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
（一）
1945年5月9日，德国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宣告欧洲战争取得胜利。但英国也因此大伤元气，其庞大的殖民体系难以为继。战争使得那些被长期压迫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印度亦然。
解放独立已成为大势所趋，1945年6月14日，印度总督魏菲尔发表广播讲话，表明了英国的立场。其要点包括：英国政府不能将一个自治机构强加给印度，新宪法由印度自拟，同时政府将竭尽所能根据现行制度与印度人民及各教派合作；中央政务会议（行政议会）即将改组，除总督及统帅外，所有其他委员均由印度人士担任，印度政治领袖、印度教及穆盟领袖各占三分之一，外交部长及国外代表也考虑由印度人充任；总督准备立即召集会议，以便改组行政议会，会中将由各党领袖、各省现任及前任首席部长提出政务委员会参考名单；中央合作，各省自当推行责任政府制。
6月25日，改组会议在西姆举行，总体形势虽然大好，但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的矛盾此时也开始凸显出来。真纳认为，国大党只能代表印度教派，而穆斯林教派该由穆斯林联盟的人担任。双方就这问题无法达成一致，裂痕也愈来愈深。
1945年7月26日，主张改革的工党政府赢得大选，更加速了英国的非殖民化过程，并决定于1945-1946年冬季举行印度中央与地方议会选举。雷厉风行地工党希望尽快帮助印度完成制宪，组建新政府，从而早日扔掉这个烫手的山芋。
11月10日，总督韦维尔约见甘地帮忙处理善后事宜，使得政权平稳移交。这位古稀老人终于要看到印度独立的曙光了。他情绪高昂、精力十足地参与进来，深入基层开展演讲，宣传他的非暴力主张和社会政治观，还推广他的自然疗法。因为战争和医疗设备的落后，印度的死亡人数激增。甘地的亲切和他所带来的疗法，让人民的身心得到了暂时的解脱与安慰。
然而，教派冲突仍然是甘地所揪心的问题，这个问题甚至危及到了他的个人安全。从1946年3月起，甘地将每次寻访的居住地都尽量选在“贱民”区。他力图通过这一实际行动让人民善待“贱民”，做到一视同仁。
这一举措引来了少数印度教徒的不满，他们开始仇视同为印度教出身的甘地。1946年4月1日，甘地动身前往德里，准备住进“贱民”区，有50多人手举黑旗，叫着反对国大党的口号，向甘地投掷石子。甘地虽然不曾受伤，并依然坚定地搬进去，但在一路的宣传中到处都遇到这样的行为，个人安危实在堪忧。
4月29日，甘地以《独立》为题撰文，展示了他对独立的理解：
……独立应该是政治、经济和道德的独立。政治的独立是必须撤走任何形式的英属管制；经济的独立是不再受英国的资本和资本家的剥削，包括印度的合伙人在内。换言之，最卑鄙的应该与最高贵的平等，这只有资本家以其技术与资本和最贫弱的人共享才能办到；道德的独立是必须取消国防军。
我的人间天国不允许以印度兵代替英国兵，国家如靠军队保护，国民的道德决不会好。如果内阁代表团是来推销货物的，印度便应当抉择；如想变成军国主义，则多年以后，印度可能成为第五大强国，而毫无贡献于世界。如果选择以非暴力为政策，则终必能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国家，且能以其首创的自由，拯救世上其他被压迫民族。
（二）
为免夜长梦多，英国政府组成了一个内阁大臣特别使团前往印度组建新政府。
1946年4月27日，谈判再次启动，然而因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互不相让，谈判再次破裂。
5月16日，英国代表团不得不宣布自己的方案：以建立印度教徒区和穆斯林区作为和解的基础。这个方案要点是：英属印度各省组成联邦政府，掌管外交、国防、交通与财政，各省享有完全的自治，掌管除联邦权利以外的一切事务。印度教占多数的省区组成印度教联区，穆斯林占多数的省区则组成穆斯林区。
这实际上意味着，穆斯林联盟可以建立“巴基斯坦”。
对制宪机构的选举机构规定也是以教派划分为基础，每一个省立法议会的议员分成3个主要教派组成的集团，按一定比例，选举他们自己参加制宪机构的代表。
至于印度各土邦，当新宪法生效时，英国政府将停止实施最高权力。这样，在法律上土邦可以自由加入印度联邦或保留他们的分散、独立状态。
由于教派冲突和长期的“分而治之”，这也是最佳折中方案。甘地虽然对此不满，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当时形势下“英国所能提出的最好方案”。
很快，两大党派均同意了这一折中方案，并举行党内投票。
眼看胜利来临，一些人的私欲又开始急剧膨胀了，有人给甘地写信要求谋个一官半职，甘地依然保有他一贯的光明为人的作风，公开撰文表明自己的态度：
以为这样的选举含有教派斗争的意义，是错误的想法；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作制宪会议的议员，也是错误的想法；认为只要能作工人运动的人就可以把握一个服务的岗位，而且是很光荣的服务，这也是很错误的想法；希望借此赚钱生活，那更是荒谬的想法。
