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校园

    一颗蒲公英小小的种子，被草地上那个小女孩轻轻一吹，神奇地落在这里便不再动了--这也许竟是夙缘。已经变得十分遥远的那个8月末的午夜，车子在黑幽幽的校园里林丛中旋转终于停住的时候，我认定那是一生中最神圣的一个夜晚：命运安排我选择了燕园一片土。

    燕园的美丽是大家都这么说的，湖光塔影和青春的憧憬联系在一起，益发充满了诗意的情趣。每个北大学生都会有和这个校园相联系的梦和记忆。尽管它因人而异，而且也并非一味的幸福欢愉，会有辛酸烦苦，也会有无可补偿的遗憾和愧疚。

    我的校园是永远的。因偶然的机缘而落脚于此，终于造成决定一生命运的契机。青年时代未免有点虚幻和夸张的抱负，由于那个开始显得美丽、后来愈来愈显得严峻的时代，而变得实际起来。热情受到冷却，幻想落于地面，一个激情而有些飘浮的青年人，终于在这里开始了实在的人生。匆匆五个寒暑的学生生活，如今确实变得遥远了，但师长那些各具风采但又同样严格的治学精神影响下的学业精进，那些由包括不同民族和不同国籍同学组成的存在着差异又充满了友爱精神的班级集体，以及战烟消失后渴望和平建设的要求促使下向科学进军的总体时代氛围，给当日的校园镀上一层光环。友谊的真醇、知识的切磋、严肃的思考、轻松的郊游，甚至失魂落魄的考试，均因它的不曾虚度而始终留下充实的记忆。

    燕园其实不大，未名湖不过一勺水。水边一塔，并不可登；水中一岛，绕岛仅可百余步；另有楼台百十座，仅此而已。但这小小校园却让所有在这里住过的人终生梦绕魂牵。其实北大人说到校园，潜意识中并不单指眼下的西郊燕园，他们大都无意间扩展了北大特有的校园的观念：从未名湖到红楼，从蔡元培先生铜像到民主广场。或者说，北大人的校园观念既是现实的存在，也是历史的和精神的存在。在北大人的心目中，校园既具体又抽象，他们似乎更乐于承认象征性的校园的精魂。

    我同样拥有精神上的一座校园。我的校园回忆包蕴了一段不平常的记忆。时代曾给予我们那一代青年以特殊的际遇，及今思来，可说是痛苦多于欢愉。我们曾有个充满期待也充满困惑的春天。一个预示着解放的早春降临了，万物因严冬的解冻而萌动。北大校园内传染着悄悄的激动，年青的心预感于富有历史性转折时期的可能到来而不安和兴奋。白天连着夜晚，关于中国前途和命运、关于人民的民主和自由的辩论，在课堂、在宿舍、在湖滨，也在大、小膳厅、广场上激烈地进行。

    这里有向着习惯思维和因袭势力的勇敢抗争。那些富有历史预见和进取的思想，在那个迷蒙的时刻发出了动人的微光。作为时代的骄傲，它体现北大师生最敏感、也最有锐气的品质。与此同时，观念的束缚、疑惧的心态、处于矛盾的两难境地的彷徨，更有年轻的心因沉重的负荷而暗中流血。随后而来的狂热的夏季，多雨而湿闷。轰然而至的雷电袭击着这座校园，花木为风雨所摧折。激烈的呼喊静寂以后，蒙难的血泪默默唤醒沉睡的灵魂。他们在静默中迎接肃杀的秋季和苍白而漫长的冬日。

    那颗偶然落下的种子不会长成树木，但因特殊的条件被催化而成熟。都过去了，湖畔走不到头的花荫曲径；都过去了，宿舍水房灯下午夜不眠的沉思，还有轻率的许诺，天真的轻信。告别青春，告别单纯，从此心甘情愿地跋涉于泥泞的长途而不怨尤。也许即在此时，忧患与我们同在，我们背上了沉重的人生十字架。曼妙的幻想，节日的狂欢，天真的虔诚，随着无可弥补的缺憾而远逝。我们有自己的青春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校园与我们青春的希望与失望相连，它永远。

    燕园的魅力在于它的不单纯。就我们每个人说，我们把青春时代的痛苦和欢乐、追求和幻灭，投人并消融于燕园，它是我们永远的记忆。未名湖秀丽的波光与长鸣的钟声、民主广场上悲壮的呐喊，混成了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校园记忆。一种眼前的柔美与历史的雄健的合成；一种朝朝夕夕的弦诵之声与岁岁年年的奋斗呐喊的合成；一种勤奋的充实自身与热情的参与意识的合成；这校园的魅力多半产生于上述那些复合丰富的精神气质的合成。

    燕园有一种特殊的气氛：总是少有闲暇的急匆匆的脚步，总是思考着的皱着的眉宇，总是这样没完没了的严肃和沉郁。当然也不尽然，广告牌上那些花花绿绿的招贴，间或也露出某些诙谐和轻松，时不时地出现一些令人震惊的举动，更体现出北大自由灵魂的机智和聪慧。北大又是洒脱的和充满了活力的。

    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知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不在的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这里是我的永远的校园，从未名湖曲折向西，有荷塘垂柳、江南烟景，从镜春园进入朗润园，从成府小街东迤，入燕东园林荫曲径，以燕园为中心向四面放射性扩张，那里有诸多这样的道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那里行进着一些衣饰朴素的人。从青年到老年，他们步履稳健、仪态从容，一切都如这座北方古城那样质朴平常。但此刻与你默默交臂而过的，很可能就是科学和学术上的巨人。当然，跟随在他们身后的，有更多他们的学生，作为自由思想的继承者，他们默默地接受并奔涌着前辈学者身上的血液--作为精神品质不可见却实际拥有的伟力。

    这圣地绵延着不会熄灭的火种。它不同于父母的繁衍后代，但却较那种繁衍更为神妙，且不朽。它不是一种物质的遗传，而是灵魂的塑造和远播。生活在燕园里的人都会把握到这种恒远同时又是不具形的巨大的存在，那是一种北大特有的精神现象。这种存在超越时间和空间成为北大永存的灵魂。

