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自然、上帝到“神人”整体主义二元本体之思
1.俄罗斯自然主义神本之思
现代人类学研究表明，自然环境是造成不同民族文化和心性差异的根本原因。与中国先民生活在水草丰美，气候适宜，自然条件优越的中国中原地区不同，远古时期的俄罗斯先民在欧亚大陆北部边缘地带艰难地求生，这一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使俄罗斯人的心灵笼罩在一种充满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精神氛围之中。一望无际的森林、广阔无垠的大地和漫长酷寒的冬季这三者从根本上塑造了俄罗斯人的心性。意大利启蒙思想家加姆巴蒂斯达·维柯在考察《法》的起源时指出，原始的自然神祇崇拜是所有民族先民都经历的精神历程。俄罗斯人也不例外。作为远古时期分布在南欧广袤草原上的雅利安部族的一支，俄罗斯先民与其他雅利安人一样崇拜类似于雅利安人在古印度创造的“吠陀”文献中的自然诸神。俄罗斯古代史研究表明，古斯拉夫人的神话故事明显地受到古印欧语系部族人把宇宙间两大对立元素——光明与黑暗——的斗争看做“阳神”与“阴神”的斗争，并由此引出了“现实世界”和“冥界”两个概念的影响。除了“吠陀”诸神，俄罗斯先民与居住在丛林密布、沼泽、河流纵横交错的芬兰湾地区芬兰人部落的融合，也增加了他们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崇敬及对祖先的崇拜。阴暗、寒冷、潮湿的自然环境对于俄国先民文化心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其他多森林的北欧国家一样，散居在延绵不断的森林中的俄罗斯先民过着散漫、孤独、靠天吃饭的生活。他们把自然现象和自然力都看做是有生命的东西，对之奉为神明，顶礼膜拜。孤独，被遗弃的恐惧以及对可怕自然现象的畏惧，促使生活在各个小村落的俄罗斯先民聚在一起通过各种仪式，祈求雷神佩伦和畜神维列斯及起源于氏族制度的祖先等诸多神祇的保佑。因为，“在苦难中，只有信仰能够支撑你，鼓舞着你，使你能够战胜苦难”。古罗斯人在皈依基督教之前，曾笃信万物有灵的多神教，他们崇拜太阳、火、风；相信人死后还有阴间生活，而且以为人死后还会吃喝，所以有款待死人的习俗。自然诸神在俄罗斯先民心中被看做永恒的、无所不包和无处不在的生命，看做任何存在的绝对基础。它与一切存在物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由此“俄罗斯先民在生活中形成了两个领域：实际给定的经验领域和理想的领域，并认为，人只有从这高于一切实际给定的东西的另一个领域中才能获得他在‘这个’世界中的能动性的指南和力量”。但如恩格斯言：一切民族的原始信仰不过“是支配着人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当然，每个民族的生命精神和宗教信仰又各有其特性，俄罗斯人的生命精神和宗教信仰的“个性”在于，它始终没有完全脱离原始的、神秘主义的自然神祇崇拜。
这种对大自然经久不息的崇拜是俄罗斯文化首要的本原。它从根子上塑造了俄罗斯人的精神和灵魂。使俄罗斯人的内心深处充满着神秘主义、自然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神秘主义自然观规定了俄罗斯人信仰的二元性，即，对他们来说，除了人的现实世界还有一个先验存在的众神的世界，而且各路神仙独霸一方，像地上的世界一样彼此平等相待。从现代哲学看，俄罗斯先民的思维显然是不发达的、原始的，也可以说是只有简单的“信”，而没有“思”，更没有将这种“信”上升到如同犹太人的上帝和中国人的天、道那样理性的、高度抽象的思维价值肯定价值形式。历史上，散居在东欧广阔平原和森林中从事农耕的东斯拉夫人千百年如一日地生活在一个静止不动、粗陋的“信”的世界。这种对自然诸神的“信”成为古罗斯国家和俄罗斯人的意识形态、思维方法和世界观，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起着重要作用。如马卡里在《俄国教会史》中言：“在我们这里多神教的确到处存在。多神教几乎保留下来，只是在一些地方多一些，在另一些地方少一些。”俄国学者雷巴科夫亦指出：在“罗斯受洗”后相当长时期里，“基督教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下都有计划地向多神教发起进攻，但处处遇到强烈的反抗。这种反抗一直持续到中世纪早期的罗斯。总的来看很难说，是基督教还是多神教主宰着罗斯人的世界观。”俄罗斯历史典籍《伊格尔王远征记》中的记载表明了，对自然诸神的崇拜和迷信在古罗斯人的意识中占有根深蒂固的中心地位。可见，俄国人的信仰实际上是一种基督教(东正教)和多神教的统一体。这种独特而又矛盾的思想基因，全面渗透到俄国人生命活动的方方面面，在他们对待自然、社会交往和个人内心世界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世界上一切都有一种神秘的关联，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有机联系。基于此，一些俄罗斯文化论者断言：“东斯拉夫信仰是俄罗斯文化史中重要的文化先决条件”；对斯拉夫民族神话和习俗的强烈认同而积淀成独特的民族心理，是近代以来俄罗斯思想界力图维持本土文化的完整性而生发出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差异的根本动因。近代以来，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列昂捷夫、费奥多罗夫和E.特鲁别茨科伊、弗兰克等俄罗斯思想家关注的重点都是终端上的世界末日问题——“带有启示录的色彩”。而且，在俄罗斯，即使是观念—实在论者也受到自然主义的诱惑。如俄罗斯斯拉夫主义者具有崇拜人民历史地形成的生活现实心理特点的自然主义倾向。20世纪后，许多俄罗斯自然主义者与神秘主义相结合最后走向了虚无主义，走向无神的“神”的崇拜。即，由于多神与上帝纠葛在一起最后导致寻求新的宗教信仰，在无神名义下事实上崇拜各种自己创立的“神”，这个神可以是一切东西，如“社会主义新人”、“社会进步”等都曾被当做新的“神”来崇拜。弗兰克在《路标：论俄国知识分子》一文中曾对这种神本思想作过很好的表述。他指出，“理论价值、审美价值、宗教价值都不能统治俄国知识分子的灵魂，他们对这些价值的体验是模糊和薄弱的，并且在一切场合总是被牺牲于道德价值”。而这种道德价值又确实带有功利主义色彩。而功利的道德主义实质上必然是虚无主义的，因为它只承认相对的暂时的利益，而“否定或不承认绝对(客观)价值”，真、善、美在他们那里都是没有用处的，“只有当追求的客体是丧失了绝对价值的相对福利，即满足主观的人的需要之时，道德——才被绝对化并成为一切实践世界观的基础”。因此，在20世纪，虚无主义的道德主义成为俄国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最基本、最深刻的特点之一。近代以来，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往往“从客观价值的否定生发出对他人(人民)主观利益的神圣化”，并认为，“生命中的唯一幸福是物质充裕和主观需要的满足；人应当做的只是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献给大多数人的命运的改善，拒绝这一点的一切人与事都是恶，都应当无情地消灭，这样一来，他们就必然成为文化上的虚无主义者”。弗兰克还指出，“关于遥远将来的绝对幸福的抽象理论扼杀了人对人的具体道德关系以及对贴近的当代人及其当前需要的爱的这种活的情感。俄国社会主义者不是利他主义者。他们也追求人类幸福，但他们所爱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自己的思想，亦即全人类幸福的思想。他们为这一思想牺牲自己，也毫不犹豫地为此而牺牲他人。——这样，从对未来人类的巨大爱中产生了对人的巨大的恨，建立人间天堂的激情变成了破坏的激情，具有信仰的民族主义派社会主义者变成了革命者。”即是说，在弗兰克看来，俄罗斯无神论本身就具有宗教性；情绪化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唯物主义思想的名义下英勇地走向死亡，并在唯物主义的外表下追求绝对存在。而这表明了，他们在精神上实际处于一种对异己力量的永恒依赖状态。由此可见，尽管俄罗斯地理空间不断扩大，并经历了诸如彼得大帝改革、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洗礼等，自古以来俄罗斯人的自然神本体思想之根始终存在，很难完全泯灭。
除了精神和灵魂，自然神本体之思对俄罗斯人的心性、哲学认识论和原始价值偏好也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千百年来，对自然诸神的崇拜使俄罗斯人在深层意识中对今生的失败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并对未来普遍地持悲观主义的立场。如，詹姆斯·H.比灵顿言：“在俄罗斯人的思想深处总是有一股潜流，即对整个人类未来的真正焦虑。”俄国哲学的旨趣更多地强调的是，理性与信仰的内在联系，主张以宗教体验和信仰为基础，构筑俄罗斯思想体系。俄国思想家普遍注重人的内在精神，并将这种精神作为他们理论的出发点，从而主张从内向外地改造世界。他们认为，重要的不在于改造外部世界，而是改造自己的内心世界，因为外部世界能否变得更加扬善抑恶，归根结底取决于人自己心中的善恶斗争。因而，近代俄罗斯思想中宗教信仰问题占有很大的比重，并盛行道德主义。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俄罗斯道德主义者关注人的超自然的生存意义和使命，主张通过信仰宗教，为人心中的善确立可靠的基础和保障，以战胜作为世界万恶之源的人内心中的恶。不过，他们中多数人的思想仅停留在这个道德层面上，没有能够像中国、古印度和古希腊先哲那样从道德境界进一步上升到天地境界，从而获得真正的思想自由。但俄罗斯近代思想的这一不足，无损于近代俄罗斯伟大的道德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历史功绩。尤其，“在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修养日益受到外界物质挤压的当今社会”，俄罗斯伟大道德主义者的思想和“道德文章”显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因为，现代生物遗传学的研究证明，遗传不仅仅是物质的，也包括精神性的遗传，即人的精神、道德观念等一切精神性素养和偏好，包括价值取向、性格、审美情趣等，可以通过遗传影响下一代，使不同人的子女在精神、道德、性格等诸多方面产生一些先天性的差异。这表明，尽管古代一些国家的先哲假定的、纯粹先验的观念存在有待现代科学的证明，但我们不能否定包括俄国宗教神学在内的一切宗教关于灵魂不死的假说，对世界各国、各民族众多的“信徒”具有积极的道德影响，主要是使他们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往往采取有利于社会和谐、进步的自我发展取向。同时，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先哲很早就体悟到这种精神和物质相互转化的生命现象，并将之作为支撑中华文化的基础。如，庄子在《大宗师》中言：“夫造物者报人，不报其人，而报其人之天”，孔子说：“天生德予余”等表明，中国古代先哲除了以人格化的“天”、“道”为本，还特别重视积德，强调道德教化能够造福自己、荫庇后代，使家族得以繁衍昌盛(如福建永乐土楼振成楼中的一副对联言：从来人品忝能寿)。现代科学研究正越来越多地证明，人类社会祖祖辈辈通过在生活中言传身教把自己从上辈人承袭的道德、精神、秉性等传给自己的后代，使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与物质生活水平一样不断地得到发展，走向完善。而人类精神的超越性和不同人在先验的道德和精神特质等方面的遗传差异，实际上并不是来自于“神的赐予”，一些看似神赐的精神品性实际上也是一定的物质活动。如，人体内被科学家冠之为幸福或快乐因子的化学物质——内啡肽，在不同人群中的存在就有多寡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的产生部分地与人喜欢不喜欢运动及人的性格、生活态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与天地、大自然一样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运动过程，人的精神思想、道德水准总是向前、向上发展的，不断走向完美、完善，走向更高的思想道德境界。除了性格可以遗传，道德精神等也可以通过人体内某种化学物质的变化而得到“遗传”。而且，从现实生活和科学假设上肯定快乐、幸福和道德因子的可传承性，显然有利于现实世界中的人采取更积极的人生观，从而使人类不仅在物质上不断取得进步，同时在精神上也能够使人通过向善而获得精神、思想和道德上的升华或净化。总之，在人类社会活动正步入“后现代”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充分肯定人类精神和思想特性及其“道德密码”的可传承性。而现代科学的任务之一，是找到能够清楚地证明这些密码传承的生物路径，以加快人类的全面发展。俄罗斯人文精神发展的历史轨迹也证明了这一点。如别尔嘉耶夫言：“亘古就有的俄罗斯集体主义只不过是自然进化初始阶段的暂时现象，而不是永恒的精神现象。”事实上，如当代俄罗斯文化大师利哈乔夫所指出，俄罗斯文化是“多种文化的混合物，这一文化融合的进程始于诸多草原游牧民族融入斯堪的纳维亚—斯拉夫”的基辅罗斯文化，即俄罗斯东正教文化。
2.俄罗斯东正教上帝本体意识
俄国白银时代杰出的哲学家弗兰克说，“一切历史现象都有许多不同的视点。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一个民族的基本特性，是其原始精神力量的宣泄和宗教形而上学生活观点及生活态度一般特点的表现，也是最深刻的即宗教价值观对其心灵影响的结果，因而，预示了该民族内在自然发展的基本趋势。”从这一视角看，决定俄罗斯未来发展趋势的除了神秘主义的自然神祇崇拜之外，可以说，东正教上帝本体意识是支撑俄国人精神力量的第二个重要源泉。它至今在俄国人的精神上仍占有重要的统治地位。无可否认，“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受洗，使俄罗斯开始告别多神教文化，在思想的内容、形式和纬度等各方面，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东正教上帝本体意识取代俄罗斯原始多神教不仅丰富、发展了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使俄罗斯人犹如脱离不开自己的影子一般，更难以摆脱宗教，而且使俄罗斯文化在原来的直观性和感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自己的神秘性和先验性。但是，如俄罗斯历史学家叶·维·阿尼西莫夫言：弗拉吉米尔受洗首先“是一个政治事件，是出于政治实用主义的需要，而非神谕醍醐灌顶的结果”。因而，基辅罗斯统治者一方面通过引入希伯来人的上帝，来维护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促进国家和民族统一；另一方面又对希腊正教进行了重大改革。如，在此岸还是彼岸为生活重心的问题上，基辅罗斯人以古代斯拉夫人多神教自我意识中尘世的欢乐为基础，改造了东正教中有关赎罪和复活的理念。据此，19世纪俄国杰出思想家梅列日科夫斯基援引费尔巴哈关于“上帝就是人宣说出来的内心，宣说出来的自我”思想指出，“这表明不是上帝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上帝”。梅列日科夫斯基甚至还认为，东正教是伪装成基督教的多神教。
其一，与西方基督教认为尘世是痛苦之谷，人只有在彼岸才能获得拯救和复活；死亡问题的解决取决于现世的生活方式不同，东正教发展出一种生活(命)“寂静”的理想，即主张过禁欲生活，并认为，走向死亡就是走向“神圣”。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东正教文化是一种彼岸文化。但构成悖论的是，尘世生活和此岸生活，恰好处于俄国宗教意识的核心。这种独特而有矛盾的思想认识全面地渗透到俄国人生命活动的方方面面，在他们对待自然、社会交往和个人内心世界等方面突出地表现出来。
其二，如瓦·罗赞诺夫言：东正教徒并不像西方人那样一心想征服自然，相反，它们怀着爱心召唤生灵降临大地母亲的肉体，以此使之神圣化。俄国人心目中的自然是最圣洁的。俄国人对技术心存疑虑，以为它会戕害人的心灵。而且，在俄国人的文化价值观里，一个热爱自然的人必然具有纯洁的灵魂，反之，一个人如果不懂得爱护自然，就说明他心地不好。自然犹如一面镜子，人从中照见的，只能是自己灵魂的形象。
其三，19世纪以来，以索洛维约夫为代表的俄罗斯思想家修正了上帝本体意识的内涵，将之理解和表述为：世界就是上帝、就是神，认识世界归根结底就是认识上帝，即认识自己心中内在的、精神上内生的上帝意识，而体现这一存在的最好证明就是爱，即是说，上帝神就是爱。因而，完美的、最高的真理不是单一的逻辑推理所能给予的，必须是智慧、感觉和意志在一起，即精神的同一性才能达到。换句话说，上帝被他们视为是“最高价值、最高善、真和美。上帝是精神，而不是存在”。他们试图以此来解决西方哲学中思维和存在的矛盾和对立。如尼·别尔嘉耶夫言：俄罗斯东正教文明与西欧文明不同之处在于：“在西方，在天主教中基督是客体；在东方，在东正教中基督是主体，是内在的事实。”
其四，俄国东正教较多地保留了早期基督教的传统，不像天主教那样受到理性主义过多的冲刷，因而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不同，俄罗斯东正教坚持一成不变的教义，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保存而不是发现真理，并推崇冥思、灵修和神秘感受，而较少进行抽象思辨，具有浓重的神秘主义。俄国东正教的历史神学使俄国人认为，“历史让俄罗斯扮演一个与众不同的角色”；东正教的使命是保有它真正唯一没有被异教徒玷污的基督教精神，并拯救“异教徒”的欧洲。因而，俄国对外扩张和干预是天经地义的，这一观念根深蒂固地扎根于民族意识之中，从来没有引起俄国任何人的怀疑。同时，俄国东正教有一种极强的群体意识。俄罗斯宗教思想家普遍认为，得救绝不是个人的单独行为，修道士的主要任务就是祈祷，通过祈祷——对完美境界的全心全意的追求——来帮助社会，使人人得救。
