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蒋开儒：《春天的故事》，1992年

    这一年，在蛇口折腾了四年的王铭利，在得到惠州政府的支持态度后，决定在惠州办一家摩托车厂。在那个时候，受深圳的影响，珠三角地区的创业氛围已经非常好，在邓小平南巡之后，只要你有资金、有创业愿望，一切便利条件都不在话下，政府会给予税收、用地、招工、原材料等一系列优惠政策，每天都有新公司、工厂开工。

    在当时，国内的摩托车制造业已经群雄并起，像前面说到的左宗申、尹明善等人的摩托车企业，此时都已经初具规模，然而，他们走的却是“采购零件——组装成车”的“贸工技”路线，因此尽管利润可观，却还谈不上称雄一方。机械工程师出身的王铭利，眼界自与旁人不同，从一开始，他的打算就放在引进国外生产线，走大工业经营路上面。

    在深圳从事转口贸易的四年里，他积累了一笔不菲的财富，在资金上并无后顾之忧。惠州政府许诺的各项优惠条件也均到位，唯一让他头疼不已的，是那条摩托车生产线，因为他需要一张进口批文，才能把它从国外买回来。于是，王铭利硬着头皮来到了北京，在有审批权力的计委门口转来转去，门卫却连门都不让他进，一连几天过去，惠州政府的催促越来越紧，批文却没有丝毫进展。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事情却忽然峰回路转。

    这一天，王铭利又像往常一样在计委大门外晃悠，忽然被一个中年人叫住，他定睛一看，发现原来是自己在黑龙江农垦当工人时的一位老相识。这个中年人问他为什么会在这里。王铭利便将事情一五一十地讲出来。让他大感惊喜的是，这位老相识只说了一句话：“你怎么不早点来找我，我现在在这当处长，管的就是这个。”

    就这样，十五分钟之后，王铭利拿到了一张摩托车生产线的进口批文，拿着这张偶然得来的批文，他连旅店都顾不上回就直接跑去买机票。数月之后，麦科特摩托车厂正式开工。由于有生产线作为保证，它的起点一开始便遥遥领先，日后一度成为国内第二大的摩托车制造企业。

    王铭利不知道的是，当他在北京为一张批文苦苦熬煎的时候，他身后的广东同时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然而在当时来说，不仅王铭利这个商人对此一无所知，甚至连绝大多数的省委书记、省长们都不清楚。

    在这一年的1月份，广州市委干部陈新枝刚刚到广东南海度假，却突然接到了省委书记谢非的电话，在电话的另一端，谢非用很隐晦的方式讲了一句话，让陈新枝至今难以忘记。

    这句话的内容是：“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马上回来。”

    谢非嘴里的这位老人家，正是已经辞去正式职务的邓小平，从这一年的1月18日开始，邓小平就开始了他在南方诸省的视察。和上一次不同的是，此次南巡，他表现得异常低调，不仅没有带随行的新华社记者，也没有大张旗鼓地通知地方政府，甚至没有一份媒体对此进行跟踪报道。

    然而和1984年南巡不同的是，在抵达深圳之后，邓小平却并没有像上一次一样保持缄默，他先后发表了数次石破天惊的讲话，日后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邓氏改革语录，都是在这一次南巡后流传开来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中国要警惕右，但是主要是防止‘左’。”“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搞上去，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今天看来，这些带有明显邓式风格的格言，都像是与改革形势遥相呼应的，然而在更深一层里，它还有终结意识形态争论的作用。对于已经行进到第十五个年头的改革，再在意识形态上纠缠不休，除了扰乱视听与牵扯精力，再也没有其他作用了。邓小平用他在南方的实际行动，对当时还残存的僵硬思潮给予了致命一击，至此，在中国的报刊媒体中，再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声音出现了。

    南巡讲话带给理论界的影响，除了充当争论的终结者之外，也成为了日后中央政府改革思路的主线，在这一年的6月9日，新一代的领导核心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向省部级学员发表讲话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很明显，它是延续着邓小平的讲话精神，澄清“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争论迷雾的。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邓小平的深圳之行中，却并没有选择将讲话公开，直到3月26日，一篇一万一千字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深圳特区报》刊发，随后被全国各大报纸转发。人们才得以知悉内情。在此之前，邓小平似乎有意让那些敏感的人们来猜测，究竟会有怎样的大事发生。

    学者凌志军记录道：“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先由小道上传来，但官方不予证实，国内人们到处打探消息，境外报纸纷纷扬扬，北京的新闻界则遵守新闻的纪律不让此事见报，静待上级指示。”

    如同凌志军描述的那样，在当时的中国商业界，确实有许多人在打探着这方面的消息，这些早已对中国的“气候经济”习以为常的企业家们，在获知这个消息之后，纷纷行动开来，把这一次南巡当成企业扩大发展的最佳时机。

    在江苏省的华西村，那位睿智的老村委书记吴仁宝，显然也感受到了这股由南巡带来的商机，每天晚上都坚持收看新闻联播的他，一看到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新闻，当晚2点便召开紧急会议，将村属企业的经理们与村干部都聚在一起，在7个小时的会议里，吴仁宝以异乎寻常的专断拍板做出决定：将华西村能筹集到的所有资金集中起来，尽最大可能囤积原材料。

    根据吴仁宝的判断，中国即将出现一股建设与企业扩张的狂潮，因此这些建设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必然会大涨特涨，华西村的工业不仅需要这些材料，拿出去卖掉也可以获利颇丰。因此64岁的他四处奔波，甚至不惜高息借贷筹措资金，同时则动用多年积累下的老关系，到处弄指标、跑批文、联系购买原材料。

