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任小官

    结婚生子以后，家庭开支增加，孔子需要去找一份差事以便赡养妻小。当时孔子的好友南宫敬叔是鲁国公族孟懿子的哥哥，敬叔对孔子非常敬佩，把孔子视为老师，同时也很同情孔子的家道清贫，于是向弟弟孟懿子力加推荐。

    敬叔的弟弟孟懿子名何忌，字仲孙。孟孙氏是鲁国的三大公族之一，其余两个公族是叔孙和季孙，他们都在各自培植自己的势力，由于这个缘故，孟懿子想把孔子留在自己的身边，他对哥哥表明了自己的心意，他说：“如今周室衰败，三大公族都各自培植自己的力量，我们的赐邑虽然和其他两家相同，但是户口不多，财用不丰，我很想把孔子留在身边，这样的贤才，岂能失之交臂？以后如有适当机会，再把他举荐给朝廷好了。倒不是我个人存有私心，而是时势使然，你说对不对？”

    敬叔认为弟弟的话也不无道理，接着建议说：“那么，这样好了，田赋方面经过孔子的整顿已经上了轨道，今后的财用，大致不会有什么问题。不妨把他调为司职吏，让他管理户口的事，你看如何？”

    孟懿子一听，欣然同意。他说：“田赋和人口正是困扰多年的老问题，田赋方面经过孔子的整顿，已经大有成效。另一个人口的问题，恐怕还得借重他才行。”

    孟懿子是鲁国的贤大夫，他知道哥哥举荐的必定是才人贤士，于是立即派孔子为成邑的委吏。成邑是孟孙氏的赐邑，委吏是管田赋粮谷的小官。虽说是小官，却是一个肥缺，过去历任的委吏都和家臣们串通一气，营私舞弊，而且由来已久。孟懿子为了整顿赋税、清除积弊成见，所以才用新人，以求改革。

    以孔子的学识能力，担任这种小官职，不但是游刃有余，简直是大材小用。

    孔子初入仕途，并不因为官卑职小而马虎从事。他接任之初就发现其中弊端重重，而且上下其手，沆瀣一气，要跟这班恶势力周旋，还真不容易呢。

    孔子聆受外公的教诲，要做一个正人君子，不但不肯和他们同流合污，而且加倍地择善固执，当他全盘了解舞弊的黑幕后，就大刀阔斧地予以改革，把过去赋税不足的情形，整个地扭转过来，使得田赋都能如期收缴，再也没有亏欠的事。

    这么一来，当然引起那班宵小的猜忌，尤其是成邑宰公克，因为孔子断了他的财路，因此怀恨在心，处处暗加阻挠和掣肘，希望把他们的眼中钉拔掉。

    渐渐地，孟懿子觉得事情有点蹊跷，猜想孔子已被宵小收买，跟他们一起同流合污了。于是派人彻查，巧的是，奉派彻查的正是孔子的好友南宫敬叔。这下子，所有的内幕完全抖了出来，凡是串通舞弊的人员，一律予以严惩。

    之后孟懿子对孔子更是礼遇有加。随后就举荐孔子担任可职吏，并在孔子接任司职吏前曾设宴招待。席中，孟懿子问孔子有什么办法使辖内的人口增加。

    孔子对显赫一时的孟懿子侃侃而谈，他说：“若想赐邑内的人口增加，必须要做五点：第一要薄赋税。如果赋税太重，人民负担不了，必然离此而去。第二要轻徭役。假如劳役过多，人民不堪其苦，就会纷纷逃亡，以致人口越来越少，这也是必然的道理。第三要慎刑戮。即使人民偶犯过错，也不可任意处罚，滥加杀戮，否则，人民就会逃离此地，投奔他乡。第四是定婚嫁。如果婚嫁无定期，则会出现不是早婚就是晚婚的现象，早婚则因为男女双方发育未全，产生的后代必定体弱而不健康；晚婚则虚度青春，减低了生育，两者都不适宜。我认为男子制定22岁、女子制定18岁为婚嫁期最合适，除残废、恶疾者外，不得逾期不婚嫁，否则家长应受处罚。第五是应该厉行节俭。奢靡浪费足以亡国亡身，故必须崇尚节俭，如此上行下效，才能臻于富强之境。如能切实做到这五件事，那么，邻近的百姓都会闻风前来，还愁人口不年年增加么？”