这些俄国东正教精神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深藏于俄国人的内心世界，构成了俄国文化独特性的主要根基。近代以来，东正教成为俄国版的公民宗教及其主要表现形式。俄国思想界不仅将东正教作为区别于西方的民族性根据，而且认定，俄罗斯是一个“神选的、赋有神性的、注定负有某种伟大使命的特殊国家”。沙俄政府御用文人更是赤裸裸地利用东正教煽动俄国民众的激进民族主义情绪，从而使之成为泛斯拉夫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沙俄对外扩张有力的意识形态工具。因而，从古老的“莫斯科第三罗马论”，经斯拉夫主义，而绵延至陀斯妥耶夫斯基、弗·索洛维耶夫，再赓续到现代的斯拉夫主义，“俄罗斯思想都蒙上了一层宗教色彩，对上帝之国的思念，与此世妥协的不可能性，这些带有强烈的终极性和末世论的俄罗斯神正论，控制着俄罗斯人的灵魂，包括一些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和俄罗斯社会主义者都深受其影响”。因此，果戈理认为，俄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具宗教性的民族。中国学者张冰指出，东正教基督教价值观已经渗透到俄国人的内心，成为其内在的和长期发挥作用的潜在人格和人格意识。“犹如中国人格深深烙上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印记”。其表现：
(1)东正教的基本精神在整体上促进了俄罗斯有关人类平等以及人类共同历史的意识的产生，并大大地强化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价值取向。俄罗斯文学巨匠素有宗教情怀，为实现人间的公正与人道，他们不仅诉诸理性，也诉诸上帝。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列夫·托尔斯泰，他们用以解决现实矛盾和冲突的不二法门，就是宗教及对上帝的信仰。托尔斯泰把上帝当做道德保证。他认为，信仰的力量就在于它把人的有限生命与无限的永恒紧密结合起来，使人在有限的人生中看到了永恒的无限的力量，而这正是人之生存的真正意义。只有在宗教信仰中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可能性。——没有信仰，人就无法生存。舍斯托夫说，“每一次对我有穿透性的刺激都使我感觉到，世界的存在不可能是自我满足的，不可能在它之后没有大的深刻的奥秘、神秘的意义，这个奥秘就是上帝，人类不能发明更高的词汇了。只能在表面上否定上帝，在深处否定它是不可能的。”因而，舍斯托夫在抨击西方理性主义传统时，突出信仰的重要性及其在人的生活中的意义。他强调，“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人类，只有信仰才能净化人的灵魂，只有宗教人道主义才能解决人世的问题。”因为，“人并非单纯的认识主体，只追求对客体的认识；人是完整的生命，生活在复杂的现实中，他要面对人生的一切，包括生老病死，幸福和苦难生存需求和欲望的满足。而理性主义的必然性理论解决不了人的生存和生命问题，不能解决人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苦难和死亡”。别尔嘉耶夫在总结俄罗斯思想时曾概括地指出，“俄罗斯民族，就其类型和精神结构而言，是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俄罗斯的无神论、虚无主义、唯物主义都带有宗教色彩。平民知识分子脱离了东正教，但继续在寻找上帝和上帝的真理，探索生命的意义”；“与现实不调和，志在未来，向往更好的、更加公道的生活——这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点。”当代俄国著名思想家利哈乔夫亦指出，“对于丧失社会地位的人、被欺辱的与被损害的人的怜悯、同情是俄罗斯人很重要的特征。”“今天的俄罗斯人依然相信救世主会降临，特别是知识分子。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知识分子，在他们心中，强大的俄罗斯肩负着这个世界的特殊使命，他们为此感到自豪。20世纪90年代，认为俄罗斯优于其他民族、是世界的拯救者的信仰在俄罗斯依然很活跃。”2002年2月11日，普京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的感觉是，每一个人都应当有某种道德的、精神的支柱。——如果有上帝的话，他应该是在人的心里。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来说，宗教的哲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任何东西也不可能像宗教那样在人的心灵中有效地代替一般人性的价值观。除此之外，宗教使人在精神上变得更丰富。”
(2)东正教神学精神对近现代俄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俄罗斯近现代宗教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础。如，俄罗斯现代哲学奠基人弗·索洛维约夫基于东正教神学构建了他的神人本体哲学体系。索洛维约夫认为，“能够赋予人类发展以绝对内容”的力量，只能是“崇高的神的世界的天启”。因为，“经验主义只能确定个别事实，不能证明完整整体；理性主义依靠抽象来论证整体，但流于空洞。只有依靠神秘的直觉，才能确定绝对存在物的存在”。用哲学的话说，这唯一的绝对存在物是“绝对本原”，而用宗教神学的语言说，它就是“上帝”。基于此，索洛维约夫认为，神秘主义就其绝对性质来讲，在俄罗斯人的“完整知识”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决定着俄罗斯哲学的最高本质和最终目的。而经验主义就其物质性质讲，只可充当外在的基础；理性主义只能充当“完整知识”的中介或普遍联系。——只有“神学和神秘主义以内在的绝对信仰的形式提供了对于本原的直接知识，而这正是哲学乃至全部‘完整知识’的基础”。从“绝对存在物是唯一，又是万物，就是上帝，就是爱”的思想出发，索洛维约夫进一步指出，俄罗斯东正教与西方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别在于：“西方教会是从外部将教义灌输到教徒的头脑中，而东正教则以其整体性将爱的力量渗入全社会。”为证明一种能赋予人生、历史和世界以内在根基和意义的精神实在，其他俄罗斯宗教哲学思想家也主要诉诸基督教概念和形象。与索洛维约夫的“万物统一”论思想相类似，舍斯托夫的“耶路撒冷”，别尔嘉耶夫的“精神”，弗兰克的“实在”等概念，都是俄罗斯思想家们面对无神无信的现实世界，对“物质秩序决定一切”的思想反抗，和对“心灵秩序”之终极本原的形而上学的揭示。俄罗斯宗教思想家认为，人的外部生命存在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本体论基础”，是人的心灵。他们坚信，在人的世界上，不是“物质的秩序和关系”决定一切，相反，只有“心灵的秩序”，只有与神相通的“心灵秩序”，才是人的真理、自由和善本身的真正基础和源泉。总之，如列·舍斯托夫言，人“应当寻找那高于怜悯、高于善的东西。应当寻找上帝”。弗兰克曾概括地说：“俄国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世界观理论，其实质与基本目的从来就不在于纯理论上的、不偏不倚地认识世界，而总是对生命的具有宗教情感的解说，因此，只有从这一观点出发，渗入到其宗教世界观之根源，才能理解俄罗斯哲学。”
(3)基督教—东正教对俄罗斯人心性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俄罗斯人一生一世都在找寻生命存在的确定意义或献身于带有确定意义的事业。热衷于漫游和寻找是俄罗斯文化重要的特征之一。在东正教神学精神影响下，俄罗斯人成为世界上最没有确定感的民族，寻求确定性成为俄罗斯灵魂内在与身俱有的冲动。如别尔嘉耶夫言，俄罗斯人是天生的“‘永恒的流浪者’。精神流浪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俄罗斯的灵魂难以长久地原地不动，它不适宜于资产阶级的市民式生活，俄罗斯是一个流浪者和寻找者的国度”。别尔嘉耶夫还指出，俄罗斯人的心灵充满着一种浪漫气质，它反映的感受多于事实、情感多于真实，表现得不是满足，而是苦难，表达的是对过去的怀念和对现在的不满。因而，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俄罗斯人总是介于精神和物质两者的中间。
在东正教精神长期熏陶下，典型的俄罗斯人习惯于感情用事，情绪被认为具有完全正面的价值，感性渗透到了整个俄罗斯文化之中。在俄罗斯人看来，“一个人表达的感情越多，表示这个人越好、越真诚、越‘开放’”。俄罗斯人对别人的情绪和他们对自己的情绪一样敏感。他们崇尚对承诺的完全遵守和忠诚，而不管和那种忠诚相关的是什么，并认为，一个真正的人，必须履行自己的承诺，并且尊重他人的承诺。”
3.俄罗斯“神人”本体之思及政治影响
19世纪后，随着西方理性主义、个体主义、唯物主义、经验主义和浪漫主义等哲学思想相继渗入俄罗斯，俄国思想界出现了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的思想对立和学理论争。为克服、消除西方思想中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科学与信仰及人与神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维护俄罗斯传统的信仰第一的地位和确立俄国现代性发展的精神基础，俄罗斯伟大的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创建了以“神人”本体思想为核心的“万物统一”哲学理论体系。而所谓“神人”本体思想，俄国宗教哲学家舍斯托夫在1933年发表的代表作——《旷野呼告——克尔凯郭尔与存在哲学》中曾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他指出，弗·索洛维约夫的“神人”论根植于犹太—基督教，目的旨在克服“多神教中人与神的关系中存在的一种极端化的迷误——不是人被‘神’吞没(在印度)，就是‘神’本身变为人的影子(在希腊和罗马)。”它“以信仰为依据，以人类之得救为目的。但并不以神为本，而是以人为本，但又不同于一般的人本主义，而是以信仰为基础。舍斯托夫还指出，所谓‘神人类观念’，即“‘神’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在保证它们区分和独立性的前提下相互渗透和结合，其前提是‘神’和人之间的可比性，在人身上存在着‘神’的原则，同时又不允许一元论的同一”。关于“神人类”思想，弗兰克、别尔嘉耶夫等俄罗斯思想家也作过比较明了的阐述，如弗兰克指出，从根本上说，所谓“神人”指的是，人之所以为人(即与动物有着根本区别)并非由于自身创造，而是由于神的作用。使人成为人的东西——人的人性因素，就是他的神人性，即与神相通的人性。再如，别尔嘉耶夫认为，“神人类的思想意味着在人道主义中克服了人的自给自足性，同时又确认人的积极性、人的最高尊严、人身上的神性——神人类的思想致力于宇宙的改造，这一点几乎完全不同于官方的天主教和新教。当然，也不同于俄国的东正教。”中国学者徐凤林在《索洛维约夫》一书中概括地说，神人本体思想的核心是：通过反对“传统观念中绝对者是静止不动的”的思想，主张“绝对者与人类处于紧密联系之中”，来强调“人类就是形成中的绝对者或‘形成中的神’，人的使命就是在自身之中实现神的智慧(索菲亚)，并因此和神人基督合为一体。全部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一个改造世界的‘神人过程’”。而且，索洛维约夫还期望，通过把“人的西方和‘神’的东方联合起来”来“形成‘神人类’”。当然，弗·索洛维约夫心中的这种“神人类”不会是别的什么人，而只能是俄罗斯人。
20世纪后，弗兰克继承并发展了索洛维约夫提出的神人思想，将其明确地上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作为俄罗斯最根本的思维价值肯定形式之一。弗兰克认为，神人哲学本体论的核心是：作为人的存在之最终基础的精神性；人生活于世界，而世界之奥秘首先在人本身；世界是人化的，在人之外不能认识世界。他还把世界的实在性分为三种类型，或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物质的”实在或“经验的”实在(一般意义上的客观世界)。第二层是“理想之物”、“观念之物”，即人对现实世界的理性的认识观念。第三层是更深层的实在，即人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对不同的人是不同的，而是个性化的，与人的内在体验直接相关。弗兰克还强调，人的内在精神的实在性并不亚于物理世界的现象。人的善意与爱对生命来说要比物质财富更为可贵。因而，在实际存在的三种实在中，第一性的是精神实在，人最需要的也正是自己的内在精神世界，而不是物质世界。同时，弗兰克还指出，弗·索洛维约夫强调信仰的目的：一是解放思想，主要是使俄国思想从各种西方理性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二是为俄国思想提供新的纬度，利用信仰来战胜理性的自明性，以减去俄国人精神上的原罪负担；三是给俄国人以希望和力量，来应对西方文化的压力与挑战；四是从根本上为全人类提供真正的精神“家园”。
神人本体思想是弗·索洛维约夫的“万物统一”哲学的核心。弗·索洛维约夫在构筑其“万物统一”哲学体系时借用斯宾诺莎的“单子”，将神人作为一个来于己归于己的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绝对物”或“绝对始源”。不过，弗·索洛维约夫同时又将上帝、神凌驾于这个“绝对始源”之上，并通过人这个中介来实现神与“绝对物”在经验世界的统一。他认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超验的、内在的，即两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但在西方人脱离了神并宣布自己的至高无上性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人将自己绝对化，宣称“人定胜天”，不但不尊重自然世界，而且以自己的意志“改造之”，即“压迫”自然世界，结果完全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因而人的自我崇拜，实际上是人的堕落，这是人的悲剧。因此，人应当摒弃自我，摒弃自己的自我中心主义，把自己存在的中心或支点从自己纯粹自然的本质转移到神身上。人只有摒弃自己的自足的、非神性的自然存在，自愿地服从神的意志，才能首次获得自己，获得自己真正的本质的完满。离开神的人是渺小的，软弱无力、注定要失败的。同时，弗·索洛维约夫又认为，个性的力量在自己的孤立中肯定自己，它既是善，又是恶的根源，因为，如果没有自我肯定的个性力量，没有利己主义的力量，那么人身上的善就是无力的和冷淡的，只能显现为抽象的理论。而抽象的科学理论只懂得外在现实和个别事实而别无所知，因而不能成为理性信仰的基础。人的真正信仰不应是抽象的，而是活生生的；不在于某种理性批判，而在于人的全部精神生活；人的信仰应当成为他的生命的主宰；它不仅包括概念世界，还包括行为世界。弗·索洛维约夫还充满信心地宣称，由于“抽象理性证明了自身的不可靠性，它就成为黎明前的黑暗，因为当人不得不说‘我是虚无的时候，就等于说出了上帝就是一切’”。总之，弗·索洛维约夫通过将人的高尚性、超越性、精神价值，与上帝观念联系在一起，创造了神人类概念，使人同神的关系成为人的本质的决定性特征。即是说，使人成为人的东西——人的人性因素，就是他的“神人性”。(换句话说，人的本质规定性在于其与身俱有的人性、仁性)。而且，在弗·索洛维约夫看来，“只要人类还有宗教情感和哲学求知精神，只要人类还有追求永恒和理想的意向，那么迄今为止，神秘、纯艺术、神学、形而上学和教会就仍然是不可动摇的”。弗·索洛维约夫还认为，西方文明——“个人的私利，偶然的事实，细枝末节：生活中的原子论，科学中的原子论，艺术中的原子论造就了生命的个别形式和外在材料，却没有赋予人类以生命本身的内在内容；它把单个的因素孤立起来，使它们达到只有个体才能达到的发展极限，却使它们失去了活生生的精神的有机联系，致使所有的这些财富都成了僵死的资本。”弗·索洛维约夫的这些思想为俄罗斯人本学哲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如尼·洛斯基言，弗·索洛维约夫期待基督教(包括东正教)发生巨大变化，真正变成“神人性”的宗教；亟盼“始终置身于两大低级本原之外(东方和西方的文化本原)的斯拉夫民族，尤其是俄罗斯民族，能够成为第三大本原的历史传播者、俄罗斯人成为像犹太人那样的神人类、莫斯科变为新的耶路撒冷，但却看不到希望”。别尔嘉耶夫曾指出，弗·索洛维约夫在俄罗斯民族的特殊使命问题上的认识与态度，与俄国斯拉夫主义完全一致，这种认识与态度长时期主导了俄罗斯人的意识，对现代俄罗斯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一，20世纪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就深受弗·索洛维约夫神人类思想的影响。弗兰克认为，俄国布尔什维主义者在唯物主义的外表下追求的绝对存在实质上就是弗·索洛维约夫的神人类。因为，布尔什维主义者“不仅有自己的启示学，而且有自己的神秘主义，一种任何具有这种神秘感的人都了解的神秘主义，并用对科学的信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永远地彻底地不借助上帝而安身立命’的愿望取代了宗教”。即，布尔什维主义通过把“个人变成无个性的对经济关系的反映；同时又使人神化，变成人神”，以便“明天就在人间建立天国”。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反映了包括弗·索洛维约夫、弗兰克等人在内的俄国思想家在哲学本体论上存在的“二律背反”：一方面俄国宗教哲学家认识到：整个受造物的共同的物质是“无”向将“有”的转变；“非存在”存在于其中的物质存在以相互区分和相互分离为特征；“绝对物是超验于世界的神的‘无’，它不能通过任何‘什么’来表达和不能用任何借自世间存在领域的概念来规定”。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在观念中没有‘物质-无’的位置”，也“没有什么比神的‘无’的涵义更重要了”，并视“绝对物自己就是上帝，因而把上帝和世界及世界上的人的区别置于自身之内”。其结果是，“绝对物成为人的上帝”，“观念的索菲亚成为第一性的世界”。这表明了，包括“神人论”在内的俄罗斯哲学本体思想，既未能在思想高度上达到诸如中国老、庄、“道”本体论那样的高度，也没有彻底脱离西方理念主义先验论的窠臼。弗兰克对此也有一定的认识。他指出，“无论俄国和西欧两种精神现象之间有多大差别，他们的相似性与亲缘特点还是不难看到的。他们有共同的起源。西欧文化与俄罗斯文化归根结底都起源于基督教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精神的融合体，它们只是同一树干上的不同枝杈。它们的相似性就在于宗教神秘主义领域。”俄共领导人根·久加诺夫亦指出，今天在俄罗斯，人们依旧是靠心灵迸发的不可思议的力量来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并发自内心地相信救世主会降临，特别是知识分子。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知识分子，在他们心中，强大的俄罗斯肩负着这个世界的特殊使命，并为此感到自豪。20世纪90年代后，俄国一些舆论调查报告也显示，认为俄罗斯人优于其他民族、是世界的拯救者的人比例依然很高。
