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造谣言，散布流言蜚语，搞三人成虎、无中生有、无风三尺浪的伎俩，是西方国家在冷战时期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心理战、文化战的惯用伎俩。今天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鼓吹者要混淆视听、误导群众、搞乱人心，必然也会使用这个战术。虽说“谣言止于智者”，但对于多数不明真相的群众来说，要想识破谣言，还是需要有人出来澄清事实，说明真相。习近平总书记就说过：“‘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各种敌对势力就是想利用这个逻辑！他们就是要把我们党、我们国家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诱使人们跟着他们的魔笛起舞。”[34]“对恶意攻击、造谣生事，要坚决回击、以正视听。”[35]他还表扬说：“前一段时间，网上有一股诋毁、恶搞、丑化英雄人物的歪风，我们一些主流媒体及时发声，用史实说话，为英雄正名，发挥了弘扬正气作用。”[36]因此，我们对谣言不能小看，更不能采取“鸵鸟”政策，而应当及时回应，做好辟谣工作。
就拿所谓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仅打死了851个日本鬼子的谣言来说，稍有近代历史知识的人都不会相信，但缺少历史知识的人看到它说得那么具体，数字精确到个位，很容易信以为真。针对这个谣言，有人找出日本军方战后编撰的[37]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其中写道，仅1941年一年，在华北地区被八路军和游击队打死的日军就有2352人。至于在其他地区、其他年份被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消灭了多少日军，书中没说，但仅此一例就可戳穿那个所谓仅打死了851个日本鬼子的谣言，使上当受骗的人警醒起来。
前一段时间还有人造谣说，《毛泽东选集》1至4卷160余篇文章中只有12篇文章是毛主席写的；经他修改的也只有13篇，其他全是别人写的；还说毛主席诗词中的《沁园春·雪》出自胡乔木的手笔；等等。对此，中央档案馆毛泽东档案的保管人员站出来公开发声，用事实作出了反击。胡乔木同志的子女也出面辟谣，使这个谣言从此销声匿迹。另外，还有人造谣说，陈云讲过，“毛主席建国有功，建设有错，文革有罪”。对此，陈云的子女也站出来辟谣，澄清了事实，使人们了解了事情真相。
前一阵子，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人”的谣言影响很大。一开始，这个谣言说“饿死一千万”，后来逐渐加码，从“两千万”一直说到“五千万”，有人还煞有介事地以所谓“统计数据”和“县志记载”为证，在内地发文章，在香港出专著，说“饿死了3600万人”，把它作为攻击我们党和国家的“重磅炸弹”，此举受到国际反华势力“叫好”和“褒奖”。有些群众对那段历史不了解，看到这个谣言讲得这么“翔实”，有关部门又不出来做“坚决回击、以正视听”的工作，很容易信以为真，或者将信将疑。然而，要对这个谣言的所谓“证据”进行辨伪，不下一番功夫是不行的。近来就有一位长期从事统计学研究和教学的教授，下了这样一番功夫。他凭着学者的良心，一本本查阅了谣言制造者声称依据的县志，发现上面实际记载的只是那一时期当地人口的死亡数，并没有说人是怎么死的，更没有说人是饿死的；而且，许多志书连死亡数字都没有，所谓“饿死”了多少人，纯属凭空捏造。这位教授还运用统计学的专业知识，对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统计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考证，指出所谓“饿死上千万人”的说法，来源于把那个时期按照历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应达到而未达到的人口数，与因为生育率下降等造成的人口减少数混淆了；也把由于年老或营养不良、医药不足等造成的自然死亡数，与饿死人的数字混淆了。而且，就连根据统计公式计算出来的那个时期的人口减少数本身，也忽略了当时历史背景下，几千万人口由农村招工进城又由城市下放农村的过程中，有许多的城市户籍被注销，而回到农村却漏报了户口， 1962年后普查人口时又作了补报等实际情况。经过这番认真核对和考证，所谓“饿死3600万人”的弥天大谎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人们看清了谣言制造者肆意夸大那一时期问题的严重程度，以迎合国外反华势力需要的丑恶嘴脸。
不过，与谣言相比，对群众思想影响更大更深的，是历史虚无主义制造者散布的各种歪理邪说。我们要战胜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除了要做揭穿谣言、以正视听的工作外，更重要的工作应当是从理论层面揭露这些歪理邪说的荒谬性，帮助群众在重大理论问题上分清是非。在这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为我们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掌握和运用这一思想武器，对于同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歪理邪说作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下，试举几例说明。
1.运用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胜利和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思想，批判所谓中共成立是“外因促成”、革命胜利“纯属偶然”、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走了弯路”等谬论。
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为了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散布所谓“中国共产党是用俄国卢布起家的”，“打败国民党靠的是情报工作”等谬论。言外之意是，当年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成熟，工人阶级力量很弱小，搞共产主义革命缺少基础，如果不是靠外力推动和靠情报工作等偶然因素，共产党要建立、要胜利都是不可能的。这些谬论是典型的历史唯心论，有的说辞本身就是从当年国民党反共宣传的历史垃圾堆里捡来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从正面作出过许多论述。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了我们党建立的历史背景和奋斗历程，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在“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历史贡献”。“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38]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壮大，原因主要是中国社会产生了这种需要并具备条件，依靠的主要是人民的支持和自身战略、策略的正确。所谓中国共产党靠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情报工作才成立和胜利的观点，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不错，我们党在成立时，确实得到过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帮助，但这不等于没有它们的帮助，我们党就成立不了。
第一，说当时中国工人阶级弱小，只是相对于农民阶级而言，其绝对数量并不少，力量也不小。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于1847年，那时，英国工人阶级不过400多万人。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98年，那时，全俄产业工人也不到300万人。而中国的产业工人，在1914年一战爆发时，就有100万人以上，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更达到了200多万人；而且，算上与机器大工业生产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非产业工人，近代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数已多达400万。更应当看到的是，与中国的资产阶级相比，中国工人阶级的年龄、资格更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性也更强。早在1915年，上海工人就举行了反对“二十一条”的政治集会，人数有三四万人。这说明，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
第二，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一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史实说明， 1920年俄共（布）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代表秘密来华之前，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就已经在酝酿建党问题了。在与共产国际组织毫无联系的情况下，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新民学会骨干蔡和森，给国内的毛泽东写信，也提出了建立共产党的主张。可见，那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条件已经成熟，即使没有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帮助，或迟或早也会建立的。
第三，世界历史上，许多国家的革命开始时都得到过外国的支援，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就接受过国外的援助。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西班牙、荷兰分别给美国800万美元、65万美元、180万美元，欧洲前往美国的志愿者达到7000多人，其武器弹药大量来自法国。中国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也接受过共产国际的援助，而且得到的援助比共产党多得多。所以，某些国家的革命得到过外力的支援，并不能说明这些革命如果没有外力支援就不会发生。
所以，中国共产党成立，内因是主要的，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帮助是次要的。毛泽东1943年在谈到共产国际解散的问题时就曾说过：“虽然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由于中国本身有了觉悟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39]
至于说情报工作，我们党内在隐蔽战线斗争的英雄们，例如战斗在国民党心脏的钱壮飞、李克农、熊向晖、沈安娜等，以及破译敌人密码的电台人员，确实为革命胜利做出过重大贡献。但国民党同样向共产党内部派遣过许多潜伏特务，而且共产党里还有一些掌握重要机密的负责人，如顾顺章、张国焘等，叛变到了国民党方面，当了特务。为什么他们就起不了那么大作用呢？可见，国共斗争胜负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情报工作的优劣，而在于人心的向背。据说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就在国民党的军事会议上痛心疾首地说，当时国民党大多数高级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责任心完全消失。他的话道出了国民党最终失败的部分真理。否则，仅仅靠情报工作，共产党是不可能战胜物质上比自己强大不知多少倍的敌人，也是不可能由几十人的小党逐渐成长为不知壮大了多少倍的大党，更是不可能存在近100年并且还在持续不断向前发展的。
历史上解释中国革命及其胜利原因的奇谈怪论有很多。比如，毛泽东在1949年为新华社写的《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就批驳过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关于中国发生革命的原因在于“人口太多”和“西方影响”的谬论。他说：“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40]至于说“西方影响”，毛泽东讲，近代以来的中国人确实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里，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但都抵挡不住帝国主义，“于是掉转头去学别的东西，很奇怪，果然一学就灵”。“‘中国共产党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罗斯革命的思想推动之下建立起来的。’艾奇逊说对了。这种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41]不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42]他还不无讽刺地写道：艾奇逊之流对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43]。
