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占荣：沦陷区辽宁山菊盛开的时候

    金秋，正逢山菊花儿烂漫的时节，我在美丽的鸭绿江畔，同一位当年戎马倥偬的红军老战士刘占荣（原名刘宝山）攀谈起来。他老人家和我讲起也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所经历的一个故事……

    1938年初秋，北国的田野一片片山菊缀着金蕾射向蓝天。刘宝山，这位山西岚县游击队的战士，为侦察敌人的兵力情况，辗转来到日寇占领的第五区。这一天早晨，他化装成乞丐，循着哨子声刚刚闯进鬼子的驻扎地看出操，一个挎洋刀的鬼子和两个黑衣特务就气势汹汹地向他扑来。鬼子一到眼前就拽住刘宝山叽里哇啦地吼叫不休。这时，那两个特务开腔了：“听着，太君问你是干啥的？”“讨饭的。”宝山回答。鬼子又哇啦一顿，两个特务又嚷：“这么年轻就讨饭？”“我父母被八路军抓去了。”宝山不慌不忙地说，“我从八路军那儿逃出来，没有别的办法就讨饭。”“你的什么村干活？”鬼子又问。“马村。”“村长谁？”特务叫着。“王守中。”“多大岁数？”“65。”二特务见宝山对答如流，和鬼子咕噜了一阵就嚷道：“快走！快走……”日影西斜，宝山刚走进鬼子驻地，那个挎洋刀的鬼子和两个黑衣特务正巧往外走。二特务一见宝山，厉声喝叫：“你怎么又来了？”“我来找点活做做，混口饭吃。”宝山缓缓说着。“嚯！”那鬼子从腰挎的刀鞘里拔出寒光闪闪的东洋刀，虎视眈眈地盯住宝山“嘿——嘿——嘿——”地吼叫。宝山一声不吭，二特务又嚷着：“太君问你八路的是？是八路讲出来就没事。”“我不是。”“啪！”鬼子把东洋刀狠狠地卡在宝山的脖子上。“你的八路探子的干活！”鬼子嘴里喷出一股股血腥气。“我的——皇军顶好的良民！”“八格牙鲁！”鬼子一边咆哮，一边瞅着宝山毫无惧色的脸膛，不由把刀放下来。这时候，旁边一个穿黄军服的人凑近鬼子身边嘀咕了一阵，就领着宝山走进鬼子的一个伙房里。那“黄军服”朝一个胖子吆喝：“老吴，我给你弄了个打杂的。”胖子回应：“好啊，‘三太君’（三太君：鬼子伙食官）你就把他留下吧。”从此，宝山当上了“打杂的”，每日担水、洗菜、烧水……忙着不休。

    这天午饭后，“三太君”来到伙房，朝胖子说：“今天星期五啦，你们学学字吧。”于是，胖子把大伙召唤在一起，先问宝山：“你识不识字？”宝山摇摇头。胖子从桌子里找出半截铅笔，又拿出一张黄裱纸，按在一块木板上画了一个核桃大的字又问宝山：“炮，你见过？”“没见过。”宝山回答。“这字就念‘炮’！”“哦，炮！炮……”宝山跟着念起来。”……这样一直到学完字时，宝山问胖子：“师傅，领我溜达溜达吧。”“溜达？”胖子瞪起眼，“这地方可不许溜达。”宝山瞅着写在地上的“炮”字，不由想起前院里雨布盖着的那一垛垛武器弹药……这日早饭后，“三太君”哼着小曲走进伙房，一面要烧酒，一面向胖子说：“太君进城……”听说鬼子进城，大伙都轻松起来。宝山趁机凑近胖子身边说：“师傅，领我溜达溜达吧。”这一回，胖子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于是，胖子带着宝山来到前院。这时，宝山问胖子说：“师傅教我那‘炮’字，写是会写了，可就没见过啥样儿。”“蠢蛋，连个大炮也没见过！”胖子领着宝山向那三个用黄布套着的、装在轱辘上的东西一面走一面说：“这就是炮！”“啊——炮！能打多么远呢？”“哼！”胖子抬起脑袋，指着远山神气地吹嘘，“多远？从山这面打到山那面——过山炮。”“有准吗？”宝山一副疑惑的样子。“有准！”胖子双手握成拳，遮住眼睛说，“拿镜子这么一照，哪儿有八路就朝哪儿‘咚——咚——’”又走了几步，宝山指着六个挺在铁架子上的铁筒问：“这也是炮？”“这是水机关枪！”胖子不屑地答。宝山惑然地又问：“这东西怎么打呢？”胖子拿起机关枪，用手比画着：“把子弹装进这个口里，双手掐住两只把，手指一按小机关，子弹就‘哗哗’飞出去。”宝山奇怪地又问：“能打出多少子弹呢？”“多少？”胖子得意地说，“它一叫就是三面。”“嗬！这东西真厉害呢，有多少八路也回不去喽！”“嗐！你啥也不知。”胖子嘟囔着……就这样，鬼子的武器全给宝山记进心中了。

    中午，湛蓝的天空，白云一朵朵地飘过，仿佛列队的天鹅展翅翱翔。宝山的心啊，也伴着云朵飞向远方。这时，宝山悄悄地来到东边房檐下，贴紧一扇门缝朝里窥去，只见屋中空荡荡的没有人影。黄漆的写字台上摆着电话匣子和纸笔。那边一面“武运长久”的日本旗悬在墙上，一扇开在壁上的小门紧紧关着；这边高高的衣架挂着一套崭新的黄呢子军服，上面缀满闪闪发光的徽章。嘿！宝山轻轻推开门，屏息蹿进屋，摘下黄呢子就套上身，又把镶嵌星花的太君帽压上眉缘，转身又蹬上一双黑皮靴。前后不到两分钟，宝山就由一个小“杂工”变成一个“皇军”大官。他轻轻地带上门，径直朝前走去。快到门岗，宝山愈加头仰肚腆、摇摇晃晃。站岗的鬼子一见是太君，“噢”地左手向右臂一抛致了个持枪礼。宝山睬也没睬，走出很远，那鬼子还一动不动地挺着脑袋……宝山匆匆来到村外河棱下，立刻脱掉太君服，顺着山路向游击队驻营地奔去……

