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C.Wang！”
“一个曾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担任副所长的K.C.Wang领导和主持了毛泽东的东方帝国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
“K.C.Wang——中国的奥本海默！”
一时间，美国《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大量地刊载着一篇又一篇有关K.C.Wang的“传奇”、“轶事”，K.C.Wang成为公众议论的东方神秘人物。
K.C.Wang就是王淦昌的英文名字。西方人推测王淦昌是“中国的奥本海默”是有足够理由的。这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德国迈特纳手下曾与中子的发现擦肩而过，后来又在四十年代提出微中子实验建议，五十年代末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研究所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著名物理学家，无疑是此次东方核爆炸的“领头马”。
在二十多年后的八十年代中期，当中西方世界开始出现某些和解时，王淦昌作为中国核能代表团团长出现在美利坚合众国，引起了大西洋彼岸不小的轰动。
“原来中国的‘奥本海默’是那么慈祥，而并不是几十年来盛传的恶魔呀！”美国公众发现政府和情报部门又将他们捉弄了几十年。
西方世界知道王淦昌的名字的比中国人还多，这正是极有意思的一件事。那是因为西方传媒在当局霸权主义思想引导下，对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圉的每一点发展都感到紧张和不舒服，特别是那些可以影响世界和象征一个国家实力的核武器与尖端科学领域里所出现的任何一点事，西方当局和情报部门都要大肆渲染一番。
美国的霸权主义者害怕“中国的奥本海默”，除上述原因外，他们感到格外恐惧的是：自1964年10月16日那次大爆后，中国的核试验就像下凡的仙女在浪漫地散花，仿佛要把整个罗布泊的四季照个通体透亮。美国情报部门连续不断地派了高空侦察机和无人驾驶间谍飞机飞越那块令霸权主义者惊恐的“死亡之海”，而且得到的情报是：中国核试验的研制速度、技术水平，太快太神，实在是不可思议！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塔绑式铀球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时的西方国家为了掩饰恐慌心理，恶意说中国的铀球原子弹只是具有实验性质的核试验，从这一步到实用核爆炸至少还要五年。
结果仅仅时过半载，1965年5月14日，罗布泊上空又一声巨响——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飞行员于福海在几千米高空将原子弹准确无误地投下，后据雷达测得：空爆原子弹与靶心目标仅40米偏差！
这一次西方政要们当哑巴了。
1966年10月27日，当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还在忙于派高空间谍飞机采集中国空爆样品时，新华社又传出了一则惊人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闻公报：中国在本国国土上，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它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
又一次震撼天地的巨响！
听听傲慢的美国人这回还能说什么？多么不容易呵！美国人在沉默了24小时后，开始装出一副阿Q嘴脸，说：中国的导弹核试验“是在预见的时间之内进行的”。嘿，这真是极其难受的“大度”！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试验场地的上空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冒圆柱体——
