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皮小新郎
一八八二年十一月初九，在奉化岩头村的毛家出生了一个女儿，取名毛福梅。尽管只是个女儿，但也为这个家带来了欢喜之气。毛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这也预示着姑娘们将来定是要嫁给门当户对的好人家的。
毛福梅待字闺中到了十九岁，终于迎来了提亲的人，那就是邻县蒋家蒋肇聪的儿子蒋介石。上门做媒的人，是蒋介石的表舅舅陈春泉。
陈家和毛家算是世交，有句话叫作“拣亲不如择媒”，毛福梅的父亲毛鼎和见是德高望重的陈家出面，脸上非常光彩，心中早已应允了一半。再者，对方家族在溪口也曾经是大户人家，尽管乱世之中家道中落，但声望还在，断不会失了风范。未来女婿蒋介石虽然顽皮任性，但六岁就念书，学业不错且不失为聪明伶俐的孩子，即便调皮些，也是可以接受的。重要的是，听说蒋母王采玉为人贤德，教子有方，儿子定然不会差，便答应了这门婚事。
本着“父母之命，媒妁之约”的传统习俗，毛福梅对自己的婚事自然不会有任何意见，完全听从父亲的安排。于是，她带着少女的羞涩，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带着一切少女共有的美好的、年轻的、虔诚的憧憬嫁到了蒋家，成为蒋介石的原配夫人。
这一年，蒋介石才十四岁，还是个贪玩的孩子。何况他的性格本来就调皮好动，以至于在新婚那天都惹出笑话来。
按照当地结婚的习俗，新娘迎娶到门口，就要放鞭炮庆贺，鞭炮噼里啪啦响过了之后，村里来吃喜酒的小朋友们都一窝蜂地跑到院子里去抢着拾那些爆竹蒂头，谁知道小新郎也按捺不住贪玩的性子，跟着伙伴们就去争抢爆竹蒂头了，顿时惹得大家哄堂大笑，而一旁的高堂王采玉则气得直跺脚。原来，在当地有这样一种说法：“新郎拾蒂头，夫妻难到头。”因此这新郎拾蒂头的事情是非常忌讳的，可是小孩子哪里记得这些，兴之所至，便忘乎所以了。
门口花轿里坐着的新娘等不见来迎她的新郎，却听说了新郎在院子里忙着抢蒂头，顿时红了眼睛。试想，这从未受过什么新式教育、思想封建传统的毛福梅是多么深信那些民间忌讳，新郎的行为预示了夫妇的不和，可想而知毛福梅当时有多么痛苦。
好不容易阻止了新郎的胡闹，拜堂成亲送入洞房之后，毛福梅伤心的时刻才真正到来，蒋介石行完了“贺郎”仪式之后，便自顾自地跑到母亲王采玉的屋里去睡觉了，剩下新娘毛福梅对着落泪的红烛哭泣不止。这便是她的新婚之夜，连新郎的面都没有看得真切。直到雄鸡破晓，她才擦干眼泪走出房门来。
谁曾想，这小新郎的“笑话”还远远没有结束。在奉化当地有这样的结婚习俗，男女成婚后的第一个正月初二那天，新女婿要上岳丈家去拜年。知道蒋介石玩性大，头天晚上，母亲王采玉和毛福梅就千叮咛万嘱咐，让蒋介石千万不要耽误了正事。第二天一大早，蒋介石便规规矩矩地把礼物装好，让佃户挑着出门了。
岳丈毛鼎和家也忙得不亦乐乎，这本来就是一件喜庆的事情，女婿回来拜见，所带的礼物以及女婿的涵养，都是很关乎面子的事情。毛鼎和一家也从大清早就忙活开了，杀鸡宰羊，准备了丰盛的食物等待女婿上门。
可是左等右等，都看不到蒋介石一行的影子，按照从溪口到岩头的距离来算，就算是爬着来，也该到了呀。毛鼎和从高兴渐渐转为焦躁，眼看要到晌午了，来做客的亲朋好友都打算告辞，这真让毛鼎和尴尬万分。
这时，被派出门去寻的毛福梅的堂弟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这蒋介石其实已经来了，只是跑去毛家祠堂里“串花灯”，玩儿得高兴忘了时间呢。
这下毛鼎和可火了，蒋介石虽然年纪尚小，但好歹也是念了九年学堂了，就算谈不上知书达理，最起码的规矩该懂吧。可当着客人的面，实在不好发作，毛鼎和只能遣大儿子武宝再跑一趟，让他拦下蒋介石，今天就不要上门了。
谁知跑得急了的武宝偏就和蒋介石错过了，没过几分钟，只听门外爆竹三响，锣声大作，花灯队已然欢欢喜喜来到了门口，而走在最前头的蒋介石因为凑了一天热闹，衣冠不整，发髻松散，着实没有了回门女婿的形象。毛鼎和终于忍不住，拿着用了多年的长烟管指着蒋介石破口大骂：“你这个没出息的混蛋，蒋毛两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你还好意思来这里现丑？”
原先吹吹打打的花灯队见闹了不愉快，笑着四散开去，蒋介石被岳丈如此痛骂一顿，非常尴尬，狠狠心一转身，扬长而去。这次经历，或许给蒋介石和毛福梅的关系埋下了隐患。
昙花一现的幸福
