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阿Q正传”

    1

    作者的“国民性”的思想

    在《伪自由书》里有一篇《再谈保留》，在这篇文章里鲁迅曾说道：“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里面。”这“国民的弱点”的另一个名词是“国民性”，也是鲁迅自己用的。所以我们应该说鲁迅写《阿Q正传》的思想正是他早期的一个中心思想，即“国民性”的思想。

    鲁迅把他所谓的“国民性”在《阿Q正传》里概括为精神胜利法，虽然还有别的东西，然而精神胜利法是最主要的。在鲁迅的杂文里本来有许多就是讲精神胜利法，他认为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如在《论睁了眼看》里他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藉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这里面说到“亡国”，说到“光复旧物”，很显然是指中国屡遭异民族的侵略的历史说的。同时，如我们在讲鲁迅杂文时已经指出，鲁迅所谓“国民性”，按其实质是指统治阶级的阶级性，这里说的“怯弱”、“懒惰”、“巧滑”、“满足”、“堕落”就都是的，是对统治阶级专用的形容词，丝毫没有疑问。鲁迅因为当时还没有阶级观点，他把他所憎恶的阶级性认为是“国民性”，而且他是从爱国主义的感情出发，我们是很可以理解的。《阿Q正传》在两章“优胜记略”之后总结阿Q的胜利（其实是失败的反语）便写道：“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思想就是“国粹”的思想，“国粹”的思想就是亡国的思想，这是鲁迅在《热风》的集子里大声疾呼的。

    “精神胜利法”，我们只要稍为思索一下，与劳苦大众显然是不相干的。鲁迅当时以及后来对此有过深刻的反省，他反省到自己，他不敢说他自己是否也包含在他所暴露的“国民的弱点”里面，如我们所引的《再谈保留》的话。他又要求一般读者反省，如《答〈戏〉周刊编者信》里面说：“果戈里作《巡按使》，使演员直接对看客道：‘你们笑自己！’（奇怪的是中国的译本，却将这极要紧的一句删去了。）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鲁迅这话的意思也就是要求本阶级的知识分子反省。我们认为指出这一点很重要，鲁迅所谓“国民性”，不但按其实质是指统治阶级的阶级性，在鲁迅自己再作思考之下，反省之下，不是想到自己，就是想到作为读者的一般知识分子，决不是想到工农大众身上去。实生活当中的阿Q其人，鲁迅当然是想到的，如《〈阿Q正传〉的成因》里说，“阿Q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在《阿Q正传》里鲁迅告诉我们阿Q“没有固定的职业”，在《〈出关〉的“关”》的杂文里他又明说“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作者以小城市中这样的阿Q作为模特儿来说明他的意思，即“国民性”（我们认为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性）的思想，是可以的。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则与“国民性”，精神胜利法，决不能说有相干之处。当然鲁迅当时没有阶级观点，然而鲁迅的思想是经得起分析的，我们分析鲁迅所有的文章，他所说的“国民性”按其实质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性。

    2

    “阿Q正传”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

    因为是半殖民地，所以要反对帝国主义。因为是半封建社会，所以要反对封建主义。而本国的封建主义是同外国帝国主义勾结的，本国的封建主义是外国帝国主义在这个国家里面的基础，所以反封建主义又同反帝国主义分不开。这在我们已经成了常识。这个道理在最初却是极不容易发现，在中国只有当中国共产党人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时才发（现）了这个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真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中国的爱国主义者，都要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要在两个敌人的面前受考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鲁迅是最经得起考验的，他痛恨精神胜利法，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的表现。只是他最早不能懂得阶级分析方法，他把像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怯弱、懒惰、巧滑、满足、堕落的劣根性叫做“国民性”，他揭露它，无非是希望中国发愤图强。就在一九二五年他写的《忽然想到》的题目里还有一条“还是一无所有”，我们在讲鲁迅的杂文时曾抄引过，现在把这一条再抄一遍：

    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讳言这“一无所有”，自然可以聊以自慰；倘更铺排得好听一点，还可以寒天烘火炉一样，使人舒服得要打盹儿。但那报应是永远无药可医，一切牺牲全都白费，因为在大家打着盹儿的时候，狐鬼反将牺牲吃尽，更加肥胖了。

    大概，人必须从此有记性，观四向而听八方，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这还是鲁迅认为精神胜利的危险。这正是五卅时写的。所以我们说鲁迅写《阿Q正传》，是从满清以来半殖民地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而中国的统治阶级，既堕落，又满足，表现了一种阿Q主义，故鲁迅用一个小说人物的形象暴露之，这应该是合乎鲁迅思想的实际的。

    《阿Q正传》的故事却写的是辛亥革命时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史。鲁迅虽然因为世界观的局限性没有写出新兴的工人阶级来，主观上他不知道中国的希望到底在哪里，但他对于地主阶级表示他的真正的憎恶，客观上就是揭示，中国的问题不是“国民性”的问题，是推翻封建主义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在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封建主义，是同时的。《阿Q正传》反映鲁迅思想的特点，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

    3

    阿Q不是农民的典型

    就研究鲁迅的思想说，与问题的本质无关而属于一个表现性的问题，就是阿Q是否是农民的典型的问题。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属于表面性的问题呢？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仅仅是从字面上来的，因为在《阿Q正传》里，未庄是“乡下”，阿Q不是城里人，他在未庄给人做短工，那么从字面上联系起来，阿Q当然是农村中的雇工了。这就是表面性的问题。其实鲁迅笔下的“乡下”，每每是从广义说的，在《一件小事》里他就说“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这个“乡下”就指绍兴城。表面性的问题应该没有多加讨论的必要。现在这个问题在我们研究鲁迅的过程中却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许多论者都认为阿Q是农民的典型，而且认为鲁迅就是要写一个具有精神胜利法的落后的农民的典型，因为精神胜利法是各阶级所共有，写农民阿Q就是鞭策农民。有的论者又认为鲁迅当时已提出了农民问题，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样，问题就太大了，确实应该分析清楚。我们先总地提一个意见，如果说精神胜利法是各阶级所共有，那么工人阶级有没有呢？鲁迅写农民阿Q，为什么不写一个工人阿Q呢？鞭策农民阿Q，就不鞭策工人阿Q吗？而且，说着各阶级共有，那么鲁迅已经运用了阶级分析方法了，不然怎么叫做“各阶级共有”呢？这样的“阶级分析方法”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不是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方法，最重要之点是贫苦的劳动人民是革命的！

    下面我们用两个题目来研究这个问题。

    一

    鲁迅当时的思想不可能提出农民问题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引斯大林的话指示过我们：“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毛主席又说：“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很明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鲁迅在早期他的思想里不可能有这个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即农民问题。就拿小说《故乡》来说，鲁迅是这样总结农民闰土的景况的：“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这说明农民问题的不容易认识，因为农民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根本矛盾是地租，鲁迅没有指明出来。鲁迅早期反封建是反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他不能从封建剥削上提出农民问题，他倒是从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出发提出妇女与儿童问题。在《灯下漫笔》里，引了《左传》的“人有十等”，他认为被奴役的“台”同统治阶级一样地是男子当权，“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他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其〔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非〔分〕！”鲁迅本来是一个叛徒，是“不安分”，就是说他的立场总是光明的，但因为缺乏阶级观点，言论就有不得要领的地方，离无产阶级提出的中国革命的农民问题，还要经过质变，我们对此必须分析清楚。决不能说鲁迅早期思想里有农民问题。他的小说《祝福》也正是他思想里没有农民问题的证明。他有的只是妇女问题。如果他思想里有农民问题，他就不写《祝福》这样的小说，写而故事也一定有所不同，因为我们分析《彷徨》里的《祝福》，祥林嫂前后两次的夫家都是农民，最后一次“大伯来收屋，又赶她”，是当时农村里可能有的事情，但这不属于中国社会的本质方面，写了来反而显得祥林嫂的死由与她的夫家更有直接关系，也就是与劳动人民有直接关系。总之农民问题只有无产阶级提得出来，鲁迅在写《阿Q正传》的时候是望不见的了。在《阿Q正传》里，鲁迅对阿Q的革命是取着讽刺态度，借静修庵老尼姑的口说了出来。那天下午阿Q到静修庵。“那还是上午的事。赵秀才消息灵，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盘在顶上，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钱洋鬼子。这是‘咸与维新’的时候了，所以他们便谈得很投机，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约去革命。他们想而又想，才想出静修庵里有一块‘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是应该赶紧革掉的，于是又立刻同到庵里去革命。因为老尼姑来阻当〔挡〕，说了三句话，他们便将伊当作满政府，在头上很给了不少的棍子和栗凿。尼姑待他们走后，定了神来检点，龙牌固然已经碎在地上了，而且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这是讽刺秀才和假洋鬼子“革命”。阿Q下午来静修庵，“庵和春天时节一样静，白的墙壁和漆黑的门。他想了一想前去打门，一只狗在里面叫。他急急拾了几块断砖，再上去较为用力的打，打到黑门上生出许多麻点的时候，才听得有人来开门。

    阿Q连忙捏好砖头，摆开马步，准备和黑狗来开战。但庵门只开了一条缝，并无黑狗从中冲出，望进去只有一个老尼姑。

    ‘你又来什么事？’伊大吃一惊的说。

    ‘革命了……你知道？……’阿Q说得很含胡。

    ‘革命革命，革过一革的，……你们要革得我们怎么样呢？’老尼姑两眼通红的说。

    ‘什么？……’阿Q诧异了。

    ‘你不知道，他们已经来革过了！’

    ‘谁？……’阿Q更其诧异了。

    ‘那秀才和洋鬼子！’”老尼姑第一句问阿Q“你又来什么事？”在阿Q当然以为是她记得他春天来了，其实她不是的，她是“两眼通红”，她以为“革命革命，革过一革的”，所以“你又来什么事”，所以“你们要革得我们怎么样呢”，在这里“你们”这个代名词分明是包括秀才和假洋鬼子和阿Q。鲁迅当时的思想里如果有农民问题，在小说里他怎么会讽刺农民（许多论者认为阿Q是的）要革命呢？鲁迅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他讽刺投机的革命家，他认为阿Q也是的，所以当时有人认为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人格上似乎是两个，鲁迅答复这个问题道：“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了么？”（《〈阿Q正传〉的成因》）他明明地没有把阿Q当作农民阶级的农民看待，因为他的思想里本没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即农民问题。

    二

    阿Q的形象不是农民

    我们从阿Q的整个形象看，阿Q是不是真的贫雇农？不是，完全不是的。鲁迅以“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贯穿阿Q的整个形象，开始是这样：

    阿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

    谁知道阿Q采用怒目主义之后，未庄的闲人们便愈喜欢玩笑他。一见面，他们便假作吃惊的说：

    “哙，亮起来了。”

    阿Q照例的发了怒，他怒目而视了。

    “原来有保险灯在这里！”他们并不怕。

    阿Q没有法，只得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

    “你还不配……”这时候，只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但上文说过，阿Q是有见识的，他立刻知道和“犯忌”有点抵触，便不再往底下说。

    闲人还不完，只撩他，于是终而至于打。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

    鲁迅在讽刺阿Q的同时也讽刺“未庄的闲人们”，因为两方面都是“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但这个未庄偏有这么多的“闲人”，其中茶馆酒肆的空气很重，不像什么农村。一定要说阿Q是农民，是落后的农民的话，那么鲁迅为什么存心要这样写农民？岂不是怪事！接着是：

    阿Q想在心里的，后来每每说出口来，所以凡有和阿Q玩笑的人们，几乎全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此后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人就先一着对他说：

    “阿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

    阿Q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

    “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但虽然是虫豸，闲人也并不放，仍旧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以为阿Q这回可遭了瘟。然而不到十秒钟，阿Q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

    又是“闲人”的事。而且作者连到“状元”头上去了。在鲁迅小说的空气之下，把阿Q第一和状元第一相关联，是很有风趣的，小说的倾向性也是很强的，鲁迅讽刺阿Q也讽刺状元，原因是鲁迅写阿Q并不是写一个农民。如果一定说鲁迅是写一个农民，那我们认为小说的一切都失败了，这样写农民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也写得太不真实，首先没有作为农民阶级的农民的共性，当然也不能谈阿Q这个农民的个性。未庄也不像什么农村，一见面相互都是“闲人”。

    接着写赌摊，写阿Q押牌宝，我们抄“阿Q不幸而赢了一回，他倒几乎失败了”的一回：

    这是未庄赛神的晚上。这晚上照例有一台戏，戏台左近也照例有许多的赌摊。做戏的锣鼓，在阿Q的耳朵里仿佛在十里之外；他只听得桩家的歌唱了。他赢而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迭。他兴高彩烈得非常：

    “天们〔门〕两块！”

    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他才爬起来，赌摊不见了，人们也不见了，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几个人诧异的对他看。他如有所失的走进土谷祠，定一定神，知道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赶赛会的赌摊多不是本村人，还到那里去寻根柢呢？

    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总还是忽忽不乐；说自己是虫豸罢，也还是忽忽不乐；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

    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了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剌剌，——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他睡着了。

    在这里，阿Q当然是“本村人”，而“赶赛会的赌摊多不是本村人”，这岂不是说未庄只有阿Q一个人在这里押牌宝？其实作者是故意弥缝这一句，实际未庄并不是农村，（阿Q也不是农民，“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如《〈出关〉的“关”》所说。然而“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的形象的阿Q写得极其真实，只要读者不拘泥他为农民的话。把这个形象当作农民，这个形象反而不真实了，首先他不能表现农民的共性，当然也就不能谈有农民阿Q的个性，个性必须在共性的基础之上。

    接着写阿Q和王胡打骂，我们完全抄下来：

    有一年的春天，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在墙根的日光下，看见王胡在那里赤着膊捉虱子，他忽然觉得身上也痒起来了。这王胡，又癞又胡，别人都叫他王癞胡，阿Q却删去了一个癞字，然而非常渺视他。阿Q的意思，以为癞是不足为奇的，只有这一部络腮胡子，实在太新奇，令人看不上眼。他于是并排坐下去了。倘是别的闲人们，阿Q本不敢大意坐下去。但这王胡旁边，他有什么怕呢？老实说：他肯坐下去，简直还是抬举他。