它在湛蓝的天空中被高速飞行的飞机抛出，犹如蔚蓝色海洋中一个浮沉着的深水炸弹；它使劲地拽着降落伞，摇晃，飘飞，寻觅，滑行……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白点，一个只能凭感觉而不能凭视觉捕捉的白点。突然——白光！白光，无所不在的白光，亮彻天宇的白光！就在人们因强烈的震撼稍稍眯了眯眼的刹那间，白光中现出了金色，犹如一个新生的更为壮观的太阳，将另一个太阳挤向一边，那个在大自然中具有永恒意义的太阳竟然被挤成了一个小小的无光彩的弹丸。一片夺目的晕眩。茫然之中是灿烂的光海。核火，在这一刻超越了太阳。崇拜太阳的人在这一刻意识到了人类自身的力的燃烧。一切都按照预先的轨迹运行。火球的上方渐渐出现了草帽形的白色云团，云团悠悠地旋着，旋着，变成了一朵白色蘑菇云。在这数十公里高10公里宽的蘑菇云顶部，是黑墨色的穹庐……许久许久，人们的耳鼓中留有两声惊心的巨响。一声来自前方的巨响是巨大的火球的爆裂，而另一声更为惊心的巨响，是来自背后的绵绵无尽的天山山脉的回响……（摘自彭继超《东方巨响》）
当天23时30分，仅11岁的我和亿万中国人半夜起床听到了这样一则“重要新闻”——一则经毛泽东亲自圈阅的重要新闻：“我们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布，毛主席的这一英明预言和伟大号召已经实现了，在两年8个月的时间内进行了5次核试验之后，今天，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了！”
氢弹比原子弹厉害好几倍，是一种杀伤力巨大的核武器。中国的此次氢弹当量为300万吨。
“上帝，毛泽东想干什么？难道他手中有100个奥本海默？”白宫一片惊恐。在他们看来，中国倘若没有100个奥本海默，就不会在这么短时间内将美国、苏联用了十几年才走完的那条艰巨复杂而曲折漫长的“核历程”，仅用短短两年时间就全部走完了！可怕！可怕的中国人！可怕！可怕的“中国奥本海默”们！
其实西方世界应当清楚，中国具有几千年历史，又是个“四大发明”之国，华人的聪明与智慧是超人的，只要一旦获得可以充分发挥的机会，任何人间奇迹都会创造出来。
“中国奥本海默”就是这样一群非凡的创造者。
王淦昌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奥本海默”。他对中国氢弹的研制倾注的才能与精力，无人可比。那个时候他是研制这一任务的核研究院的抓生产的“常务副院长”。一线的同志都叫他“王院长”。而这历史，对王淦昌来说，比他从事和参与原子弹研制所处的角色更重要、更直接。自然，责任也更重。
作为核武器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1964年王淦昌和并肩战斗的同事们完成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之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了褒奖这些杰出的功勋人物，将他们接回北京。
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罗布泊的那一声巨响之后隆重召开，这对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被“左”、“右”倾挤压了数年的中国领导人和我们的人民一下变得扬眉吐气！在选举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一次会议上，一个从未在中国政坛上出现过的名字——王京，被代表们一致选举为新一届人大常委。
王淦昌看到人大公报上有自己的名字，心头涌起的一股激动是旁人无法理解的，因为他根本不曾想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加入到了国家政坛人物的行列，而且是以化名的身份出现。自进入“灰楼”或后来到青海高原的罗布泊基地，王淦昌虽然工作中再不用“王淦昌”这三个字纪录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但化名后的“王京”其实也没有几个人这么叫他。从国家的总理到共和国的元帅，还是整天厮守在一起的同事，甚至那些“娃娃兵”们，全都叫他“老王”、“王先生”、“王老头”，倒是像邓稼先、朱光亚等那些重要的专家们和指挥员则认认真真、客客气气地称他叫“王老师”、“王院长”。
“嘻嘻，我是王京，王京就是我。”这位平时天真得像孩童般的科学斗士，手拿人大会议新闻公报，唠叨着。回到家，他拿着报纸有趣地对自家的孩子说：“这个‘王京’就是我！”
