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志与择业

    一次，颜渊、季路侍立在孔子身边。孔子说：“何不各人谈谈自己的志向呢？”

    子路说：“愿拿出自己的车马、皮袍和朋友共同享用，用坏了也不遗憾。”

    颜渊说：“愿做到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不张扬自己的功劳。”

    子路说：“希望能听听老师的志向。”

    孔子说：“我的志向是使老年人得到安逸，使朋友们信任我，使年轻人得到关怀。”

    子路的志向高远，就是我们平时称赞的与朋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他思想局限在物质层面，有“通财”的价值，倾向于物质社会主义。颜渊的志向似乎不如子路的豪迈，只求“无伐善以修己，无施劳以安人”。但他并不把自己的“善”和“劳”当回事，认为都是自己应做的平常事，并且，已经在精神层面，在道德层面。至于孔子的志向是要化及天下，使万物各得其所，兼容物质与精神。子路有济人利物之心，颜渊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万物得其所之心。宋程颐评论三个人的志向说：“夫子安仁，颜渊不违仁，子路求仁。”

    夫子的理想是使老年人的生活安逸，使年轻人得到关怀。只要经济发达，夫子的这一理想就比较容易实现，但使“朋友信之”却是经济发达和法令制裁做不到的。把“朋友”的范围扩大一些，社会上的人都能互相信任，互相帮助，没有欺诈，没有争权夺利，那才是理想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产生了信任危机，谁都不相信谁，人与人之间互存戒心，那么生活还有什么乐趣，还有什么意义呢？

    孔子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是与他所说的“民信，足食，足兵”思想一脉相承的。唯有人民与政府之间的鱼水之情，丰足的粮食与强大的国防才会有“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社会。

    要实现理想，就必须有坚强的意志。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篇第九·26》）

    孔子说：“一国的军队，可以俘获它的主帅；一个普通人，却无法强行改变他的志向。”

    这里的“志”是指意志，强调即使一般人，也不能改变他们的意志。

    此外，要实现理想，还需要具备艰苦朴素的精神。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篇第四·9》）

    孔子说：“一个士人如果立志追求真理，却又因为穿得差、吃得差而感到羞耻，这种人不值得同他谈论什么了。”

    立志要和知命相结合，但怎么样才能知命呢？要通过不断的实践来考验自己，发现自己的长处，发现自己的爱好。正像孔子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所乐、我所好就是我选择的方向。知道了自己的方向，再通过立志坚定自己的方向，成功的几率比较大。如果知道了自己的长处，而不立志，往往就会半途而废。

    《论语》还有这样的记载：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篇第七·12》）

    孔子说：“财富如果容易求得的话，即使低贱的职位，我也愿意担任。如果不易求得，我还是愿意做我想做的事。”

    财富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每个人都努力追求的，但是比财富更重要的是职业追求，也就是“从吾所好”。

    人不能单纯为求财富而追求财富，如果追求财富也能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也是“从吾所好”，但若将此理解为君子不能追求财富，应该从事自己愿意干的工作，这就似乎有些偏颇。

    在人生的道路上，为获取基本的财富来养家糊口，尽管与自己的志向、理想、职业追求有很大的距离，不尽如人意，但还是要面对现实，随遇而安，不怨天，不尤人，不自暴自弃。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子罕篇第九·7》）

    牢说：“孔子曾说：‘我因为不被当道者所用，所以学会了一些技艺。’”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篇第十四·35》）

    孔子感叹道：“没有人能了解我啊！”子贡问：“为什么没有人了解您呢？”孔子说：“我不怨恨天，不责备人，做很多具体的小事，但能悟出其中的道理。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

    孔子年轻时家境贫寒，为了谋生，做了很多低贱的事。天要成就一个人，必须要让他经历很多事情。一个人对职业的选择不可能事事如愿，要受很多客观因素的制约，但重要的是随遇而安，积极对待。人生的经历是没有多余的，关键在于能一叶知秋，感悟到其中的道理，也就是人生的哲学，经常用这种哲学指导自己的生活和实践，这就是一种人生境界。