原本还未“开窍”的蒋介石在母亲的安排之下娶了毛福梅，可他毕竟是个独立的个体，就算不能选择妻子，但可以选择喜欢或者不喜欢。面对长相普通且思想守旧的毛福梅，蒋介石原本就“不来电”，此番一来更是淡漠了，晚上不是赖在母亲房中不走，就是独自在书房呼呼大睡，把毛福梅一个人晾在那里独守空房。
毛福梅怨过、恨过，可最终认命地接受了蒋介石的一切。
她本着旧式妇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道德典范，规劝自己去关怀照顾蒋介石，做蒋家的好媳妇。
1903年，蒋介石赴宁波赶考，毛福梅和婆婆王采玉便天天在佛前祈祷，希望佛祖保佑蒋介石金榜题名，衣锦还乡。谁知却等来了愁眉苦脸的蒋介石。得知丈夫名落孙山后，毛福梅有些小心翼翼，端茶送水无不勤谨，她察言观色着，生怕哪句话说得不合适，就惹恼了失意中的丈夫。
但实际上，蒋介石脸上挂霜并不是因为没有高中，而是受到了新思潮的冲击，旧式的科举已经不能满足知识分子的求知欲，却还在用古板的方式限制着人的思维方式和道路选择。他痛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更厌倦科举制度，他想去念新式学堂，同时也希望妻子能够识文断字，跟上自己前进的脚步。
听说奉化兴办了一所作新女校，蒋介石便说服了母亲，让妻子与他同赴奉化去上学。这对于毛福梅来说，无疑是一件令她欣喜的事情，丈夫要去县城读书，还能想起来带上她，这说明她对蒋介石的付出已经有了回报。
就这样，1903年9月，二十一岁的毛福梅带着丈夫夫唱妇随的要求，带着婆婆举案齐眉的心愿，走进了作新女校的启蒙班，正式开始了她的启蒙生涯。此后一段日子，她迎来了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
所谓“启蒙班”，是指专门为教授不识字的女子所开设的班，因此班里大多是七八岁的女童，也有一些有钱人家的闺阁女子，但像毛福梅这样已婚的，她算是头一个。当毛福梅走进教室，表情镇定地拜过孔夫子像和师长，朝教室最后一排的座位走去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停留在她身上，那里面有好奇，有怀疑，也有莫名其妙的嘲笑和不解。
但很快地，毛福梅就融入了这个班级，这得益于她良好的品质和素养。班里的女孩子都很信赖她，在学习上互相帮助，有什么事情也愿意和她分享，老师对她也照顾有加。
白天上课接触同学老师，晚上回去面对丈夫，也有一些共同话题，能够谈谈在学校里的感受，毛福梅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作“精神富足”。
可惜好景不长，蒋介石在自己就读的凤麓学堂闹了点不大不小的事情，虽然校方最后不了了之，但心高气傲的蒋介石却不愿“屈辱”地待下去，带着妻子一同离校，回了老家丰镐房。自此，毛福梅短暂的求学生涯便结束了。
倘若坚持读几年书，毛福梅也能修炼出知书达理的涵养，可惜这不到半年的光阴，只让她略通几个文字，做不到识文断字，自然也跟不上此后蒋介石变化的脚步。当然，这还是后话。
见儿子儿媳双双回来，蒋母王采玉自然高兴非常。比起让儿媳好好读书的心愿来说，她更希望儿媳早日为蒋家开枝散叶，生个大胖小子好让自己颐养天年。可是，毛福梅的肚子却完全没有动静。
这一年年关，家里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他是蒋父第二个妻子的堂弟，名叫孙琴风。虽然不是至亲，但孙琴风和王采玉母子关系不错，蒋介石自小就和他比较亲近，说话也不拘泥。
听闻蒋介石从凤麓学堂退学回来的始末之后，孙琴风便建议蒋介石继续读书，且向蒋介石介绍了宁波箭金学堂，说那里有熟人，可以推荐蒋介石去上学，因为在那里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好学的蒋介石自然不愿回家耕种劳作一生，过年后，他便带着妻子毛福梅去了宁波，在宁波植物园里面找了一处幽静的宅子暂时安家，小夫妻俩再度开始了独立生活。
这一次，毛福梅无学可上了，作为职业家庭主妇的她内心还是有一丝惶恐的。离开了婆婆，二人又没有孩子，丈夫年轻气盛，脾气也有些暴躁，她真不知道遇上矛盾的时候该如何化解。但同时，都市生活又给了她无限的新鲜感，这里有那么多她从未听过、见过的东西，满大街行走的女子看起来都那么新潮时尚，她觉得自己的心都蠢蠢欲动起来，想要更好地融入这个世界。
最让毛福梅感到宽慰和幸福的，还是蒋介石的态度。
来到宁波的蒋介石像是突然成熟了起来，对一个丈夫的责任理解更深了，他为毛福梅雇了一位梳头的姨娘，怕毛福梅寂寞，又专门邀请了一位林姓同学的妹妹到家和毛福梅做伴。
