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

    一、鲁迅是在什么思想情况之下写“阿Q正传”的？

    要分析《阿Q正传》，我们认为首先要研究这一个问题，就是，鲁迅是在什么思想情况之下写《阿Q正传》的？研究这一个问题，鲁迅自己的话可以做我们的钥匙。当《戏》周刊编《阿Q》剧本的时候，鲁迅有《答〈戏〉周刊编者信》，其中说：“果戈里作《巡按使》，使演员直接对看客道：‘你们笑自己！’（奇怪的是中国的译本，却将这极要紧的一句删去了。）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象是写自己，又象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但我看历来的批评家，是没有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我们应该注意这一点，这一点说明鲁迅写《阿Q正传》是要求读者反省。既然是“读者”，在那时当然不包括劳动人民在内，那时的劳动人民大都不识字，谈不上读《阿Q正传》这样的小说的。反省又当然是反省《阿Q正传》里面所写的读者称之为阿Q主义的东西，首先是有名的精神胜利法。那么很明显，鲁迅写《阿Q正传》，是针对他的本阶级的读者写的，他向他的本阶级的人讽刺阿Q主义，他的思想里并没有什么农民不农民的问题。正因为这个原故，阿Q主义在他前前后后写的杂文里反映得也不少，不是旧日的统治者一流人的表现，就是旧知识分子的表现。总的说来，鲁迅写《阿Q正传》时的思想情况就是如此。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有一篇《几乎无事的悲剧》，是关于果戈里的《死魂灵》写的，最后一段云：“听说果戈里的那些所谓‘含泪的微笑’，在他本土，现在已经无用了，来替代它的有了健康的笑。但在别地方，也依然有用，因为其中还藏着许多活人的影子。况且健康的笑，在被笑的一方面是悲哀的，所以果戈里的‘含泪的微笑’，倘传到了和作者地位不同的读者的脸上，也就成为健康：这是《死魂灵》的伟大处，也正是作者的悲哀处。”鲁迅同果戈里不完全一样，把鲁迅分析得最正确的还是他自己后来的话，“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二心集》序言）这就表示鲁迅不同乎果戈里“含泪的微笑”，然而两位作家的小说的目的是一样，都是针对着本阶级说话，所以鲁迅在这里对于《死魂灵》的评语，到了新中国今天，恰可以用在鲁迅的杰作《阿Q正传》上面：“这是《阿Q正传》的伟大处，也正是作者的悲哀处。”我们认为我们这样说，是能够道出鲁迅写《阿Q正传》时的思想感情的。我们已是“和作者地位不同的读者”，阿Q时代的中国社会已经彻底地推翻了，正同鲁迅对果戈里的话是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时说的。总之从我们今天新时代的读者说，鲁迅写《阿Q正传》时的思想感情，是属于旧时代的，然而是健康的。

    鲁迅所写的阿Q却是一个雇农。虽然如此，鲁迅对士大夫阶级的讽刺从他笔下的阿Q的身上还是可以找出显明的痕迹来。这真有些象故事上的孙悟空变化土地庙，把旗竿竖在后面，旁人还是看得出的。我们且把《阿Q正传》上面这些痕迹指出来。如第四章开首一段：

    有人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得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另另，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这是讽刺当时某些知识分子总是自夸中国的“精神文明”。又如第四章里因了小尼姑的“断子绝孙的阿Q”这一句话，写了这么一段：

    阿Q的耳朵里又听到这句话。他想：不错，应该有一个女人，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应该有一个女人。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若敖之鬼馁而”，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所以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只可惜后来有些“不能收其放心”了。

    这分明是讽刺圣经贤传。又如第四章里下面的三段：

    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

    阿Q本来也是正人，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曾蒙什么明师指授过，但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却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类——的正气。……

    谁知道他将到“而立”之年，竟被小尼姑害得飘飘然了。这飘飘然的精神，在礼教上是不应该有的，……

    所有这里面的圣贤，商周，男女之大防，排斥异端，“而立”之年等等，都是士大夫阶级的玩意儿，鲁迅明明是假阿Q之名加以讽刺。其他如“也如孔庙里的太牢一般，虽然与猪羊一样，同是畜生，但既经圣人下箸，先儒们便不敢妄动了”，又如村人对于阿Q，“谁料他不过是一个不敢再偷的偷儿呢？这实在是‘斯亦不足畏也矣’。”都很象是孔乙己传里的话，而现在都见之于贫雇农阿Q的传。

    以上是说明鲁迅写《阿Q正传》是存心讽刺他的本阶级因而在小说里留下了许多痕迹。

    还有一个痕迹，鲁迅心目中常常有“中国人”的形象，其突出之点是爱看死刑的执行，所以《阿Q正传》里最后也写阿Q赴刑场有蚂蚁似的人跟着看，——不过阿Q主义的这一项表现不能表现在阿Q身上，因为是阿Q自己被枪毙，但鲁迅也一定要把它放在《阿Q正传》里面，仿佛是阿Q做的事似的！我们说痕迹，是说鲁迅写《阿Q正传》时的思想感情在《阿Q正传》里我们还可以寻得一些痕迹出来。从最后的这个痕迹看，鲁迅是写城市里的市民，是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表现，在《阿Q正传》里是附带写的。

    根据上面所说，鲁迅写《阿Q正传》时的思想感情，主要是写给本阶级的人看的，“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鲁迅当时并没有想到农民不农民的问题，虽然他写的阿Q是一个雇农。现在有许多研究《阿Q正传》的人，总是说《阿Q正传》所表现的阿Q主义是旧日中国各阶级的人都有的，好比精神胜利法，农民也有，所以鲁迅才把它那么突出，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说法，——鲁迅如果真正想到农民也有，为什么他能不想到工人也有呢？难道他那时惟独懂得工人阶级的进步性了吗？我们的研究者为什么也不那样说呢？可见他们是表面地看见鲁迅所写的阿Q这个小说人物是一个农民的原故。这样就不能认识鲁迅当时真正的思想感情。鲁迅当然也不是说他写的阿Q不足以代表农民，要说代表，因为他当时没有阶级观点的原故，他是写阿Q来代表一般的中国人，就是所谓“国民性”，最主要的还是士人，即作者的本阶级。鲁迅的思想比果戈里深远得多，鲁迅是革命战士，但鲁迅说给《死魂灵》的话，“这是《死魂灵》的伟大处，也正是作者的悲哀处”，也是我们今天说《阿Q正传》最恰当的话。伟大因为这篇小说足以为旧中国的典型，鲁迅当时有悲哀，而在新中国人民看起来仍应该是健康的讽刺。

    照我们的意思，《阿Q正传》主要是讽刺士人，即作者的本阶级，那么鲁迅为什么不直接了当写这么一个士人呢？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我们将逐步解决。目下我们只简单地提出一点来说，鲁迅是想把他的小说人物写得生动，他心目中有阿Q这么一个影象，他认为足以写出他的主题思想，所以他就写他。小说是1921年写的，到1926年写《〈阿Q正传〉的成因》他说，“阿Q的影象，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在《寄〈戏〉周刊编者信》里答复别人“小D大约是小董罢？”他说，“并不是的。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Q一样。”可见鲁迅心目中阿Q的影象是有一个真阿Q给他产生的。真阿Q，当然同《阿Q正传》里面的阿Q不完全一样，没有这个必要，但基本上同《寄〈戏〉周刊编者信》里面说的，“我的意见，以为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象瘪三样”，应该是相去不远的。鲁迅就根据这个阿Q的影象，“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结果就是《阿Q正传》。真阿Q虽然不是士人，但鲁迅取为模特儿，写一篇主要是讽刺作者本阶级的小说，是可能的，我们只看《热风》里“随感录”三十八讽刺“戊派的爱国论”（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云：“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阿Q也无非等于牛二，所以《阿Q正传》主要是讽刺什么，作者是在什么思想感情下写的，我们认为是很明显的事情。

    二、“阿Q正传”所反映的作者的人民的立场

    我们说《阿Q正传》主要是作者讽刺他的本阶级，“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又因为他心目中有阿Q这一个影象，他觉得把这个人物写出来足以说明他的意思，于是作者就为我们写了《阿Q正传》。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分析《阿Q正传》罢。

    我们的第一句话是：《阿Q正传》反映了鲁迅的伟大的人民的立场。难怪作者后来分析他自己说“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这话是鲁迅有了阶级觉悟以后对他自己的最正确的评语。但我们还应该插进来说一句，这话与让读者开反省的路的话究竟是否矛盾呢？不矛盾。中国的旧知识分子的彻底的反省就是知道中国封建社会一定要灭亡。所以《阿Q正传》就写辛亥革命。而辛亥革命后，“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这就是说辛亥革命失败了，地主阶级继续当权。从《阿Q正传》人物的形象看，《阿Q正传》是绝无而仅有的辛亥革命时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史，作者的立场是站在被压迫被剥削者阿Q这一方面的。每当描写阿Q遭受压迫和剥削时真是难得的同情文字。如果死记着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是讽刺文学，究竟讽刺什么呢？我们认为这是我们读者自己的立场的考验。我们现在来看作者的立场是怎样站在阿Q这一方面。如小说第一章阿Q说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的说，这于他也很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那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溅朱，喝道：

    ‘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阿Q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

    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阿Q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这写的是地主当权派及其爪牙压迫人民的历史。又如第二章写阿Q的“行状”，“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也会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所以，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Q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状’；一闲空，连阿Q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只是有一回，有一个老头子颂扬说：‘阿Q真能做！’这时阿Q赤着膊，懒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然而阿Q很喜欢。”鲁迅对瘦伶仃的赤着膊的阿Q是真心的同情，“然而阿Q很喜欢”，又是不应该的，——那么应该怎样呢？应该反抗！鲁迅明明是站在被剥削者的立场作叙述的。

    我们再读第四章，阿Q在赵太爷家舂米，同赵太爷的女仆发生“恋爱的悲剧”，下面的叙述都是极精采的文章：

    “这一天，阿Q在赵太爷家里舂了一天米，吃过晚饭，便坐在厨房里吸旱烟。倘在别家，吃过晚饭本可以回去的了，但赵府上晚饭早，虽说定倒〔例〕不准掌灯，一吃完便睡觉，然而偶然也有一些例外：其一，是赵太〔大〕爷未进秀才的时候，准其点灯读文章；第二，便是阿Q来做短工的时候，准其点灯舂米。因为这一条例外，所以阿Q在动手舂米之前，还坐在厨房里吸旱烟。

    吴妈，是赵太爷家里唯一的女仆，洗完了碗碟，也就在长凳上坐下了，而且和阿Q谈闲天：

    ‘太太两天没有吃饭哩，因为老爷要买一个小的……’

    ‘女人……吴妈……这小孤孀……’阿Q想。

    ‘我们的少奶奶是八月里要生孩子了……’

    ‘女人……’阿Q想。

    阿Q放下烟管，站了起来。

    ‘我们的少奶奶……’吴妈还唠叨说。

    ‘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阿Q忽然抢上去，对伊跪下了。

    一刹时中很寂然。

    ‘阿呀！’吴妈愣了一息，突然发抖，大叫着往外跑，似乎后来带哭了。

    阿Q对了墙壁跪着也发愣，于是两手扶着空板凳，慢慢的站起来，仿佛觉得有些糟。他这时确也有些忐忑了，慌张的将烟管插在裤带上，就想去舂米。蓬的一声，头上着了很粗的一下，他急忙回转身去，那秀才便拿了一支大竹杠站在他面前。

    ‘你反了，……你这……’

    大竹杠又向他劈下来了。阿Q两手去抱头，拍的正打在指节上，这可很有一些痛。他冲出厨房门，仿佛背上又着了一下似的。

    ‘忘八蛋！’秀才在后面用了官话这样骂。

    阿Q奔入舂米场，一个人站着，还觉得指头痛，还记得‘忘八蛋’，因为这话是未庄的乡下人从来不用，专是见过官府的阔人用的，所以格外怕，而印象也格外深。……”

    乡下人确乎是怕官话的，我们只看《离婚》那篇小说里所写的那么有强烈个性的爱姑只因七大人表演了一下子官态就吓坏了便可知道。阿Q又舂了一会米，“他热起来了，又歇了手脱衣服。”后来又出了事，他赤着膊逃回土谷祠，我们再读下面的极精采的文章：

    “阿Q坐了一会，皮肤有些起粟，他觉得冷了，因为虽在春季，而夜间颇有余寒，尚不宜于赤膊。他也记得布衫留在赵家，但倘若去取，又深怕秀才的竹杠。然而地保进来了。

    ‘阿Q，你的妈妈的！你连赵家的用人都调戏起来，简直是造反。害得我晚上没有睡觉，你的妈妈的！’

    如是云云的教训了一通，阿Q自然没有话。临末，因为在晚上，应该送地保加倍酒钱四百文，阿Q正没有现钱，便用一顶毡帽做抵押，并且订定了五条件：

    一 明天用红烛——要一斤重的——对，香一封，到赵府上去赔罪。

    二 赵府上请道士祓除缢鬼，费用由阿Q负担。

    三 阿Q从此不准踏进赵府的门槛。

    四 吴妈此后倘有不测，惟阿Q是问。

    五 阿Q不准再去索取工钱和布衫。

    阿Q自然都答应了，可惜没有钱，辛〔幸〕而已经春天，棉被可以无用，便质了二千大钱，履行条约。赤膊磕头之后，居然还剩几文，他也不再赎毡帽，统统喝了酒了。但赵家也并不烧香点烛，因为太太拜佛的时候可以用，留着了。那破布衫是多半做了少奶奶八月间生下来的孩子的衬尿布，那小半破烂的便都做了吴妈的鞋底。”

