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用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论述精神把握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斗争中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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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敌对势力绝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郑重提醒全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一个原因。这场斗争既包括硬实力的斗争,也包括软实力的较量。”[125]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斗争,便属于这种软实力的较量。就是说,我们同这股思潮之间的较量,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是敌我之间的矛盾;不是学术领域的争论,而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应为“拼”。——编者注)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126]事实说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制造者和鼓吹者中的骨干分子,就是这种不拿枪的敌人。我们必须这样认识问题和提出问题,否则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既然如此,同这股思潮作斗争必须讲究斗争的战略、战术和方式、方法。联系当前实际,笔者认为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斗争需要通过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重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1.要敢于亮剑

    对于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的人,我们当然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地做思想转化工作,帮助他们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然而,对那些别有用心起劲鼓吹这股思潮的“骨干分子”,特别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种“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的人,就不存在什么做思想工作的问题,而是要敢于亮剑,正面交锋,进行坚决斗争,“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127]。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指出:“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 [128]要“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129]他说:“现在,国内国外、网上网下都有一些言论,贬低中华文化,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史,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歪曲改革开放的历史。这些就是负面能量,增加正能量就要对负能量去有的放矢,正面交锋。”[130]他尤其强调,领导干部不能搞“爱惜羽毛”、“故作开明”、左顾右盼、上推下卸那一套,也不能用“不争论”“不炒热”“让说话”等理由替不作为开脱,更不能在有人同这股思潮做斗争时袖手旁观,甚至“拉偏架”,听任错误的反动的言论畅通无阻、大行其道、自由泛滥。他批评说:“一些单位和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不强,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长了错误思潮的扩散。”[131]他告诫人们:“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履行好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积极投身宣传思想领域斗争一线。”[132]“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133]他要求有关部门的领导:“对那些恶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的言论,一切报刊图书、讲台论坛、会议会场、电影电视、广播电台、舞台剧场等都不能为之提供空间,一切数字报刊、移动电视、手机媒体、手机短信、微信、博客、播客、微博客、论坛等新兴媒体都不能为之提供方便。”[134]

    前些时候,有人以邓小平讲过“改革不问姓资姓社”“不搞争论”为借口,主张在改革方向的问题上也不问“姓资姓社”,也“不搞争论”。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肆意歪曲。邓小平说过不问“姓资姓社”“不搞争论”,但那是针对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讲的。只要看看《邓小平文选》就会清楚,在改革方向问题上,他不仅从来没有说过不问“姓资姓社”“不搞争论”,相反,总是提醒我们要“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135]“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36]他说:“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137]“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138]在改革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他甚至还直接说过“要继续争论”这句话。他说:“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139]

    对改革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同样表示过十分明确的态度。他指出:“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我们不能邯郸学步。世界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140]

    邓小平强调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对宣传工作、对理论界和文艺界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力的现象提出过严肃批评。他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141]“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142]“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尤其严重的是,对于这些不正确的观点、错误的思潮,甚至对于一些明目张胆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在报刊上以及党内生活中,都很少有人挺身而出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143]他还指出:“在理论界和文艺界对一些错误倾向是进行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的,只是效果不够显著。一则批评本身的质量和分量不够,二则抵抗批评的气势很盛。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现在有些错误观点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则公然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如果自己有错误,就要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并且切实改正。谁要是坚持错误不肯改正,就不能担负思想工作的领导责任。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不管是什么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不允许自视特殊,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比党高明,可以自行其是。”[144]

