐进江孜老板那辆破“战旗”，那个差点找我麻烦的矮子也跟我们一起挤进了车子。江孜老板摇摇晃晃地开着车，不一会儿把我们一帮人送到了大爷家。
“明天我带你到古格遗址看看。”大爷在家里躺了十来分钟。醒来后把第一句话扔给了我。
“我负责开车接送。”江孜老板自告奋勇。他看上去非常勤快、热情。
“吃的、喝的包在我身上，两箱啤酒、一大桶青稞酒、一箱红牛饮料、半只羊子外加糌粑、饼子够了吧。”那个在茶馆里被大爷教训过的矮子大哥毛遂自荐，也抢着要为我们做点事。
大爷从一个旧铁匣子内翻出一张女人的照片。照片上的那个女人很像三番五次地从大爷眼前一晃而过，如同烟云般消逝的那个女人。照片背面用钢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一句诗一般的话语：月亮里的一枝卓玛花（度母花）。
大爷大着舌头对我说，“看见了吧？她是我的……几年前走了，像水一样从我眼前蒸发掉了……不对，是撇下我，还有白云，孤伶伶地到别的地方观光去了。我知道她在另一个世界等着我……我还要跟她做夫妻……下辈子，我还要和她在一起……”
大爷怎么回事？他真是昏了头，保存死人的照片可不是我们藏族的习俗呀。他那么老的一个人，怎么能丢弃祖先留下来的传统呢？！乱套了，乱套了，实在是乱套了。他怎么那么糊涂啊。
他怎么能糊涂？留下一个最亲密的亡者的照片岂不是给自己和白云增添了思念的苦痛吗？他又不是作家、诗人，干嘛没事找事寻找痛苦？他的行为太极端，极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着实不可思议。
时间转瞬即逝，在不经意中已经过了两个月。可令人兴奋不已，激动万分的工作分配方案还没有下来，让我等得很不耐烦。组织部部长大人跑拉萨办啥事儿去了。副部长叫我先到县政府办公室熟悉一下工作。而办公室主任却不给我派活，说这段时间办公室没有多少事情可干，不如先好好休息休息。没钱花，可以到财务室预支工资，找财政局局长签个字就行了。
我在财政局门口转来转去，整整转了七八天也没见着财政局长。后来才听说局长到地区开会去了，副局长又不敢签字，说是没有权利签字。借不到钱自不必说，还挨了一个小干事的一顿教训，说我还没有上班就知道拿钱，想得美，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儿。
一天傍晚，我在县城主道上放风筝。十来个当地干部的小孩跟在我屁股后头跑来跑去，嚷嚷着要我给他们扎风筝。
我的脑子没有那么死，索性到一家商店买来纸和胶水，找来一大把散落在拉圾坑里的旧扫帚，把竹子劈开，用刀子削平，扎起了风筝。我用个把钟头扎了十来只风筝，以每只十元人民币的价格售给那些个孩子，然后拿上挣得的钱到小吃店吃面条，把余下的钱送到“仲仓”茶酒馆。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毫无顾忌地玩起风筝生意。每天至少能弄到一百来块钱，好不开心、好不痛快哟。挣钱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比花钱的感觉舒畅得多。
格典大爷知道我在县城卖风筝挣钱的事儿，心里很难受。
那天，他把我叫到他家，热情款待了一番。
他说：“咱们不卖风筝，不赚小孩的钱啊。从今天起，你就过来和我搭伙，伙食费我一分钱都不收。别看大爷我天天拣易拉罐，其实没有任何负担。白云已经能够自食其力，大学生一个，有份不错的工作，在县委办公室干着，每月有个近两千块钱的工资，用不着我费啥心思。所以，我养你一年半载的没啥问题。”
