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伤感、悲愤和惶恐中，度过了苦难的一九三九年；又用祈祷、祝福和企望，迎接新的岁月。越是在战争中遭受不幸的人，越是渴望摆脱厄运，祈求得到国泰民安和美满幸福。不管家里怎么贫穷，总要在辞旧迎新时放挂鞭炮，吃得稍好一点，象征晦气过去，兆示吉利到来。有钱有势或发了国难财的人家，则用五彩缤纷的焰火，五颜六色的张灯结彩，以及山珍海味和名贵美酒来辞旧迎新，希望获得更多的荣华富贵。
虽然种种寄托如梦幻，但不论走到哪里，都是一片情景交融的节日气氛。
住在法租界环龙路的大户人家，门口都悬挂着四个红色绸面的圆形大灯笼，上面用金银纸剪贴着四个大字，不是“紫微高照”，就是“瑞霭盈庭”。唯有两家不同，灯笼上贴着语意平淡的“辞旧迎新”四个字。这就是高宗武、陶希圣的家。
汪精卫集团的中央执委会的委员们，害怕遭到军统暗杀，都希望与汪精卫住在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唯独这两个执委会的常务委员却住在环龙路的中段和南段。汪精卫出于关怀和爱护，几次劝高宗武和陶希圣搬家与他住在一起，而每次都被婉言谢绝。高宗武说：“我肺病严重，住在环龙路看病方便，出门不远就有医院。我出门穿着日本宪兵制服，乘坐的轿车也是日本驻沪宪兵司令部提供的，不会发生什么意外。”陶希圣的理由稍有不同，是他的妻子万冰如患有严重的妇科病。他们是跟随汪精卫十余年的亲信，在汪精卫的投敌中卖过许多力气，汪精卫对他们的安全放心不下，于半个月前，请土肥原出面交涉，各派十个日本宪兵保卫他们。
高宗武和施桑奴吃了辞年晚饭之后，夫妇俩默默地坐在会客室里，等待陶希圣的到来。这时，摆在小方桌上的电话铃响起来，高宗武抓起话筒一听，就知道对方是陈春圃，亲热地说：
“是春圃兄吗？哦，你们那里真热闹，鞭炮声不断，我从电话里都听到了。对，对，今年的除夕之夜比去年不同，应该好好地热闹一番。噢，啊，《要纲》和附件我还没有看完哩。哦，嗯，听到了，汪主席要马上收回这些文件。我今晚上抓紧看完，明日上午我给汪主席和你拜年时带去。什么，你马上来取？那我送去吧。你来？好，好，欢迎，恭候驾临。”放下话筒，他神色仓皇地对妻子说：“陈先生马上来取《要纲》和附件，你还有多少没有抄写完？”
“大约还有三分之一。”施桑奴一怔，“汪主席今晚上非将这些文件收回去不可，该没有对你产生什么怀疑吧？”
《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由陈春圃保管，昨天上午，高武宗以计划给《中华日报》写文章宣传中日和平为由，要求将这些文件借回家参考。陈春圃请示汪精卫同意，才让他带回来。时间不到两天，又急于要将文件收回去，无怪乎引起施桑奴的忧虑和惊慌。
“现在不要考虑这个。”高宗武着急地说，“陈先生驱车来到这里，最快也得二十分钟。你抓紧时间，把余下的部分用照相机拍下来。要快，不要慌，一慌就会乱。”
“你与我一道去，你翻，我拍，会拍得更快些。”妻子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对丈夫说。“好！”高宗武马上起身，随同妻子上楼。他由于缺少肌肉和脂肪，弱不胜衣，平日走路仿佛怕踩死蚂蚁似的，可现在却快步如飞。刚拍照了五页原稿，有人“砰砰”敲门。高宗武夫妇俩一惊，一颗心陡然提到嗓子眼。尤其是高宗武，顿时吓得毛发倒竖，脸色惨白，冷汗涔涔。“是春圃兄吗？你怎么来得这么快！”高宗武向妻子使个眼色，示意她藏好照相机。
“是我哩。”门外传来了陶希圣的声音。
“哎呀，吓死我了！”高宗武一只手捂住心口，一只手拔门闩，“原来是汇曾兄来了！”
“是怎么回事？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陶希圣惊异地问。
“汪主席派陈春圃先生来取这些文件，马上就到，还有三分之一没有抄写完，只好拍照。”高宗武心慌意乱地说，“要赶在他来之前拍完才好。”