那位梳头姨娘是个见过些世面的人，看到雇主太太的发式很土气，便建议毛福梅换个发型。可是自小在农村长大的毛福梅哪里知道“发型”是什么意思啊，只得有些木讷地任由姨娘“摆弄”。
梳头姨娘忙活了一阵，笑眯眯地把镜子端到毛福梅的面前，这下，连毛福梅自己都惊讶万分，原先她那圆圆白白的大脸在新发型的衬托下，居然变成了鹅蛋脸，显得娇小俊俏了不少。待到傍晚蒋介石回来见到毛福梅，也同样有些错愕，眼神却是惊喜的。
这是毛福梅最快乐的时光，因为这是她的丈夫蒋介石一生中陪伴她时间最长，或者说最舍得花时间来陪她的时光。每天晚上，蒋介石都早早回家，一面温习功课，一面教她读书认字。周末不上课的时候，蒋介石便带着她去各大寺庙烧香祈福，二人真正地相亲相爱，无一不体现在了生活的点滴之间。毛福梅俨然成为了世间最幸福的女子，笑容每时每刻都挂在她的脸上，抹都抹不去。
如果时光能够停驻该多好，或许我们会祈愿这样单纯幸福的时光为毛福梅这样单纯善良的女子多停留一会儿，让她脸上的笑容多存在一会儿，可惜，这昙花一现的美好婚姻生活，终究成为了她此生不再复得的疼痛，也成为了她终身拥着不肯放手的回忆。
渐行渐远的爱
1904年，十八岁的蒋介石赴宁波箭金学堂，师从顾清廉，读周秦诸子，说文解字及曾文正集、孙子兵法。在宁波受到的教育对蒋介石一生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他的老师顾清廉曾对他说：“一个国家想要独立生存，就不可以缺少军事力量，为了将来有一天能够担当扞卫国家的任务，就得要学习军事。要懂得兵法，获得新的知识，保卫自己的国家，就应该到国外去留学。”蒋介石深受其影响，从此萌发了当一名军人的思想。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萌发了要留学日本的念头。在老师顾清廉的鼓励下，蒋介石携妻回家，开始为去日本留学做准备。
毛福梅知道丈夫的打算之后，内心翻江倒海，几天都睡不着。虽然他们结婚已经四年，但好日子似乎才刚刚开头，她爱丈夫至深，丈夫对她也有了眷恋，陡然分开，不知道该多么想念，更不知道分隔两地的日子里，会发生些什么无法预料的事情。她真的一天都不愿意和蒋介石分开。可是，男儿志在四方，连婆婆都应允了蒋介石的打算，她作为贤妻，又怎能横加阻拦呢？
于是，在1905年4月，毛福梅挥泪告别了丈夫，留守丰镐房老家，开始了度日如年的想念和等待。
蒋介石一走，这丰镐房的老宅里便只剩下了三个女人，毫无阳气，偌大的房屋更显冷清和凄凉。毛福梅与婆婆王采玉只能一门心思求神拜佛，在一尊观音像面前相对无言。
而东渡日本的蒋介石也遇到了难处，因为没有保荐，他无法进入军事大学去读书，想要取得合法身份，要么先去读日本专门为旅日学生设立的清华学校，要么就回国，去国内的陆军学校混个成绩，寻个跳板再出来。
思量一番之后，蒋介石决定先回国，报考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争取到保荐书。1905年冬天，蒋介石回到溪口和家人团聚，同时也去参加了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考试。等到放榜的时候，蒋介石欣喜地发现，自己的名字赫然写在录取红榜之上。
这一下，母亲王采玉高兴了，多年的付出不就是等待儿子能够有光宗耀祖的这一天吗？可毛福梅却有些意兴阑珊，对于丈夫考出的好成绩，她是很欣慰的，但同时也向她说明了一个事实，蒋介石再度离开溪口，成为了板上钉钉的事情。毛福梅只得边擦眼泪，边替丈夫收拾起了行装。
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读了一年有余，蒋介石终于得偿所愿，于1907年春，踏上了二度留洋的道路。
留在丰镐房的毛福梅毫无寄托，便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礼佛上面。每逢初一十五，是丰镐房的斋期，毛福梅和婆婆都非常重视这两天，必然要邀请附近寺院庵堂内的僧人尼姑到此，念经作法，以示虔诚。久而久之，便与一位叫作“王大人”的尼姑熟稔了起来。
这位王大人与毛福梅年龄相仿，平时也比较说得上话。毛福梅素来洁癖，从不喜人到自己的卧房之中去，却唯独对这位王大人不避讳，时常邀请王大人到里屋聊天。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回国探亲的蒋介石和毛福梅发生了争吵，一怒之下踢了毛福梅一脚，竟将已怀孕的毛福梅踢得流产了。这件事情让蒋母暴跳如雷，让蒋介石后悔不迭，却也让毛福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近绝望，觉得自己是个福薄之人。
