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天知晓。
——黄霑：《沧海一声笑》，1991年
那个欠了一屁股债的唐万新，在这一年里忽然时来运转。
他先前创办的一家电脑器材公司，由于经营不善一直处在半死不活的状态，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一年居然靠代理四通打印机，在新疆一些大油田的项目上一下子赚了150万。让人更想不到的是，缓过一口气的唐万新做的第一件事，居然是一一上门把欠债还清，而且连本带利。这让他在新疆当地获得了相当好的口碑。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是，在他多次往返广州的航班上，他居然也能大有收获：要知道，当时能乘坐飞机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新疆地区经济领域的实力人物，出手阔绰、谈吐不俗的唐万新就此在金融圈内结交了广泛的人脉。日后他在资本市场上频频动作，所依靠的信誉和资源，很大程度是这时候积累下来的。
当然，唐万新的眼光绝不止此，在前几年一次次的南方之行里，他收获了一些相当新鲜的观念，也潜移默化地领悟了一些新手段，很快，他就将在一个全新的平台上展示自己的商业智慧，由此开始了自己轰轰烈烈的事业。
像唐万新这样的人，在当时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一来则是因为，在这一年，所有人都在急急忙忙地寻找发财致富的门道，没什么精力来关注别人。二来则是因为，他实在没有弄出什么太大的动静。在这一年里，有着大动作的民营企业实在是数不胜数，那些几年前还卑微无比的下海者们，经过几年的蛰伏，已经今非昔比，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他们的身上。
三年前，宗庆后所创办的娃哈哈儿童食品厂，在这一年已经规模空前，不过，此时的娃哈哈，其为人熟知的产品却并非是后来的调配型果味酸奶饮料，而是一种未见得有多大效果的儿童营养口服液。宗庆后日后回忆说，他推出的“娃哈哈儿童营养液，广告词‘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灵感整个是从健力宝的‘您想身体好，请喝健力宝’里偷去的。”
不过，尽管宗庆后的食品厂，已经成长为国内最大的儿童营养液企业，但作为一家校办工厂，宗庆后和他的员工们，却一直面临着厂房紧张，缺乏扩张空间的困扰。在这一年的11月份，在杭州市政府的安排下，娃哈哈兼并了已经濒临破产倒闭的全国第四大罐头生产企业——杭州罐头厂，然后趁势利用新厂房，购进整套生产线，将日后娃哈哈的拳头产品——娃哈哈果奶推上市场。
很显然，这是一场私营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合作，它体现了资本与权力结合后所产生的强大威力：仅仅100天后，罐头厂就恢复了正常生产，并且在年底便扭亏为盈。在这次“小鱼吃大鱼”的并购中，宗庆后与政府的密切关系，成为了他完成兼并式收购的关键点。
在这一年的春天，联想也同样获得了来自政府的格外青睐，说起来，这倒不是政策态度有了多大的变化，而是联想的业绩实在是太过耀眼，销售收入连续五年急速增长，到1990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3.3亿元。赚的多了，给政府缴的税自然也多了，1988年287万，1989年428万，到1990年达到了940万。那个时候还没实行分税制，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北京市，联想都像是一棵金光闪闪的摇钱树，特别值得宝贵。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此时恰逢北京高新技术开发区成立三周年，按照《联想风云》作者凌志军的说法：“无论官员们有着怎样的政治倾向，全都纷纷跑到这里露一下脸。”他们之中有国家科委主任、开发区主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甚至还有军委副主席，从这些人的身份不难看出，联想已经得到了包括政府、军方在内的各方面认可，用他的话来说，则是“政府承认了这种一半官方、一半充满神秘的经济组织”。