“高先生你去门口迎接他，我和夫人来拍。”陶希圣比较镇静，“你找个什么话题与他交谈，稳住他。夫人一下楼，说明已拍照完毕，你再上楼来拿这些文件。”
“好！”高宗武想了想问道：“你与他见面不见面？汇曾兄！”
“我不与他见面为好。”陶希圣沉思着说。
从高宗武接完电话还不到二十分钟，陈春圃就驱车来了。高宗武把他领到会客室，吩咐女佣泡茶递烟，又端来一盘苹果和一盘糕点，笑着说：“春圃兄除夕之夜来，没什么好招待，很抱歉。”他抓起个苹果递给陈春圃。
“谢谢！”陈春圃接过苹果问，“夫人呢？”
“她在洗澡。”高宗武挨着陈春圃坐下来，估计妻子和陶希圣拍照未完，无话找话说，“春圃兄来得好，给《中华日报》的文章怎么写，想听听你的宝贵意见。”
“主题思想确定了没有？”陈春圃开始削苹果。
“我想以《论中日共同防共》为题写篇论文。”高宗武骨碌着眼珠子，直瞅着陈春圃，“文章从三个方面立论，先说共产主义是异端邪说和它对人类社会的危害，再说中日共同防共的重大意义，阐述内蒙地区是防俄反共的前哨阵地，共党在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南地区的扰乱，日本在上述地区驻扎一定军队的必要性；最后，从共产主义的倒行逆施，从它的不得人心，从中日共同防共的强大力量，说明共党必灭。春圃兄你看，这样写行不行？”
“很好，很好！”陈春圃边嚼苹果边说，“从这三个方面立论，必定是篇虎头、熊腰、豹尾的得力之作。”
高宗武见妻子还没有下楼来，想了想，刺探地问。“原来没有想到汪主席今天晚上要收回《要纲》和附件，故没有抓紧时间看。他大概也是想写文章，需要参考参考吧！”
“他没有对我讲，可能是吧，”陈春圃一只苹果吃完，掏出手帕抹嘴，又提出新的看法，“昨天陈公博先生从香港来，很可能是送给陈先生过目。”
“也许是。”高宗武悬着的心落到了实处。他听到高跟皮鞋踏着楼梯板的响声，提高嗓子嗔怪地叫道。“桑奴，你这个澡怎么洗得这么久？快来，快来，春圃先生来了！”
“我不知道陈先生会来，洗了澡，就坐在书房看书，刚看了几页，李嫂又来找我，问明天早餐弄几个菜，又商量了好一阵。”她边揣摩边说，走进会客室来，“陈先生，失迎了，请原谅！”
“夫人不必客气，不必客气！”陈春圃一切都蒙在鼓里。“陈先生特地来拿《要纲》和附件，你上楼把它拿来交给陈先生。”高宗武望着妻子说。“什么《要纲》附件，我怎么知道你放在哪里？”她睁着眼睛望着丈夫，装着一副摸不着头脑的样子。“好，好，我自己去拿。”高宗武起身上楼。高宗武送走陈春圃之后，把陶希圣请下楼来，两人坐在会客室，商量他们急待商量的问题。
“下午五点过十分，陈恭澍先生到我这里，为了让我们安全离开上海去香港，问我们哪一天动身，是乘飞机还是乘轮船，他们好事先采取保卫措施。”高宗武扬起脸来，向陶希圣望了一眼，“我想到汇曾兄在上海的亲戚朋友多，除夕之夜，贵府必定人来人往，我不便去，只好打电话请你劳步。”
“高先生已与重庆直接取得了联系，什么都说好了，可以马上动身；而我，还没有获得蒋先生的允许，现在怎么好决定哪天动身呢？”陶希圣焦急不安，抓耳搔腮地说。
高宗武与陶希圣成为知心朋友，是在近一个星期之内的事。十二月二十四上午，陶希圣害胃病，高宗武去看望他，两人在陶家卧室里的闲谈中，都感到和谈停战没有希望。高宗武从戴笠的书信中得知陶希圣在近两个月与军统有秘密联系，并要他在适当的时候串联陶希圣一道返回重庆。于是，他乘机问道：“陶先生！你年纪比我大二十来岁，知识比我丰富，看问题比我透彻，面临当前的处境，我们该怎么办？”
“我，明年就是花甲之年，没有什么想头了，既然已经来上海，只好跟随汪主席走下去。”陶希圣警惕地望着高宗武，“唉！傀儡也好，汉奸也好，戴着这顶帽子进棺材吧！”
“这难道是陶先生的真实思想？”高宗武逼近一步。
陶希圣一怔，反问一句道：“那么，高先生的真实思想是什么呢？”