    北大学生以最高分录取，往往带来了优越感和才子气。与表层现象的骄傲和自负相联系的，往往是北大学生心理上潜在的社会精英意识：一旦佩上北大校徽，每个人顿时便具有被选择的庄严感。北大人具有一种外界人很难把握的共同气质，他们为一种深沉的使命感所笼罩。今日的精英与明日的栋梁，今日的思考与明日的奉献，被无形的力量维系在一起。青春曼妙的青年男女一旦进入这座校园，便因这种献身精神和使命感而变得沉稳起来。

    这是一片自由的乡土。从19世纪末到如今，近百年间中国社会的痛苦和追求，都在这里得到集聚和呈现。沉沉暗夜中的古大陆，这校园中青春的精魂曾为之点燃昭示理想的火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从这里眺望世界，用批判的目光审度漫漫的封建长夜，以坚毅的、顽强的、几乎是前仆后继的精神，在这片落后的国土上传播文明的种子。近百年来这种奋斗无一例外地受到阻扼。这里生生不息地爆发抗争。北大人的呐喊举世闻名。这呐喊代表了民众的心声。阻扼使北大人遗传了沉重的忧患。于是，你可以看到一代又一代人的沉思的面孔总有一种悲壮和忧愤。北大魂--中国魂在这里生长，这校园是永远的。

    怀着神圣的皈依感，一颗偶然吹落的种子终于不再移动。它期待并期许一种奉献，以补偿青春的遗憾，并至诚期望冥冥之中不朽的中国魂永远绵延。

    选自《精神的魅力》，1988年

    依依柳岸

    有一个湖总是走不厌。开花的早晨，初月的黄昏，疏星淡月的夜晚，甚至是夏日的静午，我们就是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总是希望这路是无尽的，总是觉得这沿湖而行的时间太短暂。我们都很贪婪，每次都恨不得把那柳岸、把那花径、把那碧水、碧水中的流云塔影吞下去，整个儿的化为永久的纪念。但是，那湖还是勾住我们的魂儿，它诱惑着我们、磁铁般地吸引着我们，让我们在繁忙的课余，在紧张的考试间隙，抽着空儿到那垂柳依依的湖边，走走，坐坐，哪怕是停留那么一会儿，也会有一种感慰。

    我们都像是中了邪了，或者都像是恋爱中人，时时、刻刻、只是想着、念着，抹也抹不去，想忘也忘不了。我们都钟情那湖，热爱那湖。其实，世上有很多美景，也有很多名园，那些景中园里也有动人的山容水态，可我们认定了这个湖，再多的美景也抵不过它，它们加起来也不能把这湖从我们心中换了去。因为爱得深了，我们都有点偏心。记得初进燕园，是高班同学领着我们绕着湖走。也许他们先前，也是更比他们高班的同学领着他们。在北大，绕湖而行是一种习惯，是一种享受，或者更像是一种盛典。

    就这么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向往那湖，热爱那湖，把那湖视为自己的心灵家园，视为至亲至爱的朋友和亲人。在北大生活的学生，都处于人生起航的青春时代，有很多幻想，有很多关于未来的憧憬，有欢乐，也有苦恼：关于学业，关于知识，关于人生；有许多实现的欢喜，也有许多未能实现的烦忧；更重要的，北大人承袭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他们有更多的社会关怀，科学的，知识的，文化的，也有政治的，特别是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这些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视为特殊的那些品质，在北大都是平常心、平常事。若是没有这些，那才是这里的特别了。这些内容，往往也是北大人沿湖散步时谈话的内容。每当此时，那湖滨一带的花影婆娑、柳荫绰约也都被那些或轻松、或沉重的谈话所轻忽。

    当然，当柳岸浮出弯弯月、淡淡星的时节，有情韵雅好的女伴偕行，也是人生曼妙的境界。其实，湖边的山石旁、柳荫中也不乏这样的场面。北大并不永远沉重，北大也有轻松，这里原是自由的乡土，从思想，到情感。然而，话说回来，即使是那些双双携手的人们，也多半是夹着书本，或复习、或继续课堂讨论未了的话题。至于热恋中人，则多半选择别样的去处。

    一般说来，大一的学生初进学校，多有集体行动，他们选择岛亭石舫或较为宽敞的场所，举行班会或其他活动。那时节，歌吹时起，笑语隐约，充盈着青春期的新鲜和单纯。年年中秋月夜，燕园笙歌阵，远处灯火楼台，近处草坪上烛光摇风，端的是一派人间祥瑞景象。

    若是追溯旧日北大，那校址并不在西郊园林区，因而也没有湖。但从前人的记述来看，当年沙滩红楼、汉花园、故宫沿御河一带，也少不了北大学子的足迹。他们或是绕着院子，或是沿着宫墙，也是如此这般地走了一圈又一圈，也是如此这般地谈理想、谈学问、谈人生、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若说这是习性，倒不如说是“遗传”。这是不论其在何时何地，也不论这校园是有院墙抑是有湖均如此的。有湖当然好，月垂柳梢，星迷花径，脚步轻轻，曼语细声，自有一番美趣。

    所以，北大人的这种课余行走，原不在有湖没湖，只是自由心灵和活泼思想需要借助一种方式予以释放，只是一种需要。40年代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校舍是简陋的，物质相当贫乏，而联大的学生照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内心生活。那时国土沦丧，硝烟满野，炮声在远处轰鸣。青年学子满腔报国热诚，随时准备投笔远征。而当他们在校，却依然是攻经论史，风云际会，以宽广的胸怀吸纳世界古代和现代文明滋养自己的心灵，时时发而为惊世骇俗的言谈。王佐良先生有一篇用英文写的文章：《一个中国诗人》，述及联大那些学生，“外表褴褛，有一些人形同流民，然而，却一直有着那点于心智上事物的兴奋。”他们狂热阅读并模仿艾略特和奥登，也阅读其他许多来自西方的书籍，用的是一种“无礼貌的饥饿吞下了的”。

