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意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一）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的关系
近代民族自觉阶段的到来仅用民族认同的发生来理解已远远不够了，它是民族意识催动的结果。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既相关联又相区别。为了理解民族自觉阶段的特点，这里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作进一步的说明。
从前述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的涵义可以看出，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的关系有两层：一层即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另一层即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的另一构成民族利益感悟的关系。前一层关系于上述已可明确了，即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是包容关系、所属关系、局部和整体关系；后一层关系实际又是民族认同和民族利益感悟在民族意识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具体而言就是：
1．民族认同在民族意识中居主导地位。如果说在民族意识的两个因素中存在着谁主谁次的话，那么无疑民族认同是居第一位的。这首先表现于民族认同的存在是民族利益感悟发生的前提。“这片草场是我们的，绝不能让他们占用。”这是一句典型的感悟于自身利益并极力加以维护的话语。但此话能够说出，首先在于说话人有一种“我们”和“他们”的明确界定，以及把自己认同于“我们”之中这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维护“我们的”草场占有权的利益感悟也便无从发生。其次表现于民族认同可以脱离民族利益感悟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环境中独立存在。财产所有是人类最基本和最初产生的物质利益追求，但在氏族社会中，许多民族相信天神为全人类创造了一切。“凡属呼吸于地上，生长于田野，游息于江河川泽之中的都是全体人类所有，每个人都有享用的权利”。他们没有利益观念，但却可以有以氏族、部落为界限的民族认同。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以至现代社会，一些落后民族或非落后民族中的落后成员，可能早已不乏民族认同，也可能会有个人、家族或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感悟，但却可能没有以民族为界限的利益感悟。
民族认同是具有天然群聚性和类别感知能力的人类都能具有的社会认知，它有很强的自发性；而民族利益感悟却往往需要较高的社会认知能力或外因诱导作为条件。不能说它不具有自发性，但它的自发性却要弱得多。就一个民族来说，它的整体民族利益感悟有赖于它的整体发展水平和总的历史发展进度。因此，虽然民族早已产生，但直至近现代，民族意识才得到普遍强化，由民族意识所支撑的民族运动和民族主义思潮才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就一个民族内部的不同社会成员来说，总是文明程度较高、社会认知能力较强的阶层和个人对民族利益的感悟最早、认识最深。民族利益感悟在全民族中的扩展和深入总是由他们促进和推动。因此，作为“民族精英”的民族运动和民族主义思潮的领导人，总是由那些有着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或见多识广的民族头面人物充任。所以，在民族意识的构成中，民族认同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人们把民族认同视同于民族意识，恐怕也正是民族认同在其中的突出地位造成的。不过，如果说民族认同就是民族意识，那还只能称为残缺的民族意识。因为缺乏民族利益感悟的民族认同决不稳固，犹如无根的浮萍，极易游离；而一旦游离，民族的“自觉”色彩也便全然褪去了。
2．民族认同决定民族意识的性质。这是说区别一种群体意识是民族意识还是他种群体意识，取决于它的认同是民族认同还是他种群体认同。因为社会成员所在群体的种类是多种多样且又相互重叠的；一个人既是民族成员，又是国家、地域和社区成员，还可能是政治团体或宗教团体成员等等。人有多少种群体归属就有多少种群体利益及其追求，既而就会表现出多少种群体意识。而判定他的这种利益追求、他的群体意识性质的，只能看他的群体认同属性。一个人只有真正感悟到自己的民族归属，并切实为本民族的利益而觉悟而奋斗时，他所表现出的才是民族意识。
3．民族认同不直接反映民族意识的程度。民族意识有强弱之分和层次之别，而标示这种程度大小的主要不是民族认同，而是民族成员为其民族利益觉悟和追求奋斗的形式和内容。因为认同的存在相对恒定，认同的基础（语言、种族、信仰、地域、习俗等）和表现不会随社会和民族的变化而有质的改变；但利益追求却处在不断变动之中，它会因社会和民族的发展程度不同而有着极不相同的内容。古代游牧民族可能不得不为一块草场而拼死厮杀；近代被压迫民族可能为争取自身的独立解放而前赴后继地进行斗争；现代民族可能会因一部艺术作品损及自己的尊严而大动干戈；而当代发达民族可能要在空间技术、信息高速公路等高科技领域竭力进行争夺。由民族利益感悟而引发的利益追求有激烈和和缓的不同形式，也有因目标追求不同而造成的不同层次，而用以标示民族意识程度的正是这不同的形式和层次。具体而言，民族利益觉悟广泛，表现激烈的标示的是强烈的民族意识；民族利益觉悟深刻、目标高远的标示的是高层次的民族意识。反之，则是较弱的和较低层次的民族意识。
不过，我们说民族利益感悟及其追求是民族意识程度的标示，并不意味着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的程度没有关系。因为民族利益感悟是不能脱离民族认同而存在的，二者共处一个矛盾统一体中，始终存在一种相互制约关系。一般来说，民族认同一经产生，民族成员对其共同利益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感悟，那种产生认同而对其利益毫无知觉的现象，仅可能发生在极端落后的民族或民族成员之中，而且民族认同愈明确，民族成员对其利益的感悟也会愈深刻，为之奋斗的行动也会愈激烈。这也就是说，民族认同是通过民族利益感悟这个中介来表现民族意识的强度和层次的。在民族认同、民族利益感悟和民族意识的整体表现之间存在一种由前及后的转化过程。当然，既然是相互制约的，后者对前者也有反作用。即民族利益感悟及其表现愈激烈，愈能增加民族成员之间的认同，认同和共同利益感悟是一种正比例关系。
（二）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近代以来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强化是随着人们对民族利益感悟的深化而推进的。利益是人们进行一切社会活动的终极原因，但为了争得、维护或扩展自己的利益，在国家社会中人们的终极手段便是对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权力的谋取。当民族利益感悟深入到这一点时，民族意识便开始政治化，从而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如同“民族”的定义歧见繁多一样，“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释义也多有不同。在我国传统的民族理论术语中，“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基本依从列宁和斯大林的观点，即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对于民族的看法和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原则和政策，是资产阶级的民族观，它与无产阶级的民族观根本对立。“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口号，它们同整个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民族国家，“一般指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一种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列宁讲：“在西欧大陆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所包括的是一段相当确定的时期，大约是从1789年起，到1871年止。这个时代恰恰是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建立的时代。这个时代结束后，西欧便形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体系，而且通常是些单一的民族国家的体系。”但随着我国与国外学术交流的增多和研究的深人，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对民族问题讨论的加温，“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涵义就应超出上述解释了。
相对“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解说更为多样。如有人把它说成是一种“意识”，有人说它是一种“心态”，又有人说是一种思想体系和人生观等。甚至可以说，有多少人解释，就有多少种意思。其实，汉语“民族主义”对应的英文词语有两个：“ethnosism”和nationalism”；二者涵义不同，笼统地用一种定义去解说是不合适的。
“ethnosism”由“ethnos”派生而来。“ethnos”为泛义的“民族”，于是“etnosism”便指泛义的民族主义，即各种民族为获取和维护自身利益而表现出来的主张和行动。这是自民族出现以来亘古既有的现象。马克思讲的“民族主义导致了罗马和希腊的灭亡。”列宁和斯大林，以及我国领导人和各种文献中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内部的“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以及古今中外所有的以本民族利益为出发点的观念和行为都可纳入这个范畴。
“nationalism”由“nation”派生而来，依其词根之义，可称狭义的民族主义。“nation”来自拉丁文“natio”，原义为“生存之物”；而“natio”又来自“nasci”的过去分词“natus”，意为“生育”。“nation”原指的就是生存在·定地域上的民族（ethflos）或民族集团，这些民族或民族集团在地理和生物学上是有联系的。后来“nation”一词逐渐生出政治色彩，甚至政治色彩成了主要特征，因此有人就将它定义为“自认为一个政治整体，并且期望获得自决的民族集团。”这是一个简洁而准确的定义。因此，以“nation”为核心的“nationalism”也就是各种民族和民族集团为取得政治上的自决，即政治上的独立或统一而形成的思想观点和行动。此外，在完成独立或统一之后从政治上维护和获取民族利益的思想和行为也常被人们，尤其是西方学者划人民族主义范畴。
与“nation”和“ethnos”的关系相对应，“nationalism”和“ethnosism”虽然涵义不一，但又是有关联的。一方面，旨在争取民族统一或独立的。“nationalism”属于“ethnosism”的一种，另一方面，当争取和维护民族利益的一般主张和行动发展到争取民族统一或独立这一层面时，“ethnosism”也便成为“nationalism”了。此外，“大多数民族主义运动都是从群体的民族愿望（ethnicaspiration）开始的，这个群体的连接因素是种族、语言和文化。”正因为nationalism是由ethnosism转化而来的，后者具有向前者发展的趋势，因此，ethnosism又被一些学者看作是一种“原生民族主义”（proto—nmionalism）。②至此也可看出两种民族主义的密切关系。然而，近代以来民族运动蓬勃发展，民族主义表现复杂，但就大多数情况来看，民族主义表达的是一种政治要求，谋求的是一种政治地位。因此，民族主义更多是属于nationalism范畴，国际政治和学坛上的民族主义也多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对民族主义的研究起始于19世纪的欧洲，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学者几乎没有系统的著作，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伦理学和哲学，以及米尔（Mill）、里南（Renan）、阿克森（Action）等人对这些文献的评论。相对资产阶级学者的著述，马克思主义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则显得十分活跃。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留下完整的理论，但东欧和爱尔兰等地的民族主义运动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考茨基、卢森堡等人对这种现象给予了相当的注意，而到了列宁和斯大林时期，他们就开始了对民族主义的大量研究，并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构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对民族主义的所谓“中立”和“公正”研究风行于西方。象历史学家老塞顿·沃森（Seton—Watson）、汉斯·科恩（HansKohn）、卡尔顿·海斯（CarltonHayes）、阿尔弗来德·卡班（AlfredCobban）和路易斯·赛德（LouisSnyder）等都特别活跃。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年鉴学派的狭隘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但他们却把民族主义研究引入了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拓展了这一问题的研究范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一大批新兴国家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这导致了民族主义研究的更进一步深入。其中，美国政治学家的介入使民族主义又步人了政治学研究的论坛。埃卜特（Apter）、卡尔曼（Coleman）、宾德（Binder）、海尔潘（Halpem）、格利兹（Geertz）和爱莫森（Emerson）等对亚、非国家政治问题的研究，使人们对民族主义的认识从欧洲转向了全球范围。其后不久，经济学家和语言学家也把他们的视角伸向了民族主义领域，因为他们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语言问题。苏联东欧的剧变以及与此前后发生的世界性民族问题的高涨，使得人们对民族主义问题投入了更大的关注。包括我国学者在内的各国学术界对民族主义作出了种种角度的研究。他们普遍感到，民族主义问题处在一系列研究的连接点上，它通向民族关系、种族关系、国际冲突、社会交往系统、经济发展、社会传统和现实存在的价值评价、政治思想的发展、地缘战略、社会革命运动等等问题的研究，这种状况标志着民族主义在这些领域和现象中的突出位置或与它们的密切联系，甚至感到，民族主义问题是一个认识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这充分说明民族主义问题研究的重要。不过，我们不能赞同把民族主义问题过于泛化的倾向，尽管民族主义的确是一种影响十分广泛和深远的世界思潮和社会运动，但近现代以至当代世界的许多问题并不是都能够从民族主义角度上得到解释的。