无论采用怎么样的说法，联想能够有这样的待遇，都应该感谢柳传志，正是他高屋建瓴的政治眼光，才促使他用团结的信念来发展自己的公司，和许多公司只重视技术人员、销售人员、公关人员和代理商不同的是，联想同样珍视与官员、记者、乃至退休老干部的关系。尽管在上一年里，柳传志获得了“优秀企业家”的称号，从这个角度上看，他倒更像是一名懂得整合各方面资源的政客，或者说，柳传志表现自己智慧、挥洒激情的舞台并不只是一家企业，它甚至还把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囊括了进来。
从1991年春天的迹象来看，柳传志无疑是春风得意的，他似乎正沿着一条金光闪闪的康庄大道，欢快地一路奔去。不过，事实很快就将证明，他和他麾下的联想，正面临着一次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验，在不远的夏天，一场黑色风暴正在等候着他。
在这一年，那个因为贫穷而被迫下海的郑秀康，俨然已经是当地一名了不起的老板了，和我们曾经说到的王振滔一样，由于前几年温州皮鞋的声誉不佳，郑秀康的生意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不过，始终坚持质量的他，并没有在那次打假风暴中关门大吉。1990年，郑秀康一次性投资120万元，对他的“鸿盛皮鞋厂”搞了一次技术改革。
尽管所费甚巨，但郑秀康的这个决定，让他的厂子拥有了全温州第一条机械化制鞋流水线，一跃成为当地颇具实力的制鞋企业。在此基础上，郑秀康在这一年的4月份，决定把“鸿盛皮鞋厂”升格为康奈集团，并将商标注册为人头。后来他回忆说：“当时选择这个商标，一是为了学习著名的‘老人头’皮鞋，二是为了让尝到失败滋味的温州人抬起头来。”在随后的十年中，这个昔日的皮鞋匠，竟替温州鞋业背回全浙江第一块“中国驰名商标”的金牌。
从1985年开始，牟其中的中德公司变成了南德集团。然而这一次的改名，却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的好运气，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一直在北京、上海、深圳、海南等地寻找商机，大大小小的生意做了许多，却极少有涉及到实业与生产的，多半都与贸易有关，可惜的是，在他自命最擅长的贸易领域，牟其中似乎并没有展现出多少商业天才。
他先是和一家美国公司合作，进口了两万吨白砂糖，最后却以亏本的价格卖给了一家广西企业；随后又组建公司在沿海收购海蜇，在付了大量订金的情况下忽遭外商违约，订金自然也就打了水漂；不甘失败的牟其中很快又审时度势，认定国内的电冰箱市场大有可为，于是从韩国进口了3000台冰箱“代理销售”，却没想到市场突变，那些拉回来的冰箱堆在仓库里，迟迟无法打开销路……
和过去一样，牟其中并不是一个易于被失败打倒的人，两次监狱生涯早就让他的神经变得异常坚强，即便是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他也能保持一种相当旺盛的信心与斗志。
根据曾经担任过牟其中幕僚，现任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的冯仑的回忆：有一年冬天，他和牟其中一起开了辆四面漏风的破车去陕北，路上粮水不继，最后不得不在山西的一个小村子里停了下来，敲开一家农民的门之后，恳求主人做了些刀削面，面端上来之后，看着屋子里的环境，其他的人都嫌脏，感到难以下咽，只有牟其中吃得特别香。事后牟其中对大家说，人一定要懂得忍耐。
带着这种极富忍耐性的斗志，牟其中不断地向公众展示自己，绝不肯放过任何一个抛头露脸的重要场合，在1989年，牟其中受到了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的邀请，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参加这个著名的世界经济论坛。然而到了达沃斯，牟其中才发现那里的物价奇贵无比，刚刚在倒卖毛线生意里赚了一点钱的牟其中不敢吃饭店里的食物，只好每天跑到街上买饼干吃。会议为期半个月，他忍了四天之后就要坚决回国，临结账的时候才恍然大悟，作为受邀嘉宾，他的食宿都是由主办方全包的。
从瑞士回来之后，牟其中继续到处天马行空般地寻找商机，过了不久，他从万县坐火车到北京推销竹器，在车上认识了一个河南人，从跟这个人的闲聊中，牟其中得知面临解体的前苏联着急出售一批图-154飞机，但是却找不到合适的买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牟其中忽然意识到：这绝对是一个值得尝试的好机会。