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除了否定中国共产党成立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然性，还否定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并且总喜欢拿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件事大做文章，说什么这是毛泽东个人急于搞社会主义的结果，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使中国“走了弯路”，是“导致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这个观点一度被炒得很热，似乎中国压根就没有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就不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事实果真是这样吗？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也从正面作出过回应。
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事件，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中，以及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给予过高度评价。《历史决议》说：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社会主义改造结果整个来说，“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44]邓小平说：“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45]江泽民说：“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46]胡锦涛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47]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对于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件事是这么说的，他说：“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48]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他又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49]他在这些论述中使用了一些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有针对性的词语，例如“不失时机”、“创造性地完成”、“成功实现”等，而且还不无所指地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由此可见，他有关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评价，也是对历史虚无主义谬论的批驳。
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谁决定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谁起最终决定作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基本区别。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50]列宁也说：“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做这些关系的根源”。[51]对于中国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我们同样不能从人们的头脑中、思想中去寻找，而应当深入研究中国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从中国当时面临的经济问题中去寻找。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在党成立时就是十分明确的，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毛泽东早在革命初期就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指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先搞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和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又根据当时中国经济中的现代工业比重太小，而且资金匮乏、人才奇缺，不具备马上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条件的实际，设想先用10年到15年时间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例如，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讲话说，工业生产在全国胜利后，顶多占国民经济的10% ～20%，“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由于此”。毛泽东插话说：“连资本主义工业在内，整个近代机器工业的产量顶多占百分之十至二十。”[52]当刘少奇说“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时，毛泽东又插话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53]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又指出：抗日战争前，中国现代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因此，“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54]新中国建立后，刘少奇又多次讲，工业化需要巨大资金，我们要靠发展农业、轻工业，靠人民节省，为重工业积累资金，因此要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这个过程“少则十年、多则十五年，二十年恐怕不要”[55]。到那时，再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实行工业国有化。用他的话说，那“是一天早晨的事”。[56]
之所以说我们当时在资金、人才方面都不具备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条件，还可以从以下具体数字看。
首先，从资金方面看。要发展工业化，需要先进行工业基础建设。拿“一五”计划来说，全部建设预算为766亿元，相当于7亿两黄金，其中基建投资占56%，仅进口设备就要用150亿元。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大量“赔款”，国库几近空虚。民国时期又连年打仗，剩下的黄金、美元，大部分也在新中国成立前被国民党运往了台湾。在1952年，我国结存外汇只有1亿美元。由于农业和轻工业的生产能力十分落后，在短时间也很难拿出数量、质量上都能满足出口换汇需要的农产品和轻工业品。
其次，从人才方面看。要发展重工业，要进行工业资源勘探、厂矿技术设计和企业管理，这些都需要有相应人才。但中华民国从成立到垮台的三十多年间，从高校毕业的学生总共才21万。其中，工科毕业生3万人，硕士200人，博士一个没有，地质专业毕业生只有200多人。
正是以上原因，促使党中央领导人最初考虑，先重点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相应地实行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待重点发展重工业的条件成熟时，再采取社会主义政策。然而，自1950年底起，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正是这些变化，促使党中央改变了原先的设想。
形势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件事情上。
第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950年6月，朝鲜发生内战，美军立即封锁台湾海峡，入侵朝鲜半岛，并乘机越过三八线，迅速向中朝边界推进，使我东北重工业基地暴露在美军炮火之下，也使我国随时有被美军入侵的危险。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新生政权，党中央决定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志愿军入朝初期，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仅用两个月时间就把美军打回到三八线以南。然而，这毕竟是志愿军凭着血肉之躯和勇敢精神，在同用钢铁武装的美军比拼，凸显出中国加快现代国防工业及基础工业建设的紧迫性。
抛开16国军队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不说，单看那时中美两国的国力、军力，相差就极大。据有关资料显示，1950年中美双方经济力量的对比是：工农业总产值100亿美元对2800亿美元，相差27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4美元对1600美元，相差65.7倍；钢产量60万吨对7500万吨，相差124倍。中美双方在整个战争期间的军力对比是：军费开支10亿美元对400亿美元，相差39倍；消耗物资560万吨对7300万吨，相差12倍。中美双方在朝鲜战场上的装备对比是：中方刚参战时，没有一架飞机，苏联在两个月后出动了空军，但只限于在中朝边界作战；战争后期，中方有了空军，但只有歼击机，且数量有限，只能保护后方和运输线，无法配合地面作战。另外，中方刚参战时只有一个高炮团，共34门炮，其中12门摆在鸭绿江中方桥头，入朝作战只有24门。而美军战争初期就有飞机1100架，最多时达到4000架。中方自始至终没有军舰，而美军总共7个舰队中，有4个舰队共300艘军舰前来参战。中方战争初期没有坦克，而美军总共有2400辆坦克，一个军就有430辆。中方的一个师只有一个山炮营，而且是小口径炮，而美军一个师仅大口径榴弹炮、加农炮就有432门，共有大炮5万门。中方的一个军只有几十辆汽车，最多的一百辆，而美军一个军就有汽车约7000辆。中方入朝时，每个军只有几十部电台，勉强装备到营，而美军一个师就有1600部电台，无线电通讯可以直达班排。中方士兵使用的武器，基本是老式步枪或缴获日本的“三八式”，每个班顶多一把冲锋枪，每个排顶多一挺轻机枪，而美军士兵用的都是新式步枪和轻重机枪。双方武器装备的这种差距，无疑会影响到“一五”计划制定过程中对计划重点的考虑。
一段时间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鼓吹者为了否定新中国的历史，也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抗美援朝。他们以发现新档案为由，说什么“朝鲜战争是北朝鲜侵略南朝鲜，美国出兵是反侵略，中国抗美援朝是帮助侵略者”；“斯大林策划朝鲜战争是为了继续霸占东北，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是上了苏联的当”；“抗美援朝耽误了解放战争，影响了国内建设，损失巨大”；等等，妄图从根本上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地位。在这个问题上，不仅《历史决议》和历届党中央都作出过高度评价，而且习近平总书记也对否定的声音给予了正面回应。对于抗美援朝的原因，他这样说：“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杜鲁门政府悍然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并不顾中国政府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出动飞机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城市和乡村，把战火烧到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之上。在此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毅然决然地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果敢承担起保卫和平的历史使命。”对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性质和意义，他这样说：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军威，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范例”“弘扬和光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谱写的壮丽凯歌”“进一步锤炼了经过严酷战争洗礼的人民军队”“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57]他的上述一席话，显而易见是对种种污蔑抗美援朝言论的有力回击。
第二，第一个五年计划将发展重点放在了重工业上。从1951年下半年起，有关领导和部门就开始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据薄一波回忆，编制“一五”计划之初，围绕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国究竟应当从何起步的问题，“经过对政治、经济、国际环境诸多方面利弊得失的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之后，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58]。就是说，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关于这一点，从毛主席在1951年12月初的一段批示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他写道：“从1953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20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59]
