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31年,勃朗特一家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1830年秋天,勃朗特先生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肺充血,一直到1831年都未完全康复,这使他不禁担心起孩子们的前途。如果他死了,他这四个孩子——年纪最大的才只有14岁——将怎么办呢?他们将没有房子住,因为下一任的豪渥斯牧师马上就要住进牧师公馆;而且他们也没有任何财物,因为他并没有任何财产可以遗留给他们。因此,他必须教会他们如何自力更生。
这时,刚好在罗海德新成立了一家学校,距豪渥斯不远,校长是玛格丽特·伍勒小姐,同时夏洛蒂的教父母亚特金森夫妇答应资助夏洛蒂上这所学校。于是夏洛蒂就成了罗海德学校的学生。她在1831年1月前往这所学校。
玛格丽特·伍勒小姐是个很不平凡的女人。1831年时,她尚未满40岁。一位学生曾这样描述她:“个子矮胖,但举止优雅,谈话流畅,声音相当甜美……身穿剪裁良好的白色绣花衣服。她有一头美丽的长发,她将其中的一部分编成皇冠式样,另一部分则披在肩上。她并不漂亮或俊俏,但有一股宁静庄严的气质,令人产生深刻的印象。”
伍勒小姐的学识极好,精通法语和意大利语,每天都要阅读意大利文《圣经》。她有三个姐妹,都是学校职员,但并未像她这样受到学生们的爱戴,不过倒也都不讨人厌或者令人感到害怕。
罗海德学校是一栋很漂亮的18世纪的大房子,位于一处斜坡上,门前有很大一片空地。罗海德学校的管理制度也十分适合正在成长中的女孩子。食物很好而且丰富,房子保暖极佳。女孩子们睡眠充足,可以享受充分的新鲜空气和运动。教学方法也十分恰当,校规虽然严格但并不苛刻。
任何学生只要违反了校规、举止不符合淑女的规范或是文法错误,都要被处罚戴上一条黑色丝带。另外,遵守校规且有良好表现的学生,则可以戴上一枚银勋章。
如果因为天气原因不能到室外活动,伍勒小姐会缓缓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跟学生们聊天。女孩子们也聚集在她身边,很高兴地听她说话,并一起聊天。
虽然夏洛蒂十分想家,但她很快习惯了。这种有教养的环境确实很适合她,而且这也能缓和她那种刚烈倔强的个性。
夏洛蒂在罗海德学校共有十个同学,她和其中的两个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她们的名字是爱伦·努塞和玛莉·泰勒。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两个人在外表、个性和家世背景上有着非常显著的不同。
对于爱伦·努塞,后世研究勃朗特姐妹的人们都深表感激,因为她保留了夏洛蒂写给她的每一封信。这些信从1831年5月开始,一直维持到夏洛蒂去世时,共有四百多封。这些宝贵文件的得以保存,为我们了解夏洛蒂·勃朗特的生平和性格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爱伦的家庭是当地的望族,作风保守,是英国教会的教徒。她的曾叔父和家族中的四个人曾经担任过法医,其余的家人也曾担任过地方上的要职。虽然爱伦的父亲在不久前去世了,她家里的经济情况也并不太好,但一些富裕的亲戚却经常对她进行资助。
爱伦当时住在一栋有着炮塔屋顶的古老大房子里,这栋巨宅名叫“莱丁居”。四周有很大的花园,花园里种植着成片的美丽的胡桃树。
爱伦有很多兄弟姐妹,夏洛蒂很快就熟悉了他们每个人的个性。爱伦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在先天和教养上就是一位淑女,容貌秀丽,非常讨人喜欢。她乖巧但并不算是聪明绝顶,她并不懂诗情画意,也不具有浪漫色彩,反倒是有点老实木讷。整体说来,她是个不错的女孩子,不过是性格上有点沉闷罢了。
夏洛蒂后来在写到爱伦时,承认她具有以上那些特点,不过她说她自己和爱伦倒是“很合得来”。
夏洛蒂一直不曾把自己内心深处的世界显示给爱伦知道,她也不曾向她这位朋友说过她写了几本小说。直到夏洛蒂成名之后,爱伦才知道那些是她朋友的作品。
玛莉·泰勒则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典型。她的家族从14世纪起就在这一地区定居,全家住在一栋可爱的老房子里。这栋老房子建于1660年,被称做“红屋”,这是因为它完全由红砖建筑,而不是像当地的其他房子一样都是用石块建造的。但泰勒家并不是该郡世居的望族,也不是保守派的英国教会教徒,相反,泰勒家族是激进派,而且反对英国教会。
玛莉的父亲是个羊毛布料制造商,在拿破仑战争时期,他曾因为制造军服而大发横财。后来,拿破仑被放逐,他的军服突然无法卖出,资金的不能回笼使他受到了极为严重的打击。不过,他仍然在继续经营他的工厂,决心偿清债务。
泰勒先生是个只讲当地方言的约克郡人,但他曾经到过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旅行,所以他的法语极为流利,能够阅读法文书报,并拥有一些购自国外的精美图片。泰勒夫人非常严厉,她的女儿们有点怕她。
玛莉有个妹妹,叫做马莎,两人一起就读于罗海德学校。马莎极活泼好动,颇有点男孩子的性格,因为说话做事风风火火,马莎被同学们取了个“台风小姐”的绰号。她经常制造各种趣事,不过大家都习惯了她适可而止的胡闹,并且十分喜欢她。
泰勒家还有四个男孩子,泰勒全家人经常就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和争辩,他们对政治、宗教和文学提出各种意见。这些言辞激烈的讨论常常使得温和的爱伦听得毛骨悚然。
不过,夏洛蒂倒是十分喜爱泰勒家的热闹气氛。夏洛蒂将往《少年杂志》投稿的情形告诉玛莉,同时还答应拿一本杂志给她看。不过,后来夏洛蒂不知道为什么正式取消了这个诺言,而且不论玛莉如何跟她说好话,她都不愿意再作进一步的透露。
她对玛莉所说的话,是否比对爱伦所说的更为坦白,我们并不知道,但我们可以作这种推测。因为玛莉把夏洛蒂写给她的信件全部烧毁了,她认为把这些信保留下来“并不安全”。关于夏洛蒂在罗海德学校的情形,爱伦和玛莉在之后的回忆文章中都有记述,而且各有其动人的辞句。
夏洛蒂到达学校时,第一个看到她的就是玛莉。
当时,夏洛蒂从马车上下来,她的衣服是旧的,个子娇小,看起来很可怜。她说话带有爱尔兰口音,她有很严重的近视,甚至因为看不清而无法打球。
