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之行

    身为印度人，遭受英国人这样的侮辱，却连一句抗议的话都不能说，实在太不公平了。这件事成为改变甘地人生方向的转折点。

    他是律师，在业务上难免要与驻印官员接触，所以必须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如果他想继续在拉奇科特执业的话，就必须咽下这口气，向那位官员道歉。他的朋友也劝甘地顾全大局，去向那位驻印官员道歉。可是错不在他，他实在是不甘心。就在他犹豫不决时，驻印官员却先一步利用职权，处处刁难他，在工作上找他的麻烦，每办一件事都要遭受百般刁难，虽然律师事务所还开着，实际上跟关门歇业没什么两样。

    懊恼之余，甘地便想离开拉奇科特，到另一个地方去重新开业。事有凑巧，恰好有一个难得的机会来临，成全了他的愿望。

    有一天，大哥愉悦地对他说：“莫罕达斯，你想不想去南非？”

    说着，大哥便交给他一封信，信是南非的阿布多拉公司写来的，他们在南非有一件重大的案子，这件案子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他们想请一位有能力的印度律师到南非去解决这个问题。

    甘地也想离开这令人气恼的拉奇科特，因此就一口答应了下来。大哥立刻把他介绍给这家阿布多拉公司一个叫亚布德勒的人，亚布德勒对甘地说：“工作很简单，你只管放心，我们是以顾问的名义聘请你，一切吃住等生活费用都由本公司负责。”

    “你要我替你们服务多久？”甘地问道，“报酬是多少？”

    “不会超过一年，薪水是105英镑。另外还负担往返船票，并安排你住头等舱。”

    这不像是给律师的一种待遇，倒像是给商店店员的报酬。可是甘地一点也不计较，因为他急于离开拉奇科特，也想到新国度里学习一些新经验。而且公司负担一切生活费用，他就可以把全部薪水寄回家了。于是他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准备动身到南非去。

    船在广大无垠的印度洋一路向西南航行，两个礼拜之后终于抵达南非纳塔耳的杜尔班港。大哥托朋友的弟弟谢多先生到港口来接甘地。

    杜尔班港很热闹，人群熙来攘往。不过，很显然，这片土地上的印度人似乎备受歧视，那些认识谢多的人对他都有一种歧视的神情，这使甘地很难受，可是谢多却已经习惯了。不过，比起之后在南非所遭受的种族歧视而言，这个令人不愉快的第一印象实在是微不足道。

    南非位于非洲大陆的最南端，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印度人呢？从直线距离来看，印度和南非离得并不太远。在十六七世纪时，当航行到非洲南端的新航路开辟后，荷兰人便最先在这里建立了殖民地。后来，荷兰人与当地土著通婚，所生的混血儿便是荷兰系的布尔人，布尔人和当地人彼此一直和睦相处。

    可是不久，南非地区发现了金矿和钻石矿，这一发现立刻引起了英国人的注意。于是英国人便挑拨土著与布尔人互相争战。经过这场混战之后，土著的力量已大为削弱，劳动力严重缺乏。英国人乘虚而入，把南非占为自己的殖民地。为了开发矿藏，从1860年开始，英国政府引进大量的印度工人去南非工作。甘地到南非的时候，南非已经有20万印度人了。

    谢多告诉他：“与阿布多拉公司打官司的那一方并不在纳塔耳，而是在德兰士瓦，你必须尽快到德兰士瓦的首都比勒陀利亚去。”

    在出发前几天，甘地先请谢多带他到当地法院看看，了解一下南非法院的情形。

    经过一番周折，甘地终于法庭的旁听席坐了下来。正当他抬头打量法庭的布置情形时，法官却走到他的面前，粗鲁地对他说：“喂！把你的头巾摘掉。”

    在印度，不论什么场合都必须戴着头巾。这个法官要他拿掉头巾，这对他而言，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侮辱。经过几番争执，甘地索性离开了法庭。这时，跟在他后面出来的谢多说：“在南非的印度人，大多是穷苦的工人，经常会受到英国人与布尔人的歧视和侮辱。”

    想到往后还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甘地便气愤地说：“算了，我还是摘掉头巾，改戴英国丝帽得了！”

    不料谢多却坚决反对：“甘地先生，如果你这样做，那就失去印度人的精神了。其实你戴头巾很好看，如果把头巾换成丝帽，说不定会被人误认为餐厅的跑堂呢！”

    甘地明白谢多的意思。谢多坚持要他戴头巾，却完全是出于真诚的爱国情操。甘地决定不理会外人的侮辱和嘲笑，继续戴头巾。

    为了这件事，甘地曾在杜尔班的报纸上投书控诉，说明印度人按照印度习俗戴头巾是理所当然的事，没有人可以用任何职权叫他摘下头巾。这条新闻发表后，在报纸上引起了很多争议，有人支持他，也有人严厉地批评他。他也被描写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来客”。

    一星期后，在比勒陀利亚的阿布多拉公司代理人通知他：“诉讼手续已经办妥，请速来相商。”

    于是，甘地买了一张头等火车票，心里盘算着从杜尔班到德兰士瓦的比勒陀利亚约有700公里，坐火车再换马车，大约4天就可以抵达了。

    遭遇歧视

    晚上9点，火车抵达纳塔耳的省城马利兹堡。一个乘务员来问甘地要不要卧铺，他说：“不要，我自己有铺盖。”