第三，苏联答应全面援助我国的“一五”计划建设。1952年8月，中央派周恩来、陈云等组成的代表团去莫斯科，就请求苏联帮助中国进行“一五”计划建设一事同斯大林会谈。斯大林明确表示，同意在工业资源勘察、工业设备设计和制造、技术资料提供，以及派遣经济、技术顾问和接收留学生、实习生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援助。之所以会有这个结果，笔者认为与抗美援朝也有很大关系。据美国公布的数据，美军同期阵亡加失踪为6.2万人，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阵亡加失踪合计116万人。如果算上负伤被俘，美军损失17.3万人，其他军队一共损失225.6万人。但我军损失也是巨大的。据有关部门统计，志愿军阵亡11.5万人，非作战减员3.8万人，共15.3万人，加上受伤医治无效死亡，民工牺牲，由民政部核准的志愿军烈士共19.7万人。这些年轻的生命换来了新中国的巩固，也换来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为增强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做出了巨大贡献。
9月24日，周恩来、陈云等回国，党中央当晚召开书记处（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并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据薄一波回忆，毛主席就是在那次会上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薄一波还说：“对于他的论点，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没有提出异议。”[60]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也指出：“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61]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这三件事情之间是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的。首先，抗美援朝战争加剧了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紧迫性；其次，“一五”计划的制定使优先发展重工业具有了现实性；最后，苏联答应全面援助我国“一五”计划建设使优先发展重工业具有了可能性。正是这一切，促成党中央作出了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
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什么必须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呢？这是因为：
第一，优先发展重工业使资源匮乏问题更加突出。苏联答应全面援助“一五”计划建设虽然使我们有了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条件，国民经济的恢复、国营经济在工商业中比例的上升、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也使向社会主义过渡有了一定依据，但这些并不等于说过去经济落后，资金、物资、人才奇缺的问题跟着解决了。1952年，重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虽然上升到15.3%，但只比1949年多了7个百分点。我国粮食历史最高产量是1936年的3000亿斤，1953年的产量虽然提高到3300亿斤，但需求量也大大增加了。一是农民自身需求多了；二是向农村灾民、菜农、渔牧盐林民约1.4亿人的返销多了；三是出口换设备用得多了，约用了30亿斤。因此，粮食的商品化率仍然很低，供给城市人口、财政开支的只有860亿斤。另外，资金和人才的缺口更大。在资金方面，苏联虽然先向我们提供了年息一分的3亿美元贷款，后来又提供了年息两分的5亿卢布贷款，但“一五”时期用于基础建设的投资为427亿元，这些贷款仅占工业基建投资的3%多。在人才方面，苏联虽然答应派专家、顾问3000多人，但“一五”时期仅工业交通战线就需要技术人员39.5万名，而1953年高等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仅有28.6万名，缺口11万人。
第二，要解决资源匮乏的问题只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社会制度和国际条件都决定了搞工业化的资金、物资只能来自内部积累。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有限的物资（特别是粮棉钢煤）、资金、人才最大限度地集中到国家手中，再由国家按计划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
第三，要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国有化、集体化。因为在当时条件下，物资、资金、人才都十分紧张，如果计划只在国营企业有效，而在私营工商业和个体农民那里不起作用，计划便很难落实。因此，必须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对农业实行合作化。
第四，接受苏联等国的援助加快了我们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步伐。这是因为，援助我国工业化建设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如果我国的很大一部分工商业和农业还实行市场经济，很可能出现人家要按计划交付设备，而我们这里由于种种原因接受不了；我们按计划应当偿还人家的物资，却由于种种原因出口不了。所以，要把援助与受援衔接好，我们也需要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在体制上接轨。
做到以上这些，当然就不再是新民主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了。可见，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并非毛泽东急于搞社会主义，而是国际国内形势的一系列变化决定的。只不过这些变化蕴含的历史机遇被毛泽东敏锐捕捉到了，他迅速改变了原先的考虑，后由党中央集体一致作出了决策。
任何事情有一得必有一失，有一利必有一弊，关键看得大还是失大，利大还是弊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实行国有化、集体化，以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等于原先面对的经济基础薄弱、农业轻工业落后的实际情况随之改变了。既然这些问题依然存在，那么，要把有限的资金、物资、人才都集中用于工业化建设，势必造成物资特别是粮食供应的紧张，势必牺牲人民的一部分消费，使生活水平提高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对这些问题，当时的领导人都预见到了，也指出来了。例如，毛主席在1953年就说，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刘少奇早在1950年论述为今后重点发展重工业积累资金的办法时就指出：“要人民节省出大量的资金，就不能不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就是说，在最近一二十年内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不能不受到一些限制。这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创造劳动人民将来更好的生活，在将来能够更快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为人民节省下来的资金不是用来满足剥削者奢侈的生活，更不是用来满足政府办事人员的腐化生活，而主要的是用来满足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62]周恩来在1954年说：“我们究竟是忍受某些暂时的困难和不便，换取长远的繁荣幸福好呢，还是贪图眼前的小利，结果永远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好呢？我们相信，大家一定会认为第一个主意好，第二个主意不好。”[63]陈云在1954年也说，减少消费，当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在两者中间选择一个：或者是暂时减少可以减少的消费，以便完成国家工业化；或者是尽其所有在国内消费掉，因而不能建设工业，使我国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全国人民自然应该选择前者，不应该选择后者。”[64]
另外要看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以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高度公有化本身，在信息反馈手段落后的情况下，势必影响生产的灵活性、丰富性，以及生产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加之缺乏经验，这一切更会在实际工作中造成种种被动。为了尽可能减少弊病，我们党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也想过一些改进的办法，比如，提出“三为主、三为辅”的体制改革设想和按照农轻重顺序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张。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设想、主张在当时要么未能付诸实施，要么实施起来也不够坚决。直到70年代末，我们才通过改革开放，最终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所有制结构、过于集中的经济体制和过于突出重工业的发展战略。
不过，尽管当年由新民主主义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存在这样或那样一些弊病，尽管当年设想的一些克服弊病的措施未能实施或未能很好实施，但就这一决策利弊的整体权衡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理由有以下四条：
第一，正是由于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我国在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仅用20多年时间就建立起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而大大缩短了工业化进程，为后来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国建立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虽然是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但其基础主要是那个时候由苏联援建的“156项”打下的。直到今天，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然没有建立这样的工业体系。所谓“156项”，实际实施的是150项，其中航空工业12项、电子工业10项、兵器工业16项、航天工业2项、船舶工业4项、钢铁工业7项、有色金属工业13项、化学工业7项、机械加工24项、煤炭工业25项、电力工业25项、石油工业2项、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项。正是这些项目，奠定了我国比较完善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起到了建立我国工业化初步基础的作用。改革开放后，我国制造业之所以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与那些年打下的底子有很大关系。根据联合国对产业的分类，全部工业大类中有39个门类，中类中有191个门类，小类中有525个门类。所有这些门类，我国现在全都拥有，而且是世界上唯一全都拥有的国家。如果我们那时未能抓住机遇，未能从工业化建设起步时就把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为奋斗的目标，恐怕今天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第二，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与原来先实行一段新民主主义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党中央原来设想先搞10年或15年新民主主义，然后用一个早晨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立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并用10年或15年过渡完相比，不仅在最终目标上没有差别，而且在时间上的差别也不大，都是10年到15年。至于后来在实行总路线的过程中，过渡时间被一再提前，其中有客观形势变化的原因，也有急于求成的思想在起作用，与提前过渡的决策本身没有关系，应该另当别论。