    二、人生的穷达顺逆

    孔子在陈蔡时，七天未曾吃到粮食，只吃没有一点米粒的菜羹。孔子在室内抚琴唱歌，颜回在外择野菜。子贡和子路对颜回说：“先生被鲁国逐出，在卫国匿迹，在宋国被人拔树驱赶，在陈蔡受困，杀先生的没罪，蹂躏先生的不被禁止，先生还弹琴唱歌、击鼓跳舞不停，君子就是这样不在乎羞耻吗？”颜回没有什么可回答的，入室告诉孔子。孔子闻之变色，推开琴，喟然叹息说：“子路和子贡，是小人啊！叫他们来，我对他们说。”子路和子贡进入室内。子贡说：“像现在这样就叫困窘了。”孔子说：“这是什么话？君子通达于道，才叫达，困窘于道才叫困。我如今据守仁义之道，因而遭受乱世的灾难，本来就会是这样的，又有什么困可言？所以自我反省不要在道上有愧疚，面对危难也不失道德。大寒已到，霜雪已降，我就知道松柏不会凋零了。先前齐桓公的霸心从出逃莒国时产生，晋文公的霸心从路过曹国时产生，越王勾践的霸心产生于会稽之耻，陈蔡的困厄是我孔丘的幸事啊！”说完昂然回到琴边继续弹奏。子贡说：“您的圣德有如天地，我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古时得道之人，困厄时也快乐，通达时也快乐。所快乐的不是穷达本身，而是悟道到了“道”这种境界，穷达对他们来说，如同寒风暑雨的更替一样自然。

    这种“穷也乐，达也乐，穷达一也”的人生境界，是一种哲学境界。任何事物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就会向另一个极端发展，借用黑格尔的说法，就是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它自己的否定。《周易·系辞传下》说：“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周易·丰卦·彖辞》）说：“日盈则昃，月盈则食。”事物永远朝着它相反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事物总是按照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向前发展的，顺中有逆，逆中有顺。我们应该用积极的心态看待顺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没有寒冷的冬天，也就没有欣欣向荣的春天。世间的万事万物，如果没有四季的变化，不经过寒来与暑往的相克相生，就不能尽性知天，也就不能长久。

    逆和顺，穷和达，在人生当中，也就是得和失。得中有失，失中有得，没有今天的失，就没有未来的得。在人生的终极层面，得和失是相等的，得到的多，失去的就多，要有大得，必有大失。也可以这样说，人生要有辉煌的成就，就必须经受各种磨难和挫折，否则，就不可能成就伟大的人生。

    三、财富观

    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就微观而言，对一个人一生的幸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相反，一个人若急功近利，唯利是图，没有诚信，甚至连做人的基本道德都缺乏的话，也许他会一时暴富，但绝不会长久。树立正确财富观，不仅有利于不被物役，快乐幸福，而且还有利于人类生态环境的保护。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篇第四·5》）

    孔子说：“财富与地位，这是人人想得到的；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们，就宁可不享受。贫穷与低贱，这是人人都厌恶的；不用正当的方法摆脱它们，就宁可不摆脱。君子离开了仁，怎么能成就好名声？君子哪怕吃一顿饭的时间也不离开仁，匆促急迫的时候必定立足在仁上，颠沛困窘的时候也必定立足在仁上。”

    君子不可须臾离开仁德，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君子，君子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有定力，能排除外界环境的干扰，始终坚守正道。

    孔子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以看出孔子本身是鼓励获取财富的，只是要用义来规范利。

    《宪问篇》中记载的公叔文子就是一位“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的君子。

    在对待财富问题上，孔子非常赞赏子路、颜回、公子荆。

    子曰：“衣敝缊（音yùn）袍，与衣狐貉（音hé）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子罕篇第九·27》）

    孔子说：“穿着破丝棉袍子，跟穿着狐貉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而不感到羞惭的，大概只有子路吧？”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篇第六·11》）

    孔子说：“多么好啊，颜回！一箪饭，一瓢水，住在破旧狭小的巷子里，别人忍受不了那清苦带来的忧愁，而颜回却不改变他修学求道的快乐。多么好啊，颜回！”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路篇第十三·8》）

    孔子谈到卫国的公子荆，说：“善于理财管家。开始有了一点家产时，便说：‘将就够用了。’稍微增加了一点，便说：‘差不多完备了。’比较富足时，便说：‘够美了。’”

    公子荆身为卫国贵族，而且曾任宰相，却无骄吝之心，不为外物所累，少欲知止，堪称君子。

    孔子赞扬公子荆，也有讽刺当时统治阶层之意。奢侈腐化、贪得无厌是统治阶层的通病，公子荆可以说是“出淤泥而不染”。

    子贡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自己的感受和体会。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学而篇第一·15》）

    子贡说：“贫穷却不谄媚，富有却不傲慢，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了；但还比不上贫穷却快乐，富有却爱好礼的人。”

    “贫而无谄”只是固穷；“富而无骄”也只是消极的不作为，还都有贫富之心。“贫而乐，富而好礼”则已超脱贫富，达到天地之境界了。冯友兰先生把人生分成四种境界，即功利境界、自然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所谓天地境界就是一种人自我身心的高度和谐。因为人的身体本来就是一个宇宙，所以天地境界也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财富问题在孔子看来只是对生命基本需要的满足，此即谓“足食、足兵”而已，而人生更有价值的东西还在“我欲仁，斯仁至矣”方面。并且这种财富的取得还要取之有道。总之财富问题在人生中只是基本问题，在此方面用心提升没有太大的价值，追求过多还会破坏生态环境，增加社会矛盾，不利于人类和谐与可持续的发展。