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王淦昌当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直至1987年第七届人大。而在这二十多年间，王淦昌始终在中国核武器试验及核能科学工作的最前沿领导着中国核试验的秘密工作。
我们常把王淦昌等著名科学家誉为“两弹先驱”，这两弹指的就是原子弹和氢弹。
出于时局与形势的考虑，罗布泊第一次大爆炸之后，中南海随即决定搞氢弹战略决策。就在王淦昌参加人大会议之时，他和并肩战斗在核武器试验一线的核专家接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又一道命令：“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有。”早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最高决策者已经把视线触及到了“别人有我们也虚该有的”氢弹上。而这个“蛋”的威力远比那个“蛋”要大得多，且其相关的技术当时也仅有美苏英三国能够掌握。从来就好胜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当时曾发誓要成为氢弹“老四”。这时，王淦昌、钱三强等中国顶级核物理学家对氢弹方面的技术一无所知。
毛泽东的命令发出后，二机部部长刘杰召集部下迅速写出了“三年到五年能爆炸氢弹”的报告，送到总理办公桌上，周恩来马上告诉刘杰：“三年才能爆炸氢弹，太慢了，要快！”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对发展核武器的心情太迫切了。
我们今天应当怀着崇高的敬意，说一声：“感谢钱三强。”因为正是这位有远见的中国核武器研制战略家，在王淦昌他们全力进行原子弹研制的同时，悄悄开始布置另一个“核战略”——氢弹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
已经解密的史料告诉我们，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的能量点燃氚和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并在瞬间释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一个原子弹的威力可能是几百至几万吨梯恩梯当量，但氢弹的当量则要大至几千万吨梯恩梯。可是并不是所有核武器都能在短时间内让众多科学家所能掌握的。美国人从原子弹试验中得到启示开始氢弹探索，他们的第一颗氢弹爆炸用了十年时间，苏联用了更长时间。中国总理对部下“用三年时间”爆炸氢弹的计划很不满意，可想中国的科学家又将面临更紧张更艰巨的秘密历程！
“小黄，有一天我们要搞氢弹试验，所以组织上决定把你的那个研究小组的专业研究内容作重大调整，进行轻核理论研究。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可要注意保密啊！”一天，钱三强把三十来岁的黄祖洽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叮嘱道。正是钱三强的这着棋，使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为中国科学家们开始进入氢弹正式研制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后来，被称为“中国核武器国产一号”的青年物理学家于敏同志，也加入了黄祖洽他们的轻核理论研究行列，并且因此使中国这方面的科学理论得到了迅速突破。
一日，钱三强带着于敏和黄祖洽等一批轻核理论研究人员来到核武器研究院，对主持工作的副院长王淦昌说：“王先生，我把最后的兵将都调来了，现在就看大家的了！”
王淦昌瞅着于敏、黄祖洽等年轻人，喜上眉梢。经研究，于敏充实到核研充院的理论部，而这时的理论部真是兵强马壮：主任邓稼先，副主任周光召……这么一批才华横溢、思维敏捷的年轻科学家，给全面主持生产与技术工作的王淦昌犹如送来了千军万马。
“其他的我不用说，大家也与我一样清楚，周总理说的‘三年拿下氢弹’，这是道死命令。虽说我们把原子弹搞出来了，可是对氧弹我们谁都不懂，它的一些基本原理，我没碰过，三强同志没碰过，钱学森同志没碰过，你们也都没碰过，但我们必须用别人七八年、十几年搞出来的东西，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它搞出来。难在什么地方？难就难在第一步要搞清它的基本原理。不知我说得对不对？请大家一起思考这个问题。俗话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有趣，我们这儿可以有好几个诸葛亮！”一次会上，王淦昌点着理论部的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人说。