    对于如何看待“不争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作过一些十分精辟的阐释。他指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决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在事关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145]“对政治性、原则性、导向性问题,必须旗帜鲜明、敢抓敢管,对出现偏差和错误的要严肃批评、严肃处理,对发出正义声音而受到围攻的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坚决力挺。”[146]“别人乱说我们一通,如果我们不及时加以澄清和纠正,就会以讹传讹,反倒让世人觉得我们输了理似的。我们要主动发声,让正确的声音先入为主。对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政治谣言和奇谈怪论,我们的党员、干部耳朵根子不要软,不要听风就是雨。同时,我们不能默不作声,要及时反驳,让正确声音盖过它们。这与韬光养晦或不争论是两码事。”[147]为了说明对错误的东西要敢于发声,他还引用了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148]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也强调:“对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立场、没有态度、无动于衷、置身事外,在错误言行面前不抵制、不斗争,明哲保身、当老好人等政治不合格的坚决不用,已在领导岗位的要坚决调整,情节严重的要严肃处理。”[149]可见,在意识形态领域借口“不争论”而回避斗争,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行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之所以反复强调对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要“敢于亮剑”,缘于对思想战线、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冲破了,其他防线很难守住。”[150]“当前,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他们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151]为此,他总是要求宣传舆论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他指出:“党校必须姓党”。“党校要旗帜鲜明、大张旗鼓讲马克思主义、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共产主义,旗帜鲜明、大张旗鼓讲党的性质、讲党的宗旨、讲党的传统、讲党的作风。”[152]他还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153]

    现在有人反对“党媒姓党”的科学论断,说什么人民性高于党性,党媒首先应当“姓人民”。这是对唯物史观的无知,更是对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颠倒。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就是一句空话。我国曾经有过政治挂帅、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那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政治就不讲了、少讲了,共产党不讲政治还叫共产党吗?”[154]“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155]我们要正确认识“党媒姓党”的问题,同样离不开阶级分析。

    在阶级社会,人民内部是分为不同阶级的,而政党是阶级的政治代表,党性来自特定政党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阶级性。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因此,共产党的党性必然来源于并高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性。然而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工人阶级既与最先进的生产力联系在一起,又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因此它只有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才能彻底解放自己。这就决定了共产党既要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时也要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一个共产党员只有把工人阶级的阶级性提到党性高度,他才能同时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说,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体现,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也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当我们说“党媒必须姓党”时,实际上是说党媒必须首先具有党性,才能真正具有人民性;我们说“党媒要做党的喉舌”时,实际上是说党媒必须首先代表党说话,才能真正代表人民说话,才能成为人民的喉舌。这个关系不能颠倒,否则就混淆了人民、阶级、政党的关系,违背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就会被一些人用来浑水摸鱼,打着“人民性”的幌子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2月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先强调“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然后强调党的新闻媒体“都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156]这正是对党性与人民性、党的喉舌与人民喉舌相互关系的准确阐释,不仅完全合乎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那些反对“党媒必须姓党”的声音,不就是把党和人民对立起来了吗?他们撇开“党性”,只让媒体“为人民说话”,其实不过是拿“人民”当招牌,骨子里想的是让媒体代表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和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势力说话。可见,赞成还是反对“党媒姓党”,实质不在于“党媒”要不要代表人民说话,而在于“党媒”要代表人民中的哪一部分人说话,是代表绝大多数人说话,还是只代表其中少数人说话。

    习总书记在那次讲话中还要求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增强看齐意识,这就是说,媒体在道路、方向、目标和大政方针上要向党中央看齐,在思想上政治上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个要求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也是媒体必须遵守的政治纪律。我们党的纪律规定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党的媒体当然不能例外。这就像交响乐队一样,所有乐器只能以第一小提琴手的声音定调,否则就要乱套。由于媒体具有广泛的传播性和影响力,所以更要以党中央的声音定调,更要把音调定准,绝不能有丝毫跑调。就是说,音调既不能低,也不能高,否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而要做到这一点,“党媒”的领导权就必须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在我们国家,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媒体中的主体,只要这部分媒体真正做到“姓党”,增强看齐意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地盘自然会被大大压缩。

