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青少年： 社会变迁的产物

    （一） 青少年群体的形成

    青少年是社会变迁的产物。青少年这一概念并非自古就有，它是随社会发展、工业化进程与文明进步而形成的。现代意义上的青少年，始于19世纪的工业革命。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传统社会中，儿童直接成长为成年人，并不经过青少年这一阶段。在中世纪以及近代，底层阶级的儿童一旦能脱离母亲独立行动，他们便进入成人生活圈子里，与成人一起工作和娱乐。古埃及人、犹太人等常举行成人仪式，在我国古代也有类似成人仪式的典礼，至今在一些民族和原始部落仍保留着这种习俗。一经过成人仪式，儿童便跨入成年人的行列，获得在服饰、发型等方面社会赋予成年人的特权，而所谓的青少年期仅仅是一种传统仪式进行的时期，短至几个小时或几天，举行特殊的仪式之后儿童就成为了成年人。

    当代意义上青少年群体的形成主要与两大因素有关： 工业革命与义务教育的普及。

    18世纪发端于英国而后传播到世界各国的工业革命不仅是产业、经济的革命，也是社会生活的革命。它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结构、人际关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内容，极大地促进了大机器工业条件下的劳动分工。随着工业生产日益分化和专业化，新的工种和职业也不断出现，社会经济体系包含着需要高度专业技术的角色，这在客观上产生了社会需要，要求社会成员必须具备工业经济所需要的生产技能以及角色认知。从业人员只有接受专业人士的教导，接受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与训练，才能掌握特定的专业技能，才能胜任现代社会中的岗位要求。同时因为在工业实践中，大批没有文化的童工涌入工厂，资产阶级感到使用文盲、童工不如雇用有文化的工人合算，意识到实行初等教育的迫切需要和必要性。通过专门的学校教育培养孩子们成为合格的产业工人和技术人员成为现实的推动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现实的需要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和义务教育的普及。

    导致青少年群体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义务教育的普及。它使儿童青少年得以摆脱劳动生产，进入学校，成为专门读书的群体。虽然早在11、12世纪，在发达的城邦里就有了学校，但这些学校主要传授一些比较实用的知识，而且不针对普通百姓的孩子。15世纪后，这类学校逐步发展起来。可是在17世纪之前，西方的教育几乎完全被教会掌控，以传授神学为主。义务教育萌芽于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德国新教领袖马丁·路德为争取更多的人信仰新教，提倡广设学校，主张教育机构由公费设立，穷人的孩子也应当上学，而且政府具有强迫人民送他们的孩子入学的权力，马丁·路德由此被尊称为“国民教育之父”。但是马丁·路德当时提倡开办初等学校，其目的主要是宣传教义，使更多的人能够自己阅读圣经，并不具有普及教育的思想。与此同时，旧教为了对抗宗教改革并且保持自己过去的统治地位，也积极行动，采取多种方式与新教抗衡，其中之一便是创办许多普通学校，跟新教争夺教育权。为了使孩子们服从天主教和罗马教皇，他们采取修缮校舍、改善教学设备、注重体育以及免收学费等措施，这在某种意义上大大促进了学校的发展。

    最早从国家层面颁布义务教育法令、推行义务教育的是德国。1619年德意志魏玛邦国率先公布了“义务就学规定”，规定父母应当送6至12岁的男女儿童入学，否则政府将强迫其履行义务，这就是《义务就学法》的开端。1763年—1819年，德国先后三次制定法令推行义务教育。19世纪前期，英法等国政府也充分认识到学校教育的重要性，纷纷采取措施发展国民教育。英国在1880年通过了义务教育法令，法国则在1882年。美国在独立以后，学校很多还是由私人和教会开设，但为了巩固新成立联邦的统一，国家对于教育事业日益重视，很多州设立公立免费小学。1850年，各州几乎都已实行征税开办公立小学，但还没有实行强迫入学的义务教育制。1852年马萨诸塞州首先颁布义务教育法令，规定学龄儿童有被迫入学的义务。正是义务教育制度的全面推行，使得儿童得以脱离劳动生产，成为专职在校读书的群体。

    19世纪以来，各国统治者更加认识到国民素质的重要性，开始重视全体社会成员的教育。1880年英国颁布的法令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年龄为5—10岁，1899年提高到12岁。日本在1880年规定义务教育年限为3年，1899年延长到4年，到1903年4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率超过90%。法国1882年颁布的义务法规定所有6—13岁的儿童都进入小学接受7年的义务教育。这样一来，原先只有贵族、优越阶层的孩子才能享有的接受教育的特权和待遇变成了普及性教育。这种进入学校集中学习的教育方式形成了专门读书而不干其他事情的学生群体。

    到了20世纪，世界各国初等义务教育的年限不断延长。英国1918年规定义务教育延长到14岁，1944年规定义务教育的年龄为5—15岁，1972年又延长到16岁。日本1907年就把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到6年，1947年决定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为9年，1979年有94%的初中毕业生升入高级中学，实际上现在日本已经基本上普及了12年义务教育。法国在1936年规定延长义务教育至14岁，1959年戴高乐政府的教育法再延长义务教育至16岁。美国各州的义务教育并不一致，多数州为9年，少数州为12年。这样一来，不仅6—11岁的儿童进入学校读书，许多12—18岁的孩子也都进入了学校专门读书，形成了庞大的儿童青少年学生群体。在工业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在校儿童青少年的比例以及他们在校的时间与日俱增。1900年，在150万名17岁的人中，仅有10万人即不到7%完成中学教育，到1940年，完成12年教育的青少年增至50%。据1980年调查统计，世界上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义务教育。经济发达的国家，不仅普及小学教育，而且普及中等教育。学校也开始变成工厂，孩子们变成产品，他们被聚集在一起，以年龄分班，以班级为单位，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依相对统一的教材学习，统一考试，用统一的标准去测试孩子学习的好坏。这种工业式制造人才的方式使孩子接受到工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为社会提供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做储备，但也形成了一个脱离现实社会生活、专门读书不参与社会生产劳动、数量庞大、依附成人的特殊“群体”，即现代意义上的青少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青少年”概念本身就是社会变迁的产物。

