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的快乐-追踪历史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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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看碑要到日本去,我提出来想看的碑非看不可的只有一块,那就是京都岚山的周恩来总理的诗碑。到了日本才知道日本多碑。

    日本的碑多不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是现代人造的。并非那种“宫必有牌,所以识日景(影),引阴阳”的碑,也不是像墓碑那样普及得人皆可造的小碑。让我感受深刻值得一书的当然是那种成为社会一景并有历史的隆重的或奇特的纪念意义的碑。

    大城、古城且不说。以北海道一座海滨小城小樽为例,仅有十七万人口,却有近十家博物馆、文学馆、美术馆;只文学纪念碑就有十五座。每一座都有独特的构思独特的造型,其本身就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先驱小林多喜二的纪念碑建在风景优美的山坡上,周围是野树野草野花,前面可俯瞰大海波涛,后面是大山,远处可见积雪,在阳光下闪烁耀眼。风水相当不错。纪念碑本身则像一本打开的书,厚重,辉煌。呈铁红色。

    小林多喜二是有成就的名人,不管他属于哪个阶级,享受发达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现代日本人都视他为自己民族的骄傲。纪念碑之外还另有小林多喜二的纪念馆、故居可供游人、后人、崇敬者参观瞻仰。

    日本的纪念碑有国家或地方政府修建的,有私人集资造的;有铁碑、石碑;有丰碑、怪碑。

    丰碑者如北海道开发一百年纪念碑。一个庄严雄伟的黑色“人”字,人头如利剑,拔地一百米,直插青空!脚下是色彩纷呈的大地,名为“野幌森林公园”。

    东京塔则是日本现代化的丰碑。全高三百多米,红白相间的巍峨铁碑。乘电梯可升至二百五十米高处鸟瞰东京全貌。在地面上看色彩丰富、旗帜招展、干净漂亮的东京城,在高空春则是一片拥挤不堪的高低不等的形状和大小不一的灰白色水泥堆块。这是现代文明的骄傲,还是现代文明的垃圾?只有皇宫四周被绿色包围。塔底有许多游乐场所,如水族馆、餐厅、电子游戏室、蜡人馆。我进了蜡人馆,据说明书介绍,这里再现了许多世界著名人物的形神。每一个蜡人不也是一个名人的生动的纪念碑吗?进去以后却颇有些失望,看完全馆只有布什和林肯很像真人。最不像的是毛泽东,个子很矮,神情全失,站在蒋介石和胡志明的身边,蒋、胡倒坐在太师椅上。奇怪的是没有一个日本的伟人或历史名人,只有一两个外国人不太了解的日本歌星。我问陪同的横川健先生(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副局长),他也说不出所以然。后半个馆倒是雕塑了不少欧美的影星、歌星以及强盗杀人的惨烈恐怖的场面,颇不伦不类。

    怪碑如东京的一繁华大街上竖起一块巨石,上刻“殉国小次郎”。非常招眼,像个大公司的广告招牌。小次郎乃一“暴走族”(喜欢骑着不装消音器的摩托车在马路上风驰电掣的年轻人)成员,骑车在此撞死。他的同伴们为了纪念他,在他出事故的地方立了这块碑。我感到新鲜的是日本社会的包容性,竟然在繁华区允许这样一块碑存在。它能提醒所有驾车的人注意安全,也可警戒“暴走族”们。遇有像我这种不肯忽视自己的感觉又爱寻根问底的人,东京人大大方方地公正地介绍“暴走族”的情况……后乐体育馆门前有两块横放的粗砺而不规则的大石,在上面磨光了几个地方,刻上一些在战争中殉难的著名棒球运动员的名字,名为“安魂碑”——他们不能再参加比赛了,让他们喜欢运动的灵魂安息吧!当后人来看球赛的时候,自然会想到他们。遇有好的比赛,年轻的球迷们就带着背包、毯子或塑料布提前一天乃至几天在这“安魂碑”前安营扎寨,排队等待买票。这是很简单很容易建造又意味深远的纪念碑。

