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看着办吧，这事我还能怀疑你拿回扣？”我突然觉得有些心烦意乱。
“那就这么定了，咱俩一人出二百五。”大哥说。
“行行，哉都出也行。”我觉得我们真都是“二百五”。
上午八时主十分，我和大哥怀揣着用红纸包好的五首块钱准时采到省医院，我一直有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觉得我们怀揣着一个巨大无比的阴谋，就像小时候看的电影中那种最坏的特务。不论怎么说，姓张的主任医师从本质上是二叔生命的维护者，而我和大哥却要用五百块钱把这个举足轻重的维护着拿下来。
我们贼一样从二叔所在住院部门口走过，直奔主楼主任医，师酌办公室。
姓张的主任医师竟一个人等候在屋里，像事先约好的二样。”他很平静也挺客气地让我们坐下，还给我们倒了两杯水。
大哥极不自然地坐下起来，起来又坐下。最后终于把红包掏出来，慌乱地塞给主任医师。
接下来，在大哥吞吞吐吐地想要说明意思时，主任医师很有经验地先说话了：“谁家有了病人谁闹心，常言不是说嘛，‘有啥别有疴；没啥别没钱’。”这年头得了癌症，谁摊上也是够呛。”
我没想到姓张的主任医师竟也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说话比从前和蔼多了。
我们事先的各种担心就显得非常多余，一切进展得比预料的还要顺利。
我和大哥只剩下张主任医师能否说服大弟的顾虑，想和他研究怎么说时，主任医师站起来送客了，他拍着肚子说得轻松极了：“不就是想让他们回去吗，我敢保证，他们今天不走，明天肯定得走。”
我和大哥来到楼下住院部，忐忑不安地敲门走进二叔的病房时，两个弟弟正给二叔喂饭。
二叔看见我和大哥来了，饭也不吃了，热情地和我们说话：“你们俩这么早就来了，我这一来，我两个侄子可受罪喽……”
二叔一定认为我和大哥是为了拯救他而来的，他绝对不会想到我们会给他来上那样一手。我有些不敢正视二叔，也不知道还应当对我亲爱而可怜的二叔说些什么。我这时格外羡慕起那些我平时不怎么瞧得起的大款来，如果我或大哥有一个人像他们那样富裕，我们做人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苟且与卑鄙。
大哥一直很亲热地和二叔唠着家常，我不知道他的心里是否平静。
后来，二叔说到再有三个月就能看见大孙子时，他显得格外激动，就像忘了自已是个病人。他突然说：“死我倒是一点儿也不怕，我就是想看看我的大孙子，咋也得看看大孙子再死呀。”二叔说得像开玩笑又不像开玩笑。
人真有感应？二叔知道我和大哥刚才的举动了？我心惊肉跳地想时，一位护士进来通知道：“三号床（二叔的床）的家属，请马上到三楼主任室去，张主任要谈一谈下一步治疗方案。”
除二叔外，我们就都到主任室来了。
姓张的主任医师和几位主治医生早已等候在那里，我们一进屋，姓张的主任医师就吩咐一位医生宣读九日来的医疗报告和临床表现。
然后；姓张的主任医师表情极其严肃地总结说：“医院从不放弃对任何患者的治疗，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救火。然而，从一位医生的职业道德出发，我不得不深表同情地透露给患者家属真实情况，患者已是肺痛晚期。”姓张的主任医师停顿一会儿接着说，“又鉴于患者是位农民，家庭比较困难，我个人建议还是不要花那些冤枉钱了，治也是白遭罪，而且价值不大……噢，我说多了，按理说我是医生，应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不该谈这些的，好了，下一步怎么走还是要尊重患者家属的意见。”
大弟瞅瞅大哥，瞅瞅我，又回头看看小弟，明显没了主意，好半天才说：“张主任，您肴我爸这病是不是一点儿希望也没有了？张大夫，我们是没钱，但哪怕有一点点儿希望我们也不忍心放弃呀。既然您已经把实底儿告诉我们了，还是您帮我们出个主意吧，我们就听您的了。”
“这种事我可不能给你们做主，治与不治还得你自己定。”姓张的主任医师表情非常世故又非常庄严。