机会虽然听起来不错，可是困难也同样不少。首先，南德是家民营公司，根本没有外贸权，牟其中以往那些小打小闹也就罢了，像飞机这样的大手笔是不可能走地下渠道的；其次，南德也没有航空经营权，私人航空公司在此时还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即便是第一家包机公司，也要等那个王均瑶在两年后创办；最棘手的是，南德虽然有些流动资金，但想要买下飞机却无疑是天方夜谭。
然而，打定了主意的牟其中，却决定试上一试，他找到了在一年前刚刚开航的四川航空，因为那里正准备购买新飞机换掉已经过时的国产机型，反复洽谈之后，川航居然同意购买苏联飞机，因为当时买一架图154飞机只需要人民币五六千万元，与之性能相仿的波音客机则需要二三个亿。随后，牟其中组织了一批亏损的国有企业，从这些企业中获得了大批积压的罐头、鞋袜、服装等日用商品，准备拿这些货物去换飞机。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牟其中对政治的长期观察在这里发挥了作用，他把苏联航空工业部的官员请到了钓鱼台国宾馆，然后以一种官方的口吻通知对方，这里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会谈的地方，一瞬间让自己似乎获得了某种神秘的“官方背景”。
在牟其中的长袖善舞下，这笔看似荒诞不经的生意竟然成功了。1991年，南德、川航与苏联航空工业部三方打成协议，中方用价值4亿元人民币的500车皮小商品，换购四架图154客机。当这四架飞机一一降落在成都双流机场的时候，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顿时成真，散发出耀眼的光辉，据说这一次牟其中从中赚取了8000万到1个亿。
在一战成名之后，牟其中似乎成为了一个商业理论家、政治评论员、经济观察家，唯独不像是一名商人，他开始频繁地发表一些理论，在《中国企业家》杂志对他的采访中，牟其中说：“过去的经济规律已经变得十分可笑了，工业文明的一套在西方落后了，在中国更行不通，我们需要建立智慧文明经济的新游戏规则。有人说我是空手道，我认为，这是对无形资产尤其是智慧的高度运用，而这正是我对中国经济界的一个世纪性的贡献。”
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这个梳着毛式大背头，声音洪亮的中年人，不断用惊人的言论来“实践”着自己的理论，许多巨大的投资计划被公布于众，你甚至很难说得清它们究竟是脑子里的蓝图还是实际的战略目标，其中包括以100亿投资开发满洲里，100亿投资建设“邓小平广场”，他甚至打算将喜马拉雅山炸开口子，将干旱的中国西北地区变成温暖湿润的降雨区，以及采用同样的法子，把横断山脉炸出一座拦截大坝，可以引长江入黄河，增加2017亿立方米的水量，投资为570亿元。这些计划听上去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以至于导演冯小刚甚至直接把它拿过来，写进了自己那部喜剧电影《大撒把》的剧本。
可惜的是，在那个崇拜偶像而又渴求偶像的年代里，本来就创造了神话的牟其中很快便迷失了自己，他像是一个信口开河的革命者，又像是一个福音传道士，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挥斥方遒的伟人气魄。于是在整个90年代，牟其中一直被当做思想家和战略家的典范，他获得了“中国十大民营企业家”、“中国改革风云人物”、“中国十大实业家”①等众多称号；而作家袁光厚所著《商海巨子——牟其中》一书的出版，则彻底点亮了牟其中头上的光环，同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将他列为大陆富豪第四位，中国的《财富》杂志紧随其后，把他定为“大陆富豪之首”，这位热情万丈，雄心勃勃而又有些不切实际的企业家，成为了第一个获得“中国首富”称号的人。
①：很有意思的是，牟其中似乎从来没有经营实业的兴趣，他甚至耻于简单而重复的生产。在他的眼里，生产是工业时代文明落后的产物，将“十大实业家”这样的称号颁给牟其中，不能不说是一件相当有黑色幽默意味的事情。
就在全国的媒体都在大肆渲染这桩“罐头换飞机”的交易，所有人都惊叹于牟其中的商业天才时，在上海东湖宾馆的一个房间里，一群男人却仅仅对此置之一笑，在他们看来，这种资本运营的手腕不过是小儿科，是沾了国有企业市场信息闭塞的光，既称不上精妙，也称不上高超，而且缺乏“资本工具”，充其量只是“国际大倒爷”而已。