“王先生说得对，要说氢弹可比原子弹复杂得多。苏联人撤走后，我们还有王先生、三强院长，他们都是在西方留学或者搞实验时，不同程度地接触过原子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就连我们几位年轻同志也知道原子方面的不少基本原理。可氢弹就不一样了，谁都是门外汉。现在上面给的研制时间又这么紧，但我想也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事。攻下原理这一关，我们就可以突破。”“娃娃博士”邓橡先平常就有一股诗人气质，容易激动。他的话就像给理论部的年轻科学家们打了一针兴奋剂。
“邓主任和王先生说得对，第一步我们就要抓原理研究，我想只要方向对头，应该是可以突破的。”于敏充满信心地说。
“稼先和于敏兄在这方面是行家，有他们的理论功底，再加上我们这些人配合，应该不成问题。”周光召说。
“就是。我们敢向中央保证，一定在预定的时间内把我们自已的氢弹爆炸成功。”像以往的每一次会议一样，王淦昌觉得他手下的这批年轻人太有希望了。
“好，我们向中央报告，以求尽快投入原理研究。同时也把实验迅速开展起来，同步进行，一旦有突破，合二为一，时间就能抢住了。”王淦昌说。
“听说法国的戴高乐要当‘氢弹老四’，我想我们绝不能当‘老五’，争取把戴高乐比下去！”邓稼先的话又引起了一片欢欣鼓舞。
王淦昌每每在临睡前都要向理论部方向望上一眼，每一次他看到的都是通明的灯火……“太晚了，大家要注意身体。”好几次他实在不忍心，进屋动员年轻的科学家们早点休息，但每一次都被“赶”了出来：“王院长，你都快60岁的人了，还常年呆在戈壁滩吃沙泡夜睡帐篷床，我们加点班开个夜工，还不是受您老影响？什么时候戈壁滩上见不着您的身影了，我们才敢偷慵呀！”
有这些好小伙，中国还愁干不成上天人地的事？王淦昌常常被这些聪明绝顶而又可爱的小伙子们所感动。但是科学毕竟不是“小儿的玩艺”，核科学更不用说了，它是一门新科学，根据当时的实际，中国的战略家们在周恩来总理直接指挥与组织下，采取了“龙头三次方”合成作战的战略步骤。当时王淦昌他们有两种考虑：一是热核聚变，如美国的氢弹试验装置用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固定体，进行热核聚变就算完成了氢弹试验，这对王淦昌来说比较熟悉，他在研制原子弹时就成功探索了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其本身就包含着这方面的突破；还有一种意见就是直接研制出能装上导弹头的氢弹。后来周恩来总理综合各方面意见，提出了氢弹试验也要像原子弹那样小型化的见解，因此，王淦昌、朱光亚（时任副院长）和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统一了研制方向，即不求大而求“爆”的战略决策。
当时碰到第一个难意是关于氢弹爆炸的热核聚变的核数据掌握不了，因为没有核数据的理论探索就等于大海捞针。为此女物理学家何泽慧率三十多位科技人员，在王淦昌的另一位弟子丁大钊教授等曾进行过的轻核反应研究基础上，苦战半年，成功获得了相应的核数据。同年9月于敏率领的一支小分队在上海计算机所不分昼夜，战斗100天，发现了氢弹的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等方面的关键性原理，为整个氢弹试验开辟了一条光明道路。
“于敏兄，太感谢你了！你为我们整个氢弹试验找到了一扇可以通向胜利终点的大门，哈哈哈，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邓稼先得知消息后，专程飞抵于敏处，当他见到于敏后拥抱住这位好搭档，兴奋得像个大孩子。
“哎，稼先啊，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你这个样，我们都会吓毛病来呀！”后来邓稼先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此次氢弹原理研究成功时，由于太兴奋与紧张，竟然脸色苍白，连手都在发抖，害得周总理赶紧给他解围。
“我能不激动吗？数据和原理这一关过了，就等于我们可以大踏步向实验的方向前进了！我又可以为不远的将来的胜利而干它个大醉！”事后，邓稼先在王淦昌面前分辩道。