    很显然，事实印证了吴仁宝的判断，在南巡之后，国内建设风潮立现，许多大工程、大项目正是在此时上马立项的。与此同时，一股前所未有的办公司热，正在中国大地上掀起，许多省份的新增公司均比上一年倍增。一时之间，原材料再度紧张，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吴仁宝的长子，现任华西集团副董事长的吴协东后来回忆说：“村里当时所有的仓库都堆满了东西，买回来的铝锭每吨6000多元，三个月后就涨到了每吨18000元。”

    同样行动起来的，还有“北大南华”之一的大邱庄禹作敏，嗅觉同样敏锐的他，也开始了筹措原材料的努力。大邱庄下属的四大集团，纷纷放下主业经营，拿出全部的流动资金来囤积钢材、水泥、铝条、预制板等基建材料，禹作敏甚至找到天津港，派人直接提着现金和支票本，购买每一批可能到手的原材料。

    禹作敏的判断也同样得到了回报，大邱庄在此之后迅速成为中国北方最富有的村庄之一。《纽约时报》在这一年报道说：“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家大公司，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一百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人民币。”

    事实证明，当一个社会在制度方面有所创新的时候，人们总是会产生与之相联系的冲动。当全中国的报纸都在无比兴奋地报道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新闻时，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再次出现了一股下海经商热。

    在香港《亚洲周刊》的一个调查中，辽宁省委组织部承认该省在1992年前后，有3.5万名公务员辞职下海，还有另外一些人选择了“停薪留职”的方式，这种“刀切豆腐两面光”的做法，在当年很是流行了一阵。另外根据《中华工商时报》的报道，当年度的中国，至少有10万名党政干部下海经商，这其中还不包括那些急急忙忙脱下军服，从部队中转业归来的军人们。

    在北京，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经济分析师毛振华选择了辞职，创办了一家证券评估公司，然后把它做成了中国最大的信用评级公司。那位曾经一手促成天安门对公众开放的北京市旅游局局长薄熙成，在这一年的7月份也辞去公职下海，利用他在旅游与餐饮行业内的资源，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毕业于人大经济系的国家体改委干部郭凡生，则早在两年之前开始在中关村打拼，他创办的慧聪公关信息咨询公司，在鼎盛时期是北京最出色的商情信息提供商。在互联网经济兴起之后，拥有海量信息与数据的慧聪，又成功地转型成一家电子商务公司，一度成为仅次于阿里巴巴的B2B平台。

    跟上述几人相比，毛振华在武汉大学读书时的校友田源，是最具专业水准的一个，他在辞职时已经是国家物资部对外经济合作司司长，同时也是政府官员中最专业的期货专家，在两年前，田源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委派，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纽约等地的期货交易所进行参观访问。在纽约商业交易所里，一位女总裁演讲道：“没有石油期货时，石油价格是由垄断组织决定的；后来有了石油期货，相关企业就能够在石油价格上涨和下跌过程中保护自己。”

    这一席话让田源受到了巨大的震动，他当时就在想——期货既然能够转移价格波动风险，那么是不是也能够用来作为赢利手段。对仕途已经意兴阑珊的他，在制定完成了中国的期货管理条例后，毅然辞去了中国期货市场工作小组组长的职务，创办了中国国际期货经纪公司。在2001年，已经功成名就的他，被选为中国企业家论坛主席。

    后来，这一大批下海经商的党政干部，获得了一个共同的名字“92派”。它指的正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那些受南巡讲话影响，纷纷从政府机构、科研院所中走出来创业的企业家们。这个词的发明者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个“要搞理论研究”的陈东升，有趣的是，曾经相当鄙视经商的他，居然也成为了“92派”中的一员。

    这一年，陈东升正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宏观经济研究，还担任了一本管理类杂志《管理世界》的常务副总编，然而正是这个不大起眼的兼职，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的价值观。因为要把杂志办好，陈东升接触并阅读了许多西方经济类书籍和杂志，并对美国《财富》杂志的500强排行榜产生了无比浓厚的兴趣，他坚信，中国未来必然会诞生世界级的大企业，而这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希望。此时，他的心头开始萦绕着创业的梦想，却不知道刚从何处募集资金，恰好就在这时，国家体改委出台了《股份公司暂行条例》、《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让他一下子看到了“可以依据一种商业模式来寻找投资”的可能，多年之后，已经是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兼CEO的他回忆说，当初如果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个文件，有了一种制度上的解放，他才敢于毅然决然地下海创业。

    值得注意的是，“92派”这一下海群体，无论是动机还是形式，都和80年代中期那一拨下海官员截然不同，如果说“80一代”是因为机构精简、仕途无望等原因被迫下海，那么“92派”则代表了一种主动接触现代企业的尝试。如同《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评价的那样，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

    这种由被动下海到主动下海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人们观念的进步，郭凡生在回忆其自己的下海初衷时，曾经对“92派”这批下海者有过这样的评价：“我们下海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是想在某个领域里成就一番事业，事实上也是如此，十几年后，我们都成为各自行业中的领先企业，”

    郭凡生的评价基本符合当时的情况，“92派”这一下海群体中的许多人，本就是政府机关或者科研机构中非常有见地、非常富有想法的人。他们在体制内一直跃跃欲试，本身也具有相当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在企业运作上具有现代观念，但是长时期以来，却一直被体制所束缚，既难于实现自己的想法，也很难在仕途上有更大的发展。因此，当机会一旦来临的时候，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投入到创业的大潮中来。