    田野里，一片片盛开的山菊花儿，轻扬起那一朵朵金黄富丽的花冠，仿佛在欢迎胜利归来的游击战士。

    （宋占方整理）

    石浦：最难忘的一顿饺子

    1941年除夕那天，我们游击军司令部管理科通知大家说：今天炊事班不给开饭啦，你们去领面领肉，大年三十自己动手吃顿饺子吧！这消息真叫人振奋，抗日时期，过年能吃顿饺子，也算不错了。我们司令部除几位首长之外，在一起的有四个参谋、一个秘书、两个测图员、一个队列干事。那时我是队训练参谋，作战参谋刘建勋，侦察参谋近视眼小胡，通讯参谋大嘴刘云，还有一个译电员王世珍。这群人一商量都同意赶紧动手，吃到肚就赚下了，否则要闹情况吃不成才叫冤枉呢！于是半晌后就领回来每人一斤白面、二两猪肉、一点白菜一棵葱，其他任何调料都没有。

    大家七手八脚一会儿工夫就把饺子包好了，马上在房东的大锅里煮上了，饺子快熟的时候，大家忙着找餐具，但是房东大娘不在，屋门上了锁。好不容易在房东堂屋里寻得一把笊篱，几个碗，没有盆。一群人急坏了，眼看着饺子锅翻滚，破肚子淌馅的越来越多，刘参谋说：咱们今天喝肉面糊糊吧！正在急得没办法，一位同志从外面跑步端回来一个大黑盆，大家高兴了，不问青红皂白，赶快捞饺子，满满的一大盆，端到借住的办公室里。大家也顾不上拿碗筷了，有的捡两根干树枝，有的用自己的汤匙，近视眼小胡找不到家伙，竟把办公室用的木把裁纸刀拿起一插一个往嘴里填，他倒不吃破肚子的。大家边吃边乐，欢天喜地说，饺子已经消灭了大半盆啦。这时房东大娘回来了，大嘴刘云嘴里吃饺子，说话一点不碍事，喊大娘过来吃饺子。大娘笑着过来了，一看这群人吃饺子的狼狈相，再看看大黑盆，不禁失声大笑。一群人都愣住了，大娘笑什么，再看大娘笑得直不起腰啦，边笑边摆手：“别吃啦，你们这群孩子，哪里找不到个盆，这家伙是我们的尿溲盆（河北山区尿盆的称呼）。”

    大家听清楚了，都不笑了，木把裁纸刀乓的一声落在桌子上了，干树枝撒了一地，有人埋怨起来“这是谁办的好事”。当一个测图员承认是他拿回来的后，大家都不吭声了。静了约有三秒，一群人不约而同地哄堂大笑，笑得那样破格，好像遇见大喜事。刘建勋同志说：今天这桩事要绝对保密，否则传出去就会成为常年的笑话，剩下的饺子快给大娘喂了猪吧。大家同意，有的扫地，有的给大娘端着半盆饺子去喂猪，没一个人真正生气，从此也再没听到一句怨言。大娘笑着走了。晚上，大娘竟又给送过来小半盆白面饺子。

    从这件小事看，八路军同志们团结友爱，亲切的革命感情，比亲兄弟深厚得多，真正体现了我们的革命优良作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连同驻地军民鱼水之情，恰如一幕立体有声电影，也像一幅深刻动人的画面。

    申焕箕：彭绍辉旅长在盘道梁与我们战斗在一块

    盘道梁为崞、宁、朔交界长城沿线的一个小镇，海拔近3000米，离宁朔两城均在80华里以上，离较近的小据点官地、阳房口、榆林也有三五十里。一般群众基础较好，所以我们地方游击队常常将那里作为临时游击根据地借以休整。

    1940年百团大战后的农历九月九日，彭旅长从冀中平原回延安路经盘道梁休息，与我连同住此村。

    我们是地方部队三分区（后划归六分区）独立营第一连，属八旅所管，我们看到八旅正规部队远道而来必须要有一个好的休息环境，战士们便给八旅同志们腾出好房。我们移在西关，并愿多负警戒责任，配合主力做好保卫工作，且放出了侦察加强了警戒。晚8点，夜幕降临，风雪交加，在这个海拔约3000米的山路上朔风不断袭来，我们部队指战员身着单衣，度过了一段极为艰苦、难忘的时刻，特别是放哨的同志又无大衣，只得披条线毯以抗严寒。

    8点后，我们得到了宁城方面的侦察情报，敌人出发了。我们及时向野战首长报告，见到他只有一条胳膊，才知道这是彭旅长。我们将上述情况汇报后，他以亲切的口吻对我们说：“不要怕，咱们人多哩，可是你们要警戒好。”我们提出：“南北警戒都由我们负责吧！你们走了长路。”“不要！你们人不多，我们分担南面，你们分担北面，共同分担好吧！”“那么就这样吧！你们走了长路早点休息吧！”

    回连后，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加强了警戒，按旅长指示，做了安排。战士们人人和衣枕弹守枪而睡，连队干部分班查哨，掌握情况。我是拂晓前3点多查哨的，我在北线查时遇到的是一个小战士叫梁栋。夜晚静悄悄，夜色茫茫没有一点动静，雪花小了，但风还在刮，天气严寒，小战士不时以哈气暖手。我将宁城敌人出发的消息告与哨兵，边说边将自己的手套给了小战士，让他提高警惕，注视敌情，自己又转向南面。我想宁城敌人既已出发，此刻亦将快到，所以走在村南四下瞭望，也不见动静。正要返回时，在稀疏的雪花飘落中月光透过云层，时有微明稍显，远远望去似有人行，经继续观察时，发现来人越来越多，一条长蛇阵逐渐向我方移动。我立即发问：什么人？连喊三声，他答是“县政府”。我分析若是政府没有这么多人，那时政府只有30余人，这些来人至少有100多，肯定是敌人来了！我立即拔枪就打，可惜打了哑枪。敌人的尖兵离我已有20多步了，问我是谁，想抓我做俘虏。我立即撒腿就跑回到连部，让通讯员很快通知各排，迅速在西城外集中。我和连长（陆林）很快撤出城外，这时已看清了敌人。这些野兽陆续进入村南，我们立即组织战斗，之后我们又转向北长城。这时，发现城内拥出一批人，我分析可能是咱们旅部人员撤出。连长怕有失误，此刻正是黎明前的黑暗，分辨不清，便向天空打了一阵机枪，嗒！嗒！嗒！我分析，敌人刚入村怎么能向村外冲呢？一定是咱们自己人，我们不要打，让他们顺利冲出。

