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小镇】

    我的旅程要从1950年8月中旬的南奥斯托波斯尼亚开始讲起，那是芬兰西边的一个乡村省份。这个时间和地点有着重大的意义。我父母双方的家族都是奥斯托波斯尼亚人，我深深地扎根于那片平坦的土地中。几个世纪以来，这片土地养活了无数坚持不懈的农民、顽强的商人和狂热的传教士。

    20世纪50年代之初，芬兰还在从战争时期中逐渐恢复。我们没有被侵占，国家没有被夷为平地，最主要的是我们仍然保持着独立。然而，情况也并没有那么乐观。芬兰失去了十分之一的领土，战争的伤痛回忆仍然让人记忆犹新。我们被迫向苏联支付了一笔巨额的战争赔偿，国家毫无财富可言，实际上饥荒的记忆依然历历在目。虽然工业在快速发展，但是大部分人却仍以农业和林业为生。没有人想沉迷于过往，相反人人都在展望未来。在这里寄生虫毫无立足之地，每个人都得做好分内之事，并且多多益善。国家的形势似乎还相当不稳定，没有人能对未来满怀信心，可是当下的每份努力却都是在进行建筑之中。战争结束的时间还不长，和平能否延续仍处于未知。我们的政治领袖尝试在这个毫无安全感的世界中使芬兰尽可能安全。

    整个国家成了建筑工地，新的房屋、公寓、小型商店和工作坊拔地而起。在经历了艰难的战争岁月和随之到来的乏味而了无生机的时期之后，每个人都在迅速地向前发展。出生率居高不下，贫穷与对未来的信念共存。所有人都在争先恐后地奔忙着，以致孩子们仅能自娱自乐。那时没有电视、电脑或手机，我们的生活被上学、运动、家务和家庭作业填满。我们的世界只有村庄那么大，人们彼此了解，生活充满了安全感。

    奥斯托波斯尼亚的地形是广袤的田野和草原，其上散布着许多谷仓，并且被不同的河岸分隔开来，如今仍保持着此番地貌。冬天，大雪将覆盖田地，那里的树丛像黑岛般矗立着。春天，积雪融化时，河水将会涌出并大量流入田野和道路。在芬兰人看来那里的林木并不算多，但是其土地产量和畜牧繁殖量已足够当地人民繁衍生息。如果你的小块耕地无法养活你，你就得尝试些其他的事情。因此，在奥斯托波斯尼亚还存在很多小型企业，在我们居住的库里卡，有锯木厂、纺织工厂、金工车间、乳品店以及各种其他的工厂。这个平凡的小镇中大约生活着1万人，城镇中心由一座教堂和许多学校、运动场、银行、商店以及一家有高烟囱的工厂组成。在白天短暂的冬日里，灰色的烟雾会从烟囱中升起，在明朗的天空中凝结成朵朵小红云。

    我出生在一个不算穷也不算富的家庭，我的祖父卡埃罗·奥利拉（Kaarlo Ollila）在库里卡建立了一家电气产品企业，他的曾祖父曾在韦海屈勒的村子里买下了一家名为“田鼠（Hiiripelto）”的农场，随后变成了奥利拉的农庄。我祖父的父亲并没有留下来接管这家农场，而是去了加拿大铜崖（Copper Cliff）。他三个儿子中有两个在婴儿时期就死去了，唯一活着的那个便是我的祖父卡埃罗·奥利拉。他重返芬兰并进入一所位于拉赫的商业学校学习，这所学校坐落于波的尼亚湾北海岸上的港口，他在那里名声很大，能够通过心算来完成复杂的计算。

    我的祖父是个瘦高结实且固执倔强的人，不喜欢聊天。他在年轻时丧偶，之后再未结婚，这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了印记。在一个孩子看来，祖父似乎是一个严厉并有点儿神秘的人。卡埃罗曾参与过三场战争：芬兰内战、冬季战争和继续战争。他于1918年参加了坦佩雷的围攻战，以维护白军的利益。这是内战中最糟糕的一场战役，也是那时在北欧发生的规模最大的战役。然而，直至今日，我仍然未能找到我祖父在这些战争中的更多信息。坦佩雷围攻战在我的家庭中是一个被极力守护的秘密，我是在近十年中翻查已故父亲的文件时才了解到它的。在我祖父的葬礼上，孙儿们来翻查他书桌的抽屉，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了一把上膛的手枪。我们不了解为什么卡埃罗·奥利拉依然留着武器，但是至少表明，他在去世后向我们展示出了另一种人格气质。

    我的父亲奥伊瓦·奥利拉（Oiva Ollila）从战场上回来后，便完成了学业并从技术学校的工程系毕业。父亲在赫尔辛基遇见了母亲，她名叫塞玛·伊丽莎白·卡里奥（Saima Elisabeth Kallio），人们常叫她丽萨。她曾在赫尔辛基大学攻读农业与林业学。他们迫不及待地开始组建家庭，我母亲为此中断了学业，同父亲一起回到了奥斯托波斯尼亚。

    我母亲样貌迷人、美丽聪慧，有着一双大而温柔且满含好奇的眼睛、高凸的前额和波浪起伏的深色头发。她灿烂的笑容简直能照亮整个世界，但有时也会充满渴望地望着远方。她看上去不像芬兰人，似乎融合了少量意大利人的血统和些许高加索人的暖意。由于我年龄最大而且还是男孩儿，因此无须向母亲争宠，我会一直是她的掌上明珠、母爱的焦点以及她信任的帮手。我的妹妹丽娜（Leena）两年后出生，但我没必要和她争宠，因为她是个女孩子。直到母亲死去，我自始至终都是她的挚爱之子。

    作为长子，我自然而然地集权利与义务于一身。我不但需要照顾自己，还得照顾年幼的弟妹们。我父母常常没什么时间管我。我肩负着家庭责任：我得安排其他孩子去做他们的家务活儿，还得在父母面前替他们讲话。大人们希望我树立一个好榜样。

    我的母亲散发着一股领袖气质，这使我近些年来开始越来越钦佩她。我意识到她希望我将事情做到尽善尽美，因此我努力去达到这些期望。尽管她从未明说过这些要求，但我能够从她的举止和关怀中很好地理解这些。而我母亲终究实现了她的愿望。她支持我的学业，尊重知识和教育，并且她对此有自己的理由。

    我母亲的家庭来自于伊索屈勒，那里离我父亲家不是很远。一代又一代的祖先一直居住在这里，因此，追溯到远至16世纪，我的整个家族都是以畜牧业为生的奥斯托波西尼亚人。我母亲成长在一个有节制的环境中，她有七个兄弟姐妹。父亲是伊萨克·伊萨吉尼博伊卡·卡里奥（Isak Isakinpoika Kallio），一个异常固执的农民，他憎恨贵族及其所有的工作。他决定不让他的任何一个孩子去中学上学，因为孩子们会因此受到不良影响。我母亲的年龄在孩子们当中排行第六，她父亲在她长到上学的年纪之前便去世了，由此我母亲才得以去学校接受教育。她是家里第一个从高中毕业的人，如果不是遇见了我父亲并和他结了婚，她毫无疑问会从大学毕业。

    我的父亲个子很高、消瘦且勤奋努力。他不太寻常之处在于讲话很多，除了战争——对战争这个话题他一向保持缄默。他是一名战争英雄，曾因参加塔培利战役而被授予勋章。他曾担任野战炮军官，但却几乎不谈论那段岁月，当然也从没有夸耀过。直到他的孙子——我的儿子——出生时，他才翻开了自己的战争历程。战后几十年的如今，他谈到的也绝非丰功伟绩，因为这么做并非我父亲的本性，他已经在前线履行完了职责，无须再多加评判了。

    我父亲不停地工作、计划和建造，他总是要同时做许多事情。受其影响，我开始对千百种不同的事情感兴趣，而这种习惯在随后必须专注于一项事务的情况下，给我造成了很多麻烦。在我们生活的地方，男人有权利对他们喜爱的事物产生兴趣，而女人应当做的则是为他们料理身后的琐事。我母亲包揽了全部的家务，这在50年代的芬兰是司空见惯的。我出生时，我母亲24岁，父亲28岁。我们全家人一起住在我祖父在库里卡的房子中，我们家的人口不断增多，却不得不挤在两间屋子里。我家和别的亲戚共同住在一楼，祖父则住在二楼。我父亲开始在家族的电气企业里工作，祖父当时一定希望父亲能最终接管这家企业。

    这是种实实在在的使命感。我的家庭背景教导我，如果一个人想要取得成功，那么他必须要工作，而且一定得努力工作。祖父为他的企业尽心尽力，我父亲也是每周工作七天。母亲则在家辛劳地照顾我们逐渐壮大的家庭，不久之后也开始在村里的学校教书。除了电气企业的工作之外，我父亲还将许多时间花在他自己的项目上。他为其他人的房屋设计电气布线，还会建造房屋和夏季别墅。每天一醒来，他便被各种各样的工作占据，日日如此。

    工作就同呼吸一般自然而然地进行着，若是哪天没有工作或是突发奇想地享受了悠闲的时光，那就不正常了。这是种懒惰，是对自己放纵的开始。我因而可能会对伏特加开始贪杯，这可是致命的罪恶。奥斯托波斯尼亚的生活也混杂着一些村庄争斗事件和家庭暴力。“一名优秀的员工”，是你对某个人所能作出的最佳赞美。良好的工作表现也与另一种价值观息息相关，即自主性。人们应当自食其力地去营造自己的生活。

    在我的成长环境中，人们认为一个人做再多的工作也不为过，而闲暇时光则是种潜在的致命威胁。正是这样的一种观念才使得芬兰成为了一个发达国家，这同东南亚许多发展中的经济体具有相似之处。我从童年时期起就知晓一种观念，工作能够使人继续生活、实现繁荣致富并且能够教导其子孙后代更好地生活。我从父母那里学到了这些。当生活中充满了有待完成的事情时，至少这并不会令人感到乏味。

    我母亲信仰上帝，她家庭中的某些人是虔敬派教徒，他们身穿黑衣并吟唱赞美诗。我记得自己还是个男孩时，曾穿着短裤参加虔敬派教徒的集会，尽管在家里并没有人真正提到过上帝。我们在圣诞节那天去了教堂，看到了洗礼仪式和葬礼。相对宗教而言，我的父母对自然史更感兴趣。在我们家的书架上摆着许多关于地理和自然史的书籍，还有一些百科全书和地图以及一些自然奇观的插图本。我们家是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才开始阅读小说作品的，会读一些文学名著，但觉得阅读科技图书更有意义。

    我们每天一定会读一些算术和数学书，我家人将这些书视为思想境界极其崇高的作品。我父母总以为他们的孩子会很容易掌握数学，他们甚至不关心我们数学课的考试成绩，因为他们确信我们一定是得分最高的。我祖父将其在数字方面所具有的技能传授给了我父亲，之后父亲又传给了我和我的弟妹们。我母亲也有着卓越的数学才能。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喜爱数学了，并且我对自己在精确性方面要求很高，后来也以同样的标准要求别人。我会对那些在报告结果时弄混数据的下属说：“当然，你的数据你最清楚。”

    数字呈现出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数字可以来描述事物，而事物在实际中可以相当大。如果我理解了数字，那么便会理解事物。如果我理解了事物，那么便能控制世界。当数字足够确切时，我可以专注于它们所代表的事实，之后我便能够收获某些新的东西。这些在以后的日子中使我更加感同身受，但是如果没有我父母对数学所怀有的那份尊敬，我也不会成为今天的自己。

    在我四岁以前，我们全家一直住在祖父房子中的那个小套间里。之后我们搬到了更大的住所，一个位于库里卡中心河岸上游的公寓。这里就是我童年记忆开始的地方。我们租到了新家，在这里我们有了自己的房间。这栋陈旧的石砌公寓楼里面空间充足，公寓楼距商店和学校只有一小段路。这是后来许多次搬家中的第一次，在17岁以前，我至少辗转过七个住处。

    这便是我四岁时在库里卡所拥有的专属世界。它包括河岸上游的新家、我的父母和弟妹们以及在楼房周围存在的许多有趣事物。河岸房屋的旁边有一座造型规则的木质建筑，在我们的观念中，房屋应当鳞次栉比，每样事物都应该规划得恰如其分。

    夏天自然是最美妙的时节。我可以骑上脚踏车去河里游泳，因为我们住所周围实在没有什么好点的湖泊。另外，我也在竭尽所能地养活我的家人。我会在河里捉些河鲈和鲤鱼，并且还会帮祖母照看牛羊。我母亲能做美味的三明治和小圆面包，她调制的热巧克力也是无人能及的。

    由于父母没什么时间陪我玩，因此我得以安安心心地去“探险”。最有趣的一个地方是离家几百码的一家商店，那里存放着农用机械：用来打谷的、粉碎稻草的、犁地的以及割草的机器。这些机器都是崭新且闪闪发亮的，我完全被它们吸引住了。这里有被漆成红色的金属零件和用来保护机器核心机构的明黄色木板，它们包括电机、叶片、传动带和车轴，每样东西都使我感到兴奋。

    与我的朋友海基·西兰帕（Heikki Sillanpää）一起，我发现了一台特别令我着迷的机器。海基抓住了机器手柄，在另一侧有一个孔，穿过它我可以看见用来切碎谷仓稻草的如尖刀般锋利的叶片。这是一台新型且性能极佳的机器，我们一定要立刻看看它是如何工作的。我决定让海基尝试着旋转手柄，而此时我则从另一侧观察机械构造。

    这个尝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将自己的手塞进机器内，然后海基转动了手柄。叶片开始迅速旋转，而我的指尖被其中的一个叶片削掉了。当我将手抽出时，我的指端悬吊着一块皮，血液喷流得到处都是，于是我便像着了魔似的朝家跑去，跑向那个最安全的地方。那是种异乎寻常的疼痛，可奇怪的是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了。我妹妹丽娜那时正在院子里，当她看到血正从我的手指中喷涌而出时，她便开始尖叫。她的喊声远远盖过了我的声音，反倒让我控制住自己的恐慌了。她跑上楼去叫我的父母，我也跟着上了楼，血仍然在大量地流出。我的血液在楼梯周围的墙壁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在跑回家的途中，我的指尖不知什么时候脱落了，我父母还曾出去找过但是却没能找到。

    在医院里，医生们对这根残缺的手指尽了最大的努力。我永远也不会忘记1955年夏天的那个日子。那一天我懂得了虽然这个世界可能感觉上是安全的，但实际上却充满了危险。如果你想将你整个身体完好无损地保留至生命终结，哪怕是好奇心也要保持一定的克制。

    在那段时间，父亲决定为我们家建一座新房子。自从在河岸上游出租公寓以来已经过了足够长时间，拥有自己的房子便可以向世界宣告奥利拉一家已经开始了独立自主的生活，从此摆脱依赖。建造自己的房屋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前年冬天我父亲已经从我母亲娘家的林区里取来了木材。树木是通过手锯砍伐的，之后原木由一辆马拉的雪橇运出，并且在库里卡被砍削成了适于造房子的合适尺寸。我父亲自己设计了一种新式的宽敞房屋，他细心地规划了每个细节，哪怕是铸造金属制成的球形门把手都是精美的工艺作品。房屋后面是一个花园，等到冬天还可以在里面溜冰。

    记得在建造房屋时，我曾搬运砖块并搅拌水泥，我将1957年的整个夏天都花在了建筑工地上，每当我听见路人们相互低语着说奥利拉的房子将是整条街上最棒的房屋时，心中便自豪不已。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最好的一点在于我们小孩子有了更多的空间，那也正是这个家庭需要的，因为那时已经有四个孩子了。我将在秋季入学，需要有地方堆放书本和完成作业。我母亲已经开始在中学教书，她也需要房间以便在家办公。

    这是我父亲所建造的第一座房子，从那以后，他又接二连三地进行了建造，最终总共建了七座。他总想搬到新的地方继续生活，想让他的家庭繁荣富裕并过上更舒适的生活，这就意味着我们总是在搬家。每当我开始逐渐了解新同学时，家又搬了，于是我又一次置身于一群新面孔之中。我不得不更加不厌其烦地建立自己的世界，以经受住这些改变。我变成了一个和其他人一起学习和玩耍的男孩，但这个男孩心中却明白他有自己要走的路。

    【自信来自哪里？】

    对于一个七岁的男孩来说，关注世界时事或许还太年轻。尽管如此，这些事件对处在20世纪50年代中的每个孩子还是产生了强烈的影响。那时芬兰正在世界中寻找一席之地。赫尔辛基本应在1940年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战争却介入了，最终1952年才举办了这场运动会。毫无疑问，奥林匹克运动会提升了芬兰的形象。伴随着这场运动会的举办，可口可乐和黑人运动员首次来到了芬兰——这些运动员本身几乎就是一道具有吸引力的风景。我甚至还有一张在运动场边拍的照片，我摆着一副黑人田径运动员的奔跑姿势，那是在奥运会几年之后拍摄的，那时大概是五岁。

    为了奥林匹克的举办，国家专门进口了一整船的可口可乐，并在芬兰退伍军人的协助下进行销售。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束后，可口可乐便销声匿迹了几年，并且在我已是青少年时，可口可乐也仍然是一种珍贵的饮料。这种饮料很贵，是一小瓶一小瓶的，一个家庭的成员之间通常共享一瓶饮料。并且要小口小口地慢慢喝。