    在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也和当时豁然宽松的政策环境有莫大的关系。根据《变化》一书中的记载：“当时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去赢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谋利。一个省的检查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另一省的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也不必缴纳管理费……”

    如果说，在80年代，“下海”这个词汇，曾经被视为大胆甚至叛逆的象征，那么在1992年，它已经散发出一种时代气息，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些早日顺应趋势的人将一一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并藉此实现财富的积累，比这更重要的是，当人们开始重视财富的时候，也就意味着那些财富宠儿同时实现了社会阶级的跃迁，发财致富的人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尊敬，有许多曾经被鄙夷的企业家或者商人，开始成为青年人的偶像，中年人的羡慕对象，以及愤世嫉俗者口诛笔伐的焦点。

    同样是受南巡讲话的影响，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校园里，三十岁的应用物理系副教授宋如华，选择辞去了教师公职，一头扎入了下海经商的大军当中。

    宋如华是个苦孩子，出生在浙江绍兴县一个小山村的他，不仅家境贫寒，而且7岁就失去了母亲，凭着一股苦读苦学的劲头，在大学毕业之后，他得以留校任教，而事实证明，他不但是一个优秀的学子，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老师，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教书的那些年，宋如华的课极受学生欢迎，后来创办了网易的丁磊就曾经旁听过他的公开课。在1991年，还不满30岁的他就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后来的事实又证明，除了学子和老师，宋如华还可以胜任一名出色的商人、乃至资本家。而命运的转折点，则始于92年元旦他在火车上的遭遇。

    在宋如华后来的回忆中，让他决定下海经商的一个原因是，在他回家探亲的火车上，一个暴发户模样的人，手里捏着“大哥大”一个人占据了两个座位，宋如华很客气地请他让出一个，那个人瞪了他一眼，露出满脸不屑的表情。

    宋如华是一个性格相当倔强的人，自然无法容忍这种来自人格上的被轻视，在回到学校之后，他向同事愤愤然地说：“我们当老师的什么都好，但是就是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等着别人来加工资。”他的这种异常感性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后面对他的描述中，我们将会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在和一个好友凑了5000块钱后，他去成都工商局注册了一家名叫“托普电子科技发展公司”的企业，对于这个奇怪的名字，宋如华的解释是：“托普就是TOP，就是顶尖，我们要做就做最顶尖的，我们的目标是比尔·盖茨。”

    稍后我们将会看到，宋如华在某些时刻，的确已经逼近、甚至达到了这个目标，甚至在中国当代商业史相当长的篇幅内，他都将延续着“中国比尔盖茨”的荣耀光环。可惜的是，他最终还是差了一步。

    不过，这些都是后来才会发生的事情，1992年的宋如华，正面临着下海者将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那就是该如何寻找第一桶金。他原来是学应用物理的，知识体系和经商有着很大的差距。于是，这个往日的副教授就蹬着一辆三轮车，靠在成都城里倒卖电脑为生。在他后来的回忆里，那段时间他总是一边蹬一边给自己打气：“蹬一下一毛钱，蹬两下两毛钱，100下就是10块钱。”在众人惊诧与不解的眼光中，宋如华愣是一天天坚持了下来。

    宋如华真正的好运气，开始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天，一位朋友托他去买三台电脑。于是宋如华就蹬上三轮车，到实达电脑的成都办事处去进货，恰好赶上对方搬家，宋如华立刻把袖子一卷，跟着跑来跑去地帮忙，让办事处负责人很是感动，结果三台电脑连预付款都没付就让他搬走了。凭着这种好感，宋如华轻而易举地拿下了实达电脑西南地区的独家代理权。

    不久之后，更大的好运到来了。四川建设信托投资公司下属的一个证券营业部想装一个电子显示屏，却不知道找谁安装，就打电话打到了“听起来很高科技”的电子科技大学，接电话的人恰好是宋如华的老同事，于是他放下电话立即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了宋如华。这让四处为业务奔忙的宋如华喜出望外，一口应承下来。其实，宋如华根本不懂电子技术，而且信托公司那边只给了15天的时间。为了可以拿到34万合同报酬，他带着几个下属远赴内蒙古、深圳等地买材料，连续10天加班，他自己每天只睡2个小时，愣是把加工、安装、调试这些工作在12天内完成。

    拿着这笔钱，宋如华的托普开始步入了正轨，在两年之后的一次闲谈中，他再次一头撞上好运，从而完成了宝贵的原始积累，为日后成为中国西部地区名头最响亮的高科技企业打下了深厚基础。

    南方讲话的影响，除了掀起了下海的高潮之外，还连带着造成了许多意料之外的结果，比如那个本已迷乱不堪的海南，就在南巡之后变得更加热浪灼人。和从前无序的杂乱不同的是，海南的再度升温，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领域。

    今天，已经没人能够说的清，为何会有如此多的资金，在一夜之间如同约好了一般，齐刷刷地飞向海南。然而它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根据统计，当时几乎有上千亿的房地产资金如同飞蛾扑火般投向南方的几个地区，其中广西北海为300亿，广东惠州则有150亿，海南独占鳌头，竟然达到了惊人的800亿。

    在如此规模的海量资金热炒下，海南的房地产开始一日三变地扶摇直上，据说，在1991年6月份以前，海口市区的商品房售价是每平方米1200元左右，而到了1992年6月，售价却已经上涨为每平方米3500元。这自然引得无数人涉足其中。