    不久，又来了一位白人乘客，他把甘地从头到脚打量一番，便马上走开了。

    甘地正准备好好睡一觉，那个白人突然又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两三个乘务员。乘务员一言不发地走到甘地身边说：“跟我来，你必须到货车车厢里去。”

    “可是我买的是头等车票呀。”甘地说。

    “什么车票都没用，告诉你，印度人只配坐货车。”乘务员面无表情地说。

    “我在杜尔班上车时已被允许坐头等车厢，因此，我有权利坐到终点站。”

    “少在这里啰嗦了，快滚到货车车厢去，不然我就叫警察把你撵出去！”

    “那你去叫吧，反正我绝不到货车车厢里去。”

    结果，他们拿甘地没办法，果真把警察叫来了。那个警察一看到他坐在头等车厢里，便不由分说要把他撵到满载货物、牛、猪等的货车车厢上，甘地宁死也不去，警察便把他拖到月台上，并把他的行李都抛出窗外。

    不久，开车的时间到了，火车喷出一串黑烟扬长而去。甘地只好检起行李，慢慢地走进候车室。

    当时正是冬天，在南非，冬天是非常寒冷的。马利兹堡海拔很高，冷得特别厉害，加上又是夜里，候车室内既没生火，也没有电灯，甘地一个人孤零零地在黑暗中发抖，脑海里思考着很多事：

    ——买了头等车票就有坐头等车厢的权利，现在该怎么办？是应该坚持下去，力争到底？或者就此罢休，回印度算了！

    ——回印度就能解决问题吗？不！我遭受的这些并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所有在南非的印度人，以及英国统治下的所有印度人共同的耻辱和痛苦。即使回印度去，种族歧视也依然存在。如果可能的话，我应当设法把这病根拔除，哪怕是为此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

    想通了以后，甘地决定继续前往比勒陀利亚。度过了漫漫长夜后，天一亮，他立刻打电报给杜尔班的铁路局长和谢多，说明了这段不公平的遭遇。谢多很快回电给他，告诉他他已经向铁路局长提出抗议，不过局长说乘务员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他们不能拒绝白人乘客的要求。不过，铁路局长已给马利兹堡的站长下了命令，让他不受干扰地继续旅行。同时，谢多还打电报给马利兹堡的朋友，请他们到站上来照料甘地。

    当谢多的朋友到车站时，甘地便把他的遭遇告诉了他们，他们解释说，他所碰到的事情并不罕见。他们还说，印度人出门如果坐头等或二等火车，就得准备遭受铁路官员和白种人旅客的白眼。

    到了晚上，与昨天同一时刻的列车又来了。谢多已为甘地预先订好头等座位，同时还付了卧铺的车费，甘地终于顺利地搭上了这班列车。

    第二天早晨，火车抵达查尔斯敦，那时候查尔斯敦与约翰内斯堡之间还没有通铁路，乘客必须在此换乘马车。甘地走到马车的停车场旁，拿出前往比勒陀利亚的头等车票，那个领班的马车管理员是个白种人，他认为甘地和白种人乘客坐在一起是不恰当的，便冷冷地说：“这张车票无效。”接着，他又指着驾驶座旁的自己座位说：“你不能坐在客车车厢，就在驾驶座旁边坐下吧。”

    这对已经付过钱的甘地来说，实在是个很大的侮辱。他本想据理力争，可是如果他提出抗议，这辆马车就会把他丢在一旁。这样便得再延误一天，天知道第二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尽管他心里非常愤怒，却还是不声不响地在车夫旁边坐下了。然后，这个蛮横的领班便大模大样地进入客车厢，得意洋洋地坐在原本是甘地的位子上。

    大约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马车到了巴德科夫。这时领班大概是想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抽抽烟，于是他从车夫那里拿了一块肮脏的抹布铺在脚踏板上，然后指着脚踏板恶声恶气地对甘地说：“喂！印度人，你的位子让我坐，你坐到这里来。”

    这种侮辱未免过分了，甘地实在无法忍受。因此，他理直气壮地说：“我本来有坐在客车厢里的权利，但却被你赶到驾驶座来，这个无理的要求我已默默忍受了，可是你却要我蹲在你的脚边，不觉得太过分了吗？这种侮辱我受不了，不过我倒可以坐到里面去。”说着，甘地便起身走向客车厢。

    甘地话刚说完，那个人便走过来使劲地给了他几个耳光。他抓住他的胳臂，想要把他拉下车。甘地则紧紧地抓住驾驶座旁边的栏杆，死也不肯松手。

    虽然有很多乘客围观，但这个人一点也不介意，仍然又骂又打。有两三个白人乘客似乎觉得很过意不去，便嚷道：“别打了，这位印度人说得也有道理，你就让他进来和我们一起坐吧！”后来，也许是他打得疲倦了，也许是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了，他便放开了甘地的胳臂，骂了几句，然后命令坐在驾驶座另一边的仆人下来，把位子让给甘地坐。

    等乘客们坐定、吹过哨子以后，马车又赶下一程了。那个马车长还意犹未尽地挥着拳头说：“混账！印度鬼，等我到了史丹德顿，你再看看我的厉害。”