“我，不妨对陶先生直说了吧！”高宗武隐去了两次被戴笠捉放的内容，把自己在香港时与宋美龄、戴笠的秘密联系，以及他来上海之后，杜月笙受宋美龄的委托，于十一月底，在法租界华格臬路寓所与他秘密会见的情况大致说了一遍，然后说：“自从参加六三花园的秘密会谈之后，我想到跟随汪主席走的是一条死胡同，没有任何出路，又通过我的老朋友、杜月笙先生的驻上海代表徐采丞先生找住在香港的杜先生，由杜先生亲自去重庆会见蒋先生，已征得蒋先生的同意，我准备在年底前离开上海。”
陶希圣听了高宗武这段事关人生的重大抉择，而且冒着极大风险的话，仿佛是在意料之中似的，没有引起什么惊异，只淡淡一笑，说道：“你年轻，应该如此。同时，感谢高先生对我的绝对信任，向我吐露了内心深处的隐秘。我以人格向你担保，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做出卖你高先生的事。”他精明老练地瞥了高宗武一眼，“至于我，还是刚才说的，老了，混下去算啦。”
“陶先生话不由衷。”高宗武很激动，“我对你肝胆相照，而你没有把我视为知己！陶先生来上海之后，与戴笠先生书信往来，与陈恭澍先生的直接秘密联系，我知道得清清楚楚，你不必与我兜圈子了！”
陶希圣始而惶恐，继而惊喜，脸色也由白变紫，由紫变红，他紧紧地握着高宗武的手，把千言万语集中在一句话里：“我的好兄弟！”
高宗武与重庆方面的秘密联系，陶希圣早在一个多月前从陈恭澍嘴里略知一二。两人从香港来上海以后，都不与汪精卫住在一起，而同住在环龙路，彼此都意识到其中的秘密，只是心照不宣而已。
“请高先生再找徐采丞先生帮忙，最好请杜先生再去重庆一趟，如蒋先生同意，我们一道走！”陶希圣为有高宗武这样的知己而高兴不已。
“好！等会我就去华格臬路找徐先生。”高宗武感情真挚地说。
徐采丞满腔热情地接受了高宗武和陶希圣的要求，第二天就飞抵香港，向杜月笙汇报。杜月笙是上海青帮的重要头目之一，从一九二七年起就成为蒋介石的忠实支持者。上海沦陷后不久，他带着妻子和六个姨太太，以及已经同居，准备纳为第七房姨太太的京剧演员孟小冬住在香港。他居住香港期间，由亲信徐采丞和总账房万墨林为驻上海代表，负责管理他在上海的财产，指挥由杜月笙统辖的一万五千多名青帮成员。二十五日下午，杜月笙听了徐采丞的汇报，听说陶希圣要求与高宗武一道重返重庆，连声叫好。因当时气喘病复发，没有马上飞往重庆，直到二十九日病愈才启程。徐采丞只好在香港多住几天，等待杜月笙的消息。
现在，陶希圣坐在高宗武家的会客室里，想到徐采丞去香港已经六天还没有回上海，更是惶惑不安了：“唉！是不是蒋先生对我有什么看法？”
“不会，绝对不会。”高宗武的话有鼓励，也有安慰，“蒋先生一定会欢迎陶先生回重庆。再说，戴先生若没有征得蒋先生的同意，他绝不会与你书信联系。可以肯定，杜先生已经到了重庆，近两天之内必有好消息。”
“但愿如此。”陶希圣停了停，愤恨地说，“我每天一见到林柏生就十分刺眼，只想早点离开这个地方。”
自从汪精卫任命陶希圣为宣传部长、林柏生为副部长的第二天起，两人就开始闹矛盾。陶希圣以正职自居，在人事安排和工作安排上处处拉权，而林柏生凭着他与汪精卫和陈璧君的亲密关系，偏不买他的账。结果宣传部各处的正副处长三分之二是林柏生的亲戚朋友。对此，陶希圣很愤慨，找到汪精卫发牢骚。汪精卫安慰他一番之后，建议他今后少管宣传部的事，多考虑教育部的工作怎么开展。陶希圣一听，口里不敢说，心却冷了半截。这也是他迫切要求离开上海的原因之一。
“我虽然不在宣传部工作，旁观者清。我对林先生的专横跋扈很反感，也为陶先生感到不平！”高宗武同病相怜，“我对汪主席是尊敬的，但他有时候处理问题有一点感情用事。”
“岂止有一点！”陶希圣冷笑一声，“过去，我本着亲爱精诚的原则，有些话没有对高先生说。事到如今，说了也无妨。据周佛海先生透露，外交部长一职，汪主席准备自己兼，只让高先生当次长哩！”“我早就听说了。”高宗武的心被痛苦揉碎了，“我身体长期害病，当部长也不一定能够胜任。然而，作为汪主席，他不应该自食其言。让我当外交部长，是他当着许多人讲的。诚如陶先生刚才所说，还是早点离开这里为好，眼不见，心不烦！”他下面的话是自我安慰，也是自我陶醉，“让一切不愉快的事情，随着辞旧岁而永远过去吧，我们在迎新年的欢乐时刻返回重庆，可以预见，迎接我们的将是崭新的生活！”
