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1989年

    1月份，北大诗人海子，用他充满热情、浪漫气息的笔，写下了这样一篇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日后的21年之间里，这首洋溢着春光气息的诗，一直被认为是现代诗歌的巅峰：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谁也不会想到，拥有此种笔触的人，竟然会在写下此诗两个月后自杀。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变化时时刻刻都在发生，除了人心之外，还有许多东西亦如此。

    继上一年的火热经济氛围，许多人都预感，在80年代的最后一个年份，将会迎来一次空前的飞跃。然而从这一年的元旦开始，一些有着敏锐政治嗅觉的人却感到，空气明显开始变得紧张起来了。

    1月1日，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在《元旦献词》中发出了这样的评论：“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一般来说，《新年献词》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确定这一年的大方针与基调，现在，一向作为喉舌的《人民日报》作如是说，其意义自然非比寻常，熟悉政界的人，甚至可以从中感受到一丝别样的味道。

    果然，一次规模宏大的清理整治，再度拉开帷幕。在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纷纷开始了对私营企业的调查和清理。在江苏，从5月份开始，当地税务部门便开始普查税收，对象当然是那些私营企业。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当前个体户偷税漏税的情况非常严重，占到企业总数的80%”。在浙江，省委则出台文件，要求清理那些在体制外游走的私营企业。在广东、福建等地，工商、税务等部门纷纷出动，在传达《整顿城乡个体户税收秩序的通告》的同时，勒令所有个体工商企业必须限期自查，违者要吊销执照与生产许可。

    比这些实际行动更可怕的，则是一轮关于私营经济是否应当加以限制的辩论，再度在各地理论界展开。中央党校、各地社会科学院纷纷重启研究，报纸上的争锋与辩论日日可见，针对改革的质疑与批评，在一段时间内甚至成为舆论的主流，压倒了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歌颂和提倡。

    在这样的寒潮倒袭下，一些风头人物的命运如何，便是不用想也知道的事情了。

    那个炒瓜子的年傻子，这一年又进了监狱，他的罪名是贪污、挪用公款，但在拖了两年之后，宣判时却变成了流氓罪。

    事情是这样的，在1985年，芜湖市新芜区劳服公司出资30万元，芜湖市另外一家公司出资20万元，年广久以“傻子牌”商标和技术入股，三家合办起“傻子瓜子公司”。公司归新芜区政府领导，企业的性质被定为“集体联营”。公司只开了三个多月，争端就产生了。

    年广久在经营和管理上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比起合作单位的人来，自是高明许多。比方说，他规定了三十六条厂规，比如一旦工人把瓜子炒苦，就要罚款一百元；如果偷瓜子出去，抓一把警告，装进口袋罚款一百；偷一袋罚款三千，直接开除。他会随机问工人一些问题，例如“什么火候炒的瓜子味道最好，好在哪里，为何如此”。只要工人能够回答上来，立刻就是五十块钱的奖金。

    在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上，年广久这套奖惩制度，显然算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高招，然而对比一下当时那些积弊重重的国有企业，这样的管理措施无疑是极具效力与效率的。只是在执行过程中，年广久又一次给自己惹了祸——他根本不愿意让合伙单位的外行们来插手管理。

    合伙单位代表了公家，年广久如何经营倒是无妨，唯独将公方排除在外的做法，却是“公家人”万难忍受的。于是，合伙单位很快便提出抗议，称年广久工作方法粗暴简单，动不动就打骂职工，不尊重协作者，提出要么退股散伙，要么年广久退出管理。在区政府出面调解后，其他两方各退股10万元，1985年10月，公司由年广久出资承包。

    很明显，在这件事情上，年广久犯了不小的错误，从后来人的角度来看，在那个无风三尺浪的年代，一个浑身是“小辫子”的民营企业家得罪了国有企业乃至政府，其后果自然相当严重。于是，定时炸弹就这么埋了下来，只等有人去触动它。

    不幸的是，这一刻最终还是到来了。1987年底，接到傻子瓜子公司一位副经理的举报，检察院开始对年广久立案侦查，第二年年底将其收容审查，又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当1989年私营经济的寒潮到来时，以涉嫌贪污、挪用公款的罪名将其逮捕起诉，自然也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年广久大字不识，自然不会看也不需要看会计账目，于是企业里的财务自然说不清道不明。谁也没法认定傻子究竟是有罪还是没罪，案子一拖就是两年，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在生活作风方面找了一些问题，匆匆忙忙以流氓罪判处年广久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这大概是我们这部商业史中，第一次出现的“法罪错位”案例，明明犯事于东，最后却获罪于西，这是一个很怪异，却极少有人关注的现实问题，它并不是孤例，相反，它在当代中国商业历程中反复出现，几乎成为落马企业家的标志，在后面的篇幅，我们还要说到这样的案例。

    而更具黑色幽默成分的是，在被正式关押了一段时间后，邓小平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南巡，在和随行人员的谈话中，他再次谈到了“年傻子”，于是在一个多月之后，“流氓犯”年广久被放回了家，足足失去自由三年有余。

    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一位姓吴的“温州老百姓”给北京写了一封信，认为“温州模式”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模式，有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要无法无天，在他的描述中，温州“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信的最后说，“温州市委领导是好的，多数同志廉洁奉公，工作辛苦，只因潮流如此，无力回天，请中央领导同志派得力要员，把温州重新引导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这封信由信访局转给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这封信使得国务院派出一个小组在10月份抵达浙江进行核实调研，刚刚从“经济严打”与政治风波中恢复过来的温州，再次变得黑云压城。好在调查组颇具改革精神，在广泛听取当地领导、企业家、居民、单位代表的意见之后，得出结论：“温州经济在总体上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发展目标”，说‘温州模式’是资本主义模式是不成立的。当地官员乃至私营企业主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当地的建设分不开的。因为各种数字无论再鲜活，也比不上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在经历的十年改革开放之后，温州经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蔚然成势，由专业市场、家庭作坊带动起来的“温州模式”，在令一些普通劳动者富裕起来的同时，也使当地的物资流通变得更加顺畅，反过来又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带动了乡村的城镇化建设。

    据有关资料显示：到1993年，温州全市的建制镇已经从1978年的18个发展到了137个，总人口405万，占全市人口总数的60%，在这些因为专业市场而发展起来的小镇里，龙港镇是最突出的例子，它在最初只是5个相连的小渔村，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全部人口加在一起也不过7812人，而到1993年的时候，龙港镇已经发展成为58平方公里，纵横街道59条，每天客商流达3.8万人的中心城镇，被许多媒体称为“中国第一农民城”，而这些城镇建设的资金，却并非来自政府，而是龙港镇专业市场和加工行业的农民自筹资金。

    温州模式的成功，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活跃市场、解决就业、建设城镇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当政府对这种模式给予肯定的时候，无疑意味着为温州模式的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对于中国千千万万的乡镇企业而言，反对与斥责的声音将会越来越少，直到彻底消失不见。

    温州的“平安过关”，在这一年的肃杀气氛中，实在是一件太侥幸的事情。当时，国内保守风气之严重，对私营企业、个体户与改革的攻击之尖锐，让许多人读之闻风丧胆，他们纷纷选择辞退员工，拒绝扩大规模，把利润转移到物质享受的领域上，甚至干脆将工厂关门明哲保身。