第三，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为我国抓住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我们今天都知道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道理，当年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为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这个机遇不是别的，正是苏联答应全面援助我国发展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苏联对我们的援助虽然也有保留的地方，但总体上是真诚的。放眼世界历史，过去还没有哪个工业国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采取过如此全面援助的做法，今后恐怕也不会有。当年负责主持全国经济工作的陈云就说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一百五十六项，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65]“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诚意的。比方说，苏联造了两台机器，他们一台，我们一台。”[66]我们还应当看到，既然是机遇，就有可能稍纵即逝。事实也说明，1960年赫鲁晓夫把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召回专家，撕毁合同，那个机遇期就结束了，前后不过七八年时间。
第四，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新民主主义的回归。改革开放后有一种说法：“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意思是说，既然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何必当初搞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这种观点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新民主主义当成了一回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仅以土地制度为例，新民主主义时期是允许私有的，在城市，私人房产有地契；在农村，土改后个体农民的土地是私有的，即使初级合作社，土地也是入股的，按股分红。社会主义改造后，在城市，土地一律收归国家所有；在农村，土地一律归高级合作社集体所有。改革开放后，城市落实政策，凡私人合法拥有的房产一律返还，但只给房产证，没有土地证，土地所有权仍然归国家，房地产开发商取得的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土地租期最长不过70年；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但只有承包权，承包权虽然可以流转，所有权却仍然归村集体所有。可见，认为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于回归新民主主义，是没有根据的。而且还应当看到，正是由于那时完成了土地资源的国有化和公有化，土地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的经济奇迹中，才发挥了极为显著也是其他国家至今难以企及的作用。
综上所述，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和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不仅不是什么失误，而且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华民族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工业化建设跨越式发展抓住的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不仅不是什么“走了弯路”，而且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抄的一条近路。
2.运用关于研究和宣传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历史要牢牢把握发展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思想，批判夸大党史国史中缺点、错误并以偏概全的种种谬论。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鼓吹者欺骗群众的惯用手法之一，是抓住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存在的某些缺点、错误，或无限夸大，或以偏概全、以管窥天，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其目的就是使人忽略事物的本质和主要方面。
2010年，习近平同志就如何研究和宣传党和国家历史的问题，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即“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要牢牢把握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他具体说了五个“揭示和宣传”和一个“坚决反对”，即要“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揭示和宣传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67]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就是指我们党在中国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的形成，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伟大复兴这三个社会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辉煌成就，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只要拿这些胜利、成就、经验和传统、作风同我们党的缺点、错误，同党史国史中的挫折、曲折放在一起比较，什么是主流和本质，什么是支流和现象，就会一目了然、一清二楚。
对于用个别例子代替事物本质的做法，列宁曾作过深刻批判。他说：“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68]“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69]
我们主张把握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线、主流，不是为了回避党的缺点、错误和党史国史中的挫折、曲折。否定客观存在的错误，掩饰错误，为错误辩护，甚至把错误说成正确，那同样是不对的。现在还有极少数人鼓吹为“文化大革命”翻案，甚至为林彪、“四人帮”翻案，那更是荒谬的、不得人心的。但我们正视错误的目的，应当像习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意在“总结和汲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70]只要这样做，就不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一般说来，改革开放前的一些重大失误、错误，例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具有时间长、全局性的特点。但即使对这样的失误、错误和因此遭受的挫折、曲折，我们在分析原因、总结教训时，也应当采取实事求是和一分为二的态度，不能以偏概全。
第一，要区别失误、错误是普遍的全局的现象还是个别的局部的现象。改革开放前曾发动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其中，像“大跃进”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文化大革命”之类“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等错误，都是普遍的全局性的。但像新解放区土改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中的错误，则是个别的或局部的，而且一经发现很快得到了纠正。如果不加具体分析，看到哪个运动中有缺点有错误就予以全盘否定，势必会得出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是一连串错误集合的结论。
第二，要区别失误、错误与失误、错误中存在的正确的合理的成分，以及这些成分对以后工作起到的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的几场比较大的批判运动，存在把思想性、学术性问题简单化、政治化的倾向，有的甚至混淆了敌我、敌友的界限，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但也应当看到，正是那些大张旗鼓的批判，加上同时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使文艺界、学术界、教育界原先存在的封建主义的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民主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受到了强烈冲击和迅速清理；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人民服务和人人平等等无产阶级思想，很快被大多数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心悦诚服地接受。如果不加具体分析，把那几场批判运动所犯错误连同其中合理的正确的成分一概否定，就难以解释过去仅在农村根据地、解放区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短短几年内能在全国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等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列宁说过，不能在倒婴儿洗澡水时连同婴儿一起倒掉。在批判、纠正过去的错误时，同样要防止这样的现象。
第三，要区别失误、错误与出现失误、错误的时期。“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很大损害，但前前后后持续了三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例如，发动群众大兴农田基本建设，大规模兴建水库和水利设施。据统计，我国至今拥有的8万多个水库，近一半是在那个时期兴建的。那一时期兴起的县办社办工业后来虽然由于原材料不足等原因纷纷下马，但后来有很多得以“复苏”，为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打下了基础。在随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我们又扩建、新建了包括武钢、攀钢在内的十大钢铁厂，以及一批有色金属冶炼厂和几十个煤炭企业和发电厂，就连大庆油田也是那一时期被发现和开始建设的。
“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成立后犯的最为严重的错误，但它持续了10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还做了许多其他有益的工作。《历史决议》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例如，建成了成昆、湘黔、焦枝等9条铁路（其中包括宝成电气化铁路），南京长江大桥，两条长距离输油管道和连通大部分省的微波通信干线，第一艘核潜艇，第一个卫星地面站，第三代电子计算机，全国电视网；成功爆炸了氢弹，进行了地面核试验，发射和回收了人造卫星，发射了第一颗洲际导弹，成功培养了籼型杂交水稻，等等。就连2015年因为发明抗疟药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屠呦呦，也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国家下达任务，领导实验室开展研究而取得成功的。《历史决议》还说：“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71]这说明，我们不能把“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简单画等号，不能因为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否定“文化大革命”那十年党和政府做的全部工作和建设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更不能因此而否定那一时期我们党和国家、社会的原有性质。
第四，要区别在当时可以避免的失误、错误和由于客观条件限制难以避免的失误、错误。所谓可以避免的错误，就是根据主观认识能力及客观具有的条件都不应当犯的错误。所谓由于客观条件限制难以避免的错误，一种是实践不够、缺少经验造成的；一种是物质不够、缺少基础造成的。例如，改革开放前在很长时间内积累率过高，对消费品生产的资金、原材料安排不足，给人民生活造成一定困难，尤其是农村大部分地区面貌变化不大。这有我们对积累与消费比例安排不当，对农业与农民照顾不够的一面，也有新中国面对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不得不采取计划经济体制，把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最大限度地集中用于工业化基础建设，从而不得不适当抑制消费、维持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大是为工业化建设付出的必要代价。至于后来统购物资越搞越多，票证越发越多，更多是与我们主观上犯的错误有关，如“反右倾”和搞“文化大革命”等。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有一句话，叫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有人说，这句话中的“老路”，指的是改革开放前走的路。笔者认为这种理解不对，起码是不全面的。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很长时间里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我国在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的同时，仍然千方百计地在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农副产品、轻工业品、工艺品，以换取硬通货。1949年，我们之所以不急于收回香港，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如果帝国主义对新中国采取经济封锁，可以把那里作为内地同西方世界进行贸易的、换取硬通货的渠道。邓小平说过：“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72]可见，“封闭僵化的老路”，主要是指“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泛滥，特别是“四人帮”把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统统斥为“洋奴哲学”，使我们形成了自我封闭的那种状态。而且，还应当看到，即便在那个时期，毛泽东仍然批准了用43亿美元引进西方冶金、化纤、煤矿、化肥等22个现代化大项目的“四三方案”，所用外汇远远超过“一五”时期从苏联的引进规模。这些项目1982年前陆续投产，在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说明，改革开放前虽然存在“封闭僵化”问题，但不能把改革开放前走过的路说成是“封闭僵化的老路”。