一日，毛福梅又邀请王大人到卧房拉家常，看着收拾得一尘不染的房间，王大人啧舌说道：“大奶奶真是个有福之人。”这句话恰恰触动了毛福梅的心伤，只见她情绪瞬间低落下来，有些凄凉地说：“只怕我是与福无缘了吧……”
要说这位王大人也的确懂得察言观色，马上接话说自己会看手相，拉起毛福梅的手就仔细端详起来。茶过半盏，她喜笑颜开地说：“大奶奶，侬勿要着急，从手相上来看，侬是大富大贵的人啊，以后是要生儿子的。”
不管这个尼姑是真的会看相也好，还是信口雌黄博毛福梅欢喜也好，这句预言却给毛福梅的心中注入了一缕暖意和希望，她开始期盼着，真的有再度生子的那天。
1909年，蒋介石借暑假之际回国，但却因为一些事务停留在了上海。这时候毛福梅和婆婆心思一致，都想去上海找蒋介石，一来为解相思之苦，二来也为了要个孩子而努力。
如果说在宁波伴读的日子对于毛福梅来说只是新鲜的话，那么大上海就是叫她眼花缭乱的万花筒了。来到上海，她才惊恐地发现，自己和丈夫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
丈夫竟然有那么多的朋友，几乎每天都会有人上门拜访。
这些人之间谈论的话题，毛福梅一句都听不懂，她就连收拾打扮得端庄得体出来应酬一下都做不好，久居农村，青灯枯卷，她的世界里似乎只有婆婆、小姑和那几位出家人，哪里见过那么多陌生的男子，因此，就算出来站一站，她都会羞得满脸通红。
到了应酬场合她就更不适应了，别人家的家眷都很识大体，精致妆容，修身旗袍，说话也很得体，可是她呢，越是紧张，越是出错，还不时冒出些失礼的举动。这些都让蒋介石感到脸上无光，遂开始了冷暴力，不搭理毛福梅，更不要说晚上同房了。
这一切，都被王采玉看在眼睛里，知道儿媳无错，老太太自然是偏袒毛福梅的，便亲自为毛福梅出头，痛斥蒋介石忘本，不守孝道。在母亲的严厉斥责之下，蒋介石似乎反省了自己的行为，在暑假所剩无几的日子里，尽到了丈夫的本分。待到蒋介石重返日本时，毛福梅也终于红梅结子，有了身孕。
这个消息真是让所有人喜出望外，尤其是婆婆王采玉。
老太太忙不迭地带着毛福梅返回丰镐房老家，每日汤水伺候，只为毛福梅安心养胎。
第二年农历三月十八，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为这冷清已久的丰镐房带来了新生命的气息，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无可替代的幸福快乐。蒋母乐得合不上嘴，颠簸着小脚四处张罗，忙着托人给蒋介石发电报，又忙着请族辈赐名字，最后，经得蒋介石同意，这个男孩正式得名，乳名建丰，族名经国。
远在日本的蒋介石也很高兴，同时也感受到了一种轻松。这下，他后继有人了。母亲和妻子也有了寄托，不再那么苦苦期盼他回家团聚，他更可以甩开胳膊大干一番事业了。
当然，最高兴的人还是毛福梅。此番得子，不但印证了尼姑王大人的话，更让她的心有了依靠，她抱着儿子，怎么看也看不够。挚爱的丈夫像那风中的风筝，渐飞渐远，她无力地感觉到已经抓不住手中的线了，可是这个儿子不一样，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是真真正正属于她的人，是将来再怎么高飞也还有骨肉亲情维系的人，是她的命她的一切。
此后，毛福梅便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儿子蒋经国身上，至于那个远在日本的丈夫，午夜梦回想起的时候，会有一瞬间的陌生感，觉得那么缥缈不实，又想念，又虚无。
1911年秋天，在蒋经国出生后的第十五个月，蒋介石终于赶回来看望儿子了，舐犊之情让蒋介石看起来格外柔情，毛福梅也陶醉其中，幸福得有些眩晕。可惜，蒋介石只短暂停留了三个晚上，便动身去上海参加起义去了。此去经年，毛福梅未曾料到的是，丈夫终于夫将不夫。
糟糠之妻请下堂
在上海参加革命起义的蒋介石感情上并非空白，灯红酒绿的大上海让他对糟糠之妻的感情日渐淡漠，他纳了一名叫作姚冶诚的侧室，俨然过起了夫妻生活，对发妻甚少关怀。1911年以后，蒋介石曾一度遭到通缉，潜回家乡避难。
即便在这样窘迫的时候，他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把姚冶诚一道带回溪口。
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女人会心甘情愿同别人分享丈夫的爱，毛福梅也一样。只是在一妻多妾制根深蒂固的中国，像蒋介石这样纳妾的人不在少数，毛福梅也无法说什么。