    我们在前面说到的李书福，在此时已经是个千万富翁了。尽管如此，他距离自己的造车计划还是很遥远，而且在这种气氛中，一向大胆而莽撞的他也变得噤若寒蝉，似乎连企业家的名号也想丢掉不要，只愿意做一个平安的富翁。

    因为害怕遭受到来自“上面”的打击，李书福把自己在浙江台州的“北极花”电冰箱厂捐给了当地乡政府，一并捐出的甚至还有土地、库存、甚至还包括了工厂的存折。从此以后，这家无证无照的“私生子”就变成了国有企业，而李书福则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清理整顿当中安然过关，带着一笔上千万的积蓄，先后前往深圳、哈尔滨、上海三地，到那里的大学进修学习去了。

    现在看起来，我们实在无法评说李书福的做法是对是错，因为后来在冰箱行业中问鼎称雄的科龙、美的两家企业，也都没有能够取得国家定点目录，但它们仍然坚持生产，最终熬过了最困难的这段时日。假如李书福在这个时候能挺上一挺，那么未来中国电冰箱制造业中，未必不能有他一份天空；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彻底被勒令关门停业，甚至要面临来自一些其他方面的危险。

    来自政治氛围和经济政策上的双重压力，让许多私营企业家在心理上倍感恐慌，因为害怕又一次运动的到来而纷纷停业、歇业，以至于这一年10月16日的《经济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近来一段时期，一些地方的个体工商户申请停业或自行歇业，成为了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除了这些消极避祸和直接赠与的企业家之外，还有那么一些人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

    蒋锡培是江苏宜兴范道电工塑料厂的厂长，他在1986年筹措了180万元资金，带着28个亲朋好友创办了这家电缆制造企业，在几年之后，这家厂子已经扩大了数倍，总资产增长到500万元。然而他却在这时选择将工厂所有权交给乡政府，从而把企业变成了集体所有制，这种方式在当时有种贴切的叫法——“戴红帽子。”

    这种方式其实并非蒋锡培独有，山东省临沂市的王廷江，也在这一年9月份把自己名下价值420万元的白瓷厂和180万元资金无偿捐给了村集体，并且向村委会要求入党。其实，最早的“红帽子”企业要追溯到1984年，在温州有一个叫张朝荣的人以几百元起家，成立了一个安装队，一年赚了几十万元。在1985年的时候，张朝荣一次买了十辆大客车，准备从事客运，申请开往杭州、金华和长沙等地的线路，赚了一些钱后，又买来35辆中巴准备投入市内交通，但是根据规定，市内公交只能由国营或者集体企业运营。因此，想要进入公交运营，就必须通过挂靠成为国营或集体企业，张朝荣思来想去，最终决定将自己的“鹿城运输总公司”挂靠在当地一个街道办事处下面，公司注册性质被定义成“集体企业。”

    根据统计，这种以“私产归公”换取自保的企业，在当年带有一定的普遍性，除了私营企业家们的心态之外，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则是各级地方政府的怂恿。例如宜兴市范道乡的党委书记，就主动找到蒋锡培说：“你把企业变成镇办的集体企业，我们来帮你落实优惠政策。”正是这种态度，才让蒋锡培毫无保留地把500万元资产送给国家。

    政府的这种行为，其实并不难理解，许多地方政府既想搞活一方经济，又害怕被扣上“搞资本主义”那样的大帽子，便发文号召下属街道为民营企业创造条件。这样一来，对于被挂靠单位来说，私营企业带来的税收产值可以纳入自己的统计，每年还能坐收“管理费”，而那些私营企业主则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换来政治上的安全和经济上的优惠，还能合法获得原材料，自然也乐于为之。

    带上了红帽子的蒋锡培，和政府的关系顿时变得异常融洽，他当即被任命为乡长助理，后来又当选全国劳模和人大代表，一直困扰他的税收和银行贷款问题也随之化解了。而王廷江在捐出白瓷厂后，立刻被当成先进人物大树典型，山东省政府当即开展了“向王廷江同志学习”的活动，王廷江后来创立的华盛江泉集团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总资产发展到70亿元。这种趋利避害的方式，无疑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加入到“戴红帽”的行列中来。根据统计，在广东汕头地区，1990年的时候只有1700多家私营企业，却有大约15000家“假集体”企业，占到集体企业注册总数的60%左右。

    中央政府对于这种现象，则有着自己的一番态度，如同《经济日报》记者马立群评价的那样：“假集体现象是私营企业趋利避害的行为，不足为怪，但是由于这种现象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这种企业的大量存在，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壮大了集体经济，其实大谬不然，这些企业享受的税收、信贷政策优惠，使国家财政受到了损害。有的地方假集体企业占到注册登记集体企业的80%，如果对其进行清理，国家税收无疑可以有可观的增加。”可以预见的是，当这种观点在中央政府官员中占据上风时，对“红帽子”、“假集体”企业的清理，也就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除了这一类“红帽子企业”之外，在温州地区以及广东一带，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企业模式，和“红帽子企业”一样，它同样是私营企业家们为了趋利避害而搞出来的发明创造。

    这种企业被叫做“股份合作制企业”，最初的创造者是温州人，在1985年5月份，一个名叫张庆勇的上海人来到温州，找到当地农民李岩寿，由后者牵头，召集了19位当地农民，共同筹资7.8万元，开办了一家以制造登山鞋为主要产品的瓯海鞋厂，由于这些农民既是工厂的股东，又是工厂的员工，所以张庆勇和李岩寿到工商局注册执照的时候，声称自己的企业是“股份合作”，绝非私营个体，而是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

    这种制度上的新发明，很快就得到了温州下海者们的追捧，这些精于变通的温州人为了能够获得政治避风港的待遇，设计了这样一套奇特的制度：企业的产权对外非常清晰，对内却异常模糊，没人说的清这企业究竟是谁的，它不从属于国企或政府，却也不归某个私人所有，能够享受“集体企业”的一些待遇，规避掉国家对私营企业的清理。浙江萧山的鲁冠球，正是用了这种办法，才从根本上解决掉产权界定的。

    根据统计，1995年的温州只有3989家私营企业，却有大约47000家股份合作企业，而在这些股份合作企业中至少有三分之二实际上是私企。这种让当局摸不清头脑的“股份合作企业”，以及“公皮私骨”的“红帽子企业”，在1989年的整顿清查浪潮中成批出现，成为中国商业史上颇值得记述的事件之一。

    大规模的清理整顿，自然给经济泼上了大量冷水。给经济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在1989年，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改革开放11年以来的最低点。民营经济尤其损失惨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记载，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工商户注册数减少了300万户，私营企业的注册数由20万家，直线下降到9.06万家，比例竟达55%。

    在这样的形势下，经济的全面滑坡，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一年的9月，计委、财政部等单位的调查报告出炉，结果显示：上半年的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同期仅增长了0.9%，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记录。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民营企业家们一直被原料不足的问题所困扰，但是在这一年里，这种情形却突然消失不见了。连原材料市场都开始出现滞销——在这一年的秋天，全国生产原料交易会在山西太原召开，场面冷冷清清，登记在册的可供应原料总价值为60亿美元，实际的成交额却只有4亿美元，这无疑说明，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已经偃旗息鼓。