    我自己开始逐渐产生了自信和自尊，这是自然而然的。虽然我们家是个适于成长的安全之所，但还是有相当多的变化需要与之抗衡。正当我们刚在新家安定下来的时候，父亲却决定让全家搬到图尔库去，那是一个位于芬兰南部海岸的城市。他已经决定放弃在我祖父电气企业中的工作。这令我的祖父很失望，不久之后祖父便关闭了企业并找了别的工作。而我父亲则在图尔库的一家更大的电气企业中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他希望获得更大的挑战和更好的生活水准。他与芬兰的工业化保持着同步前进。那时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建筑工地，对电力和电气设备的需求与日俱增。在当时的芬兰，仍然有些地方在等待着它们的第一条电缆。

    我的父母在谋求一种新的生活和更好的未来，但是他们也渴望自由，希望从他们的家庭以及他们所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被预设的未来中摆脱出来。我父母想自食其力地去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这意味着要承担风险、变化并谦恭忍耐。家里的钱不多，必须得尽量赚取每个便士，因此我父亲每天都在工作。而母亲则重新开始照顾家人。我们于1959年搬到了新家，一所位于图尔库的木房子。我们在库里卡的房子被卖掉了，于是我也不得不再次开始适应新的学校和班级。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库里卡的朋友，也仅仅收到过其中几个人的来信。我们不写多余的话，至少在我们仍然上小学时不会进行过多的通信。

    在图尔库，我是一个普通、勤奋且行为端正的男孩。但我感到孤独，很想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和自己了解的人身边。我骑着自己的脚踏车在新城镇中走街串巷，尝试去理解同学们的奇怪口音。这个城市比库里卡要大很多，我曾经的家似乎已经离我远去。

    我的同学们已经确定我是个来自乡下的男孩，他们都叫我乡巴佬。我发现很难交到朋友，主要是因为我在十岁以前已经换过三所学校。但我不能因频繁的更换学校而闷闷不乐，我必须去结交新朋友并通过努力学习和优秀的成绩来克服自身缺乏的自信。

    有时我会翻看那段时光的校园照片，我记得当时的情形：你至少得尝试微笑。摄影师带着他的大相机和黑色幕布来到学校，他会讲一个能把孩子们逗乐的笑话，与此同时按下快门。每个人坐着并望向镜头，确实有好多人都笑了，然而老师则始终一脸严肃。我不确定地看着照片里的自己，我的脑袋陷入肩膀，我似乎在寻找自信。我已决心向每个人表明自己和他们是一样的，但是我并没有微笑。

    我们家里最小的孩子在图尔库出生了，她便是我的小妹妹希尔库（Sirkku）。如今家里已经有了五个孩子：我（生于1950年）、丽娜（生于1952年）、哈利（生于1954年）、伊尔琼（生于1956年）和希尔库（生于1959年）。我母亲把时间都花在了照顾我们兄弟姐妹身上，特别是此时家里还有一个婴儿。尽管如此，家里却总是一尘不染。虽然有小孩子要照顾，但家里还是常常能够闻到刚出炉的面包香味儿。我们的房子是半独立式的，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另外还有一层屋顶阁楼。房子是在战争刚结束后建造的，品质很差，似乎要倒塌似的。我们从外部取水，在屋内用原木生火加热作为生活用水，废水被倾倒在屋外。我和妹妹丽娜住在顶层阁楼的房间里。

    后来我们搬到图尔库的西部，这意味着生活得到了改善。现在我们拥有三个房间和集中供暖系统。房间通过烧油产生热量，因此我们再也用不上原木了。窗户在寒冷的早晨不会再被冻住，房间都在楼上，一楼是一家乳品店。在20世纪50年代，城镇和乡村仍然混杂在一起，我们房屋的正对面就是田野，长辈们在那里种植菠菜，而我会帮着采摘。

    在我大约十岁时的某一天，我发现自己脖子上长出了一个小的增生物，需要通过手术进行切除。手术并不存在什么风险，那只是一个常规的手术，并且我并不害怕流血或者住院。我父母刚刚给我买了一辆成人脚踏车作为礼物，它在我身边待了好几年直到被偷走，那时我还是个学生。那天早晨，我收拾好我的背包，跳上脚踏车从山上出发，之后又沿着狭窄的街道骑了几英里，最后抵达了大学医院，那是一座白色的大楼。我进行了手术登记。手术很顺利，我在医院住了一周进行康复疗养，我父母曾来看望过我一次。我的邻床是一位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她用她的图尔库口音向我提问，听上去就像在说“难道不是很难忍受吗？”。在后来我才明白她在问我是否有咖啡，而并非是对生活发出感慨。当我于几天后离开医院时，我像来时那样回到了家里。这是一次生动的经历，但并没什么可怕的。在20世纪60年代初，一个十岁的男孩自己去医院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在1961年春天，我父亲宣布要再一次搬家。他已经在图尔库重新找了工作，他的新公司将他派去了瓦萨，因此我们要返回奥斯托波斯尼亚。

    出于经常搬家的缘故，我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兴趣和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网球。这对我而言是来自更好世界中的一缕清新的气息。相比于遥远的村庄，网球运动则更常出现在较大的城镇中。网球运动起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族，在那里精明聪敏的人士会身穿纯白色网球服参与这项运动。芬兰的运动生活包括滑雪、溜冰、跑步、跳高、棒球、举重、摔跤和铅球，但却没有网球。然而我父亲却是一个例外：就像他决定自己建造房屋来构筑一个世界一样。他会打网球，我不清楚是什么吸引了他，或许是这项运动的体型要求抑或是所需的技术技巧。无论如何，他把对网球的热爱遗传给了我，网球成为了我一生的挚友，它是我的治疗师和减压良方。

    当我11岁时，我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她那时在城镇的家里，而我整个夏天都在祖母的农场待着。我精心措辞的一封封信件是很容易读懂的，但为此，我却几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了解到我们又要再次搬到瓦萨，便进行了调查，并发现瓦萨有网球运动。“那里有为初学者开设的网球课程，今天就开课了。”我写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参加网球俱乐部，它的名字是网球-61。”我一本正经地写道。我将信纸折好装入信封，小心地写下母亲的住址，并将这封信送到了商店旁边的邮局。母亲第二天就收到了信，她看着我送来的消息满心喜悦。网球并不是我乐于搬到瓦萨的唯一理由。正如我所写的：“重新回到自己的出生地确实令人高兴。”

    【小鸟和披头士乐队】

    我的学校瓦萨高中，主要培育医生、律师、神职人员和工程师。许多男孩子沿袭了他们父辈的职业，但我在那时并不清楚未来的路在哪里。我们也不会在家讨论这个问题。我父亲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电气设备知识，并且成为了一名工厂厂长。就我自己而言，我仅仅下定了一个决心并会坚持恪守：我决不会进工业这一行。工厂和车间看上去肮脏不已，工作内容也单调乏味。更主要的原因是，我父亲每天都在工作，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想从事如此艰难的职业。

    我父亲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陪我，并且其他人似乎也都时时刻刻在忙碌。生活中充满了工作和忙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旅程中或起或伏，没有人有闲工夫去开玩笑、感慨或苦恼。出于父亲新工作的缘故，我们有了新家，一幢位于工厂旁边的轻型木制大房子。家人对我的唯一期望是我在学校表现良好，这不存在任何问题。另外，父母在设法使我相信，一个人只有通过学习、工作和研究才可能应对初看似乎毫无可能的挑战；只有通过准备和仔细的考虑，才能够战胜对手。知识就是力量，借助于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在知识的协助下，一个人能够不断前进并做出伟大的事。在知识领域中，人们可以相互竞争，并且没人能够超越它的极限。

    我确实不是很清楚这种乐观的世界观来自哪里。或许我的父母仅仅将他们自己的失望投射在了孩子们身上。他们均在年轻时被迫中断了学业，两个人都是各自家中首个被大学录取的孩子，但却都没能从大学毕业。他们非常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机会学习并且最终毕业。

    对我母亲而言，曾经那个放弃学业以便组建家庭的决定一直令她感到痛苦。我们从没有公开地谈论过这件事，因为这会使母亲深感难过。正是因为我外祖父的过世，母亲才有幸进入中学学习并且考上了大学，但是她却再也没能有机会继续施展她的智慧和天赋。我认为她本来会大有前途的。母亲对自己的命运耿耿于怀，这种苦涩之感后来逐渐变成了一种大家心照不宣的灰色云雾。这团云雾作为一种无声的要求，敦促着她的孩子们去学习以及去抓住曾经与她失之交臂的机会。

    我是在很久以后才又想起母亲的这些经历，那是在2002年我会见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时候。我母亲当时已经去世，因此我无法对她讲述我与江主席的谈话。江主席希望了解我对在中国设立证券交易所的看法。我认为中国人确实需要设立证券交易所，为了保持竞争性，国家需要优秀的工程师、律师和企业家。

    后来，我在职业生涯中遇到了似乎毫无指望的情况，我便想起了那些曾在家中学到的道理，一切皆有可能，只要你肯去探索、研究并正确地做事。诺基亚内部满是些与我所见相同的人，我们都认为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对于那些明白自己在做什么的人而言，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没有完备的知识体系、有教养的谦卑品德和全神贯注的专注力，那么也是不会有所成就的。我从不善于临时抱佛脚，我总是想为一切作准备，无论是情理之中的还是意料之外的。当我认为已经准备充分，我便处在了最佳状态，不管所筹备的是一场演讲、一次交易或只是一场例行会议。

    当然，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瓦萨高中上学时对这一切仍然是毫无概念的。我和其他的男孩子一起坐在教室里，有时老师是无聊且见解狭隘的，有时他们会令我的思绪涌现如潮。比如说，雷默·泰珀（Raimo Teppo）的历史课和社会研究课就十分让人着迷，以至每个孩子都会非常安静地听讲。泰珀对经济学和社会学很感兴趣，并且他用自己的热情感染了他的学生。曾经我们就哪家芬兰银行是最好的进行过辩论，正是从他那里我才了解到证券交易所是什么，以及股票价格为何会波动。

    我不是那种可能会被选举为队长的男孩子。我不会讲趣事儿或笑话，我不会组织聚会，并且我没有尝试过酒精或烟草。女孩子们喜欢我，但是我不是那种会在无聊的课程期间连续收到一堆秘密情书的大众情人。我被教育过应当举止得体。在家里我们强调的是人人平等，并且我们都有机会去发展自身的天赋。没人需要仰视其他人，同样也不应有任何人被轻看。

    我上学是为了学习而并非享乐。我的很多同学会通过捉弄老师来取乐，有些则会以取笑他人为乐。我们的圣经学老师十分健忘，总是会想不起来他把车停在了哪里，有时他甚至会忘记今天是哪一天。有些老师会发现他们的椅子上被放了潮湿的蘑菇或尖锐的图钉。我没有参与过这种活动，而且我敢肯定其他许多男孩儿会认为我有些自命清高。我当然比他们大多数人成熟，或许时至今日我仍会被叫作“书呆子”。

    在那段日子中，我经常会在晚上骑车去打网球。冬天，温度可能有零下20℃，我带上我的网球拍，穿上厚实的冬季夹克并戴上羊毛帽，沿着瓦萨黑暗湿滑的街道骑向城镇的另一边。自行车的前轮似乎从未能保持笔直，骑车就像是在滑冰。我会在网球馆和朋友打上四个小时，如果我输了，我就会安静而沮丧地回到家里。如同许多别的事物一样，网球运动已经成为了一种正式的竞技。但最主要的是我在跟自己竞赛，在我心里为自己设置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除了网球之外，我的娱乐活动还有童子军和自然学会。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每一所芬兰中学都有自己的自然学会。在瓦萨高中，其被称为Reviiri，即芬兰语“领土”的意思。这个学会中包含了来自学校每个班级中的成员，也有一些以前的校友。我在12岁左右加入了这个学会，后来我成了学会主席。我们主要关注鸟类学，因为我们头顶上的天空是鸟类迁徙的主要路径之一。对于许多自然学会的成员而言，其爱好在于通过成为生物学家或自然摄影家来点亮他们的人生事业。通过这个学会，我得以开始阅读一些引人入胜的书籍，诸如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这本书是在讲鸟鸣的逐渐消逝。由于过度使用杀虫剂已经打乱了食物链，鸟群正在逐渐衰落。

    作为最年长的孩子，大人们希望我比自己的弟妹们做得更好。在家里我们不会做愚蠢的事。我们不会做那些令所有人开怀大笑的恶作剧，然而生活也并不严肃，即使我们常常得真诚而专注。我们从不袒露自己的情感，无论是令人愉快的还是悲伤的。我母亲的家庭尤其重视对情感宣泄所持有的缄默。我成长成了一名彬彬有礼、保守、勤奋、易于取悦且满怀抱负的年轻人。

    当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被谋杀时，我在报纸上读到了这个消息，而我的很多同窗则是通过电视了解到的。我们家的几个孩子有几次在邻居家的电视上看到了这条新闻，但是我们的父母并不急于购买这台新型且划时代的设备。在传统的奥斯托波斯尼亚家庭中，电视机可能会毁坏这种家庭生活，孩子们在学业上取得成功的机会可能因此受到严重影响，颠覆性的左翼分子理论可能会因而得以传播。

    不过，我们最终还是在1964年买了电视机。学校的同学们已经使我确信了电视的优势，我告诉父母如果我们不买一台的话，我在学校就不会表现那么好了。我确实需要紧跟国际时事。母亲将我的要求告诉了父亲，他第二天就买了一台。然而，无论是否有电视机，我们在家还必须维持秩序。为此，我将所有孩子和父母召集至桌边，写下了观看电视的规则。根据这个规则，我们只有在特定的时间才能看电视。只有在作业完成之后我们才能开始看，而最晚得在十点关电视。对于新闻和体育节目也有例外，如果小凯瑟斯·克莱（Cassius Clay）的拳击比赛[他还尚未改名为穆罕默德·阿里（Muhammed Ali）]在半夜上演，我父亲是可以在那时观看的。而我们男孩子们也会半夜醒来然后下楼去看。除此之外，每个人必须遵守所设定的规则。

    在1963—1964年间，无线电波中传来了令人躁动不安的声音，这个声音彻底改变了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一组头发蓬乱的英国人唱道：“将我所有的爱都献给你，亲爱的，我是真心的。”虽然我并不理解，但我在心中一整个星期尽情地大喊这些歌词。在我14岁的夏天，我又来到了那个谷仓里有牛、羊和鸡的乡村。那里离利物浦很远，即在芬兰乡村引起轰动的披头士乐队的所在地。而我们的牛群似乎全然没受到这群杰出年轻人的影响。

    我怀着十足的热忱向我母亲介绍了披头士乐队，于是她开始尝试通过广播了解这群人。我妹妹有一台录音机，我们用它来录下披头士乐队的最新专辑。不只是披头士的音乐激励了全世界的年轻人，还有他们的发型。披头士成员的发型意味着一种革新以及对老一代人的反抗。我自己仍然留着体面的短发，但无论如何披头士都成了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从我们学校的顶层能够一览无余地望见女子高中的操场，我的很多同学已经有了女朋友。我们既妒忌又嘲笑那些有女朋友的男孩子们。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在14岁时就开始和一个女孩儿约会，最终与她结婚并已经生活了好多年。但我在那段时间还远远没有早熟，或许是我太腼腆、太保守并且总在被管制，也可能是我对女孩儿还没有足够的兴趣。

    【改变我人生的一天】

    由于功课对我而言不成问题，因此当我在报纸上看到大西洋学院预计招收一些芬兰学生时十分高兴。那是一所位于南威尔士的国际学院，我当即便明白我希望去那里上学。接下来的一天，我所在高中的校长奥拉维·涅米（Olavi Niemi）在走廊叫住我，说他建议我申请大西洋学院。我告诉他我已经寄去了申请表。我不确定是否能被录取，因为这家学院对语言能力和其他的一些资历均有要求，但我确信的是我能做得很好。三月份，我向芬兰文化基金会提交了芬兰选拔程序所需的文件。四月份，十位杰出的候选人被邀请参加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一场英语面试。我当时讲着一口结结巴巴的英语。我没有出过国，也从未在任何地方使用过英语。我曾在电视上听到过人们讲英语，但我对其他方面的风土人文却是一无所知。

    在四月的最后一天，我唯一一次地拨响了芬兰文化基金会的电话。我问自己是否被录取了。当我听到自己已被录取时，电话不禁开始在手中颤动。我将在接下来的秋季前往威尔士的大西洋海岸，我的内心因此而欢呼雀跃。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父母，他们对我表示祝贺。我父亲用力地拍了拍我的后背，我母亲则大显身手地筹备了一顿晚餐，甚至超过了她的最高水平。那次晚餐于五点开始，持续进行了数小时，其间我们讨论了即将面临的所有事情。那天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之一。

    我当时并不知道我的人生将自此完全地发生改变。然而当我回首过去时，我却会毫无疑问地确信这一点。某些看似偶然的事件实际上却改变了我们人生的走向。我在那时并未意识到这些，仅仅是在回首往事时才发觉。我被大西洋学院的录取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事件。