    四、交友与做人

    孔子把交朋友看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并高兴地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孔子的友道观中，既主张广交友，同时又强调慎交友。

    1.在慎交友方面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篇第十二·24》）

    曾子说：“君子靠礼乐文化结交朋友，靠朋友帮助培养仁德。”

    今天“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已成为指导我们交友的两句格言。中国著名的“辅仁大学”的校名，就是取自“以友辅仁”这句名言。“以文会友”是交友的方式，“以友辅仁”是交友的最终目的。

    孔子认为齐国的晏婴之所以能与人相交愈久愈能受到他人的尊重，就是由于晏婴始终谨慎地对待交友。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公冶长篇第五·17》）

    孔子说：“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学而篇》）。他以“仁”为标准，不赞成同任何人都交友。

    对于选择什么样的人为友，荀子也是十分审慎的。他说：“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有也？”

    人的一生不可无友，但交友不可不慎。我们看到许多人由于朋友的帮助克服了困难，或事业上取得了成就；也看到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由于交友不慎而误入歧途。《说苑·杂言》说：“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恶人居，如入鲍鱼（咸鱼）之肆（商店），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不知不觉就被朋友熏染和同化了，有时朋友比父母和老师的教导影响还要大。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季氏篇第十六·4》）

    孔子说：“三种朋友是有益的，三种朋友是有害的。同正直的人交友，同守信的人交友，同见闻多的人交友，就有益。同阿谀奉承的人交友，同表面友善的人交友，同花言巧语的人交友，就有害了。”

    交友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应该交“直、谅、多闻”的朋友，这样的朋友可以使你德业学问日渐高明；反之，如果交上坏朋友，不但不能长进，反而可能会使你走上犯罪的道路。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就是因为交上不良的朋友，走上吸毒、犯罪的道路而不能自拔。在今天，交友以义合者少，以利合者多，这是很危险的。

    同在一起学习，学习的东西未必一致，有的为报效国家，有的为声名利禄；有的合于道，有的离道甚远，这样双方就难以共同“适道”了。《世说新语》中“管宁、华歆一起在园中锄菜”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篇第九·30》）

    孔子说：“能在一起学习的人，未必能一起走向‘道’；能一起走向‘道’的，未必能一起确立‘道’的原则；能一起确立‘道’的原则的，未必都能随机应变地运用这原则。”

    学习目的一致了，而且合于道，但是否能遵守礼法呢？这又是一道难关。孔子身边一些弟子，如七十二贤人，都相信孔子的学说，遵守礼法，而且坚定不移，但还不能都说学到家了。多数人知常而不知变，对于礼不能灵活应用，在通权达变上还欠功夫，一方面是由于对礼的精义还未能深入理解；另一方面，还由于缺乏实践。

    2.在广交友方面：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张篇第十九·3》）

    子夏的学生问子张怎样交朋友，子张先问他：“子夏怎么说？”那位学生回答道：“子夏说：‘可以交朋友的，就同他在一起，不可以交朋友的，就拒绝同他在一起。’”子张说：“这同我听说的道理不一样。君子尊敬贤人，同时容得下一般的人；称赞有德才的人，同情没有能力的人。如果我自己是个非常好的人，那么同谁不能相容相处呢？如果我是个不好的人，别人就会拒绝同我在一起，我怎么还能拒绝别人呢？”

    子夏告诉学生交友要“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我想是正确的。“可者”并不是要比自己强，也许有些方面不如自己，但为人直爽，讲义气，很诚实，难道这样的人不可交吗？心术不正，善于阿谀奉承、花言巧语，这样的人可交吗？但即使是不可交的人，也不能置之不理，要针对其“不可”之处进行帮助。

    在人生的道路上，只要有爱心，对人以礼相待，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信条，何患天下没有朋友。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颜渊篇第十二·5》）

    司马牛忧愁地说：“人家都有兄弟，唯独我没有。”子夏说：“我听说过这么一句话：死生各有命运，富贵由天决定。君子严肃认真，没有过失，与人相处恭敬有礼，那么四海之内，都有你的兄弟。君子愁什么没有兄弟呢？”

    君子能坚守仁，遵循礼，四海之内都可以兄弟相称，至于说先天有血缘关系的兄弟，那是命中注定无法改变的，既然是无法改变的现实，就不要为此而忧伤了，后天我们可以努力做人，广交天下朋友。

    人生是丰富多彩的，朋友有各种各样，除了道友、文友、棋友等。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阳货篇第十七·22》）