“所以，我与高先生一样，在门口悬挂的四个灯笼上，贴着‘辞旧迎新’四个金字，借以传达自己的思想感情。”陶希圣也陶然自得。高宗武的眼珠子一转，问道：“明天是新年元旦，上午去一一三六弄拜年，陶先生去不去？”“从策略上考虑，应该去。”陶希圣老于世故地微笑着。在汪精卫住地的大门口，竖立起高高的彩色牌楼，四个红绸圆灯笼上贴着“恭贺新禧”四个金字，灯笼下面用五色小电灯泡缀成四个圆圈，里面写着“庆祝元旦”四个大红字，牌楼两旁的对联是，“庆中华一统，祝民国万年。”
上午九点，汪精卫邀请在沪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举行迎新茶话会。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等九个常委坐在主席台上。茶话会开始，随着一阵鞭炮声，台上台下一齐起身相互行三个鞠躬礼。
“诸位！我们欢度新年元旦时，不能不回顾过去的一年。”汪精卫心情沉痛地起身致词，“过去的民国二十八（一九三九）年，是我们苦难重重的一年，血泪斑斑的一年！我提议全场肃立，向在过去的一年里为中日和平而光荣献身的曾仲鸣先生，沈崧先生，季云卿先生，刘阿三先生，刘绪行先生，李省三先生，默哀三分钟。”默哀完毕，他发表简短的祝词，要求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勤奋工作，精诚团结，为还都南京，为和平反共建国卖力。
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何世祯一致表示，在新的一年里，一定紧跟汪精卫，创造一个新天地。
“我要创造的新天地，是即将成立的教育部。”陶希圣语调激昂地说，“我过去当过安徽省立法政学校的教员，当过江西党务学校校长，当过中央军校的高级政治教官，当过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教授，多少懂点教育，对办教育事业也很有兴趣。所以，半个月前，当汪主席嘱咐我今后着重考虑教育部的问题时，我高兴极了。这是汪主席取我之长，避我之短。当宣传部长，不论知识，经验，文才和口才，我都远远比不上林柏生先生。”
汪精卫满意地点着头。坐在台下第一排的林柏生，见陶希圣说得那么恳切，反而感到有几分过意不去，他笑着说，“陶先生过于谦虚了。宣传部的工作之所以能够打开局面，正因为有才华横溢的陶先生当部长。这里，我向汪主席和中央常委会建议，最好由陶先生以宣传部长兼教育部长。”
“新年伊始，我向汪主席和在座诸位说几句心坎里的话。”
高宗武微笑着说，“由于汪主席对我的偏爱，曾经当着在座者中一些先生说过，国民政府改组后，让我当外交部长。对此，我表示由衷的感谢。人，总得有点自知之明才好。我的身体越来越坏，肩负此等重任，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我建议外交部长最好由汪主席自己兼任，万一汪主席忙不过来，请另选贤能。我当个次长，一定倾全力协助部长把工作做好。请汪主席和常委会从我的健康着想，能够理解我想多活几年的心情，考虑和接受我的建议。”他的话说得如此感人，实在令人同情而敬佩。
杨揆一、叶蓬、冯治安、陈维远、萧叔萱、黄大伟等十多个中央执行委员，都为陶希圣、高宗武的发言所感动，一致表示要学习他们的自知之明的可贵精神，并围绕汪精卫的祝词，讲形势，谈感想，表决心。