    严肃的注重感情的民族多立碑。

    注重历史注重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民族多立碑。

    发达的注重文化的民族多立碑。

    碑是民心,是历史之魂。

    我就是怀着这般深沉而复杂的感情去寻找周恩来总理的诗魂。他在一连串神秘的事件和氛围中迎接了我干燥的五月的一个黑色早晨。我向来一睁开眼便很清醒,决不迷糊。但神差鬼使般在刮胡子的时候不在意不觉疼地刮掉了七块皮,血从嘴的四周渗出来,很快弄红了半个脸和脖子。可谓大面积受伤,只差没有把嘴刮掉。

    我感到震惊。——不是因为疼痛和难堪。

    刮了几十年的脸从未有过这样的失误。何况这是在国外,一向还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不肯太马虎。

    不会是要出什么事情吧?

    我重看已经烂熟于心的日程安排,没错,全天的活动就是游览京都,拜谒周总理诗碑。

    哦!我心有所动。向窗外望去,京都陷在一片浓重的灰暗里,空气潮湿。自然界已经为大哭一场作好了充分的铺垫。我们吃完早饭出门的时候,雨果然泼洒下来了,不大不小,凑气氛是足够了。日本的司机无可挑剔,看我们一露面就把汽车开到眼前,非常麻利地跳下驾驶室,绕到另一侧打开车门,为我们撑着伞。从宾馆门到汽车门只三五步远,他也要弯腰施礼,毕恭毕敬地一个个护送,决不让雨滴落到你身上。汽车里收拾得像豪华客厅,使你不忍心把鞋子踏上去,再没有教养的人坐进这样的汽车也会检点自己的行为,注意卫生。

    岚山在京都郊外。我们到达时,雨恰恰停了。山川树木无比洁净,挂着青翠的水珠,像婴儿的眼泪晶莹透明。岚山莽莽苍苍,树木茂密,在一片碧绿中有星星点点娇嫩的淡红。顺山势奔跑着一条桂川,急水如云,其声潺潺。周总理的诗碑坐落在桂川岸边的山坡上,一丛绿树包围着一块浑圆的青色巨石,上面刻着廖承志书写的周恩来总理的诗-《雨中岚山》雨中二次游岚山,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濛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一九一九年四月五日我揣摸诗人当时的心境。距离“五四运动”还有一个月。

    “五四”、“四五”,是两个神奇的不论怎样组合都有伟大魅力的数字。

    周恩来首先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世界事务活动家,中国历史上一位功高盖世的国务院总理。没想到竖了一块他的诗碑。而且不是“真理愈求愈明白”,是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还偶然能见着“一点光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向有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参加的协约国集团投降。美、英、法、日等协约国成员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名日建立战后和平,实则重新瓜分世界。也算是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军阀政府向“和平会议”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收回日本在山东夺去的一切权利,却遭到人家的蛮横拒绝。贫弱和落后酿成了民族的奇耻大辱,六十多年后又恰恰是日本竖立了这块周恩来的诗碑。

    陈独秀发出呼喊:“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

    李大钊则号召:“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再造神州。”民族精英的呼号呐喊引发了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当时的军阀政府把这种公众的愤慨视作无政府状态。其实,公众的麻木、沉默才是更危险更隐蔽的无政府状态。

    周总理就是在这种情势下东渡扶桑,写下了《雨中岚山》。

    之后不久,李大钊、陈独秀就思考应该建立中国共产党。

    雨又下起来了,紧一阵缓一阵。雨滴时大时小,迟迟寂寂。

    诗碑前的花束被打散了,花瓣飘落。我的伞丢在汽车里,倘若手里有把伞一定支起来护住花束,护住周总理的诗魂。

    无边无际的雨丝散发出无边无际的包围感。默中藏雷,静得神往,让雨水洗刷这污染重重和忧患纵横的世界吧。有死亡和鲜血做伴才叫历史。

    伤痕累累的历史也须向巨人般的诗碑屈下一膝。天地同泣,悲叹一个伟大的英灵消失了!然而他那明智的力量,灵活的缜密,钢一样的弹性,行动的果敢,遏制不住的仁慈和纤细,大智大慧忍辱负重富于变化的气质,幻化成这座丰碑,“遗世独立,与天为徒”,托起人类精神的一块天空,像历史一样脉脉无言,又胜过千言万语。这硕大圆石的坚实和悠久像大地、天空、太阳、空气和雨水一样。