    企业停工停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消费的持续低迷。和过去几年里倾囊购置“新老三大件”不同的是，老百姓忽然集体变得吝啬起来，与之相伴的是银行存款猛增，消费品和物资流通市场则变得一片萧条，这种由民众持币惜购所引发的现象，在当时有一个专门的形容词——市场疲软。

    所谓的市场疲软，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其实就是常说的内需不足，是经济转冷的必然结果。根据资料记载，在上半年过去之后，全国的工业成品库存积压，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1%，达到了惊人的1067亿元，那些本来就有严重产品积压的国营工厂更是雪上加霜，其库存同比增加了45.9%，利润相应地下降了56%，大批工厂相继出现亏损，日子难以为继。

    国有企业的产品积压，其原因一方面来自于所谓的“市场疲软”，在另一方面，则依旧要归结到它们薄弱的市场开拓能力上，归根结底，这是由长期死板一块的计划经济所造成的，这种销售不畅的局面，一方面在拖垮那些老国有企业的同时，一方面则滋养了许多头脑灵活、思路宽广的所谓“能人”，他们大多来自国企的销售部门，在长期的四处奔波中，他们开始学会利用信息不对等、以及国企领导的昏聩无能，在中间上下其手，大发其财。

    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黑龙江省嫩江地区的九三糖厂，这是一家建于1976年、拥有职工2000多人的大型重点国有企业，其产品质优价廉，多次获得省级、部级名优产品称号，深受市场欢迎。然而在这一时期也陷入了被动之中。连年亏损之下，退休职工的工资也很难保证，上访、告状者络绎不绝，庞大工厂的生产虽然在继续，却处处都显现出一种暮气沉沉的没落感。

    和这种困顿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厂子派驻到外地的那些销售员们，他们在各自负责销售的城市，成功地构筑起一个利润巨大的私人王国，用赊销、差价、回扣等方式，从中获得丰厚收益。例如在哈尔滨的销售点，销售员就利用工厂急需资金的心态，连续不断地将数以吨计的绵白糖、白砂糖以低廉的价格卖给自己的亲属，再将白糖按照市场价格转手卖掉，运费和仓储费用却要由工厂来承担，几年之后，当工厂终于破产倒闭的时候，这位销售员却成为哈尔滨南极副食批发市场上屈指可数的实力商家。在长春，销售员们则更加肆无忌惮，他们报给工厂的市场价格，永远要比实际的低上二到三成，甚至直接将白糖赊销出去，但是却没人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该摆平的人都摆平了”。

    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许多国有企业中都有存在，从表面上看，这样的事情是因为管理不善造成的。而其内在的问题无一不与体制大有关系，那些常年在一线市场摸爬滚打的人们，早已变得见多识广，他们挟信息灵通之便，带着对发财致富的渴望，处处利用体制的僵化与漏洞中饱私囊。

    如果说，这种窜行于体制内外的行为是一种另类的下海，那么，这些头脑灵活，胆大妄为的“能人”们，无疑是最欢腾的一群弄潮儿。

    在这一年里，我们的大部分主人公，似乎都遇到了一些麻烦。在一年之前，王石成功地从上级主管单位的控制下逃脱，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日子好过了起来，在实行了股份制后，如何把自己的股票卖出去，成为困扰他的最大难题。

    在那个年代，人们对于股票的认识接近于零，手里的钱尚且不够花，还要负担“国库券”的摊派，哪里会乐意拿为数不多的积蓄投资股票呢？王石后来无奈地承认道：“即使万科是通过公募的形式，有特区党报帮忙摇旗呐喊，企业市民还是不买账。”

    为了把万科的股票卖出去，王石甚至组织了一支队伍，亲自带队上街推销股票，甚至还把摊子摆到菜市场里，因为那人最多。他还动用了工商局的关系，把个体户们都请到公司来开会，向他们反复宣传股票的投资价值，个体户横竖听不懂也不耐烦，最后干脆说：“不用讲那么多了，该捐多少我们就捐多少吧。”

    在对企业的销售上，情形也不容乐观，当时主动要求购买万科股票的，只有区区两家企业，一家是中创集团，另外一家就是任正非的华为，他不仅一下子认购了30万股，还请上门销售的万科员工吃了顿烤乳鸽。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困难重重，但王石总算是把2800万股万科股票悉数卖掉了，在第二年的3月28日，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股东例会召开，其间一位股东站起来，手握话筒向王石提问：“请问王石先生，您个人自己买了多少股票？”早有准备的王石从西装内侧掏出一张认购权证说：“我个人存款一共有25000块钱，取出2万块买了万科股票。”话音刚落，台下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声。

    一年之后，深圳证交所开张，万科以0002号正式上市。万科与深发展、金田、安达、原野共同构成了中国证券市场的雏形，被人称为深圳早期股市的“老五股”，王石可能没有想到，自己当初只是为了摆脱上级公司控制的想法，居然启动了中国国有企业一次深刻而久远的改革。从此开始，王石不仅获得了自主经营企业的权力，同时更走到了中国企业家革新求变与国际化的最前列。

    对于万科而言，这一次改变同样意义非凡，因为很快之后，它就要摆脱过去“贸易公司”的身份，转身投入到房地产这一新领域当中，万科的股份制与上市，保证了它以后在发展过程中，能够拥有一条宝贵的独立资金渠道。对于从属于资金密集型，高度强调现金流的房地产企业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可喜的是，王石同时实现了以上两个目标，从此一马平川地狂奔而去。

    在这一年的夏天到来后，冯仑那个有些荒唐的体改所被解散了。他的编制虽然还挂在海南省委，但却整日无事可做。一年多来，他除了东游西逛了整个海南之外一事无成。在思考了一段之间之后，他决定杀回北京，去找牟其中，到已经小有名气的南德集团去碰一碰运气。

    这是冯仑试水的第一家企业，在和牟其中对谈一番之后，他获得了牟其中的重用，每个月领250元钱的“顾问费”，有趣的是，他还很快拿到了一盒属于自己的名片，只是名片上的职衔让人感觉有些诡异——政务秘书，比这更有趣的是，在南德，重用的标志是挪位子，北京的冬天非常冷，南德集团也租不起什么像样的场地办公，一间办公室里坐了一群人，新来的要坐在最冷的外面一排，获得“重用”之后就可以坐到里面去了。冯仑后来对此回忆说：“几乎和‘号子’里一样，这种做法大概跟老牟坐牢的经验有关。”

    其实，同时到达南德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前海南省佛学研究会秘书长”潘石屹，体改所的解散让他顿时没了着落，无奈之下，他只好跟随着冯仑一起来到南德，这两位今日中国地产界的风云人物，在牟其中手下当了一段时间幕僚之后，于几年后再次杀回海南，开始了另外一段传奇故事。