    甘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只默默地向神祈祷，请神赐给他平安。

    天黑以后，他们赶到了史丹德顿。那时已有五六个印度朋友在等着他了。他们是接到谢多的电报而特地来接他的，还为他安排了住宿问题。甘地把路上的遭遇都告诉了他们。他们听了很难过，也向甘地讲述了他们遇到的相似的经历。

    在史丹德顿过了一夜，马车的旅程大约还需一天。为了避免再受这种非人的待遇，甘地便找到马车公司的代理人，陈述了他在路上遭遇的一切，并请他主持公道。负责人回答说：“明天的车厢较大，马车长也换了人，这样的事绝对不会再发生，请你放心。”

    第二天早上，印度友人送甘地上了马车，也没有发生与昨天类似的情形。当天晚上，他顺利抵达约翰内斯堡。

    在史丹德顿时，谢多曾打电报给甘地，说到了约翰内斯堡，有一个名叫雅尼的客户会在那里迎接他，他把雅尼商店的地址给了他。甘地原以为到了车站就可见到雅尼，可是他们彼此素不相识，而且约翰内斯堡又那么大，所以他们没有马上见到面。

    甘地租了一辆马车，叫车夫送他到国际饭店。到达饭店时，他请旅馆经理给他一个房间。旅馆经理看了他一眼，客气地说：“很对不起，客满了。”

    甘地只好又叫了一部马车，去了雅尼的商店。雅尼正在店里等他，甘地跟他讲了在旅馆的经历，雅尼却哈哈大笑地说：“你以为饭店会把印度人当客人看待吗？”

    “为什么不会呢？饭店不就是让人住宿的地方吗？”

    “你只要在这里待上四五天，就可以知道印度人要在南非立足多么困难！至于我们，为了能赚更多的钱，只好忍受这些压迫和侮辱。我们这种人才能够在这种地方住下来。”

    雅尼便把印度人在南非吃到的苦头讲给甘地听，讲完后他说：“这种地方是不适合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居住的。你明天起程前往比勒陀利亚时，千万不可乘坐头等或二等车，印度人在南非只能坐三等车，我们也压根买不到头等和二等的车票。”

    “你们就没有提出过抗议吗？”

    “当然抗议过，可是没有用。即使侥幸能坐上头等、二等车，在车上也一定会受到白人和列车员的侮辱，我们宁可不受这个窝囊气。”

    雅尼的话使甘地很愤慨，为了向这种不公平的措施挑战，他找了一份铁路乘车规则，发现上面并没有这种差别待遇的规定，因此，他便信心十足地对雅尼说：“我明天要搭乘头等车。如果买不到票，我宁肯租一辆马车到比勒陀利亚去。”

    甘地立刻写信给约翰内斯堡车站的站长，向他表明他是印度籍律师，要赶到比勒陀利亚办事，因为一向习惯坐头等车，当然这次也不能例外，他请求把车票卖给他。

    出发的时候，甘地穿着大礼服，戴着领带，除了头巾之外，其余打扮全是英式的。当他乘马车抵达火车站时，便到售票口去买票。他拿出一个英镑的车票钱放在柜台上，告诉售票员他要买一张往比勒陀利亚的头等车票。

    这时，从票房内马上走出一个白人站长，和气地说：“写信给我的人就是你吧？”

    “是的。你要是给我一张车票，我将不胜感激。我今天必须赶到比勒陀利亚去。”

    站长笑着说：“我不是英国人，是荷兰人。看了你的来信，我十分了解你的心情和处境，我很愿意给你一张车票，但是有一个条件：如果列车员让你到三等车厢里去，你不要把我牵连进去，因为我也是英国人雇的职员。这是头等车票，你拿去吧。我知道你是一个绅士，祝你一路平安。”

    甘地接过车票，一面向他致谢，一面保证不论遇到任何情况，绝不提起他卖票给他的事。

    雅尼也来车站送他，看到这种情形，雅尼又惊又喜，但也忧心忡忡地说：“只要你能平安到达比勒陀利亚，就谢天谢地了。但愿列车长和白人乘客不会找你的麻烦。”

    甘地告别了雅尼，坐上头等车厢后不久，火车便开动了。当他抵达日耳米斯顿时，列车长来查票了，他看到甘地坐在那里非常生气，便用手指着三等车厢，示意甘地滚到那边去。

    甘地把车票拿给他看，他全然不理会，只说：“我不管你买的是什么票，现在，你必须乖乖滚到三等车厢去。”

    车厢里只有一个英国乘客，他为甘地打抱不平地说：“你这样麻烦这位先生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没有看见他有一张头等车票吗？他和我坐在一起，我一点也不在意。”然后他又转头对甘地说：“你就坐在这里，不必害怕。”

    列车长听了很不高兴，用带着嘲讽的口吻说道：“既然你愿意和一个苦力同车旅行，那就请便吧。”说完后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甘地很感激这个人，在他困窘的时候，肯挺身为他解围。以前他也接触过不少白人，可是像他这样的绅士却难得一见。

    火车在晚上8点钟抵达比勒陀利亚。甘地原以为阿布多拉公司会派人来接他，但到站后却不见任何人来。后来他才了解，因为他是星期天到的，他们要派人来一定很不方便。

    甘地觉得为难起来，不知道要去哪里才好，因为他害怕没有旅馆肯收留他。最后迫不得已，他便询问售票员，这附近有没有可以住宿的旅馆。售票员看了他一眼，便转过脸去不再理他了。这时，站在旁边的一个美国人看到这种情形，便走过来对他说：“你大概是第一次到这里吧？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带你到一家小旅馆去，老板是一个美国人，我跟他很熟，我想他会收留你的。”