    如果说西方在16世纪“发现了人”，在18世纪“发现了妇女”，在19世纪“发现了儿童”，那么可以说，在20世纪“发现了青少年”，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才相继开展对青少年的相关研究。1900年，瑞典学者埃伦·凯伊出版了《儿童与青年》，首次以青少年问题为主题，探讨了儿童福利、青少年的义务教育、儿童和青年的公民权利、青少年保护的立法以及亲子沟通与亲子关系等问题。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在心理学领域首先把对儿童专注的目光转向了青少年，于1904年出版名著《青春期： 它的心理学及与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性、犯罪、宗教和教育的关系》，把青少年研究纳入了发展心理学的范畴。在社会学领域，德国社会学K.曼海姆1928年发表《代问题》一文，首次把社会变迁引入到青少年研究中。（杨雄、苏萍，2009： 3）在人类学领域，玛格丽特·米德深入南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岛（Samoa），根据萨摩亚的田野研究资料，于1928年出版了《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探讨了正值青春期的萨摩亚少女的性和家庭风俗，批判美国社会对待青少年的方式。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教育学等学科在20世纪都开始关注青少年，且都是青少年问题取向的。到了21世纪，青少年问题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广泛的重视和关注，青少年事务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议题。

    （二） 青少年期的延长

    人类成长的动力来自于遗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但遗传与环境这两种力量在人生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个体生命早期，遗传的力量超越了环境，直接影响个体生理的成熟。无论文化、种族、语言、食物、玩具、衣物有多大的差别，所有人类婴儿都按一定的顺序、相似的速度成长，非洲纳米比亚的宝宝与美国旧金山的宝宝在差不多的年龄翻身、站立、走路、奔跑、说话。但是心理与社会特性则受社会文化的制约，自婴儿出生那一刻起，他就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并逐渐达成心理的诞生、思想观念的形成以及心智的成熟。人类行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几乎人所有的行为都是后天获得的，都受到大脑高级神经中枢支配。在传统社会中，环境与文化变化缓慢，或者几乎没有什么改变，那么孩子们只要沿袭传统，传承文化，学习相对固定的行为模式，便能安然成长，他们的行为和生活与其长辈如出一辙。但在科技高度发展、商品推陈出新、刺激丰富、选择多样的现代社会中，孩子们要学习的内容极为繁复，行为生活趋向多样，这种多元性、不确定性必将深刻影响孩子们的心智与行为。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转型，深刻改变了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无疑对其健康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青少年群体也出现了许多变化和新的特征。

    对青少年群体进行研究，首先非常有必要明确青少年这一概念的内涵、年龄界限以及基本特征。目前在学术研究和实际操作中都遇到青少年年龄界定的问题，少年、青少年、青年这些概念长期以来处于含混不清、年龄重叠、界限不明的状态。生理学、心理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学科对青少年年龄界定有不同的理解，特别是对青少年上限的划分差异颇大。青少年在英文中是“adolescence”，它源自拉丁文“adolescere”，其含义是“成长为成年人”。在人类个体一生的发展历程中，如果说童年期是人生发展的幼稚期，成年期是人生发展的成熟期，那么青少年期则是个体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渡期。

    生物学主要以身体发育、生理成熟为重要依据，认为青少年期的显著标志是生殖成熟，同时在生理机能的各个方面都迅速发展并达到成熟，如肌肉逐步发达，骨化逐渐完成，体力开始增强，各内脏器官功能增强、发展成熟，第二性特征开始发育，当生殖器官与性发育成熟后，即标志着青少年期的结束。心理学对于青少年的界定侧重心智成熟过程，认为青少年期是介于儿童与青年之间的一个相对心智不够成熟的时期。在心理学研究中，一般认为青少年期的年龄段大致为十二三岁至十七八岁，相当于包括初中和高中在内的整个中学阶段。在这一阶段，个体在生理成熟的基础上，认知、情感、个性、意志等一系列心理特质和心理机制逐步完善。社会学则以社会成熟为重要判断依据。社会学者把青少年期当做个体社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认为青少年期是从儿童期向成年期过渡的一个中间阶段，依赖他人的儿童成长为独立的、负责的成人。这一阶段的开始以青春期为标志，到社会承认的成熟标准为止，一般将结束学业和获得职业（经济上独立）、结婚（心理上的成人感）、成立家庭（有单独的住所，脱离对父母的依赖）列为社会成熟的三大主要标准。在社会学诸多研究中，青少年年龄常被界定为14—25岁。