    2.要依法斗争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近年来之所以在我国迅速蔓延,一个重要原因是网络技术发展快而网络管理意识和手段相对滞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妄图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多年前有西方政要就声称‘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了办法’,‘社会主义国家投入西方怀抱,将从互联网开始’……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157]他反复告诫我们:“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158]因此,我们要打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进攻,必须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现在,我国网民有7.5亿人,手机网民有6亿多人,其中微博用户达到4亿多。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大部分信息从网上获取。我们应当正视这个现实,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互联网战场上的主动权,绝不能被边缘化。

    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党管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国家实行的一个原则。因此,互联网中涉及宣传和意识形态的内容,自然要由党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监管。这种监管是党管宣传舆论工作的体现,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体现。网络监管当然要依法进行,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法律体现的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我国《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我国有关网络管理的法律对于网络上有损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必然会严加禁止。

    邓小平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159]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4月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谁都不愿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虚假、诈骗、攻击、谩骂、恐怖、色情、暴力的空间。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等等,这样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没有哪个国家会允许这样的行为泛滥开来。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160]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再次强调:“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161]这些话表明,看待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的问题,同样离不开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现在有人一方面在网上疯狂攻击共产党、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英雄模范、歪曲党史国史,另一方面又指责网管部门加强网络管理侵犯了言论自由。我们应当针锋相对,分析什么叫言论自由,讲清楚世界上究竟有没有抽象的绝对的言论自由,帮助群众正确看待网络管理的问题。

    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必须加以保障,包括保障错误言论的自由。不允许人说错话,不仅谈不上人民民主,也谈不上党内民主。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有过教训,应当汲取。但我们同时也要明确,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的绝对的自由,言论自由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不是无边无际的。

    网络是新媒体,是虚拟空间。但只要是媒体,就会产生社会作用,就不能是法外之地。在网上发表言论,同样要受到法律、党纪、道德的制约。

    首先,公民的言论自由要受到法律的制约。《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刑法》规定,不得煽动分裂破坏国家统一;不得以造谣、诽谤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不得制作、散发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书、音频、视频、资料或其他物品,或通过讲授、发布信息等方式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不得诬告、陷害他人;不得捏造事实诽谤他人;不得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不得在战时造谣,扰乱军心,否则要受法律的惩处。

    其次,8900万共产党员的言论自由要受到党纪的制约。2015年10月修订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六章“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中规定:“凡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歪曲党的改革开放决策,或者其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的;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歪曲党史军史的,都要视情节予以相应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重申:“党员不准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不准公开发表违背党中央决定的言论,不准泄露党和国家秘密,不准参与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不准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162]最近,中宣部、中组部、中央网信办又联合印发《关于规范了党员干部网络行为的意见》,明确规定了党员干部不准参与的网络传播行为和不得参加的网络活动,并要求必须以职务身份注明账号、建立群主。这些都是对党员言论的约束。

    最后,言论自由还要受到道德的制约。无论任何人通过任何媒体发表造谣惑众、辱骂他人、伤风败俗的言论,都要受到舆论的谴责,承担由此造成的社会后果。

    可见,所谓言论自由,是指在法律、道德允许范围内的自由;对共产党员来说,还要加上党的政治纪律允许范围内的自由。其实,即使在西方,自由也不是绝对的、不受任何约束的。英国19世纪哲学家穆勒就说过:“约束是自由之母。个人的自由,须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自由。”在欧洲一些国家,现行法律严禁宣扬纳粹的言论,违反者要被判刑、坐牢。那种认为言论自由可以不受任何约束、想说什么说什么的观点,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制造者、鼓吹者为蒙蔽群众而故意散布的谎言。

    关于如何看待言论自由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也讲过一段十分精辟的话。他说:“我们都生活在社会之中,对那些五花八门、纷繁杂乱的人散布的言论,必须保持高度警觉。现在,社会舆论环境十分复杂,各种言论甚至谣言、传言很多,特别是网上各种言论很多,有各种敌对势力故意制造的言论,有一些人因为这样那样不满发表的言论,也有一些人对一些事情认识模糊发表的言论。其中,对各种敌对势力公开或隐蔽散布的言论,尤其要保持政治上的警戒。”[163]