    甘地不知道这人是否可靠，但他也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跟着他走。他带甘地到了一个家庭旅馆。经理看到甘地，立刻答应让他投宿，不过他有些为难地说：“非常抱歉，我想提一个要求，就是请你在自己的房间吃饭，不要到餐厅去。你不要误会，我们美国人没有种族歧视，但我这里都是欧洲客人，如果你在餐厅吃饭，恐怕他们会不高兴。这一点，请你谅解。”

    “你肯帮忙，我已非常感激了。我已经多少知道这里的情况了，也了解你的难处，你不用担心，我可以在自己房间里吃饭。”

    于是，甘地就在房里一边吃饭一边思考许多事情。过了一会，突然有人敲门，他打开门一看，发现是经理先生，他愉快地对他说：“让你在这里吃饭，我实在是觉得过意不去。刚才我在餐厅跟其他客人提起你，结果大家都欢迎你到餐厅去用餐，而且，如果不介意的话，你在这里住多久都可以。现在就请你到餐厅好好吃顿饭吧。”

    甘地再一次向他道谢。想不到白人里面也有很多心地善良的人，这样一想，他的心情顿时明朗起来。

    第二天早上，甘地去拜访阿布多拉公司的英籍律师贝加先生。谢多曾经向甘地提过贝加的为人，而贝加也在谢多那里大致了解了甘地的情形，所以贝加看到他就坦率地说：“我除了当律师之外，也从事传教工作，没有种族的偏见，你不要有顾忌。”

    寒暄过后，贝加跟甘地说起有关阿布多拉公司讼案的问题：“这件事很复杂，要从长计议，才能妥善解决，千万急不得。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你的住宿问题。这里有一种可怕的种族偏见，所以为你找住处是不容易的。不过我认识一个零售商，我想他们会收留你，走吧，我们到那里去看看。”

    于是，他就带甘地去看了看，甘地觉得还不错，而且那家人也愿意收留他，加上食宿，一周35先令。

    住宿安排好以后，甘地便立刻着手调查有关诉讼的事，问题果然很复杂，必须花费很长的时间调查详情，才能顺利解决。

    在这段时间，甘地又想起在南非的种种遭遇和印度人的地位。他觉得他必须为他的同胞做一些事情。于是，甘地去拜访了一位叫做姆哈马德的人，他是谢多的朋友，在比勒陀利亚势力很大，这个地区的印度人遇到问题，都会来向他求助。

    拜访姆哈马德时，甘地告诉他想借他的力量与更多的印度人接触，他很高兴地答应了，过了不久，他就筹备了一次大集会。

    甘地在这次集会上的演说，可以说是他生平第一次对公众的讲话。因为来的大部分都是商人，所以他演讲的主题就是商业上的诚实。

    各位乡亲，我们都知道住在南非的印度人经常遭受白人的歧视，要想改善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必须从我们本身开始做起，在此，我有三个建议提供给大家参考。第一，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秉持诚实的态度，在外国诚实格外重要，因为少数几个印度人的行为乃是我们亿万同胞的品行的准绳；第二，印度人的生活习惯和英国人比起来是不卫生的，大家应该力求改进；第三，我们不能一直逆来顺受，对种种屈辱保持缄默，应该把我们的痛苦向德兰士瓦政府申诉，请求他们解决。

    在演讲之前，甘地已作过充分的准备，所以效果还不错，与会者都赞成他的建议，决定以后每个礼拜集会一次。过了几周，甘地对比勒陀利亚地区印度人的生活情形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推行这项工作时，甘地认识了英国总督府的代理官贾科布斯·戴·韦特先生。他很同情印度人的处境，但他自己没有什么权力。不过他答应尽力帮助他们。

    接下来，甘地又给铁路局写了一封抗议信，内容大致是说印度人在乘车时遭遇的种种歧视，是不人道而且不合理的。

    他很快收到了回信，信中避重就轻地说只要服装整齐，任何人都有权利购买头等或二等车票。

    事实上，这封信并不能解决问题。所谓的“整齐的服装”也全由站长的喜好来决定。假如他以欧式服装为标准，那么，印度人即使穿上整齐的印度服装，也无法买到头等或二等的车票。

    虽然甘地到比勒陀利亚的时间还很短，但是已对当地印度人的状况有了很深的了解。他发现印度人所受的差别待遇，并不全是白种人与土著所给予的歧视所引起的。

    1885年，德兰士瓦通过了一个非常严酷的法律，根据这个修订过的法律，所有的印度人到德兰士瓦都得缴纳3英镑的人头税。此外，不准印度人在德兰士瓦置产，除了住处外，不得再租借其他土地。而且他们也没有选举权，不许走人行道，甚至规定晚上9点以后，没有警察的许可，不能到外面游逛。