王淦昌特别欣赏自己的这位得力助手，他本人不善言谈，可邓稼先是位豪情喷涌的科学家，所以他从心眼里喜欢邓稼先。“于敏他们给我们整个研究工作带来一种喜人的突破，这个开头好。你和光召同志要抓紧从另一条路子人手，对已经取得的成果进行计算论证，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攻克热核聚变原理。”王淦昌不愧是个站得高看得远的大科学家，他要求邓稼先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使中国在热核聚变理论的研究领域超越西方国家的老路子，从而为中国以后的核武器研究工作摆脱许多被动局面。
邓稼先不负众望，很快另辟蹊径，并和于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著名的“邓一于理论方案”。
“直接进行多级热核试验。”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王淦昌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氢弹试验。
由于氢弹的原理比原子弹复杂得多，虽然邓稼先、于敏他们把热核聚变原理的研究完成了，但从原理到实验、到核爆炸成功，这过程又是极其艰难和漫长的。王淦昌是实验高手，但氢弹试验却让他费尽心思。首先是那个核装置本身就够他动足脑筋的。“假如能用不带核反应的冷实验解决的问题，都用冷实验解决，这样来提高热试验的成功率，尽可能减少热试验的次数。”这是他日夜思考的问题。王淦昌多次从周恩来总理的口中得知：为了进行核武器试验，政府和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王淦昌懂得，在试验中多动用一个核反应堆装置，等于把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口粮剥夺了，因而他比别人想得更多。
搞核试验的人都清楚，冷试验的十次效果可能就只抵一次热试验。为此王淦昌带领大家付出了比原先多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艰辛。正是在一次次冷试验中，王淦昌他们很快解决了引爆设计中的许多关键技术。当实验中得到的技术再到邓稼先他们的理论研究之中进行“回炉”后，整个氢弹研究工作便进入了实质性的研制程序。
氢弹试验实在太复杂，从热核材料的部件研制到产品设计、爆炸实验，再到物理测试，每一个环节都得王淦昌操心几阵子的。他早出晚归，奔波在几千里基地上，从细微的一个计算题到顶天立地的一个钢铁装置，他都要过问。
当年与王淦昌并肩战斗在罗布泊的同志告诉我，“王老头”除了工作和技术，其他什么都不在乎。穿的也是绿军装，住的也是帐篷，睡的也是木板床。虽然中央有指示，他的待遇应当跟基地司令级首长一样，但见过王淦昌的人，实际上谁都不会相信他有那么高的“待遇”。
王淦昌是以一名忠于驭守的科学家在对待每一件生产和技术上的事，而在庞大的氢弹试验的系统工程中，他又承担着统率千军万马跨越各种艰难险阻的重任。然而，王淦昌没有而且不可能想到的事发生了。
“报告王院长：北京城里全乱了，到处都是大字报，我们的‘灰楼’也被包围得水泄不通。”
“周光召主任的家都被抄了……”
有人把这些消息偷偷地告诉王淦昌。
“谁敢包围我们的‘灰楼’？那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都说过的国家绝密地方呀！为什么要抄光召的家呀？他又没做什么坏事！我要到北京给他作证！”王淦昌是一个从来不知政治奥妙的老知识分子，他根本想不到别人告诉他的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光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那我们是什么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怎么为国家造原子弹嘛？瞎胡闹。我要找聂元帅问问清楚！”
王淦昌从来没有这样气愤过。
1966年12月27日，王淦昌想找的人来了。当聂荣臻元帅从飞机上下来，来到指挥部帐篷时，王淦昌劈头就问：“聂总，周光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话，那我这个当老师的又是什么呢？你得给我说说清楚。”
聂荣臻一愣，继而笑开了：“王先生，你当然是大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哩！”