起初,那些年纪较大的女孩子们认为她什么也不懂,因为她既不懂文法,地理知识也知道得很有限,但她们不久就发现她所知道的事情远超过她们“所知道的范围”。她懂得诗歌和绘画,而且能够把它们很好地解释给大家;她可以毫无困难地“编造”任何故事和人物。她说,她们一家人经常这样做。
对于夏洛蒂编造故事这个特殊的天赋,作风比较实际的玛莉曾说:“我有时对她说,他们这样做就好像是在地窖里种马铃薯一样没有实际意义。”
玛莉也回忆说,夏洛蒂收集能够收集到的一切有关绘画、雕塑、诗歌、音乐等方面的数据,仿佛把它们当作金子。
爱伦在1831年学期已经开始一周后才到达罗海德。
当时,学校的女孩子们正要出去玩,她们将爱伦送到学校宿舍,要她先安顿下来,并没有邀她一起去玩。
爱伦感到悲伤,她有些想家。当她抬头看房间里的书架和铺着深红色桌布的长桌子时,突然发现屋里还有另外一个女孩子蜷曲在窗户下,正在小声哭泣。她走上前,说了一两句话,表明她也在想家。两个女孩子一起流下了眼泪,从那时候起,她们就成了好朋友。那个女孩子就是夏洛蒂。
爱伦和玛莉一样,对于夏洛蒂的外表都曾经作过严厉的批评。夏洛蒂太瘦了,而且皮肤缺乏健康的颜色,她把一头柔软光滑的棕色头发卷成很紧的小卷,看起来“干燥并且卷曲”。夏洛蒂身上那一套“深色的老式剪裁的衣服”也受到过爱伦的批评。尽管如此,她们对于夏洛蒂的为人,都印象深刻。
夏洛蒂诚实正直,勤勉向学,善于说故事,能力极佳,这些使她很快在学校中有良好表现,并获得了老师同学们的一致认可。夏洛蒂还不断勉励自己要尽到赚钱养家的责任,这一切都被爱伦忠实地记录了下来。当然,她也同时记下了夏洛蒂患有近视,以及体力欠佳等事实。
第一个学期结束时,夏洛蒂得了三个奖。
三个学期之后,夏洛蒂完成了学校的所有课程,在1832年7月顺利毕业,并暂时离开了罗海德。
平静的乡村生活
在夏洛蒂离开罗海德学校之后,爱伦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她,请她描述离开学校后每一天的生活。夏洛蒂很快就回了信,她说她的生活很平淡,从一天的活动就可以看出之后所有日子的活动。
早上从九点到十二点半,我教导妹妹们,并和她们一起画画,然后,我们出去散步,然后回来吃午饭,吃完午饭后,我缝点东西,一直到喝午茶的时候,喝完午茶后,我有时候读书、写字,做点家事,或者绘画,随我自己的意思决定。
这样的生活平静、没有波澜,持续了大概三年之久。从上面夏洛蒂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对她产生一种平和的印象,她现在已经16岁,受过良好的正式教育,过着平静的乡居生活,并把她所接受到的教育传授给两个妹妹。
她信上所说的情形,无疑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她有许多事实没有告诉爱伦,可能是她不想说,所以故意遗漏了。这让我们无法准确地了解夏洛蒂这段生活的确切情形。
夏洛蒂为人十分谨慎,她在信上只是简单提到了“写字”两个字,但事实上,这两个字包括了夏洛蒂和她的弟弟勃兰威尔在这段时间内所从事的大量的文学活动。
当夏洛蒂准备前往罗海德学校就读时,孩子们曾经认真讨论过他们幻想的世界,而且有迹象表明他们曾经决定将它毁掉。1831年的圣诞假期中,夏洛蒂写了一首可怕的诗,描述“玻璃城”被毁灭的情形。这首诗一开头就说,“号角已经响起”,然后模仿拜伦《塞纳克利的陷落》一诗的韵律,它的内容似乎大部分取材自约翰·马丁著名的画作《贝尔沙的盛宴》。
夏洛蒂和勃兰威尔不久就取消了销毁“玻璃城”的决定,但在夏洛蒂出外读书期间,艾米莉和安妮却脱离了“玻璃城”,并隐退到刚达尔。
勃兰威尔由于少了一向和他合作的姐姐而觉得寂寞,于是他写了两篇比较长的作品。其中一篇包括六封信,描述了一位青年英国绅士访问维多波里斯的情形。另一篇题名为《年轻人的历史》,还配了一张地图,提到“我自己、夏洛蒂、艾米莉和安妮对青年人作为的看法”。
夏洛蒂完成学业,从罗海德学校回家之后,就立即以无比热情的活力沉浸在安格里亚王国中。
从1832年到1838年,夏洛蒂写了无数的关于安格里亚王国的故事。由于她日渐成熟,这些作品也已经不再含有孩子气的幼稚味道了,而逐渐演变成一些坚强有力的爱情故事:罗吉被证明是帕西家的黑马,并且成了一个英雄,最后被封为北安格兰公爵;他的女儿嫁给了查莫纳公爵,但是他对查莫纳公爵一直充满敌意。夏洛蒂还创造了一个新的人物——米娜·劳里,并使她成为查莫纳公爵的一个情妇。
早期研究勃朗特姐弟的学者对于这些幻想世界的作品所知不多,甚至是一无所知,因此他们认为勃朗特一家的生活极为沉闷而冰冷。后期的学者们有感于勃朗特一家创作的热情,于是又认为他们的生活十分快乐。现在看来,这两种说法都不是很准确。
夏洛蒂和勃兰威尔可以从任何冰冷或恐怖的地方,迅速踏入安格里亚金碧辉煌的皇宫,那儿有许多珠光宝气的贵妇,他们可以沉浸在一场爱情与战争的热烈故事中。但是这种火热的乐趣并不适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勃朗特家的日常生活正好与这些故事相反,是平淡而枯燥的。在真实世界中,他们的愿望经常无法实现。
艾米莉和安妮的刚达尔没有金碧辉煌的皇宫,没有钻石、珠宝,但一样有着火热的情感。不过,艾米莉并不认为刚达尔和现实世界有何不同。艾米莉和安妮在刚达尔世界中所制定的道德标准,与豪渥斯的道德标准相同;在刚达尔没有特权;在刚达尔,恶人有恶报。
友人拜访
1832年9月,夏洛蒂第一次拜访爱伦家的“莱丁居”。勃兰威尔陪着她乘两轮马车前往。勃兰威尔对那栋房子与花园赞叹不已,认为那是“真正的乐园”。爱伦发现,夏洛蒂对她这位才华横溢的弟弟十分引以为傲。
第二年7月,爱伦第一次前往豪渥斯拜访,她受到了勃朗特一家人热烈的欢迎,连一向拘谨内向的艾米莉也对她很有好感。从这之后,夏洛蒂与爱伦之间这种互相拜访的情形,就经常进行。后来爱伦搬到其他地方时,这种情形仍在继续。
爱伦后来描述她在1833年所见到的豪渥斯牧师公馆的情形,并提到公馆内的人与物,这使得我们能够生动地想象出当时的情况:
一尘不染的窗帘,没有地毯;沙岩石的大厅地板及台阶;墙壁未贴壁纸,但漆上了“一种漂亮的浅灰色”;勃朗特先生的书房里摆着毛皮座椅、胡桃木书桌和书架;楼梯一半处挂了一个时钟,勃朗特先生每晚主持过家庭祈祷并把大门锁上之后,在上楼睡觉的途中,总要停下来给这个时钟上一次发条;家中养了一些小动物;早餐吃燕麦片粥;每天早晨,勃朗特先生总要拿着手枪对着窗外开一枪;有很多时间可以在旷野中愉快地漫游。