    孔子说：“整天吃得饱饱的，一点儿心思都不用，这种人真难办啊！不是有掷骰下棋的游戏吗？玩玩这个，也总比什么心思都不用好。”

    孔子不是有意教人去掷骰子、下棋，只是为了强调一个人不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心是活的，你不往正道上用，必然走向邪道。你看书，心就往书上想；你工作，心就往工作上想；你下棋，心就往棋上想。如果你整天什么都不干，就会想入非非，产生淫僻之念。

    那么，怎样与朋友相识、相交呢？

    交朋友首先要学会做人。要学会做人，就要与人为善，以诚相待。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宪问篇第十四·31》）

    孔子说：“不事先猜疑别人欺骗，不凭空猜测别人不诚信，不过如果遇到这类事却能预先察觉，这就是贤人吧！”

    一个人应以诚待人。如果你总怀疑别人，不能待人以诚，不仅加重了自己的心理负担，也必然使别人不相信你。凡事都怀疑，是由于自己修养不够。一个贤明的人，平时以诚待人，在遇上欺诈或不诚实的人时，也能及时发觉。

    做人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讲信义。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为政篇第二·22》）

    孔子说：“一个人不讲信用，不知他怎么做人哩！就像大车少了輗，小车少了軏，车子怎么能走呢？”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卫灵公篇第十五·6》）

    子张问怎样使自己行得通。孔子说：“说话真诚守信，做事厚道谨慎，那么即使到了落后野蛮的国家也能行得通。如果说话不真诚守信，做事不厚道谨慎，那么即使在本乡本土，难道能行得通吗？站着时，似乎就看见忠信笃敬几个字立在自己面前，坐车时，似乎就看见这几个字刻在车辕的横木上，做到这样就处处行得通了。”子张把这些话写在自己的衣带上。

    “言忠信，行笃敬”，这个原则在今天看来，在全世界都是通行无阻的。

    做人除了诚信，还要宽以待人。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篇第十五·15》）

    孔子说：“对自己的要求多而严，对别人的要求少而宽，就可以避免怨恨了。”

    这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的意思相近，就是说批判自己的坏处，不去批判别人的坏处，不就消除无形的怨恨了吗？一切过失先找自己的原因，先做自我反省。

    韩国小说《商道》中，老和尚告诉受冤的林尚沃说：“放下你心中的仇恨之剑，你手中就会有千把救人之剑。”此等境界，乃是君子的境界，是高尚人生的境界。

    《论语》还有这样的记载：互乡这个地方的人名声不好。一次，孔子接见了互乡的一个少年，弟子们感到很疑惑。孔子说：“赞成人家进步，不赞成人家退步，何必做得过分呢？人家洁身自好以求进步，就应当赞成他这一点，不能对他抱有成见，而疏远他。”可见孔子的宽容和与人为善的精神。

    在做人方面，孔子既主张“君子周急不继富”，又要求做人要慷慨。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

    冉子与之粟五秉。

    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雍也篇第六·4》）

    子华（公西赤）出使到齐国去了，冉有替子华的母亲请求孔子补贴点小米。孔子说：“给她六斗四升。”冉有请求增加一点，孔子说：“再给她二斗四升。”

    冉有给了她八十石小米。

    孔子说：“公西赤出使到齐国，乘坐肥马驾的车子，穿着轻暖的皮袍。我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君子救济困窘急迫的人，而不是给富裕的人增加财富。”

    世上有三种人，一是雪中送炭，二是锦上添花，三是落井下石，君子只做第一种人。

    原思给孔子当管家，孔子给他九百斗小米，原思不肯接受。孔子说：“不要推辞了，把它分点给你的邻里同乡吧。”

    财富多了也不是坏事，可周济乡邻，从某种意义上讲，君子不应该拒绝财富，财富掌握在君子手里对天下有益。

    在做人的基础上，还要学会与朋友相处的道理。孔子主张要及时批评指正朋友的错误，但不要过于苛求。

    子游曰：“朋友数，斯疏矣。”（《里仁篇第四·26》）

    子游说：“对待朋友，劝告过多就会遭到疏远。”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篇第十二·23》）

    子贡问怎样与朋友相处。孔子说：“如果朋友有了错误，就真心诚意地劝告他，好好地引导他，不行就算了，不要自找侮辱。”

    “忠告而善道”是交友之道，是朋友的真正价值所在，有错误互相纠正，彼此向好的方向勉励，这就是真朋友。但规过劝善也有一定的限度，过了限度，反而会不利于纠正错误。因此，规劝朋友要讲究方法。

    是朋友，就必须尽朋友之责、朋友之义。

    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乡党篇第十·22》）

    朋友死了，没有亲属负责他的丧事，孔子说：“丧事由我办理吧。”

