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往非洲的真正目的

    1955年，为了纪念利文斯敦发现维多利亚瀑布，赞比亚利文斯敦市的赞比亚利文斯敦博物馆举行了一次利文斯敦一生事迹的展览，但是，却没有人发掘出他到非洲的动机。

    利文斯敦为什么要这样做？到底是什么东西驱使他，让他与其他的传教士、探险家、地理学家、植物学家、观察家以及医生们不一样呢？

    简单来说，或许他自身本就有着与众不同的气质。而毫无疑问地，非洲也有助于使他变得更加与众不同，并且变得很快，以致在伦敦的人难于了解他的这种变化。

    “我完全没有想过要加入别人的工作，”他在1857年对剑桥的听众说，“我认为年轻的传教士应该尽可能献身于他自己职责所在的地方，而不要涉及别人的功业。”

    很明显，他喜欢一个人去奋斗，而他也很坦白地把他的想法告诉了他的上级。他认为如果没有人表现出愿意随他前往探险的意思，那么他就应该单独去完成任务。

    他不喜欢只是为了某种私欲而把一个人硬塞到他的身边。在非洲十年之后，他写给他父母的一封信，虽然是开玩笑的话，但很能够表达出他内心所想的：

    查尔斯认为我们不是清教徒的儿子。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清教徒，但是我是。如果你们要提出异议，我就要用一位贫穷的小男孩对一位市长所说的话来回答市长。“你的父母是谁？”男孩说：“我从来就没有父母。”……

    利文斯敦单枪匹马，但是又能用自身对抗整个非洲大陆，以及对抗任何妨碍他的人。利文斯敦在非洲养成的那种性格，可以让很多人折服，对于斯坦利如此，在探查赞比西河时候对于军舰上的那些海军也是如此。

    在1913年3月19日利文斯敦100岁诞辰的那一天，一名老海军在伦敦《每日电讯报》上写的文章说：

    他具有各种强大的力量，可以吸引周围的人并且信服于他，对白人黑人都一样……他的眼睛很奇妙，锐利而带点幽默。他瘦削的脸晒得又红又黑。当他和我说话或是和我握手的时候，他的眼中就会出现一种我从其他人眼中从未见过的神情。

    他内心灵魂之光都从他眼中发射出来了。他这双眼睛把他这个人的内心都显示出来了……同时也显示出他有着和儿童一样的赤诚之心。

    当非洲的一切捕获了利文斯敦的心之后，利文斯敦留在非洲的动机也就很简单了。不过如果你认为利文斯敦是受到了非洲诱惑力所吸引，那你就错了。

    非洲是个大陆，在这个大陆上，由利文斯敦这种既是上帝的仆人，又是喜欢奋斗的人努力，可能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某些好处。利文斯敦到非洲来原本是要为上帝服务，扩大上帝的王国。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又是这么深奥。

    沿途的风光

    虽然利文斯敦是非洲史上最伟大的徒步到处奔波的人，但他也乘坐非洲的各种交通工具，其中包括篷车、马、牛、驴子、独木舟、汽船等，甚至包括了别人抬着他走的轿子。

    刚来到非洲的时候，利文斯敦乘坐篷车之时还发生了一次“车祸”，篷车突然倒向一边，使得他的书、床、袋子和枪都压在他身上。他还说：“假如我的头是长在我的脚部的话，砸下来的那只箱子可能就结束了我的小命了。”

    不过，对利文斯敦来说，篷车还是不够方便，不能够到处游历。在卡拉哈里沙漠，他和他的猎人朋友骑乘马匹，主要是为了可以迅速找到饮水，以及新鲜的肉供给众多的随行人员食用。

    利文斯敦并不是一位走马观花、匆匆赶路的旅游客人。他要从容而行，他一生在非洲的行进速度可以说很慢。他非常喜欢牛这种有耐性、能长时间忍受劳累的动物，它们闻到水味就会开始鸣叫起来：

    看着干渴的牛冲向一塘美味的雨水，这让我的心情也澎湃起来。它们一直冲向水里面，直到水齐到它们的喉咙为止，然后它们慢慢地、痛快地大喝起来，直到原来空扁的肚子胀到快要爆炸才停下来。它们喝得真是太多了。当它们回到岸上之后，只要稍微扭动一下，水就会从它们的嘴里流出来。