在爱伦看来,勃朗特先生庄严而且彬彬有礼。姨妈个子娇小,是个有点古板的妇人,她总是戴着高高的帽子,拿着一个金鼻烟盒,她的假门牙并没有逃过爱伦那双精明的眼睛。
爱伦也对勃朗特家的那些女孩子们作了详细的描写。她说,勃朗特家的孩子们个子都很小,像他们的母亲一样。后来,替他们制作棺材的豪渥斯木匠证实说,夏洛蒂的身高大概只有145厘米,艾米莉个子最高,160厘米。
艾米莉这时候已具有“温柔优雅的外表”。跟夏洛蒂一样,她的气色也不太好。她的头发是棕色的,比夏洛蒂的发色更深,而且也结成跟她姐姐相同的发卷。她的眼睛很漂亮,爱伦描述说那是一双“和善、明亮、水汪汪的眼睛”,有时候呈现出深蓝色,有时候则是深灰色。
安妮是个“可爱、温柔”的姑娘,爱伦有时候直接称呼她为“可爱温柔的安妮”。她的外表与她的姐姐们大不相同。她有一双可爱的紫罗兰色的眼睛,细长而清秀的眉毛,肤色清晰得几近透明;头发呈淡棕色,漂亮的卷发优雅地垂在颈背上。
对于勃兰威尔,爱伦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作任何描述。夏洛蒂在安格里亚王国的故事中描述班杰明·威金斯有着一头“胡萝卜色”的红发,虽然这个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影射了勃兰威尔,但这很可能是夏洛蒂和她弟弟开的一个玩笑,因为勃兰威尔的头发是暗红色的。
1932年,曾有一位勃朗特姐弟的研究者见过勃朗特家族的一位旁系后裔,他也同样拥有勃兰威尔那种暗红色的头发,以及大大的鹰钩鼻。在勃朗特先生的朋友后来为他所雕刻的奖牌上面,可以看到他也有这种鼻子。这位后裔与勃兰威尔和勃朗特先生的相似之处十分明显。
当爱伦为牧师公馆作这些描写的时候,勃兰威尔正处在情绪十分低落的时期,因此爱伦并没有对他作更为详细的叙述。不过,爱伦曾提到他此时正在跟他的父亲学习,并且一直在做油画方面的练习,准备将来以绘画为业。这也是全家人对他的希望。
虽然夏洛蒂在成名之前没有见过任何一位作家,艾米莉和安妮终其一生都未曾见过作家,但她们阅读过知名作家的大量作品,已经从那些作品中认识了他们。
爱伦曾写信要求夏洛蒂给她推荐一些书籍,夏洛蒂在回信中列举了十位杰出的诗人的作品、六本一流的传记、四位一流的写实作家的作品。
“不要看莎士比亚的喜剧,拜伦的《唐璜》也不要看……小说方面,只要看司各特一人就够了,在他之后的所有小说都没有任何价值。”夏洛蒂说。
我们可以看出来,即使是在豪渥斯过着平静的乡居生活,勃朗特姐妹对于书本和知识的爱好仍是相当深厚的。
挑战与苦闷
1835年,夏洛蒂19岁,勃兰威尔18岁,勃朗特家的这些年轻人开始努力尝试出外赚钱养家。
夏洛蒂对爱伦解释说:“艾米莉要到罗海德学校去,勃兰威尔要到伦敦去学习艺术,我要去当家庭教师。”在此后的七年中,他们三人在极不愉快的情况下,为生活作了诚实而努力的奋斗,结果却全都失败了。
勃朗特先生微薄的收入,根本无法支持勃兰威尔在伦敦皇家艺术学校和艾米莉在罗海德学校的学业,因此必须靠夏洛蒂的收入来贴补一部分费用。伍勒小姐替夏洛蒂安排在罗海德学校当一名教师,用她的一部分薪水来支付艾米莉的住宿费和学费。
夏洛蒂比较喜欢这种安排,她并不愿意到富人家里去做一名私人家庭教师。于是1835年7月,夏洛蒂和艾米莉一起前往罗海德。不幸的是,艾米莉无法适应寄宿学校那种缺乏自由的生活,她不快乐,日渐消瘦,脸色也失去了往日的神采,最后终于在10月间离开了罗海德。
1836年1月,安妮接替艾米莉的位子进入罗海德学校就读。对夏洛蒂来说,安妮一向是小妹妹,现在更是一个学生。虽然她们三姐妹之间有深厚的感情,但夏洛蒂与艾米莉的感情却不像她与安妮那般亲密。
夏洛蒂在罗海德的最初几年里,确实过得极不愉快。她并不喜欢孩子,也不是很有耐心。在罗海德这种偏僻的乡下教书,没有任何前途可言。她的薪水在照顾了安妮和自己的生活之后,没有多少钱可以存下来。这一切对于有着高傲而热烈的性格的夏洛蒂来说,几乎是无法忍受的。这一点,从她写给爱伦的回信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爱伦在写信给夏洛蒂时,鼓励她寻求宗教慰藉。夏洛蒂也希望通过宗教信仰来解决目前生活中的精神困境,但是,很明显,那并不成功。她在给爱伦的信中痛苦地呼喊:
我并不像你,如果你能了解我的思想,了解那些消耗我精神的噩梦,以及不时啃噬我心的狂热幻想,你就会同情我,或者也有可能看轻我。
这种语气,这种说法,在个性安详宁静的爱伦看来,一定觉得困惑而夸张。但现在看来,以夏洛蒂那样高傲热烈的性格,她会这样说,真是不足为奇。
在写这封信的前几天,夏洛蒂刚刚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小说,叙述了查莫纳公爵与米娜·劳里的故事。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就能够了解,她是如何痛苦地徘徊在真诚的道德信仰与撰写爱情故事的强烈欲望之间。
在这篇故事中,夏洛蒂所描述的人物真是精彩万分。她笔下的两位女主角有着极为强烈的对比:脸色苍白,身穿朴素服装的查莫纳公爵夫人,以及身穿黑色绸缎、戴着宝石耳环的米娜,这两个女人都因受到她们所爱的人的折磨而同样的不愉快。
任何人,只要他们曾经在正常信仰所禁止的范围内做过幻想,并因为信仰的束缚而企图打破这种习惯,不再幻想,都可以了解夏洛蒂在从事这种努力时所感受到的痛苦,以及她在放弃之后的欣慰。
夏洛蒂在这种痛苦的心情中,写信给一位诗人,并把自己的一些诗作和散文寄给了他。这封信并没有被保存下来,但是据说诗人的回信措辞很不客气,他警告夏洛蒂注意幻想的危险,并且对她说,文学不是女人的事业,她并没有写诗的天赋。
这封信让夏洛蒂很伤心,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写作。她很有礼貌地回信感谢诗人给她的善意而睿智的指导。
这之后,夏洛蒂虽然还会撰写一些关于安格里亚王国的短小的作品,不过,数量明显减少了很多。到1839年,夏洛蒂下定决心,不再撰写她的“地下世界”,改为写一些悲剧性的、美丽的小说。她不得不对安格里亚王国那些熟悉的风景、人物,永远地道别了。
1837年,由于伍勒小姐的父亲去世,加上其他内部的安排,伍勒小姐把罗海德学校搬到杜斯伯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不再照料学校事务,而是全权交给她的妹妹爱丽莎处理,夏洛蒂的责任也随之加重了。