    令人惊讶的是，举国之中，也有那么一些下海者并没有遭受到困扰，相反，他们还在这一年里还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在广东三水，李经纬的健力宝却继续着属于它的荣光，仅仅是广告投放值就达到了1000万元，产值接近5亿元，两项均在当年中国的消费品企业中排名第一。

    商业史学者吴晓波在著作《大败局2》中这样评论道：“在它（健力宝）创业的前10年，健力宝的竞争对手始终是它自己，几乎看不到任何危机存在的迹象。

    不过，在这一章的叙述中，李经纬却并不是我们的主角，我们要说的是另外一位下海者，他同样与健力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他后来的成功与腾飞，几乎统统要拜健力宝和李经纬所赐，他是健力宝门下的旁系子弟，然而却在最终自立门户，开山立派，终成一代宗师。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宁，他几乎代表了整整一代中国人对于光荣的回忆。

    在20世纪80年代，李宁几乎是中国最为著名的运动员，在1982年第6届体操世界杯上，这位相貌帅气的广西小伙子在男子7个个人项目中，一人独得六块金牌、一枚铜牌，这使得他成为世界体操史上至今唯一取得如此成绩的运动员，由于难度之高，使得他的成绩不仅空前，也几乎后无来者。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李宁再次获得3金2银1铜，接近中国奥运代表团奖牌总数的1/5，在他18年的运动生涯里，一共获得了国内外重大体操比赛金牌106枚。

    骄人的成绩加上清秀的外貌，使得李宁在那个刚刚苏醒的年代，成为了绝对偶像级别的明星人物，其家喻户晓的程度甚至远迈今日的姚明和刘翔，被媒体封以”体操王子“的美名。

    李经纬和李宁的相识，始自于洛杉矶奥运会，起初因为李宁身上”体操王子“的熠熠光环，李经纬有意靠拢李宁，希望借助于此宣传健力宝的产品。在接触之后，李经纬发现这个小伙子性格纯朴，脑子却非常聪明。而李宁则非常朴实地认为：“能为国家队送饮料的人，一定是个实在人。”于是，这两个年龄相差24岁的男人，很快便成为了忘年之交。①

    可惜的是，无论何等天才的运动员，都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黄金期过后的状态下滑，到1988年，李宁已经26岁了，对于一个体操运动员而言，这实在是一个该退役的年龄。在这一年的汉城奥运会上，李宁的发挥大失水准，在关键的吊环比赛中，他甚至失手摔下，一屁股坐在地上，导致金牌花落旁家。从汉城回到北京，李宁自然失去了媒体的追逐，独自灰溜溜地从机场通道通关。一位海关工作人员甚至还挖苦他道：“李宁，你哪儿不好坐，跑到汉城去坐”。

    在这条孤独而又耻辱的通道上，等待他的是手捧鲜花的李经纬，李宁不知道的是，除了鲜花和微笑之外，他这位可亲的大朋友还将引领他走上另一条道路，送给他一个更宽广的舞台。

    在举办了一场宏大的退役晚会后，1989年4月21日下午，在广东健力宝集团总部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受聘仪式，李经纬站在台上，对着台下数百名健力宝的员工宣布：“让我们欢迎李宁的加入！”就这样，李宁微笑着走上台，从李经纬手中接过“总经理助理”的聘书，从此，李宁20年的体操生涯正式画上句号，一条完全不同的新道路在他面前展开。在这里，他开始学着面对一些从未面对过的东西，他的老师自然是精于谋略的李经纬。②

    ①：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件事情的发生，加深了李宁与健力宝之间的渊源。根据财经作家虞立琪《李宁，冠军的心》一书记载：“体操王子李宁的母亲患乳腺癌已到晚期，偶尔喝了一罐健力宝，感到精神有所好转，李经纬听说后立即无偿提供，有力地配合了控制。”而早在李宁进入健力宝之前，其兄李进就已经担任了健力宝驻京办事处的主任。另外一个细节是，在二李相识的过程中，李宁亲自画了一幅竹子送给他的这位大朋友，这幅画直到现在，仍然珍藏于李经纬的家中。

    ②：事实上，李经纬给予李宁“总经理特别助理”一职，绝不仅仅是出于友情的孤注一掷，根据李经纬后来的回忆，在1984年的时候，在是否给予12支国家队每年25万赞助费用的问题上，他找到当时还未退役的李宁商量，李宁告诉他“明星效应可以为自己的产品打牌子，现在国内的焦点都在中国体育上，可国内还没有企业认识到体育能给自己带来的效益。”正是这番话帮助李经纬最后下了决心。也正因为如此，李经纬才判断李宁是一个“学习能力很高，悟性很强的人”。

    在这一年里，四川的刘永行四兄弟已经扎稳了脚跟，在饲料领域，当时整个成都地区只有一家国营工厂。自然，体制僵化又缺乏进取精神的国营厂，根本难敌刘家兄弟的饲料厂。很快便在竞争中败下阵来。很快，希望就由小小的鹌鹑饲料进军市场需求更广大的猪饲料，庞大的需求加上高利润率，让希望集团在稳扎稳打的同时，悄然积累起数目可观的财富。而在与老牌饲料商，泰国正大集团的较量中，希望集团最终获胜，这自然引发了国民的强烈自豪感，以及来自官方的关注，日后，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来到希望集团，欣然题写“中国的希望在于新型企业家”，这也正是希望集团名字的由来。

    与此同时，在刘永行的头脑中，还酝酿着一个更宏大的计划：他将立足成都，走出四川，在外省建立子公司，面向全国寻求发展。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多次复制了成功经验，用低成本扩张的发展模式，将希望集团拓展为一家全国性的大型民营企业。

    日后，刘永行在自传《希望永行》中对作者郑作时做如是说：“如果我们一直呆在机关里，到今天最多是科级干部，如果我们一直做鹌鹑，到今天可能是衣食无忧的小老板。如果我们后来不做猪饲料，也可能是几个中等工厂的中老板”。

    当刘永行四兄弟在饲料行业成功“做大”的时候，另外一位农民出身的企业家，则完成了更高层面上的跃升，他就是浙江萧山的鲁冠球。

    论及成功，早在1985年的时候，鲁冠球就已经取得了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那一年的美国《商业周刊》杂志，就以一篇《中国新时代的英雄》，报道了鲁冠球和他的萧山万向节厂。随后，他又在国内著名杂志《半月谈》中，被评选为当年的“全国十大新闻人物”。在两年之前，鲁冠球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在中国，当一个民营企业家获得这样的待遇时，无疑意味着他已经获得了来自体制内的承认与支持。

    不过，企业与个人的双重成功，都没有能够对鲁冠球的思维造成干扰，从上一年的年初开始，他就开始思考企业的资产性质。让他忧虑的是，尽管他在企业中拥有绝对的统治权，但是在资产关系上，万向却是属于萧山县宁围乡政府的。他只不过是一个承包商，是一个合同上的管理者。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只要有一天和政府关系不睦，那么仅仅一个乡长就有可能把他扫地出门。