    在许多下午，饮着普通的中国茶，置身于农民和小商人嘈杂之中，这些年轻作家迫切也热烈地讨论着技术的细节，高声地辩论有时深入夜晚。那时候，他们离开小酒馆而围着校园一圈又一圈地、激动地、不知休止地走着。

    非常有趣的是，他们这围着校园的行走，唤起的是人们一连串亲切的联想一圈又一圈，从黄昏到夜晚，从北京城里的御河沿、皇城根，到昆明乡下的简陋土路，而后，是未名湖的依依柳岸。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他们的血脉中流淌着传统的品性。这品性的内蕴的，却外化为如今的对那湖畔小径的无限的、永远的钟情。

    1988年5月的一个夜晚，燕园升起了五彩的礼花。那礼花，从临湖轩的竹丛里、从朗润园水湄的洋槐树梢、从燕南园那些静谧的花窗下升起，在湖的上空织成了一片锦簇的花团。王瑶先生在这个夜晚也有一颗不眠的心，他在他的弟子的簇拥下步出了镜春园76号的院子，他们加入了那个夜晚盛大的绕湖的仪典。他们如同他们的前辈、如同他们的晚辈那样，在那柳荫在那花径，走了一圈又一圈。当然，在那个难忘夜晚杂沓的足音中，不眠的心灵原也不止王瑶先生一人，那个夜晚有无数这样不疲倦的、永远的绕行。而后，在五四运动场，当年民主广场的火炬重新点燃，熊熊篝火中，至少有一万人围着那火跳起了狂欢舞。踩踏而起的沙尘和篝火的烟灰，搅和着乐声和笑语升向了燕园的上空，缓缓地飘向那依依柳岸。

    《钟山》1998年第3期

    北大遗事

    北京大学盛大的百年庆典已经落幕。回忆那些时日，数万师友自世界各地来聚燕园，共庆母校百年华诞的情景，满目的笙歌弦诵，满目的彩幅鲜花，赏心乐事，极尽人间的欢愉。这一切当然都留在了人们的心头，成为了永远的记忆。

    此刻已是典终人散，燕园早已恢复了平日的宁静。湖畔有人倚肩漫步，林间有人细语幽幽，而更多的人则依然是步履匆匆，继续着他们的青春浪漫的奔突与冲刺。北大毕竟是北大，北大原不习惯于节日庆典之类的活动，北大人倒是乐于把这番庆祝当作一个反省的机会，反省这一百年北大走过的路途：历史上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后来又有了怎样的缺失？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有多少是真正地保留到今天、并得到发扬光大，有多少被修改，又有多少如今已经荡然无存？

    一个学校犹如一个人，人的一生有许多颇堪自慰、甚至值得自豪的经历，但不会是绝对的完美。一个学校不论它曾经有怎样值得羡慕的历史，但兴地没有遗憾。校庆的那些日子，我除了和老朋友欢聚之外，我把很多时间留给了这种以史为鉴的思考。

    那时候，出有关北大的书是出版界的一大热点。在众多的出版物中，有两本书很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北大旧事》和《北大往事》“旧事”辑录北大建校之初到抗战前的文章，而“往事”则是1977年“文革”动乱结束恢复高考、教育制度转入正轨以来的文章。这些文章，提供了历史的和现实的北大的真实情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自1937年到1977年的这一段北大的历史，则未曾有专书述及。而恰恰是这40年，是北大由“旧”而“新”、再由“新”真的变“旧”、终于噩梦结束重获新生的大起大落的历史转折期。这段时间北大所经历的变故最多，经验最丰富，给人的心灵震撼也最重。要忆北大百年，不能不忆北大这40年。要是缺了这40年，便是不完整的北大，有空缺的北大。

    这一年，胡的清从珠海应我们之邀来北大做访问学者，来北大一个学期，便赶上了这次盛典。她投入而有悟性，不仅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而且很快就融入了这里特有的氛围之中。北大是摧人成熟的，胡的清很快也成了北大人。这样一来，如今这样一本书的构想，也就在她的心、中酝酿成熟了。

    校庆期间的两本书，书名都很有深意。现在的这本书，原是为弥补遗憾而编的，书名原应与之相呼应方好。胡的清征求书名于我，我首先想到的是《北大故事》。后来发现出版物中已不约而同地用了，只好回避。北大校庆结束了，胡的清也学成离校，但这本书的组稿工作没有中断--我们的初衷原不在热闹，我们只是想通过我们的工作为北大、也为世人留下了一个绵长的记忆。事情到了1998年7月中旬，我将有远行。在与胡的清的一次餐叙中，终于定下了如今这个名字--《北大遗事》。不是故事，不是轶事，更不是逸事，而是遗事！

    “遗事”是有点苍茫的。但北大这40年，其中隔着了40、50、60、70年代，不仅距现今的灯火楼台、繁弦急管是显得有点苍茫，而且当年那些意气风发的青春男女，如今也都走过了人生的大部分艰难路程。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即使是名满天下、功益当世，但一定也有他们的感慨和遗憾，在豪情奔涌的激流之中，也会有潜藏内心的一份悲怀吧！何况，那些逝去的年月，伴随着青春曼妙的年华的，有多少天边的阴霾和头顶的雷电！

    如今，都远去了。留在这里的，是那一件件欲说还休的“北大遗事”。要是读者诸君在这些不乏激情，甚至也不乏柔情的叙说中，发现了那夹杂在字里行间的“悲凉”，也请不要感到意外，因为，那些年月毕竟是有点“苍茫”的。