    交友是人生一件大事，《论语》一开始就强调交友要讲“信”。讲“信”不只限于说话算数，还要“患难相扶持”。

    朋友相处久了，就会产生深厚的友情。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先进篇第十一·2》）

    孔子说：“曾跟随我在陈国、蔡国经历过困境的弟子，现在都已不在门下受教了。令人想念啊！”

    孔子在陈、蔡被困时，随从的弟子有颜回、子路、子贡、宰我等。公元前484年，孔子返回鲁国后，子路、子贡、宰我等先后离开，颜回也病死了。孔子常常想起这些和自己共患难的弟子们，他们也和孔子有着深厚的师生感情，而且都是一代英才。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篇第十一·9》）

    颜渊死了。孔子说：“唉！老天爷要了我的命啦！老天爷要了我的命啦！”

    从前面记叙颜回的许多章节来看，孔子是把传道的希望寄托在颜回身上。现在颜回早亡，自己又年老，他担心自己的道难有人继承了，这好像是上天的安排，所以极度悲痛，大呼：“天丧予！天丧予！”。让孔子悲痛的另一原因是，颜回的好学和尊师的模范行为，在众弟子中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回年二十九，发尽白（大概是由于缺乏营养），蚤（早）死。孔子哭之恸，曰：‘自吾有回，门人益亲。’”颜回在推动弟子尊敬孔子、向孔子学习方面，起到了别人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五、人生与社会

    孟子说大丈夫处事，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孔子也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教导，后儒们还有“内圣外王”的理想。但是人生的成功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可以由自己做主，外因不以我们的意志转移，因此不得而知。《周易》告诉我们要“与时偕行”，意思是告诫我们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而非随波逐流，同流合污。退和进都是以成就我们的道德为出发点，也就是成就“内圣”为首要出发点。社会清明时，我们既可成就自己的“内圣”，又可成就自己的“外王”。“内圣”，其实就是在道德方面永远像圣人一样，重在道德修炼，“外王”其实就是每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在各自所能及的空间下达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最大程度的发挥就是像尧舜一样发挥自己，也就是说，尧舜处在我们的境遇下也只能像我们一样处人处事，这样尧舜就是我们，我们也便是尧舜，所以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意思就是人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下达到最大的发挥，也就是人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岗位上成为各自岗位上的尧舜。所以“内圣外王”其实就是“内圣外庸”。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在于道德，在于向内求，让每个人在各自的处境下都能成就一种最高的价值，也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大群，不需要上帝，不需要求之于上帝，更不需要在上帝面前忏悔，在上帝面前诉苦，只要求之于己，找出自己与天地相通的“仁”“良知”即可以使自己的智慧与德性和天地同。天下无道时，我们仍可以通过“退”成就自己的“内圣外王”，更确切地讲“内圣外庸”。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微子篇第十八·2》）

    柳下惠担任鲁国的法官，多次被罢官。有人对他说：“您不能离开鲁国吗？”柳下惠说：“按照正道替人办事，到哪里能不多次罢官？不按正道替人办事，那又何必离开祖国？”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篇第八·13》）

    孔子说：“对于道要坚信不疑，努力学习，坚守善道，至死而不变。不进入危机四伏的国家，不滞留在陷入祸乱的国家。天下有道，就出来做官，无道就隐退。国家有道时，自己贫贱，是可耻的；国家无道时，自己富贵，也是可耻的。”

    闵子骞就是一个榜样。季氏派人召闵子骞，要让闵子骞担任他封地费邑的长官。闵子骞对来人说：“好好地替我辞掉这差使吧！如果再来找我，那我就一定要躲到汶水北边的齐国去了。”

    孔子更是这样的力行者。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微子篇第十八·4》）

    齐国送给鲁国一批歌姬舞女，季桓子接受了，一连几天不上朝问政，孔子于是离开了鲁国。

    对待这种情况，只有三种选择：一是进谏批评他；二是推翻他；三是挂冠而去。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宪问篇第十四·1》）

    原宪问什么是耻辱，孔子说：“国家有道时，享用俸禄；国家无道时，依然享用俸禄，这就是耻辱。”

    原宪又问：“好胜、自夸、多怨、贪欲，这些毛病都没有，可以算是仁了吧？”孔子说：“可以说是难得的了，是否算仁，我不知道。”

    国家政治清明，就努力工作，做好人当好官，造福一方；官场混乱时，就辞职而去，独善其身。不然的话，一是会因不能同流合污四处碰壁，无所作为，更甚者会招至暗算，含冤而逝；二是曲线救国，内方外圆，但遭人辱骂，最后在历史上留下不清白的名声，当然如能做到这一点，也较独善其身为好；三是会另树高旗，走向叛逆和革命的一面，若能此，会比独善其身更积极；四是纯粹随波逐流，黑吃黑，走向仁者的反面，此种状况最坏，因此，孔子说是可耻。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子曰：“作者七人矣。”《（宪问篇第十四·37》）