“你知道我为啥要拣那些玩意儿吗？是为了好玩？吃多了撑的。闲得无聊才去拣不成？图个啥？这易拉罐能发大财？不。一句话，退休在家闲着没事干，整日泡茶馆酒家喝茶饮酒打麻将玩扑克掷骰子，别说人的意志很快垮得个没人样，连身子骨都要像风干的牛肉来不及多想就酥了。这是其一。其二，是为了不忘本。这人那，得时时改造世界观、人生观，起码不能丢掉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啊。再说世上还有很多很多人正在与饥饿和贫困抗争着。你看看，这易拉罐扔得满县城都是，多可惜呀，而且制造垃圾。你要把这东西当成垃圾，它就是垃圾，一文不值。把它看成是宝，那它就是宝，是财富。他指了指摆放在院子里的太阳能充电器、太阳灶和几麻袋焦炭，如数家珍似地说，这些都是用易拉罐变回来的。这就叫做‘变废为宝’。”
自从咱县城出现罐装啤酒和饮料以来，他就天天拾掇易拉罐。每天都能拣一两袋编织袋，堆放在小院一角，等着回民登门收购。余下的事儿就是把钞票收进钱夹，攒到千把块，往专门的存折上存。一到哪个地方遇上个大灾小灾的，就取出几百元捐出去，聊表寸心。
听白云讲，他还从两年前起资助布梅日乡一名贫困大学生咧。
白云是学中文出身的，比我早一年毕业。她的汉语表达能力比我强几十倍。说汉话比说藏话还圆熟，而且不带藏语口音；写文章信手拈来，出文又快。我发现她的脑子里装满了古诗词和一长串文人墨客的名字，我一听，就犯晕。然而可怜的我连根敦群培是谁都不知道。
许是大学毕业没多长时间的缘故，白云一有空就朗读起唐诗宋词什么的。我听得最熟悉的是叫做《出塞》的那首诗：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这首诗仿佛就是为我量身订“赋”，特意为我眼前的处境写就的，无疑能充分地表达我离开拉萨后的悲伤心境。说心里话，我到这里人地两生，举目无亲，除了苍茫的天穹和圣洁而神秘的大地，没有一个我认识的和认识我的人。我从骨子里发现自己如一只离群的羊羔形单影只，茕茕孑立。
身在他乡为异客。孤苦伶仃的我面对孤苦伶仃的心境，好不悲凄，好不难受啊。尤其是在黄昏的余辉带走白昼的最后一丝气息，小鸟归巢，大地被巨罾似的夜幕无情地网住、覆盖之时，莫名的忧思愁绪袭上心头，使我戚戚然感到无所依归，黯然若失。每每此时，灰暗的影子像烟雾把我的脑子充满，四肢如季风阵阵抽搐，脸上爬满了苍白孤寂的文字，苦旅的心往往在苦旅的河流中泯灭。多少次，我像刚学会说话的孩子自言自语地告诉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说，幸好认识了格典大爷、白云姑娘和江孜老板，还有那个很不错的矮子。他们总像亲人体贴、照应着我，使我寂寥的心多少得到些许慰藉，宛若干裂的土地被雨水浸润。当然，这一切归功于我那间蜗居似的破烂宿舍。
冰冷的雪花噗啦噗啦地飘然而降，持续多日白茫茫地漫卷而来，铺天盖地而又慢腾腾地掠过每寸土地，覆住每块石子。零下二十几度的气温向人们昭示冬天已然光临。旱獭们正在冬眠。不能进入冬眠状态的人怎么办？我盼望造物主调整我的生物钟，让我也享受冬眠的温馨。
我想到了格典大爷和我自己以外的人，不计其数。
一个人有很多种活法，就像一个故事有很多种讲法，一幅画很多种画法，一支歌很多种唱法。比如格典大爷把投去二十多万元，耗时二百余天辛辛苦苦修起来的两层楼房留给白云住，自己却搬进两小间外搭一个小院的土坯房，美滋滋地捡拾易拉罐，过着在他看来格外幸福、舒坦的日子。
再比如白云并没有因为格典大爷是他的继父而与他保持其实在我们雪域多数人看来没有多大意思和必要的距离，相反以亲生“爸啦”待之，一向跟尊敬自己的妈妈一样尊敬他，殚精竭虑尽孝道，从心底里把他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当然，也没有把大爷为避人闲言碎语执意与她分家，另起炉灶的构想及其后来付诸行动的做法看成是多么明智、伟大、神奇的创举。因为她知道自己是一名不同于从前任何一个世纪的大学生。在她编撰的人生词典里似乎没有一条世俗强加给人的词汇。