    大西洋学院的建立旨在将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汇聚到一起进行两年的学习。该学院的学术前景雄厚：在各种标准和面试的基础上遴选出了一批天资聪慧的学生，以观察他们在这里的适应能力。这一年我们当中将有两个人离开这里。我们的学费将由文化基金会提供的津贴支付。你也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进入这所学院：有钱的家长可以为孩子支付学费，但是这些孩子仍然必须要通过入学考试。因此，大西洋学院是一个高压学院和国际组织，其尝试在20世纪60年代培育出首批国际性人才。这个试验还不错，至少就我的情况而言大西洋学院实现了它的目标。

    在1967年的夏天，我怀着不断高涨的兴奋心情等待着我的新学校之旅。在瓦萨，关于我的未来如何曾流传出千奇百怪的说法。我感到极度惊喜的原因在于我不用再参加这所享誉盛名的瓦萨高中所举办的考试，而是要前往威尔士的某个地方，无论那是哪里。这却似乎令每个人都深感沮丧。当然我的母亲也不例外，她因其最大的孩子不能从家乡的高中毕业而感到难过。

    在乘坐芬兰航空的卡拉维尔飞机（Caravelle）经过了一段飞行之后，我抵达了伦敦。我在那里乘火车前往威尔士的布里真德，到达之后再乘汽车去大西洋学院。学院所在地选用了一种中世纪的灰色阴郁城堡，它守卫了学院几个世纪。在这座久经侵蚀的城堡周围零星地散布着一些供学生们生活工作的新建筑楼。学院区域的周边环绕着田野，那里有羊群啃食青草。城堡周围有一座花园，精心修葺的坡地从这里一直蔓延至海边。跃过浅绿色的草丛和深绿色的树木可以望见大西洋无尽的地平线。雾气从海面升起，寒风吹过，但这些对任何一个芬兰人而言并不足为奇。新的景象令我感到兴奋。这是一个比芬兰更加宽广的不同世界，这里的海依然是海，只不过要比波的尼亚湾大，我只知道海的另一边有瑞典人。在这里，自濒海地带起始的整个新大陆正等待着被征服。在这里，我将能够尽可能地拓展我的视野。

    我被拱顶城堡中的图书馆彻底俘获，这里有大量有趣的书籍，有太多需要学习的东西。当我想着将要汲取这里所有的新知识以及自己来到这里竟然仅源自于报纸上的一则布告消息，出于偶然而受到眷顾，我的求知欲便沸腾不已。

    我们芬兰人是心怀高远的族群，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为来到这里进行筹备。因此我们必须向其他人证明我们的能力。在过去的几年中，德国人在学术成绩上始终是表现最优秀的种族。我们下定决心，认为这回该轮到我们芬兰人了。我们小组中最聪明的要属彭帝·库里（Pentti Kouri）。彭帝·库里身高两米，浑身充溢着一股自信，且知识面广博。他的成绩在整个大西洋学院的历史上是最优秀的。这些年以来我看到了他的成就。他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也是一名有着各种成就的风险资本家。他的自信和天赋不仅为他带来了友情，同时也引来了嫉妒和敌意。彭帝·库里令我对宏观经济学更有兴趣。马缇·萨洛玛（Martti Salomaa）是一位有天分的物理学家及数学家，后来成为了赫尔辛基理工大学的一名理论物理学教授。赛珀·红卡波西亚（Seppo Honkapohja）延续了他的本行，在剑桥大学担任宏观经济学主席，并且是芬兰银行的董事会成员。

    在大西洋学院，没有人谈论他们可能会从事的行业以及未来将会如何，但是所有人都很清楚我们将来或多或少都将与学术相关。我们当中几乎没人会设想自己成为工业巨头、银行家或政党领袖。我们仅仅享受着在知识的银河中进行探索。

    我们宿舍有四个男孩儿，金属架子床将我们彼此相连，因此我们必须得学习忍耐来自不同文化的氛围和习惯。我很快就了解到哪些人会洗脚，而哪些人不会。我自己仍然是那个在芬兰长大的勤勉认真的男孩子。我希望对舍友们坦诚相待，当我收到家里寄来的食品包裹时，我会确保我的每位室友都能分到一份。我的一些新朋友和我有着相似的背景，诸如来自挪威的室友。另外一些来自很远的地方，以至我不得不开始努力了解新的文化。比如鲁帕特恩格（Lu Pat Ng）来自马来西亚，他在那里属于华人。如果我年轻时没有遇见过这个人，我肯定无法理解后来我需要了解的东南亚生活。

    大西洋学院要求它的学生们从一开始就要努力学习，每个学生需要专攻三门学科。我选择了经济学、物理学和数学，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只是因为在这三门学科中，我都能运用我的数学天赋。我在瓦萨时就已经开始对经济学产生兴趣了，我那位出色的老师雷莫·泰珀能将他教授的这门课讲得绘声绘色。在大西洋学院，经济学变成了我十分热爱的学科，因为那里也有一位杰出的教师，安德鲁·麦克霍斯（Andrew Maclehose）。他教我观察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之间的联系，他让我们从英国财政大臣的角度看待经济问题。我们需要作出决定：这是否是货币贬值的恰当时机，我对他的教学极其喜爱。我的自信也增强了，我懂得了每个人都可以借助知识来影响世界，知识就是力量。

    【国际学校】

    我的新学校甚至会要求我这个腼腆的乡村男孩儿在重大的国际事件上表明立场。我们每天必须在课堂上捍卫自己的观点，每个星期都会就当前的时事进行辩论。在这里，你必须准备好提出自己的论点，并同时给出充分的理由。我还记得我们曾就1967年到1968年间爆发的一些事件所进行的激烈讨论。

    在我初到这里的六个月里，我像那个当初离开瓦萨首次出国的男孩一样保守，甚至变得更加腼腆。但是后来我的腼腆逐渐消失了，我开始变得更加坚定自信。大西洋学院的纪律不如普通英国寄宿学校那样严格，它提倡某种时代精神并推崇毫无偏见的思想，因此我们不必穿校服。牛仔裤在这里是完全被允许的，只要它们干净整洁。同样没有领带的干净衬衫也是被接受的。晚餐时我们通常穿上夹克衫、打好领带并换上直筒裤。

    大西洋学院尽力使我们适应有规律的生活习惯。在四月到十一月之间，我们每天早晨七点半会进行游泳晨练，晨练之后会享用丰盛的英式早餐。游泳项目在来年四月份左右重新启动。随着那种晨练习惯的不断进行，后来你便会在特定的时间自然醒来。学校的其他娱乐活动也使我更加坚强。我的学习项目包括救生、赛艇以及其他有助于健康的活动。在最初的几个月，我和另一个同学用橡胶和木材建造了一艘适于出航的小船。除了曾请木匠做了少量的协助外，这艘船差不多完全是我们自己的杰作。另外我们还用橡胶制成了自己的潜水衣。当我将这个沉重的装备拉回芬兰时，着实令我的弟妹们赞叹不已。然而，相比于威尔士充满暴风骤雨的大西洋海岸，这些装备在瓦萨派上用场的机会更小。

    我对学校课业投入了大量的努力。除经济学之外，我还热衷于亚当斯（Adams）小姐教授的物理学。她年轻而美丽，物理课上我总是选择那个能从最佳角度望见她的座位。尽管我总是走神，但我的物理成绩仍是最高的。

    我会偶尔旅行。在复活节假期中，我乘船去了爱尔兰，从费什加德到罗斯莱尔。那时的爱尔兰并不是我们如今所知的主流欧洲国家。它算不上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但是也不属于第一世界。我乘火车沿着海岸线抵达了都柏林，之后搭便车前往斯特拉班的一个小镇，其横跨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我在这里停留了三天，住在我几年前在芬兰的童子军营地所结识的一个男孩家里。这是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但家庭成员都是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在北爱尔兰，天主教徒被视为二等公民。他们热情地谈论着对目睹“自由岛”的渴望，我能够从谈话中感觉到他们生活中有某些问题。或许由于我过于彬彬有礼或过于有分寸，以至我无法在这些问题上对他们一探究竟。即使到后来我对造成北爱尔兰分裂的这些古老的、近乎部族的冲突还是一无所知。大约六个月以后，动乱便爆发了。

    在大西洋学院，我学会了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同生活和工作，这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芬兰年轻人而言并不常见。那里当然会有一些作为交换生去出国进修的机会，比如去英国或者美国。但是这个项目并不能确保我们能像在大西洋学院那样接触到各种丰富的文化。在20世纪60年代，芬兰还是个文化单一的国家，或至少在奥斯托波斯尼亚是这样。作为我前辈的那些公司主管们还不曾了解真正的多元文化是什么。在另一个方面，对于那些比我年轻的后辈们，文化多元性则是工作中一种不言而喻的必要前提。大西洋学院帮助我了解到多元文化究竟是什么，以及它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为何是必不可少的。

    【回到芬兰】

    一切开始接近尾声，我的“逃逸”在1969年春天画上了句号。我凭着在国际中学会考中取得的优异成绩以及在英国毕业考试中的全A评级从大西洋学院毕业。我和其他的芬兰学生一起回到了芬兰，资助我们学习的芬兰文化基金会希望我们回到祖国。即使我认为无论如何我们全都会回来。我们心中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情感，但若将其称为爱国主义或许会有些言过其实，而若称作思乡之情则又有些过于随意。那是种介乎于二者之间的情感，芬兰语或英语中还没有一个词语能够真正地诠释它。我们曾经确实在外面代表着芬兰，这个在世界其他地方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国家。如今我们希望回到我们自己的祖国并继续在芬兰学习和工作。

    当我回到芬兰时，我必须要去大学参加入学考试。我申请了赫尔辛基理工大学，这所学校并不认可我曾在大西洋学院取得的A级水平，或者说并没有因此为我提供任何优惠政策。该大学认为具有国际学习背景的学生也应该参加考试，以便确定他们有能力完成他们的学业。在我于威尔士完成考试后的一星期，我再次来到了考试大厅，这是令人乏味的。任何一个曾参加过大学入学考试的人都知道充分准备的重要性，我一向坚信对自己所要做的每件事都应进行全面的准备。

    我穿过草坪，沿着石子路向大学的主楼走去。我要在这个大礼堂中与其他上百个应试者一起参加考试。除了大西洋学院的那些假期之外，这是长久以来我首次接触到我那些芬兰的同代人。他们埋首于自己的试卷中，他们的头发在耳朵上方毫无生气地贴在头上，他们的衬衫有着宽大的领子，紧绷的尼龙材质使他们热出了汗。周围仅有一片铅笔的摩擦声。考试科目包括数学和物理，幸运的是我在大西洋学院打下的基础足够坚实，以致我在考试刚一结束就知道自己答得不错。我对回答那些问题和难题感到得心应手。

    当我回到芬兰时，国家经济已经有所增长。在政治上，芬兰像其他国家一样已在20世纪60年代末转为了左派。

    我的很多同代人都热衷于左翼思想或共产主义思想。与苏联的友好往来为芬兰的外交政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这意味着二者之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从而使得我们强大邻国的亲密盟友也能从该政策中获益。苏联在芬兰的对外贸易中占据了最大的份额，因此许多公司和“资本家”机构都加入到了芬兰这个“官方的”外交政策中。与此同时，芬兰企业希望芬兰向西方国家打开国门，那里历来是芬兰工业的出口市场，并且那里有真正的财富而非一些无法兑换的古怪卢布。我们一直以来出口的是焦油、黄油和纸张。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则开始越来越多地出口机械和电子设备。

    在1969年的春天，我与两年前离开大西洋学院时的那个男孩已经截然不同了。我确实长高了一些，身材瘦长且留着长发，并且对英美的最新流行歌曲毫不陌生。受当时时代精神的熏陶，我穿着时髦的牛仔裤，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尽管除了芬兰语和英语之外，我确实也不会其他语言。当我在诺基亚时，我仍然在弥补这个缺陷。但最重要的是，我确实成为了一个拥有自信和自尊的人。我曾去过国外，这趟首次出国旅行持续了两年。我经受住了考验，实际上是完美收场，我时刻都在思念芬兰和我的家人。

    然而如今我已回到了家乡。我用了一个夏天来帮我叔叔处理他农场的干草。在60年代末，当地已变得繁荣而充满生机了。农场很小并且是旧式的，亲戚们是农场运营的主要劳动力。不久前我还在大西洋学院用铅笔和滑尺工作着，如今却手持集草叉和长柄镰刀。那个夏天是我在奥斯托波斯尼亚度过的最后一个长夏，尽管当我在田地里辛勤劳作时并不晓得这一点。我既不感到悲伤也不觉得留恋，而是怀着一种积极的兴奋和期待。与此同时，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和阿波罗11号正朝着月球迈进，并且阿姆斯特朗在7月21日首次登上了月球表面。他的这个飞跃之举持续不断地在我叔叔那个传统的小农场中播放着。

    大西洋学院使我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并且完全令我脱离了自己的成长环境。我的世界从此完全开放了。我不再需要总是顾及父母，做事时当然也不用听取他们的意见。独自生活的小孩已经在转眼间长成了一名年轻人。我曾承受过巨大的压力，但那也是必经之路。

    我那一代有很多人热衷于集体农场和“五年计划”。那时我已经搬到了西部，以便参与规模更大的欧洲和国际交流。在智力发展的关键阶段，我的世界观和我的许多同代人产生了分歧。我进行了学习，并且也看到了世界是如何发展的，资本主义是如何发展的。在我的同代人因拥护党政宣传而已经无法独立思考的同时，我开始非常艰难地学习捍卫自己的观念，我将自己的观点进行汇集来抵御智力上的抨击。这种经历构建起了我的自尊，但同时也使我被芬兰拒之门外，政党积极分子似乎占据着上风，甚至相当年轻就能身居要职。

    左派观点——崇尚苏联和德国的民主共和——充当着芬兰的精神狂热团体的本质。运动在1970年达到了巅峰状态。那时学生抵制上课并和工人一起罢工，学校被迫停课。学生组织变成了发表声明的党政机器，其内容包括中东局势、非洲贫困或西方帝国主义对全世界构成的危险。

    我那时没有职业梦想，但是我预感到自己将能在学术界中找到商机。我认为自己或许会成为一名大学或理工学院中的优秀物理学教授，或者也可能会继续曾经的城市活动，毕竟我在大西洋那鼓舞人心的环境中曾义无反顾地从事过城市活动。作为一个19岁的青年，我开始使用自己从大西洋学院经济学课程所学到的以及每周在《经济学人》上读到的丰富经验来分析芬兰政府的经济。或许物理学教授在某种程度上也能从中有所收获？难道是那完全关乎计算和数学的物理学和经济学对我而言越来越容易了？这些就是当我在那个夏天处理干草时所产生的一连串思想。

    八月份，邮局送来了芬兰家庭都渴望收到的那类信——我已经被赫尔辛基理工大学的应用物理系录取。我和父亲去了瓦萨银行，那里有自我童年起就开设的账户。我需要一笔助学贷款，当时国家还没有自动提供这种贷款的担保，因此我们穿上了西装和被熨烫平整的衬衫。我父亲为这笔贷款提供了担保，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令人放心的消息，即贷款已被批准。于是我的大学时光便开始了。

    【工科大学生】

    20世纪70年代一直被称为“阴郁的十年”。对我而言这段阴郁的时期于1969年9月1日我在理工大学注册的那一天开始降临。我将要住在大学旁边的一栋学生公寓楼中，这栋楼是在举办赫尔辛基奥林匹克运动会时为运动员建的，至今没有多大变化。这座建筑的主色调是棕色和深蓝色。在我入学的第一年，我和另一个一年级学生共住一间屋子。在学生们开玩笑的传统中，一个人会说，自从马缇·祝哈拉（Matti Juhala）成为赫尔辛基理工大学车辆技术系的现任教授以来他就没什么进步了。我们各自有一张窄床、一个书桌、一把椅子和一个衣柜。角落有一个脸盆用于洗漱，卫生间、厨房和客厅是公用的。在二年级时，我在这栋楼中拥有了专属于自己的房间。

    选择赫尔辛基理工大学对我而言几乎全凭直觉。在我的家庭成员中从来不缺少工程师，在我之后，奥利拉家族会有很多孩子去学习成为一名特许工程师。我选择了应用物理作为自己的专业，这是现有课程中一门要求极高的理论课程。我喜欢接受挑战并且希望阻碍的栏杆能足够高。我的同学们都很聪明，从他们的考试成绩中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他们来自芬兰的各个角落，但是来自赫尔辛基地区的人最多，因为这里有许多优秀的学校。在此之前我仅仅听说过其中的几所。

    赫尔辛基理工大学在几年前将其校址迁至奥塔涅米。这是芬兰的第一所美式校园，整片区域专用于大学教学楼和学生宿舍。而有些服务设施虽然并不尽如人意，诸如中型商店和邮局，但是赫尔辛基毕竟就在旁边。

    学习非常紧张，每个星期得上25至30小时的课程。我曾在威尔士适应的工作节奏又开始自然而然地继续了。在我入学的前两年中，我只记得学了物理和数学。那需要做许多工作，但是我在大西洋学院已经打好了坚实的基础。除了学习之外，在秋季我们获得了新的放松机会。在每个星期二晚上会有社交活动，星期三有舞会。令我非常高兴的是这里会提供餐食，我几乎不会做饭，但是煮土豆和鸡蛋还是没问题的。在宿舍我一直靠速食汤料包和三明治度日，因此学生餐厅确实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每年都会有本课程的工程师培训生住进我们的公寓，我们彼此合群，并且我们的集体生活也十分令人愉快。在闲暇的时光，通常我们会一起坐在客厅，煮些咖啡并聊些时事，而不是躲进各自的房间。我和这个群体共同度过的两年半时间是我大学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后来我们也会经常聚会。