    孟懿子一边聆听，一边频频点头称是。宴散时，他向孔子致谢说：“谨受教。”

    孔子担任司职吏的这段期间，由于工作较为清闲，时常和敬叔等人结伴出游。有一天，他们一同去游泰山，在途中见到一位鬓发皆白的老人，他身披鹿裘，项挂丝索，手里拿着一把琴，且行且歌，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

    孔子觉得很奇怪，于是走上前作礼，问道：“请教老丈尊姓大名？”

    老人回答道：“我叫荣启期。”

    孔子继续请教说：“久仰荣老前辈的大名，请问为什么如此高兴？”

    “哈哈！你问这个么？我告诉你吧，我有三乐：天生万物，唯独人最尊贵，我生而为人，当然快乐。其次是，自古以来，男尊女卑，我有幸生为男子，这是二乐。第三，人的寿命有长短，有的刚出生就死掉，也有幼年夭折，更有中年身亡的。你瞧我，已经行年90岁了，身体还很健康，怎不令人高兴？这是三乐。再说，贫穷本是士人的常态，死亡是人生的终局，一个人能居常而待终，还有什么值得忧愁的呢？”

    孔子转过身来对敬叔说道：“真不简单！他能如此地旷达，乐天知命，把人生看得如此地透彻，那么，世间的一切忧乐都可以撇下不管了。”

    二、慈母病逝

    孔子的母亲早年孀居，含辛茹苦地度过了不少寂寞岁月。纯性至孝的孔子一心想承欢膝下，反哺相报，让母亲享享清福，以尽人子之道。媳妇亓官氏非常贤淑，而且嫁过来的第二年，就替孔家生下一个白胖的儿子。

    孔子自己已经有了一份稳定的差事，俸禄虽然不算丰厚，至少可以使一家人生活无忧。看到母亲含饴弄孙的喜悦之情，孔子的心中也感到无比的欣慰。

    当时的世局是，表面上是周朝号令诸侯，事实上，周朝已日渐衰微，诸侯间各自扩充势力，彼此明争暗斗，互相倾轧。百姓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孔子向孟懿子建议要薄赋税、轻徭役，就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而发的。

    孔子对此深感痛心，他曾说过“士而安于居，不可以为士”。这就表示他不以目前的小成就而满足，他要以匡正天下为己任。

    这时候。孔子母亲的身体由于多年来的操劳，健康状况一年不如一年，孔子不忍远离，以便多一点承欢膝下的机会，免得将来抱憾终身。

    怎奈天命难违，就在孔子24岁那年，孔老夫人竟然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了。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父母之恩，吴天罔极！孔子的哀痛，简直难以言喻。

    以往，凡是遇到别人家有丧事，孔子前往吊唁的时候，如果人家招待他吃饭，由于心中悲伤的缘故，往往食不下咽，回家以后，仍然一直闷闷不乐，唱不出歌来。如今，亲人离去，那份悲恸，岂是笔墨所能形容？

    在周朝以前的古礼，死者都是土葬，而且父母不合葬在一起，这也许是子孙不忍见到先人腐朽骸骨的关系。到了周代，就有合葬的风俗了，因为《诗经》上有“死则同穴”这句话。

    孔子含悲忍泪把母亲入殓以后，就想将灵柩和先父合葬在一起，这时候却出现了一个难题。当初叔梁纥和征在结婚时，男方已是花甲老人，女的却还只是一个及笄少女，这种婚姻，不合“壮室初笄之礼”，所以称之为“野合”。基于这个理由，在叔梁纥病故时，根本就没考虑日后让征在与他合葬。征在可能知道先夫埋骨的地方，但她不敢做此想，也就没有告诉孔子。