无论这些人是否有资格嘲笑牟其中，他们的评述却是相当准确的，在改革进行到第十三年的时候，纯粹的计划经济几乎已经濒临崩溃，由于缺乏市场开拓能力，国有企业不得不依靠大大小小的“倒爷”们来帮助运营，根据冯仑的回忆，牟其中当初为了让苏联人相信南德有大量的罐头和食品，在三天之内组织全公司的找商品、办展览，最有趣的是，王石竟然也派人送来了两车皮罐头，因为身为“贸易公司”的万科集团，那时候正在从事倒买倒卖的业务。
这么看起来，牟其中只不过玩了一个连环局——银行得到四川航空公司（川航）担保后，贷款给牟其中，由他付款给生产厂家，拿到大量轻工产品后出口到俄罗斯，俄罗斯方收货后直接将飞机飞到四川交给川航，牟其中拿到川航付款后再去还银行贷款。
另一方面，从日后的作为来看，这些人的确有资格嘲笑牟其中，那所东湖宾馆，乃是上海早期股票炒家们扎堆聚会的根据地，在他们中间，有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国证券教父”管金生、“天下第一散户”杨百万、日后参与组建了中科系的“朱大户”朱焕良，当然，这里面还有日后创办了华晨汽车的仰融，在这些人当中，最对牟其中感到不屑的，恐怕就属他了，因为就在此刻，他手中正在运作一个复杂的资本项目，一旦成功，前途不可限量。
比起我们其他的主人公，仰融的身世是最传奇也最模糊的，这都来自于他信口开河的随手包装。他自称来自于徽商故里安徽徽州，是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他甚至说自己在越南打过仗，负过伤，有着英雄一般的过去。而据熟悉他的人说，仰融的真名叫仰勇，出生在江苏江阴市，既没有读过任何大学，也没有过当兵打仗的经历。在他初中毕业后，先做厨师，后承包商店，1989年9月，他从单位里拿了400万现金，开始了在上海的炒股生涯，很快便聚敛起颇为不菲的财富。
据仰融的一位儿时伙伴说：“仰融从小人很聪明，胆子也很大，但是却很不安分。”对于当时的股票市场来说，这样的性格显然再合适不过了，在东湖宾馆的经历，让仰融在赚钱的同时，也学会了一身资本运作的高超本领。他从仰勇改名为仰融，也正是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为的是取一个“仰仗金融”的好彩头。
有趣的是，这个彩头在1990年的时候居然变成了现实，仰融果真结识了一个金融界的大人物，正是在这个人的帮助下，仰融开始了他的传奇经历。
这个大人物是中国金融学院党委书记、老资格的金融教育家许文通，在中国的金融系统里，许多官员与学者都出自他门下，虽然仰融并非他的学生，但这个思维活跃，动作果敢的年轻人却依然得到了老先生的赏识。在上海呆了一段时间之后，许文通帮助仰融结识了一些高层的政商人士。这为他后来从事实业操作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在这一年，身在香港的仰融得悉一个消息，在沈阳有一家金杯客车厂，此时正陷入困局，此时正在靠发行股票来筹集资金。不过，这个东北第一家被允许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对招募却并不在行，计划募集的1亿股，折腾了一年多，仍然有一半还窝在自己手上。仰融看出其中大有可为，便主动上门洽谈。
这一年的7月22日，仰融用1200万美元买下了金杯客车4600万股记账式股票，然后又安排一次换股。将控股比例扩大到51%。日后，他通过在实业与资本市场上的双重动作，成功地将这家濒临倒闭的汽车厂，改造成为一家拥有相当背景与规模的超级企业——华晨汽车集团，并且在一年之后成功地在纽约上市。
在今天看来，仰融的翻江倒海，很大程度上要依仗金杯客车这块宝贵的国有资产，而他能够入股金杯，则是吃准了金杯客车厂正处于困局之中，据说，当时金杯客车厂的厂长为了卖掉股票，甚至跑到北京，在国家体改委大院里贴布告，摆了一天的摊，最后也只卖掉2.7万股，悲凉之景，令人唏嘘。然而倘若不采用这样的办法，这家一无是处的企业便只有破产关门一条路。
仰融的这一次成功，在当年其实是一个通行全国的做法——用少量资金控股资本质量良好，却暂时无法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国营企业。这个做法有一个特有的名词，叫做“并购”。而它的主要发起者，则是一名外来者。
44岁的印尼商人黄鸿年，在这一年来到了中国。在看到许多国营企业陷入困境后，政界人脉深厚的黄当即决定动手手工，用较少的的钱来摘取那些大桃子，而地方官员们则认为，靠黄的资本和先进机制，可以让那些亏损或势微的国营企业重现生机。