    （注：《北大遗事》一书由青岛出版社出版）

    《青岛日报》2002.3.29

    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

    那年代原是很复杂的，只是我们把它看单纯了，因为那时的我们很单纯。50年代是我们青春灿烂的季节。那时我们从浓重的阴影中走出来，走到了明晃晃的阳光下--中国人从来没有感受到如此明亮、如此温暖的阳光了！战争的硝烟已经消散，包括朝鲜半岛上的那些让人惊怖的炸弹爆裂的声音也变得遥远了。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新的生活开始了，和平建设的年代开始了。

    那一年，我结束了6年的军旅生活复员回到家乡，仿佛是冥冥之中听到了命运的召唤，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便是准备高考。我借来了全部的高中课本，从4月到7月，我通过自习补完了因战争而中断的高中课程。我要进行我人生的又一个重要的选择（第一个选择便是光明与黑暗际会的时刻，为着追求一种理想，我自觉地迎接了对生命的庄严考验）--我听到了北大对我心灵的呼唤。

    我选择北大是毫不犹豫的，是一种坚定的、无可替代的“惟一”。我在报考的申请表上填写的志愿也表明了这种坚定：第一是北大，第二是北大，第三还是北大。这并非我有什么非凡的自信，这只是表明，我宁可冒着落选的危险而立下了非凡的决心。我不可能选择母亲，但我可以选择北大--那时我就认定了，北大是我精神之母！

    正是这一年，我和我的同学们怀着共同的信念和理想，怀着建设新社会的宏大心愿，从中国的四面八方向着我们心中的圣地北京大学进发。那时我们是那样的年轻。年纪稍大的是像我这样的“调干生”，是工作过的，也才二十三四的光景。更多的同学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十七八岁的年纪。青春年少，意气如虹，我们正是开花的季节。

    尽管我们对即将开始的生活一无所知。但我们到底被那时代鲜丽而充满朝气的口号迷住了。就这样，我们这些如花的生命便集结在“向科学进军”的旗帜下，从此开始了我们的20世纪50年代的理想主义的“进军”。

    我们的大学生活是紧张而单纯的。排得满满的课表，迫使我们进行着所谓的宿舍--饭厅--图书馆的“三点一线”的“运动”。从宿舍出来就进饭厅，吃完饭就上图书馆，而后又是饭厅，而后又是宿舍。在这三点之间，显然还有无数的点，那就是课堂。北大的课堂是安排在各个不同的教室楼里的，我们得在课间休息的间隙里进行穿梭式从这一课堂到那一课堂间的奔走。校园很大，教室楼之间的距离也大，那时自行车是奢侈品，只为极少数的一些“贵族”同学所拥有，于是，绝大多数的人，只能在限定的时间里作这样长距离的“竞走”或“竞跑”，以此来完成不同课堂的转换。

    我们进校时院系调整已经完成。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让人眩目的、阵容非常强大的师资队伍。那时的北大中文系集中了全国最知名、也是最有实力的一批老师。年长的如游国恩、浦江清、王力、魏建功先生等，也只是五六十岁光景，我们的老师当时正当盛年，而学问已臻至境。给我们讲授中国文学史的有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季镇淮、王瑶等先生。杨晦先生讲古代文艺美学中的“九鼎”，我们似懂非懂却非常着迷。朱家玉先生讲民间文学，让我们认识了非文字书写的另一个神秘的世界。此外，还有许多文学、语言方面的专题课，如《文心雕龙》、《红楼梦》等，都是一些名家来讲学。那时学校对我们的要求很严，除了中国文学，还要学西方文学史、苏俄文学史、以及东方文学等，虽然都是初步的，但却让我们全方位地领略了文学世界的丰富和辉煌。文学以外，系主任杨晦先生强调文学与语言的“有机联系”，请几乎所有的语言教授给我们上语言课，其中如王力先生的古汉语，周祖谟先生的现代汉语，高名凯先生的普通语言学，岑骐祥先生的语言学理论，魏建功先生的音韵学，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学等。除此之外，还有哲学、逻辑学、中国通史、联共党史等等。我们被这些排得满满的课程压得喘不过气来，不免啧有烦言。记得孙绍振还画过漫画，讽刺过杨晦先生的“有机联系”--他在文学和语言之间，画上了一只大公鸡（有“鸡”联系）！那当然是顽童之举，却也表达了当日师生之间无拘束的亲密。

    数十年后的今天，回想往事，想起那密密麻麻的课程表，想起那重重的、厚厚的书包，想起那无休无止的、让人心悸的考试，那一切让人寝食难安的烦心的艰难，如今都化作了一缕透心的甘甜！正是由于当年那种近于强制式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正是由于当日这种严格要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才积累了我们日后赖以发展的条件与前提。

    名校、名系、再加上名师，我们是多么幸运！50年代的中国还很贫穷，但国家按照我们各自的经济条件，给了我们不同的奖学金，三元、五元不等，特殊困难还有特殊补助。应该说，生活是有保障的。现在，一切都为我们准备好了，就看我们的努力了。我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时代为我们安排的一切：五分制、口头考试、三好生、五好班、莫斯科大学模式，以及俄文成为必修的、也是惟一的外语……而在文体方面，则有三级运动员考试，露天电影，以及友谊舞的普及等。也正是在这样的舞会上，我认识了一些后来刻骨铭心的朋友。

    生活在平静而又热烈中进行。我们很快就迎接了人学后的第一次考试。记得其中一门考试是《普通语言学》。庄严的会场，洁白的台布，高名凯教授坐在桌子的那一面，我坐在他的对面。抽题，抽的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耐心的提示，结结巴巴地回答，那真是一个苦难的历程。而实际上，我对这个题并没有弄清楚，我的脑子是一团迷雾。高先生是慈祥而宽容的，他给我五分--看得出来，他有些勉强，他知道其中我有未曾道透的关节。朱家玉先生的民间文学我就是背讲义，居然也得了五分！那时我们在争取评五好班，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要求全班每人各科全五分--这当然是很苛刻的，但我们还是无条件地接受了。因此考试的压力是双重的，争五分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集体！

