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氏家族的发展演变
高氏家族的发展史源远流长。关于高姓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说高姓始祖是黄帝的近臣高元，河南新郑人；另一种说高姓始祖是春秋战国时期迎接齐桓公即位的高溪。据史料记载，高溪的十世孙有二：一曰高量，入楚（今江陵）为官；二曰高洪，东汉时曾任渤海太守，子孙繁衍，世代官宦，为当地旺族。据《高氏宗谱》记载，生活在高家畈的高氏家族祖宗牌位上写有渤海世家，以渤海为堂号，这说明高氏家族可能是东汉高洪的后裔。
宋元时代，高氏家族的祖先一直居住在金陵（今南京）。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将自己的儿子分封各地为王。公元1373年，朱元璋封其六子朱桢为楚昭王，环视朝中上下，惟吏部大臣高大用文韬武略，于是封赐为随王护驾重臣。自此，宋元时代世居金陵的高氏就在湖北安家落户了，高大用就是高氏家族在湖北的一世祖。
《高氏宗谱》记载，高大用入湖北后，始居蕲州东乡，后迁居城南纪门外桃花岭之打船坊。由于地处江滨，时常为水患侵扰，于是移居焉厥，后又迁至黄庙乡。家谱对高氏始祖的生平描述不多，这是旧时家谱遗失所致。据九世祖高云路在《肇修宗谱原序》中说：“近祖以狼烟惊扰，播泊江关失旧简，厥初生民已涣漫无稽矣。”可见高氏后代对始祖的生平了解得很有限。高大用去世后安葬在武昌纸坊朱桢陵园侧的龙泉山脚下，立有碑文。建国前，高氏宗族曾组织族内一批儒生到龙泉山下扫墓拜祭，从碑文中对始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关于高氏宗族的近支，旧谱中也有说明，这里简略地介绍一下。高大用有三子，即高得一、高得二、高得三，高得二就是高家畈高氏宗族的二世祖。旧谱中说，“旧稿得二公栏内云：二世祖以武功赴京候选，至万历时有书至北都来，称先世。大用子孙今无嗣承荫族，以途远时异，莫应细查其原，盖得一、得三之后也。愚玩其文不得其解，不知所云。得一、得三之后者，指发书人云乎？承荫人云乎？存此以待后之能详者，且祖妣两葬处均未著出殊，令叱异。”从这段文字中可知，明朝万历年时高大用还有后裔在京城，不知是高得一、高得三的子孙，还是高大用遗留在京城的后裔荫族。不过，据笔者从家谱中分析，也有可能是二世祖的后代。因为三世祖高文通有四个儿子，名琰、瑛、禹、宣。高琰是高氏宗族的四世祖，有三子，即思祯、一鹏、一羽，高一鹏即五世祖，高一羽科举中第后迁居安陆。高瑛有两子，名思会、思福。高禹也有两子，名思忠、一邦。高宣有四子，名一麒、一麟、一风、一昆。高云路在《肇修宗谱原序》中说：“五世祖有胞兄讳思祯，从兄弟一麒、一麟、一风、思会、思福，创置靡有传声以国徭，故嗣息转徙，姑阙以俟采访。”从这段文字可看出，高得二有五个曾孙从事国徭，迁徙不定，说不定他们的子孙也到了京城定居。
二、历代修族谱情况
第一次修族谱的是九世祖高云路，当时居住在高家畈的高姓族人对高氏宗族的发展知之甚少，面临着断谱的忧虑，所幸本支渊源檄如对始祖、三世祖、五世祖及现今高氏宗族七个房头有文字记载，于是高云路在清顺治壬辰年（1652年）承担了修谱的重任，这时离高氏始祖迁入湖北已经有279年了。十一世祖高膺祚从京城返回故乡后，在族中长辈的支持下，接过了续谱的担子，他潜心修谱，对十代以后的族人进行了详细的注释，终于使《高氏宗谱》得以大成。
第二次续谱是在1919年进行的。这次修谱再也不像前辈那样靠个人的奋斗了，而是成立了一套续谱的班子，有督修、编修、协修、校阅、经理、采访、敛费、校对、誊录，明确了具体的分工和各自的职责。据汉阳县志记载，1919年，高家畈续修族谱，当时族中规定，男丁每人出钱一串五百文，折合银圆一点五元，加上从族中祖产支出部分，共花银圆万元，刻印历时四年。发放族谱时，大摆酒宴，请戏班唱戏三天。可见当时的热闹场面和高氏宗族对修谱的重视。