    不能走在人行道上，晚上9点后又不能外出，这对甘地来说很不方便，因为他常常在夜间和阿布多拉公司的顾问柯慈先生外出散步，他们很少在10点以前回家。甘地对这项规定毫不在意，仍是我行我素地来来去去。柯慈先生却很为他担心，并带他去见了当地的检察长克劳斯博士，请求他保障他的安全。克劳斯博士是甘地留英时的校友，对他的处境非常同情，他没有给他发通行证，但他写了一张“准予整天外出，不受警察干扰”的字条给他，这样一来，甘地就可随时出去办事了。

    虽然有克劳斯博士所写的字条作为护身符，但是有一天，还是发生了意外。

    那天，甘地走在德兰士瓦总督官邸前的人行道上，突然来了一名警察，一声不响地扑向他，连踢带推地将他赶到街上去。这使他惊慌失措，正准备爬起来找这个警察理论时，正好柯慈先生骑马经过这里，他难过地对甘地说：“你受到这样粗暴的殴打，我觉得非常遗憾。如果你要去法院里去控告这个人，我很乐意当你的见证人。”

    甘地一面拍身上的灰尘，一面回答：“你不必难过，这个可怜的人知道什么呢，我不会告他的。”

    “你太仁慈了！我认为你应该提出控诉，像这种人，我们就应该给他点教训才行。”

    柯慈见甘地坚决表示不准备提出控诉，于是走到警察身旁，彼此交谈了一阵，因为警察是布尔人，他们讲的是荷兰话，谈些什么甘地听不懂。他们讲完后，警察马上走过来向甘地道歉。事实上，即使他不道歉，他也会原谅他。

    不过，从此以后，甘地便不再走这条路了，因为官邸前的站岗警察经常轮换，就算这个警察不会对他无礼，但换了另一个警察，就难保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了。

    发生这件事后，甘地对移居南非的印度人更加同情了。如果从事律师这种高级职业的人还得到这样的待遇，更别说那些从事卑微职业的普通人了。

    然而当时他的主要任务还是关于阿布多拉公司的案子。

    他对这个案子很有兴趣，并把全副精力都投了进去。他看了关于这个案件的所有文件，发现事实是有利于阿布多拉公司的。但是他也知道，如果官司继续打下去，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律师费急速地增长，当事人虽然都是有钱人，也经受不了这么庞大的支出。甘地向公司的股东阿布多拉提议，如果能找到一个双方可以信任的仲裁人，请他出来仲裁，这件案子就可以迅速获得解决。最终，甘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使双方达成和解。

    通过这件事，甘地懂得了律师的真正职责是使有嫌隙的双方言归于好。他一直铭记着这个教训，所以在他做律师的20年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促使案件的双方私下妥协解决问题。他这样做毫无损失，甚至他的收入也没有受到影响。

    纳塔耳的印度人大会

    这件案子既已了结，他便没有理由再在比勒陀利亚住下去了。于是他就赶回杜尔班，并开始作回国的准备。阿布多拉在西登罕为他举行了饯别宴会。

    在宴会上闲来无事，甘地就随便翻了翻报纸，偶然看到报纸上有一段题为“印度人的选举权”的新闻，谈到当时立法议会正在讨论的法案，企图剥夺印度人选举纳塔耳立法议会议员的权利。

    他就要回国了，因此他只是简单地说：“万一这个议案通过了，就会变成法律上的正式条文，到时候，我们同胞的生活就更加痛苦了。”

    经他这么一说，有一位同胞便焦急地问：“现在应该怎么办呢，甘地先生？”

    其他的人也跟着喧哗起来，并异口同声地说：“甘地先生，你就退掉船票，在这里多住一个月吧，只要有你领导，我们一定可以齐心协力发动抗议的。”

    看到同胞目前的困境，甘地实在不忍心离开他们独自回国，因此，他决定把归期延后一个月，以便积极筹划发动抗议运动。

    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发一个电报给议会的议长，要求他延期对这个法案作进一步的讨论。同样的电报还发给当时的总理约翰·鲁宾孙爵士。议长很快便来了答复，答应将这个法案推迟两天讨论。

    接着，甘地又发动纳塔耳所有的印度人，要大家签署陈情书呈送议会。可是印度人分散在各地，要得到他们的全部签名确实不容易。因此，甘地就派人到距离杜尔班很远的乡间展开签名运动，向那些不关心政治的人说明利害，同时教那些不识字的人也签上名字。

    一万人的签署很快就完成了，甘地把这份陈情书呈上议会，同时还印了一千份，准备到各地分发。他们还通过新闻传播发布这个消息，好让印度本土的同胞也了解这件事。

    印度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印度时报》，以“纳塔耳的印度人问题”为题，作了详尽的报道。此外，英国人经营的报纸也刊登了这个消息，著名的《伦敦时报》还公开表示支持甘地的立场。《伦敦时报》的评论一直被视为世界性的舆论代表，得到了他们的支持，甘地相信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这个议案一定会遭到否决。

    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可事情还没解决。许多人对他说：“甘地先生，现在我们全靠你了，请你留下来吧。”

    看到他们一片赤诚，他怎么忍心就此抛下他们不管呢？因此，他把回国的日期又往后推了推，想等这个运动结束后回去。

    虽然呈给纳塔耳大会的陈情书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但却间接地对英国殖民地政策发生了影响。

    为了使这个运动能够持续下去，1894年5月1日，他们在杜尔班设立了一个常设机构，称为“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参加印度人大会者，都是打算长期住在纳塔耳的人，其中大部分是知识分子。至于和主人订有契约的劳工，则没有一人参加。