“什么？我、我是大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我怎么会是呢？”王淦昌瞅着大家，又瞅着自己草绿色的军装，一脸茫然。
“哈哈哈……”聂荣臻大笑，然后打趣地说：“王先生，你相信我是‘大军阀’吗？他们骂我是‘大军阀’，还要‘火烧’我，‘万炮齐轰’我，可我并不怕他们呀！我告诉他们，毛主席让我指挥原子弹等核武器试验，你们谁敢来‘火烧’和‘炮轰’我？那我就让谁尝尝‘蘑菇蛋’是什么滋味！你跟我一样，是毛主席和周总理让你来搞原子弹的，谁要说你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你就告诉他，你是革命的学术权威，那就来罗布泊早早原子弹呀！”
王淦昌被逗笑了，自言自语道：“怪了，政治怎么就比我搞原子弹还复杂？”
一个纯粹的、天才科学家，怎么可能了解和懂得政治的复杂性！正当王淦昌他们一批核科学家与核武器试验场的官兵们日夜操劳在为新的核武器作一切技术准备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飓风和阴气也刮过长城、吹到了青海高原之上。像X光机这样特别重要的核武器试验必须要用的设备也被停止研制，试验场许多重要岗位被造反派夺权，那些要害部门和国家级保密现场甚至也被无视与泄露。
“胡闹！天大的胡闹！这是无法无天！”王淦昌无法容忍国家最高机密如此被一些无知者践踏和破坏。“我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只知道我们的任务是毛主席、周总理交给的，没有毛主席、没有周总理的指令，谁都无权干扰！”别看平时文质彬彬的“王老头”见人总笑嗬嗬的，这回大家也看到了他不卖账的时候。
他像一头拉不回头的牛，任造反派骂他、批他，该搞的研制、该上马的项目，他一样不少地继续上马、继续指挥、继续调度。“我是抓生产的院长。中央给了我这样的权力，我就得用。搞不出核武器，你可以找我算账。如果在搞的时候，你们谁想捣乱，我就不客气。”被逼急了的王淦昌犟的时候，也有一套对付那些企图干扰搞核试验的人。
“有一次工作会议上，一位年轻同志作了一个报告，提出土法上马的实验没有发现‘界面不稳定性’。这时，造反派头头就借这个机会，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理论脱离实际’、‘崇洋迷外’等等，并且矛头直指我，让我表态。我心想，这位青年同志讲的科学问题，既然是科学问题，我作为科学家就得坚持真理，所以我理直气壮道：‘刚才这位同志报告的结果，说明在一维平面情况下，材料并没有熔化，还应当进一步继续做实验。’‘泰勒不稳定性是客观存在，我们是科学工作者，在科学研究中必须实事求是。我在研究院工作了这么多年，还没有能够把X光机的能量搞上去。今天，我再次呼吁，我们一定要组织力量，研制X光机，这对我们目前和今后的工作都是十分重要的。我认为我这个意见是对的，不研制出大型X光机，我死不瞑目！’……”王淦昌说完这件事，自个儿又“哈哈”大笑起来，连声“有趣”“有趣”。
“你会上嬴了，后来造反派没有难为你？”我问。
“怎么没？”王淦昌瞪大眼睛，说：“他们可记着我这次的‘胜利’了，所以以后我的日子就不怎么好过了。”
他说：“之后他们不仅不重视我提的意见，而且开批判会时，常常让我坐小板凳，说是要我这个‘反动学术权威’‘受教育’。那些日子我很痛苦，心想：我有啥错？国家晚上一天搞出氢弹，别人就多欺负我们一天。那些靠耍笔杆子、写大字报的人，怎么知道核武器的难度和紧迫感呀！我这个人除了一门心思为了国家搞核武器，其他啥都不会，啥都不想，他们批判我是不对的。还是后来同志们同情我、支持我继续搞研制、继续抓生产。甚至有些同志在下班后悄悄跑到我宿舍跟我聊天谈心，说王老你没错，我们会继续跟着造‘大家伙’的……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给我了很大力量。”
其实，在我采访过程中，核试验一线的专家和官兵对我说，“文革”那几年里，作为主抓生产的王淦昌非常辛苦和无奈。一方面，他为了攻技术难关，需要带领科研人员排除万难，攀登科学高峰。可是他的助手和有能力的同行，抓的抓、关的关，调走的调走，没剩下几个。科研攻关是需要硬撞硬的能力，王淦昌找不到助手、找不到合适的专家时，他只能自己一人兼职几职，手脚并用；他抓现场试验，有时工地上竟然连人影都找不到了，他急得没有办法，因为人被拉走去开“批判会”去了。
“你汽车队能不能借些人我？”有一天王淦昌为了做个实验，结果四处找不到应该参与试验的人，最后他只好去汽车队求援。