在个人意愿与官方支持的双重推动下，黄鸿年所创办的“中策”公司顺风顺水，完成了一系列“市长工程”，在福建泉州，他把该市41家企业一并收购，在大连，有101家企业归入他的囊中，根据统计，从1992年开始到1993年6月，中策集团斥巨资4.52亿美元，共购入了196家各类企业，随后又陆续收购了100多家，在这些企业当中，绝大多数都是资本质量好，有发展前景、盈利空间的大型国有企业，而收购如此多的企业，黄鸿年的目的却并非和仰融一样，打算认真地去经营管理，他下的第二步棋，就是像用砂纸擦铜器一样，把它们打扮的面貌一新，然后成捆打包出售。
很明显，这是一种典型的资本投机，在国外，这类资本游戏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和牟其中等人的“空手套利”一样，这种方式既没有技术注入，也没有优秀的管理经验。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这样的并购面前，许多改革派的理论学者纷纷击节赞赏，认为这是中国改革时代内最伟大的经济动作，这种并购、贱卖甚至被认为是国有企业重组的有效模式，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时代产物”，这样的说法是否正确，我们不予品评，不过，那位善于抛出精彩理论的牟其中，倒是对此类现象有一段相当准确的论述：“哲学上讲究对称，我们身边的许多事物都具有对称性，历史上有一个时刻——我说的是50年代公私合营，国家剥夺资本家，很短时间里资产发生由‘荣毅仁的口袋’向国家口袋的运动；那么，就有可能存在着一个反向运动，发生资产迅速由国家口袋向‘荣毅仁口袋’的运动——我认为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时刻。”
就在仰融放手一搏，将整个沈阳金杯汽车厂一口吞下的时候，他已经将自己置身于一条行将沉没的船上。
坦白地讲，在当时的中国，整个汽车制造业都几乎陷入困境。在此前的1987年，著名的“红旗牌”轿车被迫停产，而就在仰融买下金杯股权的4个月后，上海牌轿车也宣告停产，在1991年11月25日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两大轿车品牌均告消亡。
在计划经济时代，“红旗”与“上海”是国家专控商品，只有够级别的干部才允许乘坐，普通人则无权购买。在1983年之后，财务出现困难的：上海汽车制造厂开始向社会偷偷售车，售价定为2.5万元一辆，“傻子”年广久就曾买回一辆，当做瓜子有奖销售的一等奖。显然，如果能够让这种向市场靠拢的尝试进行下去，那么凭借积累多年的品牌效应，“上海”乃至“红旗”都还可能保留一丝生机，然而它却遭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警告，认定“汽车自销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必须被坚决制止。”
就这样，战战兢兢的上海厂停止了这种尝试，却没有想到一个潜在的外来者正在试图慢慢吞下整个市场。
这个外来者就是在6年前进入中国的大众汽车，在这几年里，它以每辆车17.8万的高价，向中国一口气卖出了近30万辆“桑塔纳”轿车，并且将上海汽车厂1600名业务骨干和技术工人悉数招至自己门下，这也最终导致了“上海牌轿车”的生产被迫停止。在这一年的5月份，国家计委、汽车工业部等部门下发文件，决定在未来四年的时间里报废170万辆产于1974年前的老汽车。
对于中国的汽车产业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可惜的是，那些奄奄一息的国有老汽车厂，再也没有能力来恢复元气，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外资汽车制造企业趁此机会大发其财，将国内市场彻底瓜分殆尽的同时，再利用得到的资金垄断了汽车的技术话语权和品牌号召力。①
在此后的几年里，中国本土汽车行业多次险些全军覆灭，而我们的主人公仰融，则在不断试图重振国有汽车工业，在某些时刻，已经聚气成势的仰融甚至逼近了这个目标，却又失陷于另外一系列激荡起伏的故事当中。
①：外资汽车制造企业在1991年前后，所得到的利好发展机会几乎前所未有，除掉报废170万辆老汽车的文件外，中央政府还做出决定，将为机关和企业用新车替换旧车提供财政方面的帮助，而这些新车，几乎都是由中国与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的合资工厂生产的。