汪精卫见茶话会开得活跃，很高兴，他先鼓励大家几句，然后说：“陶先生和高先生处处以党国利益为重，以中日和平为重，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实在值得我们学习。我同意林先生的提议，陶先生以宣传部长兼教育部长，工作的重心放在教育部，同意高先生的请求，只当外交次长，不过是常务次长，当家的次长。两位的中央常委不变，仍然是党国领袖群中的一员。”
上午十一点半左右，高宗武回到家里，施桑奴告诉他：“十分钟前，徐采丞先生打电话来，他说你托他办的事很顺利，要你和陶先生于下午两点去杜公馆。”
“好！我马上打电话通知陶先生。”仿佛有条连体人的血脉一样，把高宗武与陶希圣连在一起了。电话很快接通。“是陶先生吗？我是宗武。徐先生已经回来，很顺利。他约我们下午两点去面谈。他那里你没有去过，请来我这吃午饭，饭后休息一会一道去。噢，对，今天是元旦，你家里有许多客人。好，你吃了午饭早点过来。”
杜月笙在上海的住宅，是座美轮美奂的高大华丽建筑。杜月笙一家去香港之后，徐采丞和万墨林两家就搬进来居住，加上保镖和勤杂工不到二十人。高宗武和陶希圣身临其境，有一种太静，太大，太空的寂寞感。
徐采丞和万墨林热情地接待他们。这两个青帮骨干的年纪都是四十岁左右，身材不一，长相各异，只有眼睛如同一个模型里铸造出来的一样的明亮，一样的机灵，一样的多疑。
“镛公因身体不适，上月二十九日才去重庆。”因杜月笙又名杜镛，徐采丞这么尊称他。“他当晚见到了蒋委员长，获得蒋委员长的亲笔信，马不停蹄地于昨天下午返回香港。”他从皮包里拿出蒋介石的信递给陶希圣。
蒋介石的信，言语简练，意思完备而深刻。
汇曾兄大鉴：
镛公来渝，言兄幡然悔悟，令人欢欣雀跃。热情欢迎阁下返渝共事，其工作一定尊重尊意。有关离沪事宜，请与宗武兄磋商。雨农兄将不日抵沪协助。望多保重。谨此敬祝新年幸福！并顺向宗武兄致意！
蒋中正顿首
十二月二十九日夜
“衷心感谢徐先生，衷心感谢杜先生，衷心感谢蒋先生！”蒋介石的信像这严寒冬天的一只暖壶，捧在陶希圣的手中，温暖他的身心。顿时，一种凝重的感激之情，从他心胸里一涌而出，欢跃沸腾。他领略到了新生的欣慰，不后悔，不担忧，不孤独，不心慌。
“戴先生亲自来沪，我们不必为安全问题操心了。”高宗武喜形于色地说着，又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但也不能大意。”万墨林持重地说，“丁默邨手下那些人神出鬼没，可厉害哩！”“陈恭澍先生被他们搞得焦头烂额，的确不好对付，千万不可大意。”徐采丞也有同感。高宗武相信他上午在茶话会上发言的麻醉作用，沉着说：“我谢谢二位的提醒。不过，我们没有丧失警惕，处处防备着哩。”“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一定慎重对待。”陶希圣很自信。“这就好。”徐采丞很热情，“二位离沪前若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只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而为。”“这是镛公的嘱咐，也是我们的心愿。”万墨林说，“比如购飞机票或轮船票，我们愿意代劳。”“谢谢二位的关怀。”高宗武愉快地说，“有些事情要等戴先生来了才能具体化。到时候，有需要麻烦二位的地方，我们再提请帮忙。”戴笠于一日下午从重庆飞抵香港，二日下午又从香港飞抵上海。当天晚上，高宗武和陶希圣在杜月笙寓所与戴笠、陈恭澍、万墨林、徐采丞等人见面。
“好，好，高先生和陶先生立了大功！”戴笠匆匆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和若干附件翻了翻，非常满意，无比高兴，“到时候，将这些东西公诸报端，汪兆铭一伙的卖国投敌罪行暴露无遗，必将引起全国国民的公愤”他用钦佩的目光望着高宗武和陶希圣，“二位准备好了没有？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去香港？”
“准备好了，只等戴先生来定具体时间。”高宗武很兴奋。