    利文斯敦很怜惜他的牛，但是这些牛总会受到采采蝇的肆虐。他也记下了牛被采采蝇咬了以后的情形：

    牛被采采蝇咬了几天之后，就开始流泪、流鼻水，毛变得很难看，下巴以及肚脐有时会肿胀起来。它们日渐消瘦，肌肉还会松弛下来。如果得不到治疗，可能拖到几个月以后，它们就会开始泻肚子，最后力竭而死。

    在利文斯敦第一次踏上向北探查赞比西河的时候，由于采采蝇的肆虐，他一共失去了43头最好的牛。虽然每只牛都获得最仔细的照顾，而且采采蝇的数目也不多，但是牛还是被咬到以致死亡。

    利文斯敦习惯骑牛，但是他发现牛背上的皮很松，而且牛的长角如果触到人的肚子，可以致人死命，这让他不得不坐得像骑兵一样挺直，而他保持这种姿势骑了400里。

    利文斯敦最喜欢的牛叫辛巴达，它有着“比较柔软的背，但是脾气很倔犟”，最后也是死于采采蝇之口。辛巴达不会用角伤人，不过在狭窄的小道上，它会突然闪向一边。

    有一次，由于辛巴达急着去看道边的一只爬虫，害得利文斯敦从它背上跌下来。还有一次，当他们横渡隆贝河的时候，也是因为辛巴达急着要超越，而使一人一牛都掉进了水下一个深坑里。

    辛巴达很会使性子，常常想以奔跑的手段使骑在背上的人摔下来。这样一来，骑在它背上的人就会吓出一身冷汗，但利文斯敦还是不喜欢让辛巴达玩这个“游戏”。利文斯敦还说，如果坐垫用的毯子湿了，再被牛身上的热气熏一熏，坐在上面就会很不舒服。

    虽然辛巴达“绝不愿意错过任何一次机会想踢主人一脚，就好像主人不够资格得到它一样”，它还是载着利文斯敦走了1500多里的路，直到被采采蝇咬死为止。

    利文斯敦不喜欢骑牛的光背，他曾经对他的随从说：“牛背带给我不方便之处是，我感觉像是睡在硬床上，我的骨头觉得很痛。”

    1855年11月，利文斯敦坐着独木舟到达了维多利亚瀑布。独木舟“把我带到河中间的一个小岛上，而且是在它的边缘……小岛两边的水流非常湍急，如果被冲下去就很危险了。还好现在河水很浅，所以我们能够划到河水高涨时所不能到达的地方”。

    又有一次，利文斯还是坐在独木舟里，他和植物学家库克冒险进入了卡立巴峡，“周围有30只河马”，而赞比西河的水流之快，连习惯于生活在水上的人都会胆战心惊。利文斯敦查看了峡的边缘，最后决定乘独木舟去冒险。

    利文斯敦后来在更危险的凯布拉巴萨急流岸边，也要求乘坐独木舟冒险，但是结果库克的独木舟撞到岩石上，库克和他的文件、经线仪，以及气压计都掉进了赞比西河里。“当时他害怕得不得了，”利文斯敦说，“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危险的航程。”但库克认为利文斯敦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危险。虽然有急流，但是只要有独木舟，利文斯敦就会大胆地坐独木舟前行。

    凭借着这种不畏惧的精神，利文斯敦才能够乘坐独木舟首次逆着邵尔河而上，并在1861年的8月到达了尼亚萨湖，才使得以后的大学联合传教团能够进入到这个地区。

    利文斯敦徒步旅行最舒服的一次，是在1855年11月发现维多利亚瀑布之后。他从赞比西炎热的河谷爬出来，登上了凉快的高地。现如今在这个高地上，已经有一条公路从利文斯敦市通到外面。

    从维多利亚瀑布到开府河大概有280里，而利文斯敦每天只走10里，他用剩下的时间查看附近的情形，在沿路上最重要的地方扎营。

    在马萨布卡附近，现在有一座美以美教堂俯视着开府河。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成为农牧之地，而利文斯敦早就预见到这种情形了：“一大片微微起伏的地方，上面长着短草。从高高的道路上，一眼可以看到远方的开府平原，这里将来一定会成为赞比亚的谷仓。”