汽车行业的沉沦，其实只是中国国有企业现状的一个缩影而已。在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那些根深叶茂的国有企业，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开始逐渐陷入困境，在这一年年初，农业部提供了一份数据报告，表明在已经过去的1990年里，乡村集体企业实现利润265.3亿元，首次超过了国营企业的246亿元，前者实现了5.6%的销售利润率，比后者的2.6%高出两倍多。在这份数据，显示出来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那就是经过十三年的改革之后，民营企业已经全面侵占了国有企业的生存空间。
那位刚刚完成了产权明晰的鲁冠球，此时已经高枕无忧，他的企业在上一年晋升为“国家一级企业”，在下一年则被列为全国大型企业。目睹这样的现状，他在北京参加两会期间预言道：“到2000年，乡镇企业无论在产值上，还是利润上，都将会超过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老大哥’的角色。”
鲁冠球的话，无疑是对1991年民营经济势头最好的概括。当时，在南方诸省，民营经济的热潮一浪盖过一浪，3月份，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身体棒才能逛汉正街》的报道，用一种略带喜庆的笔触描写了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繁盛。新闻称：3.5公里长的武汉汉正街，有4000多个摊位，记者挤了一个小时，被人撞了几十次。于是便感触道：“身体不棒，挤不过汉正街。”随后又得出结论：“汉正街的挤，挤就挤在”农村“。因为在日均上市的15万人次中，几乎有80%来自农村，80%的商品产自农村的乡镇企业，80%的商品又销往农村市场。
在重新开放了十一年之后，这里已经成长为拥有4105家个体户，年销售额高达7.3亿元，年提供税收1600多万元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当年那个身背冰棍箱子四处贩卖小百货的郑举选，如今已经是汉正街是上小有名字的百万富翁，更成为了当地政府的座上嘉宾。
在这样的气氛当中，更多的人开始正视下海经商所能带来的双重效益——在发财致富的同时，成为鲁冠球那种拥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于是，人们开始各显其能，纷纷投入创业的浪潮中，当辞职下海成为一种流行趋势的时候，那些保守者们便知道，有些变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阻挡得了的了。
在这一年里，家用电器的消费市场开始突然变得火热，人们在继1988年的抢购潮后，又一次开始疯狂地进行消费，不过，这一次的抢购并非是为了保值防通胀，而是被真实的消费需求所驱动。
在这一年里，李东生把他麾下的TCL公司，发展成为全国电话机产销量第一的企业。不过，他显然志不在此，在这一年的夏天，他路经香港，和大学时的老班长黄宏生碰面，这位当年”全班的老大哥“，此时正在香港创办了一家生产遥控器的企业，取名创维。两人谈旧论今，说到各自的企业。李东生诡秘地说：“我现在看中了一个新的行业。”黄宏生则回答道：“是不是搞彩电？”两人随即相视大笑。随后，两人各自领导自己的企业，转战彩电制造业，并在数年之后成为中国彩电制造的领军企业。
那个搞出了“顾氏理论”的顾雏军，在这一年也加入了火热的家电市场。他筹措了一笔资金，然后在广东惠州办了一家空调工厂，生产“小康牌”空调。
顾雏军的经营才华，在那时就已经初步显露，他吃准了国人追求享受又图经济的心态，在广告中自称是“目前世界上耗电最省的家用空调器”。随后又通过技术手段压缩成本，降低售价，一时间销路大开，成为颇受欢迎的名牌产品。
通过这一系列策略，顾雏军的小康空调在第二年就实现了6万台的销量，按照平均每台1000元的利润，三年下来顾雏军竟然实现了1亿元的利润。这笔钱即使放在现在，也要令人惊叹顾雏军经营有术。可惜，这种快活日子没过多久，不善于和当地政府打交道的顾雏军就惹祸上门，惠州市技术监督局找到厂里，认定小康空调“产品质量不合格”，居然将他的工厂查封，愤怒至极的顾雏军一纸诉状，将惠州市技术监督局告上法庭，结果自然在意料之中。
遭此横祸的顾雏军选择远走国外，并在数年之后归来，当然，那时的他已非昔日可比，无论是操纵资本的财技还是操控舆论的公关能力，都远在当年之上，不出意料地将中国商业界搅得天昏地暗。