把民族国家看作是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除了我国和前苏联传统的民族理论之外，一些西方学者或受西方学术体系影响的学者也持这种看法。如英国学者克雷伊奇和韦利姆斯库认为，民族国家就是“以一个民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就是“在一个文化上同质的民族的范围内建立的由本民族的统治阶级治理的国家，”就是“一个国家的全部人口形成一个民族。”日本学者绫部恒雄认为，民族国家就是“民族与国家的重合”。由王云五总纂的台湾《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的解释是：“由一个民族所组成之国家谓之民族国家。”但是这种从民族结构的单一性或“同质”性上去界定民族国家的观点面临着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即近代以来建立的国家很少是由所谓“同质”的一个民族所组成，而大家又都认为民族国家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以来普遍形成的“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同时也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普遍国家形式。于是一些学者又提出应以“近似”的观点来理解这种民族的“同质”性问题。这不啻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好的途径，但作出的概括似仍然不够周全。如英国学者C·纳福利（CorneliaNavri）就说，“民族国家一般定义为由具有同一文化和语言的民族（people）所构成的国家，它的国民由服务于他们的自己的民族成员所统治。如果我们问这样的国家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们无法回答。因为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同质性的民族（people）：他们没有地区和文化上的差别，说着同一种语言又没有任何习惯语方面的不同，而统治者又和被统治者在社会地位、财富和教育程度上完全一样。实际上，民族国家更多是一种近似的理想形态，而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写照，在非常不同的差别上也是这样。”这种用近似的眼光来看待民族国家内民族的同质性问题无疑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明显具有不确定性，因为“近似”毕竟是一个弹性太大的词语，其标准是不好把握的。
其实，民族国家是近现代民族主义导致的民族运动的结果。“民族国家”的英文对应词是“nation—state”，即由“nation”组成的国家。“nation”如前述，是自认为一个政治整体，并且期望获得自决的民族或民族集团。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及与此相关的历史进程中，世界各民族或民族集团相继感悟到自己的存在和利益，并为之进行争取政治统一和独立的斗争，于是兴起了民族运动，而通过这种运动建立起来的国家就是民族国家。所以，民族国家就是由自认为是一个政治整体的民族或民族集团建立的国家。自愿构成这个政治整体的可以是一个民族（ethnos），也可以是多个民族（或称民族集团），可以是有着久远历史联系的民族，也可以是由共同命运、利益或共同斗争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民族。于是，由这样的政治整体建立起来的国家因族体数量的不同，可以是单一民族的，也可以是多民族的：因政治主导力量不同可以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也可以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发展基础不同，可以是发达的，也可以是发展中的。这些正是民族国家历史形成和存在现状的不同表现。
此外，作为现代国家的基本形态，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代表自己的国旗、国歌，都有统一的宪法、立法和司法机构、行政机关、军队、货币系统和教育系统，都有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确定的领土和对外交往的自主权。民族国家是政治进步的产物，是现代国家组织的标准。在现代社会，“民族国家几乎无可争辩地是世界秩序的基础、个人忠诚的主要对象和人们认同的主要确立者，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世界的安全，它都比以往的任何政治形式和社会组织有意义得多。”民族国家是随着民族主义导发的民族运动的产物。民族运动是近代以来民族过程的显著特征，一般它由三个相继连接的阶段组成：一是民族意识的形成和传播，二是为实现国家统一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三是民族国家的建立。
民族意识的形成也即民族认同和民族利益感悟的发生。这种发生是由人类历史的总体发展背景所决定的，具体可来自经济关系的变革，可来自不堪忍受的民族压迫，也可来自激进意识形态的催动。一般来讲，先进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人物总是民族意识的最早觉悟者和积极传播者。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通常以精英分子对于传统和本身局部利益的感悟（awareness）开始，然后扩展到公众方面，在那里局部感悟被转化成一种社会意识，然后进入政治领域。在此，朦胧的社会意识被转换成关于共同认同和命运的政治意识。这种看法是有普遍意义的。正是由于最先觉悟的精英分子的推动，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才会浸润蔓延到社会各个阶层。
民族意识的形成和扩散是民族运动的思想动员，在此基础上，以一些民族运动领袖和政党、团体为核心开始形成一种政治力量。这个政治力量以争取民族利益为号召，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并常和其他社会运动结合起来，因而它具有极大的动员力和团聚力，所开展的斗争也总是节节胜利。民族主义的斗争对象或是封建割据势力，或是阻止民族独立的其他各种政治势力，而在20世界主要又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是民族运动的终极目标。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原来分散的共同体通过努力建立起完整统一的国家；二是一个以“民族”（nation）自居的共同体从原来的政治实体（通常是为外族统治的国家）中独立出来，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前一种情况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为代表，后一种情况以近现代民族解放运动为代表。
二、民族意识与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
世界民族过程的自觉阶段是以各民族普遍发生自我认同和利益感悟，并把这种认同和感悟转化为民族思潮或民族运动为标志的。民族自觉引发的民族思潮或民族运动以争取民族政治权利为核心内容，它的最终结果就是民族国家的建立。西欧民族国家的出现是近代民族自觉的第一批成果，也即世界民族过程的自觉阶段始于西欧民族意识的出现和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样说是因为：（1）世界性的民族意识的形成和民族国家的产生是以资本主义生产空前增强了世界各民族的联系为前提的，没有这种联系的增强，便没有民族认同和民族利益感悟发生的条件，也便没有世界性的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出现。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确立和对世界发生的巨大影响均与西欧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相辅相成，或可说二者互为因果。由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把民族与民族国家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的时代要求联在一起，斯大林讲：“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上升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例如西欧的情形就是如此。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都是在资产阶级打破封建割据局面而胜利时形成为民族的。但是，西欧各民族形成的过程同时就是它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英吉利、法兰西等民族同时就是英吉利等国家。”①列宁也说：“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2）近代民族运动得以支撑的民族意识的内核一方面是对自我民族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历史渊源等族性（ethnicity）的认同，另一方面又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民主、人权等观念所主导和补充（正是这一点才使得近代民族运动又成为资本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这些观念又正是导源于与西欧民族国家形成同时形成的资本主义的早期意识形态。中世纪后期至18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奠定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也确立了民族国家建立的思想依据。（3）西欧民族意识和民族国家的出现与其后世界性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出现一脉相承。近代以来世界民族运动发生的经济基础、思想渊源、孕育其中的国际关系、政治体制等都与这一时期西欧民族国家的产生过程和结果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尽管许多当代学者不满于欧洲中心主义，力图摆脱各种认识上的偏见，但不可否认，现代和当代的任何民族主义运动及这种运动所带来的成果总脱离不了欧洲民族运动时代所产生的思想成果和政治成果的影响。历史已经使西欧民族运动成为其后世界民族运动产生和发展的渊薮。
西欧民族国家的建立也可说是世界民族过程自觉阶段到来后形成的第一轮民族运动，这轮民族运动的特点是随着民族自在状态向自觉的转入，民族政治从分散走向国家的统一。
西欧自在民族的形成与西罗马帝国的崩溃有直接的关系。应该说，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前，西欧各地居民在统一的罗马帝国内已沉淀了相当的民族要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罗马的行政和罗马法到处都摧毁了古代的血族团体，这样也就摧毁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主性的最后的残余。……新民族（neuenationen）的要素到处都已具备；各行省的拉丁方言日益分歧；一度使意大利、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成为独立区域的自然疆界依然存在，依然使人感觉得到。但是任何地方都不具备能够把这些要素结成新民族（neuenationen）的力量……。”