    利文斯敦早上5点钟起床，上午就把10里路走完，然后就到处查看一番。他有一定的路线要坚持下去，不能偏出他原来的路线。

    村落的人都聚集过来看望他，送给他花生和玉米当礼物。虽然随行的马可洛洛人中有的是可以信任的向导，但当他进入一个村子之前，他还是要事先很客气地通知村子里的人。下面利文斯敦所记的情形，充分显示出他待人的秘诀：

    我们在距离村子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先派了两个人去通知村民，告诉他们，我们是些什么人，以及我们并没有恶意。村长没一会儿就过来了，很客气地跟我们说话。天快黑的时候，邻村来了些人，态度跟他们完全不一样。

    一个青年走向前来，用尖锐的声音喊叫着，手中挥舞着一柄小战斧。原来他们害怕出事，所以改变了之前所说的迎接仪式。

    利文斯敦静静地盯着那名青年，心想，如果被一个发狂的鲁莽人一斧头砍下脑袋而离开这个人世，那才是真正的遗憾呢。利文斯敦眼角瞄到自己的一名领班正平举着一支矛枪，直视着那个青年。如果那个青年对利文斯敦有不利的举动的话，他的领班就会把矛枪毫不犹豫地刺向那个青年。利文斯敦的秘诀是胆大心细，以及用医生的敏锐的眼睛查看情形。

    在这次事情中，利文斯敦早就看出来那个青年的身子已经在不停地发抖了。他很想摸摸那个青年的脉搏，但还是忍住了，他没打算走近那柄战斧。

    沿着这条路线利文斯敦见到了很多野兽，这让他兴奋不已。利文斯敦在日志和笔记本里常常提到象群众多的场景，并且做了如此描绘：

    大象是最讲究的食客……它们吃的一类草和一种树叶，都是含有糖分、胶质和树脂最多的植物。

    我还看到一头象把它的头抵着高高的棕榈树，前后推动着，把棕榈果摇下来，然后一个一个拾起来吃。

    但是，动物永远没有人来得重要：

    在通往开府峡的沿途中的每一个村落，我都教他们信仰耶稣救世主，并且和他们讨论设立传教站的可能性。我有时候也和一些酋长谈话。有一个酋长在地上打滚，表示对我的欢迎，并且用羊和鸡来跟我交换一些漂亮的手帕。

    永不气馁

    三年之后，在赞比西河的凯布拉巴萨峡的情况跟之前的旅行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是令人忧愁、沮丧的一次旅程。

    为了求证船可以逆行急流而上，他和库克两个人走到河的上游。他们向下走了1000米到达了河的根源，把脚上长了水泡的挑夫抛在后面。峡谷那里有大石头阻路，他们花了三个小时才走了一里。

    在酷热的天气中，他们流着汗攀升了300米，慢慢地向四周爬行，想投下测量尺量一下峡谷的高度和宽度。利文斯敦如此的举动，让随行的人都认为他已经疯了。

    利文斯敦知道这时候遭遇了挫折，他很希望能够有工兵随行，这样能够炸出一条路：

    必须从这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岩石上去，或者是攀登、爬过或绕过另一些石头，再就是慢慢滑下去，以免失足摔倒。整个峡谷经过千年时间的变化，所成的角度真使人难以想象。

    我们衬衣全湿了，汗水从眉毛向下流，每到转弯的地方我们就喝一些水，直到我们到达河边为止。

    在华氏80度的天气中，利文斯敦走在前面，三个小时不停地砍着树枝杂草，以便开路向上爬，然后爬到峡谷的最高点。无比的兴奋和惊人的毅力使他写出了一篇非常佳妙的旅游散文：

    我们走到了另一侧，极目四望，蔚蓝的天际净是起伏的高山，大部分都呈圆锥形。我们来到村旁睡觉的地方，享受着从深井汲出来的凉水，然后四肢伸直，在前一天晚上用干而软的叶子做成的床上睡了过去。