“二位的宝眷都同意走吗？”戴笠问。
“高夫人和贱内都同意走。”陶希圣说，“只有我的五个孩子，担心他们的嘴巴不稳，想等到临走时再对他们说。不过，孩子们都很听话，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就决定后天，一月四日走。明天，再做必要的准备，时间上不感到紧迫吗？”戴笠望着两个当事者。
“不紧迫。”高宗武说。
“四日走，完全可以。以免夜长梦多。”陶希圣巴不得快点离开。
“乘飞机还是乘轮船？”戴笠又问。
“我与陶先生磋商好了，想到还要带走必要的简单行李，想乘轮船走。”
于是，由戴笠掏钱，交给万墨林和徐采丞负责买轮船票，由陈恭澍安排一批军统特务，潜伏在高宗武、陶希圣两家附近和轮船码头周围，担负保卫任务。对此，高宗武和陶希圣感激涕零。
“为了以防万一，高先生和陶先生今晚回去，嘱咐夫人做必要的准备，明天清早二位再来这里，就不要回去了。”戴笠办事老谋深算，“明天晚上，夜深人静时，我们再派车把你们的宝眷接到这里来。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这样安排很好。”陶希圣眉头一皱，“只是我们两家各住有十个日本宪兵，该怎么对付他们！”
“他们晚上值夜班吗？”戴笠问。
“值，一日三班。”高宗武回答。
戴笠沉思一会，笑着说：“好办。时值新年，以表示对宪兵的感谢为由，明天晚上，二位吩咐各自的夫人分别设宴招待他们。把他们灌得醉了之后，又以关怀的态度，取消明天晚上的晚班，让他们早点睡觉。”
“好！就这么办。”高宗武和陶希圣异口同声地说。
第二天下午三点左右，担任外交官训练班政训处长的董道宁，见有两个学员元旦放假外出，二日没有回来，三日也没有回来，猜想这两个人可能逃跑了，先向任教育长的梅思平汇报，梅思平出于对高宗武的尊重，要董道宁向班主任高宗武汇报。于是，驱车来到高宗武家里。因高宗武任外交部亚洲司长时，董道宁是他手下的日本科的科长，两人的感情比较好，他与施桑奴也很相熟，来到高家以后，不用门卫通报，就来到高宗武的书房。他自然没有见到高宗武，也没有见到施桑奴。他在书房站了一会，见书架上的书籍，仿佛主人正在急于寻找一个重要资料似的被翻乱。有十几处因书被抽走，余下的书歪歪斜斜倒在那里。再一看，书案底下放着一只皮箱，他提了一下，很重，估计是装着书。他没有做过多的思考，急忙来到高宗武的卧室。这时，见床上摆着两口皮箱，施桑奴正全神贯注地将一些衣服往皮箱里装。
他将两处的情况联系在一起，有点大惑不解了。他喊了声：“高夫人！”
施桑奴好像生怕被人发现皮箱里有什么宝贝似的，赶忙把两口皮箱的盖子盖上，神色惊慌转过脸来：“噢！董先生来了，有什么事吗？”
“有事向高先生报告。”董道宁注意观察她的表情。
“他刚才外出了，没有对我说去哪里，也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噢，事情很重要吗？”施桑奴两只手好像没地方放似的，身上无灰，却两只手拍着灰，衣上无褶，却用手抹着摺。“坐，请坐，坐一会。”她勉强地笑着。
“不坐了。事情不那么重要，晚上，我再给高先生打电话。”董道宁告辞走了。
他曾经在外交部情报司当过欧洲情报科长，思维比常人要复杂得多。他想到高宗武不与汪精卫住在一起，而偏要住在环龙路，为什么不怕军统暗杀？是不是早就准备要出走？对了，陶希圣也是如此。于是，他又联想到前天高宗武和陶希圣在茶话会上的发言，都那么感人，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去陶先生家。”他当机立断地吩咐轿车司机。
董道宁的妻子与万冰如有点亲戚关系，两家也常有来往。他在陶家见到的情况与高家很相似，所不同的是，万冰如说丈夫是上午外出的，没有回来吃午饭。
汪精卫和周佛海听了董道宁的汇报和分析，再联系西义显曾经说的关于宋美龄在香港接见高宗武夫妇的情况进行判断，肯定高宗武和陶希圣会逃离上海。