    国际学术界用“adolescence”指10—18岁的狭义的青少年，而广义的青少年指15—24岁年龄段的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2年墨西哥圆桌会议上提出青少年包括14—34岁的年龄组人口。联合国在1995年提出的《到2000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中规定青年为15—24岁年龄组的人口，同时指出，“关于青年的定义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情况有波动而不断有所改变”。不同国际组织和国家地区对青少年或青年年龄的具体界定各有不同。如1998年针对美、英、德、法、俄、日等11国的第6次世界青年调查将青少年年龄界定为18—24岁，罗马尼亚国家宪法中明确规定14—30岁以内的人都是青少年，在巴西22岁就结束了青少年期，欧洲一些国家规定18岁以前不准喝酒精制品，18岁才能申领汽车驾驶执照，18岁以上的公民才能获得一切法律所规定的权利。

    我国学术界因对青少年内涵的理解不同，对青少年年龄也有不同的划分。《青年学》词典中把青少年界定为从儿童到中年期之间的全部阶段，即包括了少年和青年；心理学一般把初中和高中阶段，即12—18岁的中学生称为青少年；国家统计局在人口普查时把14—34岁的人群作为青年；港澳台地区则把10—24岁作为青年的年龄界限。一些社会学者则认为14岁以下称为“儿童”，14—24岁年龄段的人称为“青少年”。（杨雄、苏萍，2009：27）共青团在团章中规定“年龄在14周岁以上、28周岁以下的中国青年可以申请加入共青团，团员年满28周岁，如果没有担任团内职务，应该办理离团手续”；2008年五四青年节团中央发布消息，可享受半天放假的适用人群为14至28周岁的“青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会把研究工作分为： 青年与青年工作研究、少年与少年工作研究；下属的刊物也分别有《中国青年研究》、《少儿与少儿工作研究》。（莫晓春，2009）在具体实际操作层面，也遇到青少年年龄界定问题的困扰。在基层社区社会工作实务中，上海对于“三失”青少年服务对象的年龄上限规定为不超过25岁，但实际上服务对象已扩展到30岁。青少年年龄界定问题是青少年理论研究和开展青少年工作的基础性问题，如果没有相对统一、明确的界定和准确把握，就难以从根本上描述和解释青少年群体的特征，对于青少年服务也会带来难度和复杂化。那么到底应当如何来界定青少年呢？

    笔者认为，生理成熟、心理成熟和社会成熟都是对青少年进行界定的重要标准，但是生理、心理、社会成熟的年龄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当今中国社会经历了急剧转型，青少年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生活呈现出多元特点，青少年的生理、心理也产生了新的特点，并且表现出儿童与成年期之间的“依附期”延长的现实，因此对于青少年的界定也应当随着社会变迁作出相应的调整。

    首先，青少年年龄的下限因生理发育、成熟的年龄前倾化而导致前移。据我国20世纪80年代调查，男孩首次遗精的平均年龄是14.3岁，女孩月经初潮的平均年龄是13.01岁。北京京伦家庭科学中心1995年在北京市中学生中的调查显示，男生首次遗精的平均年龄为13.7岁，女生月经初潮的平均年龄是12.2岁(见1996年4月19日《中国青年报》)。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女孩青春期发育年龄平均为9.2岁，比30年前的12.5岁提早3.3岁2009年在桂林举行的中华儿科学会内分泌及遗传代谢病学组“2009金赛儿童成长发育学术论坛”上，中山一院儿科教研室主任杜敏联教授接受《羊城晚报》独家专访时透露的数据。。青春期的提前预示着生理变化所带来的心理上的冲击以及青春期的一些问题可能出现在更早的时候。进入初中阶段后，孩子的心理及行为都与小学阶段有了很大差异，且他们正处在青春期，因此笔者认为进行青少年研究时对年龄下限的规定应提前到12岁的初中学生比较合适。

    其次，学历期延长、结婚年龄延后呈现出心理成熟与社会成熟年龄的延迟态势，导致青少年期的年龄上限后移。在当今社会中，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劳动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知识化、信息化和网络化，使得社会对劳动者的生产技术和知识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青年人在进入职业社会前的准备和学习的时间越来越长，不仅要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还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接受高等教育，甚至继续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深造。那么26岁硕士毕业，29岁博士毕业，他们进入职业生活、结婚成家与自主自立年龄也随之被推迟到将近30岁。2011年11月3日，上海市统计局公布上海人口文化素质调查，据“六普”资料显示： 2010年上海市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55年，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为21892人，在全国主要城市中排在第4位，比2000年提高1.25年，年龄在15到59岁之间的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22年，比2000年提高0.98年。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更长，2005年美国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13.63年，日本达到12.9年。学龄期延长的同时，结婚的年龄滞后，上海市民政局发布的2008年婚姻登记情况数据，上海市居民平均结婚登记年龄为男性32岁，女性29.6岁。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由于个体生理成熟前倾、心理社会成熟滞后，“延迟偿付”趋势加剧，青少年期愈来愈长，因此非常有必要对青少年的年龄界限做适时调整。从研究青少年成长危机与社会管理的视角来看，对于青少年年龄的下限可以从小学毕业进入初中的中学生开始，一般年龄在12岁左右。鉴于当前出现的青年问题，如失业、御宅一族、药物依赖等问题的现实状况，依据青少年的依附性、不成熟、不独立的特点，认为青少年年龄的上限可扩展到30岁。因此，本书所探讨的青少年年龄界定为12—30岁。

    （三） 青少年心理社会发展焦点

    青少年期常被称做问题期，这是因为青少年期是“生理、心理、社会”三股成长力量汇聚、交融、碰撞最激烈的时期。青春期不仅意味着生理的发育与成熟，还潜藏着一个重大转折，即从生物体验转向个人和社会性体验。青春期以前，遗传成熟主宰着个体的成长，我们可以预测其生长方向，了解其成长的阶段，知晓其行为特征。可是青春期到来后，生理发育成熟后，心理及社会环境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就占据上风，超越了遗传作用，人的行为也越来越受到“心灵”的控制。换言之，随着人生理发育的成熟，躯体渐渐变得渺小，而心灵则变得重要而强大。