    工科学生有时谈起这些日子会将其称作为“奥塔涅米式”人的岁月。这是一种成为体制化人才的特有方式，几乎很少有人会离开奥塔涅米。但这些却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过去常常在赫尔辛基市区打网球，我并不经常参与其他学生组织的活动，但是我也过着一种充满活力的生活。实际上是活力十足以致连网球都成了一种周期性运动。这也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从重要的追求中脱离出来。

    我在奥塔涅米见到了我人生中最初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们都很固执己见。他们会说：“社会民主党、中央政党和保守派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能够效仿的社会模式典范，这种生活模式是一种比芬兰更好的并且适于全世界的生活模式。”在另一方面，我们则融合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的模式。

    从现今的观点来看，要了解70年代的过度政治化究竟到达了怎样的程度是困难的。每件事——我是说方方面面——都是政治性的。我以学生选举活动中的候选人身份开始了我的政治生涯，在1969年这是首次在党政上具有开放性的活动，我选择站在保守派一边。在我的故乡实行的是两党制，我所了解的每个人不是投给了保守派就是投给了中央政党。我认为选择保守派的是那种对社会主义不感兴趣的思想家，就像我对社会主义毫无兴趣的那种态度。很快我就开始明白，在这些选举活动中保守派的政策与社会主义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内容。这些对我而言还不够，其中似乎缺乏一种积极的方案，这个党派的政策似乎是完全消极的，根本没有建设性的元素。第一年后我转为了中央党派的一员，这里似乎有懂得思考的人。

    正当我对政治逐渐失去耐心时，我也开始对技术教育感到厌倦。我对学习的抱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仅仅靠那些微分方程似乎无法呈现给我想要的世界。我追求一种更广义的教育，能够将关注力着眼于社会问题。我曾在威尔士学习经济学，并且我希望以大学的水准继续学习。我有一些朋友在赫尔辛基理工大学的政治科学院，因此我在1971年也提出了申请并被录取。这次我不必参加入学考试，令我惊喜的是他们竟然根据我在大西洋学院的成绩而录取了我。

    经济系位于赫尔辛基理工大学的正中央，我十分喜爱这里。环境氛围令人愉快，讨论和教学为我提供了一种看待社会问题的新视角。经济系有一些精英，我从他们那里就我应该学些什么得到了很好的指导。然而，学习过程中我大多是在单枪匹马地奋战。我没有听过一堂系列讲座，仅参与过几次研讨会。在大部分时间中，我都埋首于需要考试的课程书籍中，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弥补被耽误的知识。

    【丽萨改变了我的生活】

    1970年2月的那个晚上，我的所有计划再次被彻底打乱。我和朋友参加了一场学生舞会，其中有一个年轻女士，她是和她在赫尔辛基经济学院的朋友一起来的。

    当时我正在排队买啤酒，无意间被这个看上去美丽聪慧的金发女孩儿吸引住了。她似乎在排队的人中找谁。我后来才了解到，这只是她的习惯性动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总之当我买完啤酒之后便邀请了她跳舞。我当时充分地施展了我的个人魅力，之后我们一起离开，并回到学生宿舍和我们的朋友们继续度过那个夜晚。我向她要了电话号码，她将其写在了一张纸条上。

    “你确定这个号码是对的吗？”那晚的活动结束时我再次问道。

    “我不会随便给你一个电话号码的。”她回答道。她的声音中透着一股坚决，或许也暗示着一种邀请。我尽快给她打了电话，我想她可能会觉得我太过于健谈和心急了。然而，我的大献殷勤却有了好结果，我很快又见到了她。

    这个女孩儿叫作丽萨·麦索拉（Liisa Metsola），她考取了护士从业资格并且已经工作，而我则还在上学。我们很快便开始频繁地约会。我们去了电影院、剧院、音乐会和学生派对，也就是说我们做了年轻情侣们都会做的事。丽萨来自一个混合着芬兰东部和卡累利阿血统的家庭。东部的芬兰人比我们西部芬兰人更加善于表现自己，并且更容易感情用事。丽萨会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考虑问题，并且在需要的时候她不怕否定我的看法。

    我们在一起后的第一个夏天就被迫分开度过，因为我必须得再次回到瓦萨，去那里的一个工程车间实习，这是我完成学业的一部分。我在父亲工作的工厂里被安排了一个职位，我需要做的是维护工作以及一些管路安装工作。这里的环境与我过去在大西洋学院和理工大学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差别。尽管如此，我还是和同事们相处得很好。我们谈论男人的话题——工作、女人和足球。瓦萨足球俱乐部那时正在参加一级联赛，如今我讲起这件事时仍然感到自豪。我在工厂的那段时间学到了对我未来事业至关重要的知识，关于车间的内部动力系统以及良好的直线型管理与糟糕的直线型管理之间的差异。我实在不能再夸大一个人早期工作经历的重要性了。

    丽萨和我于1971年的国际劳动节假期订婚。我见了她的父亲并告诉他我希望和他女儿结婚的愿望。他对我礼貌的请求作出了完全肯定的答复，虽然丽萨和我在其他任何事上几乎没有同意过他。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政治问题进行激烈地争论，就像结着一场家庭宿仇。当苏联在1939到1940年间入侵芬兰时，他是一名来自卡累利阿的逃难者，他的家园已经被夷为平地。他对俄国人的仇恨并非出于政治立场，而是某些更深层的东西。他对芬兰政府希望通过积极的外交政策来实现与俄国人的友好往来这一主要目的充满了同情。在许多芬兰家庭中也进行着我们这种争论，对他们而言战争仍然记忆犹新。

    我们在1972年3月25日结婚，婚礼仪式在奥塔涅米的一个小教堂举行。这座教堂被森林围住，但其与我在学校的住处只相距几百码。婚礼上大概来了40位客人：只要一间教室就能容纳的亲人、同学和朋友。教堂的独特在于它的祭坛画作。画作都已经不在了：原来的地方被芬兰的自然景物所占据，透过巨大的窗口可以看见它布满了整面墙壁。因此婚礼就像是在一片冬季的森林里举行的。我们在学生餐厅里招待大家，那是我们初次见面的地方。奥斯托波斯尼亚式的婚礼喧嚷而热闹，但是我们的婚礼却是平静而文明的，其中包括许多热情洋溢且精心准备的致辞。这种风格合乎我们的性格。

    在20世纪70年代初始，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忧患。我们快速朝前奔走，以致并非每个人都能与我们保持相同的步调。我父母认为我们本不应该结婚，因为我还没有大学毕业，并且我也没有领妻子去见过我母亲。我们的婚姻完全是一种学生式的“闪婚”，我们没有基本的经济保障或任何明确的计划。但是我已经离开了我的家人并且希望过我自己的生活。

    丽萨很快就注意到与她结婚的是一个日记本很快就被填满的男人。一天，她拿出自己的日记本，她希望并非仅仅去适应她这位新婚丈夫的任何计划，她有自己做事的优先顺序，我也得学着去适应。“我们看看什么时间是对我们两个都合适的。”她明确地说。她的这种态度在40年中从没有变过，这帮助了我们共同处事。我尝试使我的安排尽可能灵活化，尽管成功的可能性也随之改变了。

    我们都是抱负远大的人，也都很独立，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过去常常自己照顾自己。丽萨是她家里最小的孩子，但是由于她母亲曾经生过病，这迫使她家的孩子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虽然我们的性格不同，我们却能发自内心地理解对方，因此婚姻的建立便比较容易。或者实话讲，我不能确保总是容易的，但至少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相互理解。

    我们搬到赫尔辛基以西十英里处，租了一间有两个卧室的公寓。那个时候“阴郁的十年”想必已经在接近尾声了，因为我们新家的墙壁已成了纯白色。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希望住在白色或米色墙壁的房子中。当时还没有宜家，我们的家具都是从我们各自家中带来的旧家具或从二手市场买来的旧货。我们家周围的地区正在快速发展，新房屋、新学校和新商店不断建成。由于我们微薄的收入，我们没法搬去赫尔辛基的市中心。很多年轻的夫妻都像我们这样，在新郊区迅速建起的公寓中开始生活。在60年代，通向城市的旧公路已经变成了现代化的高速公路，这为我们的出行提供了便利。我们在早晨跳上公交车，经过二十分钟左右便可以到达市区。但不久后我便中断了一段时间的学业，来到赫尔辛基工作。

    【学生领袖】

    在1972年秋天，我参加了芬兰全国学生联合会（SYL）举办的年度会议。通过委员会的选举我被任命为该联合会的主席。我们在周五集合、周六开会并且周日会对我们已经决定的事进行探讨。形式上我们是作为所有学生的代表来到这里的，我代表的是理工大学。但是和那个时代的每件事一样，选举也是赤裸裸的政治活动。在走廊上的谈话内容是中间派的候选人应当成为主席，因为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左派都不会受到足够广泛的支持。真正进行选举的前一晚至关重要，因为决定性的政治活动往往在深更半夜发生。于是他们开始寻找一名能够被所有人认可的中间派主席候选人，我满足了这些要求。在那个夜晚，我们也为下一年起草了大致的规划方案，因此也对这件事产生了一些争论。那就像是在夜晚起草政府方案一样。

    在周日，我从家出发开始了我的漫长旅程，我清楚妻子将要经历一场重大的变化。我在22岁就被选为了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主席。我曾经担任过全国理工科学生联合会的主席，因此我对如何掌管事物还是有一定想法的。比如说，我曾在抵制上课的活动中帮助维持秩序，希望促进大学管理的现代化。作为学生，我们要求自己应当能直接代表管理机构。

    现在，我将要用所有时间来发展学生们的兴趣。我的新角色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国际化视野，因此我的国外求学经历和语言技能毫无疑问地派上了用场。当我被任命时，我第一次感受到公众的目光，新学生主席选举的这个消息在多个具有影响力的日报上成了新闻，甚至电视上也进行了报道。我父母对此则困惑不解，他们不清楚这条新的职业道路是否是值得期待，是否适合。

    在我们结婚才仅仅半年时，丽萨就不得不接受她丈夫不再是一名学生的这个事实。作为主席我可以领到少量工资，其中大部分都贡献给了房租。SYL位于赫尔辛基中心一座构建优良的大楼五层，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专属办公室。打开房间的窗户便可以看见曼纳海姆（Mannerheimintie）大街，这是赫尔辛基的主干道。

    我每天早晨去办公室，晚上回到家里，这就像任何一种工作那样。我的学业被搁置了，如今我仍然保存着那时候的两本练习册，上面没有任何笔迹，学术学习被中断了四个学期。我每天身穿西装打着领带，带着我的公文包上班而后下班。我的夜晚被洽谈、会议和旅行占据，每件事都是严肃认真并且极其政治化的。我也认真地审视了自己，发现身处这个职位上的自己似乎正在快速变老。联合会被管理得很好，无论在官僚层面还是财政方面。秘书们都高度专业，保持着年轻人的热情，然而执行委员会的能力却一直在变化。

    在那个时期，SYL被视为开始国家政治仕途的一块自然而然的跳板。比如说，芬兰总统塔里娅·哈洛宁（Tarja Halonen）早些时候曾在委员会待过几年，后来通过工会运动进入了国会。

    我想成为一名学生领袖，而且我热爱我的工作。我过去常常会到芬兰周围的大学去旅行。我开始同高级官员和政府部长频繁地举行会议，但我从未将自己视为一名政治家，而仅仅扮演着一位代表学生讲话的角色。

    我很喜欢和一小群人一起在一个组织中工作，我想要进行有效的领导。会议应当具有议程安排、目标和明确的时间表。我对宣传并不感兴趣，也没有在这方面费心思，但是我却因此首次尝到了苦头。我学习进行即兴演讲，这从来不是我的强项。我也学习写一些深思熟虑的长演讲稿，其官方立场符合芬兰的外交政策。我从不喜欢妥协，但是作为一名学生政治家我必须每天都这么做——这是这份工作乏味但具有教育意义的一面。

    有时我会将自己的不耐烦写在脸上。哪怕是在一个天气宜人的日子，掌管芬兰全国学生联合会仍得处处留心地采取着防御性措施，虽然左翼分子不占多数，但是那时感觉就仿佛存在着一种整个学生世界将被控制的真正危险。在许多欧洲国家，学生组织已经变得激进化，大多数学生开始疏远他们，比如法国就发生过这样的事。防止这种事在芬兰发生便成了SYL的中间派群体所要肩负的某种使命。

    作为中间派的代表，我还得与保守派合作，尽管许多问题都是通过左派解决的。中间派和左派形成了所谓的泛民主阵线，他们掌握着政权。尽管如此，在我担任SYL主席期间，从未对与欧洲经济共同体订立的自由贸易协议签署过抵制声明。该协议曾受到过强烈的反对，包括那些后来身居要职的人，诸如塔里娅·哈洛宁（后来成为了芬兰总统）、埃尔基·图奥米奥亚（Erkki Tuomioja）（后来成为外交部长）和埃尔基·利卡宁（Erkki Liikanen）（芬兰银行行长）。在与西方国家关系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就外交政策的重要问题，SYL坚定不移地支持着已被认可的国家政策。

    我懂得了政治游戏的规则。一直以来我在我的职位上都支持中间派和左派，在某些情况中，我则会在慎重考虑之后赞成保守派，以此来促进我所坚信的一些合理政策。也因此激怒了左派和中间派，并且引起了一些人谴责我是投机者及叛徒。

    从工作中学习政治在后来确实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帮助。在20世纪70年代的芬兰，领导学生组织确实使我了解到了政治、研讨会、说话技巧、政治交易以及投机主义究竟都意味着什么。一名总裁必须要理解政治到底是什么，否则公司会对其所处的社会大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而其导致的结果对公司而言可能是致命的，因为通常情况下你是无法改变你所处的环境的——相反你必须得去适应它。

    学生会主席这份工作十分耗费精力的主要原因在于那些斯大林主义者。他们都很自信并且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在他们的身后有着大量的追随者。斯大林主义者遵循双轨政策。一方面，他们采用国会制路线，积极主动地探索SYL的发展道路和资源。另一方面，他们尝试进行变革，这种钳形运动的发展是势不可挡的。他们毫不留情地利用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作为对自己进行变革的托词。我自己将斯大林主义者的支持视作SYL发展的起点。当一个团体具有约15%的支持者时，像SYL这样的组织便足以为其举行一场公平的听证。

    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主义运动受到的关注程度要比其应受到的支持大得多。在国会选举中，该运动仅得到了比例不大的赞成票，但是其形象要比学生选举中的情况具有更大的影响。

    芬兰当时由乌尔霍·吉科宁（Urho Kekkonen）领导，他从1956年开始执政。他是国家外交政策的主要策划者，并且是芬兰对苏联宣布独立的担保人。在70年代早期，他的政策无论是在选民中还是在政治界所受到的支持都在与日俱增。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感谢吉科宁使芬兰能够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就自由贸易协议进行谈判，这对芬兰的出口产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在1973年1月，由于一个了不起的国会法案，本应在1974年卸任的吉科宁任期被延长至1978年。这并非一个预先决定的结论，因为这需要有六分之五的议员投票赞成才行。这和欧洲共同体的协议有着密切的联系，新法案延伸了国家的管治权，左派人士对此极其支持。

    吉科宁以及芬兰的外交政策也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尊重。芬兰的中立立场被广泛地认可，但是许多西方政治家和记者完全无法理解芬兰在冷战期间会身处怎样的困境中。芬兰总统在国内也有一些心怀怨恨的仇敌，他们公开谴责总统是通过对苏联的阿谀奉承才促成了所谓的芬兰化。

    我曾与吉科宁见过几次面，这些会见大多是在正式场合，但是我也曾去过他的官邸和他讨论诸如重塑大学管理体系的问题，我们向他解释了SYL的立场。吉科宁在芬兰占据着相当强大的支配地位，无论他被卷入了怎样的问题，总是能够全身而退。他对强权政治行事谨慎并且常备忧患意识。各个政党是如何产生分歧的？政治家的公开言论是如何反映出他们的个人目标的？这是我们讨论时他向我提出的问题。

    我和吉科宁之间的一次使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会面是发生在1973年12月的那次独立日接待。对学生联合会而言，在重要事件进行之前对总统表示问候是一种传统。我事先准备了一些要讲的话，希望总统能对学生厨房的严重短缺进行关注。当我走向总统府时，感觉潮湿的赫尔辛基街道似乎吸收了所有的光线，尽管商店橱窗里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圣诞节装饰。

    我们在六点半见到了总统，在官方接待开始之前的半个小时，大量访客将会涌入议会厅。我们的会面理所当然是不被看好的。首先，我们之间存在着年龄差异：吉科宁要比我大50岁，一个非常符合73岁人所应有的特质的人，在他身上还没有显示出任何将在几年后折磨他的阿尔茨海默病迹象。其次，吉科宁坚不可摧的地位是我们年轻一代人不可能理解的。他从我五岁起就担任总统，并将一直持续到我31岁。由其他任何人来担任总统几乎都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是一个小型代表团，当到达总统府大门时便被引领入内。其他人穿着符合时代精神的套装，而我则正式地穿上了一身晚礼服。坦白地讲，那时的情形并不那么让人舒适。墙上挂着描绘了芬兰的森林、野生生物和历史战役的精美艺术作品，即使那并不是开始学习艺术史课程的时机。