    阿Q也脱下破夹袄来，翻检了一回，不知道因为新洗呢还是因为粗心，许多工夫，只捉到三四个。他看那王胡，却是一个又一个，两个又三个，只放在嘴里毕毕剥剥的响。

    阿Q最初是失望，后来却不平了：看不上眼的王胡尚且那么多，自己倒反这样少，这是怎样的大失体统的事呵！他很想寻一两个大的，然而竟没有，好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恨恨的塞在厚嘴唇里，很命一咬，劈的一声，又不及王胡响。

    他癞疮疤块块通红了，将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说：

    “这毛虫！”

    “癞皮狗，你骂谁？”王胡轻蔑的抬起眼来说。

    鲁迅的小说，每每是在一番叙述之后，就插进人物说话，而“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里阿Q和王胡的一人一句就是好例子。对于说话时的动作也真是描写得无以复加。我们再抄下面的话：

    “谁认便骂谁！”他站起来，两手叉在腰间说。

    “你的骨头痒了么？”王胡也站起来，披上衣服说。

    阿Q以为他要逃了，抢进去就是一拳。这拳头还未达到身上，已经被他抓住了，只一拉，阿Q跄跄踉踉的跌进去，立刻又被王胡扭住了辫子，要拉到墙上照例去碰头。

    “君子动口不动手！”阿Q歪着头说。

    这句话是孔乙己式的话，说出来合乎鲁迅所塑造的阿Q的人格，但要不拘泥他是农民的形象。

    接着写阿Q挨假洋鬼子的打，我们读：

    这“假洋鬼子”近来了。

    “秃儿。驴……”阿Q历来本只在肚子里骂，没有出过声，这回因为正气忿，因为要报仇，便不由的轻轻的说出来了。

    不料这秃儿却拿着一支黄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谓哭丧棒——大踏步走了过来。阿Q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

    “我说他！”阿Q指着近旁的一个孩子，分辩说。

    拍！拍拍！

    在阿Q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将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

    鲁迅在这里深刻地讽刺“忘却”，而且他认为这是“一件祖传的宝贝”，这显然与贫雇农无关，拿来写贫雇农就太不真实了。然而鲁迅所写的阿Q的形象极真实，我们谁读着都感得他的人物是从实生活来的，他的方法用他自己的话“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问题本来是非常明白的。

    鲁迅刻划阿Q精神还表现在阿Q画花押和临刑唱戏上面，都是鲁迅的最沉痛的文章。我们读：

    于是一个长衫人物拿了一张纸，并一支笔送到阿Q的面前，要将笔塞在他手里。阿Q这时很吃惊，几乎“魂飞魄散”了：因为他的手和笔相关，这回是初次。他正不知怎样拿；那人却又指着一处地方教他画花押。

    “我……我……不认得字。”阿Q一把抓住了笔，惶恐而且惭愧的说。

    “那么，便宜你，画一个圆圈！”

    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

    阿Q正羞愧自己画得不圆，那人却不计较，早已掣了纸笔去，许多人又将他第二次抓进栅栏门。

    他第二次进了栅栏，倒也并不十分懊恼。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惟有圈而不圆，却是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于是他睡着了。

    这依然是精神胜利！在“优胜记略”章的最后一句是：“他睡着了。”现在也是“于是他睡着了。”这里的形象决不是农民的形象！如果真是写农民，写农民在大堂上画花押，那就只需要这样的句子：“他的手和笔相关，这回是初次。”这就悲愤极了。又好比被剥削了文化权不认得字的农民，在他被处死刑以前给他一张纸，一枝笔，他说着：“我……我……不认得字。”那就是最沉痛的文章，不需要更多的句子。然而鲁迅写阿Q的画花押也是极沉痛的，因为阿Q有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这个形象又极真实，鲁迅刻划出来“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

    再读阿Q临刑唱戏：

    他省悟了，这是绕到法场去的路，这一定是“嚓”的去杀头。他惘惘的向左右看，全跟着马蚁似的人，而在无意中，却在路旁的人丛中发见了一个吴妈。很久违，伊原来在城里做工了。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竟没有唱几句戏。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小孤孀上坟》欠堂皇，《龙虎斗》里的“悔不该……”也太乏，还是“手执钢鞭将你打”罢。他同时想将手一扬，才记得这两手原来都捆着，于是“手执钢鞭”也不唱了。

    “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在百忙中，“无师自通”的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

    这不还是精神胜利法吗？我们读着感得鲁迅写得太沉痛了。他当时没有阶级观点，他是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他认为中国人（这三个字是鲁迅常用的名词，这里面没有排斥作者自己）不应该这样，他认为一切所谓“国粹”都是这样！当然，我们只要稍一思索，没有贫雇农是像阿Q的，鲁迅在这里本不是写农民。若说写农民，鲁迅是会写的，如写《故乡》的闰土：“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就在《阿Q正传》里也给我们写了两个关在监狱里的农民的形象：“一个说是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鲁迅把这两个农民的形象刻画得多么深刻呵！阿Q的形象当然是深刻的，但他不是农民的形象。

    阿Q的形象是小市民的形象。事情本来是如此。未庄不是真正的农村，同鲁镇一样，是鲁迅所熟悉的绍兴的代替词，所以在它里面我们没有看见一个农民，都是些“闲人”。阿Q正是城市里的流浪雇工，农民耕田的事对他并不相干，虽然他是受剥削受压迫的，所以当他奔赴静修庵时，鲁迅曾〔是〕这样写：“村外多是水田，满眼是新秧的嫩绿，夹着几个圆形的活动的黑点，便是耕田（的）农夫。阿Q并不赏鉴这田家乐，却只是走，……”这里的“村外”显然是城外的描写，阿Q不是农夫当中的数了。我们读《阿Q正传》，感觉到阿Q、王胡、小D之间有着共性，就是小市民的共性，当然，阿Q又有阿Q的个性，他不是王胡，不是小D，这一点也是非常显然的。鲁迅写的阿Q是市民当中的数。

    4

    “阿Q正传”反映了辛亥革命和批判辛亥革命

    列宁在论托尔斯泰的时候曾说：“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伟大艺术家，那么他至少应当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来。”（《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是的，鲁迅的《阿Q正传》把辛亥革命的本质方面反映出来了，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件事。

    农民运动是中国革命的本质问题。辛亥革命农民没有参加，结果辛亥革命失败了。那么我们真不能不佩服《阿Q正传》的伟大的记载，鲁迅这时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艺术乃超过当时的任何历史，中国当时的历史家写不出来的东西，鲁迅的小说里有了。《阿Q正传》里记载，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城里举人老爷把箱子运来未庄赵太爷家寄存，因为革命党要进城。而革命党进了城，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而赵家遭抢。而四天之后阿Q在半夜里忽被抓进县城里去了。鲁迅还另外描写了两个乡下人，在监狱里。我们读：

    到进城，已经是正午，阿Q见自己被搀进一所破衙门，转了五六个弯，便推在一间小屋里。他刚刚一跄踉，那用整株的木料做成的栅栏门便跟着他的脚跟阖上了，其余的三面都是墙壁，仔细看时，屋角上还有两个人。

    阿Q虽然有些忐忑，却并不很苦闷，因为他那土谷祠里的卧室，也并没有比这间屋子更高明。那两个也仿佛是乡下人，渐渐和他兜搭起来了，一个说是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他们问阿Q，阿Q爽利的答道，“因为我想造反。”

    鲁迅在这里显然不是讽刺阿Q，阿Q的答话是写得极其生动自然的。鲁迅简直是鼓动阿Q造反似的。革命了，而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而一个乡下人因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而入狱，这便是阶级斗争。辛亥革命时代，中国社会，在农村里，在政权集中的县衙门，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是地主与农民两个阶级，所以《阿Q正传》里面的监狱是如此。所以中国革命还要等待中国共产党起来领导中国农民运动。鲁迅小说的伟大成就，不是作者观点的绝对正确，是作者立场的胜利，每逢写到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时候，作者的立场总是站在被压迫被剥削者方面，而在描写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场合，好比辛亥革命的县衙门的监狱里，把革命的本质方面写出来了。

    鲁迅当时的观点以为革命有真革命党有假革命党，象“城里的一个早已‘嚓’的杀掉了”，那大约是《药》里的夏瑜之类是真革命党，象赵秀才、假洋鬼子便是投机分子，是假革命党，小说里给以批判。“阿Q似的革命党”，——鲁迅也分明是讽刺的。他不能从革命的阶级这一伟大的观点出发去考虑问题。《阿Q正传》是现实主义的杰作，从阿Q的形象看起来，在未庄里，独有这个流浪的雇工是欢迎革命的，他对革命的态度，足以代表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对革命的态度。尽管作者没有意思把他来代表农民，但阿Q是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则毫无疑问。我们分析一下阿Q对革命的态度，从而看出辛亥革命之下被压迫被剥削者有怎样的反映，地主阶级又是怎样的反映，革命乃是两个阶级的斗争，那就如恩格斯所说的，“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不管作者的观点怎样，也会显露出来的。”（《给哈克纳斯的信》）下面我们就本着这个意思分析。

    当城里的举人老爷害怕革命党进城，把箱子运到未庄赵家寄存，阿Q有这样的反映：

    阿Q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

    “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鲁迅在这里把阿Q写得太可爱，太真实，没有一句话不能代表阿Q的性格，代表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心理，他好容易说出“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可惜在辛亥革命时代这种声音都淹没了，这种声音在地主阶级压迫之下真是亲切。阿Q说，“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这里的“投降”二字一点没有讽刺，只显得阿Q可爱，显得他真实，他没有法子表达他对革命的向往，（其实“向往”也是作家的词汇！）只好说“投降”了。他不知道象他这样对革命的认识是阶级觉悟。他是很荒唐的人，当然谈不上什么叫做警惕性，所以，“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他得意之余，禁不住大声的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

    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我们推想，这“一群鸟男女”，“这一种可怜的眼光”，不但使阿Q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便是作者鲁迅也是的，中国的地主阶级确是太可恶，太可恨。阿Q在革命的高潮之下没有警惕，嚷“造反了！造反了！”然而在革命完了之后他是有感觉的，他可能因此很有危险，所以“赵家遭抢之后，……阿Q也很快意而且恐慌。”如果他没有危险的预感，他为什么“而且恐慌”呢？所以鲁迅的小说反映的辛亥革命，表示地主阶级继续压迫人民。

    阿Q嚷着“造反了！造反了！”他走过赵家的门口，“赵府上的两位男人和两个真本家，也正在大门口论革命。阿Q没有见，昂了头直唱过去。

    ‘得得，……’

    ‘老Q，’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声的叫。

    ‘锵锵，’阿Q料不到他的名字会和‘老’字联结起来，以为是一句别的话，与己无干，只是唱。‘得，锵，锵令锵，锵！’

    ‘老Q。’

    ‘悔不该……’

    ‘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

    阿Q这才站住，歪着头问道，‘什么？’”阿Q临着革命的激昂的感情，（他的感情代表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地主阶级临着革命的恐惧的感情，在当时社会里是真正地有，鲁迅的小说也真正地写得出。不管作者是有意的无意的，总之把真实反映出来了。

    及至“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这几日里，进城去的只有一个假洋鬼子。赵秀才本也想靠着寄存箱子的渊源，亲身去拜访举人老爷的，但因为有剪辫的危险，所以也就中止了。他写了一封‘黄伞格’的信，托假洋鬼子带上城，而且托他给自己绍介绍介，去进自由党。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洋翰林，赵太爷因此也骤然大阔，远过于他儿子初进秀才的时候，所以目空一切，见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鲁迅在这里通过未庄人的意见把辛亥革命的情状极其扼要地绘画出来了，秀才通过假洋鬼子以四块洋钱买得“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洋翰林，”——这就是鲁迅批判辛亥革命。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了赵太爷——地主阶级临着革命的恐惧，现在他的儿子进了“自由党”，因此他“骤然大阔，远过于他儿子初进秀才的时候”，这是他心里一块石头已经落了地，天下太平了，革命是假的。原来他害怕革命，他害怕革命就是害怕阿Q这样的人嚷造反，他简直怕阿Q在街上走路，——这表现着革命是阶级斗争。鲁迅现在写他“目空一切，见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这是多么真实地表现了社会面貌！所以此后赵家遭抢，阿Q快意——而且恐慌！四天之后阿Q被抓进县城里去了。

    《阿Q正传》写出了阿Q真正地遭受压迫，首先是赵家的压迫，他的精神确是一个受伤的人。辛亥革命使得他高兴，辛亥革命的结果又使得他害怕，在“恋爱的悲剧”里他吃饭发生问题，在革命的悲剧里他性命发生问题。鲁迅把他的阿Q的人格发展得极其真实，这一点鲁迅自己也是肯定的，所以他说阿Q的人格前后并不是两个。通过阿Q，到后来，即是在辛亥革命当中，他的精神状态有些不正常，然而也足以把辛亥革命的本质方面表现出来了。被压迫被剥削者要求革命，表现了革命的阶级的力量。当阿Q自认为他“投降革命党”之后——就是他承认革命，“第二天他起得很迟，走出街上看时，样样都照旧。他也仍然肚饿，他想着，想不起什么来；……”这就表示他对革命的认识，革命了不应该“样样都照旧”，他不应该“仍然肚饿”。他是正确的。既然“样样都照旧”，既然“他也仍然肚饿”，他想着想着就没有主意，“但他忽而似乎有了主意了，慢慢的跨开步，有意无意的走到静修庵。”这就是说没有办法只好同今年春天一样到静修庵去弄点什么充充饥。但春天是从后园进，“阿Q迟疑了一会，四面一看，并没有人。他便爬上这矮墙去，……阿Q的脚也索索的抖；终于攀着桑树枝，跳到里面了。”现在是，“他想了一想，前去打门，一只狗在里面叫。他急急拾了几块断砖，再上去较为用力的打，……”这表示他懂得无视旧秩序了。我们认为他也是正确的。鲁迅当时当然不同我们今天分析他的《阿Q正传》一样分析阿Q，但他是真实地反映现实总是的确的。到了地主阶级赵太爷“目空一切，见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往下阿Q的形象表现着精神失常，他投奔假洋鬼子，他在大堂上公然说“假洋鬼子不准我！”“他们没有来叫我。他们自己搬走了。”等等，我们读着不显得滑稽，只觉得真实逼人，虽然精神失常，表现他的被压迫被剥削的思想感情。他认为革命应该是代表他的利益的。倘若不准他“投降革命党”，他知道在这个太可恶、太可恨的社会里他就活不下去。我们读：