2000年，在十九世孙高士谋、高士元、高峰等的倡议下，高氏后裔成立了高氏宗族续修委员会，并号召在外工作、经济基础较好的族人捐款，解决续修族谱所需的资金。这一倡议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在外工作的高姓子弟纷纷解囊相助，共筹集了十多万元的资金，顺利地完成了第三次续修族谱工作，高氏宗族六百多年的发展历史这才为后人所知悉。
三、明清民国时期重要人物简介
据《高氏宗谱》记载，三世祖高文通以武功高强授锦衣卫指挥。离职后，先后在桃花岭、洗马口、高公桥居住过，因嫌城市喧闹，乃迁至汉阳（今蔡甸）小奓山边的高家途，历经数十年才迁至小奓湖畔的高家畈定居。高文通就是高家畈的开山鼻祖了。
四世祖高琰是明朝武进士，想必他一定是继承了高氏家族的传统，勤习武功而武艺高超。家谱上记载友人曾赠送一副门联：“天子门生宅第，诸侯僚友人家”。从这副对联中可以想象出高氏家族一定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了。据说他与外考杨胜二同朝为仕，杨胜二官居其上，且年尊，因杨家乏嗣，遂领杨胜二之军业。杨公去世后，琰公回宗高姓。
在五世祖中，高一鹏、高一羽兄弟俩同中科举，真是光宗耀祖了。《高氏宗谱》记载，高一鹏素有大志，因赘婿吴家语言不合而发奋读书，潜心苦读揣摩而有所得，申庠生中卿试，在丁丑年的会试中考中了进士，授四川中江县令。任期届满后回到高家畈，大肆置湖山、造田宅，至此高氏家族财力雄厚，称霸一方。高一鹏有七子，名钦、铠、镒、铣、铎、锡、奇，除铣、铎两人远游未归外，其他五人在高家畈都有传人，这就是当今高家畈五个房头的来由。一鹏公享年八十有三，这在当时绝对是高寿了。高一羽在明朝丙戍年的会试中也中了进士，后在湖北安陆任职，从此未回归故土。
八世祖中，二房的高杰是明朝已酉科的拨贡。十一世祖高膺祚也出自二房，高膺祚字永锡，号苍峰，生于明崇祯庚午年（1630年），他在弱冠之年入县庠，屡试冠军，二十四岁时食禀筑，赴秋闱而十之有三，丙寅年（1686年）赴礼部廷试为吏部选授训，次年选授吏部博士。晚年回归故土续修家谱，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写下《续修宗谱序》。
十二世祖中，大房的高潭系清朝翰林院学士，后任浙江学政，从此也未回归故土。
最为耀眼的是清朝乾隆时期的高雪珍了。高雪珍是乾隆时的进士，官至翰林，乾隆帝曾赐“钦点翰林院”御匾悬挂在高姓祠堂里。只可惜高姓祠堂于1954年在百年一遇的洪水中倒塌了，乾隆帝亲赐御匾不知流落到何方，否则也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了。
十五世祖中，大房出了两个人物。高宗洲在清朝乾隆丁酉年（1777年）考中科举，授四川中江县升正堂，后任江西南昌府知府。高相玉是清军府世袭云骑尉。
三房中出了个桃李满园一世家。高礼休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儒医，身处19世纪中叶，正值清廷腐败，列强侵略我国，深怀救国救民之心，但科场不第，报国无门，矢志以医济民，于是师从名医习岐黄术，精攻《黄帝内经》等经典医著，学成后青胜于蓝，医术高超，诊治病人，切脉即知，药到病除。高礼休医德高尚，对病者有求必应，即便风雪交加也是步行出诊；他还非常怜惜贫苦民众，对贫苦病患免收出诊费，有时还解囊相助资以药费，四十年如一日，他的高尚医德至今被人传颂。高礼休在行医济民之时，其报国之心始终不渝，他要求子孙有经世致用之学，图强雪耻。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其子孙不负其望，学而有成。