“元旦那天上午，他们还说得那么动听，真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他娘的，典型的伪君子！”周佛海恼怒地说。
汪精卫想起高宗武借走《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和附件的事，感到上当受骗，惶恐而又懊丧地说：“糟糕透了！高宗武肯定把这些秘密条约抄写一份想带走。”
“噢！”周佛海大惊失色，“马上派特工总部的同志控制高、陶两家，控制各个车站码头和机场，一定要想方设法把它追回来！”
下午四点左右，吴四宝带领二十个警卫队员，进入高宗武家里。正在吩咐伙房准备酒菜，晚餐宴请日本宪兵的施桑奴，见吴四宝等人到来，知道丈夫的事被败露，吓得诚惶诚恐，害怕得牙齿不停地打哆嗦。她镇静了一会，走到吴四宝面前，强装着笑脸，怯怯地说：“吴先生！我们家已经有十个日本兵负责警卫，你还带这么多弟兄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她又惊慌又恐惧地望着吴四宝，屏住气息，等待着他的回答。
“高夫人不要误会。”吴四宝正经地说，“据可靠消息，军统会对高先生下毒手，我们是加强保卫来了！”
施桑奴与戴笠有联系，近来陈恭澍几乎每天都到她家来，自然知道吴四宝是满嘴谎言，知道他们这一行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是，她无可奈何，说了声：“谢谢吴先生的关照。”就向会客室走去，准备给丈夫打电话。
可是，会客室已坐着两个人，电话机已控制在他们手中了。
她六神无主，心慌意乱，不知所措，默默地回到卧室里，往床上一躺，种种可怕的念头，走马灯似的在脑子里旋转着，无限沉痛和悲哀攫住了她脆弱的心房，她暗暗地哭了。
与此同时，由茅子明带着二十个警卫队员到了陶希圣家里。这时候的万冰如，也与施桑奴一样，默默地躺在床上流泪。“砰，砰，砰！”高宗武家的女佣李嫂来到施桑奴的卧室门口，敲着门说：“高夫人，刚才来的那二十个弟兄要我做晚饭给他们吃，做不做？”“做，做。”施桑奴想起身开门，知道自己泪流满面，身子一仰又躺下去了，“李嫂你上街买点菜，把伙食弄好一点，我等会就来。”“晚上还要设酒宴招待那些宪兵，只怕我和大师傅两个忙不过来呢！”李嫂说。“酒宴不设了。”施桑奴已感到设宴毫无作用了。“已经通知他们了，怎么好回话？”李嫂难为情地说。“没关系，等会我去跟他们说说，今天忙不过来，改到明天晚上。”施桑奴回答。约摸过了半个小时，吴四宝又来敲施桑奴的卧室门，她不得不擦干眼泪起身开了门。“高先生到哪里去了，什么时候回来？”吴四宝已从她略微红肿的眼睛明白了一切。“他出门时没有对我说去哪里，也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她重复着对董道宁说过的话。“高先生外出该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吧，真为他的安全担心呢！”吴四宝一副焦虑的样子。“不会，请吴先生放心。”施桑奴冷冷地说，“我去伙房帮忙，给吴先生和弟兄们做晚餐去。”说罢，把卧室的门一锁，冷淡而又气愤地走了。
吴四宝真想搧她几记耳光，也真想把她捆起来审讯一番。但是，汪精卫和周佛海没有这样吩咐，他不敢。他只好忍气吞声，等待着高宗武回家。晚饭后，他仍不见高宗武回来，就用暗语打电话向周佛海报告，说高宗武很可能已经躲在车站码头或机场附近，建议加强这些地方的防守。
晚上八点左右，陈恭澍惶惑不安地来到杜月笙住所，向戴笠、高宗武和陶希圣报告，据潜伏在高、陶两家附近的军统特务反映，施桑奴和万冰如并没有设宴招待日本宪兵，两家的大门依然敞开着，门口站岗的除了两个日本宪兵，还增加了两个便衣。