    所有这些文章，鲁迅都是站在阿Q的立场上来刻划地主阶级的，对阿Q只有同情，没有讽刺。这些文章都在第四章“恋爱的悲剧”里，这一章除了我们在这里引出来的篇幅之外，其余的也将近占篇幅的一半，那一半的篇幅都不是描写被压迫被剥削者阿Q同地主阶级对立的场面，因之对阿Q就有讽刺。所以鲁迅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

    在“大团圆”那一章里，写阿Q在大堂上下跪，好象对阿Q有些讽刺，其实不是的，鲁迅对这个细节的描写真是深刻极了，历史上难得留下这样的好文章，老百姓就是怕官！而这个官的形象刚好是辛亥革命那年革命在县衙门里胜利了的官的形象！鲁迅前面写了阿Q格外怕专是见过官府的阔人用的“忘八蛋”这句官话，现在就写阿Q在大堂上见官，讽刺是讽刺当时的“民主”，在官治之下老百姓是要下跪的，而新起的“民主”之下，老百姓又“站不住”，又添了一层害怕。我们读鲁迅的文章：

    “他下半天便又被抓出栅栏门去了，到得大堂，上面坐着一个满头剃得精光的老头子。阿Q疑心他是和尚，但看见下面站着一排兵，两旁又站着十几个长衫人物，也有满头剃得精光象这老头子的，也有将一尺来长的头发披在背后象那假洋鬼子的，都是一脸横肉，怒目而视的看他；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

    ‘站着说！不要跪！’长衫人物都吆喝说。

    阿Q虽然似乎懂得，但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

    ‘奴隶性！……’长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说，但也没有叫他起来。”

    阿Q的“趁势改为跪下”，鲁迅写得多么悲愤呵！如果说鲁迅在这里对阿Q有讽刺，我们认为是不可容忍的说话。

    鲁迅有时简直是当场怂恿阿Q似的，从这些地方我们真是感动于他的伟大的人民的立场，好比阿Q在“恋爱的悲剧”之后没有工做，鲁迅写了下面的两段：

    “有一日很温和，微风拂拂的颇有些夏意了，阿Q却觉得寒冷起来，但这还可担当，第一倒是肚子饿。棉裤，毡帽，布衫，早已没有了，其次就卖了棉袄；现在有裤子，却万不可脱的；有破夹袄，又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决定卖不出钱。他早想在路上拾得一注钱，但至今还没有见；他想在自己的破屋里忽然寻到一注钱，慌张的四顾，但屋内是空虚而且了然。于是他决计出门求食去了。

    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见熟识的酒店，看见熟识的馒头，但他都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

    伟大的鲁迅，他在这里是拿“熟识的馒头”来引诱阿Q，阿Q应该求这类东西！

    三、论阿Q这一个社会人

    我们现在提出一个问题，从《阿Q正传》所写的未庄看，未庄是不是真象一个农村？阿Q是不是真象住在农村里的农民？实际研究起来，恐怕都不是的，未庄不真是一个农村，阿Q也不是道地的农民。这个问题，从鲁迅当时看来，本不成问题，他本不以为他是在这里写农民，他只是写阿Q这样一个人物罢了。他把阿Q放在未庄里，是为得故事的方便计，好比写阿Q因失业而进城作偷儿，写赵家的遭抢，写阿Q的“大团圆”，凡这些，把阿Q当着未庄的一个乡下人，都有好处。在《阿Q正传》里，因为布置了一个未庄与县城，写起来就自由得多，某些事情可以在未庄详写，某些事情可以在县城里详写。若就所写的事情说，凡属出现在未庄的，都可以出现在辛亥革命时代的县城里，简直可以说是县城里的事情的成分多，是乡村里的事情的成分少。在鲁迅的小说里，明明是城里的事情故意写作乡村，在别处也还有，如《狂人日记》里狼子村把人的心肝用油煎炒了吃，是指徐锡麟被吃的事，而徐锡麟被杀不是在乡村。总之《阿Q正传》里的未庄，是作者对他所熟悉的地方（当然就是绍兴城）取的一个代名词，同别的小说用鲁镇是一样的，只区别于不是写大都市的生活就是了，到底是乡村还是城镇，鲁迅认为是不必注意的。阿Q也就是他所熟悉的地方的一个阿Q，到底算不算得农民，有没有主要劳动，鲁迅也认为不必注意。

    本来我们上面所说的话，如果根据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或乔峰《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里面的一篇《阿Q时候的风俗人物一斑》，是没有再费言辞的必要的，连阿Q所住的土谷祠在旧日绍兴城内都有了着落。那些很好的材料，对我们极其有用，然而我们究不能把它作为原料来判断鲁迅的制造物，它只能是作者当时用的模型。我们要研究未庄是否真是农村，阿Q是否真是农民，还要看《阿Q正传》里面的描写，我们应该来作一番考察。

    我们先看所写的未庄。在未庄里面有下面的几个特点，都不是农村所有的而是旧日一般城市里有的：

    一、未庄闲人多。如阿Q在打骂敌不过人之后，就采用怒目主义，小说里面就有这一句：“未庄的闲人们便愈喜欢玩笑他。”又如坐在墙跟日光下捉虱的王胡当然是一个闲人，阿Q与他并排坐下去，小说就这么写：“倘是别的闲人们，阿Q本不敢大意坐下去。”也无非表示这样的闲人多。其他如看打架就写“看的人们”，听闲话就写“听的人都赧然了”，“听的人又都悚然而且欣然了”。

    二、赌摊在未庄似乎是很普通的事，如写阿Q，“假使有钱，他便去押牌宝，一堆人蹲在地面上”，仿佛随时可以有这一堆人似的，这却是城里的事，乡村里不大有。

    三、典质在未庄似乎也是很普通的事。在发生“恋爱的悲剧”的晚上，“应该送地保加倍酒钱四百文，阿Q正没有现钱，便用一顶毡帽做抵押”，这当然是向地保抵押，在乡村里也是可能的。但下面履行五项条约，阿Q没有钱，“幸而已经春天，棉被可以无用，便质了二千大钱，履行条约”，这便不是乡村的生活情况，城市里才如此。

    四、未庄有“逛街”的事。作者本来声明过，“未庄本不是大村镇，不多时便走尽了”，但实际上阿Q常逛街，如“有一年的春天，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又如“生计问题”那一章，“他起来之后，也仍旧在街上逛”。又如辛亥革命“他用一支竹筷将辫子盘在头顶上，迟疑多时，这才放胆的走去”，“他在街上走，人也看他”，都是在城市里街上走路的形象。

    其实就象这样的描写：“未庄本不是大村镇，不多时便走尽了。村外多是水田，满眼是新秧的嫩绿，夹着几个圆形的活动的黑点，便是耕田的农夫。”我们认为也只是字面上是“村外”，所写的仍是城里人出城忽然看见水田满眼新秧的感觉。总之我们认为未庄就是绍兴城，所以鲁迅关于它的描写具有那时的府或县的城街的特点而不具有农村的特点。

    再看阿Q是否真是农民。未庄既然不是农村，阿Q当然也就不是农民，虽然他是被剥削被压迫的。根据第二章里作者介绍阿Q的话：“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实际上《阿Q正传》里所写的是给人家舂米，割麦撑船只是作者写来做个陪衬而已。而给人家舂米，是那时象绍兴这种城街里做短工的唯一有得做的工作。即此一件事，就足以说明阿Q是城街里的雇工。鲁迅把割麦和撑船来作陪衬，是有分寸的，因为这都不是主要的事情，附带说说无妨，如果写出农村里一项主要劳动来，好比插秧，那就不能一笔带过，在《阿Q正传》里对这件事就应该有一定的篇幅。现在《阿Q正传》的主要的时间是从“有一年的春天”开始，第一件屈辱，第二件屈辱，对小尼姑的胜利，接着就是舂米，接着“生计问题”，而接着就是阿Q从未庄奔赴静修庵，“未庄本不是大村镇，不多时便走尽了。村外多是水田，满眼是新秧的嫩绿，夹着几个圆形的活动的黑点，便是耕田的农夫。阿Q并不赏鉴这田家乐，却只是走，……”我们想，如果阿Q真是农民，鲁迅有意把他当作农民来描写，在这春夏之交农村里的重要时间，对插秧的事情他一点也没有关系吗？难道地主如赵太爷家在农村一点也没有雇工种田的事吗？地主家庭只雇工舂米，正是城街里的地主。所以阿Q也正是城街里的雇工。

    还有，没有家而住在土谷祠里，也正是城街流浪人的特色。

    四、论阿Q这一个小说典型

    大家公认，阿Q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所创造的最成功的典型，阿Q这个人物写得最生动，最有个性，他能活在每个读者的心中，这是一。同时我们还应该说，从阿Q这个典型最能看得出作者的形象思维，这是二。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两点。

    先说阿Q这个典型为什么最能看得出作者的形象思维。我们已经说过，鲁迅是企图写出阿Q这么一个人物来让读者反省，主要是针对与作者同一阶级出身的人。这也就是说，从逻辑思维看，鲁迅是教育与自己同一阶级的知识分子。然而鲁迅在创造这样一篇有教育意义的艺术品时，他没有想到取本阶级的人物的形象，如果戈里的小说所取的形象那样，这就表示鲁迅的极其深刻的思想感情！他所处的社会是要变革的。他想教育本阶级的人，而结果鞭策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小人物，作者的立场只有站在被压迫被剥削者这一方面。因此，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形象，在鲁迅的笔下生动起来了。法捷耶夫有过这样的话：“这篇小说是描写一个中国小人物的。但是果戈里的《外套》的主人翁是小官吏，而《阿Q正传》的主人翁是小雇农，这一点足以表示出鲁迅的优点，说明鲁迅的人民性。”这话说得极有意义。在《呐喊》里，是有以作者本阶级的人物为主人翁的，如《孔乙己》，如《白光》，那都是灭亡的形象，也有《端午节》，那里面的知识分子倒是当时的活人，然而作者是解剖他，并没有教育他的意思，因为希望分明不在这上面。从小说的形象看，鲁迅确乎只有对阿Q是取着教育他的态度的，哪些事情他应该做，哪些事情他不应该做。鲁迅是教育本阶级的读者，而鲁迅小说的形象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被压迫被剥削者是他教育的对象，——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在《俄译〈阿Q正传〉序》里鲁迅自己曾说过：“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观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他在这里所谓“人们的魂灵”，也就是《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那篇文章里说的“不幸的人们”，“在将来”是“一切人众”的将来。他对他的本阶级，即士大夫阶级，是无所谓“将来”的，是“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因此，他所摸索的“中国的人生”是阿Q的传记，不用说不是灭亡的东西如《孔乙己》、《白光》里面所写的，也不是他在这同一篇序里说的“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那是“为了他们自己”。将来是被压迫被剥削人们的将来，只要他们觉醒，——鲁迅小说的形象所表示的不是如此吗？

    鲁迅自己也说了，“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他那时还没有能够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他于“中国的人生”当中同情不幸者，站在他们的立场希望他们觉醒，但他并不是掌握了阶级观点，他写阿Q并不是把阿Q真正当作农民来考虑问题。根据他所认识的某一个阿Q，应该是城市里的“不幸的人物”之一，“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觉得把这个人物写出来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也就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现在在我们眼前的阿Q这个小说典型，这个典型人物的形象，除了某些地方露了士大夫阶级的马脚而外，能说不是旧日城市里一个流浪的雇工吗？

    把上面两段话总括起来说，阿Q是一般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典型，他的性格是城市里的一个流浪雇工，不是农民，鲁迅因为他当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摸索“中国的人生”而写出阿Q的形象，就充分表示他的思想的人民性，站在被压迫被剥削者的立场指出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

    再从阿Q的形象看，鲁迅认为阿Q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呢？这一层大家都很清楚的，在小说里鲁迅也替阿Q指出两个毛病的名目来了，一个是“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一个是“忘却”。精神胜利法是自己失败了而不肯承认失败，被人打了，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也就心满意足，自以为得了胜利。“忘却”就是善于把仇恨忘记了，也就是不敢反抗。因为有了这两个毛病，也就容易有第三个毛病，就是欺负比自己力量小的人。说实话，鲁迅经历了清朝末年，处在民国初年，认为这三个毛病是中国的致命伤，确实是他的本阶级的事情。而鲁迅的最伟大的地方又在于他确切地认识到“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他对统治阶级完全不存有希望，要揭露他们的毛病反而以一个城市里的流浪雇工为代表，从艺术观点说这样人物可以写得生动些，从爱国立场说这样他也可以同他的小说的主人翁一致了。《阿Q正传》就是如此，鲁迅站在阿Q的立场上，痛斥精神胜利法，应该反抗，不应该“忘却”，不应该欺负人。如果象果戈里的小说一样，鲁迅也把阿Q取一个本阶级的人物，假设是赵秀才或假洋鬼子罢，那鲁迅小说的人民性就不知是什么了，这个阿Q我们也就不知道他应该反抗什么！所以从鲁迅的《阿Q正传》所取的被压迫被剥削者的阿Q的形象，鲁迅的思想我们是可以分析得明明白白的。然而阿Q不是农民，是城市里的流浪雇工的典型。