其二，神人本体思想极大地推动了19世纪以来俄罗斯人道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发展，使之成为世界人道主义史中绽放的一朵奇葩。别尔嘉耶夫在评述俄罗斯思想时指出，“俄罗斯人信仰上帝的原初的充满激情的根据在于，希望充满人性的上帝来实现自己的人与人将不再是狼，而是兄弟的愿望。”雷永生在《东西方文化冲撞中的人——东正教与俄罗斯人道主义》中亦认为，“基督教的基本思想是上帝人化的思想，所谓上帝人化，就是神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相结合。19世纪俄罗斯人道主义的主流是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即由人化的上帝来保证的人道主义，不像西欧人道主义那样从人的崇拜导致尼采现象，并使人道主义变成了反人道主义，而是以人的崇拜为最高和最后的目的。”即是说，俄罗斯人道主义的基本特点，是由富有人性的上帝来保证人类社会的人道化。这是一种有神论的人道主义，同时又带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印记。总之，如别尔嘉耶夫言：“如果存在上帝和‘神人’(即具有人性的神)，那么，人类只是偶然地保留了自己的最高价值、自己的自由以及对自然和社会权力的非依赖性。这是俄罗斯思想的主题。”
二、俄罗斯直觉主义本体认识论和非理性主义“聚议性”
1.俄罗斯直觉主义本体认识论
俄罗斯哲学家弗兰克在总结俄罗斯思想时概括地说，俄罗斯哲学认识论的特点在于，它为了绕过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对立，而发展成一种“倾向于确认认识主体直接领悟超主观的现实”的直觉主义。首先，俄罗斯哲学认识论认为，“任何一个客体在被认识之前就处于和我们(主体)直接联系之中”，因而，“我们不是通过意识，而是在我们自己的存在中和它融为一体”。换句话说，俄罗斯直觉主义认识论认为，“我在意味着某物在”(I’am_there is)——是印度哲学中的“梵”和“我”，“梵”我就是具体的完满性，它是一般的生命(生命就是“梵”我一体的存在)；“抽象的逻辑认识之所以可能，仅仅是由于对这个包罗万象的统一性的直觉”。除了基于“绝对存在不是被给定的，而是‘自我拥有’”的本体认识论思想之外，俄罗斯直觉主义者还希冀用超理性原则的先验思维，克服西方哲学“思”与“在”的对立。他们强调，在先验思维中，认识不是判断，而是“经过经验而进行的纯粹直观或先验现实的自我揭示”；体验中的自我，实在的自我，这种自我是“逻各斯”，是认识之光，是世界整体的一个微小粒子和中心。在世界整体中，这颗微小粒子也是作为整体的存在。而不可知物本身则是超越存在的对立面的统一。即所谓万物在我中，我在万物中；“聪明的无知，最高真理在沉默中言说自己”；或“心灵会通过向内部、向深处、向精神的超越而摆脱无根据的任性的‘主观性’”。显然，俄罗斯直觉主义本体认识论来自于康德时期的德国哲学，并与俄罗斯哲学关于“个体的存在根源于作为‘万物统一’的绝对者”的本体认识密切关联。
其次，俄罗斯直觉主义本体认识论向往实在论，或确切地说，向往本体论主义，而不满足于唯心主义或主观主义的某种形式。为此，他们强调，“人不是世界的一个微小部分，相反，世界是人的一部分；人远远大于人本身，人不仅仅相遇他的外部表现，而是另外一种大不可量的东西。这就是人的精神世界。”因此，“认识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或概念把握，而是一种生命体验，是存在自身中的直觉”。俄罗斯直觉主义本体认识论的逻辑依据是：(1)人在认识什么之前，必须首先已经“存在”，并且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人的认识过程是从“我在”到“我思”，而不是如笛卡尔说的那样，是“我思故我在”。即是说，人“首先要生存，然后才能进行哲学思考”。这说明了“生命事实对思维的本体论优势”，生命是“自我”与存在之间的现实联系，而“思维”只是它们之间的观念联系。(2)存在本身(没有这一概念也就没有了先验性，而没有了先验性也就没有认识的完整含义)是第一性的，完全自明的存在是自在的存在，是存在本身的直接显现和“自我”揭示，是我们在本体论意义上作为直接体验而拥有的东西。由于认识的人就在一般存在或存在一般之中，因而，全部认识、全部意识、一切概念，都只是把握存在次等的、派生的形式。(3)我的存在就是存在，它从属、源于普遍的存在，个人全部生活内容，他的思维活动，是在这一根基上演化出来的——这是一种直觉，不是外部给定的，而在我们内心(却又不是主观主义)。
再次，俄罗斯直觉主义本体认识论认为，人能够通过直觉获得一种精神整体性；认识人的精神、灵魂，而走向黑格尔所谓的“自在的存在”。即，人在本质上是一个能够认识的主体，尤其是认识主体自我的精神，认识主体自为自在的本原性精神存在的存有物。正是“这种对深层的自我存在的，同时又是客观的、超个人的和自明的存在的直接感受，构成了俄罗斯本体认识论的实质。”总之，如弗兰克言，俄罗斯哲学认识论的特点在于，它是建立在直觉的基础上的，即“通过感觉体验来认识”。基于此，俄罗斯思想家一贯批判西方思维片面的纯理性特征，强调人的精神整体性和意志在人类认识过程中具有的决定性作用，尤其“反对德国人那种含混不清的二元论，并直接导向宗教”，认为“上帝之光应当能够盖过理性之光”。如霍米雅科夫言：“道德存在物永远无法摆脱上帝思想的统治，因为上帝的思想是他存在的意义”。洛斯基则进一步明确地说，“俄罗斯宗教哲学家是寻神‘一族’，俄国哲学的发展完全是为了用基督教精神解释世界。他们首先还是相信神秘的宗教体验，因为它能使人和上帝及其天国建立联系。”因为，“俄罗斯精神固有一种追求完整性、包容一切的具体的总体性、追求终极的最高价值与基础的意向，使俄国思维和精神生活不仅在内在本质上是宗教性的，而且这种宗教性还贯穿于精神生活的一切外部领域。可以说俄罗斯精神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宗教精神。它除宗教价值之外实际上不知道其他价值，它仅仅追求神圣性和宗教改造。这也许是西欧精神和俄罗斯精神的最大差别。俄罗斯精神没有也不知道西方对个别领域和生活价值的分化。”洛斯基还指出，俄罗斯世界观的积极内容和本质在于它追求与公正或神圣相符合的具体的、包罗万象的真理，在于它从头至尾贯穿着宗教精神。因而，所有伟大的俄国文学家都同时又是宗教思想家、“寻神”者。所有俄国哲学家亦然。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对俄罗斯人来说，人、人的命运和人生的意义，总是居于俄罗斯人的精神和心灵关注的中心。
基于此，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思想的指向是世界的联合，形成统一的精神宇宙，统一的宗教人类。”他指出，对俄罗斯人来说，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基督教同一性”；在于以基督显于尘世的神性、基督精神或神圣的精神性。而霍米雅科夫则强调，“谁都不怀疑自己的意志，因为他不能从外部世界必然性中获得关于意志的概念，因为所有的概念范畴都基于有意识的意志——合理性只有在自己创造性的现实——意志中，才是确切地不可怀疑的”。
2.俄罗斯反理性主义“聚议性”
在总结俄罗斯人世界观时，尼·洛斯基指出，俄罗斯哲学认识论不仅强调生命事实对于思维的优势，而且还特别重视“活的知识”对于认知的意义及人的全部精神因素的完整性。而所谓“活的知识”指的是，(1)“以承认普遍精神作为共同体的现实存在基础，(西方则是浮士德式的个人主义)并从一开始就总是期望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世界，给世界带来福利，而不仅仅限于对世界的理解。”(2)“人的内在的精神源于生活中的感受，而非逻辑推理，并承认一种超逻辑知识的存在。在这个知识层次上，光不是来自蜡烛而是来自生命。在这个层次上，意志与思想共进。也只有在这个知识层面上，人的认识才能达到一种‘不可破解’、‘不可言说’的境界。即，一种对存在的‘元逻辑’原则的感知，这些原则要比质和量的规定深刻得多”。基于此，尼·洛斯基认为，西方思想中斯宾诺莎关于“不要哭、不要笑，只要理解”的逻辑是与俄罗斯精神格格不入的。“一切相对的东西，无论是什么——道德、科学、艺术、法律、民族性等等，其本身对俄国人来说都没有任何价值；它们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他们是绝对者、绝对真理和绝对拯救的表现形式。”
尼·洛斯基还指出，“活的知识”“试图在我们感觉器官体验的自然界永恒变化着的现象背后找到客观的不变的理念”。如弗·索洛维约夫的老师尤尔凯维奇言：“发现真理的不仅是思维，还有心灵，因为发现真理是与人的宗教和道德意向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应然之物只能通过善的理念才能变为实然之物；认识过程、世界历史实际上就是一种向绝对完善物的不间断地趋近的过程。在这一发现真理的过程中，知识是与信仰结合在一起的，而信仰是要比思维的纯经验内容更为强有力的因素。”而俄罗斯斯拉夫主义奠基人伊·基列耶夫斯基不仅一贯以精神整体性反对西方唯理主义，以东正教的聚合性对抗西方个人主义，而且强调，人首要的是寻求平和、宁静的内心生活和爱。因为，在人的生活中，“心”和感觉是占主导地位的。他认为，忧伤在人认识世界过程中有着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能为洞察生命的本质和丰富性创造特别的可能性。
除了利用“活的知识”、“元逻辑”概念批判西方唯理主义认识论，俄罗斯思想家还试图通过他们建构的“聚议性”理念，来弥合西方文化中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所谓“聚合性”思想，指的是，不是“自我”，而是“我们”构成精神生活和精神存在的终极基础。即，“我们”不是被看做外在的、后来才形成的综合体，只是若干“自我”或“我”与“你”的联合，而是它们最初就有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而“自我”当初正是从这种统一体的母亲怀抱中成长起来，并且只有依靠这种统一的“自我”才能成其为“自我”。换句话说，每一个“自我”不仅包含在“我们”之中，与“我们”相联系，而且在每一个“自我”之中也从自身分泌内在地包含着“我们”，因为，“我们”正是“自我”的最后基础、最终根源和活的体现。俄罗斯思想家盛赞这种“浸润着来自人类的超个体的共性的生命之水的‘自我’”原则。托尔斯泰把这种重视“共同性特征”的俄罗斯思想称为“俄罗斯人性格上的‘群因素’”，并形象地指出，“俄罗斯人有一种像蜂群一样紧贴在一起的需求。他们对故土、乡音和同胞永远满怀眷恋，在交往中有着无可遏止的与人亲近的愿望、敞开心扉的愿望。”在这种“聚议性”思想的影响下，俄罗斯人不是以因果逻辑去判断事物，而是善于以道德或宗教式的“惩罚”或“报应”来思考问题，从而成为典型的现实的具体性和总体性思想的追随者。这也是俄罗斯思想界普遍借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把精神和物质对立起来，强调精神先于、优于、胜于、重于物质，并在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等人文领域与西方人一样奉行二元对立的世界图式的根本原因之一。如霍米雅科夫提出，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贯穿着自由和必然、精神性和物质性两种因素的对抗。
与此同时，19世纪后俄罗斯社会形成了一整套与西方社会文化相对立的价值观念体系：如，施舍对西方的公正，命令对法律，信任对责任，虚无与否定对竞争，博爱对专业主义，真理对规则，信仰对物质目的，普遍主义对个人主义，精神对利益等等。而且，在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中，比法律更为重要的是真理和公正，追求社会公正一直是俄罗斯文化作品的主题。从托尔斯泰到亚·索尔仁尼琴，无不是在寻找一个公正的社会，俄罗斯作家在作品中表达了他们对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的向往，对他们国家未能消除痛苦和不公而感到悲哀。沙俄时期，俄国的决策往往是，既依靠非理性、非法的力量和暴力，又强调道德上的一致性和共同的信念。迄今，俄罗斯政治领导人的人格力量依然在俄罗斯国内政治进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个人影响力往往成为阻碍法律公正和完善的决定性因素。尽管20世纪以来，俄国社会历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些传统价值观并没有消失。如1995年9月，阿列克谢·基瓦在《俄罗斯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指出，“对于一个平凡的俄罗斯人来说，社会公平的思想比民主的思想更为重要——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集体主义和团结精神高于个人主义。在俄罗斯，个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个人的自身价值没有被赋予具体的内容。人们对于财富的观念，对社会差别的观念，是很淡漠的。强大国家的观念、强大军队的观念、爱国主义思想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精神因素的观念仍然受到高度的评价。精神激励因素的作用仍然是至为崇高的。”再如，赫鲁晓夫的外孙女尼娜·赫鲁晓娃说，“俄罗斯一直重视大家共同遵守的生活方式，而不重视个人的选择。集体是人们相互友爱的表现，相互友爱是基督教的实质，代表人类更崇高的使命。在这一使命中，公社——人类精神的胜利——被理解为高于法律、一切政事的组织以及所有的个人利益。”俄罗斯人的这种重视群体亲和文化传统根植于散布在广袤俄罗斯平原上的村社——米尔。如别尔嘉耶夫言，村社生活对俄罗斯人性格的形成起到了主要作用。历史上，大部分俄罗斯人生活在农村公社，他们“信奉氏族血缘的宗教，而非精神的宗教，它们把血缘的、自然的集体主义与精神的、超自然主义的集体主义混同起来”。因而，“作为一个矛盾的秘密国家，俄罗斯暗含有先知精神，以及对新生活、新发现的预感”。
概而言之，19世纪后，俄罗斯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强调生命经验原则，即强调通过感觉体验来认识。俄罗斯人“不相信理性，而宁愿相信自己的感情和愿望”。二是立足于本体论主义，即认为意识与存在有内在联系并以存在为基础，意识的每一种运动、认识的每一步深化和丰富都是存在本身中的行为和过程。三是强调“精神共性”原则(精神上的共同性)，即个体存在的统一性，个体存在处于包含一切的活的精神完整性之中，即真理从来不能为个别人所占有，而只属于人类的精神共同性。如19世纪俄罗斯著名民粹主义者尼古拉·米海洛夫斯基强调，俄语中的真理一词同时具有双重含义——科学上的真实性和道德上的公正性。对俄罗斯人来说，它既意味着“真理”，又意味着“道德与自然法则”。四是俄罗斯思想家在致力于同西方理性主义作斗争的同时，还试图调和、弥合西方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的对立，并试图以俄罗斯传统的“聚议性”等思想，使两者实现统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五是宣扬激进主义的唯理主义、完美主义以及“泛道德评价”。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形而上学具有明显的极致性特点，即，它不仅信奉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新即旧，而且不是以因果逻辑去判断事物。六是在非理性主义和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俄罗斯人往往认为明天定会好于今天，代替“恶”的一定是“善”。他们还以宗教的虔诚希望世界是美好的，没有不公正和苦难。七是俄罗斯人精神结构中的宗教因素决定，他们在原有的信仰破灭之后，必须要用一种新的信仰填补空缺。如，弗兰克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激进民粹主义者们怀着新教徒的幻想皈依新的思想，转向革命的社会主义，准备为自己的信念牺牲和受难。别林斯基公开宣称，“对我来说，彼得就是我的哲学，我的宗教，我对于与俄罗斯有关的一切的启示录。否定——这就是我的上帝。”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俄罗斯文化本原上具有无根、流动、极端、外来、比照和赶超西欧文化等诸多特性。在这些根本特性影响下，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及价值偏好表现出重精神、道德、直觉和洞悟，而不屑于激进的唯理主义。在时空观上，俄罗斯属于那些没有确定感的民族之一，俄罗斯在心灵深处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寻求确定性的冲动。如罗扎诺夫言，“俄罗斯灵魂是躁动的、寻觅的灵魂，是漂泊的、寻找新城市的灵魂”。近代以来，无数俄罗斯知识分子终其一生都在思考其生命存在的确定意义，为那些他们认为具有确定意义的事业而奋斗终生。但迄今为止，代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努力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恰达耶夫指出，俄罗斯“每前进一步，过去的一瞬间就会无可挽回地消失。这是一种以借用和模仿为基础的文化之自然而然的结果；每一个新思想都不留痕迹地挤走了旧思想，因为每个新思想都不是从旧思想中派生出来的，而是从天知道的什么地方冒到我们这里来的”。俄罗斯“所接受的永远仅仅是现成的思想——俄罗斯在成长，可却不能成熟；俄罗斯在向前运动，但却沿着一道曲线，也就是说，在走着一条到不了终点的路线。俄罗斯就像那些没有学会独立思考的孩子，在成年的时候，他们体现不出来他们自我的东西”。基于此，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人天性自由，热衷于漫游和寻找。广大的疆土，培养出了俄罗斯人超过其他民族的空间感；俄罗斯的灵魂难以长久地原地不动，精神流浪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俄罗斯是一个流浪者和寻找者的国度。”同时，“一切男性的、解放的和定型的东西在俄罗斯，似乎是非俄罗斯的、外国的、西欧的、法国的、德国的或古希腊的。俄罗斯仿佛无力构造自由的生活，无力由自身造就个性。在精神生活中控制它的时而是马克思，时而是康德，时而是施蒂纳，时而是另一个异国丈夫。在其他国家可以找到一切对立的东西，但唯有在俄罗斯，命题会转变为反命题，官僚主义的国家诞生于无政府主义，奴性诞生于自由，极端民族主义出自超民族主义。在这个没有出口的怪圈里唯有一个出口：在男性的、个体的、定型元素的精神深度里，俄罗斯向内在敞开；对个人的民族主义自然力的把握；男性的、发光的一时的觉醒。”