对于全世界的电脑行业来说，1991年无疑是最悲惨的一年：从这一年年初开始，AMD和英特尔这两家电脑制造商，就在芯片产品领域展开了价格大战，从而在电脑市场上掀起了一场风暴，把全球整个计算机行业都卷了进来。
于是，有几百家电脑组装厂商同时陷入了倒闭和亏损，即便是业界泰斗IBM，也把它30万人的员工裁减了4万人，才勉强维持住不到1%的利润率，康柏电脑的总裁也在年底因为股票暴跌而辞职，在香港的电脑厂商中，一下子就有40家像春日积雪一样消失不见。
联想在这一年里也踏入了亏损的行列，到夏天的时候，公司的财务已经周转不过来，在银行贷不到款，在大公司集体降价的压迫下，联想仓库里的芯片存货，价格竟然跌掉70%，这让一向乐观豁达的柳传志也不免手慌脚乱，认定“电脑市场天下大乱，形势非常严重”。
在夏天来临的时候，柳传志和全体董事会成员聚在一起开会，这时他们才发现，联想竟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公司账面上的亏损达到1700万港币，而当时联想整个香港公司的资产也不过3000万元。眼见公司元气大伤的柳传志心中慌乱，甚至专门跑到曼谷去拜佛。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联想的确已经被逼到了墙角，后来高层们回忆说，依照当时公司的财务状况，两个月内如果还不能扭转状况，那就只剩下关门一条路。
事实证明，联想最终的拯救者，依然要由柳传志来扮演。他飞到香港亲自督战，在为人们加油鼓气的同时，断然做出决定：大幅度削减公司开支，同时重拾代理业务，为那些国际品牌在大陆地区做电脑附属设备的销售。当然，最终帮助联想渡过危机的，还要数他的战略转移措施，他下令将整条组装生产线从香港搬回深圳，把香港联想的100名蓝领工人全部裁减，仅此一项，联想每个月就能省下120万港元的费用。
值得欣慰的是，联想最终挺过了这场席卷全球计算机业的“黑色风暴”。在这一年年底，联想重新恢复了每月10万块板卡的销售业绩，12月份的营业额达到了1.32亿港币，居然还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把前面1700万的亏损填平之后，还剩下了1000万的利润。柳传志凭借一己之力，竟然愣是将联想拉出了泥潭。
在年底的圣诞联欢晚会上，柳传志踏上讲台，用他一贯的精彩口才，声情并茂地向在座的官员、商人们发表演讲，题目是“什么力量使我们冲过91黑色风暴”。这样一次痛苦的经历，竟然硬生生地被这个47岁的中年男人变成了新业绩的陪衬。
尽管在这一次的黑色风暴之中，柳传志再一次展现出他的效率与胆略，尽管他同时具备将坏事变成好事的能力，然而这却并不能证明柳传志作为企业家的失误——那批在仓库里亏本的芯片，正是柳传志做主买进，准备待价而沽的。从这件事情上不难看出，作为一家本土企业，联想实在还不具备冲击国际市场的能力，这也正是联想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大陆地区当成主要市场来经营的原因。同时，这也从旁证明，以柳传志的性格和商业素养，他足以成为一位很好的战略家和统帅，却需要一位市场感觉更好的年轻人来替他分担，于是，杨元庆和郭为在此时进入他的眼界，日后，这两人果然如愿成材，扛起了联想国际化经营的大旗。
尽管联想在这一年里遭遇了不小的麻烦，但老实讲，它的发展却是人人都看在眼里的。这一点甚至从柳传志的谈吐气派上就能看得出来。在过去的几年里，联想已经有了北京、香港两个研究中心，在北京、深圳和香港有三个生产基地，还有银行提供的贷款——仅在香港一地，柳传志就筹措了1.2亿港币。此时的联想，每个月已经可以把8000块主机板销往北美和欧洲。1990年的一次计算机交易会，联想就拿到了1240万的订单。
得到了发展的不仅仅是联想一家，从1987年到1991年底，尽管存在着全国范围内的经济调整和市场疲软等因素，但中关村却依然保持了超常规的增长。试验区里的企业由148家激增到1300家，年总收入由7亿元增长到37亿元，上缴税金从0.25亿元增加到1.5亿元。这种令人瞩目的发展速度，在形成自身产业规模的同时，也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这一年的10月18日，中国首个信息产业基地即在此基础上建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年那一批不安分的知识分子，在选择了“反出体制”之后，不但实现了自己的创业梦想，也在无形中成为了新体制的奠基人，对于这个国家的进步而言，他们无疑是值得尊敬和纪念的。