    正是在这种教育“一边倒”的体制下，甚至还有着不重也不轻的教条主义气息的氛围里，在近于强制性的“充填”中，我们的知识和学亚得到了充实和成长。数十年后回首往事，我从内心深处真心地感谢当日学校为我们所作的安排。我们年级的所有同学后来在各自的业务中和岗位上，要是做出了一些成绩或受到了一些好评，一定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并感激于·那个向科学进军的年代，感激严格要求我们的师长，感激那一串串长长的书单、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考试。正是那一切，给我们打下了日后发展的坚实基础。1955年的除夕，我们迎接来北大后的第一个新年。那一个夜晚大膳厅灯火辉煌，盛大的新年舞会在进行。当除夕的钟声响过，马寅初校长带着微醺走上讲台，向大家祝贺新年。简短的祝词过后，舞会继续进行，从午夜直至凌晨。那个夜晚，第一教室楼也是彻夜开放，不知出自何人的构想，那里的每一间教室，都办起了各色小吃。我们在贫穷的年代里，居然过了一个奢侈的新年！

    这样的新年彻夜狂欢，也许还进行过一次，那也只能是最后的一次。1956年是所谓的“百花时代”，那时有过虽然是短暂的、但却非常动人的言论自由的情景。但春天很快就过去了，百花凋谢在1957年的早春时节。那时我们少不更事，我们单纯的心灵还沉浸在暖春的抚慰里，可是天边已隐隐地响起了雷声。那年我和同学们办大学生自己的文学刊物《红楼》。该刊的创刊号于1957年1月出版，鬼遣神差地竟选用了一幅题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国画做封面。那可是句谶语。刊物出了不几个月，“反右派斗争”的“山雨”就真的铺天盖地地卷过来了！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各种大批判和政治运动其实就没有间断过，但因为我们年少，涉世不深，许多事牵扯不进去，那感觉毕竟是“隔”的。现在不同了，“斗争”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甚至就在我们身上。眼看那些很有才华的师友一个个地被划成“右派”，在我们，此刻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心流血、欲哭无泪的被“煎熬”和“切割”的感受。1957年5月19日，那天的阳光格外明媚，好像是周末，《红楼》同人相约游颐和园。正是同学少年，才华横溢，英气逼人，天真烂漫的时刻。大概是在排云殿的前面吧，我怀抱吉他，周围是我亲爱的文友，大家簇拥着、天真地欢笑着。同行中惟一的女同学林昭摄下了这个可说是充满时代色彩的，但却是悲剧性的画面。当天晚上、同游颐和园的诗人张元勋和另一位也是中文系的同学的诗人沈泽宜，联名在大膳厅东墙上贴出那首后来被称为“右派进攻”的“号角”的诗：《是时候了》。也就是从这一个夜晚开始，“红楼”出现了裂痕并由此导致最后的“坍塌”。

    在那些时日，我读着那些充满独立思想的大字报，内中那些堪为时代前驱的思考，令我内心既感到兴奋又感到惊恐。正统的教育和由此形成的思维受到了质问和挑战，这给我以大厦塌陷的感觉；从中学时代开始接触到的那些西方近代文明和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又诱使我接近并欣赏那些“异端”思想。一方面，我既无力背叛我当日所服膺的信念和理想，另一方面，我又无法摆脱我所憧憬的西方那些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影响对我的诱惑。

    我响应号召违心地批判那些“右派分子”--他们是我私心倾慕的同学和朋友，为他们的才华、智慧和抗争的勇气；与此同时，我所批判的也正是我灵魂深处所感到接近的，我正是在这样充满内心苦闷和极度矛盾中，并不情愿却又不由自己地被推进了那个斗争的大漩涡。出于自我保护或为了表明“坚定”，我“自觉”地、更确切地说是违心地作了我当日所要求我做的和我所能做的。以我当时的状态和心境，可以想象我的这些言行肯定是无力甚而让人失望的，而我却必须这么做下去。眼看周围那些善于思考而才华横溢的师友一个个被打成“另类”。我夜难成寐，内心经受着羞愧交加的煎熬。

    给人希望的春天就这么幻灭了，我们的花季是悲哀而终于凋零的。它粉碎了一年前进人这座校园时的关于春天的梦想，它提醒我们，在通往理想的路上，并不全是由鲜花所铺成。春天也会有电闪雷鸣，也会有急雨暴风。而生活就是在这样并不平坦的、甚至是充满苦难的路上的行进。在不开花的日子里，我们因忧患而成长。

    不错，我们是很勤奋，也是很聪慧的一群。时代为我们准备的一切，有鲜花的灿烂，也有荆棘的严酷，我们以感激的心情领受了。我们行走，当朋友星散，独自行走于崎岖路上，也许是一边流泪，也许是一边流血，但我们活着，而且我们成熟。如今回望那当日的欢笑和痛苦，我们无言，惟有感谢。感谢多情的岁月，感谢无情的岁月，感谢幸福，也感谢苦难。

    《山花》2000.20期

    我的西郊生活

    说起我的经历，非常简单：23岁以前在家乡福建，23岁以后在北京；在北京的所有时间，在西郊海淀。算起来，我居家京城西郊，成为海淀的公民，已是近半个世纪的事了。北京西郊是文化区，这里集中了十数百所全国乃至世界都很有名气的高等学府和学术机构。都说中关村一带是京城藏龙卧虎之地，这里确是人才的密集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擦肩而过的可能就是名满天下的人物。

    这里还是京城最负盛名的园林风景区，明清以来的皇家园林，所谓的“三山五园”都集中在这里。从玉渊潭、万寿寺逶迤西行，这一路是昆明湖、玉泉山、圆明园……那一路是戒台寺、潭枯寺、八大处……这里的文化氛围是让人羡慕的。波光潋滟中的老槐新柳，山色隐约中的绿瓦红墙。遥想当年，那一代又一代的名士风流，饮宴在这里，歌吹在这里，是何等的胸襟和气度！我是多么幸运，从青年时代起，就生活在它的怀抱中。