在价值诉求方面，尼·洛斯基认为，“俄罗斯灵魂是无拘无束的，它没有感受到界限的存在，并向四方扩散；它要求一切，或者是无；它是按启示录方式或虚无主义方式建构起来的，因此不能建设‘文化的中庸王国’。”别尔嘉耶夫亦指出，俄罗斯人没有创造中性文化的天赋。俄罗斯精神在各方面都追求终极、彻底和绝对，追求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爱。但是，俄罗斯人的特点在于，一方面在各种相对的和折中的行动中，表现得软弱无力，庸碌无为，另一方面俄罗斯文化和社会的全部历史，又充满着中庸之道和相对主义；它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彻底的。俄罗斯人总是受中庸的和相对的东西的奴役。同时，在吸收外国折中主义文化时，俄罗斯还“一直迷恋德国风格，迷恋德国的哲学和科学。而德国的国家体制实质上也是折中的和相对的”。这说明了，在很大程度上，所谓“俄罗斯灵魂的双重性”，主要源自于“德意志精神与俄罗斯精神的深刻的亲缘关系”。由于德国哲学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俄罗斯知识界中民族主义者抵御“西化”的重要精神资源，长期以来俄罗斯人的精神事实上为德国人所“奴役”，并造成了“俄国人生活在没有坚实民族哲学基础的虚妄之中”。
总之，如果说西方文化是理性精神、罗马精神和上帝意识三者之间的相互渗透、融合而成为一种三位一体的文化形态，那么俄罗斯的文化形态就是具有北欧瓦兰人文化、南方拜占庭希腊人文化、东方蒙古人专制文化以及西方现代性文化等多种文化观念、思想合而为一的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观念和文化形态，俄罗斯文化是上述四种文化要素之间长期融合、相互作用的产物，俄罗斯人的精神特质在这四种文化长期冲撞和融合过程中得以成形和发展。而在俄罗斯文化这个复合体中，北方文化要素是第一位的，也是最主要的。它是一种原始的多神信仰和粗陋的祖宗崇拜，与俄罗斯先民原始的渔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适应。它在俄罗斯人血脉中根深蒂固，与俄罗斯民族生活的地理、自然环境密切联系在一起，只要俄罗斯人的生活环境不变，俄罗斯文化中海盗性，劫掠性、无形式性、简易性和粗犷性等将继续存在下去。如，俄罗斯人的嗜酒文化和崇尚暴力攻击等。在基辅罗斯人由蛮荒走向文明的时期，欧洲“北方人”的非定居性、劫掠性，游动性、商业性和军事性及首领亲兵制在俄罗斯文化中居于首要地位。其次是随着“罗斯受洗”而来的拜占庭东正教文化对俄罗斯人心灵、精神上的深刻影响。主要是：俄罗斯原始的多神教神秘主义变为精致的一神教的神秘主义；俄罗斯宗教信仰的表达形式更加发达、文明和精细了；俄罗斯出现了美轮美奂的建筑、绘画和音乐及神学思想理论。13—15世纪，蒙古鞑靼人的入侵和占领给俄罗斯带来的主要是先进的政治管理文化、军事技术和战争手段。它们与大自然造就的俄罗斯人的坚韧秉性相结合，推动莫斯科公国在欧洲的崛起。蒙古鞑靼汗对付罗斯首领的残忍手段，还使罗斯王公学会了隐忍和两面三刀，养成了主子和奴才并存一身的双重性格。18世纪后，随着彼得大帝改革而进入俄罗斯的不仅仅是西方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西方的政治自由文化，法国启蒙哲学和德国哲学等诸多由西方现代性危机而产生的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想，都对俄罗斯文化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尽管如此，19世纪60—90年代后，俄罗斯的西方现代性文化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而西方现代性在俄国发展的结果是，西方个体主义本体之思对俄罗斯人的影响上升了，俄罗斯哲学本体论上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二元结构或者两重性。即，俄罗斯传统的整体主义的二元论与西方个体主义的二元论之间形成了种种尖锐且难以弥合的张力。可以说，当代俄罗斯文化是俄罗斯诸多文化本原相互之间张力的产物，即，它是俄罗斯文化中南方、北方、东方和西方文化四种文化本原性要素的混合体，其中最为根本的是南北文化要素混合而成的新宗教文化，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都是后来生存发展的需要，补充进来的文化，它们始终没有完全取代俄罗斯人原初的北方诺曼人信奉的海盗及军事部族制文化。
第二节 俄罗斯战略文化变化趋势
一、俄罗斯战略文化的历史轨迹
1.“诺曼人”和“鞑靼人”的野性及其影响
“决定一个民族的‘最根本的’东西，除了人种特性和所处的自然疆域外，尤为重要的是他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精神特质’，即历代人所共同具有的那些最基本的‘特性’”，其中最重要的是被称之为民族生存之道的战略文化特性。俄罗斯人的战略文化特性历史上主要受到北方诺曼人、东方鞑靼人、南方拜占庭人和西方日耳曼人四种不同文化传统的影响。18世纪之前，俄罗斯战略文化主要受到北方诺曼文化、东方鞑靼文化和南方拜占庭文化传统的影响，18世纪以来则主要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首先，如俄国伟大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言：“无论从观念上还是从气候上说，我们(俄罗斯人)纯属北方民族”。即，远古时期居住在欧亚大陆北部边缘地带俄罗斯人先祖的生活习性、思想观念、社会观念、价值偏好、道德伦理、精神、信仰等，对俄罗斯战略文化具有最根本的影响。欧洲人种学上的“北方”人，主要指的是北欧雅利安种族的诺曼人、芬兰人及他们与东斯拉夫人混合组成的族群。这些族群信奉多神教，实行军事部落制，生活方式以首领率领亲兵外出打家劫舍，进行海盗式的掳掠为主。俄罗斯先民也不例外，他们在严酷的自然条件和野性的生活方式影响下，养成了与生俱来的血性和好战性。
其一，现代古人类学研究表明，俄罗斯人具有乌格罗-芬兰民族血统，尤其从前俄国欧洲部分人多系这一人种。这些古罗斯人的先祖——瓦良格人游荡在欧亚大陆西北蛮荒、贫瘠土地上以渔猎为生，崇尚打打杀杀、攻掠和抢占，常常充当欧洲一些宫廷的雇佣军，依靠替人打仗卖命获取佣金。因而，首领崇拜、打家劫舍的习性、重视享受现世物质美酒和女人成为古代罗斯人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俄罗斯古代史研究表明，早期罗斯人国家的形成主要是酋长的事业，他们率领亲兵不断地征服人烟稀少，分散在广大东欧平原地带上的斯拉夫人和其他部族人的部落群。留里克(瓦良格人)建立的基辅公国实际上就是一个交换头领及其亲兵战利品的集市贸易地。俄罗斯历史学家叶·阿尼西莫夫指出，“在家乡基辅，人们对奥列格带回的丰饶之极的掳获物品大为惊叹。”即使基辅罗斯强大了，著名的基辅罗斯奥列格公还是“像瓦兰人酋长一样谁给他钱，他就准备站到哪一边”。“军人、刚强的瓦兰人几乎从未离开过马背，不断征服一个个斯拉夫部落，勒令他们纳贡，如同奥列格一再对拜占庭发动突袭。”可见，尚武的北方诺曼人不仅给俄罗斯战略文化打上了第一块胎记，而且成为俄罗斯人扩张精神和军国主义传统等文化心理定式的主要根源。俄罗斯人立国之后，围绕酋长组成的亲兵集团、军功贵族阶层构成了国家权力的基轴。
其二，古文字学研究证明，“罗斯”一词原来的词义为斯堪的那维亚大船上的军人桨手，后来随着留里克和瓦兰人传到斯拉夫人之中，指称那些在酋长和王公身边服务、充任亲兵的瓦兰人。瓦兰人消融于斯拉夫人之中，并在东斯拉夫人的疆域上建立了基辅罗斯国。基辅大公不仅用刀剑实现了罗斯各部的统一，而且威逼尚处于村社时期的罗斯各部放弃原始的多神教信仰而改信希腊正教。在这一进程中，“富有侵略性的北欧人(瓦兰人)从一开始就把寻求和保护商道的扩张意识带入了罗斯国家。在俄国的全部历史中，寻找出海口和与国外(海外)的联系向来都是主要的战略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俄国发动了无数次侵略战争”。
其三，17世纪后，源自于“瓦兰”人的武力至上思想成为俄罗斯民族主义精神的源泉和沙俄对外扩张的主要支柱。俄罗斯的大部分历史，特别是挣脱了蒙古鞑靼人的统治之后的历史，是一部备战和军事扩张的历史。自16世纪以来，军事需要和军事活动在俄国的政治体制，甚至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形成中，一直占有最重要的地位。16世纪20年代，俄罗斯领土统一之后，为了扩大大公、教会和贵族的利益，整军修武，对外扩张成为历代沙皇最主要的“工作”。在俄国沙皇的心目中，“军队不但是俄罗斯帝国的缔造者，而且是帝国正统与稳定的化身”。近代以来，很少有其他国家像俄罗斯那样如此突出军事在国家政治和经济中的地位。俄罗斯统治者历来强调军事的意义，扩军备战对于俄国从来都不仅仅是政治的工具，而是最重要的政治，是国运之所系。为了实现扩张，沙俄不惜调动自己全部的政治力量，并最终成为自己穷兵黩武的战争政策的牺牲品。同样，为了争霸世界，前苏联也同沙俄一样不止一次地“迷失政治方向”。今天，保持和加强军事实力依然是当代俄国政治的重要内容。如卡尔·马克思言：“俄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有侵略野心的国家。”“它的方法、它的策略、它的手段可能改变，但是这一政策主旨——世界霸权是不会改变的。”列宁也指出，专制俄国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掠夺各地方、各区域、各民族的土地的历史”。通过疯狂的对外扩张，俄国的面积从13世纪时43万平方公里的莫斯科公国发展成为地跨欧亚大陆，面积曾达2200平方公里的帝国。
其四，如索洛维约夫言，“按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说法，俄罗斯的民族事业是事实上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它只要仰仗一种力量——武力就行。完全仰仗武器的粗野力量，已经使我们面临一次塞瓦斯托波尔式的毁灭”。伴随着武力崇拜的是开疆拓土这个俄罗斯历史中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如，英国历史学家恩·米·萨姆指出，俄罗斯人一直都在为掌握违背他们驯服的国家的资源而奋斗，通过永不停止的迁徙和对外民族的征服以及与它们融合，它慢慢扩张为一个跨洲界的大国。但是，这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剧了俄罗斯人的不安全感。由于地理上没有天然的防卫屏障，俄罗斯总被安全问题困扰。而武力扩张带来的与邻国未确定边界，又只能主要依赖军事手段来解决。结果，从14世纪初莫斯科公国的弹丸之地，到18世纪初彼得一世时期的泱泱帝国，400年间俄罗斯的版图增加了400倍。历史上很少哪个国家像沙皇俄国那样把武力作为国家政治的基石。再如，美国著名的俄罗斯战略文化研究人员琼斯认为，俄罗斯的扩张倾向与其除了北极天然疆界之外在地理上缺乏天然疆界的自然条件有密切的联系。俄罗斯帝国历史上对敌对势力的立场倾向于将之驱逐到离俄罗斯族核心地带越远越好，以增强其安全感。在苏俄之前确立的俄罗斯战略文化传统是，安全等同于扩展。
其次，如俄国古谚云：“剥开俄罗斯人的皮，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鞑靼人”(Scratch a Russian and you find a Tatar)。历史上俄罗斯被外族征服的事是绝无仅有的，唯一真正征服并奴役过俄罗斯的只有蒙古鞑靼人。而蒙古鞑靼人统治俄罗斯二百多年造成的结果是，“诺曼人的俄罗斯从舞台上完全消失了，而它仍然残存下来的丝微痕迹在成吉思汗可怕地登场时消逝得无影无踪”。蒙古鞑靼人的统治对俄罗斯的发展产生了诸多根本性的影响。主要是：
(1)它通过改变俄罗斯统治精英阶层的人种成分及在俄罗斯上层融入相当的鞑靼血统，促进了俄国统治精英种族构成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使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种其特有的，由外族人在俄国对外关系和军事等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的现象。俄国外交部由非俄罗斯族裔人担任领导是俄罗斯文化的一个独特传统。俄国历史上的对外军事扩张也往往主要依赖居住在顿河流域的各个哥萨克部族。美国史学家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17世纪末，莫斯科上层阶级中有大约17％的成员具有非俄罗斯或东方血统。”这一比例一直保持到20世纪。如，对现代俄罗斯发展曾产生重要影响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安德烈·萨哈罗夫等人的血统都属于蒙古鞑靼人。而俄罗斯皇室血统研究表明，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俄罗斯血缘仅有1/250，彼得大帝之后俄罗斯皇帝都有外国血统。历史上，沙俄皇室往往依赖外族职业外交家，并与他们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再如，具有日耳曼人血统，主张在军队中采用普鲁士军服，崇拜德意志腓特烈大帝的彼得三世同时是俄国和瑞典王位的继承人。而具有瑞典、普鲁士和英国王室血统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更是除了瓦兰人——留里克之外第二个对俄罗斯发展影响最大的外族人。沙俄统治时期，俄罗斯外交大臣中除了少数人是俄罗斯族之外，多数是由外族人担任。俄罗斯历史形成的这种统治阶层中的人种混杂和交融是罕见的。俄罗斯社会上层人的文化和生活习性外族化，尤其是外交决策任人唯贤，不排斥外族人及哥萨克在俄国军界占有特殊地位在俄罗斯形成了一种十分牢固的传统。这一传统极大地增加了俄罗斯向外开拓发展的趋势。索洛维约夫把俄罗斯文化中的这种外向开拓性比作流动的“液体因子”。在这个“液体因子”的作用下，俄罗斯以惊人的速度和跨度，创造了世界陆路开拓史的纪录。俄国哥萨克骑兵仅用了半个多世纪就横跨了北亚大陆，抵达亚洲之角，抚摩北美，跨越了十个时区。