“大哥十二哥，你们说呢？”大弟更加没了主意。
“主要是我二叔已经是肺癌晚期了，要是早确诊就好了。”过了一会儿，大哥不得不表个态似地说，不过他几乎说了一句废话。
我又能说什么呢？我不敢抬头去看任何人。我想，那些大夫，尤其是那个姓张的主任医师一定会发自内心地看不起他们眼前这四个姓王的男人。
等那几位医生都走了之后，姓张的主任医师一改庄严神态，对仍然没拿好主意的大弟说：“要是听我的就赶紧回家，好好尽尽孝道，老爷子想吃啥，就给买点儿啥。别看我是大夫，我老爹要是有了今天我也没辙。依我看，多弄些止疼的药，让病人死前少遭点儿罪，别的呀，都是扯淡。”说完也出去了。
大弟又用征求意见式的目光看看大哥，看看我。
我想躲没躲开，大弟咬了咬牙说：“大哥二哥，那就得麻烦你们了，想法帮我多给爸弄些杜冷丁，我爸一辈子没享几天福，死前就让他少遭点儿罪吧。既然已经到了这步，我们还是回去吧。”大弟极艰难地做出了最后的决定，说话时，眼泪就在他眼圈儿上转着。
大弟果然决定回去了。下楼时，我的心脏更加剧烈地跳动，腿也颤抖得厉害。
杜冷丁是严控麻醉药，只止疼，不治病。癌症患者疼到挺不住时，打上一针能缓解疼痛，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常识。
我们下一步就是想法要把这种药给我们的二叔弄来，让他带回家去“治病”。
为了让事情进展更顺利些，以免夜长梦多发生变故，大哥马不停蹄。他没有来到楼上二叔的病房，而是直接下到一楼，打了个出租车找他医院那位同学弄杜冷丁去了。
我和两个弟弟来到二叔跟前时，心里极不是滋味。二叔用一种询问的目光望着我们。
大弟不等二叔开口，抢先说：“爸，刚才大夫们会诊了，说你这结核病见强。大夫说回去治也行。”
这时，大哥传我，我不得已从二叔的病房里走出来。
我到一楼的公共电话亭给大哥回电话，大哥在电话那头说得很激动：“我在我同学这儿呢，我同学这回可帮了咱大忙了，他一个电话就给弄到几十支。再等一会儿，我和我同学去找他的一个哥们儿，我同学说他那哥们儿还能给整一些。弄好了的话，还可以找其他人再弄点儿。”大哥话语中充满着胜利者的喜悦。
放下大哥的电话，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理，我独自来到住院部外面那长长的走廊。我漫无目的地来回走着，不知走了多少个来回，我才下意识地想起可能就要出院的二叔，我三步并作两步地回到二叔的病房。
后来，我就坐在二叔的床边，一遍又一遍昧着良心跟二叔说：“二叔啊，大夫让咱回去治，咱们就回去治吧，在这住院也一样是打针吃药，费用还挺高的，真不如回老家去治方便。”
二叔就微笑着看着我，看着大家，能看出他心里并不情愿，嘴上却说：“实在不行，那就回去吧。”
下午两点钟左右，大哥回来了。大哥进门后和二叔说的那几句话竟与我刚刚说过的话惊人地相似。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恶心极了……
我们刚强的二叔没有让我们的灵魂在最后的时刻更猛烈地颤抖。
我没想到所有这一系列本应非常繁琐的事情会让我们进行得如此顺利。就在这天下午三点钟，我们如愿以偿地为二叔办理完一切出院手续。接着，我们很快又为二叔和两位弟弟买到了当天晚上的回程车票……
我一阵阵觉得道貌岸然的我们把二叔提前打发去了黄尘古道。
最后清理床位时，二叔一度拉住我和大哥的手说：“本打算要到家去看看孩子们的，可肺结核这病犯说道，去不了啦。”二叔颤抖着手从包里拿出二百元钱说，“给孩子们买点儿啥。”
我和大哥说什么也不要，大哥说：“二叔病了，正需要钱，我们本应给二叔拿些才是，这怎么好……”
“二叔就这么点儿意思，听二叔的。”二叔生气的样子，直到我们收下。
后来，二叔还倌誓且旦地说：“等我的病治好喽，承包村里的稻田，我种上他二十垧地的水稻，到那时再来看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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