    原来，这天旅部的哨兵因天寒下雪，钻入莜麦堆中睡着了，我们开打后旅部才发现敌情，可是敌人已经入村，有的已闯入旅部。敌人抢了我们旅部的电台发报机，彭旅长下令突击队不惜任何代价，必须把发报机夺回来。经过激烈的搏斗，突击队抢回电台，击退了敌人，立即撤出城外，边打边退。正规部队顺利撤出，我连经过阻击后亦与正规部队撤出阵地。

    这次战斗虽然激战，但撤出时很有次序，毫不慌乱。我连由连长带队在前、指导员在后掩护战士全部撤出城。敌人又追了上来，集中机枪堵塞我们的去路，我们不得不另选路线。

    指导员在全部指战员撤出后，自己走在最后，在机枪封锁去路的情况下，只能另选路线。可是沟底只有一条路，另选路线只有爬坡。在敌人机枪封锁的山沟小道上，指导员又转向梯田，因有初步的避弹经验，采用“之”字形曲跑与匍匐，越过山梁。他未挂花，可是十指都成了“木棒”，冻坏了，后来才找到部队。

    事后查明，这次战斗是百团大战后我区敌人最大的一次进攻。他们动用周围各据点兵力，分13路，采用“铁壁合围”、“篦梳式的扫荡”，企图将我正规地方游击队一网打尽，以解除他们的心腹之患。他们哪知，我们所住的长城沿线，系蒙疆区与联合区的边界，他们双方的配合也不理想。朔县的敌军赶到桑乾河时，大炮陷入河内，没有按期会合。我们彭旅长则采取突破薄弱一环、冲出重围、到外线作战的方法，取得了胜利，我们部队虽然遇到了严寒、衣单、激战等各种困难，但最终取得了胜利。

    战后查明，此一战游击队死亡一人一马，八旅同志伤亡7人，敌人死亡24人。

    就在当天，我八旅同志们通过铁路线，经阳房口西北、宁武摩天岭的严寒地段，穿着单衣走向延安。

    青年同志们！可以想想，我们的老前辈是怎样突破重重困难，为国为民艰苦斗争才取得胜利呀！我们今天的安逸生活、工作和学习确实来之不易呀！

    苏谦益：大青山抗日游击政权

    1941年1月，晋绥分局决定派我到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这是原绥远省即内蒙西部地区位于我国北部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的地方。1938年，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开展绥蒙地区游击战争，一二〇师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派李井泉同志带领七一五团和太原成成中学组成的四支队，还有武新宇同志带领的山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干部，从晋西北出发，挺进大青山，建立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对于鼓舞蒙汉人民的抗日精神，在我国北部内蒙古大草原举起抗日的旗帜，打击日寇的猖狂进攻，配合各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我动身前，晋绥分局的贺龙、林枫等几位领导同志找我谈了话，做了指示，回想起来，仍然有亲切的记忆。他们指出，大青山是高度的游击区，现在已经建立了绥察行政公署，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政权。主任是杨植霖同志，派我担任副主任。敌人多次扫荡，一次比一次凶残，斗争是十分艰苦的，但是我们必须坚持。我们有广大蒙汉人民的拥护，军民一致，英勇斗争。最要紧的是能够把蒙汉人民都团结起来，对蒙古上层人士直至王公贵族也要争取他们抗日，也要团结。抗日，这是蒙汉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汉奸、卖国贼就是要挑拨民族团结，破坏抗战。我们就是要加强蒙汉团结，坚持抗战。现在步兵已经变成骑兵了，这是很大的变化，对坚持辽阔草原的游击战争关系极大。骑兵当然适宜在草地活动，转大圈子，但是，一定要到群众中扎根，到蒙古包中、到农牧民家中做工作。要学点蒙古话，要尊重蒙古民族人风俗习惯，要在蒙汉人民中交知心朋友。要扎根在群众中，培养地方干部，特别是培养蒙古族干部。要爱护群众的利益，政府对动员物资如征粮、征款、买马等规定了政策，就要认真遵守，有正确的政策才能坚持长期斗争。要有坚持长期斗争的观点，万不可图一时之需乱抓一把。晋西北行署主任续范亭老先生在我走前也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绥远省原是个特别区，你们到大青山一定要和蒙古同胞团结好，我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皆兄弟也。他还说了昭君出塞、蒙汉和亲的历史故事，强调蒙汉团结抗日。他的话很风趣，对我很有教益。同时，分局抽调了杨叶澎（决死四纵队团政委）、靳崇智（暂一师供给处长）、杨国兴（决死二纵队团政治部主任），还调了成风涛（四专署贸易局长）等十几位同志，和我一起上大青山。

    1941年1月，晋绥分局通知我们到河曲石人村找绥蒙区党委书记白如冰同志报到。我们到了石人村，和延安派来的同志编了一个支部，支部书记是贺得胜同志。这个支队的任务就是做好上大青山的准备工作。我们在那里听取了对大青山地区情况的介绍，知道了在绥中、绥东地区辽阔的乌兰察布盟大草原上敌人已经安下了不少据点。我们上大青山要通过岱海滩，横过平绥铁路，穿过敌人的据点，要求我们每个同志做好战斗准备，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听从指挥，严守纪律。3月初，我们在雁北骑兵大队的掩护下，强行通过了封锁线，胜利踏上大青山的征途。