    阿Q正在不平，又时时刻刻感着冷落，一听得这银桃子的传说，他立即悟出自己之所以冷落的原因了：要革命，单说投降，是不行的；盘上辫子，也不行的；第一着仍然要和革命党去结识。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城里的一个早已“嚓”的杀掉了，现在只剩了一个假洋鬼子。他除却赶紧去和假洋鬼子商量之外，再没有别的道路了。

    钱府的大门正开着，阿Q便怯怯的躄进去。他一到里面，很吃了惊，只见假洋鬼子正站在院子的中央，一身乌黑的大约是洋衣，身上也挂着一块银桃子，手里是阿Q曾经领教过的棍子，已经留到一尺多长的辫子都拆开了披在肩背上，蓬头散发的象一个刘海仙。对面挺直的站着赵白眼和三个闲人，正在必恭必敬的听说话。

    ……

    听着说话的四个人都吃惊的回顾他。洋先生也才看见：

    “什么？”

    “我……”

    “出去！”

    “我要投……”

    “滚出去！”洋先生扬起哭丧棒来了。

    赵白眼和闲人们便都吆喝道：“先生叫你滚出去，你还不听么？”

    阿Q将手向头上一遮，不自觉的逃出门外；洋先生倒也没有追。他快跑了六十多步，这才慢慢的走，于是心里便涌起了忧愁；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从此决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至于闲人们传扬开去，给小D王胡等辈笑话，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这里说阿Q“心里便涌起了忧愁”，是非常深刻的。阿Q的精神已经有些失常，但精神失常的原因是铁一般的社会存在反映在他的脑里迫之使然，他嚷过造反，连赵太爷都怕他，而现在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还有路可走吗？接着赵家遭抢，于是阿Q只有死路一条了。

    在衙门里，在大堂上，在官和衙役要他“招罢！”的声势之下，他说着“我本来要……来投……”的胡涂话。“那么，为什么不来的呢？”“假洋鬼子不准我！”“胡说！此刻说，也迟了。现在你的同党在哪里！”“什么？……”“那一晚打劫赵家的一伙人。”“他们没有来叫我。他们自己搬走了。”鲁迅还写了一句“阿Q提起来便愤愤。”这是这个精神失常的人不能满足于精神胜利法！这是鲁迅给我们写的被压迫被剥削者的悲剧。这是辛亥革命时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史。

    5

    作家世界观与创作方法

    我们关于《阿Q正传》的话，不是辞费，是不能不说的。关系作家世界观，关系创作方法。

    鲁迅的创作方法是由鲁迅的世界观决定的。

    什么是鲁迅的创作方法呢？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面鲁迅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在《答〈戏〉周刊编者信》里面他又特别指出《阿Q正传》的创作方法来说：“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这两番话的意思是一样，就是鲁迅小说的人物不是经过阶级分析来的。因为不是经过阶析〔级〕分析来的，所以鲁迅认为作为读者都可以通过这个小说人物联系到自己，因而教育自己。鲁迅小说人物虽然不是经过阶级分析来的，然而仍然是从生活中来的，在生活中见过或听到过，“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的阿Q便是这样写出来的，而且写得得心应手，“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他的“意思”便是他认为实生活当中的阿Q有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而这个毛病正是他常用的名词“中国人”所共有的，所以他以阿Q作为典型，“暴露国民的弱点”，作者自己也包含在内。而且他认为这是“一件祖传的宝贝”。这就说到鲁迅的世界观上面来了。

    鲁迅早期的世界观可以《〈草鞋脚〉小引》里面的一句话来说明白：“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迫压和陷害。”这说明这种世界观在当时还有它的进步作用，所以“遇到保守家们的迫压和陷害”。这又说明这种世界观的局限性，其所谓“人性”（很明白，它与修正主义的“人性论”绝不是一个东西！）就是“国民性”，是“旧的成法”所造成的，所以阿Q精神是“祖传的宝贝”，人类社会之异于生物界，只因为有“祖传”的东西罢了，这就是生物进化论的世界观，在人类社会里排除了阶级意识。

    鲁迅本着生物进化论的世界观创造小说人物，当然也就不知道有阶级分析方法，他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而且从鲁迅的许多别的话联系起来，他所谓“读者”仅限于知识分子。从问题的实质说来，鲁迅的这一点倒是正确的，因为如我们所分析，他所谓“国民性”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性，与工农大众本不相干。

    以上的问题，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当然一一都作了解决。首先是纠正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他说的“转而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自然，是一个正当的前进”，是切切实实地联系了自己的实际的话。“但我也久没有做短篇小说了。现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中国的古书里有一个比喻，说：邯郸的步法是天下闻名的，有人去学，竟没有学好，但又已经忘却了自己原先的步法，于是只好爬回去了。”“我正爬着。但我想再学下去，站起来。”（《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这说明鲁迅认识了有新的方法。他虽没有说明新的方法是什么，我们只要联系到这样的话：“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上海文艺之一瞥》）这就是要重新研究，更重要的是深入生活，就是鲁迅开始注意于阶级的分析。我们认为鲁迅对阿Q的描写是没有错误的，就因为他本没有把阿Q当作农民阶级的农民来写，阿Q是一个市民。如果真是当作农民来写，那绝大的篇幅都是“不必要的滑稽”，如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说那第一章的话，——对农民的“不必要的滑稽”就是错误的描写！到现在，我们读《阿Q正传》，有一点“滑稽”空气吗？没有，读起来只是感到作者的沉痛的感情。鲁迅后来对“读者”的观念也有变化了，“读者”是有阶级性的，如他说：“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小资产阶级如果其实并非与无产阶级一气，则其憎恶或讽刺同阶级，从无产者看来，恰如较有聪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里的没出息子弟一样，是一家子里面的事，无须管得，更说不到损益。”（《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这话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其实是为本阶级的读者写作的，鲁迅的写作《阿Q正传》正合乎这个规律。

    无产阶级的作家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如果不用阶级分析方法，那是不可想像的。阶级分析方法是要指出革命的力量来，如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做的那样。作家就“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主席《讲话》）因此，作为“读者”的对象就是人民群众，具体地说就是工农兵及其干部。所有这些，都与鲁迅创造《阿Q正传》的情况有根本的歧异，即资产阶级世界观与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歧异。如果我们判定鲁迅写阿Q是写农民阶级的农民，鲁迅在《阿Q正传》里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农民问题，那就等于否认世界观的决定作用了，而这是不可能的，作家的世界观正是作家的阶级烙印。经过我们对《阿Q正传》的分析，问题明若观火，鲁迅是旧的世界观，旧的创作方法。

    然而我们认为《阿Q正传》是现实主义的杰作。《阿Q正传》之为现实主义的杰作，我们仍然是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的。鲁迅是小资产阶级作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鲁迅从欧洲资本主义文化吸取民主主义，因而他在中国反对封建主义；中国在历史上屡遭异民族入侵，近百年来更抵抗不住西方强国的侵略势力，因之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在鲁迅又极重。鲁迅的反对“国粹”的思想，正是从他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来的。还是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面说的话：“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小资产阶级作家鲁迅就是无产阶级最接近的朋友。他的《阿Q正传》，到今天还是经得起我们分析的，他的要求中国革命的热情，他对“国民性”的揭露正是他所憎恶的本阶级的阶级性的揭露，他的立场总是站在被压迫被剥削者方面。

    6

    两种讽刺

    鲁迅早期反封建是用欧洲资本主义文化的观点反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他不能辨别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因而把劳动人民和统治阶级混在一起，这个情况反映在鲁迅小说和早期杂文里。这是一。

    鲁迅的立场总是站在被压迫被剥削者的立场上面，表现他的鲜明的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思想感情，我们读鲁迅小说和杂文，都是如此。这是二。

    因为上述两种情况，在《阿Q正传》里乃有两种讽刺。我们拿《阿Q正传》同《风波》作比较。在《风波》里只有一种讽刺，就是从上述一的情况来的。《风波》里的人物有两种，一种是七斤、七斤嫂、九斤老太、八一嫂、六斤，是农民的一面；一种是有遗老臭味的赵七爷，虽然同《阿Q正传》的赵太爷的身份有些不同，但代表乡绅一流的人物。而鲁迅对两种人物的讽刺是一视同仁，通过张勋复辟几天之内的“风波”。《阿Q正传》对静修庵“革命”一段的描写同《风波》是一样，鲁迅对赵秀才、假洋鬼子同对阿Q的讽刺其性质是相同的，只是程度上有些差异。《风波》写辫子而已，没有展开到阶级斗争上去。《阿Q正传》在客观上写的是阶级斗争史，于是有鞭策阿Q的讽刺，作者完全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阿Q的立场上，同讽刺地主阶级就显然不是一回事了。如写阿Q挨假洋鬼子的打：“阿Q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这就讽刺得利害。这就是告诉阿Q：“这是打在你的头上！”而阿Q“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将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这就讽刺得利害。这就是告诉阿Q不应该“忘却”！《华盖集》里面有一篇《忽然想到》，在那里鲁迅写道：“康圣人主张跪拜，以为‘否则要此膝何用。’走时的腿的动作，固然不易于看得分明，但忘记了坐在椅上时候的膝的曲直，则不可谓非圣人之疏于格物也。”这就是鲁迅讽刺本阶级，对被讽刺者不存什么希望。

    我们再看鲁迅讽刺阿Q的“求食”。“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见熟识的酒店，看见熟识的馒头，但他都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鲁迅明明是告诉阿Q应该求什么东西。

    7

    鲁迅自己关于《阿Q正传》的话的分析

    鲁迅在一九三三年的《再谈保留》和一九三四年的《答〈戏〉周刊编者信》两篇文章里关于写《阿Q正传》的目的的话是一致的，他是把他早期常用的名词——“中国人”的毛病揭露给中国的读者，他认为谁都应该反省，他自己也在内。从鲁迅的思想来分析，以及根据他当时用的“读者”这个名词的内容，在“中国人”这个名词内，虽然他不可能说明白不包括工人和农民，按其实质是不包括工人和农民的。像阿Q、王胡、小D等城市里的市民，鲁迅当然不排斥在内，所以《阿Q正传》的阿Q就有那么些毛病。重要的是一点，鲁迅写阿Q不是为讽刺阿Q而讽刺阿Q，是教育作者本阶级的读者。

    好像有一个矛盾。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的序里，鲁迅把“百姓”和“圣人之徒”分开了，他明明是把阿Q当作一个百姓来写，写出他的沉默的灵魂来。《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面他又说：“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话应用到《阿Q正传》上，岂不十分恰当，阿Q正是一个不幸的人。我们认为这仅仅是词句上的矛盾，分析鲁迅的思想感情，这个表面上的矛盾只能说明一个一致。分析鲁迅的思想感情，百姓和圣人之徒，他总是分开的，所以在《阿Q正传》里，阿Q和赵太爷他分开了，表现在作者对他的小说人物爱憎分明。然而在词句上有些地方他又不能分开，比如《阿Q正传》里他写“所以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只可惜后来有些‘不能收其放心’了。”我们能因此说《阿Q正传》同俄文译本《阿Q正传》的序有矛盾吗？不能。没有比这句话更能反映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复杂思想感情的：“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同“国粹”、“中国精神文明”等指的是一个东西，明明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百姓“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就是思想上也受了统治阶级的统治。鲁迅要替百姓写出来！他写了一个阿Q。词句上有矛盾的地方，在《阿Q正传》里作者写着阿Q那思想“样样合于圣经贤传”，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只能说明一个一致，就是鲁迅的人民的立场是在任何时候坚定不受动摇的，又因为观点上缺乏阶级分析，分不出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有时又分出来了。鲁迅不可能写一个“圣人之徒”作为他对“精神上的胜利法”的讽刺的对象，因为讽刺他就是鞭策他，就是同他站在一个立场上。然而鲁迅的《阿Q正传》，明明是因为中国从满清以来处在半殖民地地位，鲁迅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讽刺“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首先是讽刺“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荒谬。而他的小说人物只能是阿Q，一个被压迫被剥削者。因此，在俄译本《阿Q正传》的序里，对着“毫无‘我们的传统思想’的俄国读者”说话，他把“圣人和圣人之徒”作为他所反对的，他以阿Q代表中国的百姓。当然，还是缺乏阶级观点，所以他说他“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以阿Q的传记概括“中国的人生”，显然就不是对中国社会作阶级的分析。

    对于《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面的话我们必须注意一点，就是鲁迅所谓“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是指着城市的市民说的，如《药》里的华老栓，《明天》里的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阿Q也正是的。若工人和农民，是社会发展的主人，鲁迅当时虽没有这个伟大的观点，但在他的思想范围里决没有把劳动人民作为“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倾向。就是《风波》里的七斤，鲁迅也是这样写的：“七斤虽然住在农村，却早有些飞黄腾达的意思，从他的祖父到他，三代不捏锄头柄了”。像《阿Q正传》所写的监狱里的两个乡下人才是真正的农民，这两个人的形象就不是“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形象；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健康的形象。阿Q确乎属于“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之类，他有“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但如果说鲁迅是为疗救这个不幸的阿Q而写《阿Q正传》，显然不合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了。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是鲁迅自己说的：“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