    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1964）提出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焦点是：“对自我同一性的探索”，并最终确立自我同一性。埃里克森著名的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指出，人的发展是持续一生的过程，他把人从出生到死亡分为八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主要的心理发展任务，或者称为危机。危机的解决有两种方式： 积极方式与消极方式。如果个体以积极的方式度过了危机、解决了问题，他就获得了一种美德，增强了自我的力量；如果个体以消极方式度过这个阶段，则危机没有解决，问题也不会消失，而是遗留到下个阶段。事实上，发展在呈现出阶段性的同时，也具有连续性，八个阶段并不是割裂的，前面阶段是后面阶段发展的基础。青春期所处的是第5个时期，经过前面4个时期的发展，儿童获得了基本信任感、自主感、主动感，并相信自己能够通过勤奋感掌握成年社会所需要的许多技能，接下来要面临的危机是同一性角色混乱（12—20岁）。在这个阶段中，青少年需要建立起从自己和其他有影响的人物的生活经历中挑选出来的、使个人满意的、可靠的和有弹性的自我结构，保持自己发展中的人格和职业、家庭需要、社会需要与这些变化中的社会现实两者之间的平衡。尽管社会和个性并非一成不变，但仍然有必要保持一种强烈的相同感和连续感。青少年在此期间必须仔细思考全部积累起来的有关他们自己及社会的知识，最后致力于某一生活策略。他们一旦这样做，就获得了同一性，长大成人了。但如果建立这样一个强大的又有回旋余地的自我的努力失败了，会导致同一性扩散，延迟确立、实现职业与个人的目标，并且退避到童年期的幻想和行为中去。

    埃里克森认为，青少年犯罪和精神疾病等情况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能够解决心理社会危机。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这个青少年阶段是一个寻找同一性的时期，而不是具有同一性的时期。埃里克森把这个时期称为心理社会的合法延缓期，用以说明青年期和成年期的间隔。自我同一性的感觉是一种不断增长的信念，一种一个人在过去经验中形成的内在恒常性和同一感（心理上的自我）。如果青少年在这个阶段中获得了积极的同一性而不是角色混乱或消极的同一性，他们就会形成忠诚的美德。埃里克森把忠诚描述为“使忠诚得到持久和保证的能力，尽管不可避免地存在价值体系的各种矛盾”。自我同一性是一个人的自我疆界之一，与自我同一性相对立的概念是同一性混乱，表现为在重新认识自我、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过程中产生自我意识的混乱，突出表现为情感障碍。只有坚实的内在同一性才标志着青年过程的结束，而且是进一步成熟的一个必要条件。

    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哈维格斯特在总结前人有关发展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综合适应发展理论。哈维格斯特认为人类不是天生就有一种能指引我们生活的本能，要在人类社会中顺利生活，个体就必须学会自我学习、探索，这种学习伴随人的一生。他列出了人生发展的六个阶段，并提出了每个阶段明确、具体的发展任务。青少年期（12—21岁）的发展任务主要是： 青少年的同龄群体、独立性发展和人生观的发展，即接受个人的体型和性别角色；与年龄相近的异性和同性建立新的关系；情绪上不再依赖父母和其他成人；树立经济上独立的自信态度；选择职业并做好就业准备；发展行使公民权利所需的知识、技能和观念；发展对社会负责的行为；准备适应婚姻和家庭生活；将自我价值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总之，青少年是人生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是西方文明中最受重视的生命期，是从儿童向成年过渡的时期，是心智逐渐成熟、能够担当社会角色的转折期。正因为处于过渡阶段，要达成生理、心理、社会的成熟，青少年这个时期也成了人生历程中最容易产生困惑的时期，极易导致各种问题，产生危机。

    二、 凸现危机： 20世纪青少年发展危机

    20世纪60年代是二次大战后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西方有“漫长的60年代”之说。用漫长来形容并非因为十年的跨越，更主要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给战后世界带来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当时西方社会正处在一个经济空前繁荣的时期，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富足，但是却相继爆发了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青年反传统的浪潮，形成了反传统的青年亚文化。即便今天我们步入21世纪，仍无法漠视60年代西方青年运动与浪潮，仍然值得我们关注以及深刻的反思。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色彩斑斓、激情与动荡并存的时代，青年以其独特的方式、张扬的个性，呐喊着登上了历史舞台。青年不再被忽略，而是吸引了诸多学者的目光，他们积极关注并研究青年问题，探索青年发展之路。

    （一） 美国的嬉皮士运动

    嬉皮士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种反传统文化运动。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自二战以来最为深刻、严肃的历史时期，虽然物质生活丰富，但青年人却表现出极大的迷惘和传统信仰的缺失，并与年轻人特有的激情与社会责任感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在摇滚乐的催化下，年轻人开始融合在这个矛盾中，并最终形成了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嬉皮士运动。