    时不时遭遇挫折，但是利文斯敦绝不放弃。“河水上涨的时候，我们会再来探测。”另外，他总希望能得到炸药和一个有力的政府的协助。

    利文斯敦在非洲的最后七年情况又大不相同。那时候他已经超过了壮年期，已经不能长途跋涉，但是他一直不承认这种情况。他好像也失去了指挥的权威，对于非洲人也是如此。

    这时候的利文斯敦，走路很容易觉得疲倦，“使人觉得单调”。最后的旅程日志中充满了“令人全身湿透的大雨”、“涉齐胸的深水”、“湿透了的床”、“发烧”和“疲弱”等词句。即使皮靴已经破裂得不成形，但是他坚定的右腿还是向前踏出。不过，1870年7月他在曼玉马写的日志，却显露出他的悲叹之声：“这是第一次我的脚不能照着自己的意思前进，而现在只有三名随行人员，如果坚持继续前行，那样就不理智了。过去，我的两只脚走路受了伤，就会很快地痊愈，但这一次却一直都不好，我只好一跛一跛地回到班巴瑞。”他在最后孤寂的两年，终于失去了恢复精力的能力，自此步行前进就不再有以前那种令人鼓舞的味道。非洲特有的令人疲累的影响力腐蚀着他。

    利文斯敦的旅程已经成为负担了，换作一个普通人也许早就会离开此地，光荣退休。但因为非洲已经将他捕获了，所以他不能也不会放弃。

    1871年斯坦利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骨瘦如柴，甚至一点体力都不剩了。在斯坦利的照顾之下，他有四个月的时间恢复体力，这才使得能够再度奔波十二个月。

    不过，当他走过赞比亚沼泽地带的时候，痢疾和疟疾使他极度衰弱，他也知道自己已经陷于体力低潮之中。他发觉走路已经不行了，只能试着骑驴子。利文斯敦忠心的随从给他做了一个肩舆（即轿子），上面铺着草和毯子，他也只好让人抬着走了。

    在他去世的前三天，他在笔记本上潦草地写着：“真的被打垮了……我们在莫利拉摩河岸。”

    在生命终将停止的时候，只是利文斯敦还没有来得及承认，也许他也不想承认，就悄然离去了。

    为了信念

    为了做自己要做的工作，利文斯敦牺牲了他的一切。在利文斯敦对于至高无上的信仰所产生的冲力之下，没有哪个阻碍是不可以被排除的，没有何种危险是不可以被克服的。

    利文斯敦的动机是诚挚的，他的行动也是如此。他在非洲所经历的事物，使他对传教这一工作的看法大为改观。

    1857年10月，利文斯敦给一个友人写了一封信，解释他为什么和伦敦的传教团断绝关系：

    当我为了提供给我的工作人员食物而射杀一只牛，或者给他提出一些建议，或者给他的子女写信，我都在为基督服务……而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之下，我找到了可以给非洲带来比以前更多的幸福源泉之后，难道我就只为了某些人认为我不完全或者根本不适合传教工作而要把我的想法隐藏起来吗？

    在非洲的影响下，利文斯敦对传教工作的看法大为改观，改观的速度太快，以至于超出了他在英国的支持者所能允许的程度。他只能把一些话告诉给他妻子的弟弟摩法特：

    我是为一项目标而工作，这项目标，有的人一看就明白，有的人却给予白眼。但是我希望仁慈的上帝能够允许我，让我去做有益于非洲也有益于英国的工作。有的家伙却认为这项工作是喜爱探险和追寻个人的荣耀。这一切就等着上帝判决好了。目前，我希望至高无上的上帝使我的动机更纯洁，并且使得我的目的和目标更神圣！

    利文斯敦并不想让年轻的摩法特脱离传教的轨道，他鼓励他说：“你或许会认为传教的工作是很奇特的一行。”他在信上说：

    这种工作看着像是假借教义的名义而不停地说着，唱着，看似很奇怪，但是请不要在意这些，你应该把你的目光放在最后的目的上。

    就是在这样的热忱之下，使得利文斯敦做出了欢迎大学联合传教团到尼亚萨兰，反而批评杜塞主教计划的举动。

    在探测赞比西河的工作遭受到挫折的时候，杜塞决定暂时撤退到桑给巴尔，然后从中部非洲重新开始探险计划。这项计划后来成功了，如果利文斯敦能够活着看到，他一定会摒弃前嫌而对之大加赞扬。

    “我的结论是，”他在给剑桥大学一位教授的信中说，“我们必须从非洲内部传教……我对于教会还是抱有希望的。”