    鲁迅把他所取的这个典型人物写得生动，令人如见其人，如闻其语，那是从《阿Q正传》出世以来打动了全中国的读者的。到现在还是我们学习描绘形象，避免小说人物抽象化的最好的范例。例如阿Q被人打了，“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

    阿Q想在心里的，后来每每说出口来，所以凡有和阿Q玩笑的人们，几乎全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此后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人就先一着对他说：

    ‘阿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

    阿Q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

    ‘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读了这样的文章，我们真是难过极了，阿Q为什么这样子！鲁迅却真是会写，阿Q主义的阿Q是这个样子！在旧戏上面也表演过这种阿Q，有一出戏有某一个阿Q给人揪住了，他央求人家放他，说道：“把我当个屁放了罢！”这样当然也是杰作，然而鲁迅的“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写得真是痛苦，他是痛苦地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在这种地方很容易写得抽象，鲁迅则写得深刻，通过简单的话写出活的人物来。这是因为鲁迅熟悉生活，而且在生活当中受了教训，考虑到国家民族的命运。鲁迅所熟悉的是城市里的生活，熟悉城市里的“闲人”，熟识象阿Q这样的人，——阿Q这样的人不是农村的农民。

    又如写赌钱的事：

    这是未庄赛神的晚上。这晚上照例有一台戏，戏台左近也照例有许多的赌摊。做戏的锣鼓，在阿Q的耳朵里仿佛在十里之外；他只听得桩家的歌唱了。他赢而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迭〔叠〕。他兴高彩烈得非常：

    “天们〔门〕两块！”

    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他才爬起来，赌摊不见了，人们也不见了，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几个人诧异的对他看。他如有所失的走进土谷祠，定一定神，知道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赶赛会的赌摊多不是本村人，还到那里去寻根柢呢？

    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总还是忽忽不乐；说自己是虫豸罢，也还是忽忽不乐；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

    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了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剌剌，——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他睡着了。”

    这真是写得痛苦，写得深刻，这个形象谁都不能忘掉，谁也不应该忘掉，鲁迅对当时的教育意义太大了。这样的赌摊，是城里（或者热闹的市镇）戏台底下有的，乡村里不大有，——乡村的人倒可以到城里戏台底下去上当。鲁迅也知道把这样的赌摊放在未庄恐有破绽，故写一句“赶赛会的赌摊多不是本村人，还到那里去寻根柢呢？”

    写阿Q和王胡打骂的场面，是旧日城市里“不幸的人们”最生动的描写，如果因为未庄这个名字是农村的地名就把鲁迅描写城市的绝妙文章认为是农村的环境和人物，那无论如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把这个场面完全抄下来：

    有一年的春天，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在墙根的日光下，看见王胡在那里赤着膊捉虱子，他忽然觉得身上也痒起来了。这王胡，又癞又胡，别人都叫他王癞胡，阿Q却删去了一个癞字，然而非常渺视他。阿Q的意思，以为癞是不足为奇的，只有这一部络腮胡子，实在太新奇，令人看不上眼。他于是并排坐下去了。倘是别的闲人们，阿Q本不敢大意坐下去。但这王胡旁边，他有什么怕呢？老实说：他肯坐下去，简直还是抬举他。

    阿Q也脱下破夹袄来，翻检了一回，不知道因为新洗呢还是因为粗心，许多工夫，只捉到三四个。他看那王胡，却是一个又一个，两个又三个，只放在嘴里毕毕剥剥的响。

    阿Q最初是失望，后来却不平了：看不上眼的王胡尚且那么多，自己倒反这样少，这是怎样的大失体统的事呵！他很想寻一两个大的，然而竟没有，好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恨恨的塞在厚嘴唇里，很命一咬，劈的一声，又不及王胡响。

    他癞疮疤块块通红了，将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说：

    “这毛虫！”

    “癞皮狗，你骂谁？”王胡轻蔑的抬起眼来说。

    鲁迅的小说，每每是在一番叙述之后，就插进人物说话，而“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真真做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这里阿Q和王胡的一人一句就是好例子。对于说话时的动作也真是描写得无以复加。我们再抄下面的话：

    “谁认便骂谁！”他站起来，两手叉在腰间说。

    “你的骨头痒了么？”王胡也站起来，披上衣服说。

    阿Q以为他要逃了，抢进去就是一拳。这拳头还未达到身上，已经被他抓住了，只一拉，阿Q跄跄踉踉的跌进去，立刻又被王胡扭住了辫子，要拉到墙上照例去碰头。

    “‘君子动口不动手’”！阿Q歪着头说。

    这句话是孔乙己式的话，而确是阿Q所能说的。说出来最能表现他的人格，一个城市里的不中用的流浪人，爱惹人，及至挨人家的打又说什么“君子动口不动手”。

    阿Q同假洋鬼子的一场也真是取得好，是辛亥革命前某种城市里（好比绍兴）的典型形象，从东洋回来带假辫子的人，出来时手拿手杖，一群孩子（所以阿Q说假洋鬼子时也指着近旁的孩子）跟着他看，闲人就在旁边指点他。这种人当然也可以家住乡村，但阿Q挨了他的棍子的假洋鬼子应该是城里的，人们在街上遇见的情形。关于这一场的描写颇有些复杂，“忘却”这一件宝贝是在这里提出来的，那么阿Q不应该忘却仇恨了，然而作者对于阿Q的“排斥异端的正气”似乎也有讽刺。最后作者集中在“忘却”这一件宝贝，是沉痛的文字。我们读：

    这“假洋鬼子”近来了。

    “秃儿。驴……”阿Q历来本只在肚子里骂，没有出过声，这回因为正气忿，因为要报仇，（按，指被王胡碰头之事）便不由的轻轻的说出来了。

    不料这秃儿却拿着一支黄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谓哭丧棒——大踏步走了过来。阿Q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

    “我说他！”阿Q指着近旁的一个孩子，分辩说。

    拍！拍拍！

    在阿Q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按，第一件的屈辱指被王胡碰头）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将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

    鲁迅在这里对阿Q的讽刺是非常利害的，阿Q为什么简直不想到反抗，耸了肩膀等候着打，打了反而觉得轻松些，接着就是“忘却”。《华盖集》里面有一篇《忽然想到》，在那里鲁迅写道：“康圣人主张跪拜，以为‘否则要此膝何用。’走时的腿的动作，固然不易于看得分明，但忘记了坐在椅上时候的膝的曲直，则不可谓非圣人之疏于格物也。”这是鲁迅的杂文，这是讽刺跪拜，不，是讽刺士大夫以跪拜为天职。这种材料便不能写到小说里去，这完全是奴才。我们附带说这一点，是表明鲁迅对阿Q的讽刺是希望阿Q反抗的，作者同他的小说的主人翁是站在一个立场上。

    捉虱挨打，骂假辫子挨打，接着又来了一个小尼姑，阿Q便去拧她，——这一连串的事情在一个春天里在一条街上发生，当然不是“本不是大村镇”的农村里所可能的，如果写一个衰落的城市，那里面闲人特别多，那这些事情就非常之有典型意义。鲁迅如果在今天看了我们这些话，一方面他当然认为我们应该争论，因为未庄是不是农村，阿Q是不是农民，在主题思想上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他恐怕不免苦笑，未庄是他随便取的一个名字罢了，同鲁镇一样，多少是当时的绍兴城给他的印象罢。我们今天辨明这件事，确是表明我们的进步，我们都掌握了阶级观点，典型人物首先要看他的典型环境，分析一个典型人物又能决定他的典型环境。鲁迅当时所取的阿Q，是一个城市里的流浪汉。即如阿Q欺侮静修庵的小居姑这个场面，也充分表示阿Q的城市性，如果是农村的农民，他的迷信成分应该重些，对庙里出来的人是不大欺侮的。《阿Q正传》的这个场面，却是形象生动，我们把它抄下来：

    但对面走来了静修庵的小尼姑。阿Q便在平时，看见伊也一定要唾骂，而况在屈辱之后呢？他于是发生了回忆，又发生了敌忾了。

    “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了你！”他想。

    他迎上去，大声的吐一口唾沫：

    “咳，呸！”

    小尼姑全不睬，低了头只是走。阿Q走近伊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头皮，呆笑着，说：

    “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

    “你怎么动手动脚……”尼姑满脸通红的说，一面赶快走。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Q看见自己的勋业得了赏识，便愈加兴高采烈起来：

    “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他扭住伊的面颊。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Q更得意，而且为满足那些赏鉴家起见，再用力的一拧，才放手。

    他这一战，早忘却了王胡，也忘却了假洋鬼子，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晦气”都报了仇；而且奇怪，又仿佛全身比拍拍的响了之后更轻松，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

    “这断子绝孙的阿Q！”远远的听得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

    “哈哈哈！”阿Q十分得意的笑。

    “哈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

    鲁迅在这里是痛斥阿Q，当然也斥了九分得意的笑的人。鲁迅痛斥阿Q，还是同阿Q站在一个立场，痛斥他不应该如此，同写地主阶级的赵太爷就不同，那是当作人民的敌人的形象来描写了，对敌人没有应该不应该的意思，只有憎恶。所以说到形象思维，是可以分析得清清楚楚的。我们更把这一连串的场面联系起来，鲁迅为什么取阿Q这个典型又非常之明白，在小说里是第二章和第三章，即“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说穿了无非是鲁迅对中国地主阶级当权的愤慨，遭遇强敌，失败了还要摆失败者的架子，还要欺负弱小民族，以大民族自居，大国自居。是的，《阿Q正传》第二章，第三章鲁迅写得踌躇满志，他认为阿Q的形象足以说明这些问题了。而阿Q是一个城市里的雇工，他的社会地位是被压迫被剥削的，他应该受教育，他应该被同情，作者对他的感情同面对着地主阶级又绝然不同，这是一篇艺术品的产生比产生它的思想更复杂的原因。这也表现着形象思维，是形象思维的又一意义。

    以上是我们论阿Q这个小说典型的话。在这个题目之下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阿Q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人格是不是两个？曾有人这样发生疑问。鲁迅曾经答复过，他的阿Q要做革命党，人格并不是两个。我们同意作者的话，阿Q要做革命党，是合乎阿Q这个典型性格的，我们将在另一节里专门谈这件事。

    最后还有画圆圈同临刑唱戏的描写，也是鲁迅写他的典型的最沉痛的文章，最好的文章，我们应该指出来。先是画圆圈：

    于是一个长衫人物拿了一张纸，并一支笔送到阿Q的面前，要将笔塞在他手里。阿Q这时很吃惊，几乎“魂飞魄散”了：因为他的手和笔相关，这回是初次。他正不知怎样拿；那人却又指着一处地方教他画花押。

    “我……我……不认得字。”阿Q一把抓住了笔，惶恐而且惭愧的说。

    “那么，便宜你，画一个圆圈！”

    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

    阿Q正羞愧自己画得不圆，那人却不计较，早已掣了纸笔去，许多人又将他第二次抓进栅栏门。

    他第二次进了栅栏，倒也并不十分懊恼。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惟有圈而不圆，却是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于是他睡着了。

    这也是阿Q的精神胜利！我们看，在“优胜记略”章的最后一句也是“他睡着了。”鲁迅是极力要写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然而这个魂灵属于城市里的“不幸的人们”，不是农村的农民。虽然如此，作者的思想感情一样地表现在这句话里面：“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我们再看鲁迅怎样写刑场唱戏。“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竟没有唱几句戏。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小孤孀上坟》欠堂皇，《龙虎斗》里的‘悔不该……’也太乏，还是‘手执钢鞭将你打’罢。他同时想将手一扬，才记得这两手原来都捆着，于是‘手执钢鞭’也不唱了。

    ‘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在百忙中，‘无师自通’的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

    我们认为这还是精神胜利！

    五、鲁迅对阿Q要做革命党的态度

    当时有人认为象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人格上似乎是两个，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答复这个问题道：“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为中国的‘绥惠略夫’了么？”这话很明白地表示作者对阿Q要做革命党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可疑惑的地方，而有许多研究者把鲁迅这段话割裂开了，不引用鲁迅的全文，因之误会了他的本来的意思。他的本来的意思是借阿Q来讽刺某些假革命。他当时本没有建立起阶级观点来，阿Q不是用来代表农民，只是用来比喻某些假革命家罢了，正如《热风》里说戊派爱国大家象《水浒传》中的牛二是一样。在这里我们所引的他的话里面不也正以知识分子高长虹与阿Q相提并论吗？我们在我们的研究里首先就说过《阿Q正传》作者的本意是用来讽刺他的本阶级，从这段话里也可以得到证明。鲁迅的心目中不是用阿Q来代表农民，是城市里的流浪人的形象，这种人很有投机革命的可能，所以鲁迅说他“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但小说人物阿Q到底不是知识分子，不是赵秀才、假洋鬼子一类的投机，是社会上一般被压迫被剥削的不幸的人，鲁迅又不能不同情他，所以说“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总之鲁迅对阿Q做革命党的态度是讽刺的。

    我们再从小说的形象来看，读阿Q到静修庵去革命的文章：

    第二天他起得很迟，走出街上看时，样样都照旧。他也仍然肚饿，他想着，想不起什么来；但他忽而似乎有了主意了，慢慢的跨开步，有意无意的走到静修庵。

    庵和春天时节一样静，白的墙壁和漆黑的门。他想了一想前去打门，一只狗在里面叫。他急急拾了几块断砖，再上去较为用力的打，打到黑门上生出许多麻点的时候，才听得有人来开门。