    秋枫夏荷，花朝月夕，满眼的湖光山色，满耳的笙歌弦诵。这里诗化的环境也诗化了我的生活。从当学生的时候起，我就在这里某一扇临水的窗下，伴着现时已经绝响的彻夜的蛙唱，读书、作文、并思考。后来，当然也经历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都经历过的离乱和灾祸，但生活终究还是恢复了它的常态。尽管十里蛙鸣的景象已永远地消失了，但我依旧在这里读书、作文、并思考。时光易逝，让人惊心，不觉间送走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不觉间已是夕光灿烂的时节，而我读书依旧，作文依旧，思考依旧。伴我的依然是圆明园的沉重，香山的萧洒，未名湖的清丽！

    我在北京西郊的数十年生活，平淡、简单、也实在。我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茶是喝的，酒只是陪朋友喝，烟则决不沾唇。做些运动，也只是简单的跑跑步而已。最近有位年青的朋友送我一只网球拍，她要教我打网球，可惜至今还没有开拍。至于游泳、滑冰等等，看来今生是无望学会了。于是平生所能做的只是写些文章。后来，当这种爱好成了职业，没完没了的，也让人心烦。这是职业病。只是有一件，是乐此不疲的，那就是在家里接待朋友和学生，无拘束地谈天说地。

    这种聚会多半是在公余、课余，结束一天的紧张之后，在夜晚柔和的灯光之下进行的。多半是无主题的，说到哪里算哪里，从国家大事、社会新闻、到身边趣事。年龄不分大小，身份没有高低，言谈无涉正误，在外界感到是遥不可及的言论自由，却在这一方陋室之中轻易地实现了。当然，我们的职业是文学，所以，文学还是这里的基本话题。夜阑人静，四围花气袭人，斗室之中，茶香四溢，谈兴正浓。

    这就是我的“西郊夜话”，是我在京城西郊诗意生活的最富诗意的内容。为此我付出了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光，它是我永远钟情的记忆。这些谈话，随意而散漫，有时是妙语连珠，有时是深刻睿智。或逝水无痕，或余音绕梁，如今都成了挥之不去的记忆。夜阑了，客散了，我静了下来，灯下把笔，将那些有趣的言说和碰撞变成了文字，再变成铅字印成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文章了。

    我平生不甚用功，做文章也是随心所欲，不忍过于苦了自己。惟有这夜阑人静之后的这种写作才是惬意的，也说得上是“认真”的。这些文字，虽有一定的学术性，却说不上是论文；虽有一定的随意性，却也说不上是散文，不好分类，就算是学术随笔吧。

    2000年4月22日于北京大学畅春园

    青春、理想、进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毕业30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

    现在，我受中文系1955级当年留校工作的同学之托，向这次为庆祝我们年级毕业30周年而从各个工作岗位，特别是从北京以外的各地冒着酷暑赶来参加盛会的同学及其家属表示欢迎、感谢和问候：阔别30年的朋友们，你们辛苦了！

    借此机会，我想表达一些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和看法。昨天，一位中文系88级的同学问我，55级当年对自己这个班精神的概括，是带有特定时代色彩的“战斗的集体”五个字，30年后你们回顾往事是否有了新的、更为妥切的概括？我回答说，这种新的、更为妥切的概括是：青春、理想、进步。中文系1955级是与这个社会的青春期同步的。那时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幻想和期待的总体氛围之中。我们响应时代的召唤“向科学进军”，面对长期蒙受苦难的社会，除了勤奋和奉献，我们别无选择。如今，我们早已告别了青春时代，虽然时间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遗憾，但我们为不曾虚度年华而自慰。

    35年前，我们曾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年轻的一代人。我们从四面八方不约而同地做出勇敢而又有些冒险的选择--我们选择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也选择我们。从佩上北大校徽的那一天起，我们便拥有了自从京师大学堂成立以来近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我们承当了民族深重的忧患、以及更新和改造这个古老社会的使命感。

    当我们带着被选择的自豪感以及青春的自负与狂傲跨进这个校园，我们当年的那种肤浅和浮躁，立即便被北大无所不在的思考和追求精神所取代。北大教给我们的第一堂课便是沉重的社会承诺。塑造和健全我们的灵魂的是我们的母校，我们每个人都乐于承认北大是我们的精神之母。我们相信，近代以来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理想和抱负已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延续。

    尽管从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众多的悲剧，我们每个人也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但我们都不曾怀疑过35年前我们装严而郑重的选择。我们因个人的命运与北京大学这个光荣的名字相联系而引为毕生的骄傲。

    我们乐于承认，我们的青春是与理想追求互为依存的。同时我们也乐于承认，我们当年的理想精神是单纯的和天真的。当年我们在从事的专业领域，曾以激情和高效率的、同时又是幼稚的甚至有些卤莽的方式，实践我们的追求并证实我们的存在。时光流逝，时代变迁，我们的工作当然需要重新评说，但我们依然不怀疑我们青春时代的热情和真诚。

    中国社会通往进步的道路是漫长的。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锲而不舍的争取和奋斗。这种锲而不舍的争取和奋斗的精神，是母校北大给予的精神遗传。35年前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多么年青：35年后我们重聚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已不再年青。人世沧桑，许多事情会使我们淡漠起来，是友情和对母校的思念和敬仰，吸引我们再一次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北大对于我们，是一块永恒的磁石，它作为中国的希望和信念的象征也是永恒的和不朽的。

    最后，祝同学们在北大的短暂聚会，过得充实而愉快。谢谢！

    1990年7月15日于北京大学

    世纪的约会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毕业40周年庆祝会上的致辞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

    10年前我们在这里相约，为了庆祝我级同学毕业40周年，我们将于10年后的今日重聚于燕园。现在正是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的时刻，我们没有食言，终于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赴这个庄严的世纪之约。青山依旧，秋花满眼，同学年少，青春不老。在此，我仅代表在校工作的同学，向你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感谢林庚先生、王学珍先生、张学书先生、冯钟芸先生、林焘先生、吕德申先生、吴小如先生、陆颖华先生、崔庚昌先生、蔡明辉先生、唐沅先生，以及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参加我们的庆祝会。今年是林庚先生的90华诞，我们用九十九朵红玫瑰向我们衷心爱戴的林庚老师致以迟到的生日祝福！