    孔子一心想让母亲和先父合葬在一起，于是四处托人到故乡陬邑去打听，经过不少的波折。才知道父亲的坟墓是在曲阜东南方20余里处的防山，孔子赶去一看，见到荒草蔓生，几乎无法辨认，他随即雇人将父亲的棺木起出来，重新挖穴，然后把母亲的灵柩运来与父亲的合葬在一起，最后在墓前竖立一块石碑，以便日后祭祀时可以辨识。

    三、办学成名

    孔子在30岁以前，对自己的未来作了一个重大抉择，即聚徒设教，创办私学。从此，他便长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直至终老，成为当时创办私学较早、成就最大的著名教育家。孔子私学的出现，是西周末年以来文化下移的产物，又极大推进了文化下移形势的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划时代事件。

    春秋以前，学在王宫，即文化学术由王室即国家中央政府的专职人员掌管，其人称为史官。国家有关典籍、礼乐制度和一切重要文字材料，都由他们解释、制作、收藏。史官还可参预诗事，如作诗、诵诗等。《毛诗序》谓鲁史克作《鲁颂》，《左传》昭公12年记楚史倚相诵《祈招》，其事虽在春秋，但这种作法想必沿于古习。负责诗事的还有乐师，一般由瞽者担任。其贤智者任太师、少师，执掌诗教。史官、太师位尊，既是国家文化顾问，也是学术大师。在古代世袭制下，他们的职守也是世袭的，所掌之文化典籍世代谨守而不外传。

    在教育制度上，古代分设贵族、平民两类学校。贵族学校有小学、大学两级，均由国家设立。贵族子弟学习文化，先进小学，然后到大学深造。大学设礼、乐、射、御、书、数等课程，合称“六艺”，由国家委任的辅师执教。至于平民子弟，则享受不到这种官办教育的权利，只能到平民学校接受一般文化课程和军事训练。

    以上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封闭型文化体制，后世称为“官学”，它在文化建设处于知识积累阶段起过有益的作用。但时至西周中期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以及周王室同各地封国的交往日益频繁和社会各阶层的文化需求日益增长，旧的文化体制必须打破；加上周厉王、幽王之后王室衰微，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削弱，文化建设也就进入了由“官学”而走向“私学”的文化下移的时代。

    秦以前，文化下移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文化由中央散入地方。此阶段始于周平王东迁前后。西周厉、幽之乱和平王东迁之初的混乱局面促使大批王官（文化公职人员）流入畿外封国。孔子所闻“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就指这个阶段。《论语·微子》记云：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罄襄入于海。所列8人，郑玄以为周平王时人，都是知名乐师。这仅就乐师流散而言，而实际流散者自然不限于乐师，人数也不限于这些。司马迁把这种人材流动称为“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并指出其事在“幽厉之后”。所谓“畴人”，就是世代执掌学术的王官。这些人流入各地封国和边鄙四夷，也就带去了他们所熟悉的传统文化。

    周人封邦建国之初，受封的畿外方国不过是一些散布在广大占领区的军事据点，地盘都不大，即所谓“列国一同”，其地不过方百里。经过二三百年的疆土扩张和军事兼并，有些封国逐渐强大起来，形成一个个规模不等的地域性中心。他们原来也有一套摹仿周礼或与当地礼俗相结合的政治文化制度，因处于初创期，内容很不完备；且因长期忙于军事活动和推行较原始的部落殖民统治，所以对存于周室并日臻完善、精细的典章制度也显得陌生起来。当这些国家逐渐强大和成熟的时候，迫切要求改变这种情况，有的甚至要求在礼仪上享有和周天子同等的待遇。因此，他们都十分欢迎王官流入，以加强礼乐建设。有些国家还主动到京师聘请王官，鲁惠公请礼即其一例。事见《吕氏春秋·当染篇》：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所云“桓王”不确。梁玉绳《吕子校补》引《竹书纪年》，称惠公请礼在周平王42年。史角，西周成、康之世的著名史官史佚之后裔，即司马迁所谓“畴人子弟”者。他应聘至鲁，成了鲁国史官。鲁本周公伯禽封国，其文化典籍和礼乐制度比其他封国完备。他们尚且请礼于天子，留用周室王官做本国顾问，其他国家对王官和礼乐之需求可想而知。大批王官流入诸侯各国，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文化交流，使传统的礼乐制度更加兴旺。后世史家以为厉、幽之后“礼崩乐坏”，实非尽然。事实上，崩坏者乃周王室对传统文化之垄断。礼乐制度和大批文化典籍经王官流散而普及于各国公廷。今传世之古籍中，反映西周时期各国历史者甚少，平王东迁后则骤然增多，各国著名史官、乐师也都出现在平王东迁以后，由此亦可推断当时文化下移所带来的进步。