    阿Q连忙捏好砖头，摆开马步，准备和黑狗来开战。但庵门只开了一条缝，并无黑狗从中冲出，望进去只有一个老尼姑。

    “你又来什么事？”伊大吃一惊的说。

    “革命了……你知道？……”阿Q说得很含胡。

    “革命革命，革过一革的，……你们要革得我们怎么样呢？”老尼姑两眼通红的说。

    “什么？……”阿Q诧异了。

    “你不知道，他们已经来革过了！”

    “谁？……”阿Q更其诧异了。

    “那秀才和洋鬼子！”

    阿Q很出意外，不由的一错愕；老尼姑见他失了锐气，便飞速的关了门，阿Q再推时，牢不可开，再打时，没有回答了。

    那还是上午的事。赵秀才消息灵，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盘在顶上，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钱洋鬼子。这是“咸与维新”的时候了，所以他们便谈得很投机，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约去革命。他们想而又想，才想出静修庵里有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是应该赶紧革掉的，于是又立刻同到庵里去革命。因为老尼姑来阻当，说了三句话，他们便将伊当作满政府，在头上很给了不少的棍子和栗凿。尼姑待他们走后，定了神来检点，龙牌固然已经碎在地上了，而且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

    这事阿Q后来才知道。他颇悔自己睡着，但也深怪他们不来招呼他。他又退一步想道：

    “难道他们还没有知道我已经投降了革命党么？”

    这是绅士和二流子迎接辛亥革命的形象！这种绅士乡下同城里是一样有的，这里的阿Q却不能不说是表现着城里的游手之徒的性格。在农村里，除了绅士外，一般的人，那怕是阿Q这样的人，是不大想到庙里去革命的。鲁迅的静修庵革命这个场面却是写得多么生动，我们能说作者在这里不是讽刺阿Q吗？只是他比绅士愚蠢些，他起得很迟，他也未必将老尼姑当作满政府，给她棍子和栗凿，也未必能想到龙牌，拿不拿宣德炉固然不敢说，——想来是不拿的，因为他肚饿，急于要充饥。老尼姑第一句问他“你又来什么事？”在阿Q当然以为是她记得他春天来了，其实她不是的，她是“两眼通红”，她以为“革命革命，革过一革的”，所以“你又来什么事？”所以“你们要革得我们怎么样呢？”在这里“你们”这个多数代名词，分明是包括秀才和洋鬼子和阿Q了，也就表示鲁迅讽刺辛亥革命，讽刺投机的革命家。

    六、“阿Q正传”反映了辛亥革命和批判辛亥革命

    列宁在论托尔斯泰的时候曾说：“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伟大艺术家，那么他至少应当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来。”是的，鲁迅的《阿Q正传》把辛亥革命的本质方面反映出来了，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件事。

    因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农民运动是中国革命的本质问题。辛亥革命农民没有参加，结果辛亥革命失败了。那么我们真不能不佩服《阿Q正传》的伟大的记载！鲁迅这时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艺术乃超过当时的任何历史，中国当时的历史家写不出来的东西，鲁迅的小说里有了！《阿Q正传》里记载，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城里举人老爷把箱子运来未庄赵太爷家寄存，因为革命党要进城。而革命党进了城，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而赵家遭抢。而四天之后阿Q在半夜里忽被抓进县城里去了。这时阿Q在小说里是道道地地的一个乡下人，鲁迅还另外描写了两个乡下人，在监狱里。我们读：

    到进城，已经是正午，阿Q见自己被搀进一所破衙门，转了五六个弯，便推在一间小屋里。他刚刚一跄踉，那用整株的木料做成的栅栏门便跟着他的脚跟阖上了，其余的三面都是墙壁，仔细看时，屋角上还有两个人。

    阿Q虽然有些忐忑，却并不很苦闷，因为他那土谷祠里的卧室，也并没有比这间屋子更高明。那两个也仿佛是乡下人，渐渐和他兜搭起来了，一个说是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他们问阿Q，阿Q爽利的答道，“因为我想造反。”

    鲁迅在这里显然不是讽刺阿Q。鲁迅这时如果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也不能比这两段更好地反映辛亥革命的失败！革命了，而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而一个乡下人因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而入狱，而阿Q，（鲁迅把他当作一个未庄的乡下人抓来的！）说他入狱的原因是“因为我想造反。”鲁迅的小说写到这里，多么生动，多么自然呵！这是鲁迅写被压迫被剥削的人。辛亥革命时代，中国社会，在农村里，在政权集中的县衙门，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是地主与农民两个阶级，所以《阿Q正传》里面的监狱是如此！所以中国革命还要等待中国共产党起来领导中国农民运动！鲁迅小说的伟大成就，不是作者观点的绝对正确，是作者立场的胜利，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每逢写到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时候，作者的立场总是站在被压迫被剥削者方面，而在描写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场合，好比辛亥革命的县衙门的监狱里，把革命的本质方面写出来了。从这里，不难看出，我们学习鲁迅，我们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是生动的课题。

    鲁迅当时的观点是从个人出发，以为革命有真革命党有假革命党，象“城里的一个早已‘嚓’的杀掉了”，那大约是《药》里的夏瑜之类是真革命党，象赵秀才、假洋鬼子便是投机分子，是假革命党，小说里给以批判。“阿Q似的革命党”，——鲁迅也分明是讽刺的。他不能从革命的阶级这一伟大的观点出发去考虑问题。《阿Q正传》是现实主义的杰作，从阿Q的形象看起来，在未庄里，独有这个流浪的雇工是欢迎革命的，他对革命的态度，足以代表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对革命的态度。尽管作者没有意思把他来代表农民，但阿Q是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则毫无疑问，何况作者最后把他当作一个乡下人同另外两个乡下人在监狱里一起了，何况明明提出了地租问题。我们分析一下阿Q对革命的态度，从而看出辛亥革命之下中国的革命的阶级有怎样的反映，地主阶级又是怎样的反映，革命乃是两个阶级的斗争，那就如恩格斯所说的，“我所提到的现实主义，甚至不管作者的观点怎样，也会显露出来的。”下面我们就本着这个意思分析。

    当城里的举人老爷害怕革命党进城，把箱子运到未庄赵家寄存，阿Q有这样的反映：

    阿Q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

    “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鲁迅在这里把阿Q写得太可爱，太真实，没有一句话不能代表阿Q的性格，代表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心理，他好容易说出“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可惜在辛亥革命时代这种声音都淹没了，这种声音在地主阶级压迫之下真是亲切。阿Q说，“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这里的“投降”二字一点没有讽刺，只显得阿Q可爱，显得他真实，他没有法子表达他对革命的向往，（其实“向往”也是作家的词汇！）只好说“投降”了。他不知道象他这样对革命的认识是阶级觉悟。他是很荒唐的人，当然谈不上什么叫做警惕性，所以，“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他得意之余，禁不住大声的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

    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我们推想，这“一群鸟男女”，“这一种可怜的眼光”，不但使阿Q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便是作者鲁迅也是的，中国的地主阶级确是太可恶，太可恨。阿Q在革命的高潮之下没有警惕，嚷“造反了！造反了！”然而在革命完了之后他是有感觉的，他可能因此很有危险，所以“赵家遭抢之后，……阿Q也很快意而且恐慌。”如果他没有危险的预感，他为什么“而且恐慌”呢？所以鲁迅的小说反映的辛亥革命，表示地主阶级继续压迫人民。

    阿Q嚷着“造反了！造反了！”他走过赵家的门口，“赵府上的两位男人和两个真本家，也正在大门口论革命。阿Q没有见，昂了头直唱过去。

    ‘得得，……’

    ‘老Q，’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声的叫。

    ‘锵锵，’阿Q料不到他的名字会和‘老’字联结起来，以为是一句别的话，与己无干，只是唱。‘得，锵，锵令锵，锵！’

    ‘老Q。’

    ‘悔不该……’

    ‘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

    阿Q这才站住，歪着头问道，‘什么？’”阿Q临着革命的激昂的感情，（他的感情代表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地主阶级临着革命的恐惧的感情，在当时社会里是真正地有，鲁迅的小说也真正地写得出。不管作者是有意的无意的，总之把真实反映出来了。如果作者是无意的，那他的小说的历史意义更大。

    及至“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这几日里，进城去的只有一个假洋鬼子。赵秀才本也想靠着寄存箱子的渊源，亲身去拜访举人老爷的，但因为有剪辫的危险，所以也就中止了。他写了一封‘黄伞格’的信，托假洋鬼子带上城，而且托他给自己绍介绍介，去进自由党。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洋翰林，赵太爷因此也骤然大阔，远过于他儿子初进秀才的时候，所以目空一切，见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鲁迅在这里通过未庄人的意见把辛亥革命的情状极其扼要地绘画出来了，秀才通过假洋鬼子以四块洋钱买得“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洋翰林，”——这就是鲁迅批判辛亥革命。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了赵太爷——地主阶级临着革命的恐惧，现在他的儿子进了“自由党”，因此他“骤然大阔，远过于他儿子初进秀才的时候”，这是他心里一块石头已经落了地，天下太平了，革命是假的。原来他害怕革命，他害怕革命就是害怕阿Q这样的人嚷造反，他简直怕阿Q在街上走路，——这表现着革命是阶级斗争。鲁迅现在写他“目空一切，见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这是多么真实地表现了社会面貌！所以此后赵家遭抢，阿Q快意——而且恐慌！四天之后阿Q被抓进县城里去了。

    我们认为《阿Q正传》写出了阿Q真正地遭受压迫，首先是赵家的压迫，他的精神确是一个受伤的人。辛亥革命使得他高兴，辛亥革命的结果又使得他害怕，在“恋爱的悲剧”里他吃饭发生问题，在革命的悲剧里他性命发生问题。鲁迅把他的阿Q的人格发展得极其真实，主要是从阿Q所处的环境来的。这个环境却不是典型的农民的环境，非常明显是一个城市的流浪人，被压迫被剥削者所处的。通过他，到后来，即是在辛亥革命当中，他的精神状态有些不正常，然而也足以把辛亥革命的本质方面表现出来了。被压迫被剥削者要求革命，表现了革命的阶级的力量。当阿Q自认为他“投降革命党”之后——就是他承认革命，“第二天他起得很迟，走出街上看时，样样都照旧。他也仍然肚饿，他想着，想不起什么来；……”这就表示他对革命的认识，革命了不应该“样样都照旧”，他不应该“仍然肚饿”。他是正确的。既然“样样都照旧”，既然“他也仍然肚饿”，他想着想着就没有主意，“但他忽而似乎有了主意了，慢慢的跨开步，有意无意的走到静修庵。”这就是说没有办法只好同今年春天一样到静修庵去弄点什么充充饥。但春天是从后园进，“阿Q迟疑了一会，四面一看，并没有人。他便爬上这矮墙去，……阿Q的脚也索索的抖；终于攀着桑树枝，跳到里面了。”现在是，“他想了一想，前去打门，一只狗在里面叫。他急急拾了几块断砖，再上去较为用力的打，……”这表示他懂得无视旧秩序了。我们认为他也是正确的。鲁迅当时当然不同我们今天分析他的《阿Q正传》一样分析阿Q，但他是真实地反映现实总是的确的。艺术的价值就在这里。到了辛亥革命之后，地主阶级赵太爷“目空一切，见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往下阿Q的形象真正表现着精神失常，然而这个阿Q的性格极其真实，也就是典型环境典型性格，如果阿Q是一个普通的农民，那他的投奔假洋鬼子，他在大堂上公然说“假洋鬼子不准我！”“他们没有来叫我。他们自己搬走了。”等等，就显得有些滑稽了。现在我们读着不显得滑稽，只觉得真实逼人，令我们非常之同情阿Q，就因为他精神失常，他遭受了压迫。他在这个环境里所说的话，虽然精神失常，一样地表现着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思想感情。他认为革命应该是代表他的利益的。倘若不准他“投降革命党”，他知道在这个太可恶，太可恨的社会里他就活不下去。我们读：

    阿Q正在不平，又时时刻刻感着冷落，一听得这银桃子的传说，他立即悟出自己之所以冷落的原因了：要革命，单说投降，是不行的；盘上辫子，也不行的；第一着仍然要和革命党去结识。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城里的一个早已“嚓”的杀掉了，现在只剩了一个假洋鬼子。他除却赶紧去和假洋鬼子商量之外，再没有别的道路了。

    钱府的大门正开着，阿Q便怯怯的躄进去。他一到里面，很吃了惊，只见假洋鬼子正站在院子的中央，一身乌黑的大约是洋衣，身上也挂着一块银桃子，手里是阿Q曾经领教过的棍子，已经留到一尺多长的辫子都拆开了披在肩背上，蓬头散发的象一个刘海仙。对面挺直的站着赵白眼和三个闲人，正在必恭必敬的听说话。

    ……

    听着说话的四个人都吃惊的回顾他。洋先生也才看见：

    “什么？”

    “我……”

    “出去！”

    “我要投……”

    “滚出去！”洋先生扬起哭丧棒来了。

    赵白眼和闲人们便都吆喝道：“先生叫你滚出去，你还不听么？”

    阿Q将手向头上一遮，不自觉的逃出门外；洋先生倒也没有追。他快跑了六十多步，这才慢慢的走，于是心里便涌起了忧愁：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从此决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至于闲人们传扬开去，给小D王胡等辈笑话，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这里说阿Q“心里便涌起了忧愁”，是写得非常深刻的。阿Q的精神已经有些失常，但精神失常的原因是铁一般的社会存在反映在他的脑里迫之使然，他嚷过造反，连赵太爷都怕他，而现在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还有路可走吗？接着赵家遭抢，于是阿Q只有死路一条了。