    当利文斯敦在非洲到处奔波之时，他一直都在注意着可以建立传教站的地方，所以毫无疑问地，他非常欢迎有人来到这里。

    利文斯敦欢迎大学联合传教团到非洲去，他认为这个传教团响应了他的召唤。在他死后大批传教团拥向非洲，就是对他的看法表示敬意。

    利文斯敦对自己的动机是非常清楚的。他关心的是非洲，而不是教会或者政治方面的荣耀和地位。他对传教的态度使他包容所有的基督教派。对于任何教派的基督徒，只要是真心实意为非洲做些好事，他都表示欢迎。

    利文斯敦对非洲的关心和他的为人，吸引了各派的基督徒去往非洲。他不是教会里面的政治人物，也不是传教士管理人，如果因为他晚年在非洲和许多传教团纠缠在一起而要谴责他，那是不公平的。

    利文斯敦在非洲不是扛着国旗的人物。他没有以维多利亚女王和英国王子之名占据非洲的一寸土地。他的第二次探险确实是官派的，而且由英国政府付钱，但在利文斯敦心中，重点一直是放在探险和移民，以便为非洲带来一些好处。

    他从来没有竖立起一面英国国旗而宣称那是英国的地方，但他一直认为英国人对非洲有着特别的责任，而且不停地在这方面诉诸英国人的良心。

    在怎样处理非洲事务方面和非洲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中所谓的“利文斯敦精神”是早就产生了的，而不是利文斯敦的事迹成为传奇之后才有的。

    在英国人中对非洲有贡献的，还有一位伟大人物，那就是罗德兹。

    有些人常常喜欢把利文斯敦和罗德兹作比较。在《赞比西河及其支流探险记》的引言中，瓦利斯教授列出了许多两个人相似的地方：他们关心非洲、毫不自私、专注于工作、坚持到底、不能静下来的冲劲、毫不在意财富和个人的权力，最终都殉身于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不过，这两个人之间也同样有着很多不同的地方，最显著的是利文斯敦是出于传教工作，而罗德兹是为了政治和地理上的目的。

    罗德兹所想的是扩大的疆土，以及相信在欧洲领袖保护之下的非洲所能产生的力量。但利文斯敦对于他所希望去追求的目的，就不太明确。利文斯敦的做法是单打独斗，在许多方面只限于他个人所能做到的，而罗德兹则是以一位策划家和政治家的身份看待非洲。

    两个人的动机并不相同。但是两个人还是可以并立的，因为两个人所奋斗的都是要“给非洲带来最大的好处”，而在这方面，瓦利斯的评语讲得非常精妙：

    两个人都缺乏雄辩之才，也不能层次分明地把他们的看法表达出来，但是两个人都具有激发他人的奇妙力量。他们对人的判断常常产生错误，但还是能够获得别人对他们的不渝忠心。不过，他们虽然定出了不自私的目的，却常常忘记感激别人对他们的忠心。

    对奴隶买卖的影响

    当利文斯敦在非洲的工作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他想要终止贩卖奴隶的决心也变得更强，以至于成为终其一生奋斗的目标。

    贩卖奴隶是非常赚钱的行业，虽然要经过很多人的手，但是大家都有油水可捞。

    利文斯敦虽然知道在英国有人道主义和反贩奴的强大力量支持他，但是阻止贩奴的行动，还是他一个人在努力。

    这些人道主义和反贩奴的力量，已经在英国生根发芽，而利文斯敦就是他们的英雄。

    利文斯敦在他的著作当中，对于奴隶生活的悲惨景象，描写的很多。书中还有一幅插图，描述的是一位勇敢的主教和大学联合传教团把一队奴隶释放的场景，这很能抓住人们的想象力，并且激起他们的情绪。

    人们想到利文斯敦一个人在阿拉伯人搜寻奴隶的中心地带活动，为自由而奋斗，就把他提升到善人和伟人的地位，英国人以之为楷模，到现在还是一样。

    利文斯敦为非洲而筹谋。由于他掀起了全世界对非洲的关心的热潮，他那为非洲而努力的典型形象，早在他死前就已建立了起来，而在英国更是如此。他视这个大陆为一项责任，而且几乎是一项神圣的职责。这项责任没有地理界限，没有时间界线，没有空间界线，有的只是对非洲人的相信和爱护。