    文化下移的第二阶段始于春秋后期，其标志是大批文化公职人员由各国官府而走向民间。《汉书·律历志》所说的“三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当为这一阶段的实际情形。出现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产力提高和私有经济发展，以及战争和各国内部政治斗争加剧，使旧的贵族制度日益衰落，文化贵族的世袭官禄不能保持，于是走出官府，散居民间而另谋生计。他们利用自己的文化专长，或为各种礼仪活动相礼，或传授知识而为人师。因此，他们的流散，实际上为民间私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随着旧的贵族制度衰落，上层奴隶主贵族日益腐朽无能，远不能适应国家的人才需要。作为下级贵族的士，由于他们中许多人具有“六艺”知识和实际工作才干，便成为政府选拔人才的主要对象。这种情况促使那些同士阶层比较接近的平民、商人、无业游民等纷纷要求提高文化素质而跻身于士的行列以求闻达；即使其中一些人无政治上的闻达之愿，但也希望增进文化知识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旧的封闭式的贵族教育体制显然不能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社会文化需求。随着王官失守、文化下移，私学的出现势不可免。时至战国，私学的发展已如雨后春笋，并形成诸子蜂出、百家争鸣之势，从而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之空前大繁荣。

    孔子生活在文化下移的第一阶段后期和第二阶段伊始。这个时期，学业由王官谨守而不外传的局面已被打破，王官和学业四散推动了各国文化建设高潮。在孔子办学前夕，有些地方已出现私人设教的现象。据《吕氏春秋·下贤篇》记载，壶丘子林就有门弟子，郑子产去看他时，“与其弟子坐以年”（按年龄排座次）。又据同书《离谓篇》，郑国的邓析还办过诉讼培训班，凡要学打官司的，只要交纳一定衣物作报酬，就可以到他那里学习。结果，“民之献衣襦祷而学讼者，不可胜数。”稍前于孔子或约略同时的私人设教者，还有詹何、王骀、少正卯等。这些记载虽系传闻，但这类传闻如此之多则反应了一定的历史真实。孔子的私学正是在这种气候下兴办起来的。

    孔子办学始于30岁以前，这从他阻止琴张往吊宗鲁一事中可以作出推断。

    宗鲁，卫人，因卫大夫齐豹的推荐，做了卫灵公之兄公孟絷的骖乘（随车警卫）。公孟无道，齐豹同另几名反对派人物想除掉他，并将此意告诉宗鲁，请他不要为公孟护车。宗鲁没有答应，认为自己身为骖乘，应当忠于职守，但又表示决不破坏齐豹等人的计划因此，他没有向公孟揭发，而在事件发生时坚持以骖乘的身份用身体保护公孟，结果同公孟一起被杀。此事发生在鲁昭公20年，琴张得知消息后，想去吊唁宗鲁。孔子认为宗鲁犯有双重错误：公孟无道，而接受其不义之禄；齐豹的杀人阴谋不合礼义，他却加以掩盖。因此，阻止琴张往吊，说：“齐豹之所以杀人，公孟之所以被杀，宗鲁有很大责任，你去吊唁干什么？”孔子还针对宗鲁的错误，进一步告诫琴张说：“君子不吃坏人的俸禄，不接受动乱，不为利而忍受邪恶，不以邪恶待人，不掩盖不义之事，不做非礼的行为。”