夏洛蒂不喜欢新的校址,而安妮的健康状况也因为当地的气候关系逐渐变坏。夏洛蒂仍然深刻地记得她的两个姐姐生病及去世时的情形,因此她十分担心安妮。她几次跟爱丽莎说希望对安妮有特殊的照顾,但是爱丽莎似乎并不认为这有多严重。夏洛蒂因为爱丽莎冷淡无情的表现而与她发生了争执。后来伍勒小姐出面调解,当众宣称她支持并且尊重夏洛蒂的意愿,这场纷争才算得以化解。但安妮仍然在1837年12月离开了学校,她一共在伍勒小姐这里受了两年的教育。
教师生涯
与此同时,艾米莉在一家有40个学生的女子寄宿学校里担任教师,这家学校的校长是帕琪特小姐。学校设在哈里法斯四周群山中的一处小山上。艾米莉在学校的工作十分繁重。夏洛蒂写道:
从清早六点一直辛苦工作到晚上将近十一点,中间只有半小时的运动时间。这是奴隶的工作。我担心她受不了。
这样的生活艾米莉到底忍受了多久,六个月或者更长时间?我们并不十分清楚。以艾米莉的性格,很难想象她能忍受比这更久的时间。不过,艾米莉在诗中说:“再忍耐一会儿,再忍耐一会儿,吵闹的人群就消失了。”这首诗作于1838年12月,显然与学校生活有关,所以,她可能忍受了很久。
在这段时间里,艾米莉没有停止文学创作,她写了很多诗,内容多是关于刚达尔王国的,有时候也写一些有关约克郡的作品。她对学校四周的群山很感兴趣,在两座小山上,她发现了两处古老的大房子,这对她日后写作《呼啸山庄》极有帮助。
1838年5月,夏洛蒂离开了杜斯伯里。她的健康情况和精神状态都不太好,医生建议她马上回到家里调养身心。夏洛蒂这样做了,她的心情逐渐恢复了平静。
这段时间里,有一件让夏洛蒂很高兴的事,那就是玛莉·泰勒与马莎·泰勒姐妹的来访。她们在豪渥斯住了一段时间,每天玛莉都弹奏钢琴,马莎则谈天说笑,勃兰威尔对姐妹俩的活泼好动很有好感。
我们推测,玛莉可能很喜欢勃兰威尔,她总是企图引起勃兰威尔的注意。但勃兰威尔在明白了她的想法之后,反而有些看轻她。这种推测基于夏洛蒂后来给爱伦的一封信,信中曾经约略提起此事,但并未指名道姓,当时她还对爱伦说,在相同的情况下,不要太过强烈表明自己的感情。
1839年3月,夏洛蒂遭遇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次求婚,对象是爱伦的哥哥,亨利·努塞牧师。
对夏洛蒂来说,这是很大的诱惑,她也曾向爱伦如此坦白的表示。但后来她发现,她无法对亨利产生一个女人对丈夫该有的那种情感,因此,她拒绝了他的求婚。
不过,她拒绝的方式十分委婉,以免两人之间留下不愉快的记忆。从后来公开的亨利·努塞的日记中,我们可以想见,夏洛蒂的这个决定可能是很明智的。亨利·努塞的日记中说,他当时觉得自己应该有个太太了,于是就向包括夏洛蒂在内的三位年轻小姐求婚,却遭到另外两位小姐的父亲的拒绝。
这一年,安妮已经19岁了,她从伍勒小姐的学校毕业,决定出外赚钱养家。4月间,她到莫菲德布莱克地区的法姆夫人家做家庭教师,并在那儿一直待了九个月。
在家庭教师这个职业上,安妮确实是勃朗特姐妹中做得最成功的一位。她的个性比夏洛蒂和艾米莉更为温和,也更为平凡,并且她是真心喜欢小孩子。不过,安妮的教学方法却值得商榷,如果我们以安妮书中的人物艾格尼斯·格雷的教学方法来衡量,那么,她的教学方法并没有注意孩子们的心理方面,这对孩子们来说是很悲哀的。
5月间,夏洛蒂在斯东盖普地区的希德韦克夫人家中担任家庭教师。尽管当地的风景很美,环境清幽,但她却极不愉快。希德韦克夫人的“访客极多,令人生厌”;她所教的小孩子则“淘气、捣蛋,前所未见”。
夏洛蒂收起那些不愉快,尽力工作,但希德韦克夫人却常常严厉地斥责她。夏洛蒂很伤心,7月间,她离开了希德韦克家。
勃朗特家的女孩子们当时已经充分了解到,自由受到限制对她们来说是多大的打击。如果她们是白天在学校里教书,不管学生们如何难管,只要想到可以享受自由的晚上,那么她们一定可以忍受白天的辛苦工作。但是作为一个家庭教师,时时都要表现出该有的状态,永远不得空闲,永远不能拥有自由的空间,这是她们的个性无法忍受的。那种永远存在的监禁感,使她们紧张得濒临崩溃。
从斯东盖普回到豪渥斯一个月后,夏洛蒂碰到了她人生中的第二次求婚。那是一位爱尔兰副牧师,他的名字叫做詹姆斯·布里斯。当时,他陪着他的正牧师来和勃朗特先生商讨教会的事情,他在豪渥斯牧师公馆住了一天,说了很多爱尔兰笑话给夏洛蒂听,令夏洛蒂大笑不已。几天后,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向她求婚。夏洛蒂虽然觉得詹姆斯这个人很有趣,但与亨利一样,她无法对他产生爱情,所以她拒绝了。
9月间,夏洛蒂和爱伦前往约克郡东海岸度假。家人们嘱咐她们一定要住在距海边有些距离的地方,但她们却没有在意这种嘱咐。她们在海边旅舍住了一个星期,因为当时两个人身上的钱只能支持这么长时间。这次旅行使夏洛蒂发现自己对大海的深刻的喜爱,那种感觉她永世难忘。
短暂的团聚
这一年冬季,勃朗特姐妹全都回到家中团聚,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快乐时光。这次团聚的直接促成者是威廉·韦特曼牧师,他在1839年来到豪渥斯,担任勃朗特先生的副牧师。
韦特曼牧师的父亲是一位酿酒商,韦特曼牧师学识良好,是个活泼英俊、讨人喜欢的年轻小伙子。勃朗特先生曾说他是“天生的乐天派”。同时,他也是相当不错的传教士,可能比勃朗特先生对教区的工作还热心一点。
勃朗特家的女孩子们都很喜欢韦特曼,夏洛蒂替他画了很多张肖像。他则送她们一些情人节的礼物,夏洛蒂还回赠了一首很长的诗。
有一次,韦特曼牧师前往另一个教区演说,一位已婚的牧师同事招待他喝茶,他邀请牧师到豪渥斯做客。当晚两个人就沿着山谷走了四里路,到达豪渥斯牧师公馆。这件事使姨妈十分生气,因为她当天晚上替家人准备的咖啡不够分配给他们。这几乎是勃朗特家的女孩子们所经历的唯一一次普通年轻人正常的社交生活。
韦特曼对眼前的每个女孩子都会献殷勤,但他都没有非分之想。不过像他这样已到适婚年龄的男子,乡里间不免有很多闲言闲语,甚至连一向严肃的爱伦也想要知道他对自己的看法。
安妮,可爱而温柔的安妮,对韦特曼牧师一往情深。艾米莉看出了安妮的着迷,她严密地保护着她的姐姐和妹妹,避免她们受到感情上的伤害。
但是夏洛蒂似乎并没有发现安妮的感情。她对爱伦描述说,在教堂里,韦特曼如何坐在安妮对面,轻声叹气,并用眼角望着安妮,希望引起安妮的注意,但“安妮却默不做声,一脸严肃,他们两人的情景十分有趣”。夏洛蒂继续说道,这个副牧师最好能有个太太来管管他,让他安顿下来,“我相信,你可以使他安定下来——除你之外,没有其他人办得到。”
安妮欲盖弥彰的表现并没有引起她的姐姐的注意。但是,我们可以从安妮自己的诗句中看出她真正的感觉。她有一首宁静的小诗《追怀》,充满了感伤的气息。
是的,你已走了!