出身于大户人家的她虽然没有受到过多少新式教育，不懂收拾打扮、洋文乐器，但却深谙礼义孝悌，识大体，懂进退。
面对丈夫的越轨行为，她选择了容忍，甚至宽容以待姚冶诚，关怀备至。因此，即便是朝夕相处，毛福梅和姚冶诚也没有生出什么矛盾来，尽管心中始终有根刺，她依然能够克制自己，一点都没有显露在脸上。
两个女人经常相约着出入丰镐房，买米买粮，扯布缝衣，俨然一对好姐妹。毛福梅的宽容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誉，甚至给了她一个“雅量夫人”的称号。
可是，这并没有让蒋介石反省自己的薄情，相反，在庆幸避免了一场家庭战争的同时，他也因为毛福梅的逆来顺受而更加轻贱于对方。也许当时的蒋介石并没有意识到，所有的委曲求全，是因为爱，而不是懦弱。
1921年，蒋母王采玉已行将就木，而蒋介石对毛福梅的嫌恶之情已经暴露无余。碍于母亲的脾气，在表面上，蒋介石仍旧和毛福梅一团和气，但这时休妻的念头就已萌芽。
虽然能够感觉到丈夫的冷漠，可是毛福梅自问没有任何对不起蒋家的地方，自从进了这个家门，她勤俭持家，上敬长者，下慈晚辈，言行举止无可挑剔。她万万不会想到，蒋介石已经在盘算着如何抛弃她了。
何况现在，与之相依为命近二十载的婆婆病入膏肓，她每天衣不解带地照顾，菩萨面前无数次地祈求，哪里还有多余的精力来揣测丈夫的“鬼心思”！
王采玉的病越来越严重了，她自己也感觉到将不久于人世，她这一生虽然历经苦难，但做的事情件件对得起良心，只是看见儿媳毛福梅的时候，会有些心酸不忍。当初是她为毛福梅和蒋介石定下的婚事，但这么些年过去了，志在四方的好儿子却甚少顾及到这个儿媳，反而在外拈花惹草，风流成性。精明的她早就看出来蒋介石有休妻之心了，只是碍于她还活着的面子上，不好直说。
知子莫若母，王采玉把儿子叫到床边，要儿子亲口认错，并答应以后好好和毛氏过日子。拗不过母亲，又不忍母亲伤心，蒋介石只好一一答应下来。
1921年6月，王采玉溘然长逝，毛福梅便成为了丰镐房名符其实的女主人，里里外外没有不佩服她的。但毛福梅自己心里也很清楚，婆婆一死，她最大的依靠便失去了，此后的蒋介石将有恃无恐。果然，是年11月，蒋母的丧葬大典刚刚礼毕，蒋介石就向毛福梅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离婚！这个词在毛福梅这样传统的头脑中，是从未有过的词语，她根本不知道，原来夫妻之间还有离婚这样的说法。她已经容忍蒋介石先斩后奏地纳妾了，这样难道还不够？为什么非要用离婚来逼自己呢？离婚了以后，自己又算是什么呢？
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的毛福梅坚决不同意离婚，甚至连谈一下这个话题都不愿意。谁知道蒋介石并没有退让的意思，召来了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还有侍妾姚冶诚，一并宣读了他早就拟好的与妻子和妾侍脱离家庭关系的声明，打算连姚冶诚一并“发落”了。接下来还写信给毛福梅的二哥毛懋卿，表达了自己打算与毛福梅离婚的心愿。
之所以做得如此决绝，那是因为蒋介石在上海又有了新欢，为了让新欢放心，他只得打起抛弃旧爱的主意。可是，家族中的长老，以及乡里乡亲都不同意离婚事宜，毛福梅和二哥也坚决反对，蒋介石见离婚风波拖了那么久，新欢陈洁如没有再坚持要一个结果，他也就未再提这件事情。只是，他回到上海之后便和新欢陈洁如确定了婚姻关系，这样，毛福梅就不得不接受丈夫已经离开的事实，孤独地守在丰镐房，等待终老。
1927年，蒋介石登上了中国政治的最高舞台，成为了反革命政权的核心人物。1927年8月12日，蒋介石辞去总司令职位，为卷土重来作多方准备。蒋介石退居故里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他在雪窦山学诸葛亮“陇中决策”，这时候的他相中了当时才貌双全且背景深厚的宋家三小姐宋美龄，并决意向对方求婚。宋家提出了双方联姻的条件，那就是要蒋介石将以往的婚姻全部解除，且昭告天下。
蒋介石再度面临要抛弃糟糠之妻的局面，而此时远在丰镐房的毛福梅还未得知任何消息。她的内心已经没有了对丈夫的任何期待，只盼望着和儿子能够平平安安，早日相见。
有了上次离婚未遂的经验，蒋介石对于这件事也有些怵，他这次决定转换策略，首先致函给奉化县县长，申请与夫人离婚，然后直接“杀回”溪口，强迫毛福梅同意离婚，他搬出了结婚几十年二人的各种不般配的理由，又强调了此时的宋家三小姐能给自己事业带来的帮助，希望毛福梅能够“顾全大局”。