    在衙门里，在大堂上，在官和衙役要他“招罢！”的声势之下，他说着“我本来要……来投……”的胡涂话。“那么，为什么不来的呢？”“假洋鬼子不准我！”“胡说！此刻说，也迟了。现在你的同党在哪里？”“什么？……”“那一晚打劫赵家的一伙人。”“他们没有来叫我。他们自己搬走了。”鲁迅还写了一句“阿Q提起来便愤愤。”可见这个精神失常的人不能满足于精神胜利法。这是鲁迅给我们写的被压迫被剥削者的悲剧。这是辛亥革命时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史。

    七、从“阿Q正传”论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

    恩格斯说：“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阿Q的性格是典型的，其所以然就因为阿Q是处在一个典型的环境之中。至于细节的真实那当然是不成问题的，然而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据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所说，“偷萝卜”这件事在《阿Q正传》所写的时间里不能有，因为那时没有萝卜。作者也意识到这一点，勉强说是“一畦老萝卜”。我们认为这些地方仍然合乎细节的真实，在现代现实主义的作品里只不能写“花和尚倒拔垂杨柳”那样的细节。

    重要的问题在于典型环境。典型环境的选择取决于作家的世界观。

    我们已经说过，《阿Q正传》的环境是辛亥革命时代的一个县城（即是鲁迅的故乡绍兴县城），所有在这里发生的事情都足以为当时县城的代表，只是不能代表农村，——这是当然的，作者本不是把它作为农村的典型。小说一共是九章，我们现在把九章里的故事作一概述。

    第一章，就是所谓“序”，鲁迅自己已说过，那是为当时报纸副刊的“开心话”栏而写的，“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要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阿Q正传〉的成因》）与全篇不相称的不必要的滑稽，当然还与作者讽刺他的本阶级有关系。就阿Q的传记说，在第一章里只有赵太爷不认阿Q为本家，打阿Q的嘴巴，是真正的阿Q的传记。这一段就表现着阿Q的性格，从环境里表现出来了。这个环境应该是城市的，如果是在农村里就不会发生姓赵不姓赵的问题，在农村里住的总是一姓，阿Q用不着说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地主当权派也决不能向他的穷本家说“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第二章主要是讳癞同赌钱，表现着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只有城里的生活是这样以“闲人”多为特点。

    第三章是阿Q同王胡扭打，阿Q挨钱洋鬼子的打，以及阿Q在酒店门口拧小尼姑，这里所写的环境气氛和人物性格都是很分明的，是属于城市的。

    第四章“恋爱的悲剧”，阿Q在乡村里也可以有，在城市里也可以有，要和其他的环节联系起来作决定。

    第五章阿Q同小D扭打，闲人们围着看，依然是城里的环境。再是阿Q到静修庵偷萝卜，我们认为完全是城里的阿Q做的事情，而从走出未庄的描写看来，所谓“村外”明明是城外。

    第六章写阿Q在外面“发财”回来。阿Q如果是农村的人，他当然可以到城里去作偷儿，如果是城里的人，他也可以从这个城到那一个城去干，所以不能从这一章的环境去决定阿Q的性格。

    第七章“革命”是足以写出辛亥革命时代的典型环境典型性格，即是绍兴这样的县城的环境，阿Q这样的流浪雇工的性格。如果是农民，阿Q这样的性格就不足以为典型了，首先农民要有警惕性得多。未庄之为“农村”的作用，是小说结构上的方便，这样城里举人老爷的箱子可以寄存到赵家来，因而赵家遭抢，因而阿Q很自然地有“大团圆”的结局了。

    第八章“不准革命”主要地还是阿Q的性格的发展，他的环境、他的性格在小说里已经决定了，就是辛亥革命时代一个县城里一个流浪雇工的不幸的命运，现在快要达到结局。至于有些细节，如赵秀才不敢进城，怕有剪辫的危险，托假洋鬼子去给他绍介进自由党，当然是乡村里的事，但这是表面的，不能决定赵秀才之为乡村人，也就是不能决定未庄是乡村。假定赵秀才是城里人，他也可以躲在家里不出来，怕有剪辫的危险，另一面又托人去给他绍介进自由党。只有赵家遭抢，最是乡村里合式，我们已经说过，这是为下章“大团圆”的方便，属于小说结构上的事。

    第九章“大团圆”，写的是监狱、大堂、游街、示众的事，当然是城里的环境，倒不论阿Q是城里人或者乡下人。但这一章里的阿Q的事迹都是阿Q的性格的表现，合乎他城市流浪人的情况。好比在大堂上衙役拿了纸笔要他画花押的时候，如果阿Q是一个农民，他说一句“我……我……不认得字。”那就够了，不认得字的农民第一次拿笔是大堂上要他画花押！现在鲁迅因为是写他的阿Q，乃加一句“阿Q一把抓住了笔，惶恐而且惭愧的说。”又写“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阿Q的性格如在纸上，他确是“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是城市中人，不是农民。

    所以把《阿Q正传》九章的故事联系起来看，《阿Q正传》是表现了辛亥革命时代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阿Q那么成功地成为一个有名的典型人物不是偶然的。未庄的环境农村其名而县城其实，也不是偶然的，鲁迅本不是本着阶级观点来写农民，他是写一个《水浒传》中牛二式的人物借以讽刺他心目中认为是现代中国人的坏脾气罢了，尤其是针对着作者本阶级的人物。鲁迅是从“国民性”这一观点出发。把他的“国民性”观点具体化，就是小说人物阿Q的性格，要写这样一个人物，无须乎选择农村为环境的。如果选择某一时代某一农村作为典型环境，不包括土地剥削的主要问题进去行吗？（《阿Q正传》中地租问题的提出与未庄这个环境无关，不是阿Q本身的事。）典型环境不取之于农村，典型性格当然也就不是农民。如果鲁迅真是写农民，从阶级上认识农民是革命的力量，那么《阿Q正传》里面的许多场面鲁迅就不写，如阿Q之于王胡，阿Q之于小D，阿Q之欺侮小尼姑等，因为从阶级观点说，这些都不能构成典型环境，也就不能表现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简直可以说是“不必要的滑稽”，如鲁迅说他的《阿Q正传》第一章的话。现在这些场面都充分地表现了阿Q这个典型人物的性格，由这个性格发展下去，乃有阿Q的要做革命党，从而把辛亥革命的本质方面表现出来了，《阿Q正传》的思想价值我们可以说它是唯一的辛亥革命时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史！而它的艺术价值还是因为它表现了典型环境典型性格，这个性格不是农民，这个环境不是农村。从鲁迅的世界观出发，也就是从“国民性”论出发，他不能选择农村——作为典型环境，选择农民——作为典型性格。他是写出一种人物来作为“国民性”的形象化。

    如果有了阶级观点，也就是说有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那将怎么写呢？那就选择辛亥革命时代一个典型的农村作为环境，表现出农民的典型性格来。好比写阿Q在革命的高潮之中，“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这种性格就可以不表现，因为就表现农民说，从阶级观点说，不是典型性格。鲁迅在这些地方正是他讽刺“国民性”。然而他的人物的性格是统一的，是生动的，是典型性格。所有这些地方都有助于阿Q故事的发展。

    我们上面的话想说明的是：典型环境的选择决定于作家的世界观，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则都是要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八、“阿Q正传”的语言和小说技巧

    无论小说和杂文，鲁迅的表现方法一概是白描。然而在鲁迅杂文的语言里常常夹些成语进去，如他讽刺当时自以为识路的“导师”，他写着：“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这里面用了“而立”这个成语代替“三十”。又如他不屑于作某些事情的研究，他写着：“但这都听凭学者们去干去，我不想来加入这一类高尚事业了，怕的是毫无结果之前，已经‘寿终正寝’。”这里面用了“寿终正寝”代替“死”。很显明，这种用法加强了他的杂文的讽刺作用和战斗作用。小说的语言主要是表现形象，表现形象就完全以白描为能事，不需要象杂文那样说反话，所以鲁迅小说的语言是道地的规范化的白话，简直同杂文相反，以不夹用成语为原则。独有《阿Q正传》是例外。《阿Q正传》里写未庄人对阿Q做偷儿，先是“敬而远之”，后来是“斯亦不足畏也矣”，写阿Q的年龄也是“他将到‘而立’之年”。这是从杂文带来的空气。因为《阿Q正传》最初是为报纸的“开心话”栏写的，作者不是真正地在那里写小说。连忙乃把它当作小说来写。我们现在论《阿Q正传》的语言，是从小说语言的角度来看，其同杂文夹用成语一事，先在这里把它指明一下。

    我们认为《阿Q正传》的小说语言有三件事我们应该学习，一是形象写得生动正确，二是词汇用得亲切自然，三是充分发挥了汉语的长处。现在把这三件事分别说明之。

    首先看鲁迅笔下的形象。如写阿Q赌钱输了，“他终于只好挤出堆外，站在后面看，替别人着急，一直到散场，然后恋恋的回到土谷祠，第二天，肿着眼睛去工作。”又如戏台底下他赢了又给人抢去了，这样写：“他赢而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迭〔叠〕。他兴高彩烈得非常：

    ‘天门两块！’

    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他才爬起来，赌摊不见了，人们也不见了，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几个人诧异的对他看。”这种形象就叫做生动，就叫做正确。生动不容易，生动而正确就真不容易。生动尚容易夸大，生动而正确就是不夸大。

    又如阿Q向吴妈下跪说着“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之后，他找不着工作做了，肚子饿了，只好到老主顾的家里去探问，这家里“一定走出一个男人来，现了十分烦厌的相貌，象回复乞丐一般的摇手道——

    ‘没有没有！你出去！’”这是在“生计问题”章里。在恋爱的悲剧之后，在生计问题之下，阿Q真是狼狈不堪，鲁迅小说所描绘的这个形象再好没有了，就是生动，就是正确。到了阿Q从城里回来，“中兴”以后，“这阿Q的大名忽又传遍了未庄的闺中”，“于是伊们都眼巴巴的想见阿Q，缺绸裙的想问他买绸裙，要洋纱衫的想问他买洋纱衫，不但见了不逃避，有时阿Q已经走过了，也还要走上去叫住他，问道：

    ‘阿Q，你还有绸裙么？没有？纱衫也要的，有罢？’”这个形象比起前面男人十分烦厌的相貌来，不能算第一，也算第二了。

    又如写阿Q和小D互相拔辫子，“阿Q进三步，小D便退三步，都站着；小D进三步，阿Q便退三步，又都站着。大约半点钟，——未庄少有自鸣钟，所以很难说，或者二十分，——他们的头发里便都冒烟，额上便都流汗，阿Q的手放松了，在同一瞬间，小D的手也正放松了，同时直起，同时退开，都挤出人丛去。

    ‘记着罢，妈妈的……’阿Q回过头去说。

    ‘妈妈的，记着罢……’小D也回过头去说。”是生动正确的描写。在“同时直起，同时退开”的形象之后连忙接一句“都挤出人丛去”，把许多人围着看的情形都写出来了，同在赌摊挨打爬起来连忙接一句“几个人诧异的对他看”一样地不容易写，然而鲁迅写得极容易。还有，阿Q，小D挤出人丛彼此回头说了一句话，同阿Q骂王胡，王胡回骂阿Q一样地是鲁迅会写对话，即是在一番叙述之后再由人物的极简单的对话把形象表现得生动，如闻其语，如见其人。

    又如写阿Q逾墙走进静修庵的菜园，发现一畦老萝卜，“他于是蹲下便拔，而门口突然伸出一个很圆的头来，这分明是小尼姑。”把不久前受了阿Q的欺侮的小尼姑的形象该写得多么好！小尼姑不敢近前，老尼姑出来了，责备阿Q不该偷萝卜，阿Q胡乱回答她，“阿Q没有说完话，拔步便跑；追来的是一匹很肥大的黑狗。这本来在前门的，不知怎的到后园来了。”鲁迅的语言不多，而来得极快，黑狗的神速如在纸上！“黑狗哼而且追，已经要咬着阿Q的腿，幸而从衣兜里落下一个萝卜来，那狗给一吓，略略一停，阿Q已经爬上桑树，跨到土墙，连人和萝卜都滚出墙外面了。只剩着黑狗还在对着桑树嗥，老尼姑念着佛。”多么生动而正确的形象！

    在第二次，即在革命的消息传到未庄的时候，阿Q再到静修庵去，“庵和春天时节一样静，白的墙壁和漆黑的门。他想了一想，前去打门，一只狗在里面叫。他急急拾几块断砖，再上去较为用力的打，打到黑门上生出许多麻点的时候，才听得有人来开门。”这种描写，把里面的人，把外面的人，把庙，都写出来了。里面的老尼姑，知道她的庙门再不能打，就出来了。接着一段又真写得好，出乎阿Q的意外，也出乎读者的意外，也就是作者“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句话，就是形象真实。“阿Q连忙捏好砖头，摆开马步，准备和黑狗来开战。但庵门只开了一条缝，并无黑狗从中冲出，望进去只有一个老尼姑。”当老尼姑从门缝里告诉阿Q赵秀才和钱洋鬼子已经来“革过一革的”之后，“阿Q很出意外，不由的一错愕；老尼姑见他失了锐气，便飞速的关了门，阿Q再推时，牢不可开，再打时，没有回答了。”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出语言的表达作用，什么都能表达，只怕作者自己的脑子里没有生动的东西要表达。阿Q这时关在静修庵的大门外，该写得多么好！