永远不再有你那闪亮的微笑来慰藉我心……最愉快的心情已远去。
最安详的笑容也不复可见。
1840年8月,安妮前往索普镇的一位乡下地主罗赛森先生家中,担任家庭教师。她虽然对韦特曼很有好感,但是她还没有意愿成为一个妻子。
失意的艺术少年
勃兰威尔和韦特曼牧师是好朋友,就像对勃朗特姐妹一样,这位副牧师的友谊对勃兰威尔而言,也是一段短暂的黄金式的愉快生活。如果说除了1840年冬天那短暂的欢聚之外,勃朗特姐妹在1835年到1841年之间的生活并不愉快,那么,勃兰威尔在这段时间的生活应该算是悲惨了。
对于勃兰威尔来说,这是一段极为艰苦的时期,一切事情都极不顺利。他本来是勃朗特家的明星和未来的希望,但现在寄予在他身上的那些期望都落空了,他开始怀疑自己,以忧惧的心情来考虑自己的前途。
勃朗特先生极为了解孩子们对艺术的爱好,以及他们一笔一画描绘美术作品的苦心,因此曾经有一阵子他请了一位艺术大师为他们上课。
1835年,勃兰威尔已经下定决心,将以绘画——而不是文学——作为他一生的事业,勃朗特先生于是为他聘请画家威廉·罗宾森先生为老师。
第二年年初,勃兰威尔前往伦敦,打算进入皇家艺术学校就读。罗宾森先生为他写了一封介绍函。但是大概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之后,勃兰威尔又回到了家中,而且身无分文。
勃兰威尔不曾进入皇家艺术学校。据他自己说,他还没到伦敦就在一家旅馆里遭人抢劫。但事实上,他到达了伦敦,住在一家由著名拳击师经营的旅馆里,在那儿享受了几天放荡奢靡的生活。
一个充满才华的孩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个惊人的变化究竟是什么原因,它又是如何发生的?这些最初还是个谜,但它的答案我们可以在一篇安格里亚王国的故事中揣摩一二。故事的名字叫做《查理·温特温斯的维多波里斯之行》。
这是勃兰威尔在1836年5月写的,也就是在他从伦敦回来之后不久。
温特温斯来到他渴望一见的首都,见到那儿的繁华景象,他大感兴奋,他忘记了一切,“他的情绪兴奋无比,简直不知所措”。他仰卧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地幻想着,一直到天黑。第二天,他犹疑地走进那些高大的建筑物,“他本能地担心,一旦接近事实,他的美梦就要破碎”。
这段关于温特温斯在首都的叙述,似乎可以视为勃兰威尔的自述,温特温斯的那些反应无疑就是勃兰威尔初到伦敦时的反应。
勃兰威尔一定沉迷于都市的繁华无法自拔。另外,他可能看到了画廊中的伟大作品,忽然发现自己的才能永远无法达到那样高的境界。这位曾经相当自负的少年受到了打击,伦敦不是豪渥斯,他觉得自己的才华实在微不足道。
很自然的,在经过这次打击之后,勃兰威尔对于绘画的兴趣便没那么浓厚了,他又恢复了他的另一项爱好——文学。在往后的四年中,他写了无数的关于安格里亚王国的历史散文、诗歌,并在1840年翻译了很多抒情诗。
对于一个只有23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是相当不错的成就。
勃兰威尔的诗作风格有很大反差,他有时候也会写一些甜美的小诗,或优雅地运用一些不寻常的韵律,后世的研究者常常难以置信这和以前那些疯狂的小诗竟是出自同一个人笔下。
这期间,勃兰威尔曾写信给一本杂志的编辑和诗人华兹华斯。但是,这两人都没有回信给他。这是勃兰威尔的错,只要我们读过他的信,就不会责怪那两人不回信了,因为他信中的语气和措辞十分自负、狂妄,几近疯狂。
在1836年到1838年这段时间里,勃兰威尔留在家乡,并开始参加豪渥斯的一些当地活动。他在教堂演奏风琴,在教会学校里当老师,被选为当地禁酒协会的会员及书记。他和教堂的司事约翰·布朗成了朋友,这实在是很令人惊讶的一件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约翰·布朗个性直爽,勤勉读书,讲话大胆,作风粗鲁,这很适合他那个圈子里的人,但像勃兰威尔这样的牧师子弟应该很难欣赏他的作风。
我们知道,勃兰威尔的声音甜美清脆,他的英语极其标准,大家都喜欢和他谈话。
由于在文学方面一无所获,勃兰威尔再度转向美术方面寻求发展。1838年5月,在朋友的协助下,勃兰威尔在布拉德福地区租了房子并成立画室。他在这间画室里,替他的房东及房东的妻子,以及许多布拉德福的名流绅士们画像。
关于勃兰威尔的画,一向褒贬不一。有人说,他画的全身像人体比例不正确,而且他关于色调配合的知识也相当贫乏,但是,在他的某些画中——尤其是房东夫人的画像——我们却可以看出他画得的确有几分神似。
勃兰威尔在布拉德福的生活算是比较愉快的。镇上有许多年轻人,也像他一样,对文学和绘画有着梦想和渴望。他跟他们相处在一起,共同为理想而努力,日子过得很开心。尤其是来自哈里法斯的雕刻家乔瑟夫·雷南更是跟勃兰威尔很合得来。
雷南曾在伦敦获得某些成就,这正是勃兰威尔所缺乏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布拉德福只是一个小地方,它无法承载这么多的年轻艺术家的理想,于是勃兰威尔在1839年再度回到家中。1840年,可能是受到韦特曼牧师的鼓励,勃兰威尔前往罗勃·波里斯韦先生家中做家庭教师。波里斯韦是布洛顿地区的法官,而且是个猎狐好手。
在前往布洛顿的途中,勃兰威尔遭遇了两件不愉快的事。他所乘坐的马车经过柯文桥的寄宿学校,勾起了他对两位已经去世的姐姐的怀念。接着,他在肯达尔的旅馆遇见一群男人,和他们喝得酩酊大醉,醉倒在桌底下。他后来写了一封内容很兴奋也很荒唐的信给约翰·布朗,描述了这次疯狂的聚会。
在布洛顿时,勃兰威尔也写了一封信给哈特雷·克里奇,他是一个诗人的儿子。这封信措辞礼貌而合乎理性,哈特雷立即回了一封信,邀请勃兰威尔前往阿布里塞做客。
哈特雷和勃兰威尔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的个子都很矮小,都喜爱文学与幻想,而且两人同样遭遇了很多失败。
哈特雷建议勃兰威尔以文学作为终生事业,勃兰威尔一直没有忘记他的忠告。
后来,勃兰威尔偶尔碰到一位“诗人朋友”,和他出外游荡了很久,最后不得不被人抬回布洛顿,因为他醉得不省人事。
不久,波里斯韦对勃兰威尔的教育成果进行考核时,询问了他的两个学生——两个年幼小男孩——上课的情况之后,发现勃兰威尔习惯在上课时画图,并配合图画向他们说些故事。这样的教学方法显然不符合波里斯韦的要求,因此勃兰威尔被解雇了。他很委屈,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他的姐妹们因为本身也有当家庭教师的痛苦经验,所以相信他是无辜的。
几个月后,大概是1840年9月,勃兰威尔在火车站找到一份工作,这个火车站位于山谷中,是新完成的里兹—曼彻斯特铁路的一个小火车站。第二年3月,勃兰威尔被调往另一个火车站。
爱伦在对勃兰威尔的调职表示道贺时,夏洛蒂回答说,“看来”他好像是升迁了。她的回答使人们对于勃兰威尔是否真的获得了晋升表示怀疑。