    于是，在上一年的10月8日，一向低调寡言的老鲁，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突然发言：“承包应该是全权承包，应该将自主全充分地交给企业，如果没有人事权、投资权，企业就无法到市场上去竞争，无法打入国际市场”。很明显，这既是一位有二十年企业经营史的企业家发出的经验之谈，也是他谋求明晰企业产权的第一步。在打出“企业利益共同体”这个概念之后，鲁冠球找来专业人士，将万向节厂的净资产评估为1500万，然后正式向当地政府提出一个方案：将其中的750万归乡政府，剩下一半归“厂集体”共同所有。

    凭借着自己当时的政治影响力与高层关系，鲁冠球“连逼带哄”地完成了企业的产权明晰，日后，当地政府所有的一家客车厂濒临倒闭，宁围政府以股权换的万向的援手，鲁冠球也得以将“厂集体”的股份扩大到66%。

    从日后中国商业史所发生的种种事实来看，鲁冠球的这一次“逼宫”实在是英明果断，尽管实在冒险，但它有效地避免了日后政商关系破裂后，创业企业家被解除对企业控制权的悲剧。而比起前一年柳传志“金蝉脱壳”的把戏，鲁冠球的这一设计则要更加巧妙。从表面上看，鲁冠球并没拿到多少个人股份，也没有彻底从乡政府的领导下解放出来；但实际上却为日后的产权明晰留下了空间，他高明地避开了“化公为私”的攻讦，用“厂集体所有”的方式保持了集体企业的性质，却获得了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正如他日后所说：万向的产权架构有自己的特点，越往上越模糊，我们的产权是企业所有，是企业的员工“全员”所有，这样我们就能享受一些优惠政策。什么都明晰了，水至清则无鱼；每个人都有隐私，企业也该有自己的隐私。

    值得一提的是，万向这种产权结构的设计，甚至影响到了它的企业文化，那些创业的老员工，和最高领导者鲁冠球之间，并没有许多大企业的那种明显的等级差别。一位记者在采访鲁冠球时惊讶地发现，那些员工们居然可以时不时地打断他们鲁总的话，修正他的回答。他们甚至还讲述着鲁冠球的轶事：一次鲁冠球去坐飞机，他一个人进了安检，得知飞机晚点后，从不揣钱的他连打电话通知家里的钱都没有，还是找陌生人借的钱。

    说这话的时候，鲁冠球在一旁憨厚地笑着，好像闹这个笑话的不是他，然后补充说：“在北京机场”。

    这一年里，获得成功的还有那位红色豪门子弟荣智健，将手里的电子厂卖掉之后，已是亿万富翁的他开始为父亲打工，进入中信集团香港公司任总经理，随后背靠国家资源，进行了一连串收购，到1989年底，中信已经拥有国泰航空、港龙航空、嘉华银行、澳门电讯、亚洲卫星公司等一系列大牌企业，不过，他显然还是意在独立创业，经过一番设计，荣智健收购了一家叫做“泰富发展”的香港上市公司，日后他麾下叱咤港澳台中四地，帮助他荣登“中国首富”的中信泰富集团，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夏初政治风波过后，民间对利用职权，将体制内资源输送到体制外，同时聚敛财富的“官倒”阶层痛恨不已。值得欣慰的是，为了平息这种来自于民间的负面情绪，政府开始正视来自其内部的“官倒”现象，从这一年的6月底开始，一些口碑较差、甚至于名声昭彰的公司被迫接受了整顿，在它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开办的，它们是不折不扣的“官倒”。

    在这一次清理整顿当中，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光大实业公司、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和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均被国家审计署点名，随之在8月16日公布了对它们的处罚意见，认定它们存在着违反行政规定、甚至违反法律的行为，共被处以罚款和补税5133万元。

    在审计署公布的违规行为里，几乎涵盖了所有当时最赚钱、最炙手可热的“项目”，例如炒卖外汇、倒卖批文、倒卖进口汽车、煤炭、钢材、擅自发放贷款，扰乱金融秩序等等。在这些被处理的公司当中，来头最大、名声最坏的当属康华发展总公司，这家隶属于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由邓朴方担任董事长的公司，在1987年成立之后的两年时间里，迅速成长为国内最大的进口设备商和出国旅行代理商，因为背靠残联，这家公司能够享受特别的减免税待遇，到它被迫关闭之前，“康华”已经拥有二级公司58个，三级子公司113个，几乎这些子公司中的大部分，都在从事流通领域经营。

    在湖北，武汉市政府一口气查处了75家所谓的“贸易公司”，这些公司有的仅仅注册了一张执照，有的甚至连独立的法人资格都不具备，只是挂靠在其他单位名下的“贸易部”，尽管如此，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它们所倒卖的农资、建材、汽车、电子设备等物资，甚至超过了当地物资部门所调拨的数量。

    很明显，这样的处理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够平息物议，对于人们的失衡心态与社会的不良风气颇能起到教化作用，也算的上是对流通环节的一种良性管理，纠正了因为“价格双轨制”而导致的不良后果。不过，尽管这种整顿雷厉风行，实际上却仍然不免雷声大雨点小，颇有“棍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嫌疑，在武汉，关于那些查处的贸易公司，处理办法只有没收非法收入一条，而康华公司的主要干部，则在大发其财之后各自回到原来的单位上班，或是干脆辞职在家悠闲度日。

    1989年的中国，由于改革气候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因此，那种在过去12年里所表现出来的变革锐气瞬间遭受挫折，人们在这一年里，开始表现出止步不前的状态。当然，也有一些有野心的年轻人，并没有受到多少宏观调控的影响，继续实践着他们的商业梦想。

    在经过了几年的经营之后，潮汕少年黄光裕的“国美电器店”，此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而这在相当程度上，靠的是黄光裕所展现出来的经营天才。

    在1987年1月1日国美电器店正式挂牌营业后，黄光裕就被资金短缺弄得头疼不已，各种注册手续与店面装修就已经耗尽了几万块钱本金，实在拿不出多少钱进货。货品不齐，让柜台里显得空空荡荡，实在撑不起一家上下两层的店面。最后，黄光裕竟然非常机灵地想出一个主意——他找来许多大大小小的家电纸箱，摆在店铺的货架子上，同时把为数不多的货物当成样品，摆在柜台的显眼处。这一招瞒天过海竟然奏效，来来往往的顾客看到纸箱，都以为国美货源丰富却又供不应求。黄光裕借机推出预定业务，在短短一个春节假期便成功地销售大批家电，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资金问题。

    黄光裕的另一招天才手段，是坚持走薄利多销的零售道路，在当时那个时代里，人们对家电的需求极大，几乎是完全的卖方市场，只要有货就不必发愁销路，因此许多商场都尽量抬高售价，获得丰厚的利润比例，由于这些商场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有属于自己的销售网络和渠道，因此完全不顾忌未来可能出现的营销风险——家电需求降低。而后来的事实证明，黄光裕的低价策略为小小的国美电器店带来了许多回头客，而那些不肯让利的国有商场则在无形之中损失了许多客源，在日后家电产业整体走下坡路的时候，这些国有商场无一例外地损失惨重。

    在货源这一问题上，黄光裕其实也下了不小的功夫。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洗衣机、彩电、冰箱等都是凭票供应的，要从非正规渠道得到这些货，就要去想办法。有的时候，别人有好多好多产品，却没有人来买，我就想办法从他手里把货拿过来。”黄光裕究竟用了什么办法，他本人一直不愿意透露，但在当时，大凡是那些价廉物美的“好商品”，基本都是从广东福建一带，通过走私船和倒爷们流入大陆的。