从第二代起，连续四代历经百年，先后有二十二人从事于我国的教育战线，形成了一个代代相传的教育世家，为培养各类人才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的长子高伯苍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县试中拨为贡生，以隶州官判河南；辛亥革命前后在武汉几所学堂任教，民国初年任湖北督署文书，黎元洪倚之如左右手。民国三年他参加了第一届全国知县考试，位居甲等七十三人之一，出任河南巩县知事，接任陕西卢施县知事，民国十四年任陕西省税务局专员。高伯苍为官十数年，清正廉洁，不收贿赂，在巩县任职时力禁烟害，被誉为“高青天”。
在高氏家族中还出了一个国民党时期的将军，他就是高耀东。高耀东，又名高选鎏，青年时投考黄埔军校，是第七期的毕业生。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排、连、营长；抗战时在上海与日军作战时负伤，伤愈后调任中央军校少校、中校、上校战术兼孙子兵法教官；后进入陆军大学战术研究班一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将官训练班一至四期、将乙三期少将班副主任及校部少将教育科长，后调华中任少将高参，任国防部少将部附青救国军事处少将处长兼总队长代幕僚长，以后调一二七军，任独立旅少将旅长兼少将辎重兵团团长、河南第一绥靖纵队中将司令，湖北保安第五师少将师长，暂编二十七师中将师长。曾获抗战胜利勋章、陆海空军奖章、学术优异奖章等，著有《砂盘兵棋与应用》《闪电战纲要》《孙子兵法讲授录》等，晚年在武汉市武昌商家巷居住。高氏子弟中投考黄埔军校、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的还有高建璋、高进庆、高希正。高建璋1937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十三期炮兵科，任职于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运输署，1949年在重庆起义，脱离了国民党政权。高进庆是黄埔军校十七期步科班的毕业生，也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高希正是黄埔军校二十一期步科班的毕业生，后随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曾任台湾省政府秘书主任。
商贾巨富首推高云青。高云青，又名高选斌，生于1897年。幼年家贫，青年时只身流落武汉，得到在汉经商的族叔高干卿的资助，逐渐在武汉商界崭露头角，经营纱布、棉花、杂粮，并在岳口、沙洋、仙桃、樊城等地设有分庄，成为武汉非常有名气的富商。另据永安镇志介绍，高云青在二三十年代就与在武汉经商的日商往来密切，他一方面经销日货，另一方面把收集到的纱布、棉花、杂粮等卖给日商，于是很快就暴富了。特别是在武汉沦陷期间，他利用与日本人的特殊关系经商，最终成为武汉市的巨富。1952年，高云青在老家高家畈被人民政府镇压。不过，高云青为党、为人民还是做了些有益的工作。1944年，新四军地下工作者高纯一（高家畈人）被日本宪兵队抓获，受尽了酷刑。高云青获悉后，与族人四方奔走，多方求救，将高纯一重金保释。高纯一获释后出任新四军五师联络部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另外，高云青于1943年个人出资，在高家畈修建了正本学校的教室宿舍和校政厅，还与族叔高干卿共同出资定做了课桌、课凳，使高家莘莘学子能接受现代教育，为高家后代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高家畈的老人们还记得，每年春节前，高云青会回到故乡，为那些无钱过年的贫苦农民送钱送物，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解放后，高家畈更是人才辈出。