(2)如果说，留里克的斯堪的那维亚基因给俄罗斯战略文化奠立了尚武传统的话，那么蒙古鞑靼人的统治使俄国变成一个特别崇拜权力，并将权力等同于先进军事力量，把建立、维护和加强先进军事力量(包括军事力量的组织动员、保持武器装备、后勤补给的先进水平等)作为获取更大(生存)权力的最主要的来源。此后，宽泛意义上的政治权力不仅成为俄罗斯人知道的唯一语言，而且整军修武被每一代沙皇视为建设俄国的头等大事。如马克思言：“是蒙古奴役的血腥泥潭而不是诺曼时代的粗野光荣，形成了莫斯科公国的摇篮，而现代的俄国只不过是莫斯科公国的变形而已。”近现代俄国一些欧亚主义者也断言：没有蒙古鞑靼人的统治，就没有近现代俄国在欧洲和欧亚地缘政治上的崛起。因为，经历了蒙古鞑靼统治之后，俄罗斯人对武力有了更多的理性认识。他们开始重视学习先进的军事思想，注意提高军队组织、管理、武器装备及后勤保障的水平，以提高军队战斗力。可以说，保持和不断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在俄国历史发展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俄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军队建设、发展和使用的历史。按照军事立国的基本国策，俄罗斯人把建设一支庞大的进攻型军队作为俄国军事战略的一贯内容。不论是封建割据时期的莫斯科公国，还是中央集权制下的沙皇俄国和前苏联，俄罗斯人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建设一支庞大的进攻型军队。可以肯定地说，俄罗斯人在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学到了金帐汗国以强大军力为基础，建立殖民统治的那一套，而且学会重视军队建设，注意增强军队机动能力和远程作战能力等，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俄罗斯人的军国主义倾向。俄国历史上诸如俄罗斯武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将莫斯科公国改为沙皇俄国的伊凡雷帝、把“俄国交给西方”的彼得大帝等，都通过把俄国纳入战时轨道，使之变成一个大兵营，而在对外扩张方面为俄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为加强皇权、满足贵族和商人对新的土地、农奴和财富的渴求而积极对外扩张的伊凡雷帝，从加强军事实力的需要出发，进行了以建立“领地制”下军役贵族和射击军为主体的军事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俄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军事改革。这次改革提高了俄军战斗力，使伊凡雷帝实现了吞并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越过乌拉尔山脉向西伯利亚开进，将沙俄势力扩张到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地区的战略目标。再如，1682年即位，后来成为别林斯基及其他无数俄国人心中的“上帝”的彼得大帝，自童年起就醉心于军事游戏，长大亲政后热衷于军事演习和军事变革。1695年12月彼得大帝下令建立海军，从而实现了自己孩提时建立一支海军舰队的梦想。彼得大帝还通过从农民中招募新兵，任命一大批外国人担任军官，建立起一支崭新的正规陆海军。作为卓越的军事家，彼得大帝审编和颁布了一系列军事条令，并为俄军制订了诸如强调积极进攻；避实击虚；达成作战行动的突然性；集中优势兵力；重视预备队的作用，加强军兵种协同等作战原则。同时，出于发展军事工业的需要，彼得大帝效法西欧国家，对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并建立起一批军事院校，来培养、造就职业军官阶层。彼得大帝的改革，促进了俄国经济发展，加强了军力，成为俄国历史的转折点。依靠一支庞大的以贵族军官为骨干的武装力量，彼得大帝南征北战，戎马一生，并最终通过“北方战争”改变了欧洲国际格局，从此俄罗斯一跃成为欧洲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主要“玩家”。
除了北方诺曼人和蒙古鞑靼人，俄罗斯人的野性还受到欧洲日耳曼人的很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彼得大帝之后的俄罗斯不断地得到增强。如，沙皇时期俄国政府中的许多高级官员、外交官和军队首领都是来自波罗的海诸国的日耳曼人。随着日耳曼风尚不断“渗透进俄罗斯的深层，俄罗斯的国家机构和俄罗斯文化逐渐地被日耳曼化，俄罗斯的肉体与灵魂都被它们掌握着”。在日耳曼精英的影响下，俄罗斯人战略思维中防御和侵略之间的界限变得很模糊。因为，在他们看来，归根结底，任何有效的防御都不如将潜在的侵略者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更好一些。因此，他们倾向于使意识到假定的想象中的未来可能的威胁中立化(可能的话进一步去控制那些可能带来威胁的地区)。这是导致前苏联决定入侵阿富汗的原因之一。苏联解体后，独联体的成立也反映了俄罗斯人的战略思维仍未放弃通过建立一个安全的战略缓冲地带来应对外部威胁。斯大林曾致力于在苏联的外围建立“安全网”，通过牺牲外围国家的利益来确保苏联安全。为此，斯大林甚至直接侵犯别国主权或把大片别国领土并入苏联。今天，俄国军事战略思维中，仍留有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痕迹。
2.拜占庭人的“神性”和日耳曼人的“兽性”
历史地看，如果说拜占庭人对俄国近现代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是，不仅造成了“一个时期，使我们的祖先沉醉于旨在拯救和复兴世界的‘第三罗马’的幻想”之中，而且使“俄罗斯民族认同中掺杂进‘上帝选民’的‘普世’使命意识”；那么，日尔曼人的影响主要是迷信武力，执著于对外进行疯狂的、非理性扩张。首先，在拜占庭人上帝意识影响下，“16世纪上半期出现的‘莫斯科—第三罗马’论确立了莫斯科和俄罗斯国家在基督教世界发挥主导作用的思想”。别尔嘉耶夫在《俄国魂》一书中对这一思想作了较为充分的分析，他指出，“滋养俄罗斯民族思想的情感是：俄罗斯是上帝特选的民族，是体现上帝的民族。以俄国为首的斯拉夫民族，将受命在人类生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感觉源自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这一古老思想，经过斯拉夫主义，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弗·索洛维约夫和现代斯拉夫派。”“俄国的民族救世主说始终以某种方式表现为树立俄国的基督，表现为精巧地使《福音》俄罗斯化，并把俄罗斯民族视为世界上唯一能以‘宇宙基督教事业’的名义行事的上帝代言人”。弗兰克在评述俄罗斯斯拉夫主义时亦指出，“霍米雅科夫想教人相信，俄罗斯民族并不好战。但他作为一个典型的俄罗斯人，却充满战斗精神。他拒斥帝国主义，但同时又希望俄国不仅统治斯拉夫民族，而且统治世界”。可以说，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俄罗斯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俄罗斯人普遍“把自己看成是世界上唯一真正虔诚的信徒，认为自己对神的理解绝对正确，俄罗斯民族是特选的民族，俄罗斯在基督心中占首位，坚信俄罗斯的使命是拯救所有民族”。如，俄国伟大宗教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相信俄罗斯的宗教使命，而且还相信俄罗斯民族的‘特殊使命’”，相信“世界应当由西方一无所知的俄罗斯的基督来拯救”。因为，“只有俄罗斯民族接受了‘生活和新成就的钥匙’；将来只有俄罗斯思想、俄罗斯的上帝和耶稣，才能使人类获得重生”。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著名的《普希金墓前讲话》中说，“我们预见，我们未来的活动将是更高程度的全人类性质的。俄罗斯思想，可能将成为欧洲各民族在各自民族性基础上执著而勇敢地发展起来的全部思想的综合”。再如，俄国伟大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与其他俄国思想家同样地痴迷、沉湎于俄罗斯民族救世主说的幻想之中，并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时进一步发展了霍米雅科夫提出的“俄罗斯是世界各民族唯一救星”的思想。索洛维约夫强调，“在世界上所有民族中，只有俄罗斯族才是拥护神权政治的民族，俄罗斯民族是赋有以神圣国家和神圣社会的形式确立上帝在尘世的统治之使命的民族，即拥戴沙皇的民族”。其他诸如达尼耶夫斯基、尼昂捷耶夫等俄国思想家的天赋使命的，特别是末日论的俄罗斯思想也都非常鲜明。达尼耶夫斯基认为，“俄罗斯民族和大多数斯拉夫民族拈到了历史命运之签，同希腊人一起成为富有生命力的宗教真理——东正教的主要保存者，于是成为伟大事业的继承者，这种事曾经落到以色列和拜占庭头上，也就是天选的民族”。俄罗斯西方主义奠基人恰达耶夫指出，在俄罗斯人精神、思想、观念世界中，天定的、弥赛亚的和末日论的因素占据重要位置。恰达耶夫在给屠格涅夫的信中还认为，“俄国面临着巨大的精神事业：其任务就是解决所有在欧洲引起争论的问题。”但是，如别尔嘉耶夫言：“肯定宗教意识是俄罗斯人独有的特性”，认为“只有俄罗斯人能够找到自天而降的人间耶路撒冷，俄罗斯民族是‘体现上帝的民族’”等思想，只是显示了俄罗斯“民族自傲造成的头昏脑涨达到可怕的程度”。这种“脑涨”使许多杰出的俄国思想家也视“异民族”为“历史废物”，注定要由优秀的俄罗斯人来统治。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宣传最残忍的民族主义，主张虐杀波兰人和犹太人，否认欧洲以外的人有权进入基督教世界。俄罗斯的民族自大狂还表现在，认为只有它才是世界上最正宗的、而且也是唯一的基督教国家。实际上，自以为是民族解放者的俄国，常常成为压迫者，并因此而引起怀疑和敌意。
19世纪中叶后，以“莫斯科—第三罗马”论为思想内核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运动相结合，共同支撑了沙俄的对外扩张。如恩格斯言：“泛斯拉夫主义是在并不存在的斯拉夫民族这一假面具之下争夺世界霸权的骗人计划”。列宁也指出，沙俄政府总是向普通俄罗斯人灌输大俄罗斯意识，“让他们习惯于压迫异族人民，习惯于用一些貌似爱国的虚伪言辞来掩饰自己可耻的行为”。俄罗斯人特选民族的宗教意识就与首屈一指的优秀民族的民族主义意识逐渐地合二为一，在俄罗斯社会各阶层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宗教民族主义，从而使沙俄和前苏联的对外扩张披上了神圣的外衣。其一，在俄罗斯人看来，东正教的使命是保有它真正唯一没有被异教徒玷污的基督教精神，并拯救“异教徒”的欧洲。因此，俄国帝国对外扩张和干预是天经地义的，这一观念根深蒂固地扎根于俄罗斯民族意识之中，从来没有引起俄国任何人的怀疑。在旧俄时代，无论是知识精英还是村社农夫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沙皇——上帝。所谓大俄罗斯主义或者泛斯拉夫主义则成为俄罗斯宗教民族主义的外在形式。其二，一种与俄罗斯东正教“救世论”相吻合的“俄国中心主义”和“大国使命感”不仅迎合了沙俄帝国扩张的需要，而且演变为超越斯拉夫范围的世界性大国意识，成为俄国外交政策的精神支柱和军事思维的传统。其核心内容是，主张用赤裸裸的帝国机制去实现大同理想。历史上，沙俄曾通过将东正教和泛斯拉夫民族主义的结合，把赤裸裸的对外领土扩张变成了一项俄罗斯人全民的事业，成为实现俄国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媒介、中介介质。前苏联实质上也是打着宗教使命感的旗号，即，解放全世界劳苦人民大众，在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来进行对外扩张。如阿·巴塔洛夫言：“不论在19世纪还是在20世纪的最初若干年，俄罗斯感到它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中完成着某种重要的使命，感到它应当把内在的力量集中起来以解决某种外部的任务，用恰达耶夫的话说，可能是‘给世界以某种教训’，可能是给什么人以某种幸福，也可能是开始某种重大的世界性的日后将得到其他民族友好支持的事业，还可能是把什么人从某种危险中拯救出来。——布尔什维主义革命不仅没有破除这种《救世》意识，而且通过它以一定的社会性的明确方向，使它得到加强，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阿·马拉申科也认为，“十月革命是俄罗斯救世主义的产物：原先俄罗斯人称莫斯科为负有《救世》使命的第三罗马，苏联时期称俄罗斯为旨在解放全人类的第三国际；原先的俄罗斯救世主义，现在变成了世界革命，原先世界发展的最高阶段—精神阶段，现在变成共产主义生活方式。”前苏联著名战略思想家阿尔巴托夫在论述俄国对外关系时亦指出，“从赫鲁晓夫开始，苏联为了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而试图把实力扩张到与俄罗斯没有任何历史联系、与民族利益似乎也关系甚微的远方国家(埃塞俄比亚、安哥拉、越南、古巴)，这一行为引发了国内同样真切地怨恨。对阿富汗的入侵致使俄罗斯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并产生了越来越强的幻灭感。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我们自己对一系列国家的事务实行军事干涉和‘半干涉’的政策，我们国家变成了一个扩张主义的侵略国家，促使大量国家团结起来反对我们自己，并且给缓和带来严重的打击。实际上我们是在给美国极右派伴奏。”阿尔巴托夫认为，前苏联对外扩张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有时单纯与自满相联系，多数情况是希望加强在那里的政治影响。有时天真的革命浪漫主义与大国实用主义乃至厚颜无耻之间很难划清界限”。“况且高尚的思想动机有助于隐蔽帝国奢望和野心”。总之，隐藏在俄罗斯人“堡垒意识”、“超级大国综合征”等思维定式中的“神性”，使“统一的大俄罗斯产生的民族国家思想，并没有设定民族国家的界限。每一时期的界限都是一种偶然，随着莫斯科枪炮的胜利和大俄罗斯人殖民运动的胜利而推进”。当然，俄国对外扩张的思想基础并不仅仅在于拜占庭人的“神性”及其世俗形式——宗教民族主义。如别尔嘉耶夫言，“任何俄罗斯现象都有其反面，神圣罗斯的反面——就是兽性的罗斯”。
其次，所谓“兽性”罗斯在战略文化方面的表现主要是，历代沙皇和一些前苏联领导人热衷于穷兵黩武，对外进行非理性扩张等。其表现：(1)历史上，频繁的对外战争与无尽的领土扩张如影相随，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俄罗斯人的成长。立国之后，俄国历史的大部分年代都处于战争之中，很少有俄罗斯人一辈子从未经历过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战争对俄罗斯人是一种生活的“常态”。近代以来，世界上除了德意志帝国和日本等极少数国家外，很少有国家和民族在对外战争方面堪与俄罗斯相比肩。统计资料显示，从伊凡四世到尼古拉二世，370年间，俄罗斯先后同欧亚20多个国家进行了各种战争，主要的有36次。俄罗斯历史上有2/5以上时间是在战争中度过。尤其在18世纪，俄罗斯人只有14年连续的时间没有战争。由于战争成为俄罗斯人社会文化生活最重要的主题，包括彼得大帝在内的历代沙皇都将诺夫哥罗德的亚·涅夫斯基取得的楚德河大捷(歼灭德意志丽沃尼亚骑士团)和1380年德米特里莫斯科大公在库利科沃原野会战中打败蒙古汗国军队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1682年即位的彼得大帝更是一生致力于准备和进行战争。如，1700—1721年俄国史称的北方战争，就是彼得大帝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与瑞典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彼得大帝继承、发扬了俄罗斯民族长期受外族奴役和忍耐失败的非凡品质。他通过把纳尔瓦战役的失败变为胜利的转折点，使俄国最终赢得了北方战争。这一胜利提高了俄国的国际地位，使沙俄从鲜为人知和微不足道，变为一个逐鹿欧洲霸权的参与者。借此战争，彼得大帝于1721年把莫斯科公国更名为俄罗斯帝国。从此，沙俄通过一系列的战争，来实现其扩张计划。而随着俄罗斯国家版图的激增，彼得大帝已成为俄罗斯人心目中永恒的英雄。别林斯基曾公开声称，彼得大帝就是他心中的“上帝”。彼得大帝之后，在通过战争或外交来实现“彼得大帝遗嘱”方面获得最大成功的是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1772年继位的叶卡捷琳娜二世通过发动两次俄土战争，夺取了出入黑海的通道，并迫使土耳其割让了大片土地。她还伙同德意志和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鲸吞波兰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为了发动对外战争，叶卡捷琳娜时期，俄国的军费就占了国家预算的一半。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创的俄国国家预算主要用于军事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为历代沙皇、前苏联和现在俄国领导人所效仿。如，1877年沙俄政府陆军大臣米柳京改革后，俄军总兵力就达75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军人数达到了142万人，总动员后达到了533.8万人。一战期间，沙俄政府征召了1900万人参战，占总人口的11.2％。