    我们怀着自命不凡的心情走进了议会厅并且保持着应有的礼节。总统站在那里迎接我们，胸前别有一系列勋章，或许令某些人感到吃惊的是，芬兰竟然有如此繁荣的荣誉奖励体制。他透过自己那副大眼镜以令人生畏的目光强有力地望着我们，在他的两侧各有一名副官。对于一名学生会主席拜访总统而言，由我向其致意是我的职责。“共和国的总统先生，独立日愉快。”我开始说道。我们也请他为他妻子西尔维（Sylvi）送上我们带来的百合花束。总统欣然接受了花束，露出了一丝浅笑。“谢谢，我保证会将花尽快送到它应去的地方。”他回答道。这算是破冰之举，随后我便开始进行我简短的讲话。

    作为SYL的主席，我也被邀请去了真正的接待会。因此，在我们简短的会面之后，其中的一名工作人员便引领我绕着总统府周边加入到那些将要和这位真正的总统进行握手的队伍中，与此同时总统正穿过议会厅朝着这列接待队伍走来。西尔维正坐在那里等他，她的身体已经开始进入了衰退期。他将花束递给她，然后开始和今晚的访客握手。

    【东部和西部】

    除了我们的防御战斗，我们还会去负责管理一些影响学生的平凡但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比其他地方的学生领导肩负更加重大的责任，由于芬兰学生联合会是一个大规模的权属者。学生公寓建成了，学生的医疗卫生服务得到了发展，大学管理体制得到了改革。

    虽然我的主要关注力在国内，但是我也会将许多时间用在国际事务上。例如每年会有两次北欧学生领袖参与的会议，芬兰的学生组织与苏联集团的学生组织之间也有着良好的关系。作为主席，我曾多次前往莫斯科和布拉格，这是共产主义学生组织总部的所在地。我学会了如何在芬兰外交政策的限制内行事，毕竟国际会议有其自己约定俗成的特殊惯例和仪式。

    国内培养的共产主义者经常也会一起加入这些旅程。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乘火车去了铁幕（Iron Curtain）的背后。列车长有一本旅客留言簿，旅客们可以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以及几句友好的话。有一组被挑选的斯大林主义者留下了如下内容：“我的家乡是芬兰，但是我的祖国是苏联。”

    我在1970年首次访问墨西哥，那时我们主要集中在调查苏联啤酒质量的问题上，苏联啤酒似乎是十分达标的。除此之外我再也找不到苏联还有什么值得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个国家的超级地位与其科技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所见到的苏联学生政治家都散发着智慧，并且十分乐意谈论国际事件。我们在讨论美元汇率、石油危机或美国经济政策方面是易于交流的。但是尽管能够进行这些谈话，他们却仍然是苏联制度的产物。他们一直都明白政党的路线，没有人能够堂而皇之地越过它。但是凌晨喝过一些伏特加之后，他们或许会讲出他们真正所想的内容。令人难过的是，真正的友情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有着无法摆脱的角色。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加入了戈尔巴乔夫政府、叶利钦政府和普京政府。

    苏联的教育水平很高，学生政治家懂得数学、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但是，比如当我引领参观摩尔多瓦（那时是苏联的一部分）的集体农场时，我看见了这个国家的勤务是如何令人失望的。人们让一片桃树林在那里任其腐烂，而其本该是能够被卖给墨西哥的。他们的努力并没有使人民更加富裕，并且没有对工作的鼓励措施。我常常怀着一种释然从苏联回国，苏联这样的经济体制绝不可能击败市场经济。

    然而市场经济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在践行宏观经济学的过程中，我学着将经济看作一种从非均衡化走向均衡之后再走向非均衡的机制。在20世纪70年代初始，经济正朝着非均衡化迅速转变。在1973年末，石油生产国决定向西方世界施压，使西方国家转变其对待以色列的政策。石油价格上涨了70%，石油运输业的收费是一年前的十倍或十倍以上。世界经济突然间受制于石油生产商，国际经济萧条已然成为了事实。

    不久之后，世界从石油危机中逐渐恢复了过来，但是却给经济思考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如今，我们关于能源节约和替代型能源的讨论仍然很多。中东和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成为了政治议程上不可磨灭的一部分，我们整个世界都变化了。在1972年春天，甚至是在能源危机爆发前，名为“罗马俱乐部”的一组专家和未来学家出版了一本名叫《增长的极限》的书。这警示着世界资源将无法继续维持经济增长，因此世界经济必须作出改变，因为增长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如今罗马俱乐部提倡以零增长为目标，以使世界及其所有的自然财富得以延续。既然石油危机曾经爆发过，那么罗马俱乐部所提出的警示就应当被严肃对待。这将是政治团体制定政策的理论根基，比如对占据着极左派和教条右派中间立场的自己而言就得依照这种警示。虽然这些政治团体支持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但是他们也希望经济发展能够遵循大自然和自然资源所施加的约束。

    我仔细阅读了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最终我成了学校自然学会中的一名成员。我也是宏观经济学的一名学生，并且了解一些政治学。除此之外，那时甚至科技发展也使我感兴趣。我尝试理解罗马俱乐部的思维方式，但是我还是无法相信他们是正确的。在我的理解中，零增长是一种粗略的目标，是一种无从得出的数据。我在经济学课程中已经学到，经济增长对人口不断增长的人类而言是必要的，我对这一信念从未动摇过。罗马俱乐部则没有考虑科技发展，而这却能够通过利用更少的能源和国家资源来达到相同的产量。

    事后想来，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对科技过于悲观了。报告警示，到1990年铜和银将被用尽。但是在一种恰当运作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将会被用尽的。例如，如果存在一种纸张资源将会枯竭的危险，那么使用替代品将会是可行的，因为纸张会令人支付不起。相比于20世纪70年代初始，如今世界的已知石油储量已经大大增加了，虽然如今只能在更艰难的情况下开采石油了。

    罗马俱乐部在20世纪70年代时认为市场经济具有一种失控的内在倾向，但是全球经济已经显示出其超手想象的灵活性。在70年代，没有人会相信世界能够挺过石油危机。1973年至1979年的危机造成了全球经济萧条，但是也为帮我们渡过难关的科技发展提供了动力。汽车如今已经变得更加环保，更多的核能已经运转。因此世界至少又赢得了30年的额外时间。如果没有石油危机或罗马俱乐部的警示，这些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们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即使没能给出答案。

    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年轻人当然还有年老的政治家会与苏联代表会面，并且会参观苏联大使馆，参观的频率比他们去街角商店的频率还高。我去那里主要是受到了特定的接待邀请，我和政府官员的联系很少而且都很正式。作为对苏联的某种平衡感，我认为了解西方也是很重要的。在1973年5月，我首次到美国旅行。在赫尔辛基有一个美国信息服务办公室，其每年将两至四名学生政治家送到大西洋彼岸去了解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我们的项目设立在华盛顿、丹佛、圣弗朗西斯科、洛杉矶、拉斯维加斯、新奥尔良，并且最近也在纽约设立了。我们住在旅馆里，但是我们在所去的每个城市中都会拜访一些当地人，这些人扮演着接待家庭的角色来向我们展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相比于70年代的芬兰人，更别说是苏联人，我被其十足的繁荣震撼了。这里的可口可乐能让你喝个够，然而在我青年时期的芬兰，可口可乐仅以十分吝啬的小瓶装出售，T骨牛排如孩子们脚掌那么大。“汽车座椅要比我们学生公寓的沙发舒服”，这是对美国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介绍。

    在华盛顿，我们参观了美国国会，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了美国的政治体制，虽然所讨论的仅有一个主题：不幸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将会如何？在我们参观期间，水门丑闻正在经历白热化阶段，这确实将美国从中间一分为二。共和党宣称《华盛顿邮报》无权那样羞辱尼克松，而民主党则因那正在进行的“滑稽的诡计”狂喜不已。虽然在尼克松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是美国决不会出现曾经的那种政治极端化。我们对整件事中哪些是有益的哪些不是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美国之行和水门事件是研究冷战立场的绝佳机会，美国人真诚地相信他们统治着世界。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力度很大，许多人认为美国虽然曾有过好日子。但美国的领导地位曾经因为越南而受到质疑，美元摇摇欲坠，第一次石油冲击近在眼前。

    这些年有文献证明，某电视节目记录，有一位留着长发、身材瘦长且严肃认真的学生领袖前往柏林的世界青年节。他大胆地谴责世界中与日俱增的帝国主义力量。是的，兄弟们，那个人就是我。

    【家与家人】

    在1975年7月1日，我们拿到了新家的钥匙。我们买下了一间包含两个卧室的公寓，它位于赫托涅米（Herttoniemi）的一栋20世纪50年代楼房的四层。赫托涅米是坐落在赫尔辛基东边的一个多山且树木繁茂的郊区。这间公寓还没有怎么布置：浴缸和橱柜还是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其十分需要被翻新改造。我的一位从事室内装饰的朋友从奥斯托波斯尼亚来到这里，为我们铺了新的地板并且刷了涂料。我们舍弃了浴缸，重新安装了淋浴器。我的父母来这里停留了三天，他们用砂纸磨光了窗框和橱柜。我花了六个星期和各种不同的工匠一起工作。我喜欢木匠活儿以及用自己的双手制造东西，我在学校时做的木工作品总能拿到最高分。我在朋友的指导下为厨房铺了新的花砖地板。他向我解释地砖应如何铺放以及应当使用哪种黏合剂。我将我父母已经磨光的橱柜刷了漆。

    我在前一年年底结束了担任SYL主席的时光。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算是参加过1975年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CSCE）的。这是吉科宁最显著的外交政策成就，并且对世界媒体而言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场合。当我在为我们新公寓的橱柜刷漆时，我从广播上收听了演讲。报告的声音在这间空荡而有回音的房间中回响着，直到会议结束好长时间以后，欧安会中的抑扬顿挫之音仍然在我的脑海中回荡着，因为在我布置公寓的过程中已经听完了每篇演说。

    买下这间公寓并非是毫无阻碍的。丽萨已经获得了护士从业资格，但是还在赫尔辛基大学继续她的学习，主修社会政策。那时也并没有迹象表示我将会有一份事业。我们根据当时的这些情况去见了银行经理，他恰巧是我们认识的人。我们曾承诺攒下一笔存款，剩余的部分将从银行借贷。我父亲借给了我3000马克，这是我父母唯一一次借钱给我。我们也同意利用我们的学生贷款来增加我们的支付比例。住房市场在敛聚财富，房价开始呈上升趋势。我们毫无疑问想要有自己的家。丽萨和我像许多人一样开始轻率行事，我们相信这会是明智之举。石油危机的爆发助了我们一臂之力，芬兰经济跌入了泥沼并且深陷其中，以致恶性的通货膨胀似乎能帮我们很快地付清贷款。这一次宏观经济理论似乎在我们生活中起到了实际作用，我们在恰当的时机承担了贷款。

    我回到学校继续学习宏观经济学。我的硕士论文主要是在学院图书馆中完成的，我经常会在自己的旁边见到另一个“学生政治家”，他已经将他的学业搁置一旁。这个人就是埃尔基·利卡宁，他和我同龄，但是从1972年起就已经担任议员了。在他成为芬兰史上最年轻的议员的同时，埃尔基还是一名政治学者和青少年协会（Teiniliitto）的主席。我们过去经常会在喝咖啡休息时碰到对方，那时我们会聊些和我们的职权相关的问题。

    我在1976年完成了我的论文，论文题目是《在不确定性中的国际贸易理论》，我获得了那年宏观经济学的最佳硕士论文奖。我本来无法了解到这些，直到几十年之后，我再次以非常实际的方式来研究与之完全相同的主题时，才了解到。或许公平地讲，鉴于埃尔基·利卡宁是芬兰银行行长并且是欧洲中央银行的董事会成员，他当前的工作也应会涉及宏观经济学主题。

    然而，比我的毕业更有意义的是我们第一个孩子的出生，那便是我们的儿子杰克（Jaakko）。丽萨和我知道我们已经做好了当父母的准备，虽然按照如今的标准，我们还很年轻，成为一名父亲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儿子出生时我也在场，并且在我们的儿子回到家里的最初十天中，我每天都给他洗澡。孩子的出生也意味着某种分水岭，生活似乎变得条理化了：我有了自己的公寓，完成了学业，又是一位丈夫和一名父亲。

    学生贷款和住房贷款不足以维系这个家庭，于是我在经济系担任了几个月的助教。我希望可以继续待在大学里，但是学校没有空缺职位。因此我接受了更短期的工作。中间党派和青年组织需要一个人来负责国际事务，我便去作为国际事务秘书在赫尔辛基的党政办公室里工作，为期半年左右。

    我负责国际通信，组织代表团进行参观并且撰写演讲稿。党主席常常会叫我解释一些事情。我必须要留心尊重党的外交政策立场，这相当容易，因为该立场和吉科宁总统以及芬兰的立场是完全相同的。我的工作至少让我有了薪水以及继续学习的安静环境。当办公室晚上关门时，我便去图书馆学习数学。我已经下定决心要从理工大学毕业，虽然我直到1981年才实现了这个愿望。

    我对自己将要做什么仍然一无所知，有时会灵光一闪地认为自己应该去奥斯托波斯尼亚参加我家那片区域的国会竞选。我根本没有满腔热忱，虽然我满腹政治学说，但是在任何情况中我都不确定自己能够通过投票而被选举。我不曾是一个受大众喜爱的人物，并且我讨厌拉选票和握手。外交部长或许是个有趣的选择，但是政府官员的生活步调对我这种不知疲倦的性格来说似乎有些缓慢。但是我已经有了主意。我在家里是一名26岁的父亲，接受过大量的教育，在社会中有一定的经历并且对世界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然而却对希望从事的专业毫无头绪。毫无疑问我的父母对我的一切活动也是感到困惑的，他们告诉我这可不是他们将我送去学习所希望的结果。

    【逃离是非之地】

    直到1977年3月我才作出决定，我已经和丽萨进行了充分的交谈，我们决定要离开芬兰。

    芬兰的学术氛围使这个决定变得更加容易了。吉科宁那时仍然是国家的领导人，他审视了当时的时代趋势，并据此裁制了他那精湛的修辞。最近，他在电视摄影机前为国家强加了一层“政府危急”的阴影，这个处于危急境况的政府是以左翼为领导核心的。然而，他们并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因此政府迅速解体为少数联盟的形式。经济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几年之间，通货膨胀的速率飙增了约15%。作为一个有着抵押贷款的人，我从债务的消融中获益，但是高通胀也确实是经济政策难以持续下去的征兆。在1977年4月，芬兰货币被迫再度贬值。文化生活、大学和学术氛围大多掌握在左派分子的手中。发生了一些对苏联、古巴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表示支持的游行活动，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阴谋，反对与西方和北约组织进行和解。1977年春季，就有75万以上雇佣劳动者参与了罢工，大概三个人中就会有一个人参加。

    在70年代，苏联的芬兰评论家并没有在他们的事业中有所前进。与此同时，芬兰公司与苏联在进行着有利可图的业务。芬兰产品的质量在苏联赢得了广为人知的良好名声。芬兰的建筑公司通过在东部边界的出口开始逐渐壮大，从而芬兰纺织品和制鞋公司的销售量也得到了保证。依靠与苏联进行贸易往来的公司领导与政治家组成了联盟，以此形成一个不会以棘手问题去烦扰苏联政治家的支配性联盟。否则贸易往来或许会经受阻碍。

    我尊敬吉科宁的成就并且支持他的政策。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的芬兰氛围还是会让我感到忧虑。我因学术造假、对改变的固执抵抗以及政治家的办事拖沓而感到担心。和许多其他的芬兰人一样，我为国家的未来感到担忧。我认为芬兰必须要探索出一条更接近于西欧的路线，芬兰经济若想要繁荣，除此之外是别无出路的。我希望更多地了解经济，去学习，以使我的思想能够更加坚定并且更加令人信服。

    赫尔辛基只是个沉闷而阴郁的城镇。在外就餐会令人闷闷不乐，除了中国菜之外便再没有其他具有民族特色的菜肴，或者我应该被称为中国人。在酒品销售的垄断企业Alko中很难找到一瓶像样的葡萄酒，就像要在托斯卡纳中寻找一间真正的桑拿房那样。百货公司中的衣服品种相当有限，并且面料和款式都是老式的。最好的旅馆或许只能给它评三星。这里没有丝毫乐观主义的迹象，一切都是受管制的，仿佛国家或当地政府为你做好了所有的决定。

    在1976年，我开始考虑新的选择。1977年初，我在报纸上看到英国文化协会为在英国学习的人提供薪水。这确实令我想起了十年前导致我进入大西洋学院的那些事。丽萨和我坐在我们小公寓里的餐桌前，进行了充分的交谈。留在芬兰并不是明智之举，我们开始对丽萨在英国将如何继续学业进行计划。在经过几秒慎重的考虑之后，我决定将伦敦经济学院作为我的新学校。那是一所享有盛名且备受尊崇的大学，其培养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还有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这样的摇滚巨星也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我认为这很适合我。我向伦敦经济学院申请研究生奖学金，并且将攻读博士学位。我被邀请去进行面试并得到了奖学金。到了四月份，我已经为我新一次的“逃离”准备好了资金。