    中文系1955级一百多位同学于45年前入校，于40年前毕业。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和学习的日子，一共只有5年。我们相处的那些日子是单纯的，但并不完全单纯；我们相处的那些日子是快乐的，但又并不全是快乐。在此期间，有的同学受到了伤害。这种伤害甚至影响了这些同学的一生。有的同学虽然未曾受到伤害，但因为时代的严酷，也因为自己的幼稚和天真，也不无愧疚地留下了遗憾。因此可以说，我们中所有的人的心灵，都留下了创伤。

    但奇怪的是，我们的友谊依然久而弥坚，我们的思念依然久而弥切。岁月让人惊心。40年和45年的日子，飞一般地从我们的身边消失了，而我们总在寻找机会，每隔一段年月总要聚会一次。1955级仿佛是一个奇妙的气场，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维系着我们这些曾经受伤的心灵。它磁石般地吸引着这个集体所有成员，跨越悠远的时空，30年、40年，（甚至从现在开始往后推算的50年），不远千里、甚至万里前来相会。从这点看，我们几乎是在创造一种情感世界的奇迹。

    我们成功地驾御着属于我们的时间和经验。显然，我们具备一种其他人、其他集体难以具备的特殊的能力。我们会对时间留下的一切进行有效的处理。我们在不能遗忘的经历中，对那些不快乐的往事，作了某种有意的疏忽和悬置。我们刻意地“遗忘”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乃至事件，淡化它、轻忽它、乃至对它按了“删除键”，而单单留下了超乎一切痛苦的那些纯真的美好的记忆--不是所有的记忆都美丽，而是只保留那些美丽的。

    这些处理历史经验的能力，构成了这个集体的特殊魅力，所谓的向心力或凝聚力，均由此而来。一个能够剔除不愉悦的昨日，而始终以愉悦的心情面向今日和明日的集体，是值得自豪的。我探究1955级这个“气场”形成的奥秘，我找到了这个集体的这一特殊的超越琐细、把握整体的能力。它体现了一种境界、一种精神、一种品质，这就是这个永远年轻，永远充满青春活力的集体。它是雍容的、大度的、也是超凡脱俗的。当我们终于了解了我们所从属的这一集体的性格的隐秘，我们真地为此感到了骄傲与自豪。

    2000年8月17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难忘的岁月世纪的约会”纪念会上

    坚守精神高地--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硕士研究生迎新会上的讲话

    当今社会正在把更多的人吸引到条件充裕、报酬丰厚的地方去。做学问是清贫的事业，读学位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但是，各位还是一心一意、坚韧不拔地选择了北大，这可以说是“逆流而进”。

    我想这样的选择一定有它的道理，一定有一些不同凡俗的原因。你们都是有才能的人，才能加上勤奋就意味着成功。你们放弃了其他的可能和机会来到了北大。这里面有一种可贵的品质。在这里，我要向各位表示我的敬意，并且预祝大家在这条艰难、同时又是寂寞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关于这座校园，人们已经谈了很多。但我还是想强调一点，这里从来都是社会才俊集聚的地方，而且从来都是通过这种集聚，唤起他们对于社会和公众的使命感、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的地方。在四周弥漫着世俗习气的环境里，这里的清静和高雅，很像是一座孤岛。中国因有这样一些孤岛的存在而深感骄傲。它一定会像这学校在历次重大的转折关头所曾经做过的那样，把清新的空气，带给孤岛以外的地方。

    所谓的培育英才，说透了也就是这一点道理：我们造就的人才应当是对社会的进步健康有用，这是第一的。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坚守精神高地，决不随波逐流。古人讲道德文章，我以为道德第一，文章第二；做人第一，做学问第二。也许人们会嘲笑这种观点迂腐，但我确认它永远不会过时。

    关于做学问，依然有许多话可讲。但在此时此刻，我只讲我最近经常感受到的一点，我不知道别的学科如何，在我所从事的学科，我发现青年学者普遍地忽视历史，不注重对社会和文学曾经发生的事件的了解和研究。不注意对那些实际材料的积累和掌握。做学问当然必需了解世界发展的最新动态，应当有广阔的视野，活泼的思维，应当不断用新知识充实自己，但我们不能失去根基和前提，不能满足于才子式的夸夸其谈。说话有根据，立论要精深，这凭的是日长天久的苦功夫、笨功夫。有了这功夫，就给我们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深远的背景和坚实的基础。而后，我们才可以海阔天空、随心所欲，而后，才谈得上创新，谈得上奇谈怪论，出奇制胜。

    北大从来都是开风气之先的地方，但是北大的新潮意识或“领导新潮流”是建立在这样厚重坚实的基础之上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外面的浮嚣肤浅之风不可学；里面的世界也许很无奈，但精神高地上的太阳也许更明亮，空气也许更新鲜，视野也会更开阔。1995年9月11日。

    富有的是精神

    ［本文是在北京大学中文系1997级迎新会上的演讲］

    热烈祝贺你们来到北大。你们将在这里度过20世纪仅剩的最后几年。在这几年中，你们无疑将接受本世纪全部伟大的精神财富，以及这一世纪无边无际的民族忧患的洗礼。你们将以此为营养，充实并塑造自己，并以你们的聪明才智在这里迎接21世纪的第一线曙光。你们是名副其实的跨世纪的一代人。你们要珍惜这百年不遇的机会。

    发生在距今99年前的戊戍变法是失败了，但京师大学堂却奇迹般地被保留了下来，成为那次失败的变法仅存的成果。你们正是在这个流产的变法失败一百年、也是京师大学堂成立的一百年的前夕来到这里的。当你们来到这到处都在建筑和整修的学校时，百年的沧桑、百年的奋斗，百年的期待，一下子也都拥到了你们的面前，我设想此时此刻的你们，一定是在巨大的欢欣之中感到了某种沉重。