    8

    “阿Q正传”的语言和小说技巧

    无论小说和杂文，鲁迅的表现方法一概是白描。然而在鲁迅杂文的语言里常常夹些成语进去，如他讽刺当时自以为识路的“导师”，他写着：“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这里面用了“而立”这个成语代替“三十”。又如他不屑于作某些事情的研究，他写着：“但这都听凭学者们去干去，我不想来加入这一类高尚事业了，怕的是毫无结果之前，已经‘寿终正寝’。”这里面用了“寿终正寝”代替“死”。很显明，这种用法加强了他的杂文的讽刺作用和战斗作用。小说的语言主要是表现形象，表现形象就完全以白描为能事，不需要象杂文那样说反话，所以鲁迅小说的语言是道地的规范化的白话，简直同杂文相反，以不夹用成语为原则。独有《阿Q正传》是例外。《阿Q正传》里写未庄人对阿Q做偷儿，先是“敬而远之”，后来是“斯亦不足畏也矣”，写阿Q的年龄也是“他将到‘而立’之年”。这是从杂文带来的空气。因为《阿Q正传》最初是为报纸的“开心话”栏写的，作者不是真正地在那里写小说。连忙乃把它当作小说来写。我们现在论《阿Q正传》的语言，是从小说语言的角度来看，其同杂文夹用成语一事，先在这里把它指明一下。

    我们认为《阿Q正传》的小说语言有三件事我们应该学习，一是形象写得生动正确，二是词汇用得亲切自然，三是充分发挥了汉语的长处。现在把这三件事分别说明之。

    首先看鲁迅笔下的形象。如写阿Q赌钱输了，“他终于只好挤出堆外，站在后面看，替别人着急，一直到散场，然后恋恋的回到土谷祠，第二天，肿着眼睛去工作。”又如戏台底下他赢了又给人抢去了，这样写：“他赢而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迭。他兴高彩烈得非常：

    ‘天门两块！’

    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他才爬起来，赌摊不见了，人们也不见了，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几个人诧异的对他看。”这种形象就叫做生动，就叫做正确。生动不容易，生动而正确就真不容易。生动尚容易夸大，生动而正确就是不夸大。

    又如阿Q向吴妈下跪说着“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之后，他找不着工作做了，肚子饿了，只好到老主顾的家里去探问，这家里“一定走出一个男人来，现了十分烦厌的相貌，象回复乞丐一般的摇手道——

    ‘没有没有！你出去！’”这是在“生计问题”章里。在恋爱的悲剧之后，在生计问题之下，阿Q真是狼狈不堪，鲁迅小说所描绘的这个形象再好没有了，就是生动，就是正确。到了阿Q从城里回来，“中兴”以后，“这阿Q的大名忽又传遍了未庄的闺中”，“于是伊们都眼巴巴的想见阿Q，缺绸裙的想问他买绸裙，要洋纱衫的想问他买洋纱衫，不但见了不逃避，有时阿Q已经走过了，也还要走上去叫住他，问道：

    ‘阿Q，你还有绸裙么？没有？纱衫也要的，有罢？’”这个形象比起前面男人十分烦厌的相貌来，不能算第一，也算第二了。

    又如写阿Q和小D互相拔辫子，“阿Q进三步，小D便退三步，都站着；小D进三步，阿Q便退三步，又都站着。大约半点钟，——未庄少有自鸣钟，所以很难说，或者二十分，——他们的头发里便都冒烟，额上便都流汗，阿Q的手放松了，在同一瞬间，小D的手也正放松了，同时直起，同时退开，都挤出人丛去。

    ‘记着罢，妈妈的……’阿Q回过头去说。

    ‘妈妈的，记着罢……’小D也回过头去说。”是生动正确的描写。在“同时直起，同时退开”的形象之后连忙接一句“都挤出人丛去”，把许多人围着看的情形都写出来了，同在赌摊挨打爬起来连忙接一句“几个人诧异的对他看”一样地不容易写，然而鲁迅写得极容易。还有，阿Q，小D挤出人丛彼此回头说了一句话，同阿Q骂王胡，王胡回骂阿Q一样地是鲁迅会写对话，即是在一番叙述之后再由人物的极简单的对话把形象表现得生动，如闻其语，如见其人。

    又如写阿Q逾墙走进静修庵的菜园，发现一畦老萝卜，“他于是蹲下便拔，而门口突然伸出一个很圆的头来，这分明是小尼姑。”把不久前受了阿Q的欺侮的小尼姑的形象该写得多么好！小尼姑不敢近前，老尼姑出来了，责备阿Q不该偷萝卜，阿Q胡乱回答她，“阿Q没有说完话，拔步便跑；追来的是一匹很肥大的黑狗。这本来在前门的，不知怎的到后园来了。”鲁迅的语言不多，而来得极快，黑狗的神速如在纸上！“黑狗哼而且追，已经要咬着阿Q的腿，幸而从衣兜里落下一个萝卜来，那狗给一吓，略略一停，阿Q已经爬上桑树，跨到土墙，连人和萝卜都滚出墙外面了。只剩着黑狗还在对着桑树嗥，老尼姑念着佛。”多么生动而正确的形象！

    在第二次，即在革命的消息传到未庄的时候，阿Q再到静修庵去，“庵和春天时节一样静，白的墙壁和漆黑的门。他想了一想，前去打门，一只狗在里面叫。他急急拾几块断砖，再上去较为用力的打，打到黑门上生出许多麻点的时候，才听得有人来开门。”这种描写，把里面的人，把外面的人，把庙，都写出来了。里面的老尼姑，知道她的庙门再不能打，就出来了。接着一段又真写得好，出乎阿Q的意外，也出乎读者的意外，也就是作者“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句话，就是形象真实。“阿Q连忙捏好砖头，摆开马步，准备和黑狗来开战。但庵门只开了一条缝，并无黑狗从中冲出，望进去只有一个老尼姑。”当老尼姑从门缝里告诉阿Q赵秀才和钱洋鬼子已经来“革过一革的”之后，“阿Q很出意外，不由的一错愕；老尼姑见他失了锐气，便飞速的关了门，阿Q再推时，牢不可开，再打时，没有回答了。”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出语言的表达作用，什么都能表达，只怕作者自己的脑子里没有生动的东西要表达。阿Q这时关在静修庵的大门外，该写得多么好！

    我们再看阿Q关在监狱里的形象。“到进城，已经是正午，阿Q见自己被搀进一所破衙门，转了五六个弯，便推在一间小屋里。他刚刚一跄踉，那用整株的木料做成的栅栏门便跟着他的脚跟阖上了，其余的三面都是墙壁，仔细看时，屋角上还有两个人。”根据阿Q自己之所见，他“被搀”，他被“推”，他“跄踉”，那间屋子小，栅栏门是整株树的编织品，他的身子刚推进去，这个门就阖上了，所以跟着他的脚跟！屋里面没有窗户，一面是栅栏，三面是墙，乍进去眼前是黑的，“仔细看时，屋角上还有两个人。”我们读了这种文章，真感得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种艺术能够无微不入什么东西都写得下来！

    二是鲁迅用的词汇亲切自然。如写阿Q在戏台底下一心赌钱，这样写：“做戏的锣鼓在阿Q的耳朵里仿佛在十里之外；他只听得舂〔桩〕家的歌唱了。”这里“在耳朵里”与“在十里之外”读起来多么妥贴，真令人感得语言之可爱。又如在“生计问题”章里，“他早想在路上拾得一注钱，但至今还没有见；他想在自己的破屋里忽然寻到一注钱，慌张的四顾，但屋内是空虚而且了然。”这里面的“拾得”，“没有见”，“寻到”，“四顾”，“空虚而且了然”，真把意思都包括尽了，干净极了，亲切极了。又如写阿Q在那监狱的屋里了，“阿Q虽然有些忐忑，却并不很苦闷，因为他那土谷祠里的卧室，也并没有比这间屋子更高明。”这里面的“忐忑”，“不很苦闷”的“苦闷”，以及“比这间屋子更高明”的“高明”，都是经过很好的选择的形容词。又如写阿Q画花押，“于是一个长衫人物拿了一张纸，并一枝笔送到阿Q的面前，要将笔塞在他手里。阿Q这时很吃惊，几乎‘魂飞魄散’了；因为他的手和笔相关，这回是初次。”这里面的“送到”面前，“塞”在手里，以及阿Q“吃惊”，“魂飞魄散”，写起来极容易，语言的力量有千钧之重！还有，“他的手和笔相关”的“相关”，用得多么自然，在意义上真是亲切。

    写赵家遭抢之夜，遭抢之后，“这一夜没有月，未庄在黑暗里很寂静，寂静到象羲皇时候一般太平。”这里把寂静真写得有趣。这里的“象羲皇时候一般太平”，以及笔在手里阿Q“魂飞魄散”，真显得鲁迅会利用成语，没有比这更好的词汇了，亲切而自然。

    鲁迅对状词的运用极有分寸，也值得我们注意。他每每通过状词把某一种环境同人物的心理都刻划出来了。好比阿Q欺负得小尼姑哭，阿Q就“哈哈哈！”在这个“哈哈哈”之下鲁迅写着：“阿Q十分得意的笑。”酒店里的赏鉴家们也“哈哈哈！”在这个“哈哈哈”之下鲁迅写着：“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后者的笑为什么要少一分呢？应该要少一分的，这一分表示他们赏识阿Q去了，他们也就是“十分得意的笑”。总之这两个“哈哈哈”不雷同。又如在“恋爱的悲剧”里，“大竹杠又向他劈下来了。阿Q两手去抱头，拍的正打在指节上，这可很有一些痛。他冲出厨房门，仿佛背上又着了一下似的。”这里面指节很有一些痛的“很”字，仿佛背上又着了一下的“仿佛”，都用得极真实，阿Q因为是冲着要出去，而背上之痛又确不如指节之痛不可当，故仿佛背上又着了一下了。又如“赵家遭抢之后，未庄人大抵很快意而且恐慌，阿Q也很快意而且恐慌。”这里两个“快意而且恐慌”，其程度与性质并不同，作者都给我们表现出来了，只是因为分别用了两个状词，一个“大抵”，一个“也”字。

    第三件事我们说鲁迅的语言充分发挥了汉语的长处。这本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事，岂有汉语作家而不发挥汉语的长处的？实际上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一般作品上的语言，因为表面上讲“语法”的原故，读起来乃不顺口，——不顺口就是不合乎汉语的习惯，也就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汉语语法来。回头我们读鲁迅的文章，乃发现鲁迅的语言，如他自己说的，“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阿Q正传》就是令我们读得顺口，也就是鲁迅充分发挥了汉语的长处。我们举几个显著的例子。鲁迅是很考虑到语法的，好比他写有这一句：“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就照欧化语法讲起来，这句话是完完全全地有规则的句子，同时鲁迅的这句文章读起来最顺口，也就是合乎汉语语法，也就是鲁迅造句要发挥汉语的长处。到了这样的句子：“庵和春天时节一样静，白的墙壁和漆黑的门。”我们读着就有些感慨了，鲁迅的这种好语言，也就是汉语的好处，我们现在的作家的作品里日见其少了。大家一见认为合乎语法的句子我们不举例，我们举几句读起来最顺口的句子，最生动的句子，如：“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这里面因为加标点符号的原故，好象是新式句子，其实是道地的汉语。又如：“他看那王胡，却是一个又一个，两个又三个，只放在嘴里毕毕剥剥的响。”这是写王胡捉虱，在旧小说里可能不说“两个又三个”，而说“两个又一双”，总之都是好语言。又如赵家遭抢，阿Q可能是听得枪声，鲁迅这样写：“他忽而听得一种异样的声音，又不是爆竹。”这表现汉语的长处。我们再举下面的一段：

    他下半天便又被抓出栅栏门去了，到得大堂，上面坐着一个满头剃得精光的老头子。阿Q疑心他是和尚，但看见下面站着一排兵，两旁又站着十几个长衫人物，也有满头剃得精光象这老头子的，也有将一尺来长的头发披在背后象那假洋鬼子的，都是一脸横肉，怒目而视的看他；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

    象这样的叙述的语言，生动不用说，也不会有意义不明白的顾虑——意义是非常明白的！简单地说是读起来顺口，读起来顺口就是听起来入耳，听起来入耳就是合乎汉语的规律。象这一段话里面，是有许多汉语的规律可寻的，我们不能多说。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在现在作家的作品里，反而少有鲁迅这样顺口的语言，原因仿佛是受了欧化语法家之累！

    以上是关于《阿Q正传》的语言我们要说的话。其次，我们从《阿Q正传》来看看鲁迅写小说的技巧。我们想提出两件事，一是刻划人物，一是结构。

    关于刻划人物，我们只谈次要的人物，主要的阿Q我们就用不着再谈。把这些次要人物刻划的方法指明出来，鲁迅写人物的本领我们就差不多懂得了。先看吴妈。我们读“恋爱的悲剧”章里下面的四段：

    “我们的少奶奶……”吴妈还唠叨说。

    “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阿Q忽然抢上去对伊跪下了。

    一刹时中很寂然。

    “阿呀！”吴妈楞了一息，突然发抖，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后来带哭了。

    这里面的“一刹时中很寂然”，该多么地传神，吴妈听了万万听不到的话，简直在那里思索其意义！突然“阿呀！”，突然发抖，突然往外跑，后来听得哭了。后来又由阿Q眼中写出：

    少奶奶正拖着吴妈走出下房来，一面说：

    “你到外面来，……不要躲在自己房里想……”

    “谁不知道你正经，……短见是万万寻不得的。”邹七嫂也从旁说。

    吴妈只是哭，夹些话，却不甚听得分明。

    这里把少奶奶也刻划出来了，她怕吴妈在房里寻短见，那么就连累了她赵家。把专门替赵家办事的隔壁的邹七嫂也刻划出来了。而对吴妈更有补充，她哭不用说，其中“夹些话，却不甚听得分明”，是真会刻划，可怜的她是要替自己辩白，针对着邹七嫂的“谁不知道你正经”的话。

    关于邹七嫂后面还有补充，就是，“未庄的女人们忽然都怕了羞，伊们一见阿Q走来，便个个躲进门里去。甚而至于将近五十岁的邹七嫂，也跟着别人乱钻，而且将十一岁的女儿都叫进去了。”