继父怎么啦？继父也是父亲，多数继父跟亲生父亲没啥区别，甚至远远胜过亲生父亲。不是有句老话说，摊上继父得福，摊上继母遭殃吗？
雪，仍在噗噗噗地下个不停，扑打着每个人的脸颊，凉嗖嗖的，好不难受。持续了半个多月的大雪让古格的每一寸土地都变了个颜色，且把唯一一条通向区内其它地区的道路狠心地封锁得连一只耗子都无法进出，弄得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货源都被无情地切断，县城里除了粮食和肉，连萝卜白菜都被挡在山外，店家的存货价格直线上升。不，是飞涨、暴涨。平时五六元钱的一瓶烈性白酒居然也卖到十几元。
“天天吃肉，你肯定受不了。”格典大爷对我说，他把手中的一块羊肉连同刀子一块扔进盛肉的盆子，“我去看看，菜窖里还有些啥菜没有？”
“不用看，我知道还有一大袋土豆、几块莲花白和皮鸭子（洋葱）。”白云拿起一个盆子往院里的菜窑走，“我去取些土豆来。”
“把莲花白和皮鸭子也取上来。”大爷吩咐白云。
“爸啦，省省吧。这段时间先吃点土豆，到商店买些榨菜调剂一下，将就将就，过年还得有菜呢。”
“过年的事儿过年时再说吧。就算什么菜也没有，过年还不得照过？”
“是，爸啦。新年照过不误。”
“对呀，照过不误。”
瞧这一老一少的一问一答，多有生活情趣。
一个女人的漂亮影子又一次轻舞着从大爷眼前飘过，仿佛一颗流星从天边急速滑落。
雪地里。一个小伙子堆起一架飞机。离飞机六七米远的地方堆起一大一小两个雪人。在两个雪人的胸脯上分别写上了爸爸妈妈四个字。那个小伙子好像就是我。我多么渴望能够立即坐着飞机回到在拉萨的父母身边哟。
我在雪地里来回踱步。我的眼睛发涩，一定是红了。手冻僵了，握不成拳头。眉毛和鬓角被雪染成了银白色，像东北的雾凇。鼻涕在鼻孔口凝固成冰一样晶莹剔透的珠子。耳朵好像暂时属于寒冷而坚韧的空气。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无风的空气里等待着。但绝然不知在等待什么。
我像一个没有思想却非常执著的痴情人在邈邈无期的思恋和企盼中等待情人的悄然出现。
是啊，我在等什么呢？
一只粗糙而滚热的手和另一只冰凉、滑嫩的小手出现在我的左右两边。我跟着那两只手艰难地朝来时的方向挪动。
江孜老板要请格典大爷、白云和我去吃又烫又辣的火锅。可县城里找不到一家有蔬菜的火锅店。
格典大爷把我交给白云走出了房间。这回他出去时没有带编织袋。
撺掇。这个词如同草原无尾鼠突然从我的脑子蹦出来，立马又回到了脑子里。
大爷好像在琢磨白云的未来和未来白云的生活，看得出他正在有意识地在我和白去之间搭桥牵线，似乎要把我们两个撺掇到一块。但作为白云事实上的父亲，碍于藏民族的传统习惯，他怎么着都有些不便明说。
或许我想得太多，过于想入非非，压根就没那回事儿。然而，不论其情形如何，我握到了一只手，真真切切地触到了那只滑润如酥油的小手。
我的心紧张地告诉我说，那只手的主人想用支配手的心永远和我在一起，照顾我，体贴我，做我喜欢的事儿，唱我喜爱的人生之歌。
世上的事儿有时就这么简单，只是被人为地复杂化了，大可不必煞费苦心，绞尽脑汁地去揣摸。告诉你吧，凡是把简单的事情想得很复杂的人一定是脑子有问题的。因为智者往往会把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问题都能通过十分得体而又简单的途径予以解决。这叫驾驭事物的能力。
一句话：我仿佛很快就会拥有生长在太阳里的一枝白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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