毛福梅回绝了他，撂下一句话：“我誓死也不出蒋家老宅！”而毛家人也态度明确，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没有再收回来的道理，毛福梅活着是蒋家人，死了是蒋家鬼。
事情僵持在那里，让蒋介石心急如焚。他突然想到了远房亲戚孙琴风，这位长辈在自己家是非常受敬重的，一定能说服毛福梅。
最终，在孙琴风的两头担保下，蒋毛二人达成了协议，离婚不离家，蒋介石可以宣布离婚事宜，但毛福梅依然是丰镐房的女主人，蒋经国依然是蒋家正宗嫡嗣，记在毛氏名下。
这场离婚风波终于和平收场，但留在人心里的伤，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抚平了。
1927年9月28、29、30日，蒋介石在上海《民国日报》
等知名报刊上连登了三天《蒋中正家事启事》，原文如下：
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事，多有来函质疑者，因未及遍复，特此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元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两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
唯传闻失实，易滋淆惑，特此奉复。
随后，他便开始张罗着迎娶娇妻宋美龄了。
虽然离婚条约是毛福梅永居丰镐房，但无论如何，那也是他蒋家的老宅，蒋介石要结婚了，这老家里还住着个女人不合适，即便新人不回来完婚，房子也是需要收拾打扮出来走个过场的。毛福梅只得暂时把丰镐房腾出来给新人用，自己则搬到了萧王庙暂住。
待到蒋宋大婚之后，毛福梅又搬回丰镐房，继续主持家务。逢年过节的时候，亲友们相互拜访，依然尊毛氏为正宗。
永远的大夫人
毛福梅能在离婚后依然在蒋家拥有如此的地位，受到如此的尊重，这并不是蒋介石宽容就能够促成的，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毛福梅自己。在蒋家的这几十年，她以实际行动博得了贤良的美名，何况她是信佛之人，心地善良，凡是修路筑桥、捐米赈灾的事情，她都乐善好施从不吝啬，乡邻无不感激她的恩德。对于蒋介石休妻再娶的不义之举，同乡人私底下还是有议论的，但从没人敢在毛福梅面前嚼舌根。毛福梅行得正坐得端，声望颇高，对于溪口人来说，她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蒋介石的原配夫人，丰镐房的当家人。
1928年，蒋介石第一次带着新婚夫人宋美龄回到丰镐房省亲。他有些害怕毛福梅会发难，于是先让蒋介卿打头阵，探探毛福梅的虚实。
此时的毛福梅全身心只系在儿子身上，对蒋介石早已无眷恋之情，何况这些年的吃斋念佛，对于红尘俗世早就心无挂碍，爱怨情仇都是过往了，她何必叫人难堪呢。见到蒋介卿，毛福梅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赶紧命人将丰镐房收拾一新接待客人。
这一天，蒋介石终于挽着打扮时髦高贵典雅的宋美龄走进了丰镐房的门。消息早就传开了，乡里乡亲的也想知道，这个“瑞元无赖”究竟娶了个什么样的新媳妇，于是纷纷聚到丰镐房来看热闹。要说这个溪口地方也不算是穷乡僻壤，但和大上海肯定是没法儿比的，村民们个个也都是乡土打扮，淳朴自然。乍见宋美龄这样美丽端庄、衣着昂贵的女子，个个呆得眼睛都要掉下来了，也有人暗暗为毛福梅捏了一把汗，怕她在贵妇人面前出丑。
初见宋美龄，毛福梅的眼睛也有些发亮，恍惚间，她也觉得，眼前的这对新人，才是真正的般配，当初那个生活诸多依赖她的阿元不见了，现在这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已经在外面的世界叱咤风云，和自己早就不在一个世界。但仅只是怔了两秒，毛福梅就回过神来，温文尔雅又不失风度地以女主人的身份招呼两位入座。
宋美龄是何其懂事之人，知道在这里自己不能有丝毫逞强，因此对毛福梅很恭敬，送上自己带来的名贵人参以及狐裘大衣作为见面礼。这一场相见，在两个女人的精明懂事之下，完成得很不错。
在丰镐房见过族人乡亲们之后，蒋介石宋美龄便到乐亭别墅去暂住。毛福梅知道蒋介石好不容易回一趟家乡，肯定想念家乡菜，于是命丰镐房的厨师每天都烧制几道蒋介石素来爱吃的家乡菜送到乐亭别墅去。