    你们是未来世纪中国的建设者。你们将在未来的岁月中做出平凡的或是杰出的贡献，你们中有的人可能还会成为未来世纪非常出色的人物。但不论如何，1997年9月的今天，对于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不可替代的、非常重要的日子。那就是因为你们的名字和这所伟大的学校产生了联系。中国有12亿人，你们的同龄人也应该以千万为单位来计算，但只有极少数的人有幸能把自己的名字与这所学校联系起来。同学们，请以负重感来代替你们高考胜利的欢欣吧！

    你们从各地来到北大，从现在开始，你们已结束了中学学习的阶段，开始了大学学习的阶段，在人的一生中，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虽然都是学习，中学只是普通教育，大学则是专业教育，这才是真正打基础的阶段，你们将来为社会服务的许多本事，是在这个阶段学到的。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我在欢迎本系博士生和硕士生的迎新会上，也发表过一个讲话。那时我讲北大是做学问的地方，但是就重要性讲，还是做人第一、做学问第二。做人的问题很复杂，但也很简单，就是在人的质量和品德方面有高的标准和要求。只有人做好了，学问才能有好的发挥。北大这学校出过许多学者，也出过许多革命者。这些学者中的出色的人物，往往是人的品行高洁、而学问也是前瞻和开创的。如李大钊，他最早把马克思主义引到中国来，他呼唤并参与了中国青春的创造；又如鲁迅--北大校徽的设计者，他在这里的身份只是讲师，但却是中国文化的伟人。不论是李大钊，还是鲁迅，他们都是伟大的爱国者。所以，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做人和做学问的统一，爱国者和敬业精神的统一。

    一个人成就有大小，水平有高低，决定这一切的因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学习。学习是不能偷巧的，一靠积累，二靠思考，综合起来，才有了创造。但是第一步是积累。积累说白了，就是抓紧时间读书，一边读书，一边思考，让自己的大脑活跃起来。用前人的经验来充实自己，先学习前人，而后发展前人，而后才有自己的发现和创造。

    但无论怎么说，首先是学习，抓紧一切的时间学习。我的经验是，不要抱怨、更不要拒绝老师提供的那一串长长的书单，那里边有的道理，你们现在并不理解，但是要接受它，按照那个参考书目或必读书目，一本一本地读，古今中外都读，分门别类地读。有的书要反复读，细读；有的书可以走马观花，快读；但是一定要读。这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想告诉大家，我现在从事的工作，应付着方方面面工作的，不论是写文章、说话、论证、做判断，靠的就是北大本科几年的读书的积累。那时还有很多的政治运动，用到学习上面的时间并不多，但也就是那些有限的时间里读到的那些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积累，支撑着我现时的繁重的工作。虽然时感知识不足，所知者少，但使我有能力去应付那千头万绪的局面的，还是北大当学生那几年打下的基础。

    事实上，人一旦走上了工作岗位，现在这样专注的、系统的、全力以赴的学习机会也就随之失去了。等到工作临头，你发现罗曼罗兰没有读过，高尔基没有读过，《离骚》没有读过，《故事新编》没有读过，但丁和普希金也没有读过，那时工作逼着你发言，你只好手忙脚乱地临时乱翻。那是应急，不是学习。匆忙中谁能把《约翰克利斯朵夫》一口吞了下来？即使吞了下来，你又能发表出什么意见呢？离开了大学，可以说，你基本上失去了大学学习的条件，那时想起那一串长长的书单，你真是悔之莫及了。

    所以，你们到北大来，我第一要劝你们的，是做书呆子。只有先做呆子，然后才能做聪明人。一开始就想做聪明人，什么都没有，而要装天才，做神童，那才是真正的呆子。聪明绝顶，目空一切，这是北大学生容易犯的毛病。我们要杜绝这种小聪明，争取将来的大智慧。

    此外，要学好语言。不仅本国语言要学好，外国语也要学好。那种认为中文系学生不必学好外语的观念，是一种短见，是很浅薄的。现在国门开放，不是闭关锁国的时代了，中国要了解世界，世界也要了解中国，要靠语言这座桥梁。

    除了外国语，还有本国语。现代汉语要掌握好，写文章要用语法，不要写错别字，文字要漂亮。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好古代汉语，中文系学生不会直接阅读古文，是耻辱。不要读白话史记或话语今译之类的书，不是那些书不好，而是中文系学生应当掌握好古汉语，直接和庄子和李白用他们当年的语言对话。还有，也许已超出了教学大纲的范围了，但是我还要讲，那就是中文系学生应当学毛笔字，还要识别繁体字。以上所说、对别人可能是苛求，而对中文系学生而言，则是必要的和起码的。

    因为文学是你们的专业，所以我还要谈谈文学，在我的心目中，文学是非常神圣的。我们讲敬业，就是要对文学怀有敬畏之心。文学，有人说起源于劳动，有人说起源于游戏。在文学的功能中，是有游戏的成份，有让人愉快让人轻松的作用。但文学从根本上说不能等同于游戏，因此，我们不能游戏文学。

    文学中的优秀部分，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人类崇高精神的诗化。文学是一种让人变得高雅、变得充实，变得聪明、变得有情趣的精神劳作。我们学习文学，是要把文学当作事业去创造、去发展，去发扬光大，而不是把它当作手中的玩物。我讲这些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感于当前文学的某种缺陷和某种失落。

    号称全国最高学府的北大，物质条件很差，有的方面如学生宿舍则是超乎寻常的差。物质的贫乏并不等于精神的贫乏。在精神方面，北大是富有的，是强者，北大的这种富有，足以抵抗那物质的贫乏而引以自豪。走在我们前面的，有我们一代又一代的老师，他们一介布衣，终生清贫，但却是我们永远敬重的精神的强者。

    《光明日报》199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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