    关于少奶奶即秀才娘子后面也有补充。阿Q从城里回来以后，赵太爷要向他买便宜东西，“‘阿Q，你以后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尽先送来给我们看，……’

    ‘价钱决不会比别家出得少！’秀才说。秀才娘子忙一瞥阿Q的脸，看他感动了没有。

    ‘我要一件皮背心。’赵太太说。”这里当然刻划了好几个人物，我们提请注意的是少奶奶即秀才娘子。能够有几许的文字？人物太清楚了。鲁迅刻划人物的方法，都是少少的叙述，再加上人物的声口，如他自己说的，“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关于吴妈，最后还有，就是阿Q在枪毙以前，在游街示众的车上，“而在无意中，却在路旁的人丛中发现了一个吴妈。很久违，伊原来在城里做工了。”“车子不住的前行，阿Q在喝采声中，轮转眼睛去看吴妈，似乎伊一向并没有见他，却只是出神的看着兵们背上的洋炮。”少少的叙述把在城里作工的乡下的吴妈完全刻划出来了。

    关于静修庵的小尼姑和老尼姑，也都是用同样的刻划方法，少少的叙述，短短的插话。如阿Q望见小尼姑来了，“他迎上去，大声的吐一口唾沫：

    ‘咳，呸！’

    小尼姑全不睬，低了头只是走。”这真是小尼姑，一句话把她就写出来了。及至阿Q走近去，摩她，笑她，鲁迅又用他的惯用的刻划方法“‘你怎么动手动脚……’尼姑满脸通红的说，一面赶快走。”阿Q又拧她的脸，旁边酒店的人又大笑，“‘这断子绝孙的阿Q！’远远地听得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这真是乡下小尼姑的话（她们恭维人的时候是“多子多孙！”恨人的时候是“断子绝孙！”），受了欺侮只有远远地哭着说。前面的话是“满脸通红的说”，“赶快走”。老尼姑则是老于世故，当阿Q爬进她的菜园的时候，小尼姑不敢出来，“然而老尼姑已经出来了。”一句话就刻划了老尼姑的出来。“阿弥陀佛，阿Q，你怎么跳进园里来偷萝卜。……阿呀，罪过呵，阿唷，阿弥陀佛！……”就是老尼姑出来的话。当秋天阿Q来革命的时候，“‘革命革命，革过一革的，……你们要革得我们怎么样呢？’老尼姑两眼通红的说。”这话“两眼通红的说”，真是老尼姑，她已经挨了赵秀才和假洋鬼子的栗凿，她的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已经拿去了，所以她两眼通红。所以鲁迅的叙述，鲁迅小说人物的说话，合起来是鲁迅刻划人物。

    鲁迅笔下的小D，分明同王胡是两样的性格，小D一出场就给我们认识了，然而只有极少的叙述，极简单的插话。阿Q正愤慨于小D夺去了他的饭，“几天后，他竟在钱府的照壁前遇见了小D。‘仇人相见分外眼明’，阿Q便迎上去，小D也站住了。

    ‘畜生！’阿Q怒目而视的说，嘴角上飞出唾沫来。

    ‘我是虫豸，好么？……’小D说。”阿Q我们当然都是熟悉的，然而我们实在是佩服小D的神气，即是说鲁迅把他刻划得好。

    便是地保，鲁迅也把他刻划出来了，首先他来得快，当阿Q正在感觉得赤膊冷，布衫留在赵家，“然而地保进来了。”“阿Q，你的妈妈的！你连赵家的用人都调戏起来，简直是造反。害得我晚上没有睡觉，你的妈妈的！……”他能够使得阿Q没有话说，要送他加倍的酒钱。

    便是不留姓名的酒店里的掌柜也刻划出来了，“掌柜既先之以点头，又继之以谈话：

    ‘嚄，阿Q，你回来了！’

    ‘回来了。’

    ‘发财发财，你是——在……’

    ‘上城去了！’”阿Q在这里固然是善于回答，其所以善于回答是因为掌柜的妙问。所以鲁迅善于刻划掌柜。“掌柜既先之以点头，又继之以谈话”，多么合乎掌柜的叙述。

    其他如赵司晨、赵白眼等，都是以极少极少的文字刻划出不同的人物来。

    再说小说的结构。结构最难的是自然，因为既然是结构，总不免有些做作，做作的东西就令读者感到不自然。《阿Q正传》的结构却是自然，读者知道某些地方是作者在那里结构，然而这结构的本身给人以艺术的欣赏了。大凡写故事总要把这故事所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指明出来，《阿Q正传》的故事发生于未庄和县城，这两个地方的联系取得非常之巧妙，不令读者感到读到未庄又跳到县城去了，这是结构自然之一；就时间说，故事发生在宣统三年，特于第七章标明“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即阿Q将搭连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三更四点”，这一标明就不枯燥，即是说辛亥革命了，而第七章以前的故事就从这一年的春天写起，在第三章第五段标明了，“有一年的春天”，即是宣统三年的春天。而在宣统三年的春天以前倒也有了不少的故事，在第三章第四段作了一个总结，说是阿Q“得意了许多年”。所以故事的头绪是很清楚的，从未庄到城里，从春天到秋天，读者读着忘记作者的结构了，就是结构自然。

    我们举出几个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关于结构。如第五章“生计问题”写阿Q在未庄生存不下去，要到城里去，写得多么有趣：

    阿Q怕尼姑又放出黑狗来，拾起萝卜便走，沿路又检了几块小石头，但黑狗却并不再出现。阿Q于是抛了石块，一面走一面吃，而且想道，这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寻，不如进城去……

    待三个萝卜吃完时，他已经打定了进城的主意了。

    这哪里是“结构”？这是刻划人物！（多么地象阿Q！）然而作者明明是为得故事作一转折，是结构作用。总之在大家的笔下，不为结构而结构，总要写得有趣。

    第五章的末尾已经说明阿Q要进城了，而在第六章的开始又来一枝奇兵，阿Q忽然从城里回来了，这真是出乎读者的不意，而读者读起来非常之满意：“在未庄再看见阿Q出现的时候，是刚过了这年的中秋。人们都惊异，说是阿Q回来了，于是又回上去想道，他先前那里去了呢？阿Q前几回的上城，大抵早就兴高采烈的对人说，但这一回却并不，所以也没有一个人留心到。……”这是鲁迅的结构，这叫做“语不惊人死不休！”

    写阿Q的“进城”就是为得写赵家的遭抢，写赵家的遭抢就是为得写阿Q的被抓进城，这些都是结构的自然。而在故事中叙出赵家的遭抢来又是多么写得自然，“有一天，他照例的混到夜深，待酒店要关门，才踱回土谷祠去。

    拍，吧～～～！

    他忽而听得一种异样的声音，……他正听，猛然间一个人从对面逃来了。……看那人便是小D。

    ‘什么？’阿Q不平起来了。

    ‘赵……赵家遭抢了！’小D气喘吁吁的说。

    阿Q的心怦怦的跳了。……”这些地方都表示鲁迅不是为结构而结构，本来是小说的结构作用，而写起来是刻划人物。

    十二“祝福”

    1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鲁迅的《彷徨》？这对我们研究鲁迅的思想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我们确实应该把《呐喊》的总的倾向和《彷徨》的总的倾向作一个比较。鲁迅自己对此是作了比较的，他在《〈自选集〉自序》里说得明白，对《呐喊》，他说：“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对《彷徨》，就这样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从这些话看来，《呐喊》的总的倾向作者自己也认为是战斗性强些，《彷徨》时期“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从两个小说集的作品看仿佛如此。然而我们认为鲁迅的思想是发展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下发展的，在社会效果上，《呐喊》确实有“呐喊”的战斗作用，尤其是第一篇《狂人日记》，若作家的主观方面，《彷徨》乃是鲁迅自己把自己更往前逼走了一步，小资产阶级作家决定是要这样的，鲁迅决定要“碰壁”，然后发见无产阶级领导的伟大的前途。“碰壁”这两个字，是鲁迅自己用过的，他有一篇文章叫做《碰壁之后》，记他在北洋军阀时代做教员的痛苦。起先他没有知道痛苦的原因，“我感到痛苦了，但没有悟出它的原因。”听到别人说着“碰壁”的话，他说：“于我就仿佛见了一道光，立刻知道我的痛苦的原因了。”“碰壁，碰壁！我碰了……壁了！”知道碰壁之后，他又说：“我为什么要做教员，连自己也侮蔑自己起来。”这个感情难道不是鲁迅要更前进一步参加革命的呼声吗？“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前进”不是唯一的道路吗？我们认为《彷徨》就是作家鲁迅“碰壁”的展览。《呐喊》还是“碰壁”之前的产物，就是说那时还让他有余地。

    研究《彷徨》就是要把它同《呐喊》作比较，这个比较的方法我们认为最好是从《呐喊》里取出《故乡》来，从《彷徨》里取出《祝福》来，考察这两篇小说的不同之处，问题便摆出来了。这两篇小说都是作者对自己的故乡的看法，也可以说是鲁迅对中国的看法。

    且从《故乡》谈起。《故乡》是一九一九年写的。作者在一个冬天回故乡去，还没有到家的时候，看见“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等到到了家，母亲向他提起儿时的伴侣闰土，一个农民的儿子，于是“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异样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接着很写了一些异样的图画，如：“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粃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又如：“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检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在写完了异样的图画之后就总结道：“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这虽然写的是儿童的生活，但把海边的农村确实写得很美丽，三十年前的中国农村是如此美丽吗？看不见封建剥削和压迫吗？一点也没有“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的迹象吗？显然不是的。鲁迅在一九三三年写的《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里有如下的话：

    中国的诗歌中，有时也说些下层社会的苦痛。但绘画和小说却相反，大抵将他们写得十分幸福，说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平和得像花鸟一样。是的，中国的劳苦大众，从知识阶级看来，是和花鸟为一类的。

    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

    这些话是很中肯的，一九一九年写的《故乡》对三十年前的儿童生活的描写也不外是把中国的农村写成“平和得像花鸟一样”罢了。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对农村生活的记忆是最不可靠的，主要是对现实作粉饰。现实是：“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忆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现实打破了幻想。然而在《故乡》里鲁迅还是充分地表现了他的幻想，这种幻想便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中国所存的朦胧的希望，鲁迅的思想在中国社会面前还没有达到“碰壁”的地位。我们读《故乡》的最后三段：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从鲁迅的话看来，中国并没有路，因为没有指出路来。中国革命的路首先是要对中国社会作阶级的分析。所以毛主席的第一篇著作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问题不在于鲁迅没有指出路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可能指出中国革命的路来，问题在于鲁迅对他自己的话，“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说得很有诗情，对“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说得很有些坚决。这是鲁迅在《呐喊》时期的整个思想状况，认为知识分子可以走出路来。

    事实是，在中国必须“走历史必由之路”。这一条光明大路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鲁迅写《彷徨》的时期比之他写《呐喊》的时期，中国社会是前进了，知识分子队伍里也起了分化，鲁迅成了“游勇”。他还有《题彷徨》的诗：“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他完全是指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队伍说的，他还没有考虑到工农大众的革命，他所谓“旧战场”就是限于《新青年》杂志那一块阵地。表现在《呐喊》里的乐观空气，在《彷徨》里便一扫而空了。这是合乎鲁迅思想发展的规律的，等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幻想彻底地破灭了，无产阶级向他伸出手来，鲁迅跟着前进。

    《祝福》便是鲁迅表现在《呐喊》里的乐观空气一扫而空的第一篇小说。

    我们分析《祝福》，祥林嫂实在没有路可走。若问她是怎么死的，鲁四老爷家的短工回答说：“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如果真是穷死的，那是有路可走，路就是要不穷。从《祝福》的故事看来，祥林嫂之流为乞丐，是她“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鹰洋”，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之后，并不是穷而乞，当然也就不是乞而死。那她是怎么死的呢？《祝福》这一篇小说就是鲁迅回答祥林嫂的死由。与其说是鲁迅的思想，不如说是鲁迅的感情，鲁迅从他的失望的感情出发，为中国的妇女布成一个天罗地网的局面，中国的妇女只有为礼教殉葬。把殉葬者写成一个农村的贫家妇女祥林嫂，无非是为得把这个天罗地网布得严密不漏，因为，寡妇再嫁，在“大户人家”是不许可的，鲁迅在五四初期便是反抗“节”，“小户人家”则反而有再嫁的必要，如卫老婆子回答鲁四婶所说：“阿呀，我的太太！你真是大户人家的太太的话。我们山里人，小户人家，这算得什么？她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不嫁了她，那有这一注钱来做聘礼？她的婆婆倒是精明强干的女人呵，很有打算，所以就将她嫁到里山去。倘许给本村人，财礼就不多；惟独肯嫁进深山野墺里去的女人少，所以她就到手了八十千。现在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也娶进了，财礼只花了五十，除去办喜事的费用，还剩十多千。嚇，你看，这多么好打算！……”再嫁之后，“她的男人是坚实人，谁知道年纪青青，就会断送在伤寒上？”再嫁的男人死了。“幸亏有儿子；她又能做，打柴摘茶养蚕都来得，本来还可以守着，谁知道那孩子又会给狼衔去的呢？”礼教对祥林嫂这样的贫家妇女不要求她“守着”，而“大伯来收屋，又赶她”，这又是男权社会所许可的，她已没有儿子。“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礼教，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又通过柳妈告诉祥林嫂，说她当初不如“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现在呢，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这证明宗教也就是礼教，压迫妇女的再嫁了。柳妈更告诉祥林嫂：“我想，你不如及早抵当。你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你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这突出地显得宗教的丑恶，也就是上层建筑的丑恶，千方百计地想出这条“千人踏，万人跨”的门槛来。然而丑恶也只是丑恶，实生活当中究竟很少有祥林嫂再嫁捐门槛的事。实生活当中有的是节妇，有的是穷苦而死的祥林嫂，所以鲁迅在《我之节烈观》里面说：“节妇还要活着。精神上的惨苦，也姑且弗论。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计已能独立，社会也知道互助，一人还可勉强生存。不幸中国情形，却正相反。所以有钱尚可，贫人便只能饿死。直到饿死以后，间或得了旌表，还要写入志书。”我们认为《我之节烈观》在五四初期确有其战斗作用，是有的放矢的，针对着实生活来的，激起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抗封建的道德。若《祝福》里所创造的祥林嫂，只能表示《新青年》时期的鲁迅的思想已是强弩之末，对中国社会并不起若何斗争的意义，作为战士的鲁迅必得转变方向，然后“柳暗花明又一村”。与其说是鲁迅的思想，不如说是鲁迅的感情，鲁迅的失望的感情使得他写这一篇小说，等于一首抒情诗。鲁迅曾说伊卜生的《娜拉》是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娜拉走后怎样》）他自己的《祝福》确实是他自己的寂寞的诗，不如《我之节烈观》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