西罗马帝国崩溃的直接原因是作为“蛮族”的日耳曼人的人侵。这种入侵直接摧毁了因奴隶制危机而摇摇欲坠的西罗马帝国，随后又以日耳曼人为主导建立了一系列新王国，如法兰克、东哥特、西哥特、苏维汇和勃艮第等。公元8世纪末9世纪初，法兰克王国在扩张中崛起，演变成其版图与罗马帝国相差无几的查理帝国。公元843年查理帝国分裂，而由这种分裂形成的三个政治区域则基本奠定了当今西欧大陆主要国家的疆域：东法兰克王国发展成为德意志，西法兰克发展为法兰西，罗退尔领地的南部形成意大利．罗退尔领地的北部又发展成后来的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国。这些国家疆域的形成为其后各自民族的形成直接框定了地域基础。孤悬一隅的英格兰国家的形成也始于日耳曼人的入侵。公元5世纪中叶起，盎格鲁、撒克逊等日耳曼部落进入不列颠，形成了许多小国。公元8世纪末丹麦人侵入不列颠。在与丹麦人的斗争中，各小国开始联合，“英格兰”这个名词大约也在这时出现，而在阿尔弗雷德大帝（公元871—899）时期，英国完成了统一。
中世纪早期的民族流动和政治局势，也为新的民族要素的形成提供了族体来源和文化来源。如公元5世纪中叶来到不列颠的盎格鲁和撒克逊人由于人口众多，势力强盛，结果反客为主，消灭和同化了当地的克尔特人，又在公元9——10世纪反抗丹麦人的斗争中同化了相当多的丹麦人，成为后来英格兰民族的主要成分；而他们的盎格鲁—撒克逊语就成为英格兰民族的早期统一语言。又如伊比利亚半岛在日耳曼人入侵后，在族体和语言上都发生了融合。进入这里的苏维汇人、西哥特人等与土著克尔特人一起构成了后来的西班牙民族和葡萄牙民族，公元9世纪以后以民间拉丁语为基础开始形成后来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古代法语是高卢罗马人的民间拉丁语吸收了一些日耳曼语汇形成的；与此同步，法兰西民族的基本成分也由处于统治地位的勃艮第、西哥特等日耳曼人与土著的高卢罗马人融合而成。
关于西欧现代民族形成以前的自在民族性质，从已有的民族学和史学研究中都可找到说明。如前苏联学术界将这一时期的族体称为“部族”。根据他们的叙述，这些部族通常是由起源和语言接近的一些部落形成，或因一些部落被另一些部落征服而形成的有各种不同语言的混合部落（北法兰克人部族和普罗旺斯部族就是由高卢人、罗马人、法兰克人和日耳曼人等部落组成的）。在部族形成过程中，随着各个部落间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加强，它们之中的某一种语言（通常是人数较多或比较发达部落的语言）成为整个部族的共同语言，而其他部落的语言降至方言或完全消失，遂形成一定区域、经济和文化上的共同体。可是这种共同体特别在经济方面还是不稳定和松散的。这里部族所具有的相同或相近的语言、文化和区域联系正是自在民族的典型特征。它们向自觉民族的转化还需要基于经济联系的族体稳定性的形成和民族自我意识的出现。
恩格斯曾充分注意到了这一时期族体因素的变化和这种变化将具有的倾向，他多次说到：“从中世纪早期的各族人民的混合中，逐渐发展起新的民族（Nationalitaten）”。“不论这四百年（引者注：指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四百年）看起来多么象白白度过，可是留下了一个重大的成果：这就是一些现代的民族（modemenationalitaten），亦即西欧人类为了未来的历史而实现的新的形成和新的组合。”他又讲到：“一旦划分为语族（撇开后来的侵略性的毁灭性的战争，例如对拉巴河地区斯拉夫人的战争不谈），很自然，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民族（Nationalimten）开始向民族（Nation）发展。……虽然在整个中世纪时期，语言的分界线和国家的分界线远不相符，但是每一个民族，也许意大利除外，在欧洲毕竟都有一个特别的大的国家为其代表；所以，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nafionalestaten）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恩格斯这里所说的两种“民族”，前者，“Nationalitaten”，无疑即是自在的民族，而后者，“Nation”，又无疑即是与国家重合的自觉民族，也即创造民族国家的民族。
然而，西欧民族过程的发展、民族国家的建立受到了封建政治和经济关系的严重阻碍。中世纪早期的西欧政治经济制度都是建立在瓦解了的罗马奴隶制和日耳曼原始公社制结合的基础上的，它的突出特点就是严重的封建割据状态。公元9—11世纪的法国分裂为许多大小不一的公国和伯爵国，如诺曼底公国、勃艮第公国和亚奎丹公国，法兰德斯伯国、香槟伯国、安茹伯国、土鲁斯伯国和巴塞罗那伯国等。这些小国独霸一方，称雄割地。统治这些领地的封建领主虽然承认国王是最高宗主，向他俯首称臣，并承认他们的官职和领地是国王授予的，但实际上他们几乎都是独立的。各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有权宣战和讲和，有权铸造自己的货币、有权制定法律并对其臣民进行审判。这一时期的德国也处于分裂状态，国王徒有其名，萨克森、法兰克尼亚、士瓦本、巴伐利亚和洛林五大公国相互对峙，而它与意大利和教皇国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更加重了各自的分裂局面。政治经济的分裂使西欧各国民族要素的形成难以巩固，同时，以罗马教皇为代表的基督教势力又在思想文化领域阻碍了民族要素的进一步发展。西欧“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教会僧侣是西欧各国最大的封建主。宗教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教会、教义是政治活动的核心和社会生活的信条。基督教宣传来世思想、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压制和摧残任何不同于教义的所谓“异端”学说；政治、法律、哲学、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都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由基督教所支配的宗教思想和宗教文学严重压制了各民族语言和文化上的统一。
中世纪西欧的封建割据和基督教的一统天下是随着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而渐告结束的。在此过程中，城市市民和王权的结合是结束这种状态的关键因素。中世纪西欧的城市既是手工业中心，也是商业中心，城市的市民阶级在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中积累起雄厚的资本，也创造出摧毁封建割据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至中世纪晚期，城市和市民已成为整个社会最为重要的经济因素，甚至，连贵族阶级本身也离不开城市和市民，因为他们所需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甚至奢侈品都需要从城市的市民那里购买。“因此，在15世纪时，封建制度在整个西欧都处于十分衰败的状态。在封建地区中，到处都楔入了有反封建的要求、有自己的法和武装的市民的城市；它们通过货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使封建主在社会方面甚至有的地方在政治方面从属于自己……无论在城市或农村，到处都增加了这样的居民，他们首先要求结束联绵不断毫无意义的战争，停止那种总是引起内战——甚至当外敌盘据国土时还在内战——的封建主之间的争吵，结束那种不间断地延续了整个中世纪的、毫无目的的破坏状态。这些居民本身还过于软弱，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所以就向整个封建制度的首脑即王权寻求有力的支持。”早期西欧的王权极度衰弱，它在与封建割据势力斗争中长期处于孤立无助的境地。城市和市民力量兴起后，使它很快找到了同盟者：王权要实现自己的绝对统治，要消除封建割据，而市民阶级要在统一的市场中发展工商业，也要排除分裂。二者的共同敌人都是封建割据势力。于是国王常通过给予城市自治权、采取一些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等支持市民，而市民则常通过提供金钱和武力来支持国王。法国国王与城市的联盟始于公元10世纪，但最初并不巩固，直到12世纪中叶，法国国王才有意识地利用城市来和封建主作斗争，这时的路易七世（1137—1180）和腓力二世（1180_．1223）为了争取城市的支持给城市颁发了大量的自治特许证，准许它们成立自治的城市公社；公元13和14世纪，国王在城市的大力支持下，用武力兼并了大批的封建领地，而至15世纪，便最终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其他西欧国家大多数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与各国政治统一的形成相对应，由基督教统治的意识形态也被服从于各国民族文化发展的民族宗教所分解。法国从14世纪初就开始表现出了企图摆脱罗马教皇的倾向，法国国王通过向教会征税和遴选法籍教皇等方式公开与罗马教会势力分庭抗礼。而到了1516年，法国的主要神职人员都已由本国国王任命，教会收入大部分归国王所有，天主教发展成为法国的民族宗教。英国的宗教改革家威克里夫于14世纪下半叶就提出了建立“民族教会”的主张，1533年，英王与罗马教廷决裂，随后国会宣布国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有权任命各种教职和决定教义，从而否定了罗马教廷的最高权力。德国、瑞士、荷兰和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也先后通过宗教改革确定了“教随国定”的原则，最终使教会变成了各国的民族宗教。
与封建统一国家的形成所同步的是各国已有的民族要素的发展和固化，而在此基础上便是各国民族意识的萌生。西欧各国民族意识的萌生是随着中世纪中期（公元11—15世纪）各国民族要素的成熟而开始的，它集中表现为人们对自己民族语言、历史文化和政治法律等方面的鲜明认同。
与曾经经过一个罗马化时期有关，中世纪的西欧一直把拉丁语作为文学语言，但这种语言仅为受过教育的僧侣和法官所掌握。与此相对，由于日耳曼人入侵带来的民族杂居，各地方言千姿百态。中世纪早期的民族交融使各地方言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但真正使这些方言形成为一国之内普遍接受的民族语言，则是在13世纪以后逐渐完成的。意大利是最早发生语言革命的地区，而但丁等人文主义者又首先把这种对意大利语言的使用同热爱祖国的感情联系起来。但丁主张以意大利的方言、俗语为基础，形成统一的意大利民族语言，，他把对意大利语言的使用看作是对国家、对故土、对同胞的真挚热爱。“我用它来思维、来解释、来发问……我对它怀有最深的情感，因为我毕生都与祖国语言交往。”但丁之后的彼特拉克、马基雅夫里和圭恰尔迪克等人也曾阐发了意大利人的民族意识和渴望意大利统一的情感。由方言形成民族语言和人们对这种语言的认同在欧洲其他地区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通过对本民族政治法律的认同来体现民族意识以英国最为典型。相对欧洲大陆的封建割据，英格兰的国家统一性要强得多，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英国保持有一直以议会制度为核心的宪政传统，以及在全国通行的普通法体系。通过这些传统和法律体系，英格兰人有效地排解了国王和大封建主之间的矛盾，增进了国内各个部分的统一，因此，这套法制传统也成为英国民族的一种象征。他们曾不无骄傲地讲到：“英国的普通法是这个王国的习惯传统，而不是别人的东西。这个习惯传统在创造和维护共和国方面是最完美无比的。英国普通法的构成是如此地符合人民的意愿和品质，以致于我们可以说它与英吉利民族相伴而生，这个民族是不能接受其他任何法律统治的。”
发端于意大利的欧洲文艺复兴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人文主义者在政治上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积极要求建立民族统一集权国家的同时，也在思想上表现出了与民族意识相对应的强烈R民族独尊情感。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的彼特拉克在他的历史发展理论中强烈地希望能够实现“古典”的复兴，希望他的子孙们能够回到光辉的过去。而这种对过去的憧憬又深埋着他对他的古代罗马民族先祖业迹的崇敬和对异族文化的贬抑。人们可以看到，在他的理论说教中，“伴随着连续存在的民族中心主义的潜流。这种潜流，或者潜意识是对意大利民族之外的汪达尔人（Vandis）、匈奴人（Hum）、哥特人（Goths）、法兰西人（French）、德国人（Germans）和伦巴底人（Lombards）的蔑视，也保留了原初的意大利生活态度和习惯语。”彼得拉克的这种情感是当时人文主义者所共有的一种情感，它是民族意识的复苏和再生。
民族意识从形成和扩展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而民族意识为全民族所最后确认往往需要能激起全民族情绪的重大事件，民族之间的战争通常最能起到这种作用。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各国的民族统一过程，往往与战胜异族的统治和控制是同一过程，同时也是各自民族意识确立的过程。西班牙是通过对阿拉伯人占领进行了长达数百年（公元8—15世纪）的斗争后确立宗教的统一和民族意识的。法兰西和英格兰原来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而当两国为了争夺佛兰德尔和加斯科尼等地爆发了“百年战争”（公元1337—1453）后，泾渭分明的民族分立意识才在两个民族中最终确立。此外，瑞典、瑞士、荷兰、葡萄牙等民族意识的形成也与他们战胜自己的异族敌人密切相连。战争在给人们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促使人们深刻感悟“我们”与“他们”在族别和利益上的差异。