制宪会议的议员们至少要了解各国的宪法和议会政府，特别是要懂得印度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立法。倘以为只要争到一个席位，那才是真正的服务，便是低劣的念头，真正的服务是在议会以外。
1946年7月，全印举行制宪议会的选举。由于国大党在领导民族运动中的深入人心和长久的群众基础，210个“一般人”的席位中，国大党获198席；在78个穆斯林席位中，穆斯林联盟获得73席。其余的席位也大部分被国大党取得。真纳见情况不妙，7月29日，穆斯林联盟决定全面撤消对内阁使团计划的支持，并准备“借助于直接行动来建立巴基斯坦”。
8月16日，这一天被穆斯林联盟确定为“直接行动日”。这一天加尔各答火光冲天，教派仇杀持续了24小时之久。英国政府撤掉了所有的警察，任其自然发展。
甘地愤怒不已，当晚即写下《暴力有何用途》的社论，谴责加尔各答的暴力行为。他说：
“暴行的结果只会延长英国的统治，英国人是要在印度和平的状态下，将政权交还给印度手里的……”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也积极响应甘地的说法，呼吁大家尽力阻止暴乱，维护和平。
（三）
1946年9月2日，尼赫鲁组成了一个由国大党提名的临时政府。甘地呼吁国人要摒弃前嫌，善待英国人。不论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彼此都是兄弟手足，必须相亲相爱。同时他还指导临时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取消盐税，教派亲善，解放“贱民”，进行土布运动。
穆斯林联盟没有参加临时政府，虽然后来因英国代表的调解而勉强参加，但并没有放弃建立巴基斯坦国的计划。
1947年新年伊始，穆斯林领袖再一次提出要求分治，博得了英国人的同情。甘地对此忧心忡忡，一个新的计划在他的心中升腾。他准备游说四方，像古代圣者那样，以此说服民众实现一个独立而统一的印度。
1947年1月至3月，甘地以孟加拉为中心开始游历四方，前后行程185公里，走访了47个乡村，随后前往德里。
甘地每次都选择最艰苦的条件居住，如果没有人接待，他就在树荫下歇脚，依靠着村民施舍的水果、蔬菜、山羊奶和椰子汁等度日。并坚持每天凌晨2点起床，诵读《薄伽梵歌》，然后晨祷。他还坚持用铅笔书写回信，要用到手握不住才肯扔掉。
甘地除了想消除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隔阂外，还借此传播卫生，建造厕所，提倡自然疗法，宣扬纺织土布等各种知识。每晚他都举行祈祷大会，邀请当地穆斯林教徒参加。虽然晚祈常常被震耳欲聋的咆哮声打断，但甘地仍然平静且泰然面对，他将非暴力手段运用到了极致。
就在这位行者奔走呼号，为医治裂痕清洗创口的时候，印度的政治局势迅速变化，整个国家的分治已日益迫切。
1947年2月20日，英国政府发表声明，宣称它的明确愿望：不迟于1947年6月将权力转移给负责的印度人手里。同时还派来了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统帅蒙巴顿继任印度总督。目的明确，让英国撤离印度尽快完成。
蒙巴顿计划与印度的三位主要领导人进行单独谈判。如达不成协议，他将让印度分治。他会见了尼赫鲁，并很快达成一致。但他清楚，他还必须征得甘地的同意。
1947年3月31日，刚刚从三等硬坐车厢下来的甘地与蒙巴顿进行了会晤。三次会晤的结果是甘地宁肯将新政权拱手让与穆斯林，也不想眼见一个分裂的印度。他还提出，由自己去说服国大党人放弃新政权。
甘地的理想主义和不留恋任何得失的行为虽让国大党人敬佩，但并非谁都能做到这一点。在一个破旧的小屋里，国大党的领袖们齐集于此。尽管这位先哲再三呼吁，费尽口舌，始终未能说服这些昔日出生入死的同志们，裂痕无可避免地再次出现，甘地的最后一丝努力宣告失败。
1947年4月上旬，蒙巴顿开始了他最艰难的谈判。真纳是一个坚忍不拔的穆斯林领袖，决定为他所忠于的穆斯林兄弟争取最后的利益。因而，无论蒙巴顿将军如何游说，都无法打动他建立巴基斯坦国的决心。他说：
“印度和穆斯林就如同两个争夺家产的兄弟，一旦财产分割完毕，又会重归于好，亲密无间。”
同时他还指出：
“印度从未形成一个名符其实的国家，它不过是在地图上以一个国家的形式出现而已。而印度穆斯林构成一个国家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它拥有自己的文化、文明、语言、文学、艺术、建筑、法律、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历法以及明显的历史和传统特征。为了建立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国家，穆斯林绝大多数省份必须全归巴基斯坦。”
经过理性的分析之后，蒙巴顿采纳了真纳的建议，决定采取分治，并在最短时间内起草了分治计划。在征得11个英属总督的同意之后，他致电尼赫鲁，国大党也表示赞成。
1947年5月2日，蒙巴顿将政府批准的分治方案副本向尼赫鲁透露。尼赫鲁经过仔细研究发现其中有些措辞不当的内容容易引起教派冲突，于是双方就重新修改以达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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