    如果认为《祝福》是鲁迅“为社会提出问题来”，那所提出的当然是反封建的问题。这样提出反封建的问题来，只能引起读者的苦闷，不能给以任何解答。何以呢？从小说的倾向性看来，从《祝福》这个题目看来，鲁迅的笔锋是针对着鲁四老爷的。但从整个故事看，鲁四老爷并不是构成祥林嫂的悲剧的主要原因，祥林嫂的前后两夫家，都是农民，倒是对悲剧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为前家所逼卖，为后家所赶走。鲁迅的主题思想显然不是如此，虽然在妇女问题上对劳动者的男子他向来也一样地不宽恕，不知道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我们用社会科学的话来说，鲁迅还是痛恨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它在《祝福》里简直织成了天罗地网，什么都包括在里面，什么都逃不出去，因之说这篇小说是反封建，在作战上它反而没有瞄准的方向。所以只能说《祝福》是鲁迅的一首诗，表示转变前他的资产阶级个人解放思想的幻灭。中国的反封建是要消灭封建的经济基础，进行土改，然后在广大农村中妇女都觉醒了，要做劳动者。

    2

    关于《祝福》的技巧，我们认为应该谈两件事。

    第一是“我”在小说中的作用，也就是把说故事的人加到故事中去对故事所起的作用。由“我”来叙述故事，当然很有方便，自己说话，不受拘束，也容易生效果，因为直接的叙述等于直接的闻见，容易显得故事的真实性。我们又必须注意，在方便的同时，这个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我”不在场的事情就不能写，写出来就不真实了，读者就要问你，你不在场你怎么知道呢？大凡故事，本不需要作者出现的，作者自己出现了“我”，那么就没有法子，“我”把故事限制住了。初写作的人很容易发生这个困难，这个困难正是从写时的方便来的，有“我”最方便于开始写。会写故事的人，加“我”进去也就因为要写“我”，不是图方便，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写时的困难，鲁迅的《故乡》就是。有时“我”并不就是作者自己，加这个“我”进去可以把小说中的人物写得更生动，那倒确乎是为故事的方便，是经过匠心的选择的写法，如鲁迅的《孔乙己》便是。《孔乙己》里面的“我”是酒店的小伙计，由小伙计的口里刻划出孔乙己来。然而《祝福》里的“我”是一个特别的情形。表面上《祝福》里的“我”同《故乡》里的“我”处的是一样的地位，实际上在《故乡》里“我”有其必要，处处离不开“我”，离开“我”就没有故事，《祝福》里的祥林嫂的故事则必须要离开“我”才能展开的，“我”是故事的障碍。鲁迅的小说《祝福》正是如此，在真正展开祥林嫂的故事的时候，作者就离开了，用了这么一句作冒起：“然而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联成一片了。”

    那么鲁迅的《祝福》为什么加了“我”进去写呢？这确实值得我们谈一谈。我们已经说过，《祝福》是鲁迅的一首诗，一首抒情诗，鲁迅个人的寂寞的感情甚重，也悲愤极了，在天罗地网的鲁镇里，无端来了他这么一个人，仿佛实生活上他是这个悲剧的见证似的。这对悲剧的空气很有影响。鲁迅执笔时很自然地把“我”加进去了。这就使我们想起古代一首有名的诗，就是杜甫的《石壕吏》。如果把《石壕吏》的故事改编为戏剧或电影，诗人杜甫是加不进去的，在舞台上或银幕上，只有“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这个“听”就不是诗人杜甫听而是观众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这些话所显示的情节都可以编成动人的场面。接着两句，“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在舞台上或银幕上也可以导演出来，当然不能让诗人杜甫登场，“闻”不由他。“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就戏剧或电影说就完全是多余的了，排不进去，正同我们现在《祝福》的电影小说家鲁迅排不进去一样。但杜甫写《石壕吏》时不暇考虑这些问题，他是“夜〔暮〕投石壕村”，他是“天明登前途”，他悲愤填胸，他过路打抱不平，他要写一首诗！杜甫的诗的价值就在于他有这个不平之气，他写的是真人真事，艺术的典型作用虽不要求真人真事，而杜甫的诗是诗史，它表现着千古不磨的诗人对人民的同情，真是史无其匹。鲁迅的《祝福》把鲁迅的不平之气也表现到了极点，他是对着即将灭亡的整个封建社会（虽然他不知道封建基础与其上层建筑的区别）发着个人的诅咒，所以祥林嫂的故事不一定要真人真事，鲁迅的感情是真实的了。

    鲁迅是小说家，善于布局，善于结构，在《祝福》里因为诗情而把自己加了进去，加进去之后就决不拖累了故事，而只增加了故事对读者的吸引力。在真正展开故事的时候，虽然不得不撇开叙故事的“我”，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在故事展开以前，读者已为故事所吸引住了，就因为前面有那动人的“我”的叙述，通过前面的动人的叙述，读者知道祥林嫂死了，接着就要知道她所以死，就是要知道祥林嫂的一生，非知道不可。等到故事展开了，祥林嫂的一生读者都知道了，最后又由“我”话说一段：“然而她总如此，全不见有怜俐起来的希望。他们于是想打发她走了，教她回到卫老婆子那里去。但当我还在鲁镇的时候，不过单是这样说；看现在的情状，可见后来终于实行了。然而她是从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还是先到卫老婆子家然后再成乞丐的呢？那我可不知道。”这就用不着说到祥林嫂的死，这就把整个故事让读者自己思索去，整个故事又对读者有极大的吸引力。这是鲁迅善于布局，善于结构。

    由“我”所叙述的祥林嫂行乞的形象，那是最深刻不过的：“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这个乞丐很快地介绍到读者面前来了，她又很快地很少转折地问出“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那么，也就有地狱了？”的话，读者不感到唐突，只感到自然，而且急于要知其所以然。只感到作者的感情重，不感到是小说作家的布局，小说情节的结构。这是鲁迅充分利用短篇小说的特点。这是把“我”加进去的效果。祥林嫂行乞本不要多写，多写就容易为写行乞而写行乞，失却小说的重心。而行乞的情节又必有。鲁迅便这样成功地写了。

    关于技巧我们应该注意的第二件事是鲁迅运用对话在《祝福》里有同其他小说不同之处。鲁迅小说语言的特点有“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一条，这充分表现在《阿Q正传》的对话里，我们曾经指出过。在《祝福》里这一点也依然起着作用，少许的动作加以少许的说话把人物就刻划出来了，如写鲁四老爷，“傍晚，我竟听到有些人聚在内室里谈话，仿佛议论什么事似的，但不一会，说话声也就止了，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这就完全有鲁四老爷的形象。又如：“新年才过，她从河边淘米回来时，忽而失了色，说刚才远远地看见一个男人在对岸徘徊，很像夫家的堂伯，恐怕是正为寻她而来的。四婶很惊疑，打听底细，她又不说。四叔一知道，就皱一皱眉，道：

    ‘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来的。’”这又完全是鲁四爷，写了他的少许的动作，少许的话。这是鲁迅经常掌握的技巧。把这个技巧用来写祥林嫂的故事就有些困难。“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这本来是祥林嫂的性格。后来她却讲故事似地说了长篇的话了，“常常引住了三五个人来听她”，在鲁迅的小说里，这就不是“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这就是在《祝福》里鲁迅运用对话同其（他）小说的不同之处。

    《祝福》的对话说到一大篇，正是祥林嫂的故事写得成功的一个原因。我们读着，一点也不感到对话一大篇，祥林嫂“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的性格一点也不令读者感觉到改变了，只觉得她“仿佛是木刻似的”，这又是鲁迅的技巧，善于刻划祥林嫂。做中人的卫老婆子当然要大篇地说话的，因为她是做中人的，所以在《祝福》里她说了几篇，会说。当她第二次引祥林嫂来鲁四老爷家的时候，鲁迅这样写她：“而且仍然是卫老婆子领着，显出慈悲模样，絮絮的对四婶说，

    ‘……这实在是叫作“天有不测风云”，她的男人是坚实人，谁知道年纪青青，就会断送在伤寒上？本来已经好了的，吃了一碗冷饭，复发了。幸亏有儿子；她又能做，打柴摘茶养蚕都来得，本来还可以守着，谁知道那孩子又会给狼衔去的呢？春天快完了，村上倒反来了狼，谁料到？现在她只剩了一个光身了。大伯来收屋，又赶她。她真是走投无路了，只好来求老主人。好在她现在已经再没有什么牵挂，太太家里又凑巧要换人，所以我就领她来。——我想，熟门熟路，比生手实在好得多……。’”接着就是祥林嫂的一大篇，虽是一大篇，而读者感到她是木刻似的人，她是机器般地被按动着说话了，她的境遇改变得多么利害呵！“‘我真傻，真的，’祥林嫂抬起她没有神采的眼睛来，接着说。‘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墺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清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去。他是很听话的，我的话句句听；他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淘米，米下了锅，要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一看，只见豆撒得一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他是不到别家去玩的；各处去一问，果然没有。我急了，央人出去寻。直到下半天，寻来寻去寻到山墺里，看见刺柴上挂着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说，糟了，怕是遭了狼了。再进去；他果然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手上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鞋呢。……’”谁读着都不感到对话说到一大篇。这是对话写到一大篇的成功。

    这一大篇的话，在小说里一字不移地重复了一遍。这一字不移地重复一遍，又是成功的原因。祥林嫂说了一大篇，而读者感到她是木刻似的人，她是机器般地被按动着说话了，她的境遇改变得多么利害呵！

    这里所说的技巧，都是鲁迅从外国短篇小说吸取来的。

    十三“伤逝”

    我们把《彷徨》里的《祝福》和《呐喊》里的《故乡》作了比较。现在更从《彷徨》里举出两篇小说来，即《祝福》和《伤逝》，我们认为这两篇小说又很有比较研究的必要。

    《彷徨》同《呐喊》比较起来，鲁迅好像表现了悲观的感情，因为他又孤独起来了，《新青年》时期的战友不见了。实际的情况是，中国社会的革命运动前进了一大步，在知识分子当中起了分化，鲁迅思想的发展决定他在现实面前有一段“碰壁”的过程，因此有《彷徨》的思想的表现。《彷徨》的思想充分表现在《祝福》里，《祝福》的祥林嫂实在无路可走，只有死。《伤逝》的子君也是死。但子君的死同祥林嫂的死，大不相同。《祝福》只能说是鲁迅的主观的产物，《伤逝》则反映了客观；祥林嫂的死表示鲁迅对礼教的诅咒，因为他无可奈何，子君的死则是鲁迅集中力量指出一条死路来，也就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向中国社会寻求出路。在写《伤逝》的时候，鲁迅自己的生活已起了变动，他非有行动不可，所以《伤逝》所表现的行动气息就太重，同《祝福》是在个人长期的安定生活状况下抒写诗情，完全是两回事了。

    确实应该指出鲁迅写《伤逝》的时候他长期安定的生活起了变动的事。鲁迅从一九一二年来到北京，个人的职业上没有问题，他在北京教育部做佥事（教员是兼做的，不是他主要的职业），用《灯下漫笔》的话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在个人的这种生活下，他写了《呐喊》，写了《热风》，写了《坟》里的大部分文章，《华盖集》里的大部分文章，《野草》除了末五篇外也都是在这时期写的，还写了《彷徨》的前七篇小说。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钊做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教育部长，将鲁迅免了职，鲁迅就算是在北京失了业。《彷徨》从第八篇《孤独者》起是鲁迅失业后写的。《伤逝》是第九篇。我们认为鲁迅的失业对《伤逝》有决定的影响。本来鲁迅直接参加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压迫的斗争就促进了他的生活的将要改变，如《“碰壁”之后》里他说：“我为什么要做教员，连自己也侮蔑自己起来。”到了三一八事变，他纪念他的学生，他说：“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这不是鲁迅感觉到“奴隶”不能长做下去吗？到了写《伤逝》，当然不能说作者是在写自己，但通过作者对小说主人公的抒写，很可以看出鲁迅当时是对自己有作出行动的要求的，虽然他不知道怎样才算是行动。如涓生在接到“奉局长谕史涓生着毋庸到局办事”的通知后，作为“涓生的手记”的《伤逝》有这一段：“外来的打击其实倒是振作了我们的新精神。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决不会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现在总算脱出这牢笼了，我从此要在新的开阔的天空中翱翔，趁我还未忘却了我的翅子的扇动。”其余关于“新的生路”的话还很多很多，我们读着，真是“豫感到〔得〕这新生面便要来到了”。所以《伤逝》同《祝福》决不是一样，《祝福》只表示鲁迅对旧时代的诅咒，《伤逝》则是誓辞，确切地表示鲁迅到这时要开始“新的生路”，这一篇小说值得我们研究。

    摆在面前的路本来是很明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路。知识分子因为出身的阶级的限制，总是处于一种狭隘的境地，路在眼前视而不见。然而像鲁迅这样的人，有一天能如他的小说的主人公所说：“说做，就做罢！来开一条新的路！”这话的本身就是真正的路的开始，因为真正地开了脚步。不是主观地要开脚步，是社会已经逼得他要离开原有的位置，必须走一条新的路，这就是现实的路。当然，在《伤逝》里，鲁迅并没有离开小资产阶级思想范围的一步。我们对这篇小说的研究，就是要分析小资产阶级作家鲁迅所指出的死路是什么？客观上又是不是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新生的路？换句话说这篇小说如何地反映现实？