第五，要区别失误、错误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以及好心办坏事和个人专断。改革开放前犯的错误中，有经验不足的问题，也有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不够端正的问题；在方法和作风问题中，有急于求成造成的，也有个人专断造成的。对急于求成的毛病，邓小平曾说过：“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73]
对个人专断问题，《历史决议》作了深入分析，指出根源在于骄傲，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社会原因是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缺少制度化、法律化，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历史原因是长期封建社会造成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必须看到，受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与封建专制制度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前者是思想作风问题，后者是社会性质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不能因为存在个人或少数人专断的现象，就妄言我们党是什么专制主义的党，我们国家是什么专制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讲，是与个人专断之类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出并着手纠正这种现象。另外，对于历史原因造成的错误，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某些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重要的是总结经验，并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等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不能搞一言堂甚至家长制”。这说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影响有其悠久历史渊源，不会只在某个人或若干人身上起作用，也不会仅在短时间内就被清除干净。
我们主张把握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线、主流，不是说我们现在一切都做得很好了。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各方面工作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我们的治理体系还没有达到成熟和定型的要求，有些地方还在制约我们的发展和稳定。但是，历史已经说明并将继续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体上是成功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也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我国不仅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发展道路，而且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制度体系。这说明，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路。只有看清这一点，我们才能树立信心，坚定方向，才不至于受错误思潮的影响而东倒西歪。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说得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74]
在这个问题上，有些旁观者比起我们中的某些人，反而看得更为客观。比如，《大趋势》的作者、美国人约翰·奈斯比特就认为，中国没有以民主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局面，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而且也将以其自身模式来挑战西方民主政治。“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也说，中国的经济增长让发展中国家收益巨大，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被很多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念、社会发展模式、对外政策，会在国际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并引发共鸣。他们的评论，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正是我们党史国史的主流。
3.运用关于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思想，批判把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加以割裂和对立的种种谬论。
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是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为了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喜欢做的又一篇文章。人们只要稍加注意就会看到，凡是怀疑和反对改革开放的，必然会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凡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新民主主义回归”和“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往往会把两个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同样，凡是把这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对立、相互否定的，也必然会反对或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事实说明，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是一个与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相关的问题。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性质、根本制度究竟变没变？对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一五”讲话中曾给过十分明确的回答。他指出：“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75]这清楚地告诉人们，改革开放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性质和根本制度。
在那次讲话中，习总书记还用很长篇幅分析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他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为了论证这个观点，他提出了三个具体论点和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是，如果没有一九七八年我们党果断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临严重危机，就可能遇到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同时，如果没有一九四九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
“二是，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当时没有真正落实，改革开放后得到了真正贯彻，将来也还是要坚持和发展的。”
“三是，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76]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归纳出以下四个要点：第一，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确实有很大差别；第二，党在这两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进行的都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社会的根本制度是一样的，相互关系是内在一致的；第三，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改革开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则使中国避免了苏东剧变那样的危机；第四，绝不能将这两个历史时期相互割裂，更不能相互对立，而应当把它们看成坚持与被坚持、发展与被发展的关系。
习总书记对这个问题的论述，由于抓住了事物的根本，说理透彻，所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普遍认同，同时也戳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
习总书记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个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77]。就是说，这是一个涉及政权安危的问题。我们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作斗争，必须紧紧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大张旗鼓地宣传、阐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内在一致性，引导广大群众、青年学生识破将它们加以割裂和对立的荒谬性、危害性。只有这样，才能帮助群众树立对新中国的历史自信。有了历史自信，才能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否定改革开放前历史的一个手法，是拿那段历史的发展同发达国家相比，而无视新中国的建设是在旧中国百孔千疮、一片废墟的基础上，以及在帝国主义军事包围、外交孤立、经济封锁的环境下进行的事实。国庆60周年前夕，有一家报纸开辟了一个庆祝专栏，打头的文章声称，改革开放前，我国发展不仅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我估计，作者很可能是在拿我国内地（大陆）和所谓“亚洲四小龙”比。如果这样比，那是很不科学的。陈云1978年曾说过：我们不能同日、德、英、法比，“也不能同南朝鲜、台湾比，它们是美国有意扶植的，而且主要是搞加工工业，我们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78]。就是说，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搞工业化比我们早得多，韩国、台湾地区等所谓“亚洲四小龙”，都不搞工业体系。而工业体系对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来说，远比加工工业重要得多。如果不是和它们比，而是与处在同样发展水平的第三世界国家比，与各方面和中国差不多的发展中大国比，特别是拿基础工业比，那就会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发展速度不仅不慢，而且快得惊人。
比如，拿新中国和印度比。中印两国都是古老国家，都是人口大国，过去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完全独立的时间也差不多。在一定程度上，20世纪中叶的印度比中国基础工业还要强一些。先说铁路，1949年中国只有2万公里，而印度已有5万公里，是亚洲第一，双方相差3万公里；但是到了1978年，中国增加到5万公里，印度增加到6万公里，双方只差1万公里（到2017年，中国增加到13万公里，而印度仍不到7万公里，中国超过印度约一倍）。再说钢产量，中国1949年是印度的四分之一，而1979年已是印度的1.17倍（现在是印度的9倍）。这说明，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中国，比资本主义印度的发展速度要快得多。