    “嬉皮”（“Hippie”）来源于“Hipster”，指流传在40年代的爵士音乐迷，因其自由自在的音乐形式和打扮得到嬉皮士们的追随并沿用了他们的名称。在20世纪早期，嬉皮士的生活作风和观念已经在欧洲尤其德国（“前嬉皮士”ProtoHippie）产生了。在20世纪中期，嬉皮文化观念开始流传于美国的各大城市，尤其是纽约和旧金山的艺术人士和年轻人中间。最初只是艺术思想界少数人情投意合的小型聚会，后来经过流行音乐宣传以及聚会等形式，最后形成了对美国和西欧主流文化产生巨大冲击的亚文化。嬉皮文化反对传统文化对个性的束缚，尤其是以基督—犹太教文化为主流的美国中产阶级文化；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下泛滥的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否定现有社会制度；反对战争；提倡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崇尚自由恋爱和无拘束的性自由、性开放，追求迷幻。嬉皮士们的服饰有着鲜明的特征，他们留着长发，穿着图案抽象的彩色服饰，这种衣服被称为“扎染”，浓重的色彩很流行，因为它们反映了嬉皮士追求的“迷幻”体验，并以此与尔虞我诈的社会现实针锋相对。嬉皮士们还时常共同生活，吸食非法毒品，特别是大麻。随着嬉皮士在世界各地漫游，“嬉皮士运动”以美国旧金山的松树岭地区为中心，以势不可挡的威力席卷欧美，对欧美的文化形态及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他们群居、性解放、吸毒的习惯，导致性卫生问题的出现以及非法吸食毒品的文化在工业化国家泛滥成灾。至今，当提到嬉皮士，人们马上想到的是乱交、吸毒、逆反、颓废等贬义词，但实质上却反映了当时一部分青年人对资本主义主流文化的反抗与叛逆，只不过他们是以一种不容于主流社会的独特生活方式来表达的。美国历史学家西奥多·罗扎克在其《一种反主流文化的形成》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反文化”的概念，以此来阐释青年人对主流文化的反叛或背离。

    （二） 法国的五月风暴

    1968年5月，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吞噬了法国，它不仅在极短的时间内席卷法国的各所大学，而且迅速扩大到工人阶级，引发了全国性大罢工，并最终导致国会改选、戴高乐下台。五月风暴起因于巴黎大学南泰尔分院的学生，他们要求改革学校的教育制度。5月3日，为抗议大学当局开除学生运动领导人，巴黎大学学生罢课并占领了大学校舍。警察封闭了南泰尔分院，驱散了巴黎大学的群众集会。为抗议警察的暴行，在巴黎，学生筑起街垒同警察对峙。5月中旬运动进入高潮，工人举行罢工，声援学生的斗争。5月13日，学生、工人联合举行总罢课总罢工，巴黎20多万人涌上街头，高呼反政府口号，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学生占领学校，工人占领工厂，水陆空交通停顿，工厂停工，商店关门，整个巴黎陷入瘫痪。罢课罢工还席卷了法国90多个省，随着千百万工人、群众逐步加入运动，各地交通、通讯和生产中断，经济生活陷入混乱。５月３０日，戴高乐宣布解散议会并重新选举，支持政府的群众当天在巴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援政府，随后各地风潮逐渐平息。

    这场由青年主导发起的社会运动产生的原因令人困惑，因为当时的法国处在经济空前的繁荣期，法国人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20世纪50年代欧洲经济共同体削减关税，扩大市场，令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出口国，人民生活水平与1950年相比提高了两倍多，国内生产总值从1958年的2447亿法郎上升到1967年的5150亿法郎。（王维倩，2010）60年代中期法国货币坚挺，绝对贫困问题已得到解决，福利国家的财富再分配体系使工人的待遇得到了全面改善。学生和工人竟会在法国如此繁荣的情况下起来革命，戴高乐为此愤愤不平。总理蓬皮杜在回忆1968年5月28日见到戴高乐的情景时说：“我走的时候并不了解将军是何等疲乏，何等气馁。他不明白在经济重新蓬勃发展、各方面的形势都得到好转的繁荣昌盛的法国，竟然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失望情绪和突如其来要求变革的愿望。”（乔治·蓬皮杜，1984： 160）然而，在“经济繁荣、政治安定”的表象之下，法国实则面临着一场文化信仰危机，在物质丰裕中长大的青年人对社会有了更高、更多的精神层面的诉求。

    处于战后重建“光辉30年”中的法国之所以会爆发如此规模宏大的社会运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庞大的青年大学生群体。二次大战后，出现“生育高峰”，法国人口剧增，到了60年代中期，这一群出生于1944年到1950年之间、从未经历过饥饿与贫困的青少年已经长大，但他们没有像原本那样去工作，而是经过层层选拔奔向大学。原本只为少数出身优越阶层的青年而设立的大学开始扩招，高等教育普及到广大的青年群众中，来自社会各阶层的青年都进入了大学，导致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学生群体变得非常庞大，大学生人数从1958年的20万增加到1967年的51.4万。在格勒诺布尔，学生人数从1952年的3800人增加到16000人以上。在卡恩，1939年以来学生人数增加了10倍。然而，大学教育却没有随社会变迁和现实情况做出及时的调整和改革，仍然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教育管理模式、极其严格的考试制度等，令学生感到扼杀个性和不自由。另外一个原因是性的禁锢。正值青春年少的大学生们纷纷在大学里开展“爱的运动”，反对教育部对男女生交往的一些禁锢条例。1967年春，南泰尔学院还因男女生出入宿舍问题发生了骚乱，甚至蔓延到全国。

    20世纪60年代青年们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戴高乐的执政思路完全不对路，政府关心的并不是青年们所热衷的，而年轻人所追求的又是政府所禁锢和批判的，这种错位使得法国青年知识分子发起了这场社会运动。虽然为时只有一个月左右，却给法国和欧洲带来了深远影响，史称“五月风暴”。“五月风暴”之后，一切再也不像从前了。