    他在文章中写道：

    非洲这个地方的教育实在是太糟糕了，世界带给非洲人的仿佛只有残酷。不过，等到他们真正了解所有知识之后，非洲将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将是上帝未来计划中的事。当至高无上的上帝完成他的计划以后，这里将是一个奇妙的地方。

    利文斯敦相信非洲人，也对他们的成长有所帮助，他更在反对奴隶买卖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很多人由于受到他献身的鼓舞，产生一种服务的热潮，而在他死去之后的这几十年中，这个热潮一直没有减退。

    利文斯敦的行动带来的影响首先是，他死后不到一个月，赞比西的大奴隶市场就永远关闭了。稍后在1875年，在约翰·库克指导之下，赞比西河岸的苏丹禁止“在任何状况下在陆上运送奴隶”。

    利文斯敦在中非单枪匹马地奋斗，由于他所创造的影响，在他死后不到两年，他的梦想完全实现了。从那之后，欧洲人就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偿付他们亏欠非洲的巨债。

    奴隶和贩奴吸干了非洲的生命，就是到现在，利文斯敦所称的“伤口”还没有完全痊愈。不过，正如英国派到中非的大学联合传教团的知名人士所说，实际上，奴隶和贩奴活动已经结束了……

    带来的效应

    利文斯敦还有一个突出贡献，在前面我们也略微提过，那就是，由于他的影响，使得传教团涌向中非。他在有生之年看到大学联合传教团到达中非，并且自1857年开始的一百年间，传教工作已经扩张到中非五个大教区：赞比西、尼亚萨兰、赞比亚、马萨西和坦噶尼喀。

    从利文斯敦故乡苏格兰来到非洲的两个教会，现在联合为苏格兰教会，在过去一百多年以来，传教者几乎把尼亚萨兰（即现在的马拉维共和国）打造成非洲的苏格兰。

    在坦噶尼喀湖的南方和赞比亚北方，伦敦传教社沿着利文斯敦所走过的某些路线延伸了出去。在最北边，教会传教社到达了乌干达，而在刚果河流域，传教社也建立了一个教区。

    1877年，这些传教开荒工作就全面展开了，为了展开这些传教工作，英国人牺牲了不少人的财富与生命，在利文斯敦死后四年之内，传教开荒工作的快速进展是完全遵照利文斯敦的精神去做的。

    利文斯敦还有一个更加突出的影响，那就是他在中非所创造出来的“善意”。他死后给非洲人所留下来的印象是：利文斯敦是一个特别敬重非洲人的人，由于他惊人的谅解力，他也开拓出种族之间融洽相处的通路。

    利文斯敦的名声和精神化解了不时出现的种族之间的紧张局势，而19世纪中非对欧洲人的尊敬也是受到利文斯敦的影响而形成的。

    就是在当代，当那些寻求独立和民族主义的力量打破了之前维系的关系之时，利文斯敦这种“照顾中非的圣人”的形象还是很有用处的。

    很多故事都能够说明非洲人都记得利文斯敦，其中有一件是关于他外衣的事情。

    利文斯敦死后十年，在罗伏马河谷，一个非洲人拿着一个英国人给他的一件外衣去找大学联合传教团的主教。

    他对主教说，那个英国人个子矮小，眼睛十分敏锐，讲话总是很温和，态度也很亲切，他知道怎样走进所有人的内心。不用说也知道，这个英国人，当然是利文斯敦。

    他已将这件外衣保管了十年，希望还给利文斯敦的国人，因为这位“白人对待黑人好像兄弟一样，不管怎么样，罗伏马河谷的人永远都不会忘记他”。

    在不知不觉中，利文斯敦对某些商业行为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这些商业是在他死后出现的。这些商业圈中，有一些是出于理想主义，只为服务非洲，而不是想赚钱。

    其中最著名的是由两个苏格兰人莫伊尔兄弟开创的公司，他们认为贯彻诚实的贸易原则可能会实现利文斯敦的理想。他们开办的公司叫“非洲湖泊公司”。

    后来，传教社也设立工厂和工业部门，用来训练非洲人的技艺和手工。

    这些计划，都是因为受到利文斯敦的性格和精神而制订出来的。现如今，在中非以“利文斯敦”为名的学校和机构的数量有很多，更显示出利文斯敦仍然活在非洲人们的心中。

    当利文斯敦走过非洲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时，他一直关心着该如何把土地、人民和水的资源做充分的运用。而这一点，就是在当今也只是刚刚开始发展。