即使拿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许多工业品产量方面，差距也不是在扩大，而是在明显缩小。例如钢产量，1949年至1979年，新中国由15万吨提高到3200万吨；与英国比，由相差99倍变为反超60%；与美国比，由相差438倍变为相差3.6倍。再如发电量，同一时间，新中国由43亿千瓦小时提高到2566亿千瓦小时；与英国比，由相差13倍变为反超17%；与美国比，由相差80倍变为相差9倍。再如石油，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年产量从旧中国最高年份的32万吨提高到1亿吨，做到了自给自足，而在当时西方发达国家中，除了美英两国外，还没有哪个国家达到年产石油1亿吨。
习近平总书记每当回顾新中国历史时，总是高度评价改革开放前取得的伟大成就。他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79]
根据历史事实和党中央的评价，笔者认为可以把改革开放前为改革开放奠定的基础、积累的条件概括为以下五条。
第一，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政治前提。例如，取得了国家独立、统一，实现了民族大团结，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第二，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基础。例如，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固定资产增长了56.3倍，许多工业产品的产量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日渐缩小，培育并形成了各领域庞大的人才队伍（科技人员1952年42万人，1978年434万人，增长约9倍），产生了一批世界瞩目的高科技成果，大大延长了人均预期寿命，使人口翻了一番、劳动大军增加了一倍。
第三，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外部条件。例如，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恢复了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开辟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第四，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政治保证。例如，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基本政治原则。
第五，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邓小平说过：“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80]
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名为《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的书，作者朱云汉是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蒋经国基金会秘书长。他在书中对中印两国从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的发展情况做了具体对比，对我们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有很大帮助。书中写道：
“1950年代的中国与印度几乎处于相同的贫穷与落后状态，但经过一甲子之后，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列的‘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所有指标上，中国的长期表现明显优于印度。2011年印度的成人识字率仍未达到中国1990年的水平，2013年印度成年人平均受教育年数仅仅与1985年时的中国相当。在民众的健康、卫生和平均寿命等各种指标上，印度落后中国的幅度都超过20年。两者在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规模上的差距，更是日益扩大。1991年印度的名义GDP 为2900亿美元，中国是4150亿美元；2001年，印度达到4980亿美元，中国则为13240亿美元；2013年印度为1.8万亿美元，中国则突破了9万亿美元，差距拉大为四倍之巨。”[81]
对于中国比印度发展速度快得多的原因，书中提到了发展模式的作用。朱云汉写道：“中国发展模式得力于三个特殊条件：第一是特殊的政治体制，第二是充分发挥‘大’的优势，第三是在全球化时代发挥了‘后发优势’。很多研究中国发展经验的学者，都忽视了特殊的政治体制带来的优势。一般流行的看法都认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前面30年都浪费掉了，走了很长的冤枉路，甚至可以说完全是‘黑暗时期’。这个认知并不正确，至少是以偏概全。客观来说，这个时期不完全是白费，中国在这个时期以极为高昂的社会代价，牺牲了很多人，建构了日后改革开放的政治与社会基础，这个基础让其他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办法模仿，只能理解而难以复制。”[82]
在将中国和印度的政治体制作了一番比较后，朱云汉指出：“1978年之前的30年，中国建设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这个体制在中国历史上、在这片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其动员、渗透的能力达到社会的最底层。中国建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识，可以将社会中多数人的意志力凝聚在需要最优先发展的目标上；在民族复兴的大旗帜下，中央政府享有调动全国资源集中使用的正当性。另外，中国完成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把私有财产权，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与工业资本国有化或集体化。除了农村土地外，这个庞大国家的集体资产大部分是国有资产，这成为中国后来30年快速发展的资本。其他很多国家没有走这条激进的革命道路，很难复制这个历史条件。”[83]
朱云汉的观察和评论，显然比内地许多所谓“公知”要客观、公允得多，也深刻得多。
4.运用关于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思想，批判所谓“当今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把我们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等谬论。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核心是否定革命、“告别革命”，它的所有观点及种种言论，包括谣言，几乎都是围绕这个核心展开的。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前一阶段流传两种说法：一是把我们党对时代特征的判断，偷换为对时代性质的认定，提出“当今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二是把我们党已经完成夺取政权的任务、变成长期执政党的事实，演绎为“要把我们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
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之所以故意混淆时代特征与时代性质的区别，说什么现在是“和平和发展的时代”，就是为了证明革命已经不合时宜了，以此推销“告别革命论”，达到让我们党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目的。可见，当今时代究竟是什么时代的问题，是与社会主义社会还要不要坚持革命、要不要继续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密切相关的问题。
关于当今时代的性质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早在党的十八大过后不久便作出了明确论断。他指出：“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84]2017年9月3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更加明确地指出：“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85]这就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目前仍然处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如果说当今世界已进入和平和发展的时代，那么，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观点，以及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岂不都失去了时代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科学研究，指出人类历史用社会形态来划分，大体要经历原始社会时代、奴隶制时代、封建制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和共产主义时代，而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自19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
20世纪初，列宁通过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考察，指出这一社会制度已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人类历史因此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
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验证了马克思、列宁的科学预言；这两场革命胜利后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证明。
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时代，少则数百年，多则上千年。因此，在同一个时代的不同历史时期，会面临不同的时代课题，呈现不同的时代特征。20世纪上半叶，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瓜分世界的矛盾加剧，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成为那个时期的时代最强音。列宁据此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战争中解救出来。这种形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毛泽东从这个实际出发，对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作出了与列宁类似的估计，即“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86]可见，在列宁和毛泽东所处的历史时期，时代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特征，都是战争和革命。
然而，自20世纪进入下半叶开始，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亚非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通过民族民主运动，纷纷实现了国家独立，争取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它们的迫切要求；同时，核武器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均势的出现，在客观上削弱了战争的危险性。所有这一切，促进了世界和平势头的上升。其次，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的自我调整，起到了缓和它们国内阶级矛盾的作用，促使革命形势有所低落。最后，7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的以布雷顿森林条约解体、美元与黄金脱钩、废除国家汇率制、允许资本在国际范围内自由流动等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改革，以发展金融、高科技等服务业而减少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为主要内容的产业结构调整，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从发达国家引进外资和先进设备的历史机遇，同时也加剧了它们同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领域的博弈。所有这一切，增强了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的呼声。正是从这个实际出发，邓小平作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两个主要问题的论断。他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87]根据邓小平的这个论断，我们党把和平与发展陆续概括为当今时代的两大问题、两大主题、两大课题和时代特征。