据笔者从《高氏宗谱》的《精英录》上统计，从高家畈走出的有：中央部委、中央直属单位的司长、局长等官员8人，部队、公安部门的处长、主任、大队长等11人，各级政府官员35人，教育和医疗战线上的校长、教授、院长等37人，厂矿企业的总经理、厂长、处长等29人。比较有名气的有：高纯一，曾任农垦部计划司司长；高风，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高进珊，曾任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华中电管局副局长、副总经理；高峰，曾任武汉集体经济报社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工业合作学会理事，中国城镇集体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专业报记者协会常务理事；高士元，武汉市硚口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士荣，武汉市畜牧水产局副局长；高英玖，武汉市粮食局副局长；高进仁，三峡大学校长、教授；高群，孝感市药检所主任药师、教授；高原，华中理工大学教授；高进松，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高士秀，湖北汽车工业大学副教授；高选勤，武汉江汉大学副教授；高国华，武汉厦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士焕，中港合资游子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由于新续修的《高氏宗谱》上对主要人物均有传记或简介，这里不一一赘述。
四、高氏宗族的祖业
高云路在《肇修宗谱原序》中说：“筑室安堵，盖三世祖也。五世祖弘拓土田，广置湖业，湖之周不下数十里。”可见当时高氏宗族财力之雄厚。
高氏宗族购置产业是从四世祖高琰开始的。高琰是明朝的武进士，入朝做官，集聚了一部分钱财，购置了灵桂军湖。五世祖高一鹏在四川中江县为官多年，回归故乡后，从朱紫阳、谢国宣等七姓手里购买了九真山前的太白湖（即灵桂军湖的扩展）。太白湖东至石浒咀关王矶，西至东子山楚岭，南至麻汉元脑，北至杜姓田坡石木两港，因此湖的周围有数十里，其间有柴山、草场、湖面，均属高氏宗族的家业。
高氏宗族经营湖业的收入主要有三：一是鱼，由于湖面宽阔，雨水充足，加之湖中长有湖草，因此很适合鱼类生长，每年捕获的鲜鱼收入可观。二是野禽，广阔的湖面吸引了野鸭、大雁等野禽，每年秋天，成群结队的野禽飞到湖面上过冬。初来之时，这些野禽很瘦弱，在湖面上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就慢慢长得肥壮了，这时也就是高氏族人狩猎的好时机。那肥嫩的野鸭、大雁、天鹅等野禽，自然可以卖出好价钱来。三是柴草和湖草，柴山上的草可做燃料，也是造纸的原料；湖底长出的湖草是农民种田的好肥料。过去，当地的农民，包括来自仙桃的农民常常驾船到湖里打草作肥料，而在湖里打草是要向高家交钱的。
自五世祖以后，高氏宗族分为五房，高氏祖业除了太白湖、灵桂军湖外，还有庙堂湖、聚马洲、滩子、高陂汊、古堤等湖面，那么他们又是如何继承祖业的呢？这难不倒他们，他们按五个房头轮流分管湖山，即十年一大周转，五年一小周转，每口湖以百串钱按股份分派，基本上每家每户都能分派到。当年分管湖业的房头是老板，湖里的收入归该房头，然后在房头内进行分配；其他房的族人是帮工，只拿工钱。