作为民族自觉结果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在时间是有所不同的。法国和西班牙在15世纪末，瑞士在1523年，而荷兰是在1566年。英格兰虽然在10世纪已实现了统一，但后来受法国征服，双方在政治和经济上又纠合在一起，所以也是在15世纪后期的“百年战争”之后才自成一体的。到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前，由于封建王权的加强和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民族国家在西欧甚至在整个欧洲都普遍得以建立。至此，“全欧洲只剩下两个国家，那里没有王权，也没有那时没有王权便不可能出现的民族统一，或者说，它们只是名义上存在，这就是意大利和德意志。”意大利和德意志虽然早已有着语言和文化统一的基础以及被文艺复兴点燃起来的民族意识，但由于长期封建割据和国内市场的不统一，所以直到1870年和1871年才最后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大都是从分散和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然而，统一的集权国家的建立，只是造就了民族国家的初步形态。在这个形态中，专制主义在本质上代表的是封建阶级的利益，专制王权在与市民联合建立起自己的稳固统治后，便开始以奴役和掠夺报答它的盟友了，而市民阶级在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也决然不能容忍这种奴役和掠夺。于是，从17世纪开始，发端于尼德兰和英国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了。在这场持续了200多年的革命中，法国革命表现得最为彻底、最为激烈，而德国和意大利统一的完成则标志了这场革命的结束。这场革命在逐步推翻封建制度的同时，也更深刻地改变了国家的属性，民族国家从性质到形式最终完成了它的形成。革命后民族国家的显著特征是：资产阶级成为民族国家的统治阶级，国家主权从君主手里部分或全部地转移到了国民议会手里，而国民议会本质上是代表统治阶级，形式上则是代表全民族的。与此同时，由文艺复兴时期发端，欧洲启蒙运动得到扩展和强化，而至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达至完备的民主、平等、人权等观念也成为支撑民族国家存在的主要思想意识形态。民族国家本质上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革的产物，中世纪中晚期王权的增强和生产关系社会化的发展造就了民族国家的基本形式，而它的本质内容则只能是到资本主义革命时代才能填充的。正是由于这一点，西方学者常常把民族国家看作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资本主义的产物。他们认为，理性主义创造了民族国家所需要的一系列观念，诸如：“公民”观念，唯有公民才把国家看作他的法定家园；全国范围内法律统一、平等的观念，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具有平等的地位；国家的存在就是为它的公民服务的观念；对较大社会群体投入的忠诚要大于对氏族或其他较小群体的忠诚的观念等等。资本主义则创造了民族国家所需的一系列物质条件，诸如创造了不受别人的支配而可以自由出卖自己劳动的“民众”（mass），从而为现代公民身份的形成造就了物质前提；创造了依靠复杂的劳动划分把各个阶级连接起来，把同一国家疆域内的民众连接起来，把同一国家疆域内生产不同劳动产品的地区连接起来从而使之成为一体的经济条件等。所有这些都说明，民族国家只是在资本主义革命时代才达至完备的。由此也可以理解，人们谈及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很多都是直接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开始，而不是从它的更远的中世纪源头开始的。而事实上，“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词也正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才开始使用，而政治意义上的“民族”（nation）一词也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才获得它的现代意义的。
民族原本只有自然的文化属性，而当它走向自觉，追逐各自的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直至企图以国家的形式来表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时，它就不能不涂上政治的色彩，成为一种政治的实体了。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人类宏观民族过程进入自觉阶级的第一轮民族运动，在这一轮运动中，作为运动主体的民族从自在实现了自觉，也实现了从纯粹文化意义上的民族（ethnos）向政治意义上的民族（nation）的转变。民族自觉以来民族运动发展的共有特点是，民族意识和社会变革意识相互渗透、相互转换；民族斗争和社会政治斗争相互渗透、相互转换；民族从文化属性向政治属性不断发展，而变革中的社会政治力量又努力造就和培植自身的文化属性，力图推动社会政治力量实现文化民族基础上的统一和凝聚。这些特点，从这里所述民族自觉阶段的始初即已显现出来了，而在其后的民族过程中仍然不断地显现。
三、民族意识与民族解放运动
由民族自觉导发的第二轮民族运动是绵亘约两个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些运动不再以争取民族统一为主要内容，而是以民族独立和解放为主要特征。第一轮民族运动是西欧各民族在已有的民族自在状态下，由民族认同和民族利益感悟引发的自我凝聚并在政治上由民族国家巩固下来、表现出来的过程；而第二轮民族运动则是被压迫民族由被压迫而引发认同和感悟，要求在政治上摆脱压迫和控制，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过程。
（一）被压迫民族走向自觉的历史原因
被压迫民族的存在是以压迫民族的出现为前提的。从近代世界历史来看，压迫民族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来自中世纪封建帝国的统治民族，另一部分来自第一轮民族运动造就的民族国家演变成的殖民帝国的统治民族。前类国家以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为代表，后类国家以早期的西、葡、荷和后来的英、法、德、日、美等新老殖民主义国家为代表。
奥斯曼帝国是公元14世纪由奥斯曼土耳其人建立的帝国。奥斯曼土耳其人原为中亚西突厥族的一支，他们于11世纪至13世纪迁至西亚，依附于塞尔柱突厥人建立的罗姆素帝国。在奥斯曼一世（1282—1326）统治时期，他们脱离了罗姆素帝国，并在罗姆素帝国衰败过程中占据其大部分领土，创建了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存续了600多年，最盛时地跨欧、亚、非三洲，包括前拜占廷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大部分领土。沙俄帝国源出莫斯科公国。在伊凡三世（1462—1505）统治时期，莫斯科公国兼并了周边的一些邻国，脱离了金帐汗国的统治，开始崛起。而至伊凡四世（1533—1584）执政时期，正式确立了沙皇的专制统治，并西进、南下、东向进行了大规模的领土扩张，至17世纪时形成了横跨欧亚二洲的强大封建帝国。奥匈帝国也是17世纪时在中欧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形成的由奥地利阿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封建国家，它以奥地利为中心，包括了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西里西亚、捷克、斯洛伐克等一系列中欧国家。沙俄帝国和奥匈帝国分别终结于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和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为1922年由基马尔领导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所推翻。奥斯曼、沙俄和奥匈帝国的存在把欧洲东部、南部和亚洲的大多数国家都囊括在内，它们的控制和统治中断了这些地区原来和西欧基本同步的民族过程，使得这里的民族全部沦为被压迫民族。因此，推翻三大帝国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就构成这些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内容。
西班牙国家完成统一的过程和新大陆的发现几乎是同一时间。随着这个发现和新的国家的出现，西班牙和它的近邻葡萄牙一起成为最早的近代意义上的殖民大国。其后，民族运动中较早完成建立民族国家任务的欧洲国家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以及欧洲以外的美国和日本都先后加入了开辟和争夺殖民地的角逐。欧洲的意大利曾经历过长期的民族分裂和民族压迫之苦，流传于19世纪中叶《意大利复兴马赛曲》唱道：“我们有多少世纪，被蹂躏被嘲弄的经历，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民族整体；因为我们被人肢解分离。”但正如英国学者巴兹尔·戴维逊（Basil·Davidson）所说：“然而意大利统一之后仅仅20年，意大利军队就竭尺全力地去蹂躏其他民族，急于去嘲弄其他民族。”①其实，上述国家中至少德国和美国也曾有着和意大利相类似的经历。这里，民族国家的建立似乎成了殖民主义生长的助推器。因此，及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世界领土被这些殖民帝国瓜分完毕，从此世界民族被区分成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早期民族国家向殖民主义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建立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民族国家原本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政治上的必然表现。国家原本就是服务于阶级统治的。于是，当新兴的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以后，利用它去满足自己的无穷领土欲也便成为必然了。
由于世界为殖民主义列强所瓜分，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沦为被压迫民族，所以当民族过程要求这些民族走向自觉，建立民族国家的时候，也必然面临的是推翻压迫民族的统治，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了。
近代以来被压迫民族走向自觉、形成民族意识的原因可概括为三点：
1．殖民主义的民族压迫。殖民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和民族掠夺和杀戮联系在一起的。早在公元15世纪殖民者探寻东方航路时，葡萄牙人就在非洲西海岸建立了许多殖民据点，用以劫掠黄金、贩运奴隶。非洲居民成为他们经营种植园和开采矿产的奴隶来源。西班牙殖民者在征服美洲过程中，大肆屠杀土著民族，摧毁印第安文明。在取得统治地位后，又把侵占的土地分给西班牙贵族，同时赋予他们奴役当地民族的各种特权。无数的印第安人死于西班牙殖民者的屠杀和奴役。西班牙入侵海地时，当地有人口6万人，到1548年时只剩500人；1503年西班牙入侵牙买加岛时，岛上有30万印第安人，而到1548年几乎全被消灭。早期殖民国家的荷兰以及英、法等西方国家同样给他们的殖民地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南非开普殖民地是17世纪中叶由荷兰殖民者建立的，而这一殖民地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就是征服、剿灭当地土著民族科伊桑人和科萨人的过程。这种剿灭和屠杀使得这一地区的土著民族几近灭绝。到1806年时，当地的霍屯督人仅剩下两万人，19世纪以后已不成为一个民族，而是与其他人种混血，变成了开普有色人。而和霍屯督人同属科伊桑族系的布须曼人，则基本上被荷兰人灭绝了。
经17—19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乃至进入20世纪以后，人类文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资本的本性使得西方殖民主义对被压迫民族奴役的野蛮程度并未收敛。巴兹尔·戴维逊认为：在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以前，殖民主义者在非洲长期实行的是普遍性掠夺和原始的榨取政策，而在此之后，则实施以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现代榨取政策。而事实上，殖民主义不论在“大萧条”之前还是在其后，对非洲的榨取都是极其“原始”野蛮的。如1921—1932年期间殖民者建造的法属赤道刚果——大西洋铁路是靠强制征用12万多名“强壮成年男子”完成的，而根据保守的数字估计，期间至少有1．4万人死于工地。意大利30年代在索马里实行的劳役制其残酷程度超过奴隶制。在奴隶制下，一个奴隶还会得到照料，“犹如车夫照料他的毛驴一样，因为买奴隶要花钱；一个奴隶死了，其主人还得再买一个。但是在这里，一个索马里土著人死了或不能再干活了，其雇主只需要求政府再给一个，而用不着破费o”在安哥拉也是如此。“在奴隶制度下，土著人毕竟还是被当作牲畜买来的，其主人要他保持象牛马一样的强壮。但在此地（安哥拉），土著人不是买来的——他是从国家手中雇来的，尽管他被称为自由人。他的雇主根本不关心他是病是死，只要他干活，因为他生病或丧命，雇主不过再要一个罢了。”索马里和安哥拉是非洲的缩影，而非洲又是整个世界殖民地的缩影。