    将一家小小的家电售卖店做大，并且能够成为中国最大的家电销售连锁企业，只有初中生学历的黄光裕的营销天才实在令人佩服。他本人以及国美日后在这个行业里留下的痕迹，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行业的通用模式。在两年之后，黄光裕拿出一大笔钱，找到当时的《北京晚报》，利用报纸中缝打出“买电器，到国美”的广告语，同时坚持每周刊登电器的最新价格。当时国内对于广告的认识，还停留在“买不掉的货才要打广告”的阶段，当许多人幡然醒悟试图效仿的时候，却发现精明的黄光裕早就趁着便宜，用每次800元的价格包下了中缝，合同直接签了10年。

    ①：或许是因为天才过人，黄光裕对下属的要求近乎苛刻。尽管国美每年的销售收入都有惊人增长，但高管们却始终诚惶诚恐，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达到过黄光裕提出的目标。黄光裕的亲妹夫、曾任国美总经理的张光铭就曾回忆说：“2003年国美销售额达到了178亿，但比规定的目标仍少了42亿，黄光裕就对高管们说，如果不是为了给机会培养你们，让我亲自来操盘，国美比现在会更好。”

    那个在家画小人书的王中军，折腾了几年之后，多多少少也赚了一些钱，有了属于自己的汽车，不过对他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军人子弟来说，仅仅“赚点钱，买上车”肯定是不够的。因此，在这一年的秋天，29岁的他和妻子选择了出国留学，临行之前，王中军给自己定下了两个目标：一是拿到一个学位，二是攒上10万美金。

    王中军的两个目标，在日后都成为了现实，五年之后，已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大众传媒硕士的他归来，靠着攒下的10万美金，和小他10岁的弟弟王中磊一起创立了一家影业公司。15年后，这家大名鼎鼎的“华谊兄弟”在创业板上市成功，当初那个备受煎熬的小文书，终于证明了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比起漂洋过海、前途未卜的王中军来，那个王文京已经将自己的公司打理得初具气象了，而在此之前，他的下海生涯则相当曲折有趣。

    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王文京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态度收到了回报，在五年的公务员生涯里，他是全单位最年轻的先进工作者、最年轻的新长征突击手，在全局的干部大会上做先进事迹报告，还当上了财政司的团委书记，他还是单位里的业务骨干，中央国家机关的行政会计制度便出自他手，更负责实施了中央国家机关行政会计电算化工作。一时之间，他几乎是单位里最耀眼的新星。

    按理说，像他这种从山村里走出来的孩子，同时拥有领导的青睐和光明的前途，又有国家大机关这样的工作环境，理应感到心满意足，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开始觉得有一点困惑。后来他回忆说：“也许有一天我会成为政府高官，可走出校门做公务员一直到老，黑发到白发，将是人生经历的缺憾。”

    在报考社科院经济研究生失败后，王文京正式决定：从机关的琐碎事务中脱离出来，开拓一条由自己主宰的人生道路，在给点子大王何阳当了一段时间的助手后，王文京结识了他的创业伙伴苏启强。经过一番讨论之后，两个人从王文京原来的工作中得到灵感：会计电算化势必成为一种趋势，而与此同时，各个单位都在用自己编制的程序软件，如果能够把这些零散的商机整合起来，那么一定能够好好干一番事业。

    在确定了创业方向之后，王文京来到北京海淀区工商局，在那里注册了一家“用友财务软件服务社”，①东挪西借了五万元后，俩人花了一半的钱买来一台长城电脑，在居民楼里租了一间仅有9个平方的小屋子，白天出去给用户提供上门服务，晚上则回到小办公室里写程序，累了就在办公室里和衣而眠。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来，王文京和苏启强的判断准确无误，在那个刚刚开放起来的羞涩年代，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对办公电子化、自动化有着巨大的渴求，同时因为认识的不足，这个领域还带有一丝科技上的神秘气味，从而营造出一个难于想象的利润空间——到1997年，用友的软件销售额已经突破亿元。有趣的是，我们的另一主角，那位日后创办了著名“托普”的宋如华，也正是从这个领域入手，从而完成原始积累的。

    ①：关于这个名字的由来，王文京回忆说，当时看到《经济参考报》上一家美国软件公司，提供一种叫做“用户之友”的软件，于是就借鉴过来，给自己的公司取名“用友”。

    有趣的是，就在政治风云的纷乱变幻中，我们的主角之一，那位长于权谋又大胆果断的柳传志，在这一年竟然也遭遇到了一次“类政治”式的麻烦。给他惹出麻烦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能干的孙宏斌。

    在成为了企业部经理之后，在孙宏斌的身上似乎出现了一些变化，他和过去那个木讷口吃的青年有了很大的区别，在他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干劲冲天的年轻人，联想全国13家分公司的经理，都是他从这群年轻人中亲自挑选任命的。比这更有意思的是，孙宏斌开始在企业部里树立自己的权威，要求所有的企业部员工，必须只对他一个人负责，必须团结实干等等。

    这些仍然不是最严重的，根据长期研究联想的学者凌志军描述，一次，孙宏斌和四个得力部下在酒馆集会。他们认为，联想现在掌握在一群没有用的老人手里，年轻人想要做点事总被打压，需要由孙总“振臂一呼”，拯救联想。在这些人的煽动下，孙宏斌自命为一个领袖型的人物，不仅绝顶聪明，而且绝对英明。

    这样看起来，他像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每一步都像在处心积虑地“搞政变”，然而老实说，他的一些举动，却又是出自于对联想发展的考虑而设定的。事实上，联想发展到第五个年头之后，已经出现了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元老们居功自傲、创业精神的丧失、企业暮气沉沉、政令不行，竟然颇具当时那些国企的风格。从这个角度上说，孙宏斌不满的地方，也正是柳传志的头疼之处你。柳最初大胆使用孙宏斌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利用他的朝气来影响公司，利用他的业绩来打击那些创业元老，柳传志驭人之术的高明，在此可见一斑。

    事实上，柳传志也确实达到了这一目的，在他因为融资和进出口业务不得不长期逗留香港期间，国内的市场基本是由孙宏斌的团队负责的，这给了孙施展才华的极大空间。在年终的集团总结大会上，柳传志以高调的口吻表扬说：“企业部能够克服困难，自己解决，而不是坐等，他们部里的气氛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感觉，有一种嗷嗷叫的工作的感觉，这一点我自己亲眼看到了。”