高氏祖业距高家畈有二十里路之遥，湖周围的外姓人家自然不甘心如此一块肥肉落入高家之口，在七世祖高汾执掌族政时，不少人觊觎此湖，并时有侵犯。高汾不忍祖业被外人侵犯，于是向邑宰起诉，如此几次案子都不能定。恰巧当时朝廷派文太师巡视临案，高汾于是渡江找文太师告状，经过几次传讯、查证，才判定他人为无理侵犯，并向高氏家族发放黄凌执照，自此以后的几百年间再也无人胆敢侵犯高氏祖业了。
笔者小时候在高家畈长大，对高氏宗族管湖的事情尚有记忆。记得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每年冬春时节，生产队里要分一次野鸭、大雁等野禽，在那个很少见到鱼肉的年代里，能喝上一碗萝卜炖野鸭汤、吃上鲜嫩的野鸭肉，真可谓是一种莫大的享受。笔者还记得，有一年母亲到二十里远的湖里买鱼，在高氏族人的帮助下，母亲挑回来满满一担鱼，那时我们三兄弟别提有多高兴了。
五、水利之家
高家畈三面环水，紧靠小奓湖，而小奓湖的水是与长江相连的，明清时没有修建大堤，每年长江发洪水的时候，大水淹没了高家畈不少良田，甚至危及高家畈的安全，因此亟需治理水患。
十四世祖高庄，字秉诚，年少时家贫，聪慧敏捷，长大后经商十余年，积累了丰厚的家产。高庄为人善良，乐于助人，颇受当地群众的崇敬。道光八年（1800年），高庄出面，提出修筑堤院，挡住洪水的泛滥，造福于民。他的建议得到了当地士绅长老的支持，于是组织一批志同道合之人，一边勘测地址，一边筹集资金，并报请县知事批准，给予资金支持。县衙批复为官督民办，以民间自筹资金为主，官府在可能的情况下，予以适当资助。在县府没有提供资金的情况下，高庄没有气馁，与周围的外姓村落商定：以各个村落的受益情况按单位划分堤段任务，各负其责。于是，高家畈负责四成垸的摆角堤，刘家咀、邹家畈负责他们村前的南堤，李家台负责灌林咀的堤段，高庄被各村的乡绅推举为督理。高庄除出巨资修大堤，肩负督理之职外，还多次奔走于武汉，向殷商富户筹集资金。由于操劳过度，他在堤防即将告成之时过世了。他的儿子高万镒接过了督理之职，按原订计划完成了筑堤任务。紧接着，高万镒又提出在靠近小奓山的山脚下修建一道闸，既可排灌，又方便船只出入，起名为德丰闸。就在德丰闸即将竣工之际，高万镒去世了。这时县府委派王华川为督理，王华川上任后，以筹款为名，敲诈勒索，强行摊派，个人从中渔利，激起了公愤。高怀仁与高万镒的第三子高缉典告到县衙门，县府见众怒难犯，只好将王华川撤职，建闸的事仍交给民间办理。于是高怀仁与高缉典承担了建闸的重任，他们在武汉发动汉阳籍的有钱人募捐，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建成了德丰闸。
随着修筑堤院和修建德丰闸，堤院内的高姓、刘姓、邹姓、李姓村落终于免除了几百年的水患，他们终于可以安居乐业了。高庄祖孙三代为筑堤建闸、造福于民而呕心沥血的献身精神，必将为后代人所传颂。
六、宗族械斗
高氏先祖为子孙后代置下了丰厚的产业，同时也埋下了争斗的种子。高氏宗族时常为祖产与邻姓家族发生械斗，并且大打出手。
1911年，为庙堂湖的产权问题，高氏与灌林咀李姓发生了一次宗族械斗。当时李姓说庙堂湖名叫三汊湖，属李姓所有；高姓说此湖就叫庙堂湖，产权归属高家畈。两家费了不少口舌，谁也说服不了对方，于是约定在四月间以武力定胜负，谁胜产权就归谁。当时高家畈的族长怕闹出人命，严令高家子孙不得参与械斗，同时召集各房房长开会，陈述械斗的利害，好不容易把大家的火焰压了下去。但到了约定械斗的当日，李姓组织浩浩荡荡的队伍，驾着十多只木船向庙堂湖杀奔过来。他们见高家畈没有人来应战，以为高家胆怯了，于是上岸准备放火烧高氏族人的房屋，这可惹怒了武术大师高秀父子三人，他们不顾族中禁令，一齐冲了上去。大儿子把火铳扛在肩上瞄准了李姓队伍，二儿子则点燃了火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名绅陈陔南先生飞奔上前，把火铳的尾端猛地推向左边，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弹丸从李姓人群的旁边射了出去，避免了李姓人员的伤亡。但射出去的弹丸铲平了坟头的一半，李姓人家害怕了，他们看见有些高姓人从这边冲了过来，就赶紧撤回了队伍，于是庙堂湖的产权之争就平息了下来。