假如我们此时选择跳出中关村的方寸之地，将眼光投射到全国范围内，我们将会看见一个怎样的中国呢？
在12月15日，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在北京，几乎所有世界级的大公司，都在那里设下了自己的办事处或分公司。在天津，当地政府宣布开设“保税区”，对外国投资者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
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私家车开始变得不再稀奇，尽管有相当一部分的私人汽车还是被用来营运，但数量已经大大超出了政府最初的预计，在北京的街道上，甚至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堵车现象；一些旅行社也开始批量运营香港、澳门甚至东南亚等地的旅游业务，并且推出类似“三日游”这样的套餐服务。
于是，那些在改革开放中最早富裕起来的人们，纷纷开始向往更高层次的生活，在那一年前后，最时尚的事情莫过于到位于深圳与香港交界的中英街上，买上一台日产的录像机或放像机，然后站在标有“中英地界”字样的石碑前拍照留念。去深圳的茶餐厅吃一份价格昂贵却并不正宗的早茶，最后在导游的带领下轮流用望远镜眺望对面的香港岛。一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这种独特的旅游方式一直长盛不衰。
在这一年里，一种叫做“手掌游戏机”的电子玩具进入中国，最早在广东沿海一代出现，很快便在全国流行开来。
这种玩具其实是日本任天堂公司将电脑程序和黑白液晶技术搭配的产物，并没有多大的技术含量。游戏内容也是极其简单的“坦克过桥”、“救降落伞兵”以及著名的“俄罗斯方块”等等，任天堂公司的这一举动，是它们走上儿童策略的第一步，然而令日本人感到吃惊的是，中国的成年人对这一产品表现出惊人的兴趣，随处可见手握盒状机身，玩得废寝忘食的人，很是兴盛了一段时间。于是《朝日新闻》对此发表评论：“中国尽管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较大进步，但普通民众的生活却依然单调、贫瘠。”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多数普通家庭还在为“一年两年求温饱，三年五年奔小康”的口号而奔波忙碌，但富裕起来的人也越来越多。在一些城市居民的家庭中，家用电器早已不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这些用种种办法先富起来的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已经开始向往更高的层面。跑步机、减肥仪这些健身器具正是在此时进入中国的；“傻瓜”相机甚至录像机也开始悄然在富人之间流行；在一些家庭中，家长有意让吃饱穿暖的孩子们学习绘画、器乐等技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电子琴这种颇为时尚的乐器开始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许多城市孩子都会在周末和假期，去接受专门的培训，并且熟记“雅马哈”、“卡西欧”这样的品牌。
在这一年，成功地打入中国市场的外国品牌还有轩尼诗，这种产自法国的白兰地，在进入中国之后被简称为“XO”，其精美的包装、昂贵的价格，迅速地在富人之中流行开来。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都是奢侈与身份的象征。
1991年的中国，在展示出它全民商业化的面貌同时，也开始向世界尝试着展示出一些新的东西，人们在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开始对精神层面有所追求，在上一年，山东威海成为了中国首个“国家卫生城市”，人们在“扫净家园好招商”的诱惑下，也感受到了美好环境所带来的精神愉悦。中国人在越来越实际、越来越物质化的同时，开始追求一切可以拿的到手的东西。在这一年，台湾歌星罗大佑的专辑，终于得以在大陆地区公开发行，青年们在同一唱了七八年“野百合也有春天”之后，终于得以正大光明地聆听这个声音低沉又富有感染力的男人。很快，在歌唱春天的声音中冬去春来，人们将会真正见证春天的来临。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