殖民主义对被压迫民族的奴役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上，殖民地虽有着直辖殖民地、自治殖民地、“被保护国”、租借地等不同的形式，但其共同的特征是殖民主义直接掌握殖民地的国家政权，使其在法律上完全丧失独立，成为宗主国的一部分。各殖民主义国家对其殖民地的政治统治不尽相同，但多实行的是总督制，即由宗主国委派总督实施全面统治。这在西方国家是这样，在日本也是这样。日本在1910年将朝鲜并吞以后，实行所谓“武断政治”，由直属天皇的总督独揽朝鲜的立法、司法和军政大权。总督声称：“朝鲜人顺我者生，逆我者死。”日本宪兵、警察和其他常备武装力量常驻朝鲜，随时可以镇压朝鲜人民的反抗，并通过一些法律完全剥夺了朝鲜人民的自由。而半殖民地在形式上是独立的，但在财政、外交甚至军事上都受到帝国主义的严重控制，实际上仍然从属于帝国主义。经济上，20世纪初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瓜分，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都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服从各宗主国的经济需要，各殖民地按分工形成了种植殖民地、工业原料殖民地、商业殖民地等专业殖民地，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可以随意开发矿产、垄断内外贸易、收取各种苛捐杂税，甚至可以随意推行各种劳役，无偿榨取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半殖民地的经济由于政治上的从属关系和不平等的竞争，其经济命脉也完全或部分地被帝国主义所掌握。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占和“租借”了中国大片国土，他们在这里强行开发矿山、修筑铁路、开办工厂，特别是通过《辛丑条约》将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负担强加于中国，从而使其操纵了金融财政大权，完全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我国近代历史的经济状况是半殖民地经济的典型写照。
伴随着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掠夺，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也实行着野蛮的文化奴役和民族歧视。奥匈帝国在其统治的捷克、匈牙利等国长期推行德意志化政策，以德语为这些国家的官方语言，无情地摧残被统治民族的语言文化。法国在其统治的殖民地内实行的是文化“同化”政策，在语言上强制推行法语教育，“以致于连身在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利亚人都不能接受除《古兰经》之外的任何阿拉伯语教育。”19世纪的印度，英国统治者不准印度人进入为英国人专设的旅馆、俱乐部和公园，不准印度人进入军队和官僚机构的高级职位，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日本殖民者在统治朝鲜期间，禁止朝鲜人说朝鲜语，而必须说日本语，在学校不准开朝鲜历史和地理课程，却要接受朝鲜人民是劣等民族，日本对朝鲜有“恩德”等愚民奴化教育，妄图摧毁朝鲜文化，消灭朝鲜民族。三四十年代日本在中国东北统治时期，对中国人民实行的也是这种奴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配合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战略，日本帝国主义在其侵占的东南亚国家大肆宣扬“东方”文化（实为日本文化），灌输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存共荣”思想。并规定日语与当地主要语言为官方语言，大力普及日语，由日本教师讲授日本的地理、历史、伦理等各种文化课程。日本的法定节假日成为被占领国的正式节日，日本的昭和皇纪取代了公元纪年，日本的东京时间成为当地的标准时间，举行集会、仪式时人们要向东京皇宫遥拜等。
上述情况说明，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实行了长期、全面的奴役，这些奴役伴随着的民族之间的社会地位、文化和种族上的强烈反差必然深刻地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认同上反映出来。因为我们已知，认同发生的强弱首先取决于交往各族反差的大小，反差愈大，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的认知愈清晰；同时，也取决于交往各族利益冲突的严重程度，冲突愈大，各自的利益感悟愈鲜明，民族意识的发生和增长也愈强烈。所以，殖民主义的残酷统治和压迫必然强烈地刺激被压迫民族民族认同和民族利益感悟的发生，反抗民族压迫的民族意识必然形成。
2．被压迫民族所在地区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发展。殖民主义者在对被压迫民族实行统治和压迫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带来了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一方面满足了殖民主义的经济剥削，一方面也从客观上促使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生产力的一定提高和社会发展。美国独立战争以前的18世纪60年代，以资本主义生产为主的经济已经相当繁荣：分散或大规模集中的手工工场大量出现，新英格兰及中部殖民地的工业技术有的已经达到欧洲先进水平，其铁制品不仅输往南部殖民地，而且行销西印度群岛。中部和北部的造船业已十分发达，以致于到1775年，英国海上贸易所用的船只，有30％是从北美购买的。新英格兰的捕鱼业也发展到十分可观的程度，其渔船有时已远航到南美和非洲海岸。正是由于北美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和由于这种发展形成的各地经济联系的加强，才最终导致了殖民地与宗主国不可调和的矛盾和独立战争的发生。亚洲的觉醒开始于20世纪初，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和之前，亚洲被纳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原有的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同时产生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印度是英国的传统殖民地。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一方面通过掠夺式的贸易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一方面也结束了印度原有的封建割据，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向印度的铁路、港口、电报、航运、公路、水利设施、煤矿等行业大力投资，迅速促进了这些行业和其他行业的资本主义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已有了193家现代棉纺织厂，同时也有了自己的银行信贷机构、钢铁厂、水电站、水泥厂、印刷厂、造纸厂等企业，并出现了象塔塔和比尔拉这样的大财团。中国早在明朝末年即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近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则也是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刺激发展起来的。在洋务运动中，一部分官僚、地方和商人开始投资于洋务派所办的新式企业，还有一些小的旧式手工工场或大作坊也向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转变。20世纪初，随着清政府“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政策的推行，中国的商办厂矿资本有了较大增长，棉纺织、缫丝、面粉和火柴等发展最快。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更是得到了迅速发展。非洲在19世纪末被西方殖民者完全瓜分，随后殖民统治逐步确立。帝国主义以资本输出和经济开发的方式对非洲实施经济渗透和掠夺，同时，也促进了非洲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破坏。无数的非洲人随着殖民者资本主义矿山、种植园和工厂的建立，纷纷走出部落和村社，成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者。而原有的大多尚未进入封建制的非洲社会，也逐步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瓦解和改造。
与新的生产方式产生相对应，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为新的阶级力量也在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出现。非洲无产阶级的发展主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无产阶级的人数已达一千多万。而非洲资产阶级虽然产生的比无产阶级要晚，发展不平衡，但在民族解放运动发生最早的北非，却是一支比较强大的阶级力量。亚洲的无产阶级大都来自破产的农民，他们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而产生，又随着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而亚洲资产阶级虽然从一开始就遭到外国资本和本国封建势力的阻挠，但毕竟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而不断成长，尤其在20世纪初，更成为一支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了。
新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的出现，是近代民族解放运动发生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基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压迫不仅极大损害了被压迫民族中的劳动阶级，也直接损害了这些民族中的统治阶级，至少损害了他们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因此，被压迫民族的自觉总是全民性的。其中，深刻的利益矛盾和较高的政治觉悟往往使被压迫民族中的资产阶级最先走向自觉，并成为民族解放的领导阶级。资产阶级是绝大多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这不论是在资产阶级力量比较强大，最早发生民族解放运动的美洲和欧洲，还是在资产阶级力量比较弱小，进入20世纪才开始民族解放进程的亚洲和非洲，都是如此。工人阶级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伴而生的另一个新兴阶级。这个阶级在反对民族压迫的民族运动中最具革命的彻底性，而当资产阶级不能胜任领导革命的任务时，又成为民族运动当然的领导阶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朝鲜、越南以及其他许多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正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结果。由先进生产方式带动的社会发展在被压迫民族地区总会或快或慢地推进，而由这种发展自然引发的民族自觉也会或迟或早地发生。这些都是殖民主义不愿看到却又是无从阻止的。列宁讲：“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正在于它加速最落后的国家里的资本主义发展，从而使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扩大和尖锐化。这是事实。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往往要产生民族战争。”所以，民族意识的萌发，继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