勃兰威尔工作的地方距雷南所住的哈里法斯不远。勃兰威尔工作不忙时,会和雷南一起在漂亮的山谷中漫步。跟他们同行的还有雷南的弟弟弗兰西斯,他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他曾帮助勃兰威尔发表了一些诗作,后来还为勃兰威尔写了传记。另外还有一位铁路工程师弗兰西斯·葛兰蒂也常常与他们同行。这三个人都是勃兰威尔真诚而恒久的朋友。
一年后,即1842年3月,勃兰威尔被铁路公司开除,原因是他经管的账目少了11英镑。并没有人指责他侵占公款,但他们批评他工作不认真,经常满不在乎。他并不按时到火车站上班,铁路公司职员查阅他的账簿时,发现他在簿子里胡乱涂鸦,写了一些故事、诗,还画了一些图画,更证实了其他人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
布鲁塞尔的新计划
1841年3月,夏洛蒂恢复了健康,并勇敢地再度从事家庭教师工作。这一次,她的雇主是罗登镇的怀特家族。虽然工作依然琐碎而繁忙,但她还算愉快。
她很欣赏怀特先生,对怀特太太也很有好感,而且,这一次的学生也不像是以前那些“小魔鬼”。最让夏洛蒂满意的是,怀特夫妇经常不在家,这使她大感轻松,而且夏洛蒂也很快喜欢上了其中一个胖胖的小孩子。
7月中旬,夏洛蒂有三个星期的假期,她和艾米莉开始着手策划成立她们自己的学校。安妮这时候正在索普镇的一户人家做家庭教师。她们将学校的地点选在了约克郡东海岸附近,姨妈提供了100英镑帮助姐妹俩实现这个计划。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计划经过了多次讨论。伍勒小姐提议把自己的学校让给夏洛蒂,并可以借给她一些必要的家具。夏洛蒂写了一份同意书,但此事却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没有下文。
9月间,夏洛蒂突然给姨妈写了一封信,信中的措辞极为严肃且具有说服力。她在信里告诉姨妈另一个计划,那就是她和艾米莉准备到国外去。这是怀特夫妇和一些朋友的建议,他们认为夏洛蒂和艾米莉应该彻底熟练她们的法语,改进德语,甚至也可学点意大利文,这样可以增加她们教导学生的资格,而且以后安妮也可以出去进修。
马莎·泰勒当时正在布鲁塞尔的一所学校就读,那时泰勒先生已经过世。玛莉·泰勒和她的哥哥前往比利时和荷兰旅行,她写信给夏洛蒂,提到欧洲美丽、壮观的风光。夏洛蒂在写给艾米莉的信中说:
当我读到她的信时,我真是兴奋极了……这真是增长见闻的绝佳机会……我太高兴了……我心中燃起一团火而且无法将它熄灭……我是如此渴望使自己变得比目前更为优秀。
于是,夏洛蒂和艾米莉决定前往布鲁塞尔。但是对于勃朗特家来说,马莎所在学校的费用实在是太高了,好在布鲁塞尔的英国教士可以替她们找到一家同样具有权威性但费用较低的学校。
姨妈很意外地同意了布鲁塞尔计划。伍勒小姐的提议暂时搁置不提。经过多次信件往来沟通,夏洛蒂和艾米莉终于决定住进由希加夫人主持,位于布鲁塞尔的希加女子学校就读。
1842年2月,勃朗特先生送夏洛蒂和艾米莉前往伦敦。到达伦敦三天后,他们和玛莉·泰勒兄妹会合,并且一起在伦敦游历。一个星期六的早晨,他们搭乘汽船前往布鲁塞尔,星期一晚上到达。勃朗特姐妹在星期二早晨前往希加寄宿学校。
夏洛蒂就此展开了她生命中崭新的一页。
希加学校
学校的校长是希加夫人,她没有结婚之前的名字是卓叶·佩伦特,她的丈夫叫做康士坦丁·希加,也从事教育业。夏洛蒂一向认为他们不是平凡的学校教师。
康士坦丁·希加的父亲本是一位富裕的珠宝商人,借了一大笔钱给一位朋友,结果却有借无还,他不得不宣告破产。康士坦丁想要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也因此而告吹。康士坦丁在巴黎停留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比利时参加了1830年的革命,接着结婚。很不幸的是,他的妻子和女儿在一次瘟疫中丧生。后来他在雅典尼皇家学校教书,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
卓叶·佩伦特小姐的父亲是位法国政治家,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而逃亡。佩伦特小姐的姑姑是一家修道院的修女,也是希加女子学校的创始人。她退休后,这所学校由她的外甥女接办。
卓叶和康士坦丁有共同的朋友,他们对教育的价值有着相同的看法,这使得他们互相吸引。
到1842年,他们已经结婚六年,并且有了三个孩子。希加夫人的学校已获得相当大的成就,并逐渐扩大规模,而希加先生自己则是雅典尼皇家学校中一位极其著名的文学教授,同时雅典尼皇家学校也搬到了希加学校的隔壁。
希加先生在皇家学校没有课时,也到女子学校去教书。他一向强调,教学一定要适合学生的兴趣,这是教学活动开展的必要条件。这种观点在今天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希加先生有着这样的教学态度,可以想见他的教学方法一定也是第一流的。
因为某种原因,今天所能见到的希加先生的画像,都是他年老时画的,最年轻的那一幅也是六十多岁时画的了。但在1842年,夏洛蒂认识他时,他只有33岁,他的妻子则是37岁。从1874年的一幅全家福上来看,希加太太坐在中间,孩子们围坐在她四周,希加先生站在旁边,那时他们共有六个孩子。
夏洛蒂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以及她以后所写的小说中,对希加夫妇都有极为生动的描述。
希加先生皮肤略黑,个性急躁、易怒,思想坚强、严肃,是位能干的教师,同时也是个“丑恶、黑皮肤的小个子”。有时候他看起来像个不大正经的花花公子,或是一头“神经错乱”的狼。不过,有时候他也会显得极为慈祥,能容忍各种麻烦。
有些人说,希加夫人为人谨慎、保守、冷静、安详、高贵、和蔼可亲,能力极强,极重实际,这些正好和热情、浪漫的夏洛蒂完全相反。
希加女子学校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夏洛蒂的青睐,希加先生和希加夫人也让夏洛蒂很有好感,但是当时欧洲大陆特有的那种监视式的管理方式还是存在于希加女子学校,夏洛蒂一开始就对这种管理方式感到讨厌。校长穿着不发声的拖鞋,有时候会突然出现,以监视老师和学生们的行为。这让夏洛蒂感到厌恶,她觉得自己受到了轻视和折辱。
但事实上,希加夫妇对夏洛蒂姐妹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尊重。夏洛蒂在写给他们的询问函中,这样描述她自己和艾米莉。她说,她们是一位牧师的女儿,渴望增加自身的学识和修养,以改善她们的教学方法。这封信使得希加夫妇对她们产生了由衷的同情和敬重。
夏洛蒂当时已经26岁,艾米莉24岁,她们被安排在特别班上,由希加先生亲自授课,并且她们被获准可以不缴纳特别学费。这种安排引起了其他学生的嫉妒。