    我们再看阿Q关在监狱里的形象。“到进城，已经是正午，阿Q见自己被搀进一所破衙门，转了五六个弯，便推在一间小屋里。他刚刚一跄踉，那用整株的木料做成的栅栏门便跟着他的脚跟阖上了，其余的三面都是墙壁，仔细看时，屋角上还有两个人。”根据阿Q自己之所见，他“被搀”，他被“推”，他“跄踉”，那间屋子小，栅栏门是整株树的编织品，他的身子刚推进去，这个门就阖上了，所以跟着他的脚跟！屋里面没有窗户，一面是栅栏，三面是墙，乍进去眼前是黑的，“仔细看时，屋角上还有两个人。”我们读了这种文章，真感得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种艺术能够无微不入，什么东西都写得下来！

    二是鲁迅用的词汇亲切自然。如写阿Q在戏台底下一心赌钱，这样写：“做戏的锣鼓在阿Q的耳朵里仿佛在十里之外；他只听得舂〔桩〕家的歌唱了。”这里“在耳朵里”与“在十里之外”读起来多么妥贴，真令人感得语言之可爱。又如在“生计问题”章里，“他早想在路上拾得一注钱，但至今还没有见；他想在自己的破屋里忽然寻到一注钱，慌张的四顾，但屋内是空虚而且了然。”这里面的“拾得”，“没有见”，“寻到”，“四顾”，“空虚而且了然”，真把意思都包括尽了，干净极了，亲切极了。又如写阿Q在那监狱的屋里了，“阿Q虽然有些忐忑，却并不很苦闷，因为他那土谷祠里的卧室，也并没有比这间屋子更高明。”这里面的“忐忑”，“不很苦闷”的“苦闷”，以及“比这间屋子更高明”的“高明”，都是经过很好的选择的形容词。又如写阿Q画花押，“于是一个长衫人物拿了一张纸，并一枝笔送到阿Q的面前，要将笔塞在他手里。阿Q这时很吃惊，几乎‘魂飞魄散’了；因为他的手和笔相关，这回是初次。”这里面的“送到”面前，“塞”在手里，以及阿Q“吃惊”，“魂飞魄散”，写起来极容易，语言的力量有千钧之重！还有，“他的手和笔相关”的“相关”，用得多么自然，在意义上真是亲切。

    写赵家遭抢之夜，遭抢之后，“这一夜没有月，未庄在黑暗里很寂静，寂静到象羲皇时候一般太平。”这里把寂静真写得有趣。这里的“象羲皇时候一般太平”，以及笔在手里阿Q“魂飞魄散”，真显得鲁迅会利用成语，没有比这更好的词汇了，亲切而自然。

    鲁迅对状词的运用极有分寸，也值得我们注意。他每每通过状词把某一种环境同人物的心理都刻划出来了。好比阿Q欺得小尼姑哭，阿Q就“哈哈哈！”在这个“哈哈哈”之下鲁迅写着：“阿Q十分得意的笑。”酒店里的赏鉴家们也“哈哈哈。”在这个“哈哈哈”之下鲁迅写着：“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后者的笑为什么要少一分呢？应该要少一分的，这一分表示他们赏识阿Q去了，他们也就是“十分得意的笑”。总之这两个“哈哈哈”不雷同。又如在“恋爱的悲剧”里，“大竹杠又向他劈下来了。阿Q两手去抱头，拍的正打在指节上，这可很有一些痛。他冲出厨房门，仿佛背上又着了一下似的。”这里面指节很有一些痛的“很”字，仿佛背上又着了一下的“仿佛”，都用得极真实，阿Q因为是冲着要出去，而背上之痛又确不如指节之痛不可当，故仿佛背上又着了一下了。又如：“赵家遭抢之后，未庄人大抵很快意而且恐慌，阿Q也很快意而且恐慌。”这里两个“快意而且恐慌”，其程度与性质并不同，作者都给我们表现出来了，只是因为分别用了两个状词，一个“大抵”，一个“也”字。

    第三件事我们说鲁迅的语言充分发挥了汉语的长处。这本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事，岂有汉语作家而不发挥汉语的长处的？实际上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一般作品上的语言，因为表面上讲“语法”的原故，读起来乃不顺口，——不顺口就是不合乎汉语的习惯，也就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汉语语法来。回头我们读鲁迅的文章，乃发现鲁迅的语言，如他自己说的，“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阿Q正传》就是令我们读得顺口，也就是鲁迅充分发挥了汉语的长处。我们举几个显著的例子。鲁迅是很考虑到语法的，好比他写有这一句：“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就照欧化语法讲起来，这句话是完完全全地有规则的句子，同时鲁迅的这句文章读起来最顺口，也就是合乎汉语语法，也就是鲁迅造句要发挥汉语的长处。到了这样的句子：“庵和春天时节一样静，白的墙壁和漆黑的门。”我们读着就有些感慨了，鲁迅的这种好语言，也就是汉语的好处，我们现在的作家的作品里日见其少了。大家一见认为合乎语法的句子我们不举例，我们举几句读起来最顺口的句子，最生动的句子，如：“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这里面因为加标点符号的原故，好象是新式句子，其实是道地的汉语。又如：“他看那王胡，却是一个又一个，两个又三个，只放在嘴里毕毕剥剥的响。”这是写王胡捉虱，在旧小说里可能不说“两个又三个”，而说“两个又一双”，总之都是好语言。又如赵家遭抢，阿Q可能是听得枪声，鲁迅这样写：“他忽而听得一种异样的声音，又不是爆竹。”这表现汉语的长处。我们再举下面的一段：

    他下半天便又被抓出栅栏门去了，到得大堂，上面坐着一个满头剃得精光的老头子。阿Q疑心他是和尚，但看见下面站着一排兵，两旁又站着十几个长衫人物，也有满头剃得精光象这老头子的，也有将一尺来长的头发披在背后象那假洋鬼子的，都是一脸横肉，怒目而视的看他；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

    象这样的叙述的语言，生动不用说，也不会有意义不明白的顾虑，——意义是非常明白的！简单地说是读起来顺口，读起来顺口就是听起来入耳，听起来入耳就是合乎汉语的规律。象这一段话里面，是有许多汉语的规律可寻的，我们不能多说。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在现在作家的作品里，反而少有鲁迅这样顺口的语言，原因仿佛是受了欧化语法家之累！

    以上是关于《阿Q正传》的语言我们要说的话。其次，我们从《阿Q正传》来看看鲁迅写小说的技巧。我们想提出两件事，一是刻划人物，一是结构。

    关于刻划人物，我们只谈次要的人物，主要的阿Q我们就用不着再谈。把这些次要人物刻划的方法指明出来，鲁迅写人物的本领我们就差不多懂得了。先看吴妈。我们读“恋爱的悲剧”章里下面的四段：

    “我们的少奶奶……”吴妈还唠叨说。

    “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阿Q忽然抢上去对伊跪下了。

    一刹时中很寂然。

    “阿呀！”吴妈楞了一息，突然发抖，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后来带哭了。

    这里面的“一刹时中很寂然”，该多么地传神，吴妈听了万万听不到的话，简直在那里思索其意义！突然“阿呀！”，突然发抖，突然往外跑，后来听得哭了。后来又由阿Q眼中写出：

    少奶奶在拖着吴妈走出下房来，一面说：

    “你到外面来，……不要躲在自己房里想……”

    “谁不知道你正经，……短见是万万寻不得的。”邹七嫂也从旁说。

    吴妈只是哭，夹些话，却不甚听得分明。

    这里把少奶奶也刻划出来了，她怕吴妈在房里寻短见，那么就连累了她赵家。把专门替赵家办事的隔壁的邹七嫂也刻划出来了。而对吴妈更有补充，她哭不用说，其中“夹些话，却不甚听得分明”，是真会刻划，可怜的她是要替自己辩白，针对着邹七嫂的“谁不知道你正经”的话。

    关于邹七嫂后面还有补充，就是，“未庄的女人们忽然都怕了羞，伊们一见阿Q走来，便个个躲进门里去。甚而至于将近五十岁的邹七嫂，也跟着别人乱钻，而且将十一岁的女儿都叫进去了。”

    关于少奶奶即秀才娘子后面也有补充，阿Q从城里回来以后，赵太爷要向他买便宜东西，“‘阿Q，你以后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尽先送来给我们看，……’

    ‘价钱决不会比别家出得少！’秀才说。秀才娘子忙一瞥阿Q的脸，看他感动了没有。

    ‘我要一件皮背心。’赵太太说。”

    这里当然刻划了好几个人物，我们提请注意的是少奶奶即秀才娘子。能够有几许的文字？人物太清楚了。鲁迅刻划人物的方法，都是少少的叙述，再加上人物的声口，如他自己说的，“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关于吴妈，最后还有，就是阿Q在枪毙以前，在游街示众的车上，“而在无意中，却在路旁的人丛中发现了一个吴妈。很久违，伊原来在城里做工了。”“车子不住的前行，阿Q在喝采声中，轮转眼睛去看吴妈，似乎伊一向并没有见他，却只是出神的看着兵们背上的洋炮。”少少的叙述把在城里作工的乡下的吴妈完全刻划出来了。

    关于静修庵的小尼姑和老尼姑，也都是用同样的刻划方法，少少的叙述，短短的插话。如阿Q望见小尼姑来了，“他迎上去，大声的吐一口唾沫：

    ‘咳，呸！’

    小尼姑全不睬，低了头只是走。”这真是小尼姑，一句话把她就写出来了。及至阿Q走近去，摩她，笑她，鲁迅又用他的惯用的刻划方法“‘你怎么动手动脚……’尼姑满脸通红的说，一面赶快走。”阿Q又拧她的脸，旁边酒店的人又大笑，“‘这断子绝孙的阿Q！’远远地听得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这真是乡下小尼姑的话（她们恭维人的时候是“多子多孙！”恨人的时候是“断子绝孙！”），受了欺侮只有远远地哭着说。前面的话是“满脸通红的说”，“赶快走”。老尼姑则是老于世故，当阿Q爬进她的菜园的时候，小尼姑不敢出来，“然而老尼姑已经出来了。”一句话就刻划了老尼姑的出来。“阿弥陀佛，阿Q，你怎么跳进园里来偷萝卜。……阿呀，罪过呵，阿唷，阿弥陀佛！……”就是老尼姑出来的话。当秋天阿Q来革命的时候，“‘革命革命，革过一革的，……你们要革得我们怎么样呢？’老尼姑两眼通红的说。”这话“两眼通红的说”，真是老尼姑，她已经挨了赵秀才和假洋鬼子的栗凿，她的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已经拿去了，所以她两眼通红。所以鲁迅的叙述，鲁迅小说人物的说话，合起来是鲁迅刻划人物。

    鲁迅笔下的小D，分明同王胡是两样的性格，小D一出场就给我们认识了，然而只有极少的叙述，极简单的插话。阿Q正愤慨于小D夺去了他的饭，“几天后，他竟在钱府的照壁前遇见了小D。‘仇人相见分外眼明’，阿Q便迎上去，小D也站住了。

    ‘畜生！’阿Q怒目而视的说，嘴角上飞出唾沫来。

    ‘我是虫豸，好么？……’小D说。”阿Q我们当然都是熟悉的，然而我们实在是佩服小D的神气，即是说鲁迅把他刻划得好。

    便是地保，鲁迅也把他刻划出来了，首先他来得快，当阿Q正在感觉得赤膊冷，布衫留在赵家，“然而地保进来了。”“阿Q，你的妈妈的！你连赵家的用人都调戏起来，简直是造反。害得我晚上没有睡觉，你的妈妈的！……”他能够使得阿Q没有话说，要送他加倍的酒钱。

    便是不留姓名的酒店里的掌柜也刻划出来了，“掌柜既先之以点头，又继之以谈话：

    ‘〔嚄〕，阿Q，你回来了！’

    ‘回来了。’

    ‘发财发财，你是——在……’

    ‘上城去了！’”阿Q在这里固然是善于回答，其所以善于回答是因为掌柜的妙问。所以鲁迅善于刻划掌柜。“掌柜既先之以点头，又继之以谈话”，多么合乎掌柜的叙述。

    其他如赵司晨、赵白眼等，都是以极少极少的文字刻划出不同的人物来。

    再说小说的结构。结构最难的是自然，因为既然是结构，总不免有些做作，做作的东西就令读者感到不自然。《阿Q正传》的结构却是自然，读者知道某些地方是作者在那里结构，然而这结构的本身给人以艺术的欣赏了。大凡写故事总要把这故事所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指明出来，《阿Q正传》的故事发生于未庄和县城，这两个地方的联系取得非常之巧妙，不令读者感到读到未庄又跳到县城去了，这是结构自然之一；就时间说，故事发生在宣统三年，特于第七章标明“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即阿Q将搭连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三更四点”，这一标明就不枯燥，即是说辛亥革命了，而第七章以前的故事就从这一年的春天写起，在第三章第五段标明了，“有一年的春天”，即是宣统三年的春天。而在宣统三年的春天以前倒也有了不少的故事，在第三章第四段作了一个总结，说是阿Q“得意了许多年”。所以故事的头绪是很清楚的，从未庄到城里，从春天到秋天，读者读着忘记作者的结构了，就是结构自然。

    我们举出几个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关于结构。如第五章“生计问题”写阿Q在未庄生存不下去，要到城里去，写得多么有趣：