    如果事态能够这样发展下去，那么无论对于联想还是柳传志，或者是出身贫苦的孙宏斌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可惜的是，孙宏斌最终还是走上了一条分裂的道路，比起企业的暮气，显然分裂带来的危害更大，而这自然无法被柳传志所容忍，于是悲剧就在第二年的春天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现在，我们该谈到另外一个人物，他的企业家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在今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几乎是中国商业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同时也是最疯狂、最富有激情的企业家之一。他以一个县城少年的身份来到大城市，在几年之内成为了全国青年创业的偶像。他曾经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重新变得不名一文，然后又东山再起。他曾经在三个行业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却在被视为英雄的同时，也被当做异端，被称为劣质资本主义的制造者，甚至有人说，他就像是美国那些臭名昭著的大亨，用恶俗、血腥、冷酷和欠缺道德的手段来掠夺财富。不过在他自己看来，这些评论根本无所谓，因为在他看来：“最多不出门就是了，反正也不怎么见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作史玉柱，这一年的时候，他正好27岁，浑身还散发着那个时代的气质——狂热、充满幻想、以及对成功的渴望。在七年前，这个出身公安家庭的少年考入了浙大数学系，那几年正是陈景润成为偶像的时代，史玉柱也动过这样的念头，不过在一年之后他就放弃了，关于这段岁月，史玉柱后来用调侃的口吻评价道：“知道1+1不可能实现后，我的数学理想就破灭了。”

    毕业之后，史玉柱被分配到了安徽省统计局，原因听起来有些荒唐：“因为听说我是学数学的，统计局就是搞数字加减的，所以就把我分到了统计局。”在那儿，史玉柱开始初步展示出他的才华——他说服领导买回来一台计算机，然后用这台机器编了一个软件，可以帮助做农民经济状况调查。凭借这个发明，单位给他发了一个进步奖和20元奖金，比起他每月54块的工资来，这笔奖金很是让他欣慰了一段时间。

    如果不是后来的一次机会，史玉柱可能会成为单位里的业务骨干，在一个“正处”或者“副局”的头衔下度过半生。然而因为得到了安徽省副省长的赏识，24岁的史玉柱被招为深圳大学的研究生，于是他的命运，在这里悄悄地转了一个弯。

    此时已是1986年，整个深圳都沉浸在狂热的创业氛围当中，对于习惯了内地机关单位的史玉柱来说，这里的一切无疑都显得那样新鲜，他开始学着做一些小生意，同时也看了很多国外和港台的经济书籍，从那时起，他开始相信中国未来必然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真正让史玉柱萌生下海念头的，是1988年的一次讲座，那个时候深圳大学刚刚成立，又地处特区，学风一时领全国之先，时常会有一些企业家前往演讲。那一次的主讲者不是别人，正是当时中关村最知名电子企业“四通”的总经理万润南，在万的演讲中，他回忆了四通创办时的艰难岁月，随后大谈下海，题目大意是“泥饭碗比铁饭碗更保险”，在讲座的最后，万润南表示“四通的泥饭碗，可以变成金饭碗。”

    史玉柱后来回忆说：“正是那一次的演讲，才让我有了创办企业的理想。”于是，他毕业一回到安徽，就递交了辞职报告，然后向朋友借了一台IBM的电脑，花了足足九个月的时间，拿出来一套M-6401桌面排版印刷系统软件。

    揣着这套软件和4000块钱，史玉柱重新杀回了深圳，如何才能把他的软件卖出去，成为最困扰史玉柱的问题。此时，他的身上忽然闪现出一种小说人物才会出现的豪赌性情。他转身杀回北京，闯进了《计算机世界》的广告部，在演示完自己的软件后，他向广告部主任提出——登一个8400元的1/4版广告，但是“必须要先发广告后付钱”，想不到的是，《计算机世界》竟然答应了这个听起来很无理的要求。

    史玉柱的好运气就这样来了，这则标题为“M-6401：历史性的突破”广告刊登之后，只过了13天，史玉柱的银行账号里就多出了三笔共计15820元的汇款。在整个8月份里，他的收入达到4万元，9月份则翻升到16万，史玉柱把这些钱悉数又投入了广告。在这一年的秋天，他变成了一个27岁的百万富翁，从4000块到400万，他仅用了4个多月。

    此时，另一位计算机天才求伯君，凭借着方正电脑的既成渠道和品牌效应，把一种更成熟的产品WPS推向市场，为了和WPS一较高下，史玉柱带着一名助手一头钻进深圳大学的学生公寓，封闭开发M-6402文字处理软件。在五个月的天昏地暗后，史玉柱带着新产品从学生公寓里走了出来。借着新产品，他成立了一家名叫“巨人”的公司，从这时开始，他将M-6402改名为巨人汉卡，在1990年的前三个月，一口气挣了3000万。

    史玉柱的故事似乎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但就当时来说，青年人的创业激情，似乎已经被史无前例地激发出来，中国人带着惯有的热情，似乎把改革开放当成了一场全新的政治运动来进行。尽管银根紧缩，消费降温，尽管许多工厂都半死不活，无法正常开工，许多在过去几年里建立起来，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乡镇企业，在这一年地成批成批地倒闭，尽管失业人员陡增，社会资金流动不畅。但人们似乎并不介意于此，在此前的11年里，政治化的生活逐渐远去，经济建设成为了生活中唯一的主题，这种从旧到新的变化一旦出现，一切就都变得无法逆转，人们虽然对混乱嘈杂的新天地表现出无所适从、茫然甚至担忧，却再也不愿意退回到过去的生活中。12年的改革所积累出来的变革形象，以及成长的锐气绝不会轻易挫折。

    在郑州，一个更富戏剧性的人物出现了，他叫王遂舟，在上一年的春天，32岁的他从空军转业，被安置在郑州二马路家电商场担任副经理。如果不出意外，他会在这个岗位上按部就班地工作，然后被提拔当上商业系统的一个基层领导。但是另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这个人叫晋野，是郑州有名的地产大亨，他出身农民，并没有多少文化，头脑却十分灵活。早年通过关系向供销社借来5万块钱，然后又把这5万块存进当地银行贷来40万，再将这40万存进另一家银行贷得200万。靠着这笔钱，他买了一块地皮开发房地产，渐渐竟赚了很多钱，后来同时开工十几块土地，成了郑州地产界最早的显赫大亨之一。在1988年前后，商业地产开发之风渐渐兴起，有人靠开发地皮，租赁商铺发了大财，晋野便也动了这种念头。他看中了郑州市中心德化街口、二七广场南侧的一块地，在把商场建起来之后，原本计划出租的商铺，实际的招商效果却并不理想，这块位于黄金地段的土地，吸引了他不少的资金，在情急之时，他找到了在郑州商贸系统中初露头角的王遂舟，全力鼓动他下海，替他收拾这个烂摊子，当一把救火队员。而王遂舟被席卷全国的经商大潮所鼓动，壮志满胸，自然也愿意冒险一试。

    不过，心气极高的王遂舟显然不愿意只当一名救火队员，在他看来，这块位于黄金地段的“烂尾商场”，如果开发出来，能够带来很可观的效益。更重要的是，他把这里看成了他实现创业梦想的起点和机会。无论是成是败，他都决定倾身一试。

    王遂舟和晋野达成了一个协议，他将接手这座大型商场，负责其日常经营、管理，并且只要求投资4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晋野则承诺绝不干涉商场内政，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总公司只管王遂舟一人，事情全由王做主。”