    孔子说：“贤人躲避乱世而隐居，次一等的躲避动乱之地，再次一等的躲避难看的脸色，再次一等的躲避恶言恶语。”

    孔子补充说：“这样做的有七个人了。”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宪问篇第十四·32》）

    微生亩对孔子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不停地奔波游说各国呢？该不是想卖弄口才吧？”孔子说：“我不敢卖弄口才，而是痛心世人固陋不通仁义之道。”

    孔子对天下苍生有爱心，对历史有使命感，从佛家角度说就是要度人。

    在《论语》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隐者对孔子的建议。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微子篇第十八·5》）

    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从孔子车旁经过。他唱道：“凤凰呀！凤凰呀！为什么德性这样的衰败？过去的已无法挽回，将来的还来得及改变。停下来吧！停下来吧！如今从政的人物都很危险啊！怎么能同他们在一起？”

    孔子下车，想同他说话，那人加快步子避开了，孔子没能同他说上话。

    关于“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思想，其实质是“志于道”，孔子说天下有道的话，能使人光明磊落，还能将自己的圣人之学推行于天下，不做违心之事，至多也不过“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天下无道之时，有道之人要学会隐藏自己，虽不能改变这一混乱污浊的时代，至少不能同流合污、推波助澜。怀其宝而藏焉，独善其身，积极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后兼济天下，这也正是孟子所说的“圣之时也”，也就是不断以客观环境的改变而调整自己。但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是不能改变的，如果需要自己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于既倒，自然会当仁不让的，这也正像佛家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慈悲胸怀。所以隋末唐初的大儒王通说：“天下有道，圣人藏焉？天下无道，圣人彰焉”。“如有用我者，当处于泰山矣”。（《中说·述史篇》）意思是说，天下无道，正是圣人君子施展才能的时机。这与孔子说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看似相反，其实质都蕴含着积极进取的济世精神。至于何时该隐、何时该现，都要与时偕行，这也正是中庸时中思想的体现。在孟子看来，天下有四种圣人。即，“圣之时也”“圣之任也”“圣之清也”“圣之和也”。“圣之时也”，就是指孔子，孔子能在任何环境下对自己的工作、志向、生活等，都能恰到好处地安排，使自己的人生获得一种最大程度的发挥，从而尽性达命。“圣之任也”，孟子是在说商汤时期的伊尹，使命感很强，不惜以奴仆之身侍奉商汤，让商汤发现自己的才干与理想，从而辅佐商汤，实现天下的大治。“圣之清也”，是指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从而维系了作为商朝遗民的人格底线。“圣之和也”，是指柳下惠能和谐官场方方面面的关系，在天下无道之时，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百姓做事，并且不惜忍辱纳垢。此四人皆为圣人。

    六、人生的六个阶段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音yú）矩。”（《为政篇第二·4》）

    1.“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如果直译，就是15岁开始自觉地学习，这是人生的第一个阶段。要对此句有更深的理解，就应了解一下西周的教育制度。西周的学校由国家兴办，分成两类，一类为国学，一类是乡学。国学是专供上层贵族子弟入学的学校，分为小学和大学。贵族子弟入学的年龄分为三种情况，王太子8岁进入小学，15岁进入大学；公卿的长子、士大夫的嫡子13岁进入小学，20岁升入大学；嫡子以外的诸子，即众子15岁进小学，23岁升入大学。这种入学年龄的悬殊差别，显示着王太子与众不同的特权。乡学多是为士和庶人子弟办的学校，在西周时，奴隶的子弟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

    教学的内容由国家规定，“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是学科制定的依据，其目的在于培养文武兼备的管理人才。教学科目分为五大门类，即德行、六艺、六仪、三乐和小舞。

    德行分为三德和三行。三德，即至德，以为道本；敏德，以为行本；孝德，以知逆恶。三行，即孝行，以亲父母；友行，以尊贤良；顺行，以事师长。

    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礼有五礼，即吉、凶、宾、军、嘉。乐有六乐，指云门、大成、大韶、大夏、大凄、大武六种音乐，既是舞曲，也包括乐舞的歌词，分别歌颂黄帝、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和周武六代历史人物的功德，是史诗性的舞蹈音乐。射有五射，指五项射箭的技术。书有六书，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根据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西周的识字教学，是将汉字的构成分为六书进行的。由此可以推知，小学以识字为主，大学就要学习读写文章了。数有九数，包括算术和数学等。