    我们已经说过，《伤逝》并不是作者在写自己，我们不能把主人公涓生的思想作为作者鲁迅的思想，没有这个必要。但我们分析这篇小说却可以得出鲁迅的思想是什么。同时，涓生的思想如果从小说里得不到批判，我们当然也有理由说涓生的思想就是作者鲁迅的思想。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写道：“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罢，——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给他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这里的意思是真诚地说女子走出家庭，并没有出路。真正算得上读者的人谁读〔都〕不会讥笑娜拉，说她走后会堕落或回来，或饿死了。《伤逝》里的子君，鲁迅则替她布置了一个死的结局，同时阿随这匹狗（阿随的“随”字不能看出作者的用意吗？这一个字与旧社会里妇女的地位没有关系吗？）是回来了。鲁迅写得非常之动感情，写得近情近理。所以鲁迅创作《伤逝》的思想，同《娜拉走后怎样》的思想一样，妇女应该“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否则与阿随处的是同一的地位，如果不是“死”的话。这一点我们认为是首先应该指出来的。其次，《伤逝》与《娜拉走后怎样》又不同，因为这篇小说是写男女的爱的生活的，《娜拉走后怎样》写一般的妇女问题。我们如果把两篇合起来，就是，女子应该“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应该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在男子方面也是一样，不要“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须〉生活着，爱〈情〉才有所附丽。”所引《伤逝》主人公涓生的话，我们认为也不妨说是作者鲁迅的思想。因此我们得出结论：鲁迅的《伤逝》是要说明“爱”不能等于“生活”，不能有“盲目的爱”，尤其是女子，那是一条死路，必须揭穿它。我们认为是这样的。

    我们再分析鲁迅的这个思想。如果说“爱”是盲目的，那么所说的“生活”，不一样是盲目的吗？“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这话实在比盲目的爱还要盲目。从涓生自己的“求生”就证明它的盲目。我们就查一查涓生的“求生”。当他同子君在一起过家庭生活还没有被局长撤职的时候，是这样：“我的路也铸定了，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在局里便坐在办公桌前钞，钞，钞写公文和信件；在家里是和她相对或帮她生白炉子，煮饭，蒸馒头。”这自然是“求生”。我们更读这一段：

    我所豫期的打击果然到来。双十节的前一晚，我呆坐着，她在洗碗，听到打门声，我去开门时，是局里的信差，交给我一张油印的纸条。我就有些料到了，到灯下去一看，果然，印着的就是——

    奉

    局长谕史涓生着毋庸到局办事

    秘书处启 十月九号

    这就是生活。“其实这在我不能算是一个打击，因为我早就决定，可以给别人去钞写，或者教读，或者虽然费力，也还可以译点书，况且《自由之友》的总编辑便是见过几次的熟人，两月前还通过信。”那么这是早就决定了“新的生路”。“终于决定将现有的钱竭力节省，一面登‘小广告’去寻求钞写和教读，一面写信《自由之友》的总编辑，说明我目下的遭遇，请他收用我的译本，给我帮一点艰辛时候的忙。”“许久之后，信也写成了，是一封颇长的信；很觉得疲劳，仿佛近来自己也较为怯弱了。于是我们决定，广告和发信，就在明日一同实行。大家不约而同地伸直了腰肢，在无言中，似乎又都感到彼此的坚忍的崛强的精神，还看见从新萌芽起来的将来的希望。”这可见子君对“求生”也是积极的，虽然登“小广告”和写“一封颇长的信”都是涓生的事，——如果子君也来一个登小广告去寻求钞写和教读，也写信给总编辑，比涓生的小广告和信就能得到“新的生路”吗？

    接着记着：“小广告是一时自然不会发生效力的”。“不久就共译了五万言，只要润色一回，便可以和做好的两篇小品，一同寄给《自由之友》去。（手记后面又记着有：‘在那里看见《自由之友》，我的小品文都登出了。这使我一惊，仿佛得了一点生气。我想，生活的路还很多，——但是，现在这样也还是不行的。’又记着：‘写给《自由之友》的总编辑已经有三封信，这才得到回信，信封里只有两张书券：两角的和三角的。我却单是催，就用了九分的邮票，一天的饥饿，又都白挨给于己一无所得的空虚了。’）只是吃饭却依然给我苦恼。菜冷，是无妨的，然而竟不够；有时连饭也不够，虽然我因为终日坐在家里用脑，饭量已经比先前要减少得多。这是先去喂了阿随了，有时还并那近来连自己也轻易不吃的羊肉。她说，阿随实在瘦得太可怜，房东太太还因此嗤笑我们了，她受不住这样的奚落。”阿随留不住了。“它的食量，在我们其实早是一个极易觉得的很重的负担”，“终于是用包袱蒙着头，由我带到西郊去放掉了，还要追上来，便推在一个并不很深的土坑里。”

    涓生还要这样记着：“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向来不与世交来往，迁居以后，也疏远了所有旧识的人，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便是放掉阿随，也何尝不如此。”这里说了两个问题，一是生计，一是爱人。现在成问题的是生计。生计之所以成问题，是因为自由恋爱的不见容。归根到底是生计没有保障，对她固然没有保障，对他也没有保障。所以涓生的这些话是经不起分析的，“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如果“生路还宽广得很”，正无须乎“远走高飞”！

    “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但是往那里去呢？大道上，公园里，虽然没有冰冷的神情，冷风究竟也刺得人皮肤欲裂。我终于在通俗图书馆里觅得了我的天堂。

    那里无须买票；阅书室里又装着两个铁火炉。纵使不过是烧着不死不活的煤的火炉，但单是看见装着它，精神上也就总觉得有些温暖。书却无可看：旧的陈腐，新的是几乎没有的。

    好在我到那里去也并非为看书。另外时常还有几个人，多则十余人，都是单薄衣裳，正如我，各人看各人的书，作为取暖的口实。……”这“几个人，多则十余人”，难道是同涓生一样，“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吗？他们或者正是“求生”而没有生活的路哩！所以涓生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不自觉地替不合理的社会辩解。从他的手记看来，他倒是“求生”，并不是只为了“盲目的爱”，子君也是“求生”，并不是只为了“盲目的爱”，因为“求生”而没有生活的路，加上自主的爱情遭受封建观念的压迫，于是把自主的爱情排斥于生活的路之外罢了。在合理的社会里，自主的爱情本来是合理的，是许可的。涓生的问题主要地还是盲目地“求生”，在手记里他自己就写着：“我看见怒涛中的渔夫，战壕中的兵士，摩托车中的贵人，洋场上的投机家，深山密林中的豪杰，讲台上的教授，昏夜的运动者和深夜的偷儿……。”涓生就是没有看见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如果看见了，他就知道他此刻是在那里盲目地“求生”。因为是盲目地“求生”，不能知道在这个社会里本来就没有生活的路，于是就幻想：“生活的路还很多，我也还没有忘却翅子的扇动，我想。——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这样的想法，确乎如涓生自己说的，“是一个卑怯者，应该被摈于强有力的人们”。所以卑怯的原故，强有力的人们所以强有力的原故，又是涓生所不能知道的，卑怯是阶级的软弱的表现，强有力也要阶级的强有力。

    “在通俗图书馆里往往瞥见一闪的光明，新的生路横在前面。她勇猛地觉悟了，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而且，——毫无怨恨的神色。我便轻如行云，漂浮空际，上有蔚蓝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晴明的闹市、黑暗的夜……。”这只能说明涓生不能“勇猛地觉悟”，不能“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因而幻想子君“勇猛地觉悟了，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而且，——毫无怨恨的神色。”很分明，局限在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圈子里，就很难有“觉悟”，也很难有“新的生路横在前面”。“新的生路横在前面”，必须有阶级的觉悟。那样，子君“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倒不是必须的，正是“必须携手同行”！

    然而涓生只能幻想着：“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他努力把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告诉给子君。他还怕她有顾虑，“临末，我用了十分的决心，加上这几句话：

    ‘……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这样，他以为子君可以“勇猛地觉悟了，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而且，——毫无怨恨的神色。”及至子君给她父亲接回去，人告诉他，他在手记里记着：“这似乎又不是意料中的事”。鲁迅在这里是批判涓生，因为子君给父亲接回去，是鲁迅写的。及至人告诉他：“子君，你可知道，她死了。”他又认为子君是“无爱”而死。他这样记着：“她的命运，已经决定她在我所给与的真实——无爱的人间死灭了。”很显然，这是幻想。子君的命运，是找不到新的生路的小资产阶级的死灭。我们只读涓生对子君走后的记载：“我转念寻信或她留下的字迹，也没有；只是盐和干辣椒、面粉、半株白菜，却聚集在一处了，旁边还有几十枚铜元。这是我们两人生活材料的全副，现在她就郑重地将这留给我一个人，在不言中，教我藉此去维持较久的生活。”这说明子君虽然同涓生分离，并不是“无爱”，更不是“盲目的爱”，她是“求生”，并教给涓生“求生”，郑重地留以“生活材料的全副”。所以子君的死是找不到新的生路的小资产阶级的死灭，不是“无爱”的死灭。涓生对子君，当然不是“我已经不爱你了”，他怕的是一同灭亡。他认定：“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如果在他的话里不用“生活”二字，用“革命”，那他的话才是正确的。涓生自己的生活否定了他的话。我们且看子君走后涓生的生活。“心地有些轻松，舒展了”，这只能暴露他遭了生活的压迫。“想到旅费，并且嘘一口气。”“一切请托和书信，都是一无反响；我不得已，只好访问一个久不问候的世交去了。他是我伯父的幼年的同窗，以正经出名的拔贡，寓京很久，交游也宽〔广〕阔的。

    大概因为衣服的破旧罢，一登门便遭门房的白眼。好容易才相见，也还相识，但是很冷落。我们的往事，他全都知道了。”这同子君的回到父亲家去，不是同样的“生活的路”吗？而子君给父亲接回去了，涓生还以为“这似乎又不是意料中的事，我便如脑后受了一击”。所以我们说涓生是盲目地“求生”，是正确的。“我还期待着新的东西的到来，无名的，意外的。但一天一天，无非是死的寂静。”结束这故事的是阿随。“那是阿随。它回来了。”于是涓生也不能不离开这冰冷的家，“也不单是为了房主人们和他家女工的冷眼，大半就为着这阿随。但是，‘那里去呢？’新的生路自然还很多，我约略知道，也间或依稀看见，觉得就在我面前，然而我还没有知道跨进那里去的第一步的方法。”是的，从涓生的手记看，他是没有知道跨进新的生路的第一步的方法。

    鲁迅把这一篇故事题着“伤逝”。我们认为这个题目应该帮助我们思考。经过分析，《伤逝》所反映的主人公涓生的思想是容易明白的；通过小说，作者鲁迅的思想也是容易明白的。涓生的思想认为子君应该离开家，应该“求生”，作者鲁迅的思想添了子君的死和“那是阿随。它回来了。”那么，子君岂不是没有生活的路吗？是的，岂独子君，即涓生，他又何尝有生活的路呢？《伤逝》的故事做了证明。这是客观上鲁迅小说的价值，它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小资产阶级是没有什么叫做“新的生路”的，在中国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路。主观上鲁迅是极力把死路给读者指出来，同时，“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当然，这才叫做“战士”（“战士”这两个字出在涓生的手记中）！只是“活路”是什么？他同他的小说的主人公一样，还是不知道的，因为出身的阶级局限着。这篇小说的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作者鲁迅确信有跨进新的生路的“第一步的方法”，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篇故事的题目——“伤逝”，如果我们联系到鲁迅自己当时以及后来的生活。不但涓生应该有跨进新的生路的“第一步的方法”，同样子君也有的，根据“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在故事里，子君给父亲接回去，接回去死了，那是鲁迅刻意的暴露，给女子指出死路来。问题是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问题不是有男与女子之分。

    总结上面的话，盲目的爱是没有出路的，是死路，盲目的“求生”同样没有出路，是死路。鲁迅的《伤逝》不是为写小说而写小说，是生活的实践，于是客观上他指出了两条死路，于盲目的爱之外更指出了盲目的“求生”这一条，这一条其实还是主要的。虽然是盲目的“求生”，然而“我豫感到〔得〕这新生面便要来到了”，“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这是行动的气息非常之重，我们应该说鲁迅的《伤逝》等于他的杂文集《坟》是用来埋葬过去，迎接新生，如瞿秋白曾经指出的。

    最后我们谈一个问题，即易卜生的娜拉和鲁迅的子君这两个典型的问题。根据恩（格）斯关于易卜生的研究的指示，以及我们对鲁迅的《伤逝》的分析，问题在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阶级的差异。恩格斯是把挪威的小资产者同德国的小市民作比较，“比起德国的可怜的小市民来，他们是真正的人。同样地，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比起德国的小市民妇女来，也要高出不知多少。不管易卜生的戏剧有着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世界，一个虽然是属于中小资产阶级的，然而比起德国的来，却要高出不知道多少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的人物，还有着自己的性格，有着开创的能力，能够独立地行动，虽然从外国人的观点看来不免有点儿奇怪。”（《给爱因斯特的信》）这是说，同样是小资产阶级，易卜生所反映其国家的小资产阶级是能够独立行动的，所以易卜生戏剧的典型人物，如挪〔娜〕拉，能够独立行动，这个独立行动者给易卜生写得太真实。这是一层。其次，如恩格斯所指示我们的，“挪威的小农和小资产阶级，混杂着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十七世纪英国和法国的情形大概就是如此——乃是几百年来社会的正常正〔状〕态。”恩格斯更说，“只是到最近，这个国家里才零散地出现了一些大规模工业”。恩格斯这话的意思同普列汉诺夫所说“那地方没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是一样的。这样，娜拉这个艺术形象产生的根据及其价值，是很明白的了。作家创造人物，当然并不需要真人真事，但人物的生命从哪里来？又从何而有其价值？那就全在乎这个人物的社会根据。鲁迅所创造的子君，是中国社会的产物，她有她的生命，她有她的价值，她的生命表现在她的反抗封建的勇气，她的价值在于她反映了真实的阶级性，在中国小资产阶级决不能独立行动，子君的命运在当时不但应该教育小资产阶级的妇女，而且应该教育整个的小资产阶级。中国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路是唯一的，否则就是灭亡。“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当恋爱之初子君这话说得极其自然，就是涓生所欣赏的“大无畏”。这确乎是中国的娜拉。及至后来，涓生认为“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而且和她闲谈，“称扬娜拉的果决”，但娜拉岂由自己的情人指使着做，所以涓生在话出口之后，“时时疑心有一个隐形的孩子，在背后恶意地刻毒地学舌”。“她还是点头答应着倾听，后来沉默了。”这是真实的形象。