    我的决定引起了一片吃惊，甚至是令人诧异不已。那时有许多人中途放弃了学业而成为了记者、政治家或政治积极分子。我已经毕业，并且我还决定继续学习，很多人认为这是荒谬的。而之后在国外学习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那些继续学习的人大多去了瑞典周边的邻国或美国，并且许多左派分子希望通过去墨西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甚至华沙学习，来增强他们对科学共产主义成就的信念。

    我告诉中间党派办公室中的那些同事我将要离开芬兰。我受两个同事邀请来到了附近的咖啡厅，我们点了豌豆汤作为午餐。“像我们早些时候所谈到的，如今这对我而言仅仅是一个暂时性的工作。”我开始讲道，“夏天一结束，我就将去伦敦学习。我已经申请到了奖学金来完成博士的学业。”我那两个同事的汤仍然未喝过。他们中的一个可能碰掉了勺子。“这么说来你确实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了？放弃大好的从政机会了吗？”“是的，的确如此。从长远来看，我真不知道自己将要做什么，但就当下而言，我想专注于学术事业。”我回答道。

    我们在1977年8月来到了伦敦。选择伦敦部分是出于机遇，部分则是仔细考虑的结果。作为大西洋学院的前校友，我热爱伦敦的文化以及伦敦人的思考和生活方式。我已经逐渐了解了伦敦学校的运作方式，并且认为我将能够很好地适应英国的大学。原本也可以选择美国，因为英语是我除了芬兰语之外唯一懂得的语言。但是选择美国花费会更高，并且对我而言，伦敦经济学院似乎更加符合我完美主义的性格特征。我希望去一所声望很高的大学。最后但并不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伦敦在各方面都很适合我的家庭生活。我一想到我们如今已经一岁的儿子杰克不久将成为伦敦人便会感到高兴。

    在伦敦，我将从一个广阔而有利的视角重新关注国际政治和经济，我们会与外交官和导师进行交流。我们的小男孩儿进入了伦敦经济学院幼儿园，而丽萨则学习社会学。几年以后，她将会成为在伦敦经济学院得到学位的第一位芬兰女士。我支持丽萨的学业，并且相信等我们重返芬兰时这会为她打开新的大门。或者也许我们不会回国，而是留下来创建国际学术事业。

    在1977年，伦敦还没有发展到最佳状态，但是却远远要比赫尔辛基更有活力且更加生气勃勃。坦白地讲，经济还处于混乱之中，工党政府发现难以控制工会的需求。当我在花时间学习约翰·凯恩斯（John Keynes）和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之间的理论差异时，英国却正在经受着现实的冲击。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将在1979年5月被选为英国首相，反对怀疑主义和敌对的立场。不久之后，她将成为西方世界中出类拔萃的政治家。这位首相相当知名，以至英国的精神病医生不得不完全放弃那个过去用来检测病人是否有现实意识时而一贯使用的问题，而改为“你能说出英国首相的名字吗？”，没有人不知道她是谁。

    伦敦经济学院确实是对校园生活的一种回归。我早上八点离开家，在学校最晚待到晚上九点。我连续地听课，课间我们会以小组形式来进行计算练习。当然我也会在图书馆进行某些独立的研究，教学只是为继续学术研究作准备，那是相当高水平的智力挑战。我那时正在完成我的硕士课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将能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我将自己的专业领域选择为国际货币经济理论。对于芬兰将在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那些理念，诸如货币市场的自由化以及对浮动汇率的介绍，可以在这里的学术界中找到强有力的支持理论。甚至在1977年，我们前往英国时，我还得填写表格并将其寄到芬兰银行，以便将芬兰马克兑换成英镑。

    伦敦也是新古典经济学中芝加哥学派的一个最重要的国外分支机构，该学派最有名的代表人是弥尔顿·弗里德曼。他是当时盛行的凯恩斯主义的一名严厉的评论家。弗里德曼和他的追随者相信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将会在短期内使经济复苏，但是在长期将会加速通胀。财政政策——即公众权利所产生的需求——和长期的经济成就没有关系。政府在经济政策中的权力应当被严格限制。相反，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观点与芬兰当下盛行的学说截然相反。我对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发现很感兴趣，尽管主要作为学术思考的方式。在我看来，经济成就与实际的经济政策几乎毫无关联是出乎意料的。

    在伦敦的生活是国际化的，具有启发性并且充满了学术乐趣。我们住在伦敦西南部地区的阿克赫斯特街，我们租了独立式住宅上层的一间家具齐全的公寓。我们从芬兰带来的只有津贴和住房贷款。我们的生活十分拮据，通常我们都是在学生餐厅吃午饭。有时我们会和十年前在大西洋学院认识的朋友聚一聚。

    当我在60年代去英国上学时，披头士乐队已经相当具有影响力了，那绝非是仅仅对我而言。如今到了70年代时，则成了重金属摇滚的时代，诸如齐柏林飞艇（Led Zeppelin）和深紫（Deep Purple）乐队，而我对这种音乐却没有什么兴趣。丽萨和我开始改为去听古典音乐会，伦敦在这方面着实提供了一种身心感受极佳的氛围。

    我学习勤勉并且怀有雄心壮志。我在一年内便递交了我的结业论文。1978年8月，我收到了来自大学的一封信。信上说我的论文非常出色，继续进修博士课程毫无问题，我可以在两年内完成博士课程的学习。我的学术事业之梦正在逐步实现。我开始想象着自己是赫尔辛基大学的教授或者进入了某个备受尊崇的国际学院，就像我那些来自大西洋学院的朋友那样。但是，我还缺少一篇博士论文，而伦敦经济学院则为我实现梦想提供了特别的机会。

    【人生中最艰难的抉择】

    1978年8月，我已经28岁。我手中拿着伦敦经济学院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使我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愿望指日可待，而这将会引领我走上国际学术事业的康庄大道。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命运或机遇却介入其中并且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

    在一次由芬兰和英国贸易工会提供的午餐中，我结识了来自花旗银行的总裁们。花旗银行当时正在全欧洲迅速地扩张，不断地设立新的办公场所。我当然了解花旗银行在伦敦的运营情况，我知道该银行是一家经营良好的全球性机构。在伦敦经济学院，我已经对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进行了了解，我认识到相对于任何其他可以预见的和平事件，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将会产生更大的全球影响，而国际银行在其中则起了主导作用。花旗银行正在践行我从理论知识中学到的东西。

    花旗银行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我首先要在伦敦工作，在这里学习国际货币市场的工作内容以及银行是如何运营的。在这之后，我将要去花旗银行在赫尔辛基的新办公场所。花旗银行会提供薪水、实实在在的工作以及在国际环境中学习新知识的机会。这个银行正在招募来自各个国家优秀大学的年轻人。就在一场新竞技的第一场比赛结果揭晓时，我便被这个团队选中了。花旗银行认为，我们这些年轻的专业型人才不出十年便能够赚回银行曾对他们进行的投资，尽管一种积极有效的培训系统在五或六年内还尚无法看到其成果。因此，从银行的角度而言，从长远以及新市场的发展来看，培训系统是一种可盈利的投资。另外，这也会为在其他国家所开设的花旗银行带来信誉，例如芬兰。要是没有当地的专业评估意见，这个美国银行巨头就几乎无法与当地设立的国家银行相竞争。

    来自花旗银行的录用函迫使我做出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决定。和我同龄的许多人已经找到了他们适合的职业。他们有效地学习并毕业，之后便能够供养家庭并偿还贷款。我并非那种放荡的人，远远不是，但是在我努力生活的28年中却从未考虑过我应当从事何种职业。当我来到伦敦时，我唯一清楚的是自己要在学术领域中做些什么。这与我十年前进入大西洋学院时的梦想并无两样。

    根据一种广受欢迎的分析理论，人类可以被分为四种：成就型、探索型、社交型和杀手型。这些名称的含义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例如，社交型的人喜欢与他人一起做事，对这种人而言，公司本身要比业绩更为重要。公共利益和良好的感受是最重要的事情。毫无冒犯地说，某些人可能会认为地中海地区的许多人就属于这种类型。我属于成就型，成就型的人从完成事物中得到享受。我们总是希望承担新的项目，顺利完成并得到预期的结果，之后再继续进行下一个项目。我们从工作、行事和学习中得到享受。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是通过我们的工作建立起来的。我们将能够共事的人聚在一起，朝着共同的目标进行努力。成就型的人总在着眼于更大更好的目标，并且总在向新的目标前进。我们希望每次都成功，但我们的思想却早已开始关注其他事情了。

    回溯至1978年，那时在伦敦的我并没有按照这种方式来剖析自己。仅仅是在后来，我才了解到这种分类方式，并且丽萨也认为我属于成就型。当然，我们各自也都具有其他人格类型中的一些元素，没有什么是绝对纯粹的。幸运的是，人类有能力吸纳新的品质。

    虽然我只有28岁，但是却已经经历过许多权力游戏。我曾领导过学生组织，曾与俄国人进行过协商，我已经对党派政治相当熟悉。然而，我并不喜欢这些，并且我的交际能力还不足以让我走到陌生人中间赢得选票。另外，权力架构或权力本身使我产生的兴趣也不足以让我渴望在国会中谋求一席之地或在外交部谋得一职。我仅仅希望有所作为，我希望发生好事。当全国学生联合会为其成员争取到了更好的财政条件或生活条件时，我总是会感到高兴。如果我能够对自己所做的事情问心无愧，对我而言就足够了。

    成就型的人必须总得有事去做。成就型的人通常对事物怀有好奇心，因为新知识使新成就的实现成为可能。成就型的人不需要过多的社交生活或外界认可，成就仅仅在于其自身的价值。但是，如果成就型人的成就价值根本无法得到认可或被轻视，那么这种人便会感到深受伤害。成就型的人会对他人信守承诺，这也是这类人对自己的要求。正是那些对自己作出的承诺才是最困难的。1978年，我对自己许诺要完成理工大学的毕业论文，之后去英国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我与英国文化协会的约定在我心中有一定的分量，但是还不及我对自己许下的诺言。如今想来，在我60岁时我意识到自己对母亲一直有一种潜在的亏欠感，她未能如愿以偿地接受足够的教育。我想向她表明自己能够成为一名经济学博士。

    在收到花旗银行的录用函之前，我在商业领域中是毫无经验的。我曾目睹自己的父亲在工厂中那种永无止境的繁重工作，这对我并没有什么吸引力。我从理论中学到了商业在经济体中应如何运营，我非常坚信资本主义体制，尽管我也认识到了它的缺陷。芬兰是由大型银行、大型林业公司以及少量冶金行业公司来掌控的。这些企业的权利是通过几次私人性的会餐而被确定的，由银行和保险公司的领导人对工业的未来作出了决定，但那些决定本应由企业家作出。

    芬兰银行掌管着资本市场，公司办理外汇信贷或其他金融业务须向该银行提出申请。芬兰的经济是一个俱乐部，其由少数主要公司来经营并且拒绝新成员的加入。然而芬兰是靠出口为生的，包括与有利可图的苏联贸易往来以及将纸张、木质产品和机械出口至西方国家的传统出口方式。某些芬兰公司也开启了新的领域，一家名为诺基亚的公司已经决定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制造电话交换机，并且这家公司也会向银行出售某些大型计算机。然而我在伦敦时并不了解这些。

    无论是在普遍意义上还是在芬兰，我对公司实际运营方式的理解是模糊不清的。我从未建立过自己的公司，也从来没有购买或出售过公司。我未曾在市场上出售过任何东西，也没有开发过新的商业产品。但是从原则上来说，我对企业如何运营确实持有某种看法。我有充分的理由去怀疑自己的职业生涯能否进展顺利。但我毕竟学习过演讲，并且具有超强的分析能力。我喜爱学习各种事物，特别是你将能够从中推衍出更多的东西。我十分害怕加入仅以股东盈利为目的的组织，我不确定在其中我还能否继续思考。我看着这些重量级的芬兰商业领导，问题似乎更加不容忽视了。我希望以后成为这种在某间私人餐厅吞下五杯白兰地后便做出决策的权威领导人吗？我希望停止思考而成为一名日复一日地与苏联政党人员进行讨论的油腔滑调的商人吗？我十分确定我的回答。

    难道商业界就不存在一些太过容易的事情吗？难道只要我选择了“实际的生活”就必须要放弃我的理论沉思吗？我将要对那些在学术事业上大展宏图的朋友们说些什么呢？如果最终证明商业界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乏味麻木甚至机械性地盲从、调和着投机主义权力游戏的盈利性质，那么我将对自己如何交代？

    花旗银行的录用函迫使我开始仔细审视自己的学术梦。在我们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并且以后无疑还会有更多的情况下，我是否希望继续靠着微薄的薪水进行研究工作？我是否能够忍受用十年来等待我的首个职业任命？以及在我心里是否由衷地对学术事业感兴趣？难道我不是一个想要用整个人生来做些有用之事的实干家吗？当我总是享受着和其他人一起工作的喧闹时，学术生活中的孤军奋战真的适合我吗？当我在现实中渴望某些不同的东西时，我的学术事业是否仅仅是空中楼阁？

    这些问题令我精疲力竭。要是我当时就知道这个决定对我的未来而言如此具有决定性，我毫无疑问会去用更长的时间进行深思熟虑。而那个时候，我用了整个秋意萧索的八月来考虑我的选择。我夜夜失眠，当我和丽萨详尽地谈论这一切时，她说在她的印象中从未见过我被艰难的抉择拖得如此疲惫不堪。

    我也从未作过一个如此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将会对我的人生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在1978年8月20日，即我28岁生日后五天，又过了一个无眠之夜之后，我作出了决定。我将接受花旗银行的录用聘请。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个决定对我的意义多么重大。一切重大决定的作出都需要有所牺牲。在作这个决定期间，我牺牲了自己的梦想，但是我却未曾后悔过，之后的几年证明了我所作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伦敦八月的那些日子中所充满的只有不确定。而这些却也总是作出重大决定的必经过程。你根本无法规划你的人生，即使你希望如此。我是个天生的理性主义者，但是我必须承认的是，如果没有一系列的随机事件，我是绝不可能成为一名总裁的。如果我在伦敦本会作出不同的选择，那我现在则会确信无疑地成为一位经济学教授，或许会在一所世界级的大学中任教。我的人生也将因此而变得不同。

    尽管我需要考虑许多基本因素，但是还有一个实际因素使我更容易作出我的决定。我还没有服过兵役，但是如今已经不能再拖延了。我必须在30岁生日之前参军，这无论如何都将会中断我毕业论文的写作。花旗银行则向我表示他们能够使我在服役期间告假缺席将近一年。接下来的一天我便告诉花旗银行北欧地区的负责人约翰·奎特（John Quitter），我将在一周之后的九月初在伦敦开始接受培训。我将英国经济学院关于攻读博士学位的录取通知装进了一个塑料文件夹中，之后又将文件夹放入了信封。如果商业生涯完全粉碎了我的期望使我噩梦成真，我还有学术生涯的保障。伦敦经济学院的来信仍然在我个人的归档文件中安然无恙地被保存着，但是我至今也未能用上它。

    【国际银行家】

    就我的商业生涯而言，花旗银行就是我的大学，它也是我的首个正式工作场所。对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来说，花旗银行是一个要求严格的环境。我研究了该银行的历史，它于1812年作为纽约城市银行而建立，其初始资本为200万美元。到1894年，花旗银行已经是美国最大的银行。到了世纪之交，该银行就已经开始在国际进行扩张。在亚洲和欧洲都有花旗银行的营业所，其分支机构的分布范围从上海一直延伸到马尼拉。

    花旗银行进行外国货币交易要比世界的其他任何银行都早，并且业务范围也更加广泛。1929年发生了大崩盘，这一年花旗银行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商业银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该银行已经在23个国家拥有了100个办公场所。花旗银行是一家庞大的国际金融机构，或许这正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我认为自己能够从花旗银行所具备的一切资源中进行学习，以了解国际银行业。这也是一家原型化的全球性企业，具有专为有效的国际化经营而设计的结构。或许只有IBM，一家领先于其他公司很多年就开始国际化经营的公司，才能在效率的层面上与花旗银行相匹敌。实际上，IBM确实是一家最先设计其公司架构的公司，而不是让公司自由成长。其理念后来被广泛地重复使用。

    在我刚加入花旗银行时，其领导人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沃尔特·B.瑞斯顿（Walter B. Wriston）。他经营这家银行已有17年，先是在1967年到1970年之间担任总裁，之后于1970年到1984年之间担任董事长。瑞斯顿重振了银行业，他有力而具有远见的视角围绕着国际主义以及对提供给顾客的新科技和新服务的强烈信念。有些人会认为他过于激进，比如他预见了自动柜员机的使用和我们每天都在进行的电子交易，而彼时这些想法却仿佛无疑只属于科幻世界。回到20世纪70年代，并非人人都能看出瑞斯顿那具有先见之明的视角。

    假如我未曾参与过国际政治与经济，我是绝不可能被邀请加入花旗银行的。花旗银行那时正希望在芬兰建立营业所，在那以前花旗银行的所有北欧区业务一直由伦敦办事处管理。现在该办事处正在物色有潜力的年轻人才，他们仅仅有一个要求：花旗银行承诺不会试图从芬兰的商业银行抢夺人才，即这个美国企业巨头不会以高薪去诱惑年轻的银行家。花旗银行礼仪性地遵守着这个承诺。