    雨水浇湿了我的头发,打湿了我的西装,仍不想离开,不忍离去。且管束不住自己那狂野的思想。在静默里看到一个深邃的世界,不再习惯生命的麻木和浮浅,想随心所欲地表达对生命深层自由的欲望和冲动。

    陪同我们的人说:“凡有重要人物来拜谒周总理诗碑,都要下雨。”我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但赤裸裸的真诚同样有感天动地之力,呼风唤雨之功。我的真诚太死,太沉,和着雨水在流,流不尽。山下的桂川,便是真诚的一道伤口。

    心里再次胀满无可名状的悲怆。对生活的信念忽然又增加了一种游移而模糊的意义。

    我将深味这悲凉和浓雾般的迷离。

    周总理的诗魂并不寂寞。他也没有沉默。倒是我的想象和思索成了自己的一种负担。仿佛能拉我坠入一种无法自拔的冷酷的深渊。

    愿我的这些想象和思索,再加上良知,编织成一个不凋谢的花环,常献于诗碑之前。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美国的“烧烤俱乐部”

    在西方,考核一个政客的第一道试题——忍耐。

    光是漫长而激烈的竞选过程就够难熬的,其间还会碰上无数意料不到的打击,没有足够的忍耐力是坚持不下来的。即便成功地爬到了国家政要的位置上又怎样呢?他们在国内接触选民或出国访问的时候,有谁没遭到过民众的围攻、谩骂,甚至还受到过石头子、臭鸡蛋和西红柿的袭击?

    远的不讲就说最近的。全世界都知道英、美关系最好,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布什第一次访问英国,毫无例外地受到了英国民众的抗议。群众聚集在他要经过的街头,举着旗子,喊着口号,指责他在美国部署和发展“反导弹系统”和拒不在维护世界环境的“京都议定书”上签字……抗议达到高潮时就有鸡蛋像绣球一样朝他抛去——是不是臭的,从电视画面上看不真切。没过几天,英国首相布莱尔出访另一个同盟国,也受到了跟布什大致差不多的“礼遇”。让我感到饶有兴味的是,当时他们的表情:你骂你的,你扔你的,我尴尬归尴尬,只要你没有一石头子把我的脑袋开了瓢,我就该笑还要笑,该说还要说,该干什么照干不误!这就是功夫!有时还不仅仅是政客,只要在西方做个名人或有钱有势的人,就很容易碰上类似的尴尬。2001年3月29日,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在芬兰举行记者招待会,突然遭到蛋糕袭击,满头满脸都是奶油,像烂葡萄一样滴流甩挂,他却仍不忘保持风度,并立即找到词儿为自己解嘲:“味道还不错,只是这东西破坏了我的节食计划!”没有这两下子,怎么当一个大名人或做一个现代政客?像2001年春天英国大选时的那个工党副首相,人家打了他一下,他马上回手一拳,愣把人家给打倒了!痛快倒是够痛快的,可自己的政治前程也叫这一拳给打飞了。“小不忍则乱大谋”,你心里既有“大谋”,在小处就要能忍。那么,西方政客的这种“忍功”又是怎么练出来的呢?