    3月间，我们先后和陶林县县长宋克钻、武川县县长李康取得了联系，很快就找到了绥察行署。行署主任杨植霖同志和行署的同志们热情地欢迎我们，行署由二支队五连掩护活动。行署有一个财政处，精打细算，助手除吴广荣同志外只有一个会计，还有一个粮食处，储藏军粮确有一套细致的办法。他有两个助手，其他就是田心同志等三个秘书，分别管理民政工作、日常行政事务、上下左右联系等。这个行署机关，实际是一支宣传队，一支征收抗日军需物资的后勤队，一支战斗的游击队。我向行署几位负责同志传达了晋绥分局的指示，我们研究决定成立了行署党组，党组由杨植霖、马南风、赵全壁、靳崇智和我五人组成。我任党组织书记，靳崇智同志担任财政处副处长，杨国兴为绥南专员，杨叶澎为绥东专员，连同原来绥中专员程仲一，绥西专员李维中，这样，四个专员公署的专员都配备齐了。

    4月，行署和司令部在苏集村会合了，我们开了个会，杨植霖同志谈了征集物资的情况；我传达了晋绥分局的指示；骑兵支队司令员姚喆同志介绍了军队活动分布的情况：骑兵一团在绥南地区峦汉山活动，骑兵二团在绥中活动，三团是步兵，在绥西地区活动。此外，还有二支队、四支队等部队活动在绥西、绥中一带。他说，整个绥蒙地区是一个游击区，都是我们活动的范围。你们从晋西北根据地来到大青山会有些不习惯，不过转上一段就人熟地熟了。他说，敌人对大青山地区的扫荡，一次比一次残酷，群众的生活更困难了，我们部队的供给情况也比前两年困难多了。他提出，希望行署及早抓紧今年粮食物资的征集工作。

    我们本打算第二天还要开一天会讨论工作，但是遭到了敌人的袭击。我们正在开早饭，几个方面的哨兵连续打枪紧急报警。因为我们到苏集村的时候，司令部的参谋领我们已经仔细观察了地形，当时曾经估计这次到会部队多、干部多，姚喆同志命令大家提高警惕，防止敌人袭击。但是，我们有些同志还是没有把马鞍子备好。敌人在村头路口布置了机关枪和掷弹筒疯狂地扫射，司令部警卫营抢占了高地，向敌人猛击，掩护机关和部队迅速转移。我的警卫员吕茂华同志的马被弹片炸了，受了重伤，他只好跟部队步行转移。靳崇智同志的警卫员小鬼没有来得及备马鞍子，他急中生智，背着马鞍子，骑着光脊梁的马子，握着手枪，一边向敌人射击，一边大声招呼行署的干部赶快上山。几天后，我们到了武川县铁圪旦沟，在那里开了一次会，专门检查了在苏集村和司令部会合遭到敌人袭击的问题。大家深刻体会到，必须彻底改变根据地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必须完全适应大青山游击区的环境。我们天天行军，不但天天要密切联系群众，甚至也得天天和敌人接触，要天天掌握敌情，要做到马不卸鞍、人不离枪，说打就打、说走就走。这确实是我们上大青山的第一课，是对坚持大青山游击战争十分有意义的一课。我们要求大家要认真吸取这次遭敌袭击的教训。

    1941年夏，我和一部分干部带五连一排到绥西地区检查工作。在武归县几尔沟村，郝秀山同志来汇报工作。我们主要讨论了如何对付国民党邱明星部在我军活动区域抢劫粮食、骚扰群众的问题。当时郝秀山同志带的游击队有力打击了这些抢粮的零星国民党顽固军。

    顽固军的头子邱明星号称师长，他的军队蹿到武固边境，经常骚扰我们的活动地区。他们曾提出要谈判，因此，我们也提出和他们划分活动范围和征粮范围，写了几条意见通知他们。我们估量他们不会遵守协议，但是这样做对揭露他们欺压群众、破坏抗日团结的罪行有利，这样做可以更加有理、有利地动员群众，打击抢粮的国民党顽固军队。

    7月间，我们到了绥蒙区党委，见到了书记白如冰，组织部部长白成铭，武装部部长于占标，社会部部长王聚德和绥西专员李维中等同志。机关的驻地是一条大沟，敌人对所有的大小村庄进行反复扫荡，把房子统统烧光了。有些茅草房子，都是我军政人员和群众搭的小棚子。专员李维中同志和专署的几个同志对我们表示欢迎，把仅有的一点白面做成面条请我们吃饭，而专署的同志们已经是几个月不见粮食，靠吃野菜度日子。为了改变这种形势，绥蒙区党委决定积极开展平川的工作，同时由三团的部队打击盘踞在固阳县六道坝的李海龙地主武装，扩大我军的活动范围。我们在李海龙经常活动的村子里找群众座谈。他们说，你们长期不来，我们很想念，李海龙对我们卡得很紧，到处抓给八路军送粮的人，你们以后只要经常多来转几趟，再困难我们也有办法给你们接济粮食。当时，有的同志感到我们的粮食困难是“政策与生存的对立”造成的，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地开展敌占区的工作，我军游击活动范围缩小造成的困难。我军活动范围扩大了，平川的统战工作开展了，就能打开局面。