1925年，高姓与另一李姓为了沉湖的龙王头、界台沟的界桩，与该李姓发生了一场宗族械斗。一天，李姓探知高姓在湖上的人不多，请来了武术教师，组织几百人的队伍准备强行移动界标。当时高姓族人只有18人，他们个个举拳盟誓，誓与界标共存亡。由于一方是虚张声势，靠的是武术教师壮胆；另一方则拿出了拼命的架势，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因此在双方的混战中，高姓族人虽少，但却占了上风，他们打死了对方的武术教师超新美，还把另一个武术教师王胯子的左腿打断了，李姓顿时阵脚大乱，纷纷溃散，高氏族人则乘机将超新美的尸体用麻袋包裹沉到了湖里。李姓打了败仗，还被打死了人，自然不肯罢休，连夜到武汉去告状。由于找不到超新美的尸体，官司处于僵持阶段，李姓只好请王胯子出面，并把断腿拿到法庭上作证。高姓一方面派人做王胯子的工作，并许以解决他今后的生活费，于是王胯子撤回了证词；另一方面用金钱去贿赂法官，有钱能买得鬼推磨，于是这场官司就不了了之。
1935年春季，高姓与刘姓发生了一起械斗。这次械斗的起因是：德丰闸由受益的二十一堡半轮流分管，这年正好是刘姓家族管理。因为刘姓的农田地势较低，对水的需要量就少一些，当水位没有达到规定的高度就提前关闸了；此外，德丰闸又是院内外货物吞吐的必经之地，这时候正是春耕生产之际，在院外打草的船只要经过闸口，刘姓提前关闸，对过往船只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这就激起了大家的公愤，一些小姓由于势单力薄只是敢怒不敢言，他们希望借助高姓大户的力量来摆平此事。在他们的鼓动下，同时也为了自身的利益，高姓派代表与刘姓交涉，不仅没有协商妥当，而且还受了刘姓的一些气，于是把刘姓堆在堤上的肥田枯草放火烧掉了。刘姓不服，双方约定时日决战。高家畈在族长高茂春、武术教师高礼尧的带领下，召集族中的男丁，手执刀、棍、长矛、铁耙等，准备前往小奓山与刘姓族人决斗。高茂春还带着一把手枪，在高家畈的岗岭上放了一枪，给高氏族人壮胆。高氏族人赶到堤上，不听族内乡绅的劝阻，就要与刘姓族人开战。刘姓族人有些胆怯了，前面有人往后退，后面的人以为前面的打了败仗，一窝蜂似的往后跑。刘氏家族带队人刘远衡百般阻止无效，只好跟着队伍向后退，但他还有些不服气，边后退边舞动棍子进行挑衅，这可恼怒了高姓人，有两个人冲上前去，举起长矛就把刘远衡刺死了。刘姓把官司打到武汉，高姓一方面请名律师打官司，另一方面贿赂官府，同时串通刘氏家族中有钱有权威的人物刘廉益出面调解，这起人命官司就平息了下去。
在德丰院堤外，有一口天然的独昌湖，由高、邹、刘、熊四个家族轮流分管。有一年，高姓与熊姓发生了纠纷，调解无效，双方打起了官司。熊姓中有一个秀才叫熊荣舫，能说会道，高姓族人对他怀恨在心，准备狠狠地惩治他。他们打听到熊荣舫已回家探亲，于是决定在他回武汉时在必经之地捉拿他。不料这个消息被人泄露了出去，熊荣舫事先租了一顶花轿，坐在花轿里，并故意露出一双绣花鞋骗过了高家人。熊荣舫回到武汉后，认为不能与高家结仇，于是请人与高家和解，最后两姓合好，化干戈为玉帛。