3．先进思想的导引。殖民统治在实施民族压迫的同时，不但向被压迫民族地区输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也输入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用以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自由”、“平等”以及民族主义思想等都不同程度上在被压迫民族地区传播，成为启迪人民觉悟，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武器。被马克思称为“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美国《独立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政府。”②这里表达的思想不但成为北美殖民地人民进行独立战争的战斗号角，也成为后世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思想来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争取同盟者打败法西斯，1941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签署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宪章宣布，各民族在战争胜利结束之日都应该有选择各自政府的权利。“除了自由，别无所求”。这个宣言不但极大地鼓舞了正在同法西斯作战的同盟国，也点燃了为彻底争取民族解放，建立民族国家的各国民族主义者的斗争勇气。尽管不久邱吉尔有所反悔，声称宪章的承诺仅仅适用于被轴心国占领的国家，但人们更接受罗斯福的解释，把它看作是“适用于全人类的”。人们认为，“《宪章》承认人民拥有自由和自决的权力，从而使大国承认了民族主义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应该说与包括《大西洋宪章》精神在内的进步思想的传播有极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历来十分关注民族运动的发展。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研究爱尔兰、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等国的民族运动过程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列宁和斯大林在领导俄国革命过程中，更是把民族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原则。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不可缺少的重要构成，马克思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理论直接指导了俄国革命以及其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大批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都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解放思想指导下取得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理论也极大地影响了世界现代史上的民族解放运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都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中汲取过营养、获得过勇气。
先进思想的传播总是和具有这些思想的民族知识分子的作用分不开的。我们不难发现，民族运动的发生，总是启动于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运作。民族知识分子的产生、力量聚集和向民众的呼唤成为民族运动发生的必要条件。亚洲的具有近代思想的知识分子出现于19世纪中期，20世纪初年又有大批的青年走出国门，主动学习西方。印度人到英国，西亚学生到法国和德国，而中国学生则走向美国、欧洲和自己的近邻日本。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1902年只有608人，而到1908年就已增加到3万人。
这些学生在国外接受西式教育，受到新思想新观念的熏陶，并在与西方殖民主义的直接交往中深切感受到自己祖国和民族的屈辱，从而激发了民族意识。亚洲的觉醒正是由这些具有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唤起的。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在本世纪50—60年代达到高潮的，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大批的非洲人通过教育学习西方最活跃的时期。50年代初北非高校的人数为4．0468万人，10年后便增至12．257万人。留学的人数也大大增加。1939年非洲留英学生只有400人左右，而到1955年增至3000人；1961—1962年热带非洲留学人数已达1．2863万人，其中北非最多，达1．1017万人。需要指出的是，殖民者要非洲人到西方国家留学，都是有条件的，如“葡萄牙和意大利虽然允许少数黑人来本国学习，但其代价是他们必须或多或少将自己热爱非洲的思想完全抛弃。葡萄牙实行的政策，正如后来70年代所证实的那样，完全是适得其反，它带来的不是别的，而恰恰是它竭力想避免的民族解放。”的确，西方殖民者为被压迫民族成员提供教育，原本是为自己培植代理人，巩固自身统治的，但结果总是相反，由他们培养出的知识分子往往成为殖民制度最有力的反对者。这里，压迫者传来的文明之光催发了被压迫者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民族意识。这是殖民主义者所始料不及的。
（二）民族解放运动与现代国家格局的形成
随着殖民主义对被压迫民族实施统治和压迫的开始，被压迫民族的反抗也便开始了。因此，从15世纪末西方殖民者侵入美洲到20世纪初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瓜分，被压迫民族从未停止过对殖民者的反抗。这种反抗有时规模是相当大的，如19世纪中叶发生的波斯巴布教徒起义、印度民族大起义、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在此前后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反抗。然而能够在民族自觉的基础上开始以民族独立为目标的民族解放运动则是这些反抗进入较高阶段的产物。从历史上看，欧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早于亚非和大洋洲国家。前者从18世纪便已开始了，而后者则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这种状况的产生是与民族自觉所需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外部环境的影响直接关联的。因为自16世纪以来，欧洲的整体发展水平一直高于世界其他各地，由欧洲民族分化而出与当地和非洲人口混合而成的美洲民族又直接移植了欧洲的近代文明。此外，早期西欧民族国家建立产生的影响又最直接地波及到其近邻的中欧和东、南欧各国。这便是欧美民族解放运动早于亚非和大洋洲的主要原因，但是最终改变世界民族格局、终结世界殖民主义统治的则是亚非和大洋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1775—178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是近代世界史上最早的民族解放战争。独立前的美国是英国从17世纪初开始在北美开辟的13块殖民地，这里的居民主要是来自英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白人，还有来自非洲的黑人奴隶和惨遭殖民者屠杀和驱逐的印第安人。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开发原本是把这里建成他们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供应地，但经100多年的发展，北美殖民地已崛起成为一个和其宗主国抗衡的经济力量。经济的发展，构筑了殖民地之间的统一市场，也滋生出共有的利益感悟和独立意识。然而北美的发展超出了英国统治者的利益范围而使其不被容忍。于是殖民地开始遭到宗主国的严厉限制、严酷盘剥以至残酷镇压。由此，剧烈的利益冲突使得北美殖民地不愿再为英国所辖，而愿意形成为一个“民族”，实现民族独立。“英国的虐政消灭了我们各个殖民地之间的界限，今后我们已经不是弗吉尼亚人，而是美国人了！”这是战争开始前弗吉尼亚人的呼声，也是当时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普遍愿望。1776年7月4日，由北美殖民地代表参加的大陆会议通过了《大陆宣言》，这个由著名资产阶级思想家托马斯·杰弗逊起草的宣言庄严宣告：“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名正言顺地应当成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它们解除对于英王的一切从属关系，而它们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联系亦应从此完全废止。”《独立宣言》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勇气，也在更大范围内动员人民走上了独立战争的道路。独立战争之初英国占有绝对的优势，它所具有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武器装备的精良和经济基础的雄厚都是美国方面所望尘莫及的。但美国军队在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依靠正确的战略战术，逐渐扭转了不利局势，并在1778年以后，争取到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等国的支持，将独立战争变成了国际战争，使英国陷于孤立。1783年9月3日，美国迫使英国在巴黎签订和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美国人民终于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
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与美国邻接的海地和墨西哥人民也揭竿而起，继而由北向南扩展，形成了一场起自1791年终至1826年，波及整个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
拉丁美洲和北美一样，原为印第安人的世居之地。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也开始了殖民主义对这一地区的血腥征服。西班牙和葡萄牙最先踏上这块土地，其后，英国、法国和荷兰也接踵而至。经过激烈的争夺，拉丁美洲被殖民主义者全部瓜分。其中，巴西为葡萄牙占领，而除此之外的整个中南美洲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英、法、荷则分割了加勒比海的一些岛屿及圭亚那和伯利兹。殖民主义者设立了以总督为中心的统治机构实施对殖民地的统治，而封建主义则是这一地区的主导经济关系。拉丁美洲的人口由包括从宗主国来的移民、黑人、印第安人及由他们相互通婚形成的混血人组成，他们之间有着阶级、种族和其他社会地位的差别，但却共同遭受宗主国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和限制，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增长，宗主国的封建统治已严重损害了以土生白人为主的殖民地新生阶级的经济利益。此外，经200多年的发展，殖民地居民已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共性和相当的社会联系，他们与宗主国的矛盾已成为一种民族矛盾。欧洲的启蒙运动、美国的独立战争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给拉丁美洲带来了极大的思想震撼，一大批受先进思想影响或受上述革命熏陶的知识分子首先发起和直接领导了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
海地为法国殖民地，海地革命由其宗主国的大革命直接引发。1790—1791年爆发的海地自由有色人种武装起义和其后的黑人奴隶起义，都是根据1789年法国革命所宣布的自由平等原则，为争取享有同等公民权利和自身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在杰出的黑人领袖杜桑·卢维杜尔领导下，以黑人奴隶为主的起义军推翻了法国殖民者的统治，击败了企图趁火打劫的西班牙和英国侵略者，粉碎了法国军队的反扑，于1803年正式独立，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摆脱殖民统治和废除奴隶制的国家。
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是西属殖民地的斗争。1810年法国拿破仑侵入西班牙，一度摧毁了西班牙政权，这一事件成为拉美西属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导火索。拉美西属殖民地的解放斗争是在三大战场上进行的：1．以委内瑞拉为中心的南美北部战场。在西蒙·波利瓦尔的统率下，起义军势如破竹，在击败敌人以后，1819年建立了包括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在内的哥伦比亚共和国，又于1822年解放了厄瓜多尔，随后与哥伦比亚共和国一起，成立了大哥伦比亚共和国。2．以拉普拉塔为中心的南美南部战场。由圣马丁领导的起义军首先解放了刮利，随后于1824年与波利瓦尔的北部起义军联合，由波利瓦尔指挥了在秘鲁境内与西班牙殖民军的两次决战，摧毁了西班牙在南美大陆的主要军队，1826年秘鲁全境解放。3．以墨西哥为中心的北美和中美战场。这一区域的斗争是由伊达尔哥牧师1810年敲响的“多洛雷斯的钟声”开始的。在伊达尔哥和其后他的学生莫瑞洛斯的领导下，墨西哥的起义军经三年的战斗控制了局势，于1813年11月脱离了西班牙，宣布了墨西哥的独立。在墨西哥独立运动的影响下，中美地区也于1821年脱离了西班牙，1823年建立了联邦制的中美联合省，1838年联合省分成了五个国家：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
巴西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即已开始了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斗争，这些斗争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殖民者，但由于没有一个核心，力量分散，终究没能成功。1820年葡萄牙国内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巴西独立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为了预防革命的发生，巴西的大种植园主、大商人和上层保守分子拥立葡王之子彼得罗为帝，宣布巴西独立。随后巴西人民继续斗争，终于在1889年建立了共和国。