    （三） 英国的文化革命

    60年代的英国也同样诞生了反叛的青年亚文化，核心与美国一样也是摩托车、摇摆舞、摇滚乐、毒品和性，同样是发生在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的时期。尽管英国已经丧失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但它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社会服务等方面仍然实现了现代化。1955年至1969年，英国工人的平均收入增长了130%，一些以往属于高消费的商品如汽车、电视机等拥有量大增。（王维倩，2010）在远离了经济大萧条之后，却滋生出了不满，青年人开始鄙视和抛弃保守的制度、传统的文化及道德准则，认为它们过于狭隘，缺乏冒险精神。青年人以反叛、愤怒、摇滚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和抗议，追求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享乐主义。“披头士”和“滚石”成为英国青年崇拜的偶像，彻底打破了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一直主宰英国的道德准则，“温文尔雅”、“循规蹈矩”的绅士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被放浪不羁、放纵自我所取代。

    从1967年开始，英国的大学生不断开展示威、游行等学生运动，到了1968年，反对美国侵略越南战争的运动和学生运动相结合，加上法国“五月风暴”推波助澜，使英国学生运动发展到了高峰。

    （四） 德国的青年学生运动

    随着“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功运行，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末的“经济奇迹”后，60年代联邦德国经济重新崛起。在“黄金年代”里，市场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已超越个体生存所需，第一次实现了完全就业。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实际工资取得如此快的增长。大众传媒的兴起提供了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信息的途径，年轻人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可供自由支配的金钱和空闲时间。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年轻人生活在一个经济繁荣、物质富足的安康时代，然而同样在20世纪60年代爆发了大规模学生运动。

    从60年代起，联邦德国以“机遇平等”和“教育作为公民权”为口号，开始推行扩张性教育政策。扩张不仅体现在学生数量的增多，也体现在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得以接受高等教育，大学生数量不断增多。在19至25岁年龄段的公民中，大学生比例从1965年的6.6％升至1970年的9.5％。大学求学阶段为年轻人提供了独立思考的时间和氛围，借助于教育机构的扩张，青年学生开始成为颇有影响力的社会群体。青年，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年学生，成为推动社会变迁的先锋。1965年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不断升级，越战对年轻一代的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青年人开始质疑西方的价值观，对生活感到颓丧，反战情绪与吸食大麻和摇滚音乐同时兴起，为了追求政治和文化的自由，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年学生在60年代掀起了政治抗议和反主流文化的浪潮。

    综上所述，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各国发生的学生运动以及对抗传统主流文化而形成的青年亚文化，是广大青年的一次集体亮相，是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抗争。究其社会背景有三个特点： 一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高科技产品推陈出新、商品富足、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二是高等教育扩招，更多的青少年为了获得某种知识和资格证书接受更高的教育，形成了更为庞大的青少年群体；三是青少年普遍地更长时间脱离现实社会，与之前相比要花费更长时间来度过进入职业社会前的准备阶段，使得青少年依附期愈来愈长。60年代这次文化革命的表达方式是“问题式的”，表现为颓丧、毒品、性、享乐主义，以致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问题成为青年健康发展的困境和危机，并对此后更广泛的青年生活方式和理想方面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三、 聚焦全球： 21世纪青少年发展议题

    20世纪60年代波澜壮阔的学潮之后，70年代显得相对沉寂，但80年代世界各地的青年又表现出了新的问题与新的特征，从“左”转向“右”。60年代末的年轻人曾经慷慨激昂地指责过度消费、社会浪费成风，也曾经为保护环境而开展斗争，他们抗议官僚主义的泛滥，表达了对第三世界的同情，反对战争。但此后青年人一并转右了，他们不再对政治和社会感兴趣，而是热衷于体育娱乐、游山玩水、尽情消费、尽情玩乐，他们的关注点全部转移到自己身上，利己主义倾向严重，自我中心主义色彩强烈。他们并不试图为社会的改革发挥能量，他们的热情全用于满足眼前的自我表现和享受现实。

    （一） 美国青年从嬉皮士转向了雅皮士（Yuppies）

    雅皮士这个词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是根据嬉皮士（Hippies）仿造的一个新词，“young urban professional”的缩写，指那些受过高等教育、住在大城市、从事有专业技术含量工作而且生活很富裕的年轻人。雅皮士们事业成功，踌躇满志，恃才傲物，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与嬉皮士们不同，雅皮士们没有颓废情绪，不关心政治与社会问题，只关心赚钱，追求舒适的生活。他们去高档的餐厅，喝上等的酒，穿名牌的衣服，用顶级的化妆品，开豪华的轿车，衣食住行一律崇尚名牌，对奢华物品、高级享受的追求热情十足，追求物质与享乐。

    （二） 日本出现了“新人类”

    出生在日本经济起飞的年轻一代，一改传统日本人对工作的执著、热情与进取，转变为安于现状、失去奋斗目标、贪图安逸的生活、热衷于旅游、消费和享受、强调个性、追求时髦的安逸派。千石保在《日本的“新人类”——当代日本青年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趋向》一书的中文版序中这样描述：“在日本这块土地上，出现了人们尚不知应如何去加以理解的这么一批人。这就是所谓的‘新人类’。在享受这个社会为他们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时，他们表现出非凡的才能。但是，对这个社会还应承担的责任，他们全然不知。他们理所当然地拥有着、享受着今天这个凝结着上一辈人的血和汗的富裕、自由、平等的社会。”（千石保，1989： 3）