这就是王淦昌在“文革”时领头搞核武器所遇到的无法想象的窘境。王淦昌因此伟大，中国因此伟大，他和他们、还有我们的国家，就是在这种条件和环境下，搞出了“大太阳”——王淦昌喜欢把氢弹叫作“大太阳”。
“大太阳”，三个字在我们常熟话里是阳光特别充沛的太阳光芒。
我们都在等等着中国又一个“大太阳”。话题就该重新拉回到聂帅来的那一时间。
那天，聂帅的到来，使基地重新恢复了紧张而专一的试验工作，王淦昌的心头暂时消除了一丝掠过的疑云。爆炸之前千头万绪的准备工作，使得他无暇顾及北京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千里戈壁滩上的核试验基地上有的只是一片神秘而紧张的战斗情景。
经请示中央，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在聂荣臻到来后的第二天进行。
王淦昌和邓稼先等科学家们感觉这一次试验似乎比两年前进行原子弹试验时还要紧张，原因是这一次大家心里都没多少底。“我到罗布泊不下十次，每次做这种试验，心都提到嗓子眼上……记得有一次试验，当量知道了，第二天才能知道物理实验的具体结果。会不会没有结果呢？那一夜睡不着，翻腾得厉害，真担心啊！心慌、心跳、紧张、不安，非常之难受！我躺在床上，不敢动，也不好意思叫人，强忍着，现在想起来真后怕，那时我是四十多岁，如果是晚几年，心脏就会受不了，就会死在那儿了……知道成功了，好像五脏六腑和浑身的毛孔全都舒服极了……”于敏在十几年后对作家彭继超谈起当年的心情时，充满了真切感。
1966年12月28日，曾经让全世界震惊的中国西部罗布泊又腾起一团直冲云霄的蘑菇云……
这便是让王淦昌终身感到自豪的“大太阳”——氢弹爆炸成功了！
“王院长，你感觉怎么样？”在“大太阳”徐徐升起的一刻，聂荣臻元帅握住王淦昌的手，关切地问。
王淦昌吐出了一句真言：“不轻松，太不轻松了！”
聂帅听后，默默地点点头，因为这仅仅是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氯弹大爆炸还有太多的路要走。可此时此刻的聂帅心头不由涌起了难以形容的忧郁：唉，罗布泊的“大太阳”虽然升起，可当量级的热核聚变还有很长的距离。但聂帅最担心的不仅是这些，他担心的是一场已经开始袭击神州大地的劫难……
“文化大革命？”
“知识分子被叫做‘臭老九’？”
“有功之臣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
聂帅望着身披绿军大衣、脑门已呈光溜的王淦昌背影，心头一阵痛楚：这么好的老科学家，忠心耿耿为祖国，凭什么把他们推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之列？我能保得住他们吗？一个被别人“火烧”、“炮轰”的人？
聂荣臻对天长叹：“唉，老天啊，能多给我几年时间，中国的核武器就可以在世界强国之林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中国人也可以不再总受人欺压了。”
然而突发的政治风云，使中国的核武器发展历程开始陷入可怕的命运——1967年初，当中央决定大当量的氢弹“实弹”试验正式下达后，一些重要部门和生产基地却像断了齿的轮子转不动。那个试验必须用的铁塔制作任务交给了华北某金履结构厂加工，可人家根本不动手。
“张震寰，你去用三天时间给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并指派大将。
作为氢弹试验的基地总指挥，张震寰后来因为忙不开身，周恩来又重新派遣另一位大将到这个金属结构厂，他整整用了12个白天和黑夜才总算动员了职工到车间干活。至于王淦昌他们急需要的一些部件，更是催张三张三说要“革命”没时间，催李四李四讲“批判”还没完。“这样还能干事嘛？勿来事勿来事！”王淦昌一着急就冒出几句别人半懂不懂的常熟话来。
“啥都可以马虎，科学实验是马虎不得的。这样搞法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更大的核试验嘛！”王淦昌向周恩来总理和元帅们发起牢骚来。
于是一封以中央军委名义的“特别公函”产生了。
“毛主席号召做的事绝不能耽误！”“特别公函”所到之处，全都“坚决拥护”。
“为试验发展中国核武器作贡献是顶顶光荣的事”，成了千军万马的战斗号角。然而，被“革命”和“造反”弄得神魂颠倒的中国人已经难以控制自己的狂热，就连国家一级机密单位的人也跟着发疯与发高烧。