我们党改革开放后对时代特征的新判定，是否意味着对时代性质的看法也跟着发生变化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对此，只要看看以下事实就清楚了。
第一，我们党的正式文件及领导人讲话虽然没有直接说过当今仍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或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党改变了马克思列宁对时代性质的论断。例如，邓小平在1979年说过：“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88]1989年他又说：“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总是欺侮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常干预这些国家为摆脱控制、发展经济、争取政治独立与自主所作的努力。”[89]“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90]如果说今天不是帝国主义时代而是什么和平与发展时代，怎么还会有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呢？
第二，我国随着全方位外交的展开，在公开场合很少再使用帝国主义的概念，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党改变了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历史决议》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所得出的十条经验中，关于对外关系仍然强调：“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91]邓小平说：“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92]他还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宣布制裁中国，他们这一套是“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93]这里说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显然指的就是帝国主义。我们党此后历次代表大会报告中讲到要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干涉主义，实际上也都是讲要反对帝国主义。
第三，战争和革命已不是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党改变了对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看法。只要翻阅邓小平著作就会看到，他总是提醒我们对帝国主义发动战争要保持警惕，要通过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来维护世界和平。他指出：“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94]“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95]现在，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一般不再像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胜利初期那样，采取直接的军事干涉的方式，但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和挑衅，以及对发展中国家政权的武力颠覆，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谁都明白，今天中东的战乱，东海、南海、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根源究竟来自哪里。西方特别是美国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加强海外军事基地建设，加紧研制和部署新式武器，扩大北约势力范围，打造亚洲版的“北约”，所有这些不是为发动战争做准备或进行战争讹诈，又是为了什么呢？邓小平早在1990年就说过：“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96]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不断强调要加强军事斗争的准备，显然也是从战争危险依然存在这一事实出发的。
第四，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武装侵略的一面有所收敛，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党改变了对它们颠覆、分裂社会主义国家的警惕。“八九”风波之后，陈云曾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没有过时，“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97]时隔八天，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也指出：资本主义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现在搞和平演变。他还说过：“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98]可见，我们在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绝不能放松对帝国主义通过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等手段进行渗透、分裂、颠覆活动的警惕。
第五，自从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低潮，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失去了信心。革命低潮不等于革命终结。事实一再说明，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在继续发展。首先，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仍然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仍然在不断壮大，至今已拥有近9000万名党员。除了中国，还有一些国家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除了中国共产党，还有100多个国家的130多个工人阶级政党、合计约1800多万名党员，在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其次，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虽然不如20世纪初期、中期那样高涨，但抗议资本家剥削的罢工、游行、示威遍布欧美，此起彼伏（例如，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打出“1%VS.99%”的标语，时间持续两个月之久）。最后，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实力的削弱，发展中国家反对发达国家经济侵略、政治干涉、文化渗透的斗争也在不断发展。这些动向加在一起，可以看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受住了考验，正在逐步走出低潮。回顾当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有过低潮，甚至有过多次低潮，但每次低潮过后都迎来了高潮，并最终取得了胜利。今天西方发达国家还可以依赖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用以缓和它们国内的阶级矛盾。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势必不断增强，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内阶级矛盾势必不断加剧。到一定时候，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同样会由低潮走向高潮。
邓小平在苏东剧变后说得好：“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99]
总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特征，没有改变也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总趋势，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性质。我们毫无疑问要继续坚持对时代特征的判定，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紧紧抓住和充分利用仍然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加紧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为赢得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必须保持对时代性质的清醒认识，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弄明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依据，才可能真正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提出“要把我们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同样是为了忽悠我们党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理想。这种说法的要害在于通过歪曲革命的含义，把革命与执政加以割裂和对立。常识告诉我们，“革命”这个词有多种含义，并不完全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革命”这个词，有时指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如革命精神；有时指某一领域出现的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如产业革命、科技革命；有时指重大体制、机制上的变革，如说改革也是革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相对于既有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来说，更是具有革命意义的行动。组织和建设新的社会制度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同样也是革命。这是因为，资产阶级一旦夺取政权，其革命任务就完成了，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夺取政权仅是革命的第一步。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并解释说：“革命理想高于天。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100]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再次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101]他所说的革命，显然指的就是要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要不断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要把我们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说法之所以具有一定的迷惑性、欺骗性，原因在于它利用了我们党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否定。然而，那个理论中的“革命”，特指在无产阶级已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后，仍然要进行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这种“继续革命”的理论当然是错误的，应当否定，而且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经被否定。但我们同时应当看到，否定这种特定含义的“继续革命”，并不意味着否定了本来意义的继续革命。对此，《历史决议》曾用很大篇幅作过专门论述。它指出：“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102]可见，我们党从来没有因为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就认为革命的任务完成了，不再需要继续进行革命了。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有一段话，说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能不能从这段话中推导出我们党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不再需要革命了呢？照样不能。首先，说掌握全国政权也好，领导国家建设也好，这对我们党来说都是新阶段的革命任务。就在那句话后面，十六大报告接着指出：“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认真研究和解决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使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如果说党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再革命了，那“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指的又是什么呢？其次，政党本身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任务是带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如果说革命结束了，党本身岂不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只要党还存在，就说明革命任务并没有最后完成。最后，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在讲到加强军队全面建设时，都提到了军队的革命化建设，十八大报告还要求“持续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人民军队是由我们党领导的，如果军队仍然是革命军队，仍然要进行革命化建设，那么怎么能说领导它的党反而不是革命党了呢？这在逻辑上也说不通。尤其党的十九大报告，不仅延续了“革命军人”的提法，而且提出了“革命文化”的概念，指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如果说因为夺取了全国政权，解除了外部封锁，党就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一样了，用不着革命了，那为什么还要提“革命文化”呢？这也是难以解释的。