    在当时的海南，到处都在开工，许多楼还没有盖起来，甚至仅仅有一张图纸就开始转让，一个项目往往被转让多次，直到六手、七手仍然有接盘者，因为开发的人甚至还没有炒卖的人赚钱。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假如认真开发，可能会有每平米500元的利润，而炒作的人轻轻一搞，一两天内就可以赚1000到2000元/平米”。正是在这种气氛的熏陶下，无数人开始了海南的炒房生涯，冯仑回忆说：“那时候甚至连国内各省市的政府部门，都筹集资金到海南来捞一笔，因为一个人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变成百万富翁！”

    说这话的冯仑，此时也正在热烈地从事着炒卖活动。在海南沉浸多年的他，早就品读出这种趋势，在这一年年初，手里只有3万元人民币的他，找到北京一家信托投资公司的老总，用这三万块从对方手中“换”来了500万元的投资，然后以“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在海南买下8栋别墅，狂赚300万元，他后来回忆说：“有了钱的感觉，就像是大姑娘初婚，很幸福。”

    正在靠生产铝塑板大发其财的李书福，此时也被那种癫狂的气氛所感染，加入到了浩浩荡荡的南下大军中。可惜的是，他却晚到了一步。

    此时的海南楼市，可以说已经冲到了巅峰，只要再前进一步即是悬崖，那些曾经被出让的土地，实际在建和已经竣工的寥寥可数。根据经济观察家阎卡林的计算，在1992年出让的2884公顷土地中，在建与竣工的比例竟然不到20%，这也就是说，几乎全部的土地都处在闲置状态，是专门用来囤积炒卖的。

    泡沫被吹到最大的时候，自然也就离破碎不远了。

    有趣的是，同样的情景先后数次在海南上演，炒地炒楼的热潮一浪盖过一浪，这座孤悬海外、拥有中国最好自然环境的岛屿，似乎注定不会被用来居住，仅仅是一个投机客与冒险家的乐园。

    李书福在海南前后呆了不到两年，在这期间究竟做了什么项目，他绝少对外人提起，在一些介绍他的书籍中，对这一段经历也往往语焉不详，唯一可以知道的，是他自己对那段岁月的回忆：“海南地产热那一段，几千万全赔了，人都可能回不来了。”唯一值得宝贵的是，就在这种赔钱的过程中，李书福清醒地看到：“自己只能做实业”。不久之后，他就离开了海南，再回浙江台州，从收购临海市一家国有摩托车厂开始，逐渐迈入车辆制造领域，成为中国汽车产业界的标志人物。

    到这一年为止，中国已经有私营企业14万户，投资者30万人，注册资金221亿元，从业人员232万人；个体工商户1543万户，注册资金601亿元，从业人员2468万人。

    从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这一年的十四大为止，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得到了全面确立，在经历了十五年改革之后，中国经济似乎完成了一个轮回，同时也开始走出新一轮凌厉的增长。根据资料记录，这一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2%，工业增长2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6%。这些冷冰冰的数字似乎在预示着，一个经济的春天似乎正在到来。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那些激荡于商海中的人，他们的成长故事很曲折，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这一年里都渐趋成熟，甚至开始展示出属于他们的辉煌。

    在北京海淀，尽管刚刚从上一年的“黑色风暴”中缓过气来，尽管当时全国电脑的年销量只有20万台，尽管这些销售都集中在政府和企业当中，尽管在这20万台的大蛋糕里，联想公司连1%的微小份额都占不上，尽管身患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柳传志还是表现出了一如既往的热情，他成立了一个微机部，专事家用电脑的开发与营销，并将极富才华的杨元庆派去担任总经理，很快，中国第一个家用电脑品牌“联想1+1”面世，伴随着那句著名的“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的广告词，联想开始势如滚雷，席卷中国大江南北。

    在广东顺德，潘宁的珠江厂在接受了邓小平的视察后，无论是在政治影响力还是消费者心目中都跃上新一层，在邓小平离开珠江厂后不久。北京相关的统计机构公布了一份全国家用电器产销排行榜，在这份榜单中，珠江厂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电冰箱产销量第一”，直到2000年，这一宝座才被伊莱克斯夺走。

    沈阳的仰融，在这一年完成了他在两个资本市场上的壮举，7月，金杯汽车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10月份，华晨公司凭借金杯汽车这块资产，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股”，仰融在的得到了7200万美元融资的同时，也得到了超乎想象的声誉，《华尔街日报》甚至将这种意义升格：“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也许从今天开始，社会主义中国真正融入到了资本主义的游戏中。”

    那个包工头严介和，在这一年里交起了好运，他的建筑公司参加了南京绕城公路的建设，承包了一个多重转包的工程，到他手里怎么算都至少要亏5万元。然而他让自己的手下们认真施工。等到转过年来的春天，工程指挥部在验收的时候，发现严介和的三个涵洞竟然各项指标全优。凭借着这样的信誉，他又拿到了3000万元的项目指标，等到完工的时候，严介和净赚800万元，为后来的“太平洋建设集团”赚到了第一桶金。

    带领万科完成了股份制的王石，到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家以房地产为主业，兼容许多副业的“财团型公司”，在多元化经营的道路上，王石始终抱有极大的热情，在他看起来，万科未来的战略，就是“搞一个无所不包”的综合商社。在这一年前后，他的麾下已经汇集了55家附属公司和联营公司，业务范围遍布全国12个城市，甚至被允许在香港发行B股。不过，他将很快尝到这种“贪大求洋”所酿成的恶果。