    六仪，仪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即祭祀之容、宾客之容、朝廷之容、丧祭之容、军旅之容和车马之容。西周的礼仪非常复杂，在春秋时期，鲁国是周礼保存最完善的国家。甚至孔子到了周公庙，遇到每件事情都要发问，以免有所差错。

    三乐，指乐德、乐语和乐舞。乐德之教，在于运用艺术的感染力量，陶冶性情，这是进行思想教育的一种有效方式。乐语之教，在于要求学生能够背诵诗歌，创作诗歌。乐舞之教，在于训练学生能与乐曲配合，既能歌又能舞，培养学生的多种艺术才能。礼与乐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小舞，有六种舞蹈。这些舞蹈用于祭社稷、宗庙、四方、避雍（天地）、兵事和星辰。小舞是向幼年学生传授的舞蹈，20岁以后才学大舞。

    总括上述的五大门类学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西周国学很重视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孔子继承了这一教育思想，提出了“君子不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教育主张。

    西周时期，对学生的考查也有严格的规定。学习一年，学校要考查学生的“离经辨志”能力。离经，指对于经文能顺句读断，又能分析文理辞意；辨志，则要求学生学习经文后，能够产生兴趣，并能总结出学习经文的深刻体会。

    学习三年，学校要考查学生的“敬业乐群”情况。敬业，指十分重视学业，学习态度端正，能够专心致志地钻研学问。乐群，指能够适应集体生活，积极主动地与同伴们切磋学问，共同进步。学生在校切实做到敬业乐群，这是取得良好学习成绩的保证。

    学习五年，学校要考查学生的“博习亲师”情况。博习，要求学生在学业上能够广博多闻，这是衡量学生自学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方面。亲师，指学生在学习过程经常主动向老师请教，与老师亲近，接受老师的教导。这也是检验学生的虚心向学，争取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

    学习七年，学校要考查学生的“论学取友”情况，这是要求学生在研讨学业的基础上，要善于选择志同道合的学友。论学，指能够与同学一起相互学习，辩论是非，如果做到了这一步，说明在学习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取友，指察看他所选择的学友，是不是从品德才学上去考虑交友的。学习七年，也就完成了小学学习阶段，谓之“小成”。通过考查，学业符合要求，便升入大学。

    学习九年，学校要考查学生的“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礼记·学记》）。知类通达指在学习上能够熟练地掌握老师所传授的知识技能，并且会举一反三，运用自如。强立而不反，指已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不再违反师长们的教诲。

    学完大学，谓之“大成”。

    通过上面对西周教育制度的介绍，我们对“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可以做出以下几种理解：一种理解就是15岁开始立志求学，学习的阶段是大学；另一种理解是孔子15岁开始学习，学习的阶段是小学。古时教育分小学和大学，没有中学。但无论哪一种理解，都告诉我们，人生的第一问题就是学习的问题。学习的内容和学习的方式对一个人的成长至为关键。所谓学习的内容和学习的方式，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在什么时间读什么样的书，在什么年龄以怎样的方式读书。具体而言，在周朝学习主要有三个阶段：养蒙阶段，即在15岁之前基本上以识字与背诵经文为主；博学笃行阶段为第二阶段，主要包括“博学亲师”，“敬业乐群”。博学在于读书，“亲师”、“敬业乐群”，则是人生的道德实践；博而返约，通专合一则是教育的第三阶段，主要任务在学问上要“知类通达”，在道德实践上是“论学取友”，体现在“通”；第二，学习的内容是全面的，但在完成方面是分步、互相协调、循序渐进的；第三，学习内容的设计和方式的选择既要围绕独立人格的全面发展，又要考虑到社会的需要。孔子的道、德、仁、艺是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需要相结合的教育思想的高度总结。

    2.“三十而立”

    就是30岁时便能立定在‘礼’上，这是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孔子30岁时，开始在鲁国办学，这说明他在学业、德行各方面都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具备了当老师的条件。在他的第一批学生中有比孔子小六岁的颜由（即颜回的父亲），小七岁的冉伯牛，小九岁的子路。子路求见孔子时，孔子问他爱好什么？子路回答说：“我爱好的是长剑。”孔子说：“我问你的不是这个。我的意思是想告诉你，如今你已有了这样的才能，再加上学到的知识技艺，还有谁能比得上你呢？”子路听了不以为然，说：“南山上长的竹子，用不着人工去栽培，天生就很直。把它们砍下来制作箭，可以射穿用犀牛皮做的甲盾。如此说来，学习有什么必要呢？”孔子根据子路的话，引导他道：“如果把竹子刮削以后，装上箭羽，在箭头上再装上磨得尖尖的镞，射到犀革上不是更加深入吗？”子路听了茅塞顿开，连连下拜并对孔子说：“我一定要听从你的教导。”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孔子已经能熟练地应对各种场面，把自己的所学灵活地运用到实践当中。那么，孔子在而立之年以前都作了怎样的准备？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知道，孔子一直是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曾受教于他母亲颜征在，并向他外祖父学习六艺。为了解决家庭的生计问题，曾当过乘田、委吏，也就是负责管理牧场和负责收缴田赋、管理仓库的小官吏，受过季氏的家臣阳虎的欺辱，还跋山涉水学琴于师襄子。30岁之前，孔子也组成了自己的家庭，并有一个孩子。从孔子30岁之前的人生阅历来看，可以归纳出三十而立所具备的条件和真正的含义：第一，学业已经完成；第二，有了相当工作阅历和工作经验；第三，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第四，已经成家并能独立生活，在经济上不依赖于父母；第五，在事业上已有小成，或者已经起步。