    印度人大会成立的那年，不知是8月还是9月的某一天，有一个印度工人跑到甘地的办公室来，央求甘地救救他。

    这个人衣衫褴褛，手里拿着毛巾，两个门牙被打掉了，鲜血正从嘴里流出来。他告诉甘地他叫巴拉森，因为不小心犯了一点过错，遭受了主人的毒打。

    甘地把他送到一个医生那里——那时还只能找到白种人医生。甘地要医生开一张证明，说明巴拉森受伤的性质。拿到证明以后，他便带着受伤的人直接去找治安检察官，并递交了他的起诉书。

    检察官读完起诉书，非常愤怒，立即发出传票传讯雇主。甘地并不想惩罚这位雇主，只希望巴拉森不必等到契约期满，就能脱离这位蛮横的主人，而恢复自由之身，因此，他查看了有关契约劳工的法律，结果发现法律文中规定：在契约期限中的劳工，只要稍微懈怠，就可以被随意拘禁。他们哪里把印度人当人看待？简直像对待奴隶一样！

    甘地对巴拉森的雇主说：“我以巴拉森法律代理人的身份和你谈判，你把他打成这个样子，使他无法继续工作，你应该知道你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不过，如果你同意取消契约，恢复他的自由，我就不提出控告，你觉得怎么样？”

    这位雇主似乎很怕卷入诉讼案件，立刻接受了他的要求。就在这时，恰好有一个工作机会，巴拉森的生活也有了着落，这个纠纷就这样解决了。

    这个案子本身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却给所有的印度工人莫大的鼓舞，他们心中都产生了一种信念——只要自己做得正，就不怕雇主的欺压，因为会有人为他们伸张正义。因此，开始有很多契约工人加入印度人会议，使这个组织逐渐扩大，而各种活动也陆续展开了。

    然而就在这一年，也就是1894年，纳塔耳政府又提出了“25英镑税法案”，议案的内容是：

    一、印度劳工于契约期满时，必须立刻返回印度。

    二、如果契约期限已满而不肯回国，必须每隔两年签订一次新契约。

    三、既不回印度，也不签订新契约，而打算继续住在纳塔耳的印度人，每年必须缴纳25英镑的税金。

    这个议案使甘地非常震惊！想想看，印度劳工每月平均工资只有14先令，一年下来也只不过8英镑而已，再怎么积攒也交不出这个数目呀。

    为了反对这种捐税，他们组织了一次激烈的斗争。

    可是，他们的努力成了泡影，议案还是通过了。“25英镑税法案”送达印度政府当局。当时的印度总督是叶尔金勋爵，他不赞成征收25英镑的税，但同意收3英镑的人头税。

    事实上，从25英镑减到3英镑，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少了很多。可是这里所谓的“3英镑”并不是以家庭为计算单位，而是每个人要缴纳3英镑的税金。假如一对夫妻有两个孩子，每年就得缴纳12英镑。

    甘地对印度政府的做法感到极端失望，便以“无可挽救的大失败”为题，写了许多论文加以抨击。可是，这个议案成为事实，无可更改。不久，3英镑税金的法案便开始严格执行了。

    返回印度

    1896年9月，甘地终于回到久别的祖国。这次回国并不是由于他在南非的活动已经有所成就，而是打算把妻子嘉斯杜白和两个儿子接往南非，继续为南非的印度人争取自由和权利。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甘地想让居住在印度本土的同胞了解南非的情况，以改变他们对同胞漠不关心的态度。

    他回到印度，首先到拉奇科特探视妻儿，重温家庭生活的乐趣；另一方面，他利用闲暇，把南非的印度同胞所过的艰苦、凄惨的生活情形写成一本小册子，印刷了一万份，寄给全国各地的报社和政治家。这本小册子可以说是甘地的第一本著作，由于封面是绿色的，所以大家都称它为“绿皮书”。

    要把这些小册子寄发出去不是一件小事。如果雇人也很费钱，于是甘地想出了一个更简单的办法。他把当地所有的小朋友都召集起来，请他们每天早上不上学的时候，义务劳动两三小时。这一点他们自愿地接受了。他答应把收集的邮票分送给他们，作为一种奖励。他们很快地完成了任务。

    “绿皮书”寄出去后，引起很大的反响。《先驱报》首先就这本小册子发表了社论，由路透社摘要发到英国，又由伦敦总社的通讯员把摘要加以浓缩，转知纳塔耳分社。

    但是，从伦敦发给纳塔耳的新闻却被浓缩成三行，而且夸大其词，引起当地白人强烈的反感，半年之后甘地重回纳塔耳时，便受到白人的仇视和严厉的指责。

    “绿皮书”发出去后，甘地便接受朋友的劝告，到孟买去拜访绰号为“孟买之狮”和“无冕王”的梅赫达先生。

    在他的想象中，被封名“狮子”，一定是非常可怕的人。事实恰好相反，梅赫达像一个慈父接待他已成年的儿子一样地接见了他。甘地想在孟买举行一个演讲会，他把这个计划告诉梅赫达之后，梅赫达很严肃地说：“甘地先生，这是很有意义的事，虽然我能力有限，但我仍会尽力帮助你。”于是，他便开始为他筹办演讲会。