    阿Q怕尼姑又放出黑狗来，拾起萝卜便走，沿路又检了几块小石头，但黑狗却并不再出现。阿Q于是抛了石块，一面走一面吃，而且想道，这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寻，不如进城去……

    待三个萝卜吃完时，他已经打定了进城的主意了。

    这哪里是“结构”？这是刻划人物！（多么地象阿Q！）然而作者明明是为得故事作一转折，是结构作用。总之在大家的笔下，不为结构而结构，总要写得有趣。

    第五章的末尾已经说明阿Q要进城了，而在第六章的开始又来一枝奇兵，阿Q忽然从城里回来了，这真是出乎读者的不意，而读者读起来非常之满意：“在未庄再看见阿Q出现的时候，是刚过了这年的中秋。人们都惊异，说是阿Q回来了，于是又回上去想道，他先前那里去了呢？阿Q前几回的上城，大抵早就兴高采烈的对人说，但这一回却并不，所以也没有一个人留心到。……”这是鲁迅的结构，这叫做“语不惊人死不休！”

    写阿Q的“进城”就是为得写赵家的遭抢，写赵家的遭抢就是为得写阿Q的被抓进城，这些都是结构的自然。而在故事中叙出赵家的遭抢来又是多么写得自然，“有一天，他照例的混到夜深，待酒店要关门，才踱回土谷祠去。

    拍，吧……！

    他忽而听得一种异样的声音，……他正听，猛然间一个人从对面逃来了。……看那人便是小D。

    ‘什么？’阿Q不平起来了。

    ‘赵……赵家遭抢了！’小D气喘吁吁的说。

    阿Q的心怦怦的跳了。……”这些地方都表示鲁迅不是为结构而结构，本来是小说的结构作用，而写起来是刻划人物。

    读“论阿Q”

    当何其芳同志的《论阿Q》在报上刊出的时候，我是先睹为快。因为对阿Q这个典型问题我也颇费了一些思考，很想得到同志们的互相印证。读完了《论阿Q》之后，却令我感得困惑，仿佛这个问题不容易一下子解决似的，——果真是这么一件难事吗？我又觉得不如此。然而我的求得问题解决的兴致确实给打断了。今天我的思想又开朗了一些，关于阿Q这个典型问题。因为自己的思想开朗的原故，乃认识到何其芳同志的论阿Q，用一句老话，是“大道以多歧亡羊”。

    何其芳同志这篇文章的最大的缺点是把鲁迅的小说神圣化了，虽然文章里也说到鲁迅把阿Q精神当作国民性“这自然是不妥当的”，对小说的某些叙述也说“我们觉得小有不安而已”，实在他不是从这些地方去分析鲁迅当时的局限性，只是面面俱到，说说而已。把《阿Q正传》当作百效药，随时有教育意义，收到客观效果，到今天还可以同我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联系起来，这倒是何其芳同志《论阿Q》的主要倾向。这就有些同旧日窗下作课题一样，老师的题目永远是正确的，只是作文章的人不容易达到圆满，也就是对题目的解释难得正确罢了。鲁迅的《阿Q正传》是一篇文艺作品，不能那样神秘地看待。我们现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来分析、研究一切的文艺作品，分析、研究鲁迅的杰作《阿Q正传》正是对我们最好的训练，也正是伟大的鲁迅的考验，因为如列宁说的，“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伟大艺术家，那么他至少应当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来。”

    鲁迅不但是伟大的作家，他又是思想家，他又是革命战士，而他最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作家鲁迅所创造的阿Q这一个典型，把作者本人具有的这些特点都反映出来了，我们如果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就不能说出所以然来。所以《阿Q正传》的研究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考验。在过去，我们就不懂得阿Q为什么要做起革命党来；在过去，《阿Q正传》的客观效果是使得一般读者由阿Q的形象而认识阿Q主义是可耻的东西。现在我们懂得阿Q要做革命党是中国农民要参加革命，是客观的反映；《阿Q正传》的一般读者当中不包括劳动人民，作者本来就告诉了我们，“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写自己以外的谁”，——从这句话里，鲁迅想到不识字的农民吗？当然没想到，可见可耻的阿Q主义确乎是作者本阶级的东西。何其芳同志在《论阿Q》里也引证了历史说明清朝的统治阶级和民初的知识分子的阿Q主义。农民的阿Q主义，何其芳同志却举不出例证来，只好依据小说里阿Q的形象说农民也讳“癞”，其实这是不尽然的，农民没有这么多的忌讳，他可以当面向你抓他头上的痒处。他最懂得物质胜利，你给他“精神胜利”他知道你是骗他。鲁迅本来是不要读者“变成旁观者”，“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既然是“读者”，当然不包括不识字的农民，应是作者的本阶级，换句话说从观点上鲁迅对本阶级还是存有希望的，而在实践当中，在《阿Q正传》里，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鲁迅对赵太爷、赵秀才、假洋鬼子的形象不是如此吗？这就表现鲁迅立场的伟大！所以鲁迅于现实主义的胜利（这一点是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的）之外，又表现了他的人民的立场；因为是现实主义，所以他反映了农民要参加革命。我的这些话虽然说得极其简单，但我体会到马克思主义是生动的，是具体的，我们运用它分析文学作品能给我们以亲切的教育，我们还等待什么呢？恩格斯之于巴尔扎克，列宁之于托尔斯泰，是我们的榜样。何其芳同志的《论阿Q》，有些学究气，也有些道德家的道貌岸然，不够生动活泼，从这里也就不能给人以教育。

    关于“阿Q正传”研究

    刘忠恕、庐湘二位同志在1959年第2期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上发表的批评我的《阿Q正传》的研究的文章，我读了几遍，想从中得到益处。如果发现我自己有错误，我就修正错误。我现在只能写这一篇反批评的文章，表示我坚持真理，我对鲁迅的《阿Q正传》的研究应该说是没有错误的。

    一

    首先我应该对庐湘同志说我“否认了进步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作家创作的指导意义”的话表示意见。庐湘同志这样的话是很令我吃惊的，我认为近乎深文周纳。鲁迅在创作《阿Q正传》时，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鲁迅自己所谓“国民性”论者。我在我的《阿Q正传》的研究的文章里，一开始就交待清楚，说：“鲁迅写《阿Q正传》时的思想感情，是属于旧时代的，然而是健康的。”稍后又说：“他那时还没有能够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又说：“他不能从革命的阶级这一伟大的观点出发去考虑问题。”最后我又特别提出作家的世界观对其创作时选择典型环境的作用，说：“典型环境的选择取决于作家的世界观。”又说：“从鲁迅的世界观出发，也就是从‘国民性’论出发，他不能选择农村——作为典型环境，选择农民——作为典型性格。他是写出一种人物来作为‘国民性’的形象化。”接着就说：“如果有了阶级观点，也就是说有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那将怎么写呢？那就选择辛亥革命时代一个典型的农村作为环境，表现出农民的典型性格来。好比写阿Q在革命的高潮之中，‘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这种性格就可以不表现，因为就表现农民说，从阶级观点说，不是典型性格。鲁迅在这些地方正是他讽刺‘国民性’。”（这里是讽刺在旧中国里男人爱女人的小脚。）我又说过：“如果鲁迅真是写农民，从阶级上认识农民是革命的力量，那么《阿Q正传》里面的许多场面鲁迅就不写，如阿Q之于王胡，阿Q之于小D，阿Q之欺侮小尼姑等，因为从阶级观点说，这些都不能构成典型环境，也就不能表现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简直可以说是‘不必要的滑稽’，如鲁迅说他的《阿Q正传》第一章的话。”鲁迅的“国民性”论虽然不是正确的，他写的《阿Q正传》虽然不是进步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的产物，然而《阿Q正传》把中国革命的本质方面反映出来了，列宁在论托尔斯泰的时候说的“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伟大艺术家，那么他至少应当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来”，我认为可以指导我们作鲁迅《阿Q正传》的研究。我特别重视《阿Q正传》里面的这两段：

    到进城，已经是正午，阿Q见自己被搀进一所破衙门，转了五六个弯，便推在一间小屋里。他刚刚一踉跄〔跄踉〕，那用整株的木料做成的栅栏门便跟着他的脚跟阖上了，其余的三面都是墙壁，仔细看时，屋角上还有两个人。

    阿Q虽然有些忐忑，却并不很苦闷，因为他那土谷祠里的卧室，也并没有比这间屋子更高明。那两个也仿佛是乡下人，渐渐和他兜搭起来了，一个说是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他们问阿Q，阿Q爽利的答道，“因为我想造反。”

    在我的《阿Q正传》的研究里，引了鲁迅小说这两段之后，有下面一段话：“鲁迅在这里显然不是讽刺阿Q。鲁迅这时如果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也不能比这两段更好地反映辛亥革命的失败！革命了，而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而一个乡下人因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而入狱，而阿Q，（鲁迅把他当作一个未庄的乡下人抓来的！）说他入狱的原因是‘因为我想造反。’鲁迅的小说写到这里，多么生动，多么自然呵！这是鲁迅写被压迫被剥削的人。辛亥革命时代，中国社会，在农村里，在政权集中的县衙门，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是地主与农民两个阶级，所以《阿Q正传》里面的监狱是如此！所以中国革命还要等待中国共产党起来领导中国农民运动！鲁迅小说的伟大成就，不是作者观点的绝对正确，是作者立场的胜利，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每逢写到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时候，作者的立场总是站在被压迫被剥削者方面，而在描写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场合，好比辛亥革命的县衙门的监狱里，把革命的本质方面写出来了。从这里，不难看出，我们学习鲁迅，我们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是生动的课题。”这段话，在我对《阿Q正传》的整个研究里，是十分明白，鲁迅的世界观（也就是“国民性”论）虽然不是正确的，本着他的世界观他不能反映辛亥革命时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但由于他的立场的胜利，（他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面！）又由于他的现实主义的胜利，他描写县城的监狱就写因地主追租农民入狱，这样通过阿Q的故事，通过两段的文章，就把中国革命的本质问题，即农民问题，反映出来了。所以在我的《阿Q正传》的研究里，在引鲁迅的这两段之前，就说：“因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农民运动是中国革命的本质问题。辛亥革命农民没有参加，结果辛亥革命失败了。那么我们真不能不佩服《阿Q正传》的伟大的记载！鲁迅这时并没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而艺术乃超过当时的任何历史，中国当时的历史家写不出来的东西，鲁迅的小说里有了！”我认为我的论点丝毫没有可以引起疑问的地方，一方面指出鲁迅因为世界观的局限性他不能选择农民作为典型性格来写，《阿Q正传》只是“国民性”论者的产物，阿Q不是农民的典型，一方面又指出《阿Q正传》里极其宝贵的两段描写，通过这两段描写反映出农民没有起来所以辛亥革命失败了，——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为什么是“否认了进步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作家创作的指导意义”如庐湘同志所批评我的呢？在庐湘同志的文章里，他也说“鲁迅有过写‘国民性’之说”，那么鲁迅的《阿Q正传》庐湘同志也承认不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之下写的了，突如其来又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作家创作的指导”放在对《阿Q正传》的研究上说，有什么意义呢？我对《阿Q正传》的研究倒是极其亲切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且受了列宁论托尔斯泰、恩格斯论现实主义等的直接启示。