对外战争不仅给俄罗斯带来了更多的领土、更大的战略生存空间，还给俄罗斯人带来了荣耀，使许多俄罗斯人得以飞黄腾达。尤其19世纪初，俄国赢得的反拿破仑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使沙俄在19世纪上半期取代法国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俄罗斯在欧洲的首要地位一度得到了公认。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的沙俄被称为是欧洲的宪兵。尼古拉一世公开声称：“俄国的君主是全欧洲的主人，没有一个国家敢挡住俄国的道路。”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外交重臣阿·别兹鲍洛德科曾对沙俄年轻外交家说：“不知你们那会儿将会怎样；我们那会儿，未经我们允许，欧洲没有一门炮敢响。”俄罗斯对外战争给许多国家、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如波兰谚语云：“俄国兵的脚步踏到哪里，哪里便寸草不生。”而有些俄罗斯对外战争也曾给俄罗斯自己带来了屈辱。如，19世纪中期的克里木战争及1856年欧洲列强签订的《巴黎和约》，使沙俄失去了南方出海口，标志着俄罗斯丧失了其欧洲霸主地位。马克思曾指出，这场战争使俄国连本带息输掉了此前在南部和黑海地区几代沙皇多年的积蓄。“尼古拉一世25年来夜以继日地苦心经营的事业被埋葬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堡的废墟中”。不过，俄罗斯并没有就此罢手。巴黎和会后沙俄外交大臣哥尔恰科夫给世人留下了一句名言，即“俄国不生气，它在积蓄力量”。如林军言，俄国人经历了19世纪上半期无限风光后，“不久便阴差阳错地跌倒了，回到它所习惯的逆境中拼搏煎熬”。19世纪后半期以来，俄罗斯人向着世界霸权顶峰的攀登一直没有结束。为确保军事上与最主要对手之间的优势地位，前苏联几乎是倾举国之力发展军备，并常常为填补“真空”，不惜使用武力，或亲自出马，或假手他人进行“代理人”战争。1988年11月3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为军事目的花的钱按人均计算比我们多。”1961—1985年，前苏联军费支出超过40000亿美元。巨大的国防开支拖垮了前苏联经济，使它成为一个典型的“泥足巨人”。而且，前苏联在美苏冷战中的失利也未能完全中止俄罗斯民族的这种历史惯性。冷战结束以来，俄国在争取国际政治的公正与和平的同时，总是试图集中一切力量强化自己已经拥有的军事优势。俄国还颁布或重新修订了《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俄联邦军事学说》、《俄联邦国防法》、《俄联邦安全法》等法律文件。在这些文件中，俄国强调，“作为民族、文化的传人，今天的俄军，和冷战时令美国人担心的苏军和打败希特勒的红军及打败拿破仑的俄军，本就拥有同样的血脉，流淌着一样的血”。2000年2月23日，俄国前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举行的祖国保卫者日庆祝大会上说：“军事实力是国家稳定的保证，应当进一步加强”。2005年，普京在乘歼击机飞行时还引用彼得大帝的话说：“俄罗斯有两个盟友——陆军和海军。”因此，军人、军功贵族及一切与军事有关联的俄罗斯人在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历来占有显赫的地位。各种传颂圣徒与战士的故事也通常强调俄罗斯与东方(蒙古人、穆斯林，以及现在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和西方(条顿骑士团、波兰人、瑞典人、拿破仑，以及现在的德国人)之间发生的冲突。像19世纪初的反拿破仑战争和20世纪40年代前苏联时期的卫国战争等俄罗斯对外战争，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俄罗斯人的普遍肯定。大量以战争和英雄为题材的优秀文化艺术作品增强了俄罗斯人的“兽性”及嗜血精神，使俄罗斯人把从军、打仗作为体现自己爱国主义情感的主要途径。在频繁的战争背景中成长的无数俄罗斯人，无论是皇室贵族还是乡绅子弟以及平头百姓，往往选择从军，通过建立军功来安身立命。彼得大帝之后俄国建立的各类军事院校吸引了大批有志青年贵族和平民知识分子。总之，如当代俄共思想家罗·麦德韦杰夫言：“对于一种注重社会一致性的(俄国)文化来说，集体性的残暴行为并不是一个严重的实际问题。”俄罗斯人被鼓励将自己看做长期忍受磨难并拥有大量民间智慧的人民，这些民间智慧来源于他们与自然的亲近和英雄的历史。
(2)16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非理性扩张为人类历史所罕见。俄罗斯民族的崛起是近代欧亚地缘政治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到19世纪末，仅在东方，沙俄就抢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完成了对面积达390万平方公里的中亚地区的血腥征服。在短短的三百多年间，俄罗斯变为一个面积达2200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帝国。俄罗斯民族的这种迅速扩张培植了俄国人的帝国精神和大国意识。如德拉贡斯基言：所谓“俄罗斯思想纯粹是帝国思想，不多也不少”。李凤林亦指出，俄罗斯人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的特殊思维定式是一种“堡垒意识”或“超级大国综合征”，即，俄罗斯自古就负有一项历史使命：当一个解决别国无法解决的任务的国家。当然，对此俄罗斯学界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可谓见仁见智，不尽相同。肯定者如俄国诗人维吉尔高调宣扬说，“让别人把金属变软，把大理石变活，使雕像在他们的刻刀下焕发生气吧！啊，罗马人，在这一点上，他们比你干得好！而你，只需记住一点：以威力统治各个民族，对驯服的和不服的，恩威并施。”再如，俄共领导人根·久加诺夫断言：“帝国——这是历史和地缘政治所决定的俄国发展的形式——从古代起，俄国就意识到自己是帝国遗产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在15—16世纪之交，俄罗斯人曾这样概括道：莫斯科就是第三罗马。这一思想为后来的大国意识奠定了基础。难道今天应该放弃我们的祖辈几十代人以其英雄主义的劳动和战斗换来的历史传统吗？”根·久加诺夫的这段话从一个侧面表明，时至今日，俄国政界许多人仍未能正确地认识到俄国帝国传统本质上非理性，反之，他们将之看做为显示了“俄罗斯人民雄壮有力的精神和伟大性格”。否定者如亚·索尔仁尼琴则认为，彼得大帝为了加快俄国的工业和军事力量的发展，而过度地践踏了俄罗斯的历史精神、人民的信念、灵魂和习惯；“把人民的力量挥霍在俄国所不需要的对外目标上：关心欧洲的‘利益’，超过对自己人民的关心。”总之，如别尔嘉耶夫所指出的，“在俄罗斯顶层的开明人士，只存在着两个本原，两支起破坏作用的力量：军人的勇气和否定的勇气。”因此，与西方国家由理性主义、上帝意识和罗马法主导的扩张主义一样，由非理性思维方式主导的俄罗斯对外扩张也强调，通过坚决地进攻、大面积征服别国领土和消灭敌人主力等来达成战略目的。
二、俄罗斯战略文化特性
1.与生俱来的攻击性
俄罗斯历代沙皇和前苏联领导人都笃信所谓“国王‘最后的证明’”，按照“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的原则，热衷于在国际舞台上“拉一个，打一个”，并“崇信给敌人致命的一击”。彼得大帝留给俄罗斯人的一句名言是，“到敌国的土地上去找敌人”。彼得大帝本人是玩弄这一游戏的高手。他一辈子军旅生涯中曾无数次地制定和发动军事进攻。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俄军统帅苏沃洛夫元帅也是毕生致力于率领俄军发动快速、突然和猛烈的进攻。俄国海军上将乌沙科夫元帅是第一个将这种“进攻、进攻、再进攻”原则应用于海战之中的俄罗斯人。这种崇尚进攻的俄罗斯军事思维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前苏联时期，苏军的军事战略就建立在“只有进攻才能粉碎侵略者”的基本理念之上，主张以积极进攻的方法达成政治目的和完成战略任务，并按照“将敌歼灭于敌国领土”的方针，规定了战略进攻是苏军基本的、决定性的战略行动。20世纪70年代，前苏联对外奉行的“勃列日涅夫主义”首先强调通过进攻，打赢包括核战争、常规战争、世界大战和局部战争在内的一切战争，其次才是重视利用联盟和威慑，来维护苏联的全球利益。冷战结束以来，俄军的战略方针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原点，即经历了“单纯防御”变为“积极防御”到“攻防并重”的变化之后，回到了强调进攻的俄罗斯战略文化传统。俄国战略文化特别崇尚进攻的原因在于：
(1)俄国国家地理空间上的无界性及缺乏天然疆界屏障。在很大程度上，包括战略文化在内的所有文化特性都是地理因素的产物。历史上，俄罗斯人生活在严寒宽阔的大草原，处于地理、文化绝缘状态之中的时间更加漫长。如索洛维约夫言，是“一望无际的森林、广阔无垠的大地和漫长酷寒的冬季”这“三者从根本上塑造了俄罗斯人的心性”。“有一个事实强有力地统治着俄罗斯的历史运动，它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于俄罗斯的全部历史，这个事实就是地理事实。地理事实是俄罗斯政治之伟大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俄罗斯精神软弱的真正原因。”别尔嘉耶夫亦认为，“旷野对俄罗斯灵魂产生了一系列统治了俄罗斯人的美德和缺点。俄罗斯无边的空间像一个沉重的负担，压迫着俄罗斯民族的灵魂。俄罗斯国家的无界性与俄罗斯土地的无界性进入了它的心理结构。俄罗斯空间的巨大不能在俄罗斯人身上铸就自律性和自主性——他离散在空间之中。俄罗斯灵魂被俄罗斯一望无际的被冰雪覆盖的大地给压倒了；它被淹没和溶解在这种一望无涯里。”因而，俄罗斯人只有“感到周围都是自己的巨大空间”，才能获得一种安全感。换句话说，俄罗斯本能地想不断地扩大外部生存空间，以空间的广大作为获得生存机会的主要手段。对此，一位俄罗斯诗人形象地指出，俄罗斯农民在寒风中四处奔走，“像风滚草一样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直到俄罗斯平原的天然疆界，到乌拉尔和白海为止”。索洛维约夫则将俄罗斯民族这种善于流动的特性称之为“液态因素”。这种因素决定了在俄罗斯人的内心深处，潜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危机感。如弗兰克言：“一切历史现象都有许多不同的视点。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一个民族或者个人的基本特性，是其内在自然发展的基本趋势。俄罗斯人的好战、侵略成性等游牧部落因子是俄罗斯个人和集体人格的内在自然发展，是其某些原始精神力量的宣泄，是其宗教形而上学生活观点和生活态度一般特点的表现，也是最深刻的即宗教价值观对其心灵影响的结果。”布尔加科夫在《我的祖国》中指出，“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平原、平原，还是平原，它在俄罗斯内心产生的，要么是真正‘无边的恐惧’，要么是真正的宗教灵光，要么是纯粹的虚无主义。”因此，俄罗斯立国以来，俄国统治精英历来奉行的安全法则是：“为保卫国家的心脏地带，首先必须在心脏地区的外围建立缓冲地带；第二，为保卫新建立的缓冲地带，必须在缓冲地带的外围进一步开辟更安全的缓冲地带；第三，一旦占领了别国的领土或建立了缓冲地带，决不能松手。”2008年爆发的“俄格战争”和今年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视察俄国远东太平洋四岛等，再次表明了地理因素在俄罗斯对外战略中的决定性影响。
(2)文化上的无根性、流动性和多元性。俄罗斯文化精神的根本特性在于多神崇拜、上帝意识、蒙古鞑靼政治专制和西方工具理性等多重文化传统的相互融合与共处。这种多重文化相容与共生使俄国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精神分裂性、政治专断性和科技求新性等传统。近代以来，在俄国现代性发展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这些精神文化传统与俄罗斯先民——欧洲北方人的野性相结合，不仅推动了俄罗斯民族的大国扩张精神、强权政治和不甘人下的争霸世界意识，而且使“俄罗斯的灵魂”具有一种明显的双重性。如别尔嘉耶夫言，俄罗斯思想在一切方面都是二元对立的，不理解俄罗斯文化中的东—西方二元对立，就不能真正地参透“俄罗斯人的灵魂”。而俄罗斯人的灵魂如同其他民族一样，都是“建立在其先民的原初信仰之上”。因为，“最初的信仰是相对不变的民族心理的一种特殊表达。民族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宗教的改变都受这种初始因素的影响。信仰是‘信仰着’的民族所要寻求的生命精神的集中反映”。俄罗斯人的原初价值取向或者信仰可以用一句诗歌和民谚来概括，即“头顶上，晴朗的天——是我睿智的天父；脚踏大地——大地是我神圣的地母”；“斧子是万物之母，带着斧子可以走遍天下”。在俄罗斯先民看来，整个世界永远处在发展之中，生活永远都是无定型的，“一切都从‘一个点’向四周扩散”，奔向一个灵魂得以永生、永存、不朽的天国。基于此，别尔嘉耶夫指出，“无根基性可能是俄罗斯的民族特点”。尼·洛斯基断言，“俄罗斯的灵魂是按启示录方式或虚无主义方式建构起来，它没有感受到界限的存在，并向四方扩散。”维·耶罗费耶夫根据俄罗斯文化的这种流动性把俄罗斯形容为是一个“容器”，以突出他的“中空”和“海纳百川”的“雅量”。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俄罗斯不是一般的容器，而是一个有窟窿的容器：一方面，任何液体都可以装入这个容器；另一方面，无论你给它装入什么液体，也终归会流失。”正是这种无根的、流动的文化精神特性使俄罗斯人总是对外部世界充满着忧虑，担心来自外部的危险。尤其，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俄罗斯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都会紧张地“东张西望”，为发展方向问题而苦恼和争论。文化上的无根性和多元性使俄罗斯总是处在十字路口，时而偏向西方，时而偏向东方，在左顾右盼中来回摇摆不定、过去、现在是这样，将来仍会如此。
(3)蒙古鞑靼专制主义的国家结构和政治文化传统。支撑俄罗斯不断对外扩张的思想动力，除了建立大帝国外，还有一个就是为了稳固政权，即通过对外战争的胜利缓和、消解国内政治矛盾。从伊凡三世开始，俄罗斯大公改变了过去大公与年长贵族共同统治俄罗斯的旧制，并通过建立全民皆兵制，削弱了贵族、领主的权力，加强了个人的权力基础。而随着沙皇专制制度的建立，历代俄罗斯统治集团都充分利用对外扩张作为巩固政权的主要手段，为此，他们一方面强调国家的作用就是暴力和强制，强调国家的强力和残酷性关乎俄罗斯民族的整体安全和稳定，从而使国家至上成为俄国的一个根本的政治传统。建立、巩固和保卫庞大国家的利益，在俄国历史上占有压倒一切的特殊地位。俄罗斯的全部心血都被用来巩固和保卫国家。在国家安全重于一切的名义下，许多沙皇从肉体上被消灭掉了；国家暴力作为一种历史必然性而受到肯定。如俄罗斯总理普京言：“俄罗斯即使会成为美国或英国的翻版，也不会马上做到这一点，在那两个国家里自由主义价值观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而在俄国，国家及其体制和机构在人们生活中一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对于俄罗斯来说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不是一件要去反对的事，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国家的名义对外进行扩张，使对外扩张贯穿于全部俄罗斯的历史。如果说16—17世纪时期，沙俄主要采取地域性蚕食的扩张政策，那么自彼得大帝后，俄国就开始陆海兼顾，以争夺出海口为军事战略的主要目标。如马克思言：“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彼得一世的名言之一是：“只有陆军的君主是只有一只手的人，而同时也有海军才能成为两手俱全的人。”几百年来，对大国地位的渴望、对海洋优势的寻求以及大国沙文主义等都积淀为具有恒常性的因子并影响着俄国军事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因此，诸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美国战略思想家都认定，俄罗斯民族本质上是一个有着天然的“帝国冲动本能”的外向型民族，俄罗斯外交政策根植于其扩张主义的民族性之中。
2.卓越无比的坚韧性
国际上俄罗斯文化论者一般认为，在俄罗斯人能够苦战的精神中，蕴藏着一种忍耐力。这种忍耐力，不仅是对艰苦环境的忍耐，而且也包括对于社会压力的承受。而俄罗斯人之所以能忍，首先，它源自于俄罗斯严酷的自然环境，是这种自然环境造就了俄罗斯人的坚韧精神。维·别林斯基在《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罗斯》一书中指出，“在高山人民与平原人民之间，在海滨、海岛人民与远离大海的人民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它存在于精神本身之中，而不仅仅存在于形式之中。——俄罗斯的婴儿双眼看见的是阴沉的天空，肆虐的暴风雪给他唱摇篮曲，而酷寒则锻炼了他的体魄。”俄国著名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亦指出：“13至15世纪大俄罗斯森林、洼地、沼泽随处可见，给移民造成无数的危险，无数预料不到的困难与麻烦。他们身历其境，无法逃避，必须随时随刻进行斗争。——自然环境促进了大俄罗斯人闪避小危险、小困难的能力，养成他们对不幸与贫困战斗的习惯。”克柳切夫斯基还认为，“在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像大俄罗斯人这样如此的未受自然娇生惯养，——不期待自然及命运的恩赐，如此能忍受一切”。
应当说，俄罗斯人，尤其是一代又一代具有异乎寻常坚韧精神的俄罗斯士兵对俄罗斯的崛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上，俄罗斯赢得的无数关键战役都与俄罗斯士兵不折不挠的精神密切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近代还是前苏联时期，俄罗斯士兵都在爱国主义自我牺牲崇高感情的驱使下，为捍卫沙皇、东正教和祖国而表现出无比坚忍的献身精神。如俄罗斯外交史学家林军言，“俄军不一定善战，但却颇能苦战。在一些决定着俄国命运的重大战斗中，许多俄国士兵都表现出一种哪怕所有人逃跑，我也要挺住，哪怕所有人投降，我就是死也不投降的精神。”一般俄罗斯民众都将前苏联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归功于“俄罗斯原始的美德，即基于坚忍和痛苦的献身精神”。基辛格在回忆录《白宫岁月》中指出，“与用自己内在力量同化征服者的民族的领导人不同(中国)，勃列日涅夫代表这样一个民族，它生存下来并不靠用文化熏陶征服者，而是因为它比征服者更有耐力；它所代表的人民游离于欧亚之间，既不完全属于欧洲，也不完全属于亚洲，他们的文化传统已经被破坏，但还没有完全被取代。”
其次，它根植于蒙古鞑靼人残酷统治的历史经验。蒙古鞑靼人统治俄罗斯时期的残暴行为迫使俄罗斯人学会隐忍，养成了超乎寻常的忍耐力。俄罗斯在历史上被外族征服的事是绝无仅有的。历史上唯一真正征服并奴役过俄罗斯的只有蒙古鞑靼人。蒙古鞑靼人统治的二百多年，是俄罗斯民族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真正的屈服。马克思指出，在蒙古鞑靼人的统治下，“莫斯科大公学会了韬光养晦，逐渐巧妙地积蓄力量，最终以蒙古人的名义聚敛来的财富腐蚀了鞑靼人，用时光消磨了鞑靼人，用等待收获了蒙古人败退的成果。因而，蒙古的征服实际上成为俄罗斯成长的学校。”基于此，索洛维约夫客观地指出，俄罗斯是由于驯服才成为伟大民族的。因为，蒙古鞑靼汗国暴君的残暴使俄罗斯上层统治集团变得更加残忍和狡诈。无论在沙俄还是前苏联时期，俄罗斯上层统治人物都善于成年累月地等待，缓缓地接近自己的目标。如，“驼背”伊凡三世不仅最终实现了摆脱鞑靼人的统治，通过征服特维尔和诺夫哥罗德，成为真正的国土“收集者”，还巩固了俄罗斯在乌拉尔地区的统治。他临终时，莫斯科公国竟然扩大了整整五倍。再如，彼得大帝继承发扬了俄罗斯民族长期受外族奴役和忍耐失败的非凡特征，把纳尔塔瓦战役的失败变为胜利的转折点。如马克思言：“纳尔瓦会战是一个正在兴起的民族的第一次严重的失败，这个民族善于甚至把失败变成胜利的武器。”此役后，彼得大帝又在率军征服黑海亚速地区时演绎了几乎是同样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出现的“所谓彼得大帝遗嘱”更为其增添了几分神秘性。诸如此类，由于统帅和士兵的坚韧而最终扭转战局的例子在俄军历史上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3.根深蒂固的分裂性