    我随姜文华同志率领的步兵三团转回绥蒙区党委后，区党委专门开了会研究开展平川工作的问题。会上听取了二支队参谋长李达光同志关于敌占区工作情况的汇报。区党委决定派莎县县长王经雨同志到莎县边山地区河家库伦一带去搞统战工作和动员抗日军需物资的工作。我随王经雨同志下平川。他是本地人，在他的影响下，他全家老小包括他老早出嫁的姐姐，全都是抗日积极分子。日寇汉奸多方威胁利诱，拆掉他的房子，杀死他的哥哥，但他的斗志越练越强。他们那个河子村的青年，在他的动员下多数都参加了他领导的二支队二连。我和他在1931年时是中山学院师范（4）班的同学，现在是战友，一同下平川，我心里十分高兴。我和他一路边走边谈，他介绍了很多平川的情况和一些上层统战人物的情况。傍晚到了水磨沟口，天黑了，我和二连的两个战士到距离河家口不远的水房中。王经雨同志带的一个同志到村内了解情况，并准备找几个统战关系人物同我们谈话。他进村后不久，正碰上日军和伪军发生了冲突，因此，我们的目的没有实现。辽阔的绥蒙地区都是大青山游击区的活动范围，凡是我们的骑兵、步兵能活动的范围，也就是绥察行署工作的范围。但是，这个游击区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我军力量可以控制的地方，这就是武川、陶林、归武、归莎、武固、半凉、托和清等山区。这里地方小、乡村少、人口少，敌人不断扫荡遭到很大破坏，群众生活很苦，这是我们的依托地区，完全接受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第二种是敌我拉锯的地方，一般靠近敌人据点和边山区地。这类地区地方大、乡村大、人口多，多数是靠近我军，也接受抗日民主政府的政令。对于征粮征款，采购抗日物资等是积极帮助的，但是不论征集物资和送情报等都需要应付敌人。第三种地区是敌人力量大，控制较严的地区。在这些地方，我军也可以活动，但困难比较大，我们只搞统战工作，疏通上层关系，也通过爱国人士动员一些物资。这种地区对开展平川敌占区工作是至关重要的。从区、县、专署到绥察行署统统是大小不等的游击队。不论是做什么工作的干部，不论在什么工作岗位，首先是一个带枪的战士。区政府实际就是一个游击队、也就是个武工队，他们的活动范围一般在本区各乡。县政府就是个县游击队、县武工队，他们在所属各县、区范围内活动。绥察行署则是一个比较大的游击队伍，由二支队五连、行署警卫队和行署的干部三部分组织一支100多人的骑兵游击队。我们经常的活动地区是绥中，也到绥西、绥东等地区检查工作，工作人员视活动的需要下马当步兵。绥察行署和专、县、区的同志联系密切，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有计划地安排行动日程，都是在会合时听取汇报，安排工作，当面谈问题，当面解决问题。没有特殊情况，我们一般是每晚7时左右出发，行军三五十里，10时左右宿营。第二天白天整天是工作的时间，这一天有多种问题需要处理，首先是分析敌情动态，防止敌人汉奸的破坏活动，还有宣传工作、征收粮食物资、采购军需品（如马掌、马鞍等骑兵装备，医药器材等）、清理账目等。有时还要处理有关刑事民事案件，接待统战关系来访办事。总之，这些事情都得抓紧及时解决，拖延就要误事。

    1941年冬，杨植霖同志调回晋西北根据地工作。同年年底，绥蔡行署在活佛滩周围各村采取短途行军、一日一转移的办法开了工作会议。会议期间，附近敌伪据点中的关系，都送来确实可靠的情报，使我们对敌伪军的行动一清二楚，因此能够安全地开会。会议总结检查了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有关征收抗日粮款政策，坚决减轻我军依托地区负担过重的问题，还研究了关于积极开展两面派村政权的工作等。1942年7月，绥察行署机关正紧靠平绥路北沿线活动，接到情报说在福生庄、三道营等车站运来了大批日军。我们判断敌人要进行大扫荡了，于是立即派人出去接近我们的两面派乡公所联系，到大滩等敌人据点了解敌情。但敌人这次行动封锁严密，我们对于敌人的兵力调动、行动计划、具体目标侦察不清楚。因此，我们到了孔对沟找到武川县委和地委的联络员老候同志，要他找地委书记贾长明同志，通过党的秘密工作人员了解敌情。老候同志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带来了地委的信件和通讯员。地委来信说，隐蔽在平绥线工作的杨干同志来信报告，敌人华北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到平地泉观察，平绥线日伪军运输频繁，所调伪军发现有绥远各县旗、雁北各县、各大据点的伪军。据报告，边山各道沟口，敌人全部封锁，构筑哨所、阵地，敌人所到村庄断绝交通，禁止来往。我们立即召开了行署党组、总支、党员干部的会议，分析了敌情，认为这次敌人拼凑兵力很大，行动诡秘。敌人这次扫荡的企图就是要消灭我大青山游击区。根据这种形势，我们决定在绥中地区必须立即改变斗争形式，要以分散隐蔽为主的形式坚持斗争。另外，行署机关、陶林、武川等县区游击队要相机向绥南转移，突破敌人的围攻，粉碎敌人的扫荡。为此，绥察行署在聚宝庄召开了紧急会议进行部署。参加会议的有行署的领导干部和武川县县长李康、陶林县县长宋克钻，还有两县的几位科长，绥中专署的负责人成枫涛、任建斌、五连连长薛占海、指导员魏志中等同志。会议决定把绥中地区的干部和游击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留在当地的县、区干部，下枪下马隐蔽下来做群众工作、除奸工作、情报工作。这样就在陶林、武川两个县各区留下了一批同志。另外，绥察行署机关五连、警卫排、陶林、武川县的游击队和一部分干部则准备向绥南蛮汉山地区转移。我们召开了全体战士的动员会，使每个同志都清楚了解这次反扫荡的重大意义。