    利文斯敦认为赞比西高地可以供欧洲人定居的想法，虽然现在一直没有能够完全实现，但是现在赞比亚的一些地方正展开的大规模农垦计划，必定是按照他的意愿而进行的。

    利文斯敦认识到非洲人和非洲人的土地之间的联系，以及拥有土地的珍贵性。因为他感觉，土地代表了生命和食物、家庭和部落。这种“非洲的感觉”正是利文斯敦精神的一部分，而且他还把这一点扩展到整个欧洲，甚至全世界。

    在利文斯敦死后一百多年之中，中非发生了许多变化，虽然有些地方违背了利文斯敦的希望，但是种族间伙伴关系观念的成长，非洲人在政治和工业之中的权威地位的提升，以及非洲在世界局势中日趋重要的发展形势，都是利文斯敦希望看到的。

    当然，利文斯敦不是先知，不能看出改革非洲生活的具体途径，但他的方法是策划未来，他把他的生命和精神全放置在整个非洲版图上，使得人们永远记得他生与死都在追求的理想。

    利文斯敦所创造出来的处理欧非两洲事务的理想办法，一直影响着英国和非洲的关系。在政府、行政、商业和工业方面，非洲吸引了理想主义者来到这里大展身手，而在最近的几十年，这些人更是积极集中精神为非洲的未来而奋斗。

    现在非洲已经达到了迅速发展的阶段，相信这种情形一定会使利文斯敦觉得十分欣慰。

    欧洲人由于贩卖奴隶亏欠非洲因而产生的责任感，也横跨大西洋传到美国。美国是唯一以前在非洲没有领土的强国，不过由于美国派遣了和平工作团到非洲，以及在非洲寻找土地上的财富，这证明了美国对非洲的兴趣日益增加。当然，美国在非洲的许多活动，大部分都是符合利文斯敦“基督教和商业”精神的。

    毫无疑问的，20世纪中期以后，因为社会风气的变化，确实发生了很多对利文斯敦形象质疑甚至攻击的事情。我们因此而觉得诧异，也因此而觉得惭愧。但这种情况发生，不也正是显示出利文斯敦还是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吗？

    利文斯敦精神

    利文斯敦的伟岸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扩大。虽然他去世有一百多年了，但中非国家处理事务时仍然借鉴他的精神，解决非洲人种族之间的重大问题仍然依靠他的意志，人们怎么会忘记他的存在呢？

    在利文斯敦的有生之年，他在广袤的非洲地域上不断磨砺，不断寻求，虽然最后逃不出命运的悲剧，但是这个悲剧却更加诠释了他的高贵之所在。

    利文斯敦的一生是胜利的一生。现在他仍旧继续在为非洲发出请命的呼声。他是“死后还能够继续说话”的光辉伟人之一。利文斯敦如今的呼声是要求中非各种族真诚努力建立起一种伙伴关系，他也希望各种族都能够认识到人类平等的真义和互相尊敬的重要意义，因为这是种族之间的关系维系的基础。

    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利文斯敦一定也会期望在政治、教育、社会生活及公民日常事务等方面也看到这种关系的存在。利文斯敦对于非洲人一定会有很多的期望，但对于以非洲为家的英国人，他对他们的期望也许会更多。

    利文斯敦处理人际关系的秘诀就是把对方当作真正的一个人，当作一个他眼中的上帝的子民来尊重。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围绕这个基本原则做事，那么，利文斯敦所期望的非洲，总有一天会成为世界伟大的大陆。

    利文斯敦成了最伟大的非洲探险家，最后他为了寻找尼罗河的源头而病逝于非洲。当然，寻找尼罗河源头早就被公认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但这位最伟大的探险家却在这次充满艰难险阻的行动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利文斯敦在非洲受到前所未有的尊敬，不过最让他不曾预料到的是，他所发掘的有关非洲的很多知识，之后对欧洲各国从事非洲殖民地的建立，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直至现在，“利文斯敦精神”仍在传承，从未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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