“请高先生和陶先生与自己家里通通电话，问问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戴笠半信半疑。高宗武起身打电话。电话里传来了一个男扮女声的怪腔：“你是宗武吗？我是桑奴，你现在在哪里，什么时候回来？喂，喂，你怎么不说话？”
陶希圣打电话，也是那么一个怪腔怪调。“唉！怎么办？我的妻子，五个孩子……”他的下嘴唇被牙齿咬着。显然，他是在压制自己悲痛感情的爆发。最后，他终于因绝望和忧伤，以及难以压抑的怀念和骨肉之情，而泪如泉涌。
高宗武开始没有哭，见陶希圣哭，仿佛受到感染似的，也热泪盈眶了。“事情败在谁手里？或者说，败在哪个节骨眼上？”徐采丞大惑不解。“事已如此，高先生和陶先生难过也枉然。”万墨林说，“现在唯一的办法是镇静下来，好好研究一下对策。”戴笠最关心的是《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和附件，他问：“那些秘密条约昨天高先生带来了，后来又带回去了，今天清早来时带来了么？”高宗武两片嘴唇张了张，喉咙被泪水堵塞，想说却说不出，只好点点头。昙花一现的笑容从戴笠嘴角边轻轻掠过。他起身在房子里踱了几步，回到原来的座位坐下，用既是劝导又是恫吓的语调说：“人的心是肉做的，二位的痛苦心情完全可以理解。眼下，既然问题已经发生了，只好冷静对待。摆在二位面前的路无非是两条。一条路是马上回去，甚至还可以对前来控制你们的人发顿脾气。然而，汪兆铭他们也没有那么蠢。他们之所以派人控制你们两家，必有根据；有根据，你们也很难辩解，也必然会失去他们的信任，甚至会有更可怕的结果。第二条路，绝不回头，按照自己理想的王国走到底。二位的学识比我渊博，这些道理由你们来说，会说得比我深透。至于二位的宝眷，蒋委员长一定会想方设法，不惜一切代价营救她们！”他霍地站起身来，慷慨激昂地说，“在营救二位的宝眷中，我雨农愿效犬马之劳！”
“我同样愿效犬马之劳！”徐采丞诚挚地表示。“我虽不才，但愿鼎力相助！”万墨林马上接腔。“谢谢，谢谢三位！”陶希圣仍处于痛苦中。“关于营救问题，我完全相信戴先生说的将会成为事实。”高宗武竭力想恢复被痛苦和恐惧扰乱了的平静，“走回头路，绝没有好下场。纵然今后我的家眷有个三长两短，我也绝不后悔。只是，我想，既然汪兆铭已派人控制了我们两家，也一定控制了车站码头。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是怎样摆脱他们的监视上船？”
“对！我们现在集中思想考虑这个问题。”陶希圣终于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丁默邨手下那些人，很不好对付哩！”一阵焦急不安的沉默。“不用发愁！”万墨林很有把握地说，“此事包在我身上！”他的话使大家沉静的心顿时变得活跃起来，戴笠急问道：“墨林兄有什么高招？”
“高先生和陶先生准备乘坐的轮船，是美国航运公司上海分公司开往香港的‘胡佛总统号’，我有个熟人在船上当水手。请他出面，问题将会迎刃而解。”万墨林成竹在胸地一笑。
“真是天助我们也！”陶希圣感叹地说。
万墨林的这个熟人名叫张春来，是他的青帮徒弟。结果通过张春来，花钱请船长弗朗温特帮忙解了围。四日凌晨两点，弗朗温特乘坐插有美国国旗的小轿车，从虬江码头驶出来，直奔杜月笙寓所，将高宗武和陶希圣接去码头。
三点过五分，他们平安地上了“胡佛总统号”。
弗朗温特的轿车出进码头时，潜伏在附近的七十六号的二十多个特务看得清清楚楚，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轿车里坐着他们的两个对头。
四日上午七点五十分，“总统号”启航了。高宗武和陶希圣不约而同地望着舷窗外，两眼深情而忧郁地死死盯着环龙路方向。
几声开船的汽笛声，利剑般的搅碎了离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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