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延伸的地区之广、规模之大、持续的时间之长都超过了以往或同时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过后，除古巴、波多黎各、圭亚那等地之外，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都摆脱了殖民统治，建立了海地、墨西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智利、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乌拉圭和巴西等17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基本形成了当今拉美的国家格局。
欧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始自19世纪中期。这是一场为当时英国控制下的爱尔兰人，为沙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波兰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和捷克人等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斗争。这些民族身处近代资产阶级文明的中心，有着鲜明的民族意识和坚定的独立愿望，但同时也受着最直接的控制和镇压。爱尔兰是自17世纪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的，爱尔兰人受着英国统治阶级的残酷经济剥削和民族压迫，他们为实现自己的民族独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9世纪50—60年代，“芬尼亚党”（即“爱尔兰革命同志会”）在一些城市多次发动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沉重打击了英国统治，但由于力量孤立而最终失败。捷克和匈牙利长期处在奥地利帝国的奴役之下，劳动人民身受本国封建贵族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双重压迫，本国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以后，又受到奥国统治阶级的严酷压制，因此，两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十分强烈。1848年两国革命者各自发动了武装起义，但由于捷克自由派的叛变和匈牙利遭到沙俄帝国的干涉镇压而均告失败。波兰早在公元10世纪即已立国，但18世纪以后被俄、普、奥等国多次瓜分，19世纪后又主要为沙俄占领。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波兰人民多次起义以争取民族解放，但也未能成功。意大利在1859—1870年的统一运动是19世纪中期唯一取得胜利的欧洲民族解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民族解放力量采取“自下而上”的战略，坚持武装斗争，终于击败了奥地利和法国等外国势力，取得了民族统一、也是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后胜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欧洲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充分支持。在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的工作中，支持欧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占有重要内容。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曾参加了纪念波兰起义的一切活动。1864年11月29日总委员会通过声明称：“波兰独立战争是为欧洲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波兰有无可争辩的权利要求欧洲先进的人民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帮助它恢复国家主权。”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很重视爱尔兰的民族解放问题，他们号召英国工人支持“芬尼亚”运动，在马克思的坚持下，1869年12月国际总委员会通过决议，谴责英国政府奴役爱尔兰的政策，要求赦免被判罪的爱尔兰革命者。正是在总结欧洲民族运动丰富经验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提出了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重要思想，为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奠定了基本原则。
欧洲的民族解放主要是在20世纪陆续实现的。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沙俄、奥匈和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在这些帝国崩溃的过程中，原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各国民族独立力量纷纷行动起来，迅速摆脱了宗主国的统治，最终使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芬兰、匈牙利和奥地利实现了独立，而沙俄帝国内的各民族大部分则以联邦的形式与俄罗斯构成了苏联。现代欧洲国家的大致格局至此形成。
亚洲和非洲被压迫民族对殖民主义的抗击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真正使这种抗击纳入民族独立范围则也是20世纪的事。20世纪不但使民族独立的浪潮推及到了亚洲和非洲，而且经过整个进步人类的艰苦斗争最终埋葬了殖民主义，使民族国家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国家形式。促使亚非人民走向民族独立道路的主要原因在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推进。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瓜分，随着这种瓜分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成为被压迫民族走向自觉的直接导因。同时帝国主义时代又是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时代。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不但极大地鼓舞了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而且他在领导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中为民族解放运动制定的理论和政策也直接指导了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互为促进的世界潮流。
亚洲是从公元16世纪初年开始遭受殖民侵略的。西、葡、荷、英、法、俄等西方列强的炮舰将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亚和西伯利亚等地变成了殖民地，也将中国、伊朗和土耳其等地变成了半殖民地。为了反抗殖民主义的压迫，亚洲人民曾进行过长期的斗争，19世纪中叶印尼爪哇人民的起义、伊朗的巴布教徒起义、印度的民族大起义和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充分显示了亚洲人民的斗争力量和勇气，以致恩格斯当时作出预言：要不了多少年，就可以看到“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亚洲人民奴役的加剧，随着各国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力量的形成、集聚和发展，也随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亚洲各国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民族独立运动相继发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奋斗，亚洲人民终于推翻了本国的殖民统治，相继实现了各自的民族独立。
亚洲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都经历了艰苦的斗争历程。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始终是在国大党领导下进行的。印度国大党创建于1885年，是印度工商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联盟。1905—1908年，由国大党激进派领导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掀起了本世纪的第一次高潮。他们提倡使用国货，抵制英国商品，沉重打击了英国资本在印度的利益。但随着国大党激进派首领提拉克的被囚禁，民族运动随即转入低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国大党实现了党内激进派和温和派的统一，并与另一个民族主义组织伊斯兰联盟建立了合作关系，同时，杰出的民族运动领袖甘地从南非回到印度，主持国大党担负了领导印度民族运动的职责。甘地奉行“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方针，力倡通过合法斗争实现印度的自治和独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甘地和国大党领导了两次全国性的“不合作运动”，运动中人民抵制选举、罢工罢课、烧毁英国货，同时也超出了“非暴力”的约束，出现了一些武装起义。英国统治者采取两手政策迫使国大党放弃了斗争，两次“不合作运动”均告失败。但从30年代中期开始，英国殖民当局慑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威力，开始在省一级地方实行自治。国大党在多数省的地方选举中获得多数，具有了组织省一级政府的权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甘地的国大党发动了第三次“不合作运动”，给予英国统治者有力打击，由此国大党的斗争获得了人民的更大支持，也使得英国殖民者不得不考虑最终放弃他们在印度的统治。战后，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再起高潮。为了防止人民革命进一步发展，英国政府制定了印度独立方案，即“蒙巴顿方案”，虽然这一方案将印度划分为两个自治领，造成了印度分裂的恶劣后果，但最终使印度摆脱了英国的直接统治，1948年8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先后宣布了独立。
另一个南亚国家阿富汗是在19世纪末沦为英国的半殖民地的。为了反抗英国的压迫，阿富汗人民曾进行了两次抗英独立战争。20世纪初，进步的民族主义组织青年阿富汗派形成，他们呼吁人民“独立，只有完全独立，才能使阿富汗繁荣富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阿富汗面临着深重的民族灾难，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又促进了阿富汗民族的新觉醒。1919年阿富汗政府组成为由青年阿富汗派为主导力量的新内阁，他们为摆脱英国的统治，领导人民进行了第三次抗英独立战争，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在1921年11月迫使英国与阿富汗签订了和约，承认了阿富汗的独立。阿富汗由此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早赢得民族独立的亚洲国家。