这期间,夏洛蒂和艾米莉曾用法文写过一些论文,其中有几篇收录在一本集子中,并附有希加先生的评论。这些评论中肯而准确,光芒四射,表现出希加先生对法国文学的杰出理解和感受。比较有趣的是,艾米莉和希加先生并不是很合得来,但希加先生却认为艾米莉的思想胜过夏洛蒂。他说,艾米莉的思想让人察觉不到她是一个女人,她如果是男人,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领航员。
夏洛蒂在希加女子学校过得十分愉快。首先,从任何标准来看,布鲁塞尔都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对一个从小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建筑物中长大的女孩子而言,这个城市给了她一种新的感受。城市里的各种宏伟建筑,对她而言都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
其次,希加女子学校办得相当好。最初,学校里只有12个寄宿生和40个走读生,但是到了后来,那儿有“将近90个”寄宿生。热闹但秩序井然的大班级、七位客座教授、奇异的校规、期末考试、有趣的语言、充满整个地方的自信气氛,这些都让夏洛蒂觉得新奇而欢喜。此外,最重要的是,她接触到了希加先生优秀的思想。所有这一切,似乎为她的生活带来了阳光。
另外,夏洛蒂在这里产生了一丝愉快的优越感,她轻视法国学生,轻视那些规规矩矩的比利时学生,轻视罗马天主教,轻视女校长的监视。
那么艾米莉对希加女子学校是什么感觉呢?我们很难找到文字资料来证明,她总是把自己的感觉埋藏在心里。她努力地学习,提高了自己的音乐水平,但当她被邀请到英国人家中做客时,她还是默默地坐在角落里。正因为这样,艾米莉在学校里并不为人所熟知,她也没有很多朋友,她只和一两个很年轻的学生合得来。
回国
勃朗特姐妹的原计划是在这一年9月回国,但是,希加夫妇建议她们在学校再待上半年,艾米莉可以教授音乐,夏洛蒂教授英文。她们可以一面教学,一面接受免费的寄宿和学习,但没有薪水可拿。夏洛蒂有意接受这个建议。
这时候,远在豪渥斯的老家传来了一连串的噩耗:韦特曼于9月初死于霍乱;一个月后,马莎·泰勒——乐观,像个男孩子的马莎——也因霍乱去世。
勃朗特姐妹还没有从这些惊吓中清醒过来,姨妈又病倒了,并在10月底去世。
在布鲁塞尔的夏洛蒂姐妹一直到11月初才得知姨妈去世的不幸消息,那时已经来不及赶回去参加姨妈的葬礼了。她们在11月的第二个星期日立即搭汽船赶回英国,因为这时候家中只有勃朗特先生和勃兰威尔,两个大男人根本无法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勃朗特姐妹还随身带了希加先生写给勃朗特先生的信,信中建议让这对姐妹回到布鲁塞尔再住一年,以完成她们的学业,到时候也许可以替她们在学校中安排一个教师的职位。随后,希加夫人又写了一封极富感情的信给夏洛蒂。毫无疑问的,希加夫妇都很诚恳地希望勃朗特姐妹回到希加女子学校。
1843年1月,夏洛蒂决定重回布鲁塞尔,到希加女子学校担任教师,这个决定让她日后无比后悔。勃朗特家的其他孩子们都有怎样的决定呢?安妮将回到索普镇,继续之前的工作;勃兰威尔也在那儿找到一份工作,担任罗宾逊先生小儿子的家庭教师;艾米莉则留在家里照顾爸爸。
希望破灭
夏洛蒂满怀希望和欣喜地回到布鲁塞尔,她将从事希加女子学校的部分教学工作。希加夫人已经将一切都安排好了。夏洛蒂的食宿全部免费,而且还可以拿到小部分薪水。但是,这时候女子学校的情形,却让她相当失望。老师和学生的身份转变让夏洛蒂很不习惯,她既要教导那些逆反心理强烈的比利时女学生,还得维持班上的秩序。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对一个外表和衣饰皆不显眼的外国学生来说,这是一件多么辛苦而让人讨厌的工作,心思敏感的夏洛蒂真是难以忍受。
希望破灭的夏洛蒂把自己比喻成一个看起来很漂亮的李子,而实际上却是面粉制成的,一捏就碎。不久后,她写信给爱伦说:“我开始感受到远离家乡的痛苦,有时候我哈哈大笑,有时候又想放声大哭。”
更让夏洛蒂觉得难以启齿的是,她在不知不觉中,竟然爱上了希加先生。
对夏洛蒂而言,希加先生就是她幻想世界中的一位人物,高贵、尊严,一个意志即是法律的男子汉。这样在夏洛蒂看来称得上“真正的男人”的人出现在现实世界中,她想要不动心似乎有点困难。
希加夫人绝顶聪明,而且深知她丈夫的吸引力,她立刻注意到夏洛蒂对她先生的爱慕,并且深感悲痛。如果她的丈夫有任何丑闻发生,她学校的前途,她自己、她丈夫和她孩子的前途都将毁于一旦。因此,毫无疑问的,她对这位外国女孩的痴情深恶痛绝。
当夏洛蒂提出辞职时,希加夫人很高兴地予以接受,但希加先生却禁止夏洛蒂离开。经过一番考虑,夏洛蒂终于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她计划在1844年新年的时候离开布鲁塞尔。
夏洛蒂对希加先生究竟怀有何种感情,曾经一度使研究者们十分困惑,但如果你看过她在以后两年内写给希加先生的信,你就不会怀疑那是爱情了。
这些信中的第一封已经遗失,但她在1844年7月的另一封信中曾经提到它:
我知道应该轮到我写信给你了……呀,先生!我曾经写了一封不太理智的信给你,因为当时我的内心极度忧伤。但我不会再这样做了……对于你的长期沉默,我尽量避免发出怨言。我宁愿一连六个月没有收到你的只字片言,也不愿再稍稍增加一点你的负担……即使是在信上,要想说声再见,也是相当困难的。
这封信虽然包含着相当热烈的情感,但还很有理智。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和希加先生曾经有过约定,约定彼此要经常通信,但几个月过去了,希加先生并没有写信来,他是个注重名誉的人,而且更爱他的妻子。夏洛蒂开始不悦了,她的焦虑之情更深了。10月的时候,她问他,他是否曾在5月和8月接到过她的来信。
六个月以来,我一直等待着先生的回信——六个月的等待是很漫长的,你知道吗?不过,我并不抱怨,如果你现在能写封信给我,那我就太高兴了……
到了第二年1月,夏洛蒂依然没有收到希加先生的回信,她提到自己“已经忍受了八个月的痛苦”。
日日夜夜,我一直无法安下心来……如果我的先生完全断绝了他对我的情感,那我就完全没有希望了。
到1845年11月,夏洛蒂已经等了18个月,她发出绝望的呼喊:
禁止我写信给你,拒绝回信给我,这将破坏我在这世界上的唯一乐趣……我每日每夜等待一封信,每日每夜却只盼来失望……我吃不下,睡不着。我日渐憔悴了。
这些信如此直接而热情,以至于在之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们都未被公开。为了维护夏洛蒂的名声,希加先生只有一些老年时期的画像流传于世。
这些信件全部被撕碎,后来又被修补起来。我们可以推测前面的动作一定是希加先生所为,那么后面将信黏好的人是谁呢?会是希加夫人吗?她保存这些信件的动机又是什么呢?她难道认为它们将来可能会有某种用处?