    应当看到,在当前西方反共势力同社会主义国家打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战场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打仗要用武器、弹药,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武器”“弹药”的载体基本上都是言论。造谣、诽谤、编造歪理邪说,报刊、书籍、舞台、电影、网络,都离不开言论。所以,一定意义上讲,意识形态领域尤其是互联网上的斗争,主要就是言论之间的斗争。国内外敌对势力之所以喜欢拿“言论自由”说事,说穿了,就是为了给他们打“没有硝烟的战争”做掩护。

    现在有些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提出要“反思文革”,还煞有介事地说要防止“文化大革命”卷土重来。其实,他们的所谓“反思文革”,无非是要借机掀起一场攻击共产党的浪潮;所谓防止“文化大革命”卷土重来,无非是以此为借口,阻止我们依法处理少数腐败分子和惩治为西方势力服务的所谓网络大V,阻止纠正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阻止解决分配差距过大、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的问题。与他们嘴上说的相反,真正想用“文化大革命”那种无政府主义的办法煽动群众闹事的,恰恰是他们自己。

    对“文革”的教训,我们当然要继续总结,但绝不能用“文革”那种无政府主义的办法来总结。凡是稍微关心政治的人都清楚,目前在政界、知识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人虽然有,但只是极少数,力量并不强,市场也不大,要重新掀起极左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没有可能。需要警惕的倒是有一些人利用网络、讲座、论坛等平台,采取类似“文革”中“四大自由”的手法,散布流言,蛊惑人心,破坏稳定,以便达到乱中夺权的目的。邓小平早在1985年就指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搞的那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全国人大一九八〇年专门做了决议,废除宪法中肯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条款,这个条款是‘文化大革命’中写进宪法的。那些崇拜西方‘民主’的人总想搞这个‘四大’。”[164]他还说过:“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现,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正在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办法进行煽动和闹事,有些人甚至叫嚷什么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165]邓小平这些话是针对当时情况讲的,但拿到今天,同样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关于如何看待党员发表言论时必须遵守政治纪律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结合苏共下台、苏联解体的教训,讲过一段振聋发聩的话。他说:“一个政党,不严明政治纪律,就会分崩离析。苏联解体前,在所谓‘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所谓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一些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层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这样一个有着九十多年历史、连续执政七十多年的大党老党就哗啦啦轰然倒塌了。人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苏共早年在有二十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二百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二千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丢失了自己,这是为什么?我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治纪律被动摇了,谁都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那还叫什么政党呢?那是乌合之众了。”[166]苏联共产党的教训是前车之鉴,我们要从中认真汲取教训,绝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颠覆性的错误。

    3.要保持韧性

    当前,一些同志对于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斗争,存在两种情绪。一种是看到这股思潮的蔓延,感到有些积重难返了,因而产生消极情绪;另一种态度虽然积极,但总想通过一两次斗争就把这股思潮打退,因而产生急躁情绪。这两种情绪说到底,都源于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背景,以及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缺少足够的认识。

    既然是长期斗争,就不能没有斗争的韧性。要具备这种韧性,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修炼。在这三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都有重要论述。

    第一,韧性来自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167]“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168]如果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缺乏理解,要想具备同历史虚无主义长期斗争的韧性,当然是不可能的。

    第二,韧性来自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169]2015年12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讲到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问题时又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理想。我们现在做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记初衷,不能忘了我们的最高奋斗目标。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含糊其辞、语焉不详是理想信念模糊甚至动摇的一种表现,好像这个东西太遥远,我们也拿不准,所以就不愿提及了。眼前的事情我们看得到,所以敢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敢提,‘两个一百年’敢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年就能实现了,看的挺准,更敢提。我觉得,作为党章明确规定的内容,作为我们党一贯明确坚持的理想,我们要坚定信念,坚信它是具有科学性的。如果觉得心里不踏实,就去钻研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多看几遍。”[170]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如果缺乏必胜的信念,要想具备同历史虚无主义长期斗争的韧性,那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韧性来自对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必将长期斗争的清醒认识。习总书记强调:“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171]如果对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既合作又斗争的长期性缺乏清醒认识,要想具备同历史虚无主义长期斗争的韧性,更是不可能的。