    这就不能不提到美国的第23任总统本杰明·哈里森所创立的“烧烤俱乐部”——他似乎是最早意识到一个自称是民主国家的政要,对民众该有怎样的忍耐力。于是便着手有计划地培训和锻炼政客们的“忍功”,定下规矩:每年的春天在白宫举行一次特别的记者招待宴会,用饭菜不是要堵住各种“老记们”的嘴,而是鼓励和吸引他们张开嘴——实际上那一天吃不吃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赴宴的人必须提前准备好一些幽默故事和歌曲,要集中讽刺一下总统和他的内阁成员,所以才叫“烧烤俱乐部”——要“烧一烧,烤一烤,但原则上不能烧焦,不可烤糊。”在2001年3月24日傍晚的“烧烤”中,“老记们”首先拿前任的总统夫妇开涮,这是一段录像节目——“克林顿”身穿囚服,单膝跪地,放声高歌:“即使你是在逃犯,我也会赦免你!”紧接着“希拉里”满脸无辜地唱道:“我们只拿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这只不过是沙发、桌子、椅子、古董和水晶石。”这显然是在讽刺“特赦门”事件和克林顿夫妇下台后带走了大量白宫里的东西。随后是前任副总统戈尔出场,同样也高歌怨曲:“我明明赢得了大选,明明赢得了更多的选票,那帮共和党的法官却让我离开了白宫!”厉害吧?这实际上已经烧到了布什。按“烧烤俱乐部”的惯例,录像节目中一般不出现现任总统的形象。但记者们还是以动画片的形式涮了一把布什,他们用德克萨斯州(布什就是这个州的人)特产的一种豆子代表布什全家,幕后配乐唱道:“他来自德克萨斯州,他拥有贵族血统,他没有获得足够多的选票,但是他却当选了总统,这是因为他有一个尊贵的姓氏。”布什说自己得了口蹄疫的那句著名的蠢话,也是在这次“烧烤”会上被烤出来的。正式的“烧烤”尚未开始,他先就有几分紧张,越想靠幽默给自己解围,就越是出自己的丑。他先说要克隆自己的副总统切尼,“我相信很多人还不真正了解我,我正在研究基因技术,我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克隆第二个切尼,这样我就可以在任期内度过四年的悠闲时光。”接着他又承认自己“近来有时发音不够清楚,原因是不幸感染了正在欧洲流行的口蹄疫”。还表白说正为自己的“拙语症”而苦恼不已.甚至极不合适地引用了加里森·基勒骂他的话:“布什一张嘴就要坏事!”对于政客来说,说蠢话比办蠢事更危险。因为干了蠢事不一定立刻就能让人知道。

    这样的美式“烧烤”一年一次,2001年已经是第116届了。每个总统在任几年,就要被“烧烤”几次,可想而知这对培养他们的忍耐力会有多大的好处。“烧烤”会增厚他们的脸皮,锻炼幽默感和嘴皮子。布什再笨,到明年“烧烤”的时候料想也不会再说这么多错话,或者再开这么不得体的玩笑了。

    美国人除去固定的“烧烤俱乐部”以外,还有其他许多对政客进行“烧烤”的办法,比如在每年4月1日的愚人节上要评选出全美第一愚人,今年克林顿第二次当选“美国愚人”。美国人说他愚,却并不一定就不喜欢他,在2001年初克林顿卸任总统时的支持率仍高达65%。现任总统布什,居今年的“愚人榜”第12位,获得的选票率为48%,反比去年高了6%。

    既然美国人对自己的政客们经常这样“烧烤”,其他西方的小兄弟国家自然就纷纷效仿,久而久之,发现获益匪浅——忍耐原来是应付危机和一切困难的最佳对策。忍耐往往比愤怒有效,并常常能打开所有的门……###现代“屁颂”

    去年,河南省作家协会的会员钱诗金,在北京的路边“卖话”曾轰动一时。一群大学生每人出10元听了他两句话:“数风流人物还看真招”、“把人当赢看”。“事业是天,把天做大”被20多家企业买走。如今企业难干,老板们“有病乱投医”,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智慧也是好的,好在花钱不多。再加上现在下岗的、离婚的、被骗的、心情压抑的倒霉蛋不少,一两句开心的话也有市场。一位会说汉语的外国人花8美元买走了他的:“活出好心情,快乐总是你。”有了这样的祝福那老外想必会快乐上一阵子了。