    3.“四十而不惑”

    40岁时便不再有疑惑，这是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孔子曾经说过“后生可畏”，不过，如果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还不出名，这个人也不值得畏惧了。人到40岁的时候，就明白自己是来干什么的，对各种问题不仅能够独立思考，还能不存疑惑。不存疑惑不仅在于对事物的认识方面，更重要在于有是非观，正像孟子所言“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也就是说在40岁之际开始反身而诚，思考道德问题，并且在做人做事方面倾向于是非观、道德观，凡事以道德为本，合于道德则积极地作为，不合于道德则不为。这与“三十而立”，立在礼乐、立于礼在某种程度上还在形式层面，在于外在，对其精神的理解与感悟还不够，借用冯友兰先生的说法“三十而立”还在功利阶段，而到四十不惑之年开始进入道德境界了。在此阶段，不再患得患失，永远快乐，正如孔子所言“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

    4.“五十而知天命”

    50岁时便懂得了天命，这是人生的第四个阶段。到了50岁的时候，就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并且非常坚定地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孔子在匡地遭到当地人的围困，一筹莫展的时候，但仍然坚定地说：“文王死后，古代文化不就保存在我这里吗？如果上天要灭绝这些文化，我也无话可说。如果上天不想灭绝这些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后来，孔子化险为夷。

    孔子这时的境界，按冯友兰先生四境界的说法，已经到达了天地境界。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事的意义，并且自觉地做他所做的事。

    5.“六十而耳顺”

    60岁时听到各种言论，都能想通其中的道理，这是人生的第五个阶段。这一阶段是天地境界的延续，忠恕之道已根深蒂固于自己的意识当中，任何时候都能以己之心推及别人。对任何事物的存在，首先肯定它存在的意义；听到任何不同的言论，都能想通其缘由。“六十而耳顺”是人生一个通达的阶段。“六十而耳顺”，还有一种解释，认为耳是多余的字，“六十而耳顺”其实就是“六十而顺”，意思在于到60岁之际，不仅能知命，还能顺命，一切皆率性而为，按照自己自然而然的德性而为，在此阶段，不仅对他人有很深的理解，对于自然也有很深的理解，也因此不会为情所扰，更不会为世间的变化所扰，如斯宾诺莎所说的“无知的人不仅在各方面受到外部原因的扰乱，从未享受灵魂的真正和平，而过着对上帝、对万物似乎一概无知的生活，活着也是受苦，一旦不再受苦了，也就不再存在了。另一方面，有知的人，在他所知范围内，简直可以不动心，而且由于理解他自己、上帝、万物都有一定的永恒的必然性，他也就永远存在，永远享受灵魂的和平”。（《伦理学》，第五部分）

    6.“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70岁时，即使随心所欲，也不会超越正当的范围，这是人生的第六个阶段。这一阶段从天地境界发展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按照道家的说法，就是已经到了“无身”的阶段，老子说：“人为什么在乎宠辱贵贱，是因为人有对自身的考虑。如果人‘无身’，那么就什么也不在乎了。这样的人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这个阶段按照佛家的说法，也就是人到了“无我”的境界；按照孔子的说法，就是人到了“毋我”的境界，也就是说人从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人已经不需要规则去约束自己，但却处处遵循了规则；不需要“克己复礼为仁”，却自然而然地到了仁人的境界。就如同李白在作诗，信口而出，在作诗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所要遵循的规则，但诗成之后，却处处合乎法度，好像是自然天成的。人生到了这个阶段，那就是最高的阶段，既能随心所欲，又能不逾矩。在此阶段，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指导，也用不着有意的努力，也就是一种“无所为而为”的人生境界。

    孔子人生的六个阶段，我们虽然不能模仿套用，但任何一个特殊事物当中都蕴藏着一般的规律，因此，我们可以充分地借鉴和学习，谱写出富有意义的、绚丽的、璀璨夺目的人生篇章。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