有一年，灌林咀李姓管理小奓湖时，巧立名目，中饱私囊，他们自己设立、收取“三费”，即：农民从小奓湖里取水，要交“取水费”；农民从湖中打草，要交“打草费”；船只过往闸口，要交“过口费”。农民们一个个怨声载道，但敢怒不敢言。李姓由于有些惧怕高氏宗族，不敢收高姓人的钱。一天，大批的船只经过闸口时，船上的人为了不交钱，人人都说姓高，李姓有些恼火，不问青红皂白，逢船就收钱。在收钱时，碰上高氏宗族族长高万镒的师傅，那位师傅说自己姓高，应该不交钱。李姓人蛮横地说：“就是姓高的也要交钱。”那位师傅没有交钱，他们就把船上的草拉下来抵作过口费。师傅回去后，对高万镒的三弟诉说了此事。高万镒的三弟是有名的武术师，哪里能咽下这口气？一气之下跑到李姓收钱的棚子里，把李姓人狠狠地揍了一顿，烧了他们的棚子，把他们收的过口钱拿了过来。李姓当即告到县里。为了应付这场官司，高万镒与三弟将大麦用温水催芽，连夜播种在李家搭棚子的地方。当县府传唤高姓人到案时，麦芽已经长了出来。在堂上，高姓不承认打了人、烧了棚，还反诉李姓私收“三费”。县府只得派人现场勘查，地上正长着一片绿油油的麦苗，哪里还看得见棚子的遗迹？于是县府判定李姓纯属诬告，当场判定土地归高姓所有，同时废止李姓私收“三费”的恶劣行径，并在石碑上刻上文字，正告院内民众。李姓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有苦说不出，而沿湖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七、创办新学和培养人才
高氏宗族掌管湖面、柴山、草场以后，收入颇丰，高氏家族大获其益，这引起了周围异姓的不满，特别是有的湖面、柴山、草场在外姓人的地盘上，受益的却是高氏家族，这更使他们心里感到不平衡。对他们来说，明朝给高氏家族核发的黄凌执照那是年代久远的事了，他们已经不认这个账了，于是千方百计想从高氏家族手中夺走祖产，这就引发了多次大规模的宗族械斗。虽然每次宗族械斗高氏家族因为人多势众占了上风，但他们从每次的械斗和官司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即“文打官司武打架”，光靠武力征服不行，还必须来文的。只要有人在外做官，文武双管齐下，才能保住祖业，于是创办学校、为本族培养人才的选择就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1926年，高氏宗族以一部分族产为基金，以高氏宗祠作校址，办起了一所官学。因为这所学校由高氏宗族所办，相传高氏家族是东汉渤海太守高洪的后代，以渤海为堂号，即“清沅堂”，又为“立本堂”，故这所学校起名为“正本学校”。1943年，高云青个人出资买了蒲坛一所旧庙，由族人拆除运回砖瓦、木料，在高氏祠堂旁修建了一座两层的“松云寺”，寺里两边的客房作为正本学校的教室宿舍和校政厅，同时他还与族叔高干卿共同出资定做了课桌、课凳，扩大了学校的教学规模。
正本学校开课后，凡是高氏子弟均可以入学就读，学校免收学生的学杂费，学校日常开销从高氏祖产收入中予以支付，因此，当时高氏家族的子弟纷纷入学读书，如果不是家庭有特殊困难，一般都能读到高小毕业。学校第一任校长是高叔伦，他是名医高礼休的第三子，高伯苍的弟弟。高叔伦早年在武昌求学，是英语专科毕业生。他受过新式教育，所以学校的课程严格按当时教育部的规定设立。1942年，学校增设特色班，教授初中课程。这时，学生不再局限于高氏子弟了，附近外姓人家，凡是与高姓沾亲带故的子女，均可享受高氏子弟的待遇入学就读，学校在读的学生达到了三百多人，使高家畈成为汉阳有名的文化之乡。
正本学校的创立，成为培养高氏宗族子弟的摇篮，几十年来，她教育、培养了数以千计的莘莘学子，使他们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早期教育。高家的子孙不少是从这里走出的，有的成为大、中、小学的校长，有的是大学的教授，继续从事教书育人的崇高工作。而更多的有学之士走向了社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〇〇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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