    就这样，王遂舟在取得了晋野的承诺，毅然从原来的单位辞职下海，走马上任新商场的总经理。带着五个得力助手，王遂舟只用了198天，就完成了新商场的筹备工作，创造了当时河南商场的历史记录，这样高的效率，完全要归功于王遂舟的团队，在这半年时间里，他几乎没睡过几个囫囵觉，从装修、采买、进货到培训员工，几乎都由他一手操持，在现在看来，王遂舟从一开始就雄心勃勃，他早已打定主意，一定要做一份打上自己深刻烙印的宏大事业。

    在1989年5月6日，营业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商场开业，商场起名“亚细亚”，从开业第一天起，这座新商场就表现出一种决然不同的面貌，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在后来被业内外广泛认为是中国百货零售业的一座变革里程碑。

    在当时，人们尚未从计划时代短缺经济的阴影中走出，许多国有大型商场还延续着过去的牛气，营业员面无表情，态度恶劣，谈不上有丝毫像样的服务，许多柜台上还贴着“非买勿动”、“货离柜台，概不退换”等生硬字眼，走进商场，似乎就像是走进了文物馆，将人生硬地拒之门外。而亚细亚从成立那一天开始，就给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在亚细亚的经营和管理上，王遂舟采取了一系列手段，这些策略被后来的研究者们总结为“三板斧”。

    三板斧的第一招，是在硬件设施上下足功夫，据说王遂舟当时不惜血本，将晋野给的启动资金和银行贷款大部分投了进去，一切都按照星级宾馆的标准布置，商场里处处可见鲜花绿草，甚至还在大厅中引入了人工瀑布，让人一进门就顿感耳目一新。

    三板斧的第二招，则是在服务上寻求突破，他要求商场营业员衣着统一，以普通话提供服务。①更前所未有地设置了迎宾小姐、公关小姐和歌舞表演。在商场大厅中还特别设置了琴台，每隔半小时就有乐手登台演出。除此之外，王遂舟按照空乘人员的标准，招聘了郑州最漂亮的年轻姑娘，经过三个月严格军训后组建国旗班类型的仪仗队，每天清晨在商场门口升国旗奏国歌，为来往行人表演队列仪式，一度成为郑州市区内有名的景点之一。

    三板斧的第三招，来自于亚细亚的营销，在开张前夕，王遂舟就大张旗鼓地有奖征集商场标志，让郑州市民一下子就知道了亚细亚的名字。随后则洒出几十万元，在报纸、电视、广播上大打广告，组织数百人上街散发传单，其费用相当于当时所有郑州商场一年广告费的总和。亚细亚的广告也第一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上，王遂舟亲自拟定的广告词非常好记且伤口：“星期天哪里去？亚细亚！”

    在今年看来，这三板斧大概算不上出奇，但比起那些死气沉沉的国营商场来，却无疑是石破天惊的举动。在开业当天，整个郑州市二七广场都成为了喧闹的海洋，大到热气球、充气拱门、广告牌，小到宣传单、垃圾桶，无不被亚细亚的商标所覆盖。最夸张的景象则出现在剪彩过后，闻讯前来的顾客如同潮水一般涌入商场，以至于保安人员不得不排成人墙，将顾客分成十几批向内放入，商场到下午6点即提前关门，因为90%柜台的存货，都被顾客一抢而空。

    亚细亚无疑通过这些新颖的策略尝到了甜头，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结于当时的落后，事实上，当时无论是提供服务的商家，还是享受服务的消费者，都刚刚从短缺经济中走出来，想法和要求都简单而纯朴。当他们第一次面对这些新颖的策略时，所表现出来的惊异与新奇便可想而知了。即使是它们的发明者王遂舟，也是在创业的历程中现学现用。

    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是：在亚细亚商场的筹备阶段，晋野要在广州著名的白天鹅酒店召开一个小型会议，会议时间早已过去多时，却迟迟不见王遂舟出现。一问才知道，王遂舟其实早到了酒店，只是因为他在旧皮鞋跟上钉了块铁掌，而白天鹅酒店恰恰不允许衣冠不整者入内。这件事让“东家”晋野很是感慨，他当场命令王遂舟：“身为亚细亚商场的总经理，自己的服装都跟不上时代，怎么领导商场的新时尚？”随后他决定上午的会不开了，由另一位老板“带王遂舟到广州最好的商场，按万元以上的标准把他包装一下。”同时命令亚细亚全体骨干到广州最好的商场参观、学习。

    ①：根据一些郑州人的回忆，当时亚细亚营业员素质之高，是有目共睹的，所有的营业员见到顾客会先鞠躬，后问好，从不说一个“不”字，王遂舟还严格规定了所谓的“三声服务”，即“迎接顾客有招呼声，接待中有介绍声，顾客离去时有送别声。到营业结束时，所有商场员工甚至要停下手头一切工作，立正目送顾客出场。

    王遂舟在1989年前后的成功，其实并非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在改革多年之后，人们对于商品经济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渴望着更高层次的物质享受，而商家对自身的高定位和狭隘视野，无疑限制了它们所能提供的服务层次。这无疑就给很多像王遂舟这样的先动者提供了抢占市场的宝贵时机。他们往往通过改变观念的方式，在销售环节中获取利益，这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时间里，成为了许多服务性行业成功的关键，同时也和那些墨守成规，不愿变化的国营商场、国营浴池、国营饭店、国营理发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黑龙江齐齐哈尔市著名的国营餐馆”北汇宾“，尽管饭菜可口，别具风味，却因为恶劣服务而导致客源不断流失，最终在不断没落中陷入困顿。

    在11月22日，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微缩景区在深圳开幕，这个被命名为”锦绣中华“的主题公园，将中国74个代表性按比例缩小复制，然后被冠以”一步迈进历史，一日畅游中国“的噱头，在当时很是兴旺了一段时间。

    在这一年，那个自认为愚笨的马云，在上一年从杭州师范学院英语系毕业，被分配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外语，此时他距离企业家的生活还很遥远，直到1992年才第一次试水商业，不过那却是一家小小的”海博翻译社“，和后来的电子商务毫无联系。和他的轨迹保持一致的，还有那位考上北大的高材生俞敏洪，自从1985年毕业之后，他就一直在母校任教，此时距离著名的”新东方学校“诞生，还有好几年的时间。

    广东中山小榄镇28岁的团委书记何伯权，辞掉了这份曾经让他觉得很有面子，同时也很有前途的工作，然后和四个青年人一起，拿着镇政府给的95万元投资，高高兴兴地下海创业去了。

    日后，他的乐百氏饮料公司，凭借儿童果奶这种当时还很新鲜的产品，竟然成长为国内同行业首屈一指的龙头企业，这个年轻人在企业的经营中，被证明是一个了不起的销售与策划天才，他破天荒地去北京大学开招聘会，成为了国内第一家在名牌高校中举办招聘活动的民营企业；他用1000万元从当时正名声大噪的”马家军“教练马俊仁手中，买来一个所谓的秘方，然后将其包装成保健产品”生命核能“，在国内”最大知识产权交易“的光环笼罩下杀入保健品市场；他破天荒地发明了经销代理权专卖，仅仅凭这一项，就将花在秘方上的钱赚了回来。在下海创业10年之后，这个当年的团委书记，已经成为了一家年销售额20亿元企业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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