土耳其曾是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民族，但奥斯曼帝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战败以后的土耳其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帝国政府被迫与战胜国的协约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英、法、意等国的军队占领了大片领土，希腊也趁火打劫，妄图肢解土耳其。在此危难关头，以穆斯塔法·凯末尔为代表的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发动了挽救民族危亡、维护祖国统一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凯末尔依靠人民的大力支持和以列宁为首的苏俄政府的援助，并充分地利用了英、法、意等战胜国的矛盾，逐步击溃了受帝国主义控制的本国哈里发的军队，驱逐了希腊占领军，收复了被瓜分的国土，废除了与战胜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终于在1922年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其后，又胜利地进行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打击了封建势力，于1923年10月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发生的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主义运动，本世纪20—30年代亚非国家发生的民族民主运动都曾受到土耳其革命的深刻影响。其后，与其邻近的西亚国家伊朗、沙特阿拉伯、约旦等也都进行了民族解放斗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东南亚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蓬勃展开，作为民族主义领导力量的各国资产阶级政党大都在这一时期成立，如越南国民党、印尼民族党、缅甸德钦党，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印尼、越南、马来亚、菲律宾和缅甸的共产党都相继出现在这一时期。但除了越南的独立是由共产党领导之外，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民族运动大都由本国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由于各国国情不同，东南亚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发展道路不尽相同，但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各种形式的激烈斗争。如1926年—1927年印尼人民的反荷民族起义，1930—1931年越南的反法民族解放斗争高潮，1930年缅甸的农民起义、石油工人大罢工和学生的反英运动，1935年的菲律宾的农民起义和在武拉干省成立“共和国”的斗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将东南亚国家纳入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体系，激起了各国人民激烈反抗，抗日战争的烽火席卷了整个东南亚。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和英、法、荷等西欧殖民帝国的削弱，东南亚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1945年8月，越南和印尼在日本投降之际同时爆发了八月革命，随之宣告了越南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成立。1946年7月，在菲律宾人民的坚决斗争面前，美国被迫交回了菲律宾的主权，菲律宾人民实现了国家独立。其后，1948年1月和1957年8月，缅甸和马来亚也分别实现了独立。
需要指出的是，在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无产阶级政党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各国民族运动的领导，并在中国、朝鲜和越南等国的革命进程中处于主导地位，这使得继欧洲之后在亚洲也出现了一批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
非洲的民族自觉是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对这一大陆的瓜分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列强通过资本输出和以经济开发的方式加强了对非洲的掠夺，从而促进了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发生。民族运动最先从北非开始，在20年代到40年代之间发生了诸如埃及人民的反英斗争、摩洛哥的里夫起义、埃塞俄比亚抗击意大利侵略等著名运动。其中埃及人民在其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下，通过游行、罢工和武装起义等一系列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迫使英国当局放弃了对埃及的统治。1922年2月埃及宣告独立，成为非洲大陆最早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
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黑非洲地区有着反抗殖民主义的悠久历史，但直至20世纪前期，也才有了较为明显的民族觉醒，出现了诸如1905年坦噶尼喀的马及马及起义和1921年比属刚果的基班古运动等反殖民主义的运动。30—40年代，大多数黑非洲国家都出现了民族主义组织，著名的如塞拉利昂的西非青年联盟、黄金海岸的曼比党、尼日利亚的青年运动等。这些组织有的已经明确提出了争取独立的口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意日法西斯的崩溃、英法等帝国主义的削弱，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大大推动了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其中北非诸国仍然成为这一时期民族解放运动的先导。大战一结束，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和苏丹等国普遍提出了民族独立和捍卫国家主权的要求。利比亚和苏丹经过激烈的群众运动，分别在1951年底和1956年初取得了独立，而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在经过艰苦的武装斗争之后，也在50年代中期获得了独立。
如果说，北非人民的斗争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序曲，那么5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60年代撒哈拉沙漠以南黑非洲地区人民的斗争则是这一运动的高潮。加纳是英属西非的重要殖民地，原称黄金海岸。早在1947年，当地的民族主义组织既已要求英国允许黄金海岸自治。50年代初，以恩克鲁玛为首的人民大会党使用合法手段取得了组织自治政府的权力；50年代中期以后，在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斗争的支持下，人民大会党实际上执掌了加纳的政权，致使英国被迫承认了加纳的自治领地位，1957年加纳实现了最终的独立。与加纳的独立过程相类似，1958年法属几内亚也通过合法斗争取得了独立。加纳和几内亚的独立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民族运动产生了强烈影响，随后这一地区的民族运动发展十分迅猛，1960年即有17个国家独立，致使这一年被国际上称为“非洲年”。
1960年12月，由43个亚非国家在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获得通过。宣言要求“迅速地无条件地结束一切形式的殖民地统治”。第二年第十六届联大又决定设立殖民地特别委员会，并采取措施，支援殖民地人民的独立事业，这对非洲的独立运动是一个巨大的推动。所以从1961年—1968年非洲又有15个国家取得独立。这样，整个60年代非洲就诞生了32个国家，其面积占非洲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其人口占非洲总人口的四分之三。
70年代是南部非洲人民反对殖民统治取得胜利的年代。从60年代起，葡萄牙统治的南部非洲地区就普遍爆发了反对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和莫桑比克的民族解放武装力量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严重动摇了葡萄牙的殖民统治。1974年4月，葡萄牙发生军事政变，新执政的葡萄牙政府改变政策，开始承认其南部非洲殖民地的独立。于是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佛得角先后在70年代中期取得独立。在葡属殖民地民族解放胜利的鼓舞下，法属和英属的几个殖民地也在其后宣布了独立。
进入80年代以后，非洲的最后几块殖民地相继被摧毁。1990年3月，随着纳米比亚独立的完成，非洲大陆的殖民统治完全崩溃；1994年，经过长期斗争以黑人领袖曼德拉为首的南非新政府的产生，标志着非洲民族解放事业的胜利完成。
20世纪中期以后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世界民族运动的主要舞台，随着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运动的完结，延续两个多世纪的世界性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便终结了。在整个民族解放运动中，各被压迫民族互相支援、互相鼓舞，他们用自己不懈的奋斗牺牲最终摧毁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换取了自己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同时，也以各自建立的民族国家构成了当今世界的国家格局。
民族解放运动是完全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即它是根由于nation的社会运动。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民族nation不等同于etlmos。Nation既可以是有着相同文化、历史传统和价值观念的ethnos，也可以是相互之间缺少或完全没有这种联系的社会群体的联合。前述A·D·史密斯所作的有族性联系的民族主义和无族性联系的民族主义的划分也正是基于这两点的不同。其实，参与民族运动的族体成分是十分复杂的，A·D·史密斯除了把民族运动区分为有族体联系和无族体联系两种民族主义之外，还在它们之下作了更细的划分。如介于它们之间的所谓“混合型”（mixed）。这种类型的民族运动中只有一部分参与者可以称为“民族”，而另外一些则不能称为“民族”，或者说在一个殖民地单位中，包括一个大的文化群体，在其周围又有一些小的群体。发动运动的是大的群体，但运动的目标不是根据占统治地位的群体的认同，而是根据整个殖民地单位的认同。比如印度尼西亚，发动驱赶荷兰殖民者独立运动的是爪哇族，但他们建立的国家目标则是整个印度尼西亚。当然在民族运动中也有一些小的族体取得支配地位的例子，如恩克鲁玛领导的海岸部落在阿散蒂（Ashanti）族中的支配地位，奥布提（Obote）的尼路提克（Nilotic）对于布干达（Buganda）的支配等。有一些民族运动的参加者完全是在文化上毫无联系的小群体，如坦桑尼亚、塞内加尔和刚果的情况；有一些民族运动的参加者与压迫民族有着同质或相近的文化，如美洲和一些英国殖民地的情况等。此外，如圭亚那、肯尼亚、缅甸、印度、加纳、尼日利亚、上沃尔特、索马里等也都分属不同的情况。总之，民族解放运动的主体更多是缺少族性联系的各种社会群体的联合。然而，nation的本义不但在于政治的统一，而且更追求族性（ethnicity）的统一。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共有特点是对于“民族资格”或地位的追求，而这种民族资格或地位就是由文化、价值观念或语言等因素支撑的族性联系。北美独立战争时期的华盛顿期望北美殖民地人民形成一个民族，领导19世纪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玻利维尔号召塑造美洲民族，泛非主义领导人把建立非洲民族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等等，其意义就在于努力在族性上建立民族运动主体的联系，最终实现民族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统一。民族运动毫不掩饰这种追求，每个运动打的都是民族的旗帜，这就使民族运动的主体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潜民族的性质，并使得他们的运动实现着向自觉民族的跨越。所以，民族解放运动尽管大多数属于无族性联系的民族主义，但从它所动员的手段、所要实现的目标以及实际上带来的部分结果来看，它与有族性联系的民族主义一样，也是属于世界民族过程的。
民族过程是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构成。当正常的民族发展受到其他社会因素压抑，成为民族过程障碍的时候，民族过程的推进便包含了反抗这种社会压迫的内容。民族解放运动的终极目标是建立民族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这是民族过程的必然要求。因为只有争取到民族独立，民族的发展过程才能在它应有的社会内容环境中进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只有在波兰重新争得了自己的独立以后，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它才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来促进欧洲的社会改造。”同时，也只有民族独立才能带来民族过程外部环境的改善。民族发展离不开民族交往，而民族交往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方可正常进行。也正如恩格斯所讲：“国际合作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因此，民族解放运动导致的是世界性民族发展环境的改善，这种改善也即是人类社会发展条件的改善。在这一点上，民族过程和一般社会历史进程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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