    这次大会是在捷汗吉尔研究所的大厅里举行的。因为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也要发表讲话的集会，所以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出席这样的集会，在甘地的经历中还是破天荒第一遭。当他开始念讲稿的时候，他的声音还有点颤抖。费罗泽夏爵士不断鼓励他大声念下去，而他的感觉是，这不但没有增加他的勇气，反而使他的声音越发低弱……

    费罗泽夏爵士的帮助使他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接着，他又从孟买赶到了浦那。浦那的朋友对甘地说：“浦那目前有两个政党，我认为这次演讲会的主席最好由一个无党派人士来担任，如果你赞同我的看法，我可以向你推荐一个适当的人选，就是此地的大学教授戈克利先生。”

    甘地接受了他的建议，立刻到浦那大学拜访戈克利教授。戈克利先生年纪与他相仿，27岁就当了大学教授。他还参与过印度国民会议派的创立工作，对争取印度的独立自由很有贡献。他和甘地一见如故，就像对待老朋友一样热情地接待他。

    戈克利答应为甘地筹备演讲会，虽然会场的布置很简陋，但浦那地区许多有影响的人都应邀前来参加，使演讲会办得极为成功。

    甘地觉得自己实在很幸运，在旅行演说中能够见到这么多学识渊博而又大公无私的人，他们也慷慨地给予了他许多帮助。

    在甘地看来，梅赫达先生就像喜马拉雅山一般崇高峻伟，基拉克就像浩瀚无际的印度洋，而戈克利就是绵延平和的恒河。喜马拉雅山高不可测，印度洋广袤无垠，恒河温和可亲，任何人都能愉快地在那里沐浴徜徉。

    继浦那演讲之后，甘地又到马德拉斯去，那里是他在南非营救过的工人巴拉森的故乡，大概正是因为这个，这里的群众格外踊跃。他印的一万份“绿皮书”很快销售一空。

    当甘地转赴加尔各答准备演讲时，设于杜尔班的印度人会议的会员来了一通电报，说有急事，要他立刻赶回杜尔班。他想一定是纳塔耳的印度人遭遇重大事情了。因此他便立刻赶回拉奇科特，携带家眷到孟买，然后搭乘“格兰号”汽船前往杜尔班。

    再度到南非

    抵达南非后，甘地才知道，他们之所以会打电报给他，是因为居住在南非的印度人境况越来越悲惨。白人经常随便找个根本站不住脚的理由欺负他们，而他们又毫无反抗的力量。可是，这种事情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必须要有长远的计划。

    甘地便把妻儿安顿在德尔班，然后又继续从事印度人会议的工作。虽然非常忙碌，但是因为有家人陪伴，日子倒也过得平安愉快。

    两年之后（也就是1899年），爆发了所谓的“布尔战争”。布尔战争是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为了争夺南非殖民地而展开的战争。前面已经说过，布尔人是最早移民南非的荷兰人的后裔，平时也饱受英国人的欺凌。他们终于忍无可忍，决定用武力反抗了。由于同病相怜，甘地当然在内心里同情布尔人。

    甘地虽然同情布尔人的处境，但又不能不为印度人本身的利益着想。他对印度同胞说：“各位，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印度人的境况能否得到改善，全赖英国人的态度。如果我们想要在这里好好生活下去，就必须效忠于英国，站到英国那一边上。所以，我主张由我们自己组成志愿军，加入战争，保卫不列颠帝国。”

    听他这么一说，许多同情布尔人的人都极力反对，甘地再三向他们陈述，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大家的前途着想。最后，他们终于理解了他的意思，不久，他们就组成了印度人救护队，准备救助受伤的英军。

    一般英国人都以为印度人是胆怯的，不敢冒险的，因此，他们虽然申请到前线去工作，但是当局说并不需要他们服役。后来，由于英军处处挫败，伤亡惨重，原有的救护队已远远不够，才勉强同意印度救护队到前线去担任救护工作。

    印度救护队由800名契约工和300名普通印度人组成。虽然救护队受红十字会指导，在战斗区域外活动，但是也经常会遇到危险情况。例如，当英军在斯比昂·柯柏战败后，他们就接受司令官布勒将军的要求，在枪林弹雨的战地上抢救伤兵。在这危险地区，随时会丧失生命，但是印度救护队表现非常勇敢。

    在这些日子里，救护队队员每天行军20到25英里，还用担架抬着伤兵。有时为了救治重伤者，必须用担架把他们抬到15英里外的医院去，这些辛苦的工作，他们都毫无怨言默默承担下来。

    后来，由于布尔军被英军包围，双方展开了持久战，受伤的人数便逐渐减少，因此，印度救护队只服务了6个礼拜就解散了。印度救护队的勇敢表现使英国人对他们的看法大为改观。布勒将军在他的报告中以感激的口吻提到救护队的工作，并为救护队的37名队长佩戴勋章，嘉奖他们的勇敢表现。

    在布尔战斗中，由于印度与英军站在同一立场，英国人对他们的态度似乎有了明显的转变。不过，要把全英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完全扭转过来，却也不容易。但有一点值得欣慰的是，在战争中，救护队接触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士兵们都很感激他们的服务。