“告别革命论”以及要求“我们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主张，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上更是十分有害。它很容易造成把我们党的执政混同于资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后果，使我们党丢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革命传统、革命作风、革命精神，助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导致脱离人民群众，最终亡党亡国。近些年，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和党风中发生严重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腐败问题，与这种主张的散布不能说没有关系。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一再告诫：“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103]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中也引用陈云针对“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的观点所说的“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的话，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还不无针对性地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104]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时他又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牢记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105]他们的话都表明，我们党执政后仍然是要继续进行革命的。这个革命不是别的，就是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不懈奋斗。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中说，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这里说的时代性，笔者理解应当是指时代性质与时代特征的统一。就是说，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性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时代特征，共同构成了当今时代的内涵。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处在今天这个时代，仍然要讲政治讲原则，仍然要战斗要革命。至于说我们党现在究竟是革命党还是执政党？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准确的回答应当是：既是执政党又是革命党，是革命的执政党或执政的革命党。
5.运用关于对革命领袖的失误、错误要采取郑重态度以及要崇尚英雄、捍卫英雄的思想，批判污蔑、诋毁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和抹黑、丑化革命烈士、英模人物的种种谬论。
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之所以总是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对准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对准为革命胜利牺牲生命的烈士和为新中国建设做出贡献的英模人物，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否定了革命领袖、革命烈士、英模人物，也就否定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明确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106]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一五”讲话中引用了这段话，并紧接着指出：“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107]他反复强调：“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108]他还多次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109]
习近平总书记的以上论述，是我们正确看待革命领袖、革命烈士、英模人物的指导方针，也是我们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
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攻击、污蔑毛泽东的一个主要手法是抓住他晚年的缺点、错误大做文章。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并没有回避，而是从正面回应，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以此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荒谬，争取广大群众的认同。
对于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习总书记是这样分析的。他说：“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全面评价。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110]
对于应当怎样正确看待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习总书记也作了深入分析。他说：“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111]“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112]
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错误，是轻率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对此，《历史决议》指出了三条原因：第一是国家经济文化太落后，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第二是全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第三是毛泽东主观上急于求成，并且说，急于求成不止他一个，还有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对于急于求成，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曾作过分析，指出：“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113]上述分析也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把毛泽东晚年错误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晚年另一个严重错误是轻率发动“文化大革命”。对此，党中央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看法。邓小平在被誉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那篇重要讲话中指出：“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114]《历史决议》一方面指出，毛泽东同志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有主要责任；另一方面又指出，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历史决议》还指出，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115]
关于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历史决议》指出：“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116]
习总书记除了从正面分析如何看待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之外，更多的则是阐述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大会上，习总书记高度概括了毛泽东的功绩，说他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且“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及时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一道道极为复杂的难题，引导中国革命航船不断乘风破浪前进”[117]。
对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贡献，习总书记是这样说的：“毛泽东同志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他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118]
对于毛泽东思想，习总书记是这样说的：“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它培养的大批骨干，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119]
对于毛泽东的光辉一生及其历史地位，习总书记是这样评价的：“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他思想博大深邃、胸怀坦荡宽广，文韬武略兼备、领导艺术高超，心系人民群众、终生艰苦奋斗，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120]“毛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敬仰，而且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敬佩。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风范，将永远鼓舞我们继续前进。”[121]
针对历史虚无主义对革命烈士、民族英雄的种种污蔑，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号召全社会要铭记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形成崇尚英雄的良好氛围。他说：“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122]“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123]他还针对社会上一些不尊重英雄的现象指出：“不要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124]
习近平总书记这些充满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精神的论述，高屋建瓴、义正辞严。只要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鼓吹者对毛泽东和其他革命领袖、英模人物的种种攻击，放在这些论述面前，便会显出其色厉内荏、苍白无力的实质。这一事实再次说明，唯物史观是观察和认识历史问题的显微镜、放大镜，也是一面照妖镜，一切历史虚无主义的谬论在它面前都会原形毕露，丑态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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