    敌人企图消灭我大青山游击区，拔掉我国最北方的抗日旗帜，我们必须突破敌人的围攻扫荡，坚持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直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面对凶恶疯狂的敌人，人人态度严肃镇定，决心取得突围的胜利。我们规定了突围的纪律，战士们个个精神振奋，充满信心，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点应注意的事项。我们的人分散隐蔽在各个山凹，白天监视敌人的行动，晚上接受群众送来的炒面、羊肉。形势很严峻，我们决定迅速向峦汉山转移。但一要定出确实可靠的转移路线，而且要等几个地下党的同志来集合。转移路线的问题靠地下党员同志做了机智的侦察，查明沟口敌人的哨所位置，查明我们要通过的村庄的大小道路。我们决定通过敌人的哨所、驻地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出其不意地从平顶山插到峦汉山。我们重新编组了队形，陶林县长宋克铭同志带领陶林县游击队做前导，由两位地下党员同志带路走在队前。五连连长薛占海同志带一个班做后卫，我们一部分干部居中。大约在当晚10点，我们绕过聚宝庄村，顺着小道进到沟底，牵马缓缓而行，到接近沟口时传下“上马”的口令，人们一齐上马行进。突然，听到喊叫口令的声音，敌人的哨兵放枪了。因为哨所距敌军驻地很近，刹那间，我们的队伍已飞跑进村了。显然敌人惊恐了，乱喊乱叫起来，直到我们的队伍出村走得很远仍然听到敌人的枪弹声。我们的队伍驰骋在一片开阔的平地上，渐渐地距离平顶山已经不远了。敌人从两面开来了汽车，他们乱晃着车灯，到处寻找目标。显然敌人是想堵击我们，阻止我们进入绥南地区，企图把我们歼灭在绥中。第二天上午，我们终于通过平顶山，胜利转移到峦汉山了，我们的司令部、行署和县游击队部安全转移到了绥南，一部分干部和游击队都安全转移到了绥南。一部分干部和游击队已经下马换装，采取精干隐蔽的政策继续坚持大青山的抗日斗争。敌人调动了2万余名日伪军，连续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残酷扫荡。但是，他们消灭大青山我军、消灭大青山抗日游击政权、摧毁大青山游击区的凶恶企图落空了。我们突破了敌人的“铁壁合围”。

    附录二 宋占方：一份珍贵的荣誉证明书

    1985年6月27日上午，县政协委员王英同志上交了家中珍藏了47年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游击第三支队司令马跃南发给其父王慎修先生的一份“荣誉证明书”和“山东游击第三支队司令部供给部”开给王慎修先生捐赠手榴弹的一张收条。这两件革命历史文物，记载了王慎修先生一家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年代所作出的特殊贡献，是山东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全民团结抗日的历史见证。王英同志向我们介绍了这件事情的经过：

    1930年8月，王英从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回现邹平乐礼乡周西村老家探亲，原计划在家停两周，然后到泰山采集点鸟类标本，没想到遇上蒋冯阎大战，交通中断，既去不了泰山，也回不了南京。有一天，王英陪其父王慎修先生去地头锄草，看到阎锡山的部队顺着公路由东向邹平方向溃退。大部队过完之后，有一辆马车拉着一些破烂麻袋包，赶车的士兵无精打采。走到地边附近，这士兵向王慎修先生找火点烟，讲话一口河南腔。点着烟后，他又问王慎修要不要子弹，一元钱两箱。王慎修说想要但没有那么多钱。这河南兵便说：没有那么多不要紧，有多少算多少。于是王慎修父子二人凑出了身上仅有的七角几分钱。那河南兵见钱太少，又说衣服也可以，这样，王慎修先生又把随身穿的上衣脱给了他。这个河南兵就把破麻袋下边的两箱子弹和八颗手榴弹卖给了王慎修父子。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的怒火在全国燃烧起来。同年12月26日，姚仲明、廖容栋、马跃南等同志领导了黑铁山起义，后来该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游击第三支队。这支革命武装成立不久，便于1938年1月进行了“夜袭长山城”、“小清河伏击战”等战斗，打击了敌人，振奋了民族抗战精神。但是，这支革命武装，当时也遇到种种困难，其中缺乏武器弹药是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与此同时，邹平、长山一带也拉起了好几股地方武装，他们都在搜罗枪支弹药。在这种情况下，王慎修先生一家看到八路军三支队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为了抗日救国，全家经过商议，于1938年4月27日，将积存七年多的两箱六五子弹2000发、八枚手榴弹，捐赠给八路军山东游击第三支队。当时八路军山东游击第三支队司令部开收条一张。10月，八路军山东游击第三支队司令部以司令马跃南的名义，发给王慎修先生荣誉证明书一份。同年，王慎修先生携同四子王和卿及女儿王秀珍参加八路军山东游击第三支队，直接投身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洪流之中。

    附录三 禇学潜：一支活跃在京沪线上的游击队

    禇学潜是浙江省海宁县斜桥镇人，1939年于上海补习教育协会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由上海地下党职教总支调苏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参加“江南抗日义勇军”。1941年1月任“新江抗”所编“江苏省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第一连连指导员，同年2月8日在保卫“新江抗”司令部的洋沟楼战斗中为国家为民族英勇捐躯。

    禇学潜原参加“江抗”，由于江苏在路地区环境恶化，“江抗”西撤，1939年11月，我党在路特委根据叶毛、陈毅同志关于“重新组织武装坚持原地斗争”的指示，建立了“新江抗”，他奉命坚持在原地斗争，编为第一连任命禇学潜同志为政治指导员，“民抗”一连与“新民抗”司令部同驻阳澄湖边的洋沟楼。

    本文系1984年8月禇学潜返沪时在病中所作，文长近万，对江南游击队的产生发展与前途做了一个详尽报告。此不单是事实的叙述，而且亦是历史真谛的发阐。文中可看出禇学潜的一生对民族解放事业是如何的忠实和富有高度的热情。因篇幅有限，现只摘录数段以作纪念。

    （编者）

    一

    炮火惊动了天地，又打醒了一群不愿做奴隶的人。这次由于命运的差遣，让我走上了破碎的地面——京沪线，在这块肥沃的平原上，又让我看到了革命的火焰、武装的军队和一些侵略屠手的暴行……

    自从大场一直到南京沦陷区这一块产量丰富、人口稠密的区域里，已成了强盗的世界，掠夺、奸淫、抢劫、烧杀等词语，竟是当了每日耳闻目睹的新闻，野贼们的趁火打劫亦随之崛起，暴行简直代替了合理，这“文明”的“皇法”普及城镇乡村，这向称天堂的江南，竟变成了人间地狱。