    十四 学习鲁迅和研究鲁迅的方法

    我们要学习鲁迅实践真理。根据我们的研究，鲁迅认识因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算是早的，他一认识他就接受了，跟着青年同志们一道，要以身殉之。长期相信进化论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确非易事，比如鲁迅在一九二七年写的《答有恒先生》里还有这样的话：“还有，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试一攻击社会的一分子的陈源之类，看如何？而况四万万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这只能说是一颗赤子之心说的话。他早期所做的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工作，中国人民永远纪念他的功劳，而他认为四万万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因而他不至于“死无葬身之所”。这最能说明鲁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他的思想的特点，他攻击革命的敌人，而他又不认识革命的群众。把《答有恒先生》里的话同一九三一年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比较，对我们的教育就真大，因为我们清楚地看见鲁迅受了教育，最后他认识到而且相信他正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鲁迅也并不是否认过去的成绩，他知道自己这方面的力量，所以他说“我们的几个遇害的同志的年龄、勇气，尤其是平日的作品的成绩，已足使全队走狗不敢狂吠”，但问题的核心表示在这样的话：“然而我们的这几个同志已被暗杀了，这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若干的损失，我们的很大的悲痛。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这就是鲁迅晚年的生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给鲁迅以力量。我们必须懂得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艰苦过程，然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给我们自己以力量。

    我们要学习鲁迅以政治为灵魂。所有鲁迅的文章，都是为革命的事业写的，为政治斗争写的，为中国的青年写的，为要中国的青年懂得政治写的。他没有为自己个人写的东西。他的文章永远放光芒，在当时是政治的光芒，主要是揭露敌人；到今天就是教育的光芒，他为我们树立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榜样。为政治服务是鲁迅著作的灵魂。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就是要帮助青年接触这一颗以政治为灵魂的伟大的灵魂。

    研究鲁迅的方法就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根据我们的体会，阶级分析的方法才真正是革命的方法。我们简直应该有运用这个方法的嗜好，然后我们对主席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的指示如呼吸于空气之中，活动于阳光之下，因而获得我们自己无穷无尽的生命力。研究鲁迅是一块试验田。鲁迅早期的思想属于民主主义的范畴，在中国是有其革命性质的，因为有反封建的作用，他本人又从不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他充分表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宝贵性格。他的《狂人日记》本来同十月革命没有关系，而这一篇反封建的檄文促进了当时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包括最早的共产党人。像一阵子的及时雨一样，鲁迅的《狂人日记》，风一吹就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形势登上了政治舞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于是而中国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主要之点是无产阶级领导。在鲁迅早期的著作里，如《狂人日记》，就是没有反映“新兴的无产者”，因为他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又是革命的，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所以鲁迅早期的著作就是彻底地反封建，同时表现他是最坚决的爱国主义者。近百年来中国的爱国主义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当然，明确地指出帝国主义的目标来要等待中国共产党的出世）。所以鲁迅后来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早期的“党同伐异”的伟大精神（从实际斗争中学来的）发展而为光辉的党性，最顽强地最有效地反抗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从辛亥革命以前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鲁迅同资产阶级没有联系。而他早期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这说明他的思想是受欧洲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用来批判中国的封建文化，而帝国主义时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本不是独立地创造文化的阶级。当他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看不见“新兴的无产者”的时候，他不免于失望，因为找不到革命的力量。他晚期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表现了他的乐观主义，就是相信群众的力量。我们通过对鲁迅这个具体人的研究，就可以证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价值和创造意义，所以然是经过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的，鲁迅就代表了小资产阶级，代表了资产阶级文化在中国发生的革命的作用，而中国的资产阶级鲁迅从来没有依靠它，在中国“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这是革命阶段论，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有鲁迅的杂文和小说都作了反映。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伟大代表人之转入社会主义文化、共产主义文化，那更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只要从鲁迅的勇于自我改造便可知道，在当时他深以“左翼作家中，还没有农工出身的作家”为可惜，这说明不断革命论。指导我们的自始至终是阶级分析的方法，鲁迅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处处表现他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小资产阶级。鲁迅的方向说明党领导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个方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发展到今天是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群众知识化。

    在研究鲁迅的过程中，我们深深地感到一件事，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其最大的幸福，因为有党的领导。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国的知识分子，如赫尔岑，正是没有这个幸福。我们读列宁论赫尔岑的怀疑论和悲观论的话：“赫尔岑的精神悲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在消亡（在欧洲）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成熟的那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的产物和反映。”（《纪念赫尔岑》）鲁迅的思想不也曾表现悲观失望的情况吗？他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失败，经历了五四后知识分子队伍的分化，而其时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日趋于成熟，鲁迅终于成为共产主义者。这说明作家与时代的关系，党的领导与作家的进步的关系。鲁迅没有列宁所说的赫尔岑的“不幸”，他有中国人民共有的幸福。还有，鲁迅同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不一样，他早期并没有农民革命的思想，最正确的说法应该说他早先是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最后是共产主义者。列宁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同时还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善于用革命的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通过书报检查机关的重重障碍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宣传推翻一切旧权力的群众斗争的思想。”（《“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因此，我们不同意有些论者把鲁迅也称为革命民主主义者，这个名称不符合鲁迅思想的实际，也不符合鲁迅所处的时代的实际。鲁迅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的农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纪念鲁迅

    今年是党号召“百家争鸣”之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也恰好在今年，我趁此伟大的纪念日作一家之鸣，用以纪念鲁迅。

    我提出一个问题，就是，鲁迅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是不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写的？许多在大学里讲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老师们都说是的，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写的。我的意见相反，认为不是的。我还认为这个问题本不成一个问题，事实上问题既已存在，就应该提出来解决罢了。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面告诉我们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中国的先进分子，是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在中国接受了无产阶级的宇宙观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鲁迅不属于这一种人，他是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孙中山也不属于这一种人，他代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鲁迅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而欢迎十月革命，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主席说得很明白，“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我们要注意这里的“重新”两个字，就是“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而重新用另一个方法考虑问题。这个迷梦，中国共产党人打破得最早，是因为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鲁迅的重新考虑，那就比较地晚了，的确如他自己一九三二年在《二心集》序言里说的：“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若他写《狂人日记》的时候是一九一八年四月（四月写成五月发表），那不是“后来”，那是太早，连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都还没有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哩。鲁迅是伟大的，在写《狂人日记》的时候，他是“先进的中国人”。其所以为“先进的中国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送到中国来，而在辛亥革命之后，在五四运动之前，他以革命的热情高呼封建历史是吃人的历史，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包括最早的共产党人在内，谁都读了《狂人日记》，谁都受了影响。所以鲁迅是中国反封建运动的启蒙者，是空前的民族英雄。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送到中国来，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与劳动运动真正开始，鲁迅的《狂人日记》的思想马上退到舞台后面去了，往下的问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鲁迅自己的思想改造问题哩。这只表示中国的事情变化得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大，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大，而鲁迅，同孙中山一样，是伟大的“先进的中国人”。这些事情，本来属于常识范围，而好心的朋友们，生怕减低了鲁迅的价值，把鲁迅一开始写小说（刚好在十月革命后几个月）就同十月革命联系起来，其实从这里不能发生任何教育作用，相反地只好形成教条主义。

    好心的朋友们认为《狂人日记》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之下写的唯一的旁证材料，是《热风》里的一篇杂感《圣武》。其实《圣武》这篇文章，内容不用说，就连字面上与十月革命也丝毫没有关系，关系在于《圣武》是紧跟着另一篇杂感《来了》写的，是《来了》的续篇，在《来了》里面明明提到“过激主义来了”，那么《圣武》里面虽然没有“过激主义来了”，也就等于“过激主义来了”，有“过激主义来了”就可见鲁迅的文章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之下写的，内容如何在所不问。这两篇杂感都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发表的，而《狂人日记》只不过早一年，《狂人日记》里面虽然没有“过激主义来了”，也等于有“过激主义来了”，所以《狂人日记》是鲁迅在十月革命影响之下写的，内容如何在所不问。所谓证据就是如此。其实在鲁迅写《来了》、写《圣武》的时候，共产党人李大钊同志，倒已经在中国歌颂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而鲁迅不与焉。而提前一年鲁迅写《狂人日记》的时候十月革命的炮声是不是传到了中国？最好是说没有。因为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响应。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大声疾呼歌颂起十月革命来，鲁迅“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有鲁迅的《〈守常全集〉题记》为证。正在这个时候鲁迅写的杂感，虽说上面有“过激主义来了”，那是他说他“近来时常听得人说”，听得人说这一句话，因而引起了他的感想。他的感想主要写在《圣武》里面。

    《圣武》的主题思想是希望中国人看见“新世纪的曙光”，“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鲁迅这种思想，在他那时写的《我之节烈观》里也有表现，都是对当时中国的事情发生叹惜。《我之节烈观》里面说，“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而在中国当时，“将时代和事实，对照起来，怎能不叫人寒心而且害怕？”所以我们说他是叹惜。在他更早写的《文化偏至论》里更充分地表现他的“新世纪的曙光”的思想，他认为二十世纪不同于十九世纪，他概括为二事，“日〔曰〕非物质，日〔曰〕重个人。”所以在《圣武》里也有“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的话。总之他认为新世纪的曙光是个人求得解放。好心的朋友们，一看见鲁迅的“新世纪的曙光”的字面，便指为十月革命的光辉所照，不然就不能算是鲁迅似的。鲁迅倒真是鲁迅，他要求个人解放，以这个思想为基础，乃在辛亥革命之后，五四运动之前，为中国人民写了声讨封建文化的檄文《狂人日记》。

    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鲁迅由“呐喊”而转为“彷徨”。到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后，他自己首先说现在倘再发《狂人日记》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得觉〔觉得〕空空洞洞了。”往下鲁迅在自我改造上所用的功夫真值得我们学习！往下鲁迅对反抗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所树立的伟大功勋真值得我们纪念！我们去读从《二心集》起一连八个杂文集，我们想一想毛主席说的“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这句话！

    鲁迅的学习理论与自我改造决不是简单容易的事。他自己动手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书，他喻为“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又说他翻译的情形：“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就是说学习理论同时自己作思想改造，是痛苦的事，同时是痛快的事，决心要做。他在《〈守常全集〉题记》里说：“在《新青年》时代，我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马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那时自以为尚非错误。”可后来以为是不对的。在《我们要批评家》里他说：“这回的读书界的趋向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不惟有益于别方面，即对于文艺，也可以催促它向正确，前进的路。”这些话对我们有极大的教育意义，等于鲁迅的自我批评，他早期的个人解放思想就是因为不趋向社会科学，离开阶级斗争而求个人解放。

    如果说鲁迅在一九一八年开始创作就是因为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则鲁迅的价值我们完全认识不清，教条主义是把人愈弄愈糊涂的。伟大的鲁迅，你是五四前夕反封建运动的第一个旗手！你是中国人民反文化“围剿”的唯一的功臣！我们学习你学习理论！我们学习你自我改造！你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鲁迅先生给我的教育

    鲁迅先生给我的教育，不是鲁迅先生生前给我的，是鲁迅先生死后，是中国已经解放了，有一天我感得我受了鲁迅先生很大的教育。说起来是我的痛苦的经验，我想告诉爱好文学的青年同志们。

    学习文学的人，如果不热心政治，那是没有什么前途的，简直是一个危险的道路，我的痛苦的经验告诉我是如此。在“五四”后，我对文学发生兴趣，想把毕生的精力放在文学事业上面。起初我并不脱离政治，对政治是热心的，我最早写的一篇小说就是写自己同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向那时的北洋政府请愿挨打的事情。不久就一天一天地逃避现实了，自己以为自己的小说越写越好，其实是受了欧洲资产阶级文学观点的影响，把中国的宝贵的现实主义传统一下子给扔了。那时鲁迅先生的《彷徨》正出版，我对它就不如《呐喊》初出版时那么热心，《呐喊》我是预约买的，如饥如渴地盼望它出版，一出版就去取书，拿在手上就看那一篇《自序》，非常受其吸引地读下去。《彷徨》也买了一本，翻开一看，没有著者自序之类的东西，只在卷头引了屈原《离骚》里面的几个句子，“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看了之后就很不懂了，也没有求懂的兴趣，扔了。这一扔，不但扔了鲁迅，也扔了屈原，也扔了司马迁等等。我自己的文学活动也继续了几年罢，几年之后就停止了，因为走进死胡同里面去了。直到解放后，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课，因为受了时事的教育，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有一天我体会到现实主义的意义，很自然地我记起《彷徨》的题辞，我当时真要流泪，我受的教育太大了！从此我对鲁迅，对屈原，有所懂得，爱他们。我过去，因为经过自己的劳动的缘故，对祖国的语言是真爱好，可是到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做“形象思维”。不说别的，鲁迅用了“彷徨”两个字做了他的小说集的名字，这就表示鲁迅的“思维”，而做了鲁迅小说的题辞的屈原的诗句又是多么美丽的爱国者的形象呵！我过去以为我懂得中国文学，其实很不懂得，不懂得屈原，不懂得鲁迅，怎么配说懂得中国文学呢？要懂得屈原，懂得鲁迅，就必须有高度的政治热情，政治与业务不是分离的。我现在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兴趣非常大，感得前途无限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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