    和王石一样，有那么一些人，因为这样那样的缘故，开始为自己埋下危机，在改革行进到第十五年的时候，一些人开始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书写一些略为悲情的故事，当然，这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且同样具有宝贵的价值，比起成功与辉煌，失败与挫折更能说明一个问题：这些突破了体制束缚的下海者们，在保障了生存，取得了成功之后，究竟应当怎样将这种成功的辉煌延续下去。在此后的多年里，将会有许多企业家与改革风云人物折戟沉沙，失陷于各式各样的败局当中，其中政商交恶、扩张过速、失信于公众、失陷于金融游戏，将会是最主要，也最具伤害力的四个原因。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文学青年吴志剑，到1992年的时候，他已经买下当时深圳最具代表意义的国贸大厦的整个三层，随后又在上海和深圳分别盖起28层与22层的高楼，随后大张旗鼓地向各个产业进军，先是创办食品厂，又先后成立皮制品公司、高档酒楼、以及中国最大的敷铜板厂，投资湘南酒厂、在家乡常德开发政华广场、银座大酒店，在长沙成立政华计程车公司……一时之间热闹非凡，然而这些商业行为真实目的却只有一个——骗贷。

    从出租车行业做起，政华开始踏上了一条颇为有趣的发展道路，在将政华公司扩编为政华集团之后，吴志剑就将集团定位为多元化的企业，从成立之日起，它就开始遵循所谓的“多元化发展”原则，涉足的领域从高科技到金融、从工贸到交通、食品、服装，几乎无所不作。而另一方面，这些所谓的实业却并没有多少来自政华的资金，而是来自银行源源不断的贷款。

    从1988年开始，吴志剑就几乎没正经做过一桩生意，他的全部经营才华与眼光似乎完全被隐藏了起来，世人能看见的只是他在各地穿梭，签下一个又一个的项目，然后拿着这些项目去银行申请贷款。然而，他的绝大多数企业和项目，还都仅仅停留在一个概念的阶段，不仅没有盈利，甚至连实际的操作都没有，很多企业仅仅是注册一个空名，从来都没有经营记录。据一位前政华集团高管回忆：“当时4家出租车公司和最多时拥有的478张出租车车牌，才是政华集团最实际的资产，所涉足的大部分产业基本没有实际产出。”

    不过，仅有的这一点点资产，却在吴志剑的手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利用，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92年开始的五年时间里，他用4家出租车公司的名义贷款11笔，总计人民币4025万元，美元320万、港币400万。而从1988年开始，这4家公司还分别为政华等9家关联企业的贷款提供了信用担保和实物抵押，总金额超过亿元。4家公司前后用于抵押的车牌总数达到了785张，这也就是说，政华在把手里的400多张车牌抵押干净后，又进行了重复抵押。

    吴志剑把这些资金用在了何处，到今天都是一个谜。我们唯一能看到的是，在2000年的时候，吴志剑以1.15亿美元的个人资产，位居《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的第26位，在上海《新财经》杂志评选的“中国十大富豪”中，吴被排在第九位，人称“湖南首富”。他的这种风光一直持续到2003年，那时，他才因为无法弥补自己编造的谎话而陷入危机。

    在这一年的珠海，那个曾经吃了小半年方便面的史玉柱，忽然决定要盖一座巨人大厦。

    自从开发汉卡成功之后，史玉柱的人生便出现了惊人的转折，他几乎以一种脚踏巅峰的姿态来俯瞰整个商场。“做中国IBM，东方巨人”口号的提出，使得他甫一进入市场，便展示出了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大手笔，而这主要体现在史玉柱那些相当具有豪情的战略上，他的好赌天性以及营销上的绝佳天赋，在这一刻已经初露端倪，这让实在没有多少企业经营经验的他，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如同一个手腕老辣的企业家。

    在巨人成立不久，史玉柱就做出决定：只要订购10块巨人汉卡，那么就可以免费来珠海参加巨人的销售会。在这样的超级噱头下，200多家经销商自然趋之若鹜，史玉柱舍小利，却轻而易举地换来了一张密布全国的销售网络，更耀眼的是，仅仅现场订货，就让他当场拿下3500万的现金支票。日后，这一招被他多次复制，屡屡取得绝佳的效果。

    在这一次展销会后，巨人的汉卡销量迅速超越了联想、四通和北大方正等业内知名企业，一举跃居魁首，公司仅从这一项产品里就获利千万之巨。随后，史玉柱连续开发出一系列产品，如中文手写电脑、笔记本电脑、传真卡、财务软件、防病毒卡等等，这些东西在技术上或许并不成熟，但比起那些只知道引进外来技术，专事组装倒卖的公司来，巨人这条研发之路的前景明显要美好得多。

    在企业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史玉柱本人也获得了许多个人荣誉，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政府的，他被评为“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广东省十大优秀科技企业家”，然而，正是这种与政府的过密交往，使得他在后来的日子里骑虎难下，几乎一文不名。

    在巨人的资产规模过亿之后，史玉柱正式决定在珠海盖一栋属于自己的大厦，最初的计划仅仅是18层，用来当做巨人的总部。然而，在政府官员们一次次“莅临指导”之后，大厦先是被加高到20层，随后是38层，终于，在和总理的一次握手后，受到“大楼位置很好”启发的史玉柱，下定决心将大楼升高到54层，而后，又有消息称广州正在计划建设一座63层全国最高楼，意气风发的史玉柱在众人怂恿下，头脑发昏地将楼层定为72层。