    琴张，《孔子家语》列为孔门弟子。从孔子同他的上述谈话中也可以看出他们为师生关系。此时孔子30岁，已有门弟子从游，说明他在此以前已设帐授徒。经过几年努力，便取得很大成功而赢得社会尊重。孔子称自己“三十而立”，就是指他在30岁前后因办学成功而立足于世。

    据说孔子在办学过程中，还同在鲁设教的王骀、少正卯等人发生过竞争。《庄子·德充符》称王骀在鲁国的学生和孔门相等；《论衡·讲瑞篇》说少正卯同孔子竞争时造成孔门“三盈三虚”（三次学生满堂而又三次走光）。这些说法或许有夸大不实的地方，但他们既然同时在鲁设教，彼此间有过竞争，或者有某种程度的对立，是有可能的。在这种优胜劣汰的情况下，孔子的私学不断发展壮大而声名遐迩，而与其同时的其他私学逐渐湮没无闻，这说明他办学确有其优胜处而为他人所不及。这些地方主要表现在办学方针、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问题上。

    1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即招生对象不究其富贵贫贱和氏族国别，这是孔子办学的基本方针。

    孔子办学之初，其学堂设在鲁城阙里。里，即古之街坊。西汉鲁恭王在此修建宫室，设双石阙（跨街石柱门），故名阙里。孔子的故居位于里之北端，因居舍简陋逼仄，故早期设教之所可能利用设在这个街坊里的平民学校旧址。孔子以其博学和明礼达义赢得乡亲们信任，大家都乐意把孩子送到他门下学习。远近一些平民子弟也慕名前来拜师求教。在尚知姓名的70多个孔门弟子中，凡年龄较大者都可能是他早期招收的学生，如秦商（少孔子4岁）、颜无繇（少6岁）、冉耕（少7岁）、子路（少9岁）、漆雕开（少11岁）、闵子骞（少15岁）等，此外还有南宫括和前面提到的琴张。这些学生除秦商为武士之子以及琴张、南宫括的门第尚不清楚外，余者均为普通平民和农民子弟。

    子路原是一名好勇斗狠的无业青年，头插公鸡毛，身佩公猪形饰物，腰系长剑，显得十分威武。他初见孔子时，自恃勇力，态度粗野。但孔子雍容大度，以礼相待，这使他感到惭愧。孔子问他喜欢什么，他说喜欢舞弄长剑。孔子说：“以你的本事，加上努力学习，一定会出人头地。”子路问：“学习果真有益处么？”孔子告诉他，学习对人的重要性，好像人君离不开谏臣、士离不开教友、驭马离不开马鞭、调弓离不开檠（正弓之器）一样。子路说：“南山有竹，人不去管他，照样长得挺直；砍下当箭射，照样能穿透犀牛皮。”孔子说：“如果把砍下的竹子刮光，尾巴装上羽毛，头上装的箭头磨得锋利，岂不射得更深？”子路听了十分敬服，事后便请孔子的学生介绍他人孔门为徒。

    在孔子看来，对这些因出身微贱而没有受过系统文化教育的普通青年，他不仅应当欢迎，而且要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学习道路。即使他们有些缺点毛病，也要帮助克服，使其成为真正有用的人。孔子私学的大门，一开始就是向普通民众和他们的子弟敞开的。

    后来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孔子不仅招收了更多的平民子弟，还接受了不少鲁国以外的青年。这些门弟子也要交纳学费，但收费很低，只要献上“束惰”（十条干肉）或相当于“束惰”的见面礼，即可入学受教，而不论其出身、族别、国别如何。仅此一点，便是对旧的贵族教育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作此突破而稍前于孔子者，还有邓析（事见前述）。但把这种做法上升到理论、方针的高度，则为孔子。是他第一个自觉地、鲜明地树起“有教无类”的旗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认为孔子首开“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的新局面，并不过份。

    2开创“四教”