无论如何,在当时,希加夫妇处理这些信件的方式还是比较绅士而且妥当的。它们后来被希加夫妇的儿子保罗·希加博士保存。在1913年,保罗将它们赠送给大英博物馆保存。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后一封信的边缘,有一位鞋匠的姓名和地址,是希加先生的笔迹,显得有点漫不经心。
不得不说,希加先生是一位严肃而又聪明的人,他没有给夏洛蒂回过一封信,后来夏洛蒂也没有再写信给他。
经过这件事之后,夏洛蒂的整个人生观发生了变化。在豪渥斯家中的几年里,这些痛苦一直疯狂地啃噬着夏洛蒂的心,使她对人生的看法变得悲观。
豪渥斯似乎是一个孤独而宁静的地方,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夏洛蒂觉得自己不能一直痛苦下去,她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才行。她想起了之前被搁置的创办学校的计划。当她重新树立起生活的希望时,她发现勃朗特先生已经因为白内障而视力减退,这时候他身边必须要有人照顾。
曾有研究者认为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迫使夏洛蒂留下来,这种想法对勃朗特先生和夏洛蒂之间的父女之情明显有些不公平。医生对勃朗特先生的诊断说,他因为酗酒而使得白内障病发并有逐渐恶化的趋势。勃朗特先生为什么会酗酒呢?是否因为姨妈去世,夏洛蒂、勃兰威尔和安妮又远在他乡,只留下个性冷淡的艾米莉在家中,他因为无聊又缺少人关心才开始喝起威士忌来。事实真相如何,恐怕我们永远不得而知。不过,他患了白内障,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夏洛蒂觉得自己无法在这个时候离开他。
在家里待了几个月,并且前往爱伦家作一次愉快的拜访之后,夏洛蒂忽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她觉得自己可以在牧师公馆里开设一家学校,招收数目有限的女学生,如果这个计划成功的话,将来还可以为牧师公馆增建部分建筑。姨妈的遗嘱中给每个女孩子留下了一小笔资金,夏洛蒂想要拿这笔钱来完成这个计划。
招生公告很快印好了,爱伦拿着公告四处分发,夏洛蒂则写信给以前的雇主和可能送女儿来就读的父母们。可惜,到最后一个学生也没有出现。可能是豪渥斯荒凉的景象让人望而却步,也可能是勃兰威尔越来越放荡奢靡的名声传到了那些家长的耳朵里,最后这个计划终于宣告破灭。
堕落的勃兰威尔
这个时候,玛莉·泰勒和她最小的弟弟正前往新西兰进修,夏洛蒂很羡慕她的积极进取心。
爱伦的哥哥亨利·努塞被任命为德比夏郡一个村庄的牧师,他娶了一个很有钱的新娘。在他外出度蜜月期间,爱伦留在他的牧师公馆里打点日常事务,准备迎接这对愉快的新婚夫妇。
爱伦邀请夏洛蒂前往亨利的牧师公馆与她做伴,夏洛蒂有点犹疑不决。但后来,安妮回到豪渥斯度短假,并决定不再回索普镇了。这样,夏洛蒂终于获得自由。她前往德比夏郡,在那儿和爱伦住了两个星期。
那是一个不太大的村庄,但这次访问却在夏洛蒂的生命中造成了极为有趣的结果。《简·爱》一书中农庄的原型就是这里,夏洛蒂对农庄的描写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真实的对应。另外,山边的教堂旁有一处墓地,是属于当地地主“Eyre”姓家族的,《简·爱》一书中女主角的姓氏,很可能就是由此而来。
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夏洛蒂从德比夏郡回到豪渥斯。她意外地发现勃兰威尔在家,而且“病倒了”。
关于勃兰威尔的这次生病,研究者们多数认为所谓“病倒了”,可能就是“喝醉了”的委婉说法。因为,在之后夏洛蒂写给爱伦的信中,她说:“他经常如此,这是他自己的错。”由此可见,勃兰威尔的这种情形已是司空见惯,并不会引起勃朗特姐妹太大的惊奇。那么,勃兰威尔是为什么喝醉的呢?当夏洛蒂听到这个原因时,她忍不住有些惊讶。
罗宾逊夫妇前往海边度假,勃兰威尔于是回到豪渥斯,但他收到罗宾逊先生的一封信,信中的词句非常严厉,他辞退了勃兰威尔。理由是勃兰威尔在索普镇的行为太不像话,他要求勃兰威尔立刻离开,并且禁止他和罗宾逊家的任何人来往或联络。
这件事很令人费解,也引起了无穷的猜测。勃兰威尔宣称,这是因为他与罗宾逊夫人相爱。他说,罗宾逊先生是个暴虐的丈夫,他限制罗宾逊夫人的自由,并且很讨厌勃兰威尔,他的遗嘱中有一条说,如果他的夫人改嫁给勃兰威尔,他将取消她继承任何财富的权利。
勃兰威尔的后一段话很快就被证明是百分之百的谎言:罗宾逊先生在勃兰威尔离开后的第二年去世,他的遗嘱中并没有那样的条款。罗宾逊夫人也没有要嫁给勃兰威尔的意思,她后来嫁给了一位叫爱德华·斯考特的爵士。
其实,鉴于之前勃兰威尔的种种撒谎行为,我们不难推测出整个故事都是他虚构的。当然,也有可能确有其事,只不过勃兰威尔夸大了其中的一些成分。罗宾逊夫人可能是个没什么头脑的女人,她也许喜欢听勃兰威尔吹牛,并且还鼓励他。当罗宾逊一家人在海边度假时,罗宾逊先生为他的妻子买了一件昂贵的披肩和一枚宝石胸针,很显然,他并没有因为什么事责怪他的妻子。
罗宾逊夫人事件的真实性不大,它只是勃兰威尔用来掩饰真相的谎言。难道真相比这个更严重吗?
罗宾逊先生的信是在海边的一座城市寄出的,发信的日期正好是他的小儿子到达度假地后的第二天。由此可以推断,罗宾逊的小儿子在这之前一直和勃兰威尔留在索普镇。那么,是不是勃兰威尔和罗宾逊的这个儿子之间发生了什么,才使得罗宾逊辞退了勃兰威尔呢?罗宾逊这个儿子一直未婚,在三十几岁时意外溺水身亡。
这件事的真相直到今天也没有被披露出来,无论如何,这之后的勃兰威尔算是彻底完了。他从被辞退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喝酒、欠债、吸鸦片,并时常写一些奇怪的信或者画些奇怪的图画寄给他在哈里法斯的那些朋友们。
他偶尔也会拜托葛兰蒂帮他找份工作,但那只是一时兴起。就算葛兰蒂帮他找到了工作,他也不会认认真真地去做。白天的时候,他总是醉醺醺地在牧师公馆附近蹒跚闲逛,晚上回到家里则开始胡言乱语。他给牧师公馆制造了无数的纠纷和麻烦,常常闹得鸡犬不宁。
安妮回到豪渥斯之后,看到变成这样的哥哥,感到无比的失望和悲伤。她的这种感情在她的一首哀怨的小诗《家中安乐》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她哀叹“如此可爱的家中”,已经缺少了“安详与幸福”。
夏洛蒂也对她的弟弟极为生气,她无法再为他的才华横溢而骄傲。她还在布鲁塞尔时,就写过一封信给勃兰威尔,信中的语气极为冷淡,已经表现出了对他的失望。现在她更是告诉爱伦说,勃兰威尔已经无可救药,他的坏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勃兰威尔在家里的时候,夏洛蒂绝不邀请任何人到家中做客,她担心“他将永远无法振作起来”。
对于自己一向宠爱的弟弟,夏洛蒂竟然作出这样严厉的判断,这不能不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她自己的遭遇的影响。不管是夏洛蒂与希加先生,还是勃兰威尔和罗宾逊夫人,这两段恋情都是世俗所不允许的。夏洛蒂默默地承受了下来,而勃兰威尔则用酗酒这种形式尽情地倾吐、发泄他那因爱情而遭遇到的失败。
艾米莉对勃兰威尔转变的反应并不明朗。她和安妮在每年生日时都会互相交换撰写的札记。在札记中,艾米莉很高兴地说,她自己感到相当满足,因为家里的人都很健康,但她又说:“只有勃兰威尔例外,但我希望他从今天起,能够一天一天好转起来。”当然,这条平静的评论是在勃兰威尔被辞退的几天之后写的,当时,勃兰威尔的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艾米莉认为他会振作起来也是很正常的。后来有研究者认为,艾米莉对勃兰威尔比其他姐妹对他更为和善,艾米莉也是勃兰威尔最心爱的妹妹。这种说法我们并没有找到确实的证据。
在早期的安格里亚王国的故事中,勃兰威尔曾经很轻蔑地提到艾米莉和安妮。她们从不和他分享刚达尔,因此他也将“玻璃城”留给自己。
夸口和说谎是勃兰威尔的两大毛病,而这两种毛病在严谨内向的艾米莉看来,更是不能接受不可原谅的。艾米莉曾在1839年写诗指责勃兰威尔。那时勃兰威尔用家人送他上伦敦皇家艺术学校的钱奢靡放荡地过了两个星期,他在布拉德福的画室也宣告失败,他的坏习惯已经根深蒂固。这首诗用了影射的手法,指责得却极为贴切:
你懦弱、无用,一无是处,
你是虚伪、骄傲与痛苦的奴隶,
我的心已不与你亲近——
你的灵魂已影响不到我。
将真正的感情转移到小说中的人物,以便能充分表达这份感情,这是任何一位作家都熟知的表现方式。这里的“你”指勃兰威尔。如果说这是艾米莉对堕落之后的勃兰威尔的印象,这很说得通,并且绝对不会有错。在诗的末尾,诗中的人物已经死亡,艾米莉表现出了怜悯和同情。这很有可能也是勃朗特姐妹对勃兰威尔的感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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