    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当然不是要我们等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高潮到来的时候、等到经济科技军事上我强西弱的时候才开始斗争。天底下任何胜利,不付出努力,不艰苦奋斗,靠等都是等不来的。我们既要看到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更要看到这场斗争的必要性、必胜性;既要看到斗争中会有阻力、有曲折,更要看到通过斗争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直至取得最后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从一定意义上都源于共产党人的韧性。据报道,“八九”风波幕后黑手万润南前一阵子曾在英国说:“我们犯的最大错误是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环球时报》评论,引自英国《金融时报》)这个话从反面也说明了保持斗争韧性,对于共产党人夺取最终胜利具有多么大的意义。我们绝不能因为斗争的长期性而悲观失望、丧失信心、“刀枪入库”、“解甲归田”;也不要寄希望于一两个回合就“得胜回朝”,更不要奢望“毕其功于一役”。同历史虚无主义作斗争,就是要有这样的定力才行。

    我们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斗争属于软实力的较量,但它到了一定火候,也会显示出“很硬”的一面。比如,在苏联解体、苏共下台的过程中,这种思潮就起过“很硬”的作用。当年,戈尔巴乔夫之流用所谓“公开性”,在苏联掀起了一股历史虚无主义狂潮,从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宁,从否定苏共历史到否定苏联历史,从否定十月革命到否定卫国战争,从否定苏联领导人到否定千千万万个苏联英雄,从为斯图雷平翻案到为沙皇翻案,使支撑人民信念的历史观瞬间倒塌,也使支撑苏联的精神支柱顷刻瓦解。

    2016年3月,俄罗斯列瓦达民意调查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56%的受访者对苏联解体表示惋惜,58%的受访者表示希望苏联和社会主义制度重新归来。[172]同年11月,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进行的民调结果也显示, 63%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表示惋惜。该中心在2017年10月的民调还显示,45%的受访者认为十月革命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的意愿,而1990年,持这一观点的人仅占36%。[173]但是,世界上从来没有“后悔药”。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不像布置客厅那样,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一旦改错了,后悔了,要想再改回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可能性。现在,国内外敌对势力也不会让我们顺顺当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会想尽办法诱使人们跟着他们的魔笛起舞,历史虚无主义就是他们手中的魔笛之一。我们要牢记苏联的前车之鉴,绝不能让那里发生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根据中国现有条件,如果发生苏东剧变那样的事,后果不知会比它们严重多少倍。

    胜利不能靠坐等到来,和平也不会从天而降。党中央在国际上折冲樽俎、纵横捭阖,就是为了尽可能延长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平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而且二者之间相互关联。邓小平曾深刻指出:“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些所谓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权力,他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何‘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外国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也会懂得,不能让中国乱。”[174]这就告诉我们,国际上的和平一定要争取,但只要国内不乱,外面的任何力量都奈何不了我们。如果自己先乱了,外面的破坏力量一定会进来。对此,只要看看今天的中东就清楚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9月19日会见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代表时特别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也是硬道理,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175]要稳定,就不能让历史虚无主义这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畅行无阻、自由泛滥。他在十九大报告中宣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表明,我们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近了。常言道: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在这个时候,敌对势力越是会加紧进行捣乱破坏活动,我们则越是要头脑清醒,提高警惕,做好防范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武器,积极开展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斗争,目的就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不让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这股思潮搞乱人心搞乱中国的阴谋得逞,不让仍然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轻易丧失,不让千千万万烈士用生命换来的红色江山得而复失。我们坚信,只要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要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和其他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就阻挡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相反,注定会被历史前进的车轮撵得粉碎。到建党一百年时,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我们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是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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