原本宋美龄只习惯西餐，突然吃到这些原汁原味的家乡小菜，真是胃口大开，赞不绝口。这样的小消息迅速传到毛福梅耳朵里，毛福梅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转眼，蒋宋该离开溪口了，毛福梅特意捡了一袋上好的芋艿送给宋美龄作为路彩，充分地尽到了地主之谊。
此后，蒋介石又回了几次丰镐房，或带着宋美龄同行，或只身前往，每次都是选择乐亭别墅或者慈庵暂住。似乎已经形成了某种默契，每一次，毛福梅都会精心准备以家乡菜招待他们。而在溪口的每天早晨，蒋介石都会利用宋美龄补觉的习惯，走着路回丰镐房看望毛福梅，一起吃个早点再返回。
故人相见，已经没有什么风花雪夜可谈，毛福梅所有的话题都集中在儿子蒋经国身上，希望蒋介石能够尽快把儿子送回来还给自己。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最终的结果是国共达成一致合作抗日，经过双方共同努力，斯大林终于同意将滞留苏联十二年之久的蒋经国释放回国。听到这个消息，毛福梅顿时泪如泉涌，她终于可以见到日思夜想的儿子了，一颗久悬十二年的心，也终于可以放下了。十指连心，不管儿女有着什么样的前程和地位，他们永远是母亲心里最柔软的那块肉，一碰就疼，一摸就痛，永远为之牵肠挂肚。
1937年，蒋经国带着妻儿踏上了阔别已久的故土，在求得父亲谅解、又认了后母宋美龄之后，他忙不迭地赶往丰镐房去见那个日思夜想的亲人。不管经历过什么样的风浪，生有什么样会飞翔的翅膀，一回到慈母的怀抱，他就永远是当初那个嗷嗷待哺的婴孩，永远地渴求着回到最初那个安全温暖的襁褓。
毛福梅也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焦虑不安，这么多年，什么样的风浪她都经历过来了，心越来越倾向于出世和寂静，越来越喜怒不形于色。但到了至亲骨肉这里，却丝毫都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她在院子里一圈一圈来回走动着，心噗噗直跳，恨不得插上翅膀马上飞到儿子面前。
当丰镐房的门被推开的时候，毛福梅想转身却又迟疑了一下。十二年未见，她的心中太多东西需要释放，她又开心又害怕，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担心什么。顿了几秒钟，她有些木然地转身，儿子一大家人便活生生地站在了她的面前。
蒋经国走上前来，叫了一声“娘”便跪倒在地，一瞬间毛福梅老泪纵横，她用枯槁的手抚摸着儿子的脸庞，嘴里絮絮叨叨地只有一句话：“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儿子回家后，毛福梅脸上的笑容藏都藏不住，每天都很开心。虽然多年未见的儿子在异乡已经娶妻生子，但毛福梅认为，只有按照中国的规矩举办的婚礼才能被中国人接受，于是她向儿子提出来，要在丰镐房为儿子儿媳补办一场婚礼。
然后，毛福梅就忙不迭地张罗开了，一面去各庵堂烧香还愿，一面招呼乡里乡亲大摆筵席，蒋经国为了讨母亲欢心，很快进入角色，当起了中国式的新郎。
大婚过后，由于蒋介石想让蒋经国留在溪口多接受一些中国文化，毛福梅母子得以更多的时间相聚。老太太乐极了，每天变着法儿地给儿孙做家乡菜，让他们大饱口福，自己也享尽了天伦之乐。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抗战全面爆发，爱国志士蒋经国不愿埋身山野做一个懦夫，他需要加入抗战的队伍，保家卫国。于是，蒋介石便将儿子派往江西去历练历练。母子再度面临分离，而这一次，战火纷飞，危险加剧，谁知道此去一别，会不会有劫难。毛福梅拉着儿子的手，想说什么，但顿了顿还是没有说出来，她不能逼迫儿子懦弱地躲起来，纵有千般不舍，她也只能放手让儿子去为国效力。
蒋经国跪拜老母，信誓旦旦地说：“娘，我在江西一安定下来，就马上接您过去。”
儿行千里母担忧，蒋经国走后的每一个日夜，毛福梅无不是悬着心度过的。蒋经国到了江西，先是在赣州保安处任副处长，后来又擢升为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刚稳定下来，他就把母亲毛福梅接过去住下。
习惯了丰镐房的一切，毛福梅到了赣南是一点都不适应，儿子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她一个人在家里百无聊赖，时间多得不知道怎么打发，没过多久，她便缠着儿子将她送回了老家。
后来好几次，蒋经国都提出让毛福梅去和他一起住，但毛福梅每次都拒绝了，她只有守着丰镐房，才能找到自己生命所在。