    我不知道花旗银行为什么会对我感兴趣，我想或许是芬兰大使馆有人举荐了我。我由一个经验丰富的银行家约翰·奎特来面试，面试进行得很顺利，我很确定只要我希望的话，自己就能加入培训项目。花旗银行是一家享负盛名的美国银行机构，那里对工作人员的得体形象和优雅举止都高度重视，即使它要比欧洲银行更具能动性和进取心。

    决定成为花旗银行的一员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但是这种改变也有着更直接的影响，丽萨和我终于有了一些积蓄。相比于学生贷款，花旗银行则提供了一份公爵般丰厚的薪酬。我们很快就离开了位于阿克赫斯特街的学生公寓，并搬到了大约半英里之外的拉本德大街，凭着我丰厚的薪水我们有了空间宽敞的专属房屋。房子里有很多房间，因此我们能够进行娱乐活动。这里从1978年起就成了我们在伦敦的家，我们从不认为能再找到如此优质的房子，甚至当我们回到芬兰时也是这么认为。

    我对每月的固定收入没什么意见，我在担任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时已经拿到了微薄的薪水，而当我为中间党工作时，我也被支付了足以度日的薪酬。我不是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人，但是我自然会希望确保我们这个小家庭有足够的钱用于开销。我们开始把要在伦敦进行的各种奢侈活动考虑在内——聚会、听音乐会、远足探险。新环境比较宜人，但我进入花旗银行之前，除了拥有一间负债累累的赫尔辛基公寓和一些助学贷款之外，几乎什么也没有。我没有股份，对投资也是一无所知，因为我从没有投资经历。我也没有任何可以继承的财产。当我进入花旗银行时，才开始赚取了合适的薪水。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收入和能力是相匹配的。我很高兴自己的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

    用自己的双手和劳动筑建未来是我从长辈那里沿袭下来的精神：我的父亲创造了自己的生活，建造了自己的房屋。我祖父创建了自己的企业，而我外祖父则自己除草耕田、种植庄稼，来养活他的大家庭。一直追溯至几百年前，我的家族都是些辛勤劳作、从不懈怠的人。

    我对花旗银行的工作存在许多先入之见。我一直很好奇银行业是否能够启发智性思维，我也因花旗银行在芬兰的地位而担忧。如果问芬兰的商业银行行长花旗银行如何，他可能会说为这家银行工作是个奇怪的选择，甚至可能是一种不爱国的表现。那时候，还不允许国外银行扰乱芬兰银行业的和谐景象。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屏障才开始瓦解。那时有三家外国银行被准许在芬兰运营：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大通银行和花旗银行，它们在1981年11月27日被准许进入芬兰。在那以前，芬兰只允许国外银行以代表机构的形式在芬兰进行业务往来。真正的交易则是在其他地方进行，通常是伦敦。

    花旗银行是我的“商业学校”。在伦敦，我专注于学习两方面知识：个体企业的分析以及国际银行是如何运作的。能再次学习使我的志向得到了满足，我充分汲取了国际银行业、会计学、分析论的知识以及我设想在以后工作中需要用到的所有其他知识。如同正式的培训那样，我还学习了银行中的工作是如何完成的。每个人最晚可以学到八点，我们通常在晚上七点或八点回家。这里的办公室文化与芬兰差异很大，我们坐在一间开放式的办公室内，同事之间通过电话联系。这也是一段新颖且有教育意义的经历。

    在芬兰，大型银行常常是等待客户来访，客户谦恭地恳请为自己的项目申请贷款，银行家们则留意着这些公司是否选对了申请贷款的银行。这些银行占据了大量的行业，所有公司的生存都必须遵循信贷规则。在花旗银行中，我们根据公司分析来冷静地审视企业。我学会了如何分析一家公司的各个独立元素、该公司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地位以及公司未来的现金流量和综合前景。如果我们从自己的基本分析中推断出这个项目是安全的，我们就开始考虑能够向客户销售哪些产品。在芬兰市场上，通过销售银行业产品来与客户合作的理念还很新奇。芬兰的大型银行不需要将时间浪费在市场营销上，因为他们的顾客都是不请自来的。

    花旗银行将我培养成了一名销售人员，最初这对我而言并不容易。我善于理性分析，根据我的教育和人生经历，我本打算成为一名无需因客户而烦心的专业人士，我的芬兰和北欧血统都没能为我担当一名圆滑的销售员提供优势。但是花旗银行这个全球化机构确实是一位优秀的教师。我学会了如何接近客户，以及如何提出一些让人难以拒绝的建议。我也学会了在不同的阶段应当如何关心客户，你必须令客户相信你确实在关心他们，并且乐于帮助他们将事情处理得当。我也学到了一个颠覆性的事实：企业甚至是国际银行的生死都取决于对客户的取悦。假如我没有在花旗银行学习过客户服务，我在诺基亚是绝不可能成功的。在诺基亚，我总是将自己看作公司级别最高的营销员。

    对我而言，花旗银行也成了全球化机构的模型。它具备一种运作有效且良好的矩阵式结构。矩阵式组织结构是通过功能和业务团队来实现管理的一种组织规划方式，每个人具有一种以上的汇报线路。矩阵式结构被视为国际化公司在多个区域运营时所使用的一种普遍且目前唯一着实可行的组织模型。

    我理解一个强大的公司必须要有完善有力的企业文化，当时我对企业文化则毫无概念。但是我却在实践中看到强大的企业文化如何影响花旗银行料理业务和客户的方式，这绝非一蹴而就。另外，银行的企业文化和领导模型也是相互关联的。总部和前线企业应当相互理解，这就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一种完备的双向沟通体制是十分必要的。花旗银行想要成为各种新科技和通信的领跑者。因此，1982年我已经在使用为企业内部而研发出的电子邮件系统。我在1985年加入诺基亚，但是这家公司直到80年代末才开始使用电子邮件。花旗银行还努力发展其内部的技术能力，率先向客户推销货币电子化的系统。

    我在花旗银行接受的培训彻底颠覆了我的想法。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些银行里学到的知识竟能应用得如此广泛。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诺基亚工作时也会有意无意地运用所学的这些知识。当我进入花旗银行时，我只是个纯粹的经济学家，我甚至完全不知道什么是资产负债表。关于如何分析一家公司的所有理论，我都是从花旗银行学到的。

    我也学了很多关于如何在大型组织中进行人员管理的知识。早些时候，我以为组织无非意味着由细线彼此相连的多个区块构成的图表，我认为领导人的工作就是去带领这个“组织”。而在花旗银行，我学到了一种革新性真理：领导人所领导的并非是不同的区块或整个组织，而是人。即使在一个大型组织中，领导人也必须要关心在其中创造价值的人。优秀的领导人一定要了解他们的下属。另外，一个好的领导人也必须乐于对组织内部的某些卓越人才进行提拔，而无须考虑办公区块的划分。在花旗银行，你所须理解的是，组织必须要规划明确，但灵活性同样必不可少。对此而言，良好的内部沟通和相互尊重则是不可或缺的。

    我的楷模是约翰·奎特，一位知识渊博、涵养有加、能力出色且具有职业精神的美国银行家。他经常旅行，对北欧地区及该区的主要负责人相当了解。他善于和数字打交道，并且极其善于通过提问来引领培训生去优化他们自己的算法。约翰在社交方面也非常具有天赋：他能像和董事长交谈那样轻易自如地与车间的某个人攀谈起来。他经验丰富、具有远见而且很有教养。自此之后，我遇到过数不胜数的企业领导者，而约翰则不亚于他们任何一个人，尽管他从未能位居银行业界之首。约翰成了我的榜样、指导者和咨询导师。即使在我进入诺基亚之后，我也会经常向他询问意见。

    1978年秋季到1979年秋季，我在伦敦度过了相当充实的一年，这一年过得很快，甚至可以说是飞速流逝。我作了人生中最大的决定，进入了花旗银行并学到了很多知识，我成为了一名商人，或至少是一名银行家。丽萨已经在赫尔辛基大学完成了她的学位论文，并且也从伦敦经济学院顺利毕业。我们各自都完成了大量的工作，甚至连我们的儿子杰克在伦敦也已经小有成果了。当我们前往伦敦时，他已经能讲芬兰语了，后来他曾完全停止讲芬兰语。如今，已经三岁的他再次回到芬兰时已经能够讲芬兰语和英语两种语言了。

    【兵役】

    我在伦敦的时光即将结束，有两个原因使我必须返回芬兰。第一个原因是，我不得不开始服兵役。另外，在兵役期满后我还要在花旗银行的赫尔辛基办事处工作，该办事处仍然在等待芬兰财政部的官方许可。

    在芬兰，所有男人在30岁之前都必须入伍或开始执行他们的公民服务。这种惯例一直延续至今。在20世纪70年代末，军队是非常受欢迎的，甚至很多想要进入政界的人都怀着满腔热情参了军——显然是想去学习领导技能，好为革命及其后续事件做准备。我对军队没什么强烈的支持或是反对的情感。我对国防需求表示尊重，并且我希望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在前往伦敦期间，我当然将参军纳入了我的计划之内，这将会使我的论文完成变得更加复杂，但无论如何我都得返回芬兰。我毕竟不能在伦敦通过函授课程来服兵役，我必须得花时间在丛林中爬行，并且我需要开始学习掌握一些基本的芬兰国防战略。

    丽萨在社会事务和卫生部找到了一份工作，她要比我早几个星期抵达芬兰以便开始工作。因此她带着我们三岁的儿子先回国了。我们已经在英国买了我们的第一辆汽车，并且想要将它带回芬兰。因此，离开伦敦时，我便开着这辆奥迪100开始穿越欧洲。我首先从伦敦开往多佛，之后乘渡轮到比利时的奥斯坦德并继续驾车驶向德国的特拉沃明德，在那里我乘坐芬兰船运公司的渡轮前往赫尔辛基。在我的旅途中，我穿越了比利时、荷兰和德国的边境。每到一个边境，边防人员都对我很感兴趣。他们明白了我的护照为何再过几天就要失效：我正要回国参军。每当我穿过一个边界我都得忍受嘲讽：“哈，你正在赶着回国，对吧？你可绝不能回去迟了呀。”我于10月14日抵达芬兰，我的护照也在当天过期。因此，我确实把事情拖到了最后一刻。

    第二天，列兵奥利拉便去赫尔辛基北部的希瑞拉（Hyrylä）兵营报了到。由于我学过物理学和数学，因此显然善于处理数据，于是我被分派到了防空兵团。就在一个月前，我还身穿条纹西装坐在办公室里消化数据，而现在我已经身处兵营中，穿着芬兰军队的日常灰色制服，学习如何拆卸和重新组装突击步枪。我们的临时营房里有12个人，其中的大多数人年龄在18岁到20岁之间。这组人均来自赫尔辛基并且似乎是明智的一帮人。兵营大楼是一栋60年代的方形建筑，外形已经残破不堪。内部最显著的特征是油毡、灰色混凝土和被写得密密麻麻的布告板。门的旁边有执勤官坐在桌旁，管控人流进入兵营，以及更重要的是外出。

    晚上，身穿蓝白衣服的人来检查床单是否已经被整洁地叠成方形并摆放在床脚的小凳上。假如床单叠得不够规整，空军下士便会发出警告，然后床单必须要重新叠整齐。我的个人日记已经被钉在布告板上的时间表取代，上面写明了我们应当何时去集合训练、何时去射击场以及何时吃饭。我生活中的时间规划如此紧凑，编排上的感觉就像……嗯……诺基亚总裁那样。（但我在军队中毕竟有更多的空闲时间。）

    我们会用很多时间进行户外实践演习。我们为自己挖散兵坑，练习投掷手榴弹，以及尝试以最快的速度支起我们的帐篷。幸运的是冬天的地面还没有被冻住。

    我没想到这与我过去的生活如此不同，但是我实在无法抱怨。我已经尽量推后了参军的时间，因此我必须忍耐并克服。一旦我挺过了这段时间，我便能够重拾往日的真实生活。由于参军服役在所难免，我因此将其视为人生经历的一段插曲和运动上的成就。

    丽萨住在我们在赫托涅米的旧房子，当我们在英国时，我们的各种物品被封存了两年。如今我们又将各种物品归置到原位。丽萨很喜欢自己在社会事务和卫生部所担任的高级督察员一职，她仍然是国际事务的负责人，并且仍旧担任着她1979年开始工作时所在部门的主管。我们以全新的积极心态适应了芬兰的生活，我们此时的感受与两年前飞离这个城市时截然不同。我们在伦敦享受了亲密的家庭生活，但我的参军服役强制性地中断了这美好的生活，任何人都会为此感到不快的。尽管如此，我每隔几周便会回到赫托涅米，只要我有假期。

    在参军的第一个月中，我申请成为一名军官。毕竟我已经毕业，而且我希望在军营里利用我的能力。几周之后，我被告知申请已被批准。因此，在希瑞拉兵营待了两个月后，我直接去了哈米纳（Hamina）的预备役军官学校，哈米纳位于俄国边境附近的南海岸上。我离开了60年代的兵营楼，住进了哈米纳19世纪的主建筑。这里的环境完全不同于希瑞拉，军官学员都是满怀抱负且积极进取的。

    我被选为了我们学员军团的主席，竞选对手是劳里·康特罗（Lauri Kontro）。我是在学习的时候认识劳里的，后来又在中央党派办公室结识，那时他在该党的青年组织中工作。劳里后来成为了一名记者、外交家以及报刊编辑。军队和预备役军官学校是我重新开始芬兰生活的起点，尤其是开始普通芬兰男士的生活。赢得同胞们的选票让我产生了极大的自信。

    后来，康特罗被选为我们的秘书，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学员关注课程中的许多实际方面，而社交活动也很重要。实际上对许多人而言，这是最有意思的。在前几年，有时会花钱邀请明星演员。我们决定将这笔昂贵的花销用于夜晚的娱乐放松。军官学员亲自出演，某些学员着实是天赋非凡的演员。我们为此开了先例。

    在哈米纳，我了解到芬兰军队的专业军官对防御和社会更普遍的看法。我见到了一些将军和一些高级军官，出于冷战的缘故，他们的言辞十分谨慎，但他们对未来通常会开诚布公地表明自己的观点。预备役军官学校确实是一段很有意义的经历。

    现实的世界要变得比长久以来更加混乱。原教旨主义者已经在伊朗掌权，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员工成了人质，整个世界都在密切地关注着他们的命运。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下令尝试援救，但以失败告终。美国囚犯直到1981年才被释放。芬兰那时仍依赖着苏联的贸易关系，吉科宁总统身患重病的迹象已无从否认，人民开始讨论着谁将会接任下一届总统。不安开始逐渐扩散，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服务人员不得不做好失业的准备。这在芬兰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

    我在军队中的最后几个月里，在赫尔辛基的国防经济管理局从事着一份办公室类的工作。我准备在那段危机时期内学习芬兰的国防经济。晚上，我坐在图书馆里继续写理工大学的论文，主题是“经济增长是一种监管的理论问题”。论文将系统理论应用于经济增长，而我则得到了预期范围内的最佳分数。我认为这在以后也会派上用场，比如当我需要了解大型企业中的工作流程时。至少这篇论文帮我拓展了有用的思维方式。

    我的两篇论文曾被认为是实验性的设想，却都在以后的生活中得到验证。但是，我在理工大学的最大收获则是在实践方面：我了解到芬兰工程师是如何思考的。与此同时，我也在芬兰工程师中赢得了信誉。他们将我视为他们中的一员，虽然我离该职位的实际资格要求还差很远。后来，我在诺基亚曾强烈地渴望获取这种资格认证，但是我只能通过在实践中学习的途径来实现这个愿望。

    多亏了军队，我才能通过这个速成班了解到芬兰那时的一切情况。在那以前，我一直过着高人一等的优越生活，与我的芬兰同胞们完全隔绝。作为一名学生领袖，我也一直和其他的学生领袖处在一种优渥融洽的环境中。在那之前，则是大西洋学院将我从芬兰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带走，并将我安放在英国的寄宿学校里。学生联合会的那段时光过后，我已经简略地涉猎了政治领域。之后我们去了伦敦，再次脱离了芬兰的日常生活。我的雇主是一家美国的国际银行，毫无疑问其无法使我了解到芬兰的各个方面。假如没有参军，我绝对无法如此充分地获知芬兰当时的形势和芬兰人的想法。

    【金融许可执照】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又过了半年多，我在秋天那会儿离开了军队，并重新回到了花旗银行和真实的世界中。如今的大环境已经远不再像是70年代的那种过度政治化，新的生活方式和挑战正在等着我，这是个令人愉快的挑战——我成为了一名公司金融方面的专家。我在赫尔辛基办事处还是个新手，因此自然而然地要去处理最棘手的客户。

    这些难以对付的客户都是芬兰的一些大公司，它们和芬兰的大银行之间走得很近。其中有林木业的恩索-古莱得（Enso-Gutzeit）公司，并且我也会尝试向劳马-雷浦拉（Rauma-Repola）、瓦锡兰（Wärtsilä）和诺基亚推销我们的服务。芬兰那时仍是一个以林木业为主导的国家，但是在实际上，花旗银行的投资中几乎没有能够增值的。国有企业是美国的银行无法接触到的，诺基亚也从未选择过我们作为合作银行。就劳马-雷浦拉而言，它曾经是美国银行的客户。尽管如此，我仍然卷起了我的袖子开始着手工作。