    钱诗金能卖出去的显然都是好话,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些“窍门话、抓心话、震撼话、刺激话、点子话、新潮话、乖乖话……”至少要让人听着舒服,甚或受到启发和激励。否则人家怎么会掏钱呢?愿意到大街上花钱买骂的人毕竟不多。无独有偶,日本新兴起一种职业,也是在大街上“卖话”。所不同的是专门向买主拍马屁——公开打出的旗号则叫“奉承服务”。

    他们身穿鲜红的汗衫,表明他们是“职业奉承者”,用中国话说就是“马屁精”。在东京繁华的街头一坐,旁边立一个大广告牌,上写:“奉承屋,每分钟100日元。”有人往他们眼前一凑合,他们便立即搭讪:“你最近被人奉承恭维过吗?感觉一下你潜藏的魅力吧,放纵一下自己……”如果买主是年轻女子,他们就会赞美她有非凡的时尚感,让人着迷,然后把她和某个著名的歌星或影星拉扯到一块大吹一通。如果客户是男的也会有另外一套词儿,反正是要把你吹得脸红心热、浑身无比舒坦了才算达到目的。据说所有接受过这项拍马服务的人,都被拍得心旷神怡,笑得合不拢嘴。一位曾被拍马过的人说:“感觉好极了,我一向不自信,在日本人们很少相互赞美,无论你有多么出色,也没有人夸你一下,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真是让人恐怖。”原来不光当官的喜欢马屁精,普通人也喜欢隔三差五地被人拍上那么两三下。所以从古到今,从东到西,拍马之风就从未断绝过。人人都是肉体凡胎,喜欢被拍可以理解,何以也有人愿意拍人呢?答案很简单:有所图。有的图钱,像日本的那些小马屁精们。有的图官,有的图色,有的图命——《赵南星小品》里讲过一个故事,一个秀才寿数尽,去见阎王,恰巧赶上阎王放屁,秀才即献《屁颂》-篇,日:“高竦金臀,弘宣宝气,依稀乎丝竹之音,仿佛乎麝兰之味,臣立下风,不胜馨香之至。”阎王闻之大喜,立即给那该死的秀才增寿十年。看看,连阴曹地府的阎王爷都喜欢被拍马屁,阳世间的活人还有救吗?那张口就能作出《屁颂》的秀才,可算是马屁精的祖师爷了。

    但是,也有因拍马而被杀头的。明初翰林学士解缙,19岁中进士,后来主持编纂《永乐大典》,不愧为一代雄才。同时也因会拍皇帝的马屁而闻名,民间流传着不少有关他拍马的故事。一次他和明太祖朱元璋一块钓鱼,他不断地上鱼,朱元璋却一条没钓着,皇帝自然满心不高兴,他即刻吟诗一首,哄得龙颜大悦:“数尺丝纶入水中,金钩一抛荡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有一回朱元璋故意难为他:“昨天宫里出了喜事,你吟首诗吧。”解缙一听是皇帝得了儿子,马屁顺嘴而出:“君王昨夜降金龙,”朱元璋一转口:“是个女孩儿,”解晋也立即改口:“化作嫦娥下九重。”朱元璋又说:“生下来就死了。”这真是难题,解缙却话锋一转:“料是世间留不住,”朱元璋再逼一步:“已经把她扔到水里去了!”解缙接着吟道:“翻身跳入水晶宫。”这马屁拍得多地道,既回避了“死”字,又把坏事说成了好事。这样一个大才子,在47岁的时候却被皇帝的锦衣卫用酒灌醉,埋在积雪中活活冻死了。

    因为他老拍皇帝的马屁拍烦了,拍完了老皇帝不想再拍小皇帝了,自己也功成名就,应该享受别人来拍自己了,于是开罪了皇帝的弟弟。凡拍马屁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你不可能见人就拍,那么多人累死你也拍不过来,拍了张三丢了李四,就会理下祸患。即使再高明的马屁精也有拍不上点子的时候,拍对了九次有一次拍错就前功尽弃。再加上拍马屁既是力气活还得动脑子,一年到头地老拍总会有烦的一天,而拍马屁有一条死规矩,被拍的可以烦,拍马的不能烦,马屁精一烦离着完蛋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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