    事实上，为了扶助这个先进典型，珠海市政府对于巨人大厦的优惠可谓不遗余力，在筹建的时候，市政府就已经批给巨人1万多平方米的土地，而为了实现那个不切实际的“中国第一高楼”，市政府再次批给巨人3万多平米土地，价格仅仅为125元每平米。

    在当时，一切看上去都是那样的美好，几乎没有人想到，在不远的将来，这座期望中雄伟而堂皇的巨人大厦，竟然会成为引爆巨人集团危机的导火索，数年之后，正是这座大厦迟迟未能完工，才引发了巨人集团的财务危机，使得这家当时中国第二大民营高科技企业瞬间名存实亡。这个被柳传志评价为“浮躁，迟早要惹篓子”的安徽青年，在经历了一番磨难之后东山再起，书写了另外一段传奇故事。①

    ①：据说，史玉柱当时手里的钱，仅仅够为72层的大楼打上地基。而联想总裁柳传志的评论则是这样的：“他意气风发，向我们请教，无非是表示一种谦虚的态度，所以没必要和他多讲。而且此人很浮躁，我觉得他迟早会出大篓子。”

    就在史玉柱的大楼热热闹闹地打下第一根桩子的同时，深圳的股票市场也热热闹闹地开始了新股发行，让人想不到的是，股民们的热情之高，最终几乎把一场简单的商业活动，变成了一场骚乱。

    经过几年的培养，中国的股民开始热衷于股票这种投资方式。它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能够急速致富、一本万利的手段。传说中，一位农村阿婆的房子拆迁，开发商因为资金短缺就补偿了一些股票，阿婆顺手把这些股票扔在了床下，几年过后再拿出来，由于股价飙升，阿婆顿成百万富翁。

    类似于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传播，某某因为炒股发了大财，某某靠炒股买了洋房汽车，以至于几年前还无人问津的股票，在这一年已经“一票难求”，当年挨家串户推销、甚至把股票摆到菜市场里的王石，在此时早已稳坐钓鱼台，享受着股民热捧带来的海量资金。在这样的情况下，深交所发行新股，不得不实行抽签的制度。

    在8月7日，深圳交易所发布1992年度《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宣布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发售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张中签的抽签表可以认购1000股，认购者需要凭身份证来办理相关事宜，一证可花100元卖一张抽签表，每个认购者最多可以持有10张身份证买抽签表。发售工作将在8月9日开始。

    可以看出，从深圳市领导到证交所方面，都对可能出现的骚动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实行抽签表制度，正是为了预防骚乱的发生，然而，事态的意外发展，以及股民们在这一次认购中所表现出来的无比热情，还是令他们措手不及。

    公告一出，那个曾经在南方各地辗转试水的唐万新，立即认定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他拿出一大笔钱，雇佣了5000人的大部队，以广东游的名义到深圳排队领取认购抽签表。这5000人人手一条小板凳，领取每天50元的劳务费，开始了他们独特的深圳三日游。

    就在唐万新的“认购部队”兵临深圳的同时，几乎有150万人同时杀入深圳，而深圳当时的常住人口，仅仅有60万人，无形之中压力顿增。从7号下午开始，全市300多个发售点就人满为患，人们紧紧抱住前面人的腰，不敢松手，因为很容易被挤出行列。

    根据当时国信证劵营业员张涛的回忆，她当时刚刚毕业，前一天才在国信证券填了求职表，第二天就打来电话通知她上班，因为“人手不够了”。等到她去上班的时候，发现离单位大楼还有100米，队伍的长龙就已经出现了。信托大厦前面凡是可以站人的地方全部被股民所占据。在维持秩序的警察的帮助下，她才得以从热气腾腾的人群中穿过。

    而在《深圳特区报》记者金涌后来的回忆中：“全国各地的人都在这几天涌入深圳，北京人、上海人、哈尔滨人、广州人……他们直接就在发售点前把行李一放开始排队。当时，由广州到深圳的软座火车票30多元，黑市价格竟炒卖到200元，许多人没有特区边防证进不了深圳，当地的农民自告奋勇带路钻铁丝网，每个人收40块钱。”

    在7号、8号两天里，百万股民整整排了两天两夜，排队的人将所有证券公司的大门都堵得水泄不通，正常的交割、下单业务都被迫停止，因为来办业务的人悉数被挡在了外面。有趣的是，在这些人龙的外面，还聚集了一大批各种小贩，鸡蛋被炒到了2块钱一个，仍然供不应求，因为“只要去吃饭，位置就一定没有了。”在周围的绿化带里，则扔满了人们丢弃的垃圾和粪便，整个深圳市区都弥漫着恶臭的气息。

    9号上午，抽签表准时发售，这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开始了冲锋陷阵。“当时的情况就是挤，看谁能先挤到柜台那里。”钱一麻袋一麻袋地被扔进柜台，由于天气闷热汗水太多，递进来的钱竟然全都湿透了，以至于点钞机完全失灵，发售点的职工们不得不把纸币一张张摊在桌子上，然后用卫生纸擦干收好。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仅仅两个小时之后，发售点就宣布发售完毕，所有发售点窗口全数拉下。这让未能买到抽签表的人暴怒不已，许多发售点门口的队伍开始混乱，许多人在捣毁了发售点之后，开始潮水般涌向市政府和人民银行，打出了反腐败和要求公正的标语。