    “忠实于自己而生活”、“我对自己有着义务”，成为日本年轻人生活的信条。他们按自己的喜好生活，个人之外的一切可以漠不关心。在物质生活方面，少有节俭的“传统”，而是完全从个人的欲望出发，见到好玩的就玩，见到喜欢的东西就买，什么时髦就追什么。“新人类”对学习不感兴趣，他们很少认真看书，即使读书也大都是看一些轻松、娱乐和享受方面的书籍，而很少对介绍各种科学的书籍感兴趣。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使得这一代年轻人的注意力大部分放在时装、旅游和成人玩具（如各种电子宠物、恋爱手机）方面。更有一些年轻人，精神颓废，追求刺激和怪诞，甚至纹身刺青，穿奇装异服，留怪异发型。

    （三） “NEET”现象

    “NEET”一词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是“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ning”的缩写，指既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在学校里上学读书，更没有去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必须依靠家人为生的青年人。英国政府2009年8月公布的一项统计数字显示，16—24岁的年轻人中NEET人数达到了96万人，创出历史新高，即有16%的青少年待在家里，依靠老年父母生活，而且有超过10%的年轻人在考虑是否也加入这个行列。日本也是NEET现象较为严重的国家。2004年9月日本政府公布的《劳动经济白皮书》首次披露了日本NEET族的人数，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3年日本共有NEET族52万人。日本的NEET与英国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在英国NEET族主要存在于16—18岁年龄段（占总数的10%），而且大部分NEET族的受教育程度都不高。但在日本即便是高学历群体中也有NEET族存在。

    在法国，这一群体被称为“袋鼠族”，最早出现在1998年法国的《快报》上，比喻大学毕业后到了就业年龄，却以薪金太少为由躲避工作，仍旧依赖父母生活的年轻人。据报道，当时法国青年失业者中有80%依赖父母维持生计，于是文章作者就把那种在腹袋中吮奶、生长6个月至一年后才能独立的袋鼠的特点转到了不愿长大的年轻人身上。

    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家庭中也出现了大量的“袋鼠族”。因为择业的“高不成低不就”，有的年轻人30岁就已失业在家，或者不想工作，靠父母供养度日，在父母的“育儿袋”中安享太平，这些人也被称为“啃老族”、“傍老族”。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公布的一组调查数据表明： 目前我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着“老养小”的现象，有30%左右的青年人被父母供养着。上海的一项家庭调查显示，将近85%的不在读未婚子女，仍需父母支出部分乃至全部生活费；湖南失业人群的年轻化也愈演愈烈，30岁以下的失业者占失业总人数的41%；广东新增加的失业青年数量竟超过了下岗人员，他们无稳定收入，大多靠父母的经济支持维持生活。

    （四） 吸毒、犯罪与自杀

    欧盟每年都会出现约3.05万名15到24岁的青少年死亡。年轻人中香烟、毒品和含酒精饮料消费的增加是最令人担忧的，有50%—80%的15岁的年轻人承认曾吸过烟，1998年，超过五分之一这一年龄的年轻人吸烟已是家常便饭。除了比利时、葡萄牙和爱尔兰之外，欧盟其他国家的女孩吸烟率居高不下。各国青年人中吸食大麻的人从4%到41%不等，最多的是英国，高达41%；最少的是葡萄牙，为3.8%。英国青年的情况比较糟糕，他们消费大麻在整个欧洲占41%，安非他命占13%，此外，青少年怀孕者中，英国人占大多数，15—19岁青少年女性的生育率为22.9%，20—24岁做母亲的占74.8%。一个令欧洲各国极其担忧的问题是年轻人的自杀问题，每10个早亡青少年中就有1名是自杀者。欧洲14%的自杀者是15—24岁的青少年。失业和彷徨造成了青年人不筹划未来，不能以正确的方向、意图和愿望行事。这造成了青年人的忧虑，而这种忧虑可能会导致抑郁、吸毒，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自杀。自杀率最高的是芬兰，每10万名年轻人中，就有37个男青年和8.4个女青年自杀。（王萌，2004）

    （五） 失业

    青少年是人生中这样一个时期： 必须学到技能，取得社会经验，以便在成年后有能力获得工作和报酬。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进入成年时期最关键的就是获得工作，特别是那些能够发挥他在家庭和学校中培养起来的技能、兴趣和潜力的职业。有了工作，青少年便能脱离父母自主谋生、结婚成家，得到相当的收入以满足衣食住行的需要，还可以自由参加喜爱的社会文化娱乐活动。然而在全世界各国，在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里，都出现了青年失业人数剧增的趋势。不管是否受过教育，是否掌握一定的技能，也不管是城市青年还是农村青年。

    1985年，联合国将失业青年界定为年龄在15—24周岁之间，有劳动能力和工作意愿，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工作或没有找到工作的人群。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青年失业问题日益严峻，青年失业人数稳步攀升。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2004年《全球就业趋势》（2004“Global Employment Trends”）报告指出，2003年全球青年失业人数达8800万人，比1993年增长26.8%，青年失业率从1993年的11.7%上升到2003年的历史最高点14.4%，占全球总失业人口的47%。为数众多且日渐增长的青年失业群体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其中以非洲的中东部和北部的青年失业率最高，达25.6%，撒哈拉以南地区为21%，亚洲最低为7%，发达国家为13.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出版的2004年《经合组织就业展望》（2004“OECD Employment Outlook”）指出，2003年欧洲发达国家中有5个国家（西班牙、土耳其、意大利、芬兰和希腊）的青年失业率超过20%；转型国家如波兰的青年失业率高达43%，斯洛伐克也高至33.1%。（毕先萍，2004）