自古以来，与俄罗斯人早已熟悉并适应了不同民族共处、多人种混杂一样，他们对俄罗斯文化政治中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分裂性也习以为常。这种分裂性主要体现在俄罗斯社会思想、文化政治长期处于一种上下脱节、东西对峙的发展格局之中。主要是：
(1)俄罗斯上层统治集团、知识精英和下层民众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或相互脱节。如，自彼得大帝通过改革“把俄国交给西方，将西方所有的历史交给我们作为历史，将西方所有未来交给我们作为未来”之后，沙俄贵族们“开始服从于外部法则的强制性因素”，习惯于“彼此用法语交流，看重的是意大利的音乐和建筑，最为致命的是，他们的思维是德国式的”。其结果是，俄罗斯社会出现了普遍的分裂，即一部分人(主要是上层统治集团)生活在“西方—罗马—日耳曼世界”，另一部分人(一些知识分子、乡绅和村社农民等)生活在“东方—希腊—斯拉夫世界”。如科舍廖夫言：“我们所有生活，所有思考和信念都是基于保存在我国东正教会中的基督教学说的基础上。但上层皇室并不是如此。彼得大帝根本就不信教。科学院里由德意志学者研究俄国的历史；沙龙里飘来的是风雅的法兰西幽默。在古罗斯国家起源的问题上，德国科学家的诺曼说占据统治地位。”再如，恰达耶夫在《哲学书简》中指出，沙俄皇室及其近臣统治下的俄罗斯“对于被拒诸门外的欧洲始终情有独钟，以至于‘西向’成为它不倦的历史追求和习惯”。又如，弗·索洛维约夫指出，“彼得大帝在自己家里找到的只是白纸一张，他在上面写下了两个字：欧洲和西方。从那时起，我们便属于欧洲和西方。”而别尔嘉耶夫则强调，由于“俄罗斯思想受到西欧派很多世纪的控制。没有一个民族能够达到像俄罗斯人那样的自我否定的程度。俄罗斯人几乎以他们是俄罗斯人而感到羞耻”。而俄罗斯文化思想、精神上的这种上下脱节，既构成了沙俄皇室及前苏联领导人建立独占、封闭性的政治权力系统及对外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重要基础，同时，它也限制了俄国现代化的发展，使俄国经济实力与其争霸欧洲和世界的野心之间不相称的矛盾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变得越来越突出。19世纪中期，沙俄在克里木战争中的溃败是这种分裂性对俄罗斯争霸世界战略产生的第一个重大的负面影响。克里木战争后，沙皇政府已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被迫采取了一些政策举措，以加快俄罗斯国家现代化的发展。但为了维护罗曼诺夫家族的根本利益，沙皇政府的改革是十分有限的，因而，19世纪末期以来，由俄罗斯平民知识分子主导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变成为俄罗斯争霸世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国家意志。俄罗斯布尔什维主义运动代表了俄罗斯国家意志的这一方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当然，“十月革命”的成功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俄罗斯文化思想上的分裂性。前苏联统治时期，俄罗斯的社会历史实践使俄罗斯人进一步脱离了“东方—希腊—斯拉夫世界”，并因此而失去了俄罗斯人心灵上固有的一些特性。由于苏共理论上的贫乏，前苏联人失去了在全球化时代每个民族都更加需要的本民族固有思想文化传统的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苏联政府的轰然垮台和前苏联的解体都与俄罗斯文化分裂性造成的国内思想政治发展不平衡有着一种必然的联系。
(2)俄罗斯知识界长期存在着所谓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思想、政治上的尖锐对峙。19世纪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扩张，俄罗斯思想界围绕如何使俄罗斯强大起来展开了激烈的学理和政治辩论。如别尔嘉耶夫言，“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这种角力使“俄罗斯人具有一个根本性的特征，即‘两极性’、‘极化性’，亦即‘对立面的融合’”。“在俄罗斯人身上，各种矛盾的特点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残忍、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柔顺；饱受宗教仪式和追求真理；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吹自擂和普济主义、全人类性；世界末日—弥赛亚说的宗教信仰和表面的虚假的虔诚；追随上帝和战斗的无神论；谦逊恭顺和放肆无理；奴隶主义和造反行动等等。”具体言之，以恰达耶夫、赫尔岑、别林斯基等为代表的西方主义者主张，从西方社会思想中寻找改变和克服俄罗斯社会中丑陋现实的力量；而以霍米亚科夫、伊·基列耶夫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为代表的斯拉夫主义者则强调，俄罗斯需要在自己的历史传统中寻找摆脱现实的出路和精神力量。如，赫尔岑认为，“只有把俄罗斯民族的生活与西方先进思想(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才能解决俄国的历史发展问题。”而伊·基列耶夫斯基则指出，“与基督教的一般精神遗产紧密相连的俄罗斯文化应走自己的道路，不应以由西方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并对西方来说效果显著的(其中主要的是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那些对俄国的独特性格格不入的原则为指针。”因此，他主张，俄罗斯“应当接受和借鉴‘新欧洲’中一切好的东西，首先是其科学和教育”。但“俄罗斯思想在把信仰与理性结合起来，克服其间的鸿沟的同时”，应致力于“创造出这样一种‘精神整体性’，以便使‘存在整体性’建立其上”。因为，“无法想象俄罗斯的一千年会被新欧洲的影响彻底消灭掉。因此，俄罗斯将不得不设想某种第三者，即从两个敌对成分的相互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那种东西。”斯拉夫主义者波扎尔斯基还不无远见地指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越往前走，他们的社会就会变得越坏和越缺乏道德。”
我们认为，在俄罗斯无论是西方主义者还是斯拉夫主义者，他们都是俄罗斯自我民族意识觉醒和提高的表现。这两派人士都希望俄罗斯能强大起来。只不过，后来斯拉夫主义者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浓，西方主义者的彻底西化倾向也越来越明显。但相对而言，俄罗斯西方主义者对近现代俄罗斯的发展起到了更大的影响。如列宁言：“俄国无疑是在欧化，也就是说，是在按欧洲的面貌改造自己……这种欧化，总的说来，从亚历山大二世时代，甚至从彼得大帝时代就开始进行了。”俄罗斯哲学家弗兰克指出，“总体上，俄国同西方的关系通常只是被动地接受。20世纪以前，欧洲对俄国的影响比俄国对欧洲的影响大得多，而且这种影响一直是俄国发展中的一个主要因素。”“300年来，俄罗斯一直致力于与西欧融为一体，从那里引进各种严肃的观念、成效显著的认识和最愉悦的享受。”近代以来俄罗斯国家现代化，尤其是在现代科技、教育、文化和艺术等诸多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或基本上实现了欧化。同时，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历来是俄罗斯思想家汲取思想养分的主要来源。现代西方盛行的民族主义也主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俄罗斯国内政治发展进程。俄罗斯“西化”的这些成果为沙俄皇室、军政、外交精英建立独占、封闭的政治权力系统及对外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基础。近代以来，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超民族的思想的盛行及俄罗斯在对外关系上变本加厉地奉行与西方列强相同的弱肉强食原则等，都与俄罗斯强烈的崇欧、反欧情结分不开。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俄罗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东方—西方思想对峙实际上并不彻底。其一，如鲍·齐切林言：“斯拉夫世界和西方世界在表面现象不同的情况下，风俗和习惯的基础却具有深刻的一致性。无论在这里还是那里，整个中世纪社会都建筑于私人权利的基础之上。”其二，自古以来整个俄罗斯思想在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始终存在着整体主义一元与个体主义二元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的缺陷。换句话说，俄罗斯哲学在本体论上与西方个体主义二元论并没有多大的本质差别。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正是俄罗斯缺乏自己独立的哲学思想体系，才造成了历史上和现、当代俄罗斯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两派之间永恒的纠缠不清。如恰达耶夫在《哲学书简》中指出，“俄罗斯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既没有前者的传统，也没有后者的传统。它仿佛置身于时间之外。奇怪的命运使我们孤立于人类全球性的进程之外，我们也没有从人类代代相袭的思想中接受任何东西，我们的回忆不超过昨天，可以说连自己都感到陌生。我们在时间中如此奇怪地运动着，以至于我们每前进一步，过去的一瞬，便会无可挽回地消失。这是一种完全以借用和模仿为基础的文化之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们完全没有内在的发展，没有自然而然的进步；每一新思想都不留痕迹地挤走了旧的思想，因为每个新思想都不是从旧思想中派生出来的，而是从天知道的什么地方冒到我们这里来的。”恰达耶夫的话虽说得有些过头，但他的这一思想却为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欧亚主义思想的兴起提供了理论依据，而所谓的新欧亚主义已发展成为影响当前和未来俄罗斯外交发展方向的最重要的思想流派。
三、俄罗斯战略文化变化趋势
1.从幕前退到幕后的欧洲—大西洋主义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指出，俄罗斯的崛起和扩张是自16世纪以来欧亚大陆上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化之一，苏联解体却使俄罗斯三百多年扩张的成果几乎化为乌有。“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边界退回到19世纪；在中亚则是退回到了19世纪中叶；在西部，俄罗斯退回到了1600年左右即‘雷帝’伊凡‘四世’统治之后不久。高加索的丢失重新唤起了对土耳其影响卷土重来在战略上的担心。失去了中亚，使人感到丢掉了这一地区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也对潜在的伊斯兰挑战忧心忡忡。乌克兰的独立则动摇了俄国是泛斯拉夫共同特性的天授旗手这一说法的根本。”苏联解体后，面对俄罗斯地缘战略环境的变化，俄罗斯政府在大西洋主义者的主导下，一厢情愿地推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将融入西方和回归欧洲作为俄国的首要战略目标。俄罗斯欧洲—大西洋主义者认为，“俄罗斯对外政策最优先的方面不是同苏联各共和国的重新联合，而是尽快加入西方‘文明大家庭’，在民主化、非意识形态化、非军事化和对外政策的非全球化等标志下”，使俄罗斯成为西方的平等“伙伴”和“盟友”，成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一员。同时，俄罗斯“应忘记‘泛斯拉夫主义和白色沙皇’及‘可恶的大国神化’”。他们还指出，历史上，正是在欧洲俄罗斯才实现了自己的世界强国的梦想，因此，冷战结束后，俄罗斯要成为欧洲大国，首先需要回归欧洲；“俄罗斯没有别的选择，它必须与西方和东方的发达民主国家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甚至盟友关系”。1991年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在纽约大学演讲中说，“俄罗斯已经作出了自己最终的选择。俄罗斯不会走社会主义、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它将走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那条文明之路。”同年，兹·布热津斯基在《俄罗斯的机会》一文中说，“大多数俄罗斯人都渴望着‘正常化’，他们把正常化等同于政治和经济上的西化——俄罗斯人习惯于或者陷入高度的傲慢，或者陷入极端的自卑。他们在自己的命运中看到了命定的失败，并绝望地在国外寻找他们的理想。他们希望模仿美国，或者更希望模仿瑞典，因为这个国家把民主与繁荣同社会平等结合起来，他们为此倾倒。”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比尔·克林顿政府启动了北约东扩，以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随着北约东扩不断地取得进展，美俄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完全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国坚持北约东扩表明，“说到底，美国不会让俄罗斯变得强大起来。”这就使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俄罗斯自身发展的需求同其欲保持势力范围的愿望相矛盾。另一方面，俄国同美国的关系很难改善，融入欧洲也不现实，俄罗斯永远不会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因而，随着美俄矛盾的日益突现，大西洋主义渐渐失去了其在俄国外交思想、政策上的统治地位。1996年，奉行大西洋主义方针的外长科济列夫被叶利钦政府解职后，作为历史上斯拉夫派思想的延续和发展，由俄罗斯自民党党首日里诺夫斯基和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代表的激进民族主义和新欧亚主义思潮的影响开始上升。
在这两股思潮的影响下，1994年1月11日，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俄罗斯是个大国，它永远都不甘心处于世界文明的边缘”，“要在世界上占有应有的地位”。同年12月5日，叶利钦在欧安会上又提出了“冷和平”概念，明确将北约作为俄罗斯主要军事对手。1995年9月14日，叶利钦批准了《俄罗斯联邦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方针》。该文件强调，对俄罗斯来说，独联体地区不仅仅具有周边安全和地区稳定的意义，而且是恢复世界大国地位的最主要的地缘政治依托。尤其，叶·普里马科夫担任俄罗斯总理后一再强调，一方面“俄罗斯不可能回避它与欧美社会在利益和价值观上的巨大不同。俄欧之间的文化和心理鸿沟也非一朝一夕能够填平；另一方面，无论从文明、历史传统还是现实来看，融入欧洲都不一定是俄罗斯的最佳选择。由于俄罗斯具有明显的与美国的利益不兼容的利益，因此通过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体系对美国的权力加以限制是其利益之所在”。叶利钦也明确地指出，俄罗斯对外战略最重要的目标是，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作为一个独立大国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此后，为强调俄罗斯的独特性和大国地位，俄国政府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与美国处于一种对立的位置。当然，俄罗斯大西洋主义并未因此而完全退出俄罗斯外交舞台。只不过俄罗斯大西洋主义者被迫从前台转到幕后，从暗中推动改善俄美、俄欧关系，并在21世纪俄罗斯激进民族主义影响相对下降之后，与他们及新欧亚主义者共同分享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
2.俄罗斯新欧亚主义思潮的重新崛起