    这场数万人的大骚乱，令深圳市的交通立时瘫痪，许多人趁乱打砸商店，烧毁汽车，除了普通公安之外，政府几乎调动了全部的武警、海关、特警、消防，并且拉来了高压水炮。这使得两边开始发生冲突，据目击者回忆“武警和特警挥舞着手中的电击枪、警棍冲向人群，啪啪的电击声和棍棒碰触皮肉声响彻街道，许多人不得不像被捕的犯人一样，按命令双手抱头下蹲。然而这并没有让事件得以平息，小规模的骚乱此起彼伏。11日凌晨，深圳市政府紧急宣布，增发50万张认购申请表，当天晚上，深圳市长郑良玉发表电视讲话，事态才逐渐得到平息。

    这是中国第一次发生由股市引发的恶性事件，它直接导致了主要责任人——深圳市长郑良玉的去职。经过事后的调查，在抽签表的发售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舞弊行为：总共有4000多人参与其中，各发售点私分私购的比例，竟然达到了44.6%，而这甚至还只是一个被低估的数据。在这种欠缺透明的非公开市场面前，刚刚与股市接触不久的中国股民，第一次遭到了严重的信心打击，以至于在此后的四天之内集体抛售清仓，导致沪深两地股市暴跌，”无辜“的上证指数受此影响，几乎拦腰跌去一半，这让尉文渊的努力几乎付之东流。随后，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由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兼任主任，其办事机构是中国证劵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由人民银行行长刘鸿儒担任首任主席。而其成立后的第一条决策，就是把沪深两市的上市指标权收归中央，证交所再无权决定。

    老实说，证监会的该项决定，对于中国股市早期的蒙昧并无太大作用，不过这并不重要，透过这场风潮，中国股市的野蛮风格被显露了出来，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管，日后类似的风波与丑闻频频出现，几乎成为了中国股市的一大特色。

    由于人数众多，唐万新的”认购部队“在这次风波中大抢风头，在把领到的抽签表换成原始股之后，唐万新一本万利，很是赚了一大笔钱，于是，这位极富想象力的28岁青年放弃了实业家的梦想，开始无限沉迷于造富速度最快的资本市场。在回到了乌鲁木齐之后，唐万新开始收拢资金，注册成立了新疆德隆实业公司。有趣的是，这家公司名为实业，实际上却专门从事资本市场上的股票运作。其基本操作手法是：利用民众对股票缺乏了解，在新疆、陕西、宁夏、青海等省份疯狂收购国有企业的原始股、内部职工股，然后随手倒卖给金融机构，或者干脆等到上市之后甩卖套现。在一次操作中，唐万新以每股1元钱的价格，受让了1000万股”西北轴承“的法人股，在几个月之后成功出手套现3000万。

    在这种乐此不疲的炒卖中，唐万新凭借着自己的大胆，逐渐积累起来一笔相当雄厚的资金，而他转而在国债市场上的试水，更是让他拥有了更高层面的资本运作经历。事实上在当时，像杨怀定、仰融、朱焕良这些早期的股票炒家，无一不采用同样的手段，迅速地暴富起来，像大学毕业就追随仰融，后来成为华晨汽车”四大金刚“之一的苏强就曾经回忆说，在他1991年3月到东湖宾馆投奔仰融的时候，”他手下只有三五个人，没有什么职务，每天拎个包，里面装好多身份证和图章飞来飞去，和企业管理绝不沾边。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规的，说不清楚“。

    由于在早期股市的盛宴中，赚钱实在是太容易，只需要胆大包天与提早发现，这使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始终沉迷于在二级市场上做一名土财主式的炒家，因此要么默默无闻，要么灰飞烟灭，只有这个富有想象力的唐万新，凭借着高人一筹的战略眼光，竟然在十年时间里打造了一个总资本高达1200亿元的产业帝国。

    在这场风波中，除了一批像唐万新这样有实力的炒家之外，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于此得益，不过，他并不像唐万新那样运来数千自带铺盖的老乡，也不像朱焕良那样和发售点人员内外勾结，而是充当了一个好奇的旁观者。

    这个旁观者的名字叫吕新建，当然，他在成名之后也叫做吕梁，或是K先生。这个人本是一个文学男青年，平时喜欢写写小说、诗歌，据说还有作品在老牌文学杂志《收获》上发表。在这场风波到来的时候，他恰好在深圳东游西逛。于是，这个颇具文学气质的男青年便冒着被踩死的危险，从一个认购点跑到另外一个，采访了一大堆各色股民，然后以笔名”吕梁“，写出一篇长篇纪实报道《百万股民”炒“深圳》，这在当时的铺天盖地的报道中，差不多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篇，因此被包括《中国青年报》在内的几十家媒体采用，这让他开始在股市评论界崭露头角，他凭借充满思辨又富有文采的股评文章，吸引了许多证券界人士的认同与关注，和那些早期的大户一样，他也每天泡在深圳证交所里，不过却并没有赚到多少钱。让人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个写股评赚稿费的文学青年，竟然会在十年后杀入中国股市，以一名”庄家“的身份，掀起了一场前所未见的疾风恶浪。

    日后以《大连金州没有眼泪》一帖爆红网络，最终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电子商务网站8848.net的王峻涛，在这场风波中也积累下自己的第一桶金。