战火蔓延，生灵涂炭，溪口正常的生产生活都受到了影响，粮食匮乏引起米价暴涨，老百姓叫苦连天，饥荒也在蔓延。溪口民众找到了毛福梅，希望这位丰镐房仁慈的大夫人能为大家想想办法。毛福梅和溪口镇镇长商量之后，派出了账房去江西蒋经国处，办来了两千五百石大米，暂时解了家乡之危机。
可是随着日本侵略军的迫近，溪口随时都有沦陷的危险，心急如焚的蒋经国几次发电报催促老母，一定要速到赣州来避难，且派表兄赶过去迎接母亲。
谁知道，不幸竟悄然而至。1939年12月12日这一天，日军的轰炸机毫无预兆地出现在溪口上空，开始了狂轰滥炸，主要目标就是蒋家故居丰镐房和乐亭别墅。短短几分钟，丰镐房及其周边地区就变成了一片废墟。待到轰炸机离去，人们才心惊胆战地跑出来，看看有没有人遇难。还能活着相见的人们抱头痛哭，死去的人则被一身尘土地并排放在一起等待安葬，唯独不见毛福梅。
乡亲们谁都不知道她在哪里，以为她大概跑到哪个亲戚朋友家避难去了，可是找了两天都没有找到她，无奈之下，溪口镇镇长只好向奉化县政府求援。
县政府不敢耽搁，一面派人往省上汇报，一面着人到溪口一起寻找。经观察分析，县上来的人认为，丰镐房倒塌的后墙有问题，于是雇用了十几个壮劳力动手挖掘那些瓦砾，几个小时后，一位董姓教师的血肉模糊的遗体首先呈现在众人面前，接着挖掘没多久，便看到了一只手臂，上面还有只金镯子。
有人认出来，这就是毛福梅的镯子，想来这人是她无异。
但挖出毛氏的遗体之后，却没有人敢担当起向蒋家汇报的“重任”。
毛福梅死得太惨了，肠子外流，大腿断裂，估计是先中弹，然后又被倒塌的墙壁围困活活憋死的。在场的人赶紧想办法，先请有医学知识的梁祖光老先生将毛福梅的尸体包扎、化妆，弄得整齐干净，然后将尸体停放在摩诃殿，等待蒋家人的到来。
之所以要将毛福梅的尸体摆放在摩诃殿，那是因为当地一直有一个风俗，死在室外的人，尸身不得在家堂或者宗族祠堂中停放，否则便是触犯了族规。这样的规矩被世世代代人严格地执行着，即便是像毛福梅这样贤德的人也不行。
这时候的蒋经国还在赶回丰镐房的路上，在赣南的时候，他只是收到了祖屋被炸、母亲下落不明的电报，还未确切得知母亲的死讯。12月14日，蒋经国带着两名司机轮流开车，日夜兼程地赶回丰镐房，一下车，确证的便是母亲已经不幸身亡的消息。蒋经国几步跑进摩诃殿，扑在母亲尸身上失声痛哭，几次昏厥过去。一旁的人也忍不住跟着落泪。
终于平复了些许情绪，蒋经国含着眼泪写下了“以血洗血”四个大字，然后命人刻在石碑上，发誓一定要为母亲报仇！
虽为狼烟四起之特殊时期，蒋经国还是不忍心草草处理母亲的后事，他发电报咨询父亲的意见，蒋介石发来的回复是：“鉴于战局动荡，总以入土为安。”这样一来，蒋经国就显得被动了，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尽量操办好母亲的葬礼。这时候，毛家人提出了意见，毛福梅总之是嫁出去的人了，最终也是应该与丈夫合葬的，以此拒绝蒋经国提出来的将毛福梅葬于摩诃殿所在地松养园的建议。左右为难的蒋经国只好再度请示蒋介石，这一次取得了蒋介石的同意，将毛福梅的灵柩暂时借放在摩诃殿内，待太平盛世时再挑选宝地，举行丧葬大礼。
有公务在身的蒋经国在溪口逗留了一个月，便满怀悲痛地回到了赣州，在那里，他为母亲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还在赣江上修建了一座“忠孝桥”，以表示对母亲的怀念。
从1940年直到1947年11月，毛福梅孤独地躺在摩诃殿整整八个春秋，每天陪伴她的，只有一个受雇于蒋家为她上香献茶的成童。由于奉化沦陷，蒋经国也无力改变现实，无法返乡探望母亲，这对蒋经国来说，无异于最大的折磨。
终于，八年后，蒋经国回到了溪口，亲自操办母亲的丧事，才使得毛福梅入土为安。入土那一天，蒋经国一家和蒋纬国一家为毛福梅披麻戴孝，痛苦送别，但是蒋介石、宋美龄谁都没有到场，唯独曾与之相处过几年的姚冶诚命人送来了一盒经书，在她灵前焚化。
毛福梅一生从一而终，对蒋介石可谓赤诚忠心。她本着封建女子最该遵守的三从四德，凡事以丈夫为尊，却只换来一个“守活寡”的尴尬境地。倘若当初只是觅得一个寻常庄稼汉，也许还能善始善终，得一个白头偕老的温情，但这个世界没有如果。无论痛苦也好，遗憾也罢，这样一个骨子里坚强的女性用她一生的旅程向世人证明了一个道理-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自轻自贱，女人即使大字不识，也能活出自己的尊严，也能受到男人的尊重，只要她的内心懂得尊重自己、尊重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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