    孔子的私学与邓析的诉讼训练班不同，而是坚持教学内容的多科性和全面性，且不忽视所授内容的实用价值。《论语·述而》称孔子有“文、行、忠、信”四教。文，即文化课。《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礼》、《乐》教”，这就是其主要文化课程，它们同孔子晚年增设的《易》、《春秋》被汉人合称为“六艺”。此“六艺”同贵族学校的传统“六艺”相比，其文化课内容显然丰富多了。

    传统“六艺”中的礼乐也包括《诗》，但礼乐所结合的《诗》，主要是与礼仪活动相关的祭诗和颂诗。在孔子教学中，《诗》不仅与礼仪相联系，他还特别强调《诗》的多种社会作用，使它成为学生们必修的一门独立课程而与《礼》、《乐》并列。直到以后，他还对新入学的门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以兴，是说诗运用形象帮助人们认识事理、陶冶感情、振奋精神；可以观，是说从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中考察政教得失；可以群，是说诗能交流思想感情，促进人们团结；可以怨，是说借助于诗以批评时政。诗的这些功能可以达到“事父”、“事君”即齐家治国之目的。诗的功能还包括“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即从中了解更多的自然知识。在孔子以前，没有人对诗的作用做如此明确而系统的阐述。由于孔子阐发，诗反映并影响生活的价值第一次从理论上被肯定下来。

    ，这是孔子的历史教学课。当时的尚无统一定本，仅以时代分编而散存于世，如《夏书》、《商书》、《周书》等。据今本《尚书》推测，其内容主要是春秋以前的历代政治文献和社会传说。把这些尚未合编的各代文献资料作为系统历史教材，这可能也是孔子首创。在他以前的学校是否设立专门的教，先秦古籍无明确记载。传统“六艺”的“书”为文字课，而非对历史文献的讲授。值得注意的是，时至春秋中期以后，一些贵族人士在评论时事或讲述自己的意见时，引述《夏书》、《商书》、《周书》的辞句的现象明显增多，越来越注意从这些历史文献中吸取政治经验和思想营养。孔子以设教，正是适应了这种社会需求。他的教原则是“疏通知远”，即通过对历史的深入了解，以探知古往今来。他和他的门生常祖述尧、舜，言称文、武，就是要从历史中寻找借鉴。

    礼、乐，这是孔子从以往“六艺”中承袭过来的课程。礼的内容也大体按照传统，讲授礼典礼仪。但随着他的思想认识的演进，逐渐注重对礼所体现的亲亲、尊尊之义及其互敬互让精神进行阐发（详见第六章）。《论语》论礼60余处，许多都与此有关。正是从这点出发，他的礼教又不同于以神灵崇拜为核心的传统礼教，而具有人伦道德的内容。

    孔子的礼教、《诗》教与乐教不可分割。这不仅因为礼仪和《诗》的唱咏离不开音乐，还因为孔子十分重视音乐陶冶情性的审美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对《诗》教、礼教的影响。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把乐教作为完成《诗》、礼教育的必要手段。在他看来，没有音乐的移情作用，《诗》教和礼教将是被动的、不深入的。只有在乐的陶冶下，《诗》礼的内容才能转化为人的自觉要求，从而进入完美的自由境界。因此，孔子的乐教也不同于以往歌舞教程的一般知识性传授，而是一种更深入的与《诗》礼密切结合的审美教育。

    春秋时，鲁国和其他国家都十分重视礼乐制度，各种传统礼仪活动普遍流行。这使孔子的礼乐之教不仅适应当时的礼乐建设，而且能直接以实际礼乐活动为参照。故孔子讲礼，除课堂传授外，还注重社会实习，一有机会就带领学生参加各种相礼活动。其办学之初，因生活窘迫，参加这种活动仍不免有谋生糊口的动机，但从教学需要来说，他希望这样做能使学生们从中取得实际知识和受到陶冶感染。