    在从哈工大计算机系毕业之后，他跑到国外呆了几年，在1989年回国后，他被安排到深圳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担任技术主管，仅仅过了一年多，王峻涛就失去了兴趣，在他看来，这种企业”既不像国营、又不像民营“，还不如独立创业。恰好在这时，他的老家福州发布了新的优惠政策，鼓励有高级职称的人回去创办企业，打定主意的王峻涛辞掉了工作，准备回去大干一场，唯一让他发愁的就是资金问题。

    这时，他想到自己刚到深圳的时候，恰好赶上开始发行股票，在美国呆过的他知道”这东西不坏“，就把一万块钱的积蓄通通买了股票，然后随手丢在箱子里。于是便赶紧拿到交易所去卖掉。到了交易所，那里的工作人员看着他直发愣，说：“你现在还有这个？都已经配送了无数次了！”随后数出20多万10元一张的现金，堆了满满一桌子。王峻涛这才醒过神来，赶紧打电话找人帮忙一起取走，他后来回忆说：“那种感觉和犯罪没两样”。

    王峻涛所讲的经历很有戏剧性，不过我们却要看到，尽管股市的热度在逐渐飙升，并且在邓小平“证券和股市要坚决放开试，错了可以纠正”的讲话刺激下，呈现出后劲十足的亢奋态势。但这种股市亢奋却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不久之后，中国股市便将会出现一次历史性的大跌，届时，热情高涨的中国股民，才会首次见识到资本市场的这把双刃剑的威力。

    1992年，商业的气息席卷全国，在北京，甚至连一张小小的地铁票上，都被印上了商业广告。而那里被废弃了多年的地下防空洞，也突然集体焕发了生机，先知先觉的商业敏感者，把它们以极低的价格租赁下来，开出一间间旅店、饭店、卡拉OK中心以及舞厅，这些阴冷、潮湿的地方，生意却异常火爆，穿着蝙蝠衫、牛仔裤的青年人，嘴里叼着进口的万宝路香烟，腰上别着收录机与寻呼机，在一片浑浊的空气中倒卖外汇、邮票、进口商品，或是成双入对地翩翩起舞，发泄着使用不完的精力，几年前流行一时的朦胧诗，此时已经成为了青年们的弃物。在他们的眼中，一个名叫迈克尔·杰克逊的美国人，才是最值得崇拜的偶像，当然，还有在大洋彼岸的NBA赛场上大放异彩的迈克尔·乔丹。

    如同《财富》杂志的高级编辑路易斯·克拉拉所说的那样——“这是亚洲南部的某条街，商店里出售着日本相机、锐步鞋、法国白兰地、摩托罗拉手机和M&；M糖果，夜里人们涌进卡拉OK厅、有大屏幕的咖啡吧，昏暗的舞厅挤满了身着紧身衣的年轻人……这里是香港吗？不，这里是广东的东莞。这个离香港只有50英里的地方，有港台商人投资的近6000家工厂，出口的玩具、塑料和服装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出来。”

    这实在是一个最好的年代，在许多人的印象里，这一年都充斥着喜乐祥和的气息，给人一种“放眼神州满目春”的愉快感觉。然而，这又同时是一个最坏的年代，日后所有危机、困扰、悲剧都在这时埋下伏笔，人们往往为眼前景色所迷，却忽略了路途上可能出现的陷阱与荆棘。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冲撞体制的方法，一直被下海者们当成最有效的获利手段，它在许多时候也被政府认可为“富有改革精神”的象征。那些不循规蹈矩的人，在率先摆脱计划经济束缚的情况下，迅速地成为了这个国家的财富阶层。那些最早突破陈旧观念，和僵化思维大做斗争的地区，迅速地成为了这个国家改革开放的标志地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现象被人们一再目睹，深刻心间，进而萌生出对常规的蔑视，以及对冲撞体制者的敬佩。

    因此，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人们开始不断地寻求各式各类的突破口，它们有些体现在制度上，有些则体现在商业规则上，有些则体现在思维方式，人们越来越热衷于用“走捷径”、“捞偏门”、“搞创意”的方法，来获取更高的发展效率与财富聚集速度。在这段创世纪般的大历史中，最该被坚守的东西被人们轻易放弃，从而让岁月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滑坡，日后，许多下海者的悲情命运，正是在此时就已经被书写了下来。

    1992年的中国，实在是一个气势恢宏的年份，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让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行进到第十五年的时候，终于可以有一件值得称道的丰功伟绩。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没有主人公的“草根历史”，每一个人的辛勤、汗水与智慧，甚至是它们的狡黠、野蛮与残酷，都成为这段历史的细微毫末，不值得一提。然而，又正是这些激荡风云的各色人物，将中国的商业史集体书写得异样精彩。

    在日后的道路上，这些当年的下海者开始展现出各自不同的轨迹，在此之前，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又用了怎样的方式，从始到终都是朝着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下，自由企业的目标迈进，而现在，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在90年代的中国，势必要走一条资本与权力相结合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才能够让企业获得最大最快的发展。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因此提出，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权力市场经济”。

    在1992年这个转型节点到来之前，商业法制的之后，以及政府对于灰色行为的宽容，让无数下海者获得了超越式的增长，他们靠各种擦边球或干脆违法的行为攫取了超额利益。在此之后，我们即将看到，这些改革开放前半期的下海者们，将沿着不同的道路飞驰而去，与政府表现出或近或远的态势，其中一部分因此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另一部分则因此失陷，政府则一改从前补充、扶持、监管的面目，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参与热情，在实现身份转换的同时，与下海者们共同中流击水，在中国经济这块老舞台上，上演一场规模空前的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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