    此外，这次的救护工作增加了印度人之间的了解，这是非常珍贵的收获。自古以来，由于印度宗教派别繁多，大家都局限于自己的信仰而排斥异教，因此不同教派之间素不往来。可是，这次的救护工作使他们有了更高的觉悟，印度教徒、穆斯林教徒、基督教徒、泰米尔人都是印度人，既然都是印度儿女，大家就应该互敬互爱、团结一心。

    救护队解散不久，布尔战争也平息了，南非又回复了往日的平静。

    甘地仍继续从事保护印度人生存权利的运动。由于当时没有什么紧急状况，他便想起上次回国时朋友劝甘地返回印度从事独立运动的事，于是，他打算在近期内回国。

    印度人会议的朋友听说他要回国，都纷纷挽留他说：“甘地先生，你回去了我们怎么办呢？”

    甘地解释说：“一直在南非待下去，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我这次回去，是想了解祖国以及支配我们的英国目前的状况，从更广大的层面来研究一套完善的解决方法，而不是遗弃你们。”

    听完这些，他们也明白了甘地的用心，于是便说：“既然这样，那么我们就不留你了，只是你要答应我们，万一这里再发生问题，请你务必回来！”

    甘地答应后，他们才同意让他回国。

    当他决定回国时，在南非的印度友人为甘地举办场面盛大的欢送会。许多人为了感谢他为印度人所做的工作，送了他不少礼物，包括名贵的金项链、钻石手镯等。甘地认为，不管怎么说，一个为社会、为大众工作的人，绝对不可寻求报酬或接受别人的馈赠。于是他把这些贵重礼物以印度人会议的名义存入银行，只要会员中的任何人有困难，都可用它做抵押向银行贷款。

    现在回想起来，甘地仍非常庆幸当时用这种方式处理了这些贵重的礼物。因为此举不但可以帮助许多有困难的人，同时，也把自己的灵魂从贪欲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这些物品一直寄存在纳塔耳的银行内，对当地的印度人颇有帮助。

    孟买的新生活

    回到印度以后，甘地参加了印度国民大会党在加尔各答召开的会议，同时为了实地了解印度的情势，他也开始到全国各地旅行。

    印度国民大会党创建于1885年，这也是印度人唯一可以参与印度本国政治的机构，虽然无法改变政府的决策，但也或多或少有一些影响力。

    当甘地抵达加尔各答的会场时，附近的广场上聚满了各地选派的代表和旁听者，他们那种不讲卫生的脏乱情形真是令人震惊。而且，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教徒都各自分开，互不相容。在这种情形下，还谈什么开国民大会的事呢？

    于是，甘地便先到国民大会的办事处，请求他们改善卫生设备。但是，职员却冷淡地说：“那不是我们的事，那是奴隶干的。”

    的确，在印度，清倒垃圾、打扫厕所等是奴隶的事，那些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大多是刹帝利和吠舍阶级的人，自然不会干这种属于奴隶的工作。如果大会开的时间拖长了，这种脏乱的环境对于诱发传染病倒是十分有利的。因此，甘地就对办事处的职员说：“可不可以请你把扫帚借给我？”他们立刻答应了。甘地拿过扫帚便开始扫厕所，很多人都用惊讶的眼光看他，他却一点也不在乎。

    他参加国民大会的目的，就是想把南非印度人的实际生活状况做成议案，请求大会议决。会议进行了五六天以后，他才对会议的情形和内容大致有了一些了解，并见到了一些国民大会党的领导人物。其中最受大家欢迎、最具实力的就是他在浦那认识的戈克利先生。

    直到会议的最后一天，大家仍在讨论一些知名人士所提出的议案，甘地始终没有发言的机会。好不容易到了当天晚上，戈克利才把他带到讲台上，他利用5分钟的时间，简短地报告一下他的议案，他宣读完以后，会场立刻响起一片“赞成！没有异议！”的呼声。

    虽然大家一致赞成他的提案，但是这么多人里，竟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他多少有些失望。

    当印度国民大会结束后，甘地又赶回孟买，不料戈克利早就在那里等着他了。一见面，他就热情地说：“甘地先生，你的构想和倡导的活动都很有意义，我很希望你留在国民大会党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承蒙您看得起，这是莫大的光荣。我虽有意加入国大党，但是，我并不同意他们的主张。国大党想实现印度自治，这个目标非常正确。不过，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代表仍局限于自己的阶级和信仰，互不相容。想想看，我们印度人自己都不能抛开成见，团结一致，还靠什么来实现自治？若英国人以此为借口，说印度人目前还没有自治能力，我们拿什么来反驳？”

    戈克利一面点头一面说：“你这种见解和判断力确实令人钦佩，我们国大党就需要你这种人才，请务必留下来。”

    虽然戈克利先生一再相劝，甘地仍委婉拒绝了。当他回到拉奇科特时，故乡的亲人朋友也都一致劝他留在孟买。为了不逆大家的好意，他便在孟买重新挂起“律师事务所”的招牌。

    1902年12月，甘地又收到一通来自杜尔班的电报，是纳塔耳印度人会议具名发出的，电文内容如下：“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可望抵此，盼即返。”

    想不到律师业务刚上轨道，又要远行了。为了信守以前的诺言，甘地只好极力说服反对他前往南非的哥哥和妻子，第三次到南非去。

    甘地估计他顶多去工作一年，就可以回来了，所以便把妻子和孩子们留在了孟买。不料这次的南非之行，逗留的时间却比过去任何一次要长，前后达1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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