    在每个大小的城市里，方方的雪白旗子，中央点上了圆圆的血圈，遥远望去原来是他们的据点，但除了为虎作伥的走狗们外，良民都迁出了家，抗日的浪潮就在散居各地的农村中高涨起来，终于汇成一重威武的堡垒。

    京沪线一带由于国军的西撤，遗留下了很多炮弹和枪械，这些足够支持起广大的游击队，这也正是民众自卫的宝藏。暴行推动了被压迫的人民，他们密密地散布在麦田，草原里这正是我们活跃在京沪线上的游击队。

    革命的浪潮把京沪线围得紧紧的，东边西边均有咱们的弟兄，这“星火”临时给他们打击，唯有予打击者打击，才能稳定江南的局面。

    但那些游击队的“头目”，都来自民间，有的是挺胸突肚的好汉，有的是徒弟帽子歪戴的白相客，落伍的军人也有，还有义愤的地主和地方上的豪绅，这些人都是由于江南沦亡后才做起抗日的“领袖”来的。可惜往后一得到了枪械和占据地，个人主义的发展便形成了土皇帝的封建形式，结果忘了真正的自己与民众给予的任务，只管收捐享乐，有时还要相互火并。

    落后的思想造成了这个缺陷，但要被优良的人力推动和靠自己的坚定是一定能够从缺陷里跳出来的，走上战斗光明的大路，逐渐地发展到正确方面来。游击战原是从幼稚的小孩子培植到强壮的青年，从艰难的征途中热气出曙光！

    活跃在江南线上的武力，不仅仅是一些顽固头目们的队伍，真正在困难中斗争的，是受尽千辛万苦的，从战斗的生活中磨炼的——我称他们是一支坚决而不怜的乞丐队伍——也就是隐藏在江南民间的一支义勇军，这支陌生的武装队伍，活跃在江南已经一年多时光了。

    三

    这支军队在水深火热中受尽了苦头，直到现在始终还是以坚强奋斗的精神来延续它的命运。

    天下的事是没有静止不变的，不是退化便是进展，要保证前进，就要找到正确的路线和策略，这支军队在不断克服自己的缺点，发挥自己的优点下一天天扩大起来，成为一支坚不可破的“铁军”，到现在连3岁的孩童也熟悉了这支队伍的名称。

    四

    现在再提起他们的生活，简直是可怜得异常，亲爱的读者们，在我们的脑海中，也许认为在上海近郊的游击队，他们的生活一定是较舒服的，因为接近都市，交通运输都便利，然而他们却是过着苦的生活，这也不稀奇，因为他们不像那些好吃懒做的“游吃队”，他们不会做强盗和用重捐来加重民众的痛苦，因此生活的赤穷却是必然了。

    如果你跟他们去住一夜，疥疮和白虱保会走上你的身，士兵的衣服也大都很褴褛，到了秋季寒风将起，还只穿两件单衣，大家几乎每人只有一身，怎样叫它不硬不脏呢。而夜间天天走路，不管是下雨下雪，走得起劲的时候汗流满面，半夜寒气逼人，则草地当了床铺，顿时热的消除，冷的即降临，他们嘴里却说“过惯了不成问题”、“抗战是艰苦的”，“光明就在前面”！

    穿着硬而薄的衣服熬过了寒冬，度过了这冷的冬天，春天将要到人间，人们只要奋斗，度过艰难的途程，快乐决不会不来！

    吃饭也成问题，一只小的洋铁盆子里，盛着一点儿菜，六七个人吃，如果吃得不快，只好吃白饭，这是常常有的事，夜间必须走路，肚子也得吃饱，白天还得出操，上政治课、文化课、识字课。自己写字看书，擦枪开会，还得站步哨，没有空睡觉。但他们都是年轻的小伙子，“小鬼”们的作战往往胜过大人们，年龄13岁的“小鬼”，也懂得一切世界大事，一夜80里的急行军他们还是紧紧地跟着大家跑，谁都不甘落伍！

    五

    因为物质条件的约束，部队不能在形式上整齐起来，在黄梅天的季节里，一天总得有数十人染疟疾病，很是可怜，有时候，药水和金鸡纳霜断了档，加上日晒夜露的生活，连部队里的医生，也害起了寒热病，脚跌伤的也无药膏治疗，那时候士兵们带了寒热也不肯离开部队休养，抱病行军的很多，有一次，一个战斗员因病不能迅速退出战斗而被枪杀。

    他们的薪给是没有的，只有两元到两元五角的津贴费，有时还要闹发。鞋袜、毛巾、伞、洋瓷碗等用具都要自己出钱置备，幸亏每次打了胜仗，民众们的慰劳能补偿日用品的不足，物质上的困难他们只要求战斗来解决，所以部队的战斗情绪始终保持高昂。

    “吃不饱，穿不暖，白虱队伍，疥症战士”已成了他们的特点，然而这些并不能削弱他们抗战的意志，穷光蛋也是越穷越坚强的，他们常以正确的政治工作来说服动摇分子，他们没有一天不展开斗争，虽然说没有一个白胖肥美的身体，但精神焕发，气昂昂雄赳赳的气焰，在热血中流转着。

    虽说生活充满了饥饿，却充满了活泼的气氛，这生活却能使你意外地愉快，这部队已抛弃了封建的渣滓，创造了克服饥饿的方法，这部队不是哪一个人的私产，而是中华民族的，所以每个战斗员连伙夫都说我们应该大家来爱护他！

    附录四 冯克玉：小徐为什么能化险为夷

    伟大的胜利离不开伟大的人民，正如毛主席所说兵民是胜利之本，组织干部徐玉青就是在广大群众保护下在敌人的清剿搜捕中化险为夷的。

    1942年，敌后的游击战争进入了十分艰苦的阶段，鲁南的曲（阜）泗（水）县将要伪化，仅有一点狭长的山区游击根据地，县大队的公开活动已很困难，县委机关也不得不分散活动。这年的夏至六月初一，敌人集结了宁阳、曲阜、泗水三个县的日本特务机关，驱使着各县的伪警警局，和伪军分三路共约1000人向着曲（阜）泗（水）边界凤仙山以西一带不大的地方进行清剿、扫荡，目的是要捕捉我曲泗县重要的领导同志，逮捕抗日军人家属做人质，迫使我们的干部投降。然而这一切，敌人都失败了。周家庄是凤仙山下的一个小山庄，也不过20户人家，西距津浦铁路的田村车站只有八华里（是敌人的占领区，不同于“匪区”，故政策上也温和一点）。日寇为了保护津浦铁路，将周家庄编入了保护铁路的爱护村。村上的伪保长、伪自卫团长倾向革命，应付敌人，每天要向车站报告“匪情”，定期到田村车站值夜班、沿路巡逻。