俄罗斯历史上每次重大变革都伴随着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围绕国家未来发展方向而进行的激烈的思想和文化斗争。冷战后，随着大西洋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思潮的光环相继退色，主张“在独联体范围内开展‘普世基督教合一’运动，通过加强欧亚超民族的整体性意识，把各民族和各民族文化联合到‘新的历史共同体’之中”的新欧亚主义思潮，逐渐在俄罗斯地缘政治理论争辩中占据上风，成为影响俄罗斯外交安全战略的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基础。
俄罗斯欧亚主义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恰达耶夫在其名著《哲学书简》中提出的“俄罗斯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论。而欧亚主义的主要思想原则来自于1868年尼·达尼列夫斯基撰写的《俄罗斯与欧洲》。达尼列夫斯基在这本著作中指出，“俄罗斯不是一个进步缓慢以致不得不较迟加入‘欧洲共同家园’”的西方国家。“俄罗斯广阔的亚洲领土会确保它最终在欧亚地区外围的‘罗马—日耳曼’地带占据统治地位。”因为，“俄国不简单是一个国家，俄国连同自己的亚洲领地组成一个整体，这是一个具有独特生活的完整的世界，一个特殊的还没有找到自己固有文化类型归属的地方。一个有能力成为某种新东方国家类型的代表，以东方斯拉夫新文明代替日耳曼欧洲文明”的国家。俄罗斯哲学家索洛维约夫亦认为，“俄国——不是分开东方和西方的分界线，而是连接它们的桥梁。俄国的特殊使命不在于在世界面前展示自己某种独特的面貌，而在于更好地更本质地对比和综合东西方。”而“为了实现这种综合，俄国应当避免简单重复西欧发展道路的错误”。基于这些思想，20世纪20年代在保加利亚出现了泛欧亚主义概念和运动。该运动的组织者们期待，“一种理想的唯物主义可能会在‘俄罗斯—欧亚大陆’上创造一种新型的和谐个性”。冷战结束以来，新欧亚主义又重新活跃起来，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阿·巴纳林、俄罗斯“欧亚党”创建人亚·杜金、俄罗斯国际象棋大师加·卡斯帕罗夫和《俄罗斯身份的历史模型》作者阿·古恩斯基等。这些新欧亚主义者的基本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强调俄罗斯文明和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如，根·久加诺夫认为，俄罗斯文明是“一种历史形成的独一无二的文化统一体”或“一种特殊的、在不同时期接受过不同国家形式的文明，它曾存在于拥有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同疆域内，而且总是保持着无法根除的独特性和内在的、精神上的自足”。久加诺夫还强调，俄罗斯文明与西欧文明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它源自拜占庭，源自俄罗斯本身，源自亚洲东北部。俄罗斯是特殊文化和道德传统的体现者。”而且，俄罗斯文化传统也与“海洋强国”及大西洋“大空间”霸权倾向相对立。俄罗斯文明主要的基本价值观包括：共同性、集体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自足性和实现善良与公正的最高理想的追求等。同时，久加诺夫认为，“对西方世界的世界观、文化和思想而言，犹太教的影响越来越明显。随着自身‘市场’的发展，长期以来控制着全球金融生活的犹太移民，开始成为西方文明的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控股权持有者。他们借口注定负有特殊使命的动机、拥有领导世界的‘最高使命’，开始对西方的自我意识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这种条件下，斯拉夫文明便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是主张建立新的拜占庭模式(将不同的民族统一到一种非特定的“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下)，以便从道义上领导21世纪的“全球改革”，为整个世界发展提供一个更好的范式选择。许多俄罗斯新欧亚主义者认为，只追求物质享受的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已经使西方的自由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模式耗尽了本身所有的能量。因此，俄罗斯可以通过建立欧亚合众国，在欧亚地区发挥领导作用，并推动形成一个伊斯兰—东正教联盟，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西方的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阿·巴纳林提出，俄罗斯应通过在欧亚地区发挥领导作用，掌握21世纪“全球改革”的主导权。阿·古恩斯基在《俄罗斯身份的历史模型》中认为，欧亚主义是最适合当今俄罗斯的一种模式。与此同时，俄罗斯著名地缘政治家亚·杜金在《地缘政治的基础》一书中呼吁，俄罗斯应回归到斯堪的纳维亚文明，并将这一回归视为神圣的理想。杜金认为，俄罗斯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俄罗斯要重新回到争霸世界舞台上的前提之一是，俄罗斯不应把自己看做一个“地区强国”或一个“民族国家”，而要把自己看做一个“新的欧亚帝国”。杜金认为，伊拉克战争已将俄罗斯从沉睡中唤醒，使俄罗斯开始寻求成为“欧亚帝国的核心”。杜金认为，未来的欧亚帝国应由印度、伊斯兰、斯拉夫和中国等坚守传统价值观念的文明国家构成。同时，欧亚帝国集团应同德国、法国国内的大陆主义者一道组成，共同反对大西洋主义的同盟军。为此，俄罗斯必须成为超俄罗斯，俄罗斯不仅要保持还要增强它的核力量，并在扩充力量的同时，将核武器和核技术输入伊朗、印度和阿拉伯世界。
为推动建立新的欧亚帝国，2002年3月，杜金和他的一些追随者成立了俄罗斯“欧亚党”，提出了与希特勒“德国高于一切”相类似的“欧亚高于一切”的口号。同时，久加诺夫建议，俄罗斯与中国和印度结盟建立一个更为广阔的欧亚权力集团。阿列克谢·波德别列兹金与久加诺夫还共同倡导俄罗斯与土耳其、乌克兰、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联合起来，形成另一个新的地缘政治轴心。与此同时，少数俄罗斯新欧亚主义者认为，西方庸俗的消费主义，放荡的享乐主义和自私的个人主义已开始败坏欧亚大陆核心地区原本淳朴无私的民族，而俄罗斯的未来在于它能否从欧亚这两大洲的文化中分离出来，通过实行一种自我隔绝的“岛屿主义”，来减少来自外界的腐朽因素的影响。为此，他们提出了俄罗斯迁都至乌拉尔山以东，迅速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在非军事领域扩大与伊朗和中国的合作等政策主张。
俄罗斯新欧亚主义是否是“衰竭的俄罗斯知识阶层的最后喘息”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诚如詹姆斯·比灵顿言，它至少反映了俄罗斯一些人希望与非西方强国加强联系，为重振俄罗斯提供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愿望。俄共思想家罗·麦德维杰夫指出，“欧亚思想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明共同体思想，它创造性地吸收和反映了俄罗斯文化中东方、西方、北方和南方文化中的一些积极因素，是俄罗斯人不可忽视的精神财富的宝贵部分。欧亚思想的核心是强调：俄罗斯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而是某种特殊的欧亚现象。欧亚文明与其他文明不同，具有把斯拉夫和突厥人连成一个统一体的特殊的民族宗教均势，它是基督徒、穆斯林和佛教徒在一块土地上和平共处的唯一方式，是未来保障文化与文明平衡、保留民族与文明多样性的全球文明新秩序的基础。”由于欧亚主义主张，在全球化时代，俄罗斯应该发挥一种特殊作用：创造一种具有凝聚力的俄罗斯超级文明(新欧亚文明)，与世界各种文明同风雨、共患难，为确定21世纪不同文明间规则作出决定性贡献等思想，代表了俄罗斯未来前进的主要方向，新欧亚主义已成为影响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思想流派。如，2000年12月20日，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在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专访时说，“俄罗斯的对外关系必须抛弃帝国野心，同时也必须明确肯定一点，即了解国家利益的所在和为捍卫国家利益而战。”在普京领导下，一个以强国为目的，以欧亚大陆中心地带为主要地缘政治依托的现实主义的俄罗斯对外战略已逐渐成形。不过，这也是现阶段俄罗斯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一种无奈的选择。
其一，较之西方文明而言，俄罗斯是另外一种历史经验。历史上，俄罗斯没有或很少经历过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现象：罗马天主教、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扩张和殖民化、启蒙运动以及民族国家的出现等。俄罗斯文明是基辅和莫斯科的本土根源、拜占庭的强大影响和蒙古长期统治的产物，这些影响造成了一种社会和一种文化，它们与在极为不同的力量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欧社会和文化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如基辛格言：“俄罗斯在它长久的国家历史中，与西方世界走在相当不同的道路上。她从来没有自治的教会系统，——追求多元主义不是他们的第一天性，恐怕也不是最后的天性。”因此，长期以来，一方面，俄罗斯难以完全融入欧洲国家体系，而只能对西欧保持一种开放与封闭、交往与隔绝、合作与对抗并存的若即若离的关系。另一方面，俄罗斯对外关系思维中又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欧洲情结，但由于幅员辽阔，地跨欧亚两大洲，俄罗斯没有办法融入欧洲，也不被欧洲所接纳。由于文明的差异等原因，俄罗斯历史上一直对欧洲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由度，且把西欧作为自己的对手或者“拯救”的对象。而西欧国家却从来没有把俄罗斯看做自己的一员。从古至今，西欧国家总是把俄罗斯视为不同于自己的“另类”，并加以排斥，视之为自己的主要威胁。这决定了，俄罗斯与西欧国家的接近完全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这些国家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装备。基于此，1999年8月24日，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中亚五国首脑会议时强调，俄罗斯“已回复作战状态，随时准备好打仗，特别是与西方”。同时，俄罗斯人的大国心态和不甘心当“老二”的心理又使之难以成为美国的小伙伴，而要“独立地发挥作用”就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板块来参与国际权力的争夺。历史上形成的俄罗斯泛斯拉夫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本身都属于世界主义价值范畴。从15世纪末建立俄罗斯民族国家以来至今，俄罗斯人的国家认同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具有帝国民族认同的特色，表现为俄罗斯人作为帝国民族所具有的某种超民族、超国家、超地域的使命意识，这种意识不仅使俄罗斯人倾向于追求超民族的普世价值，而且使俄罗斯成为某种基于救世主义意识形态的帝国。如，2006年5月，俄罗斯外长谢·拉夫罗夫撰文强调，“俄罗斯没有必要融入北约和欧盟，而只能在平等的基础上与欧盟和北约发展关系，因为俄罗斯完全可以在国际舞台上独立自主地发挥作用。”
其二，当代俄罗斯，除“家庭、孩子、健康、内心的安宁和富裕生活”这样一些传统价值观之外，整个社会在政治、社会和人生等价值诉求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各项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人的社会心态复杂多样、社会价值观多元化已呈难以逆转之势。如，1996年，俄罗斯政府组织的“全俄罗斯共同的国家理念”民意调查显示：“民主主义者17.2％，强人统治支持者12.6％，共产主义者17％，不问政治的失意者17.1％，虚无主义者22.8％，浪漫主义者13.3％。”再如，两年后，俄罗斯政府专门针对年轻人作的一次调查表明，俄罗斯年轻人实际上成为虚无的一代。他们一方面希望把国家建设成为经济强国，而不是发展成军事大国(80％∶15％)；另一方面又对苏联不复存在感到惋惜，其人数两倍于那些感到欢欣的人(57％∶28％)。又如，2005年一次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人50％以上自称不信教，只有大约10％的人定期去教堂，50％的人认为，应当以‘俄罗斯传统价值观’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15％的人认为俄罗斯应完全地或部分地接受西方价值观，25％仍坚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40％认为抛弃过时的苏联价值观是正确的，50％以上对彼得大帝的改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15％正面评价斯大林，20％左右积极评价列宁。”与此同时，俄罗斯民众的基本思维定式呈现出一种西方个人主义的自我怀疑和斯拉夫人传统的懒惰习性相融合的独特现象。“我啥都无所谓”正在成为“俄罗斯的国民哲学”。而很少的新俄罗斯人、新富阶层，则纷纷将子女和钱财转移到国外。但是，近年来，随着俄罗斯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俄罗斯人已明显地走出了“绝望的噩梦和光荣的欧亚憧憬交替，逐渐形成了一种略带乐观倾向的中间态度，由漠不关心和犬儒主义转向满怀希望(虽然并不满怀信仰)”。如伊·丘拜斯言：俄罗斯的市场化、民主化将逐渐被嫁接到一种传统的道德文化上，因为俄罗斯人不像西方人那样自我放纵，故而这种道德文化在其宗教和乡村民俗中依然根深蒂固。因此，政治上倾向于国家主义，经济上推行自由主义，思想和道德上坚持保守主义，外交上实行现实主义的俄罗斯政府采取了对任何主义、一切思想不盲从，而是兼收并蓄，一切以俄罗斯实际为坐标，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以所谓“冻结革命”、“拒绝极端”作为基本施政方针。
概而言之：在俄罗斯，对外了解世界，对内恢复自身传统，已成大势所趋。而俄罗斯传统有三个非常不同的方面：神圣的领袖、精神的复苏与和谐的文化。它们分别来自于：俄罗斯远古时期北方“酋长”的黩武精神及南方拜占庭东正教文化。因为，俄罗斯民族与世界其他主要民族一样，也是沿着俄罗斯先民们活动区域内的主要河流发展起来的。而俄罗斯的主要河流都是南北流向的，自古以来俄罗斯民族的生活世界始终以南方和北方地区为核心，这一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定式和民族性格。主要是：一方面它使俄罗斯人在内心深处热衷于北方海盗式的打打杀杀、攻掠和抢夺；另一方面它又使得俄罗斯人“全身心地感到，应当不是‘单纯活着’，而是为了什么而活着”。因此，俄罗斯知识分子“偏重精神生活，注重自身的道德完善，追求精神理想，而不满足于平庸的物质生活”。与此同时，由于历史上俄罗斯人始终纠缠于东、西方民族、国家的冲突之中，他们也希望能“找到欧洲和亚洲两种观念之间的平衡，找到西方个人自由的要求与东方将个人纳入集体的要求之间的平衡”。几百年来俄罗斯国内一直存在着“欧化”和“斯拉夫化”两种思想碰撞。结果是，俄罗斯出现了一种价值多元并存，即围绕俄罗斯文明归属、身份认同出现了崇尚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欧洲大西洋主义、专注于东正教使命和俄罗斯民族特殊性的斯拉夫主义、主张俄罗斯是东西文明结合体的欧亚主义三大社会思潮对峙、并存，共同影响俄罗斯对外关系发展的思想格局。如，特里奇雅科夫在2000年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今天，俄罗斯民族思想的主要内容有：1.俄罗斯应当再次成为伟大的强国，这是爱国主义的和历史的意识；2.俄罗斯的财富是每个公民的财富的总和(口号：发财吧)，这是利己主义的意识；3.改革是为了一切人，而不是为了少数人，这是利他主义的和社会公正的意识；4.俄罗斯人应当再多一些，俄罗斯是所有俄罗斯人的家园(口号：回家吧)，这是自我保存的意识；5.国家为众人，而不是众人为国家，这是自由的意识；6.如果现在不做，那就永远不能做了，这是动员的意识。”这预示了，未来俄罗斯战略文化的发展仍将受到这种多元文化的制约和影响。俄罗斯伟大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指出：“德意志人的品质就是他们从来不同意把自己的命运与西方世界的命运和原则融合在一起。这种品质是自他们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出现以来就有的——在这整整2000年中，他们一直在对后者进行反抗。”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俄罗斯。1999年6月12日，俄国空降兵实施突然的战略突进，强占了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机场。2008年俄罗斯不顾西方的反对，强力应对格鲁吉亚的军事挑衅以及宣布恢复俄罗斯战略轰炸机的洲际巡航等，表明了俄罗斯除了在思想上开始重新武装自己，由一味地寻求妥协变得日趋强硬，同时重视以实际行动回答西方政治的敌意与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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