    我说《阿Q正传》的伟大成就，不是作者观点的绝对正确，是作者立场的胜利，是现实主义的胜利，庐湘同志认为我“这一段话是大有加以分析的必要的”。于是庐湘同志就分析：“首先冯先生是说鲁迅的伟大成就不能归功于他进步的世界观，所谓‘不是作者观点的绝对正确’。其次是‘作者立场的胜利’，其实，观点不正确，就很难谈立场，这两者本是互不可分的。另外，‘立场’只能表示基本社会政治倾向，不能代替艺术领域全部具体问题。就世界观与创作方法，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等看来，重点是在后面一句‘现实主义的胜利’。如果能把下面另外两段引文放在一块思考，冯先生贬低世界观，过分强调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用的论点，就更加明显了。他说：‘不管作者是有意的无意的，总之把真实反映出来了。如果作者是无意的，那他的小说的历史意义更大。’又说，‘鲁迅这时如果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也不能比这两段更好地反映辛亥革命的失败！’”我必须把庐湘同志这段话分析一下。首先鲁迅《阿Q正传》的伟大成就“不能归功于他进步的世界观”，这是庐湘同志也不能不承认的，因为他说“鲁迅有过写‘国民性’之说”，那么庐湘同志在现在这一段话里是说鲁迅当时的世界观是进步的世界观呢，还是不是的？令人不懂。其次分析庐湘同志分析我的“作者立场的胜利”的话，其实我的这个判断是十分正确的，鲁迅在转变以前，在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的观点即使不是正确的，而他的小说和杂文，分析起来都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写的，所以他在转变之后自己说了极其亲切的话：“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为什么“观点不正确，就很难谈立场，这两者本是互不可分的”呢？庐湘同志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经过思考，他说话的本意也并不在此，他说话的本意是说我“重点是在后面一句‘现实主义的胜利’”，——这是庐湘同志说话的重点，说来说去他的意思是要说我同胡风一样强调现实主义贬低世界观。我不能不说庐湘同志是深文周纳。庐湘同志接着说“如果能把下面另外两段引文放在一块思考，冯先生贬低世界观、过分强调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用的论点，就更加明显了。”这是庐湘同志说我的意思就更加明显了，同时他就更明显地歪曲了我研究鲁迅《阿Q正传》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说“另外两段引文”，可能是信笔用了“两段”两个字，其实所引的我的话都是从我的整段话里割裂来的，我的“鲁迅这时如果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也不能比这两段更好地反映辛亥革命的失败”的话是一大段（前面已引过）里的一句，同“不是作者观点的绝对正确，是作者立场的胜利，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是在一段里，不是“另外”一段的话。“不管作者是有意的无意的……”两句，是另外一段里的话，在那一段里，我是分析小说里阿Q在赵太爷门口嚷造反的情节，被压迫被剥削的阿Q临着革命而激昂，地主阶级临着革命而恐怖，我说“在当时社会里是真正地有，鲁迅的小说也真正地写得出。不管作者是有意的无意的，总之把真实反映出来了。如果作者是无意的，那他的小说的历史意义更大。”我的话有什么错误呢？我所说的历史意义是指历史书上没有的记载小说里有了，这个小说作家又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替辛亥革命所作的阶级斗争的记录，总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吧，——这就是我说话的本意，有什么错误呢？我对恩格斯所说的“我所提到的现实主义，甚至不管作者的观点怎样，也会显露出来的”确有体会。好比我们研究杜甫，杜甫在他的诗里说：“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这是现实主义。然而从杜甫的观点看，他的现实主义是无意中显露出来的，因为在同一首诗里他的观点是：“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我们研究现代鲁迅的现实主义，恩格斯的话确乎是同样地适用。从观点上说，鲁迅对阿Q的革命是取讽刺的态度的，不认识他是被压迫被剥削的人的觉悟，所以鲁迅借了老尼姑的口对阿Q说着“革命革命，革过一革的，你们要革得我们怎么样呢？”这里的“你们”包括赵秀才，假洋鬼子和阿Q三种人。然而鲁迅关于辛亥革命时的监狱的描写，反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问题即农民问题。恩格斯论现实主义的话本来是明显的，没有丝毫可以歪曲的地方，胡风利用来贬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那就是小人如见其肺肝然了。我们不能因为胡风的罪恶就回避学习恩格斯分析作品的方法。对恩格斯的话另外加些引伸，我曾仔细思考过，认为也是不必要的。我有什么错误呢？而庐湘同志说我是“公然宣扬有无马克思主义对作家都是无所谓的。甚至认为没有马克思主义倒能更好的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真实了？！”直截了当地说，庐湘同志是说我同胡风持的是一种论调，所以他生怕他的这一句话显不出力量来把一个句子加了两个标点符号。我如果没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庐湘同志的话是足以叫人不敢开口的。

    二

    其次，我反对庐湘同志“更严重的是冯先生的论点，表示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观念”的话。

    庐湘同志在他的论文里引了高尔基的一句话，高尔基的这句话我也要引了来：“不要把‘阶级特征’从外面贴到一个人的脸上去，象我们这里所做的一样；阶级特征不是黑痣，而是一种非常内在的、深入神经和脑髓的，生物学的东西。”我就曾经仔细地研究了鲁迅所创造的阿Q这个典型人物的阶级特征，从阶级特征我确定阿Q是城市里的流浪雇工，换句话说，阿Q是市民不是农民。阿Q有阿Q的个性，也就是城市里受压迫受剥削的人的个性，阿Q不是王胡，不是小D。但阿Q同王胡、小D又同是市民，我们读了《阿Q正传》，感觉到阿Q、王胡、小D之间有着共性。阿Q就是一点也不象农民，他没有农民的共性，更谈不上某个农民的个性了。要象刘忠恕同志在他的论文里所说的：“阿Q是一个流浪雇农的典型，而且是一个落后的流浪雇农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地表现了当时的农民自轻自贱、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法，对屈辱和伤痛的健忘，欺（？）强凌弱，向弱小者发泄受辱后的愤愤情绪等精神弱点。”我认为太是主观随意，说什么在阿Q身上“集中地表现了当时农民的自轻自贱”等等。庐刘二位同志在他们的论文里都说典型要从现实生活中产生，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刘忠恕同志所说的如此这般的雇农。不得已而要说这是“一个落后的流浪雇农的典型”，这就是把象阿Q这样的市民的特征贴到贫雇农脸上去，本来不象，只好再加一个“落后的”黑痣。本来阿Q的籍贯和他是不是农民，《阿Q正传》的作者鲁迅实在并没有替我们决定的，（我们今天本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确定人物的环境和阶级成分是很严格的，但鲁迅当时用的是旧的方法，他后来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里就说过他自己原来是邯郸旧步的话）他说阿Q的“籍贯有些决不定”，“也没有固定的职业”，虽然他说阿Q是乡下人。“乡下”是作者的一个广义的说法，绍兴他也是说乡下。许多研究者认为阿Q是农民，我在我第一次的研究里（《跟青年谈鲁迅》）也这样说。后来我认为这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乃再费一番工夫，对阿Q的形象作了完完全全的分析，确定阿Q是城市里的流浪雇工。这至少证明我没有“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观念”。同样是被剥削与被压迫的人，我认为贫雇农与城市里做零工的人的性格应该分别。

    我这篇反批评的文章很难做，就庐湘同志的论文说吧，他对我无的放矢的矢放得太乱，——招架起来确实令我难得做顺理成章的文章。他说我有“人性论”的观念，我认为我上面的一段话足以答复他了，但又令我很不满意，因为庐湘同志指我为“掉进人性论泥沼”的话不一而足，我的简单明了的答复反而不合适似的。我也还不得不杂乱的回答一些。我在我对《阿Q正传》的研究里，认为阿Q主义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统治阶级的东西，爱国主义者的鲁迅要揭露它，而又因为他当时世界观的局限，把它当作“国民性”，他是写出阿Q这一种人物来作为“国民性”的形象化。庐湘同志在他的论文里质问道：“请问！这是什么人物？阶级社会里有抽象存在的人物吗？”我回答曰：阶级社会里没有抽象存在的人物。阿Q这种人物，是城市里的流浪雇工，但不是农民。庐湘同志的论文里又写道：“冯先生又讲：‘从鲁迅的世界观出发，也就是从“国民性”论出发，他是写出一种人物来作为“国民性”的形象化。’这更明显的露出人性论的马脚。”我回答曰：这与人性论是凤〔风〕马牛不相及。“国民性”是鲁迅的观点，“国民性”的形象化是鲁迅之所以写他的小说的，与我们本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阿Q正传》是两回事。我在我对《阿Q正传》的研究里，在分析《阿Q正传》第二章、第三章的形象之后我总结着说：“我们更把这一连串的场面联系起来，鲁迅为什么取阿Q这个典型又非常之明白，在小说是第二章和第三章，即‘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说穿了无非是鲁迅对中国地主阶级当权的愤慨，遭遇强敌，失败了还要摆失败者的架子，还要欺负弱小民族，以大民族自居，大国自居。是的，《阿Q正传》第二章第三章鲁迅写得踌躇满志，他认为阿Q的形象足以说明这些问题了。”所谓“国民性”的形象化就是这个意思。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文章里自述他的小说所写事迹以及人物的模特儿都是“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也就是作者把自己的“意思”形象化的意思。鲁迅虽说有“国民性”的意思，但他没有“人性论”的意思。请问！我在这里研究鲁迅，与“人性论”又有什么相关呢？

    三

    我在我对《阿Q正传》的研究里一开始说：“鲁迅写《阿Q正传》，是针对他的本阶级的读者写的，他向他的本阶级的人讽刺阿Q主义，他的思想里并没有什么农民不农民的问题。”刘忠恕同志与我处于对立面，他说鲁迅当时的思想里有农民问题，“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鲁迅才塑造了流浪雇农阿Q这个形象，揭露了农民的精神弱点，客观上教育了农民。”照刘忠恕同志的意思，这里应该是“主观上”教育农民，而他为什么说“客观上”三个字，我不想深论。我倒因此想提出一件事实来问一问，自从1921年鲁迅的《阿Q正传》出世以来，到底是教育了本阶级的人，还是教育了哪一个农民？我想任何人都可以回答是教育了作者本阶级的人。到现在我们还说台湾蒋介石是一个最糟糕的阿Q。鲁迅当时思想里有没有农民问题，我留到下文再谈。现在我因刘忠恕同志的反对意见，我把我所主张的鲁迅“是针对本阶级的读者写的”这个意思再申述一下。我认为不但《阿Q正传》鲁迅是针对本阶级的读者写的，鲁迅其他有战斗意义的文章，包括小说和杂文，都是针对本阶级的读者写的，用来教育本阶级的他认为有希望的人。鲁迅的战斗意义就在此。当然，说着“本阶级”，是鲁迅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的话，他最初是不可能有阶级分析的观点的。他最初叫做“启蒙主义”，也叫做“思想革命”。在《华盖集》里有一篇《通讯》，是1925年写的，还在写《阿Q正传》三四年之后，他说：“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同一题目的另一信里他的意思更明白：“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鲁迅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是什么意义，我不很清楚，但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写的文章不是写给群众看的，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我认为一点疑问没有。他这一篇《通讯》里的这一番话是答复别人主张办一种通俗的小报而说的。总之我认为鲁迅的文章，包括小说和杂文，都是为了教育本阶级的读者而写的。鲁迅的战斗意义就在此。就是他转变后的杂文，从《二心集》起，目的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其读者对象也还是知识分子，鲁迅没有想到他要教育农民，人民也还没有给他提出这个任务来。

    四

    最后关于鲁迅当时思想里有没有农民问题。刘忠恕同志认为象鲁迅这样的人“思想里会没有农民问题是不可想象的”。我认为是可以想象的，而且是可以证明的。首先我们必须说清楚，什么叫做农民问题？如果指生活上曾经接近农民，在小说里又同情农民，如《故乡》里同情闰土，这不能作为鲁迅思想里有农民问题的根据。如果这样便叫做思想里有农民问题，那中国古代作家里面有不少的人都可以说是思想里有农民问题，把“农民问题”理解得太简单了，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所提出的农民问题。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曾经引斯大林的话指示过我们：“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毛主席又说：“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很明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鲁迅在他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思想里不可能有农民问题。上节我们所引的《华盖集》里面《通讯》这篇文章中“民众俟将来再谈”的话便是证明。就拿小说《故乡》来说，鲁迅是这样总结农民闰土的景况的：“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象一个木偶人了。”这只能表明鲁迅同情农民，不能证明鲁迅当时思想里有农民问题。相反地，从鲁迅的这句话也可以证明鲁迅当时的思想里没有农民问题，因为农民问题主要是地租问题，是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直接矛盾，鲁迅没有指明出来。所以刘忠恕同志在他的论文里举出《故乡》来证明鲁迅思想里有农民问题，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刘忠恕同志并说：“同样是在《故乡》里，鲁迅表示了自己对农民未来的新生活的希望。”其实鲁迅《故乡》的原文是这样的：“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象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鲁迅在这里是指出自己这一辈的人的三种生活，一种是作者鲁迅，一种是闰土，还有一种辛苦恣睢指杨二嫂，希望这三种生活将来都改变，这正是鲁迅在别处所说的“改良人生”的意思。所以刘忠恕同志“同样是在《故乡》里，鲁迅表示了自己对农民未来的新生活的希望”的话，是片面的，夸大了的，不足以为鲁迅当时思想里有农民问题的证明。刘忠恕同志在他的论文里又举了鲁迅的小说《祝福》来证明，其实《祝福》也只能证明鲁迅当时思想里没有农民问题，鲁迅有的只是“妇女问题”。鲁迅所最痛恨的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就是“礼教”，他不可能认识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要农民问题解决了，妇女问题才跟着解决。如果他思想里有农民问题，他反而可能不写《祝福》这样的小说，写而故事也一定有所不同，因为我们分析《彷徨》里的《祝福》，祥林嫂前后两次的夫家都是农民，最后一次“大伯来收屋，又赶她”，是当时农村里可能有的事情，但这不属于中国社会的本质方面，写了来反而显得祥林嫂的死由与她的夫家更有直接关系，也就是与劳动人民有直接关系。所以我说鲁迅的《祝福》，只能证明鲁迅当时思想里没有农民问题。要证明鲁迅当时思想里没有农民问题，材料尚多，没有都举出来的必要。我只想再说一点，如我已经指出过，在《阿Q正传》里，鲁迅对阿Q革命是取讽刺的态度的，即此一点就足以说明鲁迅思想里没有农民问题，因为作者的思想里有农民问题在他的小说里就不会讽刺农民（如好心的读者所认为的）要革命。

    鲁迅的伟大价值在于他的文艺创作，包括小说和杂文，都是他同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社会作殊死战斗的武器，在战斗中他总打了胜仗，他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光辉的榜样。在同敌人作战中，他自己也总是提高了，最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最初的思想里没有农民问题，在同反动知识分子作战中他偏认识了农民问题。在《华盖集续篇》里有一篇《学界的三魂》，因为当时北京的反动知识分子说他是“学匪”，他写了这一篇文章，我把下面的话全引了来：

    但这也足见去年学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学匪。以大点的国事来比罢，太平盛世，是没有匪的；待到群盗如毛时，看旧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当国，即使大打一通官话，那结果也还是“呜呼哀哉”。当这“呜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为盗，所以我相信源增先生的话：“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与强盗，其实是些农民革命军。”那么，社会不是改进了么？并不，我虽然也是被谥为“七匪”之一，却并不想为老前辈们饰非掩过。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热心家乘势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

    这是鲁迅在1926年写的。在这个基础之上鲁迅思想里确实开始有农民问题。可见认识农民问题不容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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