    现在，我得将自己在伦敦学到的一切关于客户关怀和客户洽谈的知识付诸实践。和我打交道的大多是一些与我同龄或比我略大的财务经理，他们毫无疑问都很清楚世界正在经历的变化，并且希望了解应如何适应这种改变。通常，他们的问题在于，一个55岁的财务经理陷入了困境，无法有效地管理他那些抱负远大的下属们。

    我不厌其烦地参加鸡尾酒会，与经济业界的编辑们努力建立关系，这将在日后对我有益。花旗银行经常会收到奇怪的好名声，这似乎意味着其在芬兰的金融界有自己的专业经验，规模虽小但却具挑战性。花旗银行能够为刚刚对外开放的芬兰银行业带来一缕新的气息和国际化的思维方式。三家小型的国外银行恰恰为芬兰银行的未来发展方向做了导航标。

    芬兰最大的银行尽其所能地保护着自己的国内市场，防止被竞争对手排挤。苏联对美国银行在芬兰设立营业所也很感兴趣。苏联有自己的银行，其在别的国家也设立了办事处。苏联当然会希望自己的银行能够被准许在赫尔辛基开设，以使他们感到“平衡”。但是，政府部门也有许多好的理由去支持芬兰对外开放，迎接国际银行业的竞争。在国际资本市场中，芬兰仍然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幻影。我们芬兰人为苏联的友好亲邻关系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从字面上理解，这得归因于苏联对芬兰政策的影响力。我们必须为实际并不存在的政治风险支付一笔可观的费用。但是，自那以后市场却从未能令那些不安因素消失。除此之外，苏联在芬兰的国外贸易中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以致对芬兰经济构成了整体威胁。芬兰也属于那些心存怀疑的北欧社会民主国家之一，其对恪守资本主义似乎犹疑不定，至少在美国投资者看来的确如此。正如芬兰的政治家和政府部门所做的那样，他们一定是希望通过在赫尔辛基开设美国银行办事处来向本国民众传达出某种正确的信息，来引导芬兰和芬兰公司的投资方向。

    政府部门还希望对外开放竞争，迫使芬兰银行与国际接轨。国外银行的运营费用要比大型芬兰银行少，并且能够为公司提供更加廉价的服务。芬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对于国际信贷系统而言微不足道，并且在外汇兑换和证券市场方面，国外银行比芬兰银行更有效率。

    花旗银行是于1981年被准许在芬兰设立的，并且在下一年开始了营业。发放许可执照的条件相当严格：银行不得建立任何分支机构，其股份资本被限制在较小的数额内，禁止进行利率竞争。花旗银行和其他国外银行不得牵涉苏联贸易的盈利性融资。

    虽然国外银行在芬兰的规模无法达到很大，但是它们却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芬兰的银行系统。大型芬兰银行过去为芬兰的主要公司提供资金，占有并掌控这些公司。这些银行兴奋地大肆宣扬着它们的“社会责任”。这意味着这些银行和与之相关的保险公司掌管着公司在顺境和逆境中的命运。银行会借钱给它们所钟爱的客户，哪怕是这些客户根本不将借款用于商业目的。

    公司的投资政策是在银行高管们举行的董事会会议上决定的，林木业是各个银行尤其偏爱的落脚之处：对公司的收购、出售以及主要投资项目的批准权在于银行董事们。大型芬兰银行的年轻高管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在管理和财政事务上应对自如。

    国外银行降临芬兰就像房间墙壁上的一条裂缝，这是远方地震的预警。但是，那些着眼于未来的人已经完全明白，芬兰的银行和其他企业之间的关系是无法再像从前那样了。明智的银行经理还预见了国际竞争将会削减芬兰银行的收益和盈利，因为其主要依赖于同客户之间的关系紧密度。

    我自己对芬兰的银行体系毫无经验，取而代之的则是我在花旗银行接受的美式教育。我认为银行的工作在于提供有效的金融和资本服务，经常要进行残酷的业界竞争，而不是占有、管理或出售客户的企业。这应当是客户自己能力所及之事。如果企业运营良好，我们的客户无疑也会为花旗银行带来收益。在花旗银行，我们坚信的是银行之间的竞争，因为我们过去常常在世界最具竞争性的市场中运营。对于每个芬兰客户而言，我们是众多芬兰银行的竞争者、挑战者和选择之一。在花旗银行的赫尔辛基办事处，我建立了我自己的团队，负责着花旗银行在芬兰的一半公司融资。我为此感到高兴。我最优秀的员工之一是个来自芬兰东部的年轻经济学家，卡瑞·乔丹（Kari Jordan）。卡瑞如今是麦特沙集团（Mets？ Group）的总裁，这是欧洲最大的林业集团之一。

    我在那时认识了很多高层人士，并且在后来开始渐渐熟稔。比如说，在80年代早期，我通过一次午餐结识了通力集团（Kone）的培卡·赫林（Pekka Herlin）。赫林是一个沉默寡言且性情暴躁的人，但他散发着一股权威而庄严的气质。令他的言辞颇具分量的并非在于他是一家大型公司的负责人，而在于他的视野以及对问题的把握。他那冷淡严肃的个性增添了他的神秘色彩。午餐时人们通常会围绕着国际经济形势、金融体系的高利率和可持续性展开生动的讨论，而赫林总能使自己的言论成为讨论的中心。

    我和丽萨已经在赫尔辛基西边几英里处的海岸上安顿下来，住进了一栋宜人的现代式平房中。我们现在又多了两个孩子，1981年出生的安娜（Anna）和比她小两岁的弟弟马缇（Matti）。这三个孩子出生时我都在场，尽管我很遗憾的是在马缇出生时晚到了五分钟。家务大多数由丽萨负责，虽然她也正在为自己的公务员事业而努力着。到了90年代初，我就得开始自己熨平衬衫，最终，我们决定雇人来做清洁和衣物熨烫工作。我们的生活已被工作、家庭和孩子填满。大约与此同时，我们购买了一幢位于奥里维西（Orivesi）的夏季别墅，奥里维西是距赫尔辛基大约两小时车程的一个美丽的城镇，离当时的诺基亚不远。夏季，我们在那里做些零工、钓鱼以及和我们的朋友聚聚，简而言之过着普通芬兰人的生活。

    耐心从来都不是我的强项，特别是在80年代早期。即使我再也不能回头去成为一名学术人士，我也必须得继续向前。或许是因为我想要面对接下来的挑战，从而将我的学术梦抛诸脑后了。我那时34岁，当我环视整个花旗银行时，可以看到很多热情洋溢的专业人士，他们中有很多人要比我年轻十岁。这种情况使我想要加快自己的事业进程，我想乘上一条更快的轨道，能够为我带来比花旗银行的赫尔辛基办公室更宽广的视野。我确实很喜欢伦敦，城市很大，工作具有国际化并且我能够感受到自己时刻都在朝前发展。而我在赫尔辛基是没有这种感受的。一旦我已经坐在了办公桌前，并组建了我的团队，那么着眼于下一个目标则是自然而然的事。

    花旗银行一直是我学习领导才能的学校。我从加入花旗银行后才注意到，领导者都是在25岁到30岁之间学习领导能力的。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如果你希望成为一名领导者，那么在这个阶段中，一个优秀的领导模式便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模式会嵌入你的思维里，并帮助你创建自己的工作风格以及构建出你自己对其他人的期望。如果领导者很糟糕、懒惰或缺乏诚信，那么他们便会将错误的领导模式传递给下一代人，这些人会表现为多疑、愤世嫉俗或完全无法胜任。他们或许会成为那种总在注意阴谋诡计或无端地忙于腐败的办公室政治的人。如果一个不诚实的领导欺骗了他的下属，那么这些下属的灵魂里便留下了他的烙印。这些人将会难以恢复，或者很难再相信任何领导者。因此，优秀的领导模式对于每个企业而言是事关生死的事情。实际上，我相信在最坏的情况中，一旦领导模式失败，公司便会灭亡。

    花旗银行并没有提供一种独特的领导模式，但是却给出了一种极其出色的企业文化范例。花旗银行是国际化的，并且在一些混乱的问题上有一些自己的价值观。但是，它在那种动态问题上确实有一个庞大的评估体系，这是我所推崇却又缺乏的一方面，并且这也是我在此想要强烈分享的。花旗银行的高层管理者都是银行的市场营销人员，这些人会四处推销他们的产品并约见客户。为了取悦某个地位显赫的重要客户，甚至连沃尔特·瑞斯顿都不能对其避而不见。美国文化的要求是，为了实现银行的目标，人人都要全力以赴地投身工作。

    我在花旗银行学到了这种思维方式，并且将其带到了诺基亚。我迫使自己和我的高层团队到世界各地旅行，去接见客户、学习新事物并销售我们的产品。或许没有花旗银行我也能完全理解这些，但这样我就无法看到企业文化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工作方式。毫无疑问的是，花旗银行也会犯错，但我也会尝试从错误中学习教训。

    对任何人而言，我都并非是一个容易对付的下属。当约翰·奎特从伦敦来访赫尔辛基办事处时，我安排了一次和他共享的私人早餐。我像平时那样用手指轻轻敲着桌面，告诉他我对自己的事业发展方式并不满意，因为我缺少发展的机遇。丽萨当时正在社会事务和卫生部工作，她曾有一个到日内瓦从事国际工作的机会，但是花旗银行却从未给我提供过任何机会。这令我们两人都很失望。

    约翰·奎特关切地听了我的倾诉，但是并未作过多的回答。因为他确信我在花旗银行不会再留太久，毕竟过去我常常是在离开银行之后才和他充分交谈。我明白，如果我继续留在这里，我会得到去更大的市场积累经验的机会，或许在另一个北约国家、美国或拉丁美洲。但是在赫尔辛基的这个花旗银行机构中，我的级别还在三级以下。即使我得以出国并返回芬兰，最好的期望不过是成为二把手。这是无法令我满意的。我了解自己的价值，并且急于求成。我已经三十多岁，实在没有时间经得起浪费了。

    但是我又收到了其他的邀请。担任着芬兰最大银行之一的权威董事长以及负责国际事务的副董事长邀请我到他们的银行总部。他们以自己的隆重方式宣布，我被选为他们新加坡子银行的领导人。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我承诺会考虑这个职位。几周之后，我告诉他们自己不愿接任此职。他们中的一个后来告诉我，我的回复曾引起了一片错愕，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芬兰，没有人会轻易拒绝这种职位。

    我还接到了另一个聘请。这个聘请来自EVA（芬兰工商联合会），这是一个为市场经济出谋划策并且反对我先前提到的那种头脑简单的左派分子而建立的专家小组。EVA在政治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该组织进行研究工作，并且也致力于让企业更加认同公众舆论。那时，EVA的领导人是马克斯·雅格布森（Max Jakobson），他是前任高级大使，并且在外交政策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曾有望成为联合国秘书长，但是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最终赢得了这个职位。我们曾就去EVA工作的可能性进行了几次讨论，我因此收到了他们的工作聘请，但是我还是再次拒绝了。

    回想起来，这个决定对我对EVA而言都是幸运的，我正要将自己的商业航线扭转至“正轨”。那是我未来的归宿，尽管我从未停止过关注政治或尝试影响社会发展，而这些也正是我作为一名商业领袖所做的事。我的道路最终还是将我带到了EVA，从2005年开始，我一直担任着EVA的董事长。

    根据我自己的评估，我在花旗银行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就。这家公司的金融资产累积已经增长，有越来越多的大型芬兰公司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受到了信任，我的团队理解我们的客户。我从自己身上又认识到了重要的东西，商业确实是个适合我的地方。

    虽然我在花旗银行并非是全然快乐的，但我也绝不会否认我在伦敦作出那个决定的正确性。我至今仍然保存着那张黄色的纸，那是使我有机会重返学术事业并完成学位论文的担保。我却已经将它深深地埋进了我的文档袋中。

    【我来到了诺基亚】

    你可以将人生看作是一种关乎机遇或命运的事，或者你甚至可以去质疑上帝的存在，而这些完全取决于你的世界观。我的世界观是：事物之间是相互影响着的，即使我也相信人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主宰自己的命运。我成为一名商人、银行家以及花旗银行的主管纯属机缘巧合，如果我坚持自己最初的计划，这些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1984年秋天，我决定在花旗银行再留一年。我希望以副总裁的头衔离开花旗银行，这意味着我需要接受更多艰苦的培训以及实现一系列更高的目标。那时我便会离开花旗银行，找其他事去做。我认为那应该会和公司金融方面有关。甚至在那时，芬兰银行的任何职位空缺也都没能让我动心。我很容易就看透了一切，为大型芬兰银行工作的生活不久后便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问题。

    1984年9月，我的电话铃响了，在电话线的另一端是诺基亚总裁卡利·凯拉莫（Kari Kairamo）的私人助理。她此次来电是邀请我和总裁以及诺基亚的总经理西莫·沃里莱赫托（Simo Vuorilehto）见面。

    几天以后，我和诺基亚的两位高层领导人在一家赫尔辛基餐厅中的私人包间里见了面。他们都是芬兰工业领域中大名鼎鼎的人物，即使这两个比我大二十岁左右的人我都未曾亲自见过。等到交谈结束时，卡利·凯拉莫明确地表示了我们相见恨晚的遗憾。当凯拉莫在滔滔不绝地谈论时，沃里莱赫托几乎没讲一句话。他是一位出色的销售人员，现在正向我推销着诺基亚的工作。他说，他对我的许多优秀事迹都有所耳闻。诺基亚希望雇用某些有前途的年轻人，以此为公司引入新鲜的血液和全新的观念。以后，我们将会看到公司是如何在实际中运用这些人的。

    卡利·凯拉莫全身处处散发着领导者的魅力。他的目光具有穿透力，灵活而敏锐。他佩戴着一副大框眼镜，头发从鬓角起开始逐渐稀疏，虽然颜色还未转为灰白。他的穿着讲究品位且样式新颖，但出于匆忙他忘记去藏好衬衫的边角。他以简洁干练的行事风格经营着诺基亚，并且厌恶一切繁文缛节。凯拉莫无须强调他自己的地位，他来自于一个知名的芬兰企业家家庭，这确保他具有十足的自信。

    我对他提供的职位很感兴趣，因为花旗银行的赫尔辛基办事处已经无法再让我学到什么了。在收到诺基亚的聘请之前，我所面临的选择无非是出国或者可能是在芬兰发展投资银行。芬兰的资本市场才刚刚开放，银行提供的服务正在迅速地发生变化，与此同时个人财富也在增长。但其发展趋势也仅仅不过是我几年来已经实现了的这些。

    我很有抱负，想要去一个能够获得更多成就的地方，而诺基亚正是这样的一家企业。虽然它是个由少量不同产业构成的混合体，一个联合大公司，但却是一家正在走上国际舞台的芬兰公司。卡利·凯拉莫将这家企业经营得有声有色，但诺基亚内部仍存在着需要更新的方面，而这也意味着一种进行企业改革的机遇。

    当然，我是通过诺基亚成为我们的客户才了解到这家公司的。我过去曾研究过这家公司，向其销售过一些金融服务，并且曾频繁地与这家公司的财务人员进行交流讨论。我了解诺基亚的优势和劣势。一位朋友使我回想起，为什么在诸如移动电话和厕纸等如此众多不同领域中有着产业分区的诺基亚是绝对无法奢求兴旺发达的。我明白的是诺基亚必须要决定它的侧重点，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见解只是一名银行家的理论思考，因为我对诺基亚内部所发生的以及其高管人员的想法实际上是一无所知的。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诺基亚已经发展成为芬兰最重要的电子公司。它生产电视机、电话交换机、移动电话和计算机。我在直觉上认为，诺基亚的将来绝不会是造纸业、橡胶靴或电缆行业。我由衷地认为，凭借着新产品芬兰人也能够征服世界。对我自身而言，虽然起初不会是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很乐意加入这场大冒险。当时，我还没有预见到诺基亚后来将会面临的风险，也没有想到卡利·凯拉莫自己将会成为这家公司的风险。恰恰相反的是，卡利·凯拉莫是芬兰商业届中精力充沛的佼佼者，他的公司是一种国际化视野的产物。他在试图抵御那些处于能源渴求状态中的芬兰商业银行。实际上，我和他在主要问题上都持有相同的看法。他被视为一位与众不同而具有感召力的领导者，在我们第一次会面后，我便自然而然地认同了这种评价。

    我对诺基亚考虑得越多，这家公司似乎就越吸引我。我在圣诞节之后，新年之前签订了合同，在这之前我已经将自己的想法告知了花旗银行的老板。我还给伦敦的约翰·奎特打了电话。约翰冷静地听着我所说的，之后礼貌而坚决地试图说服我改变想法。但是，他却没能提供什么来挽留我。我不希望出卖自己的未来，约翰为此感到遗憾，但祝我好运。我则许诺会保持联系。

    我从花旗银行到诺基亚的跳槽促使诺基亚成了我终生的职业。这次跳槽部分缘于机遇，部分则归因于一种有计划的行动。诺基亚通过和我联系而为我提供了这个机遇，如果是一家林业公司、冶金公司或另一家联合大公司的话，这可能也会是轻而易举的事。但这是诺基亚，正是因为我在花旗银行接手了他们的财务业务，自己才得以被这家企业了解。这或许和我的朋友潘提·库里（Pentti Kouri）既是花旗银行的董事又是诺基亚的董事也有着某种关系，但我并不真正了解其中的因由。我于1985年2月初开始在诺基亚工作，开始了一场将要持续25年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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