    从总体上看，青年失业率要高于成人，并且青年失业率的变动比成人更为剧烈，青年失业呈现出“主动性失业”或称“自愿性失业”的特点，特别是高学历失业。高学历青年对工作的期望值较高，如果达不到他们的要求，他们宁愿放弃工作。Martin Rama（1999）根据1995年斯里兰卡就业调查中每个劳动力的特征，检验了关于青年失业原因的很多假说。研究表明： 在农业部门和出口加工领域有大量空缺岗位的同时，却有10000人在争夺政府邮电通讯机构的300个岗位。这证实了大多数高学历失业者是在等待“好的”工作，对可以得到的“坏的”工作不感兴趣，高学历青年失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愿失业。

    低学历青年则存在不少求职障碍。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接受教育的程度与培训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成正比。因此学历越高，接受的培训越多，意味着其能力越强，越能创造额外的价值，那么雇主就倾向于以正规学历和教育程度来录用求职者，因此青年的受教育水平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就业概率。对于低学历青年来说，受教育水平限制了他们求职的范围以及职业地位的高低。

    （六） 21世纪青少年发展主题

    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的青少年发展问题引起联合国的极大关注和重视。1995年联合国通过的《到2000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制定了到2000年及其以后的世界青年政策，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关于青年问题的第一个全面系统的纲领性国际文献，它以参与、发展、和平为总主题，深刻地指出了世界范围内青年问题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及症结所在，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世界青年领域的实际状况，为改善青年人境况的国家行动和国际支持提供了政策框架和切实可行的指导方针。不仅对青年领域，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发展都将会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行动纲领》明确提出了十大问题与发展主题：

    教育问题——要提高青年人，尤其是女性青年和处境困难的特定青年群体的基础教育、技能培训和识字水平；制定或加强教育青年人了解其社会和其他社会及全世界文化遗产的方案；在青年中树立相互尊重和了解以及和平、团结和容忍的理想；建立或加强适应目前和未来就业条件的职业和技术培训；促进人权教育；开展国际合作，制定企业培训方案；鼓励加强培训青工和青年领导人的基础设施建设。

    就业问题——各国政府应鼓励和支持实施合作社计划，设立青年开发银行，帮助青年人创造各种自营职业的机会；酌情在指定青年就业机会的经费范围内，划拨资源为处于特定困难的青年群体提供就业机会；建议尚未执行青年自愿服务方案的国家政府，提倡青年参与自愿服务；在一些因技术创新而迅速演变的领域，加强培训机构与高技术产业中青年雇员间的合作，为青年人创造就业机会，以满足技术变革造成的需要。

    饥饿与贫穷问题——加强农村地区的文化教育服务，使耕作更有收益和农业地区社会更具吸引力；各国政府应制定改善农业生产和销售方法的青年培训方案，为青年人提供能赚取收入的技能培训；鼓励青年志愿组织在各国农村发展计划下，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执行改善和维持农村及城市环境的项目。

    健康问题——各国政府应制定或增订国家行动计划或方案，提供基本保健服务；宣传健康生活方式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积极发展卫生教育；促进保健服务，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并制定有关这些领域的教育方案；防止青年因卫生习惯不良而生病；考虑各国政府在国际级别上加强合作，消除对青年人的性虐待；防止青年人营养不良。

    环境问题——学校课程应将环境教育纳入教育和培训方案；促进国际社会向青年传播关于环境问题的信息，并促进青年利用无害环境的技术；加强青年参加环境的保护、保存和改善工作；加强媒体向青年大众广泛传播环境问题的作用。

    药物滥用问题——青年组织和青年应积极参加为青年人制定减少需求的方案；培训医学院学生和医务辅助学生明智使用含有麻醉药物或精神药物的药剂；加强对滥用药物或依赖药物的青年人以及年轻的酗酒者和烟草使用者的治疗和康复；刑事司法和监狱系统中对滥用药物和依赖药物的青年犯罪嫌疑人和罪犯应予以特别照顾。

    少年犯罪问题——各国政府要优先关注少年违法和少年犯罪的各种问题，应特别注意预防政策和方案；各国政府应制定支助性社会政策，通过青年组织和社区的参与，在法律框架内促进社会结构的发展；预防措施应正视犯罪的根本原因，向那些有犯罪历史的人提供改造方案和服务。

    闲暇活动问题——各国政府应将闲暇活动作为青年政策和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将闲暇活动置于优先地位作为教育方案的要素；将闲暇活动纳入城市规划和农村发展方案；鼓励新闻媒体增进青年了解和认识社会融合的所有方面。

    女孩和青年妇女问题——应采取行动，在平等的基础上消除对女孩和青年妇女的歧视；应提供一个框架，确保女孩和青年妇女享有普遍和平等的机会接受和完成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提倡消除在粮食分配和营养方面对女孩和青年妇女歧视的法律和实践；鼓励青年妇女有获得一切就业的平等机会；各国政府加强国际合作，保护女孩和青年妇女免受一切形式的暴力。

    青年参与社会生活和决策问题——增加青年获得信息的途径；鼓励和提倡青年团体的活动；考虑青年的贡献、发展和增加各种机会；鼓励青年组织之间加强交流与合作；邀请各国政府促使青年人进一步参加国际论坛，参加方法包括考虑在其本国出席大会的代表团中列入青年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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