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爆炸成功后的第二、第三天，聂荣臻元帅在基地的“马兰招待所”主持了一次核武器试验高层会议，基地指挥方面的负责人有张震寰、张蕴钰、李觉、胡若嘏等，技术负责人有特意从北京赶来的钱学森和一直在基地工作的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程开甲、郭会英、于敏、周光召等。聂帅给大家出的议题很清楚：总结此次核爆经验，来年进行百万口吨当量的空投氢弹核试验。
“大家谈的时候不要过于慎重，随便些。”聂帅的话，使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特别听说来年就要搞大当量级的空投氢弹试验，将军们和科学家们精神振奋。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眼下到处都在贴大字报、抄家，可这样的风我绝不允许它刮到基地来，也不允许它对准在我们这儿辛辛苦苦工作的科学家们。我们这几是什么地方？我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是毛主席、党中央亲自领导指挥的最高机密单位呀，乱冲乱批还了得！大家放心，有我在，你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谁想动你们或者想在基地上打主意，我和几位老帅都说了，那就拿我们的命一起抵上！”
王淦昌他们听完聂荣臻的这番话，内心泛起无比感激的巨澜，尤其是周光召，这位已经被冲击得不轻的科学家身体又有病，在聂帅亲自过问和保护下，使他才摆脱了造反派们的无理纠缠，来到基地重新参加激动人心的核试验。
就在这时，一向被外界视为“苍蝇也飞不进”的罗布泊也发生了一连串荒唐的事。
有一天，一辆全副武装的吉普车横冲直撞地开进基地禁区，警卫人员想拦住，结果反被对方缴械。谁敢这么胆大狂为？原来一打听，是那个通天人物毛远新。
“谁敢冲核试验基地，就给我统统逮起来，一个也不放！”聂帅火了。一道命令下达，那个“中央文革”派来的要员毛远新被官兵们押进一间小黑屋。
“谁干的？给我马上放人！”康生冲着聂帅高嚷。聂帅义正词严地回答：“放人可以，但得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核基地是国家保密地方，难道你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连最起码的知识都没有？”
下面的一件事更叫人听后心惊肉跳。
1967年6月17日，中央决窟首次空投氢弹爆炸试验。聂荣臻亲自在基地坐镇。空投爆炸时间定在上午7点。一切准备就绪。聂帅和王淦昌等都进入了指挥室，等待空军飞行员驾着载有300万吨当量的热核装置起飞。
“嘶——”飞行员徐克江驾驶着726号“轰——6”飞机准时从马兰机场起飞。聂帅和王淦昌等基地指挥员与科学家们始终盯着战鹰，并且不时指指点点。8点正，徐克江的飞机进入空投区。地面指挥立即发出“10、9、8、7.6、……2、1——起爆！”的命令。
……10秒、20秒、30秒过去了，飞机竟然还在平稳的飞行，聂帅和王淦昌他们期待的大爆炸迟迟不见。
怎么回事？聂帅不安地看看王淦昌，王淦昌则用更加不解的目光看看聂帅，目光分明在说：这是飞行员问题。
是吗？聂帅又把头转向穿越于白云间的“轰——6”战机：嗯，好高嘛。它还在天空中转悠，好你个家伙！
“快给我接通飞行员，问清到底是怎么回事？马上！”聂帅发脾气了。
“报告聂老总：飞行机长徐克江说他因为背毛主席语录而一时忘了按自动投掷器！”
“扯蛋！”聂帅脸色发青，看得出他是强忍着不让自己的口中吐出脏字。
“报告聂帅：北京来电。”
“不接！”
“是总理的。”
聂帅这才接过话筒：“是总理啊，我没有完成好您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呀。”
“怎么回事呢？是技术故障？人员有没有伤亡？”这是总理关切而焦急的声音，“……好，没有伤亡就好。告诉徐克江同志，请沉着冷静，不要紧张。”
总理和聂帅的指示传到了白云间的战机上。机长徐克江定了定神，将拇指贴向自动投掷器，然后用力一按……
顿时，他看到被自己抛出的一个白色圆柱体，飞速地坠下，瞬间，一顶猛然张开的降落伞使劲的想拽住坠下的圆柱体，只见白色圆柱体在与地面即将撞击的瞬间，一个巨大的“太阳”闪着强烈的光芒，亮彻天宇与大地之间……
王淦昌直流泪水，怎么收也收不住。他有些失控，竟然哭得发出了“呜呜”声。
自然是高兴的哭。
也是无数积存在肚里的委屈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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