    县委组织干部徐玉青在周家养病，他忽然听到东山有稀拉的枪声，以过去的经验，没有发生在爱护村打一阵也就会结束的。接着群众向小徐报告，西边（指田村车站）来人打听了。小徐知道车站上的敌人听到枪声后，专门来了解情况的。不久，徐玉青感到村里异常寂静，似乎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他随即离开没有大门的院子，到谷地里探情况。他沿着谷地到了山茶地，东山的枪声早已不响，村内异乎寻常的安静。他回到一家院子里，把口袋中的钢笔、文件，塞到乱石砌的墙缝里，拿出火链，打着纸卷，端着旱烟袋，和农民一样抽起烟来。两个伪军扛着步枪，从尺把高的院墙外边走过，猛地发现了小徐，责备地质问：“你在这里干什么？不到场里去？”这时，敌人将全庄的群众都赶到村西的场里去了。小徐知道虽没有暴露，但已落入敌人的网内，他连忙起来答话：“我刚到了谷地里看了看谷子……”他一边讲，一边跟着两个伪军离开院落，向西场走去。伪军在他的后边用日本式的中国话恐吓他说：“毛猴子的！”“八路的！”小徐故作坦然地回答：“毛猴子的不是的！”

    小徐一眼望去，就看到西场坐满了人，全庄的男女老幼都呆呆地无声无气地坐着，听候不祥的命运到来。小徐打算着到人群里找个地方坐下，相机应付敌人。人群里站起来几个群众向小徐打招呼：“你上哪里去啦？找不着你？”也有的群众说：“你怎么不戴上袖章？”村的伪自卫团每人都有一个红色袖章，护路时出入田村车站用的。接着又有的群众说：“上这里来！”小徐非常感谢群众对他的保护与“串供”，更放心地走去，神情坦然。敌人打着手势，叫小徐到前边去，他用“乡下人”的憨厚表情，面向敌人慢慢地蹲下来。

    曲泗县的形势已开始伪化，曲（阜）泗（水）县委的活动已很困难。泗水县大队不封锁消息，就难以住上一夜。敌人的悬赏传单印着县委名字，清楚地写着每个同志的特征，广为散发，以动摇军心，威吓群众，离间抗日军民的关系。当面的敌人是一个日本特务，他拿着一张白纸，上边是县委和地方主要干部的名单。伪军股长一面看，一面就审问：“你姓什么？”“我姓周！”小徐发觉敌人是审问他，也就没有迟疑地回答他。小徐知道，这个庄大多数都姓周！“叫什么？”“周文奎。”小徐胸有成竹地把早已准备好的并且是日常和自卫团长商量过的用名报出来。“你是哪庄的？”“这个庄的！”“这是什么庄？”“周家庄！”“是哪个区？”“曲阜县第二区。”“你认识周林否？”小徐发现敌人已盘问到曲泗县委的宣传部长，故意把回答拉得远一点：“俺这庄没有周林。”“你认识高枫否？”敌人又问到县委书记了，于是他照以上的办法答复他：“俺这里没有姓高的！”“你认识聂桂田不？”聂桂田是区委书记，由于叛徒的叛变，聂桂田当时已调到地委去了。“俺这庄没有姓聂的！”“他妈的，我问你认识不认识！”伪股长有点火气了！“噢，不认识！”小徐故作懂得意图地回答。“你认识张文山否？”小徐更知道敌人已盘问到组织部长了。“俺这里没有姓张的！”小徐也是准备遭到更大的责骂，因为这个答案是不会使股长满意的，把人物都拉到本庄来，不把事情扯远。“他妈的，我问你认识不认识！”伪股长的火气确实更大了。“噢！不认识！”小徐从容地回答。敌人没有从小徐的讯问中捞到什么东西，无可奈何地转到了另一个问题：“你的良民证呢？”“没有良民证！”小徐讲的这句话，后边的群众肯定不能听到，说不定敌人再耍花招，或者有个言差语错会惹起更大的麻烦。话刚落地，他忽地站起来，半转过身子，向着人群，找保长周文订立“攻守同盟”：“二哥！不是那次照相（片），我上窑上干工，没捞着照（相）吗！”“是！他上窑干工去了！没捞着照（相）！”保长一面说，一面从人群里站出来替小徐打掩护。保长和敌人接触，攀扯拉呱，经验很多。保长有力的证明，敌人也无词可问了！全场的群众也才平静下来。

    接着敌人把小徐叫起来，“走！走！”镇静下来的小徐真的有点惊慌了，也就顺水推舟地惊慌起来向保长求情：“二哥！你来说说，皇军要带我走，我怎么能去啊！”小徐又准备与敌人做下一步纠缠。保长从人群里走上前来，到了小徐和敌人跟前：“不要紧，不要紧，有事我去！有事我去！”保长一面安慰小徐，一面向着敌人求情。日本特务把水壶挂在了保长肩膀上，伪股长把一个红色的联络旗交给小徐：“走！上宋家庄！”小徐这才放下了心，一场危险的遭遇解除了，剩下的就是如何逃脱。失掉联络的宣传部长周林，一个人在山坡上看到这股敌人便打了两枪，接着就逃走了。敌人惊慌了，停止行进，散开队形，做攻势前进。因小徐摆动旗子没力气，股长又厉声责骂，并将旗子要了去，亲自向前联络。小徐借机逃脱了虎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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