    以《诗》、《礼》、《乐》为内容的文教，涉及政治、伦理、历史、文艺、美学以及文献学、相礼技艺等，这使孔子的私学一出现就成为当时门类最全的文科学府。在孔子看来，兴办这种内容比较完备的多科性学校，对于丰富和提高传统“六艺”中的文教内容，全面继承以往特别是西周以来的优秀文化而不使之散佚，以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都是必要的。

    与上述文教相联系的还有“行、忠、信”。此三者为孔子“四教”之行为教育，是贯彻文教所必须遵循的。学以致用，这就是“行”。实行时，遵其所学之原则，并持之以恒，坚持到底，这就是“忠信”。学而不行，或行而背其所学，这不合孔子教义。琴张要去吊唁宗鲁，孔子认为这样做有失原则，故诲语谆谆，加以阻止。这说明孔子办学一开始就注意行为教育。他不满足于把自己的学堂办成单纯学术传授的场所，而是强调学与行的统一，坚持把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摆在重要位置。这一点，在孔子以后的教育活动中越来越突出。

    3平等的学术空气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在孔子的私学里，有德才高下之分，无论资排辈和亲疏贵贱之别。不管各人入学早晚及其出身、地位如何，一律平等相待。孔子34岁时接收鲁大夫孟僖子的两名儿子入学（见下节），并不因为他们是权贵子弟而使其在校享有特殊地位。他中期招收的青年学生颜回出身贫贱，其年龄同早入学的年长弟子相差20余岁，因德才超群而受到他和他的门生一致推崇。孔鲤至入学年龄后也跟随大家学习，孔子作为父亲，也没有给他以特别教育。后来一个名叫陈亢的学生问他是否从孔子那里得到与众不同的传授，孔鲤回答十分明确：

    “没有啊！”他说，“父亲曾经独自站在庭中，我快步从庭前走过。他问我学诗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不学诗，就不善于说话。’我退下去学诗。过了几天，又遇见父亲独自一人站在庭中。他发现我从庭前走过，又问我学礼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不学礼，就无以在社会上立足。’我退下去学礼。我只听到这两次私下教导。”

    陈亢回去十分高兴，说自己一问三得：知道学诗和学礼的好处，又了解到君子不偏爱自己的儿子。

    孔子对学生无论亲疏贵贱一视同仁的做法，是他深入贯彻有教无类方针的体现。这样做，不仅使他的学校增强了对广大平民子弟的感召力，而且为平等自由的学术研讨开创了思想环境。

    在学术问题上，孔子是允许辩论的。他希望学生们对他的讲学提出疑问或不同意见，认为做不到这一点而无违于师是愚笨的表现。子路性格直率，有时提意见不免失之鲁莽，孔子总是持原谅态度。他还常出题目，要大家自由讨论、畅所欲言；也欢迎他们给自己提出问题，然后作出解答。他鼓励学生们要敢于坚持正确的东西，不要迁就谬误。“当仁不让于师”，在仁德面前对老师也不能退让。这种讨论的辩论的方法，是孔门师生教学相长的重要手段之一。

    孔子称自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诲人不倦，表现了一位职业教育家的高尚精神和负责态度。他对学生的教诲不是盲目的、灌输式的，而是坚持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的方法。所谓因材施教，就是根据学生的思想、个性、特长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指导他们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做到全面发展，避免片面性。因此，对同一个问题，由于提问者不同而作出不同的回答，这在孔子施教中是常有的。为了取得深刻的教学效果，他往往不先说出自己的见解，而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即：让学生独立思考，直到他们想把问题弄明白而又考虑不通、想把观点表达出来而又表述不清的时候，才去进行开导和启发。这种在求学者产生强烈求知欲的心理状态下进行教育的方法，自然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他还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是说，教给某一方面，而不能据此类推，求知另外几方面，那他就不再教下去。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代替学生思考，让他们自己学会举一反三，增强由此及彼的推理判断能力。这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是孔子首创，是没有先例的，它为后世人们的教育活动提供了经验。

    上述几个方面，是孔子办学成功之所在，使他创办的学校远胜于同时和以往尚处于摸索或试办阶段的一切私家之学，成为春秋时期开创私人办学新局面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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