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20多年里,在非洲的四次发现冲击波似地震动了人类学领域,因为它们向那些长期被认可的关于人类起源及进化历程的理论发起了挑战。
一次是在肯尼亚,发现了一个距今已有280多万年的人的头盖骨和骨骼;第二次是在南部非洲一个名叫边境洞穴的矿井中(位于斯威士兰和纳塔尔之间的边境上),发现了曾居住过的现代类型的人——大约生活于公元前10万年;第三次是在坦桑尼亚,发现了一些类似人的牙齿和颚骨,据称已有375万年的历史;第四次发现是在埃塞俄比亚,一具名为“露西”的骨骼己被确定有将近400万年的历史,它的发现补上了“进化史上断裂的链环”。这个人类和类人猿两者的共同祖先大约死于100万年之前。
根据以往的进化学说,第一个可称之为人的灵长动物,直到100万年前才进化成“直立的人”。然而从肯尼亚的东鲁道夫·贝辛地下发掘出的那些骨骼,不仅被判定为是近300万年之前的,而且其形状之接近现代人,大大超过了人们过去的推测。
在南部非洲边境洞穴的年代久远的骨骼旁还发现了一些人工制品。这表明当时的人类已具有发达的智力,早在很久以前便迈上了文明之路。这也超出了原先的估计。边境洞穴的居住者制造出了许多很精致的工具,其中包括一些加工得很漂亮的玛瑙刀子,其锐利的刀刃可以切开薄纸。
他们也具有宗教信仰,并相信来生。一位幼儿的身体还残留着葬礼的痕迹。他们肯定使用着相当发达的语言,因为如“不朽”这类十分抽象的概念显然是不可能以咕浓声和手势来表达的。
两位年轻的史前考古学家埃德里安·博希尔和彼得·博蒙特在探索热情的鼓舞下,领导了边境洞穴几次重要的发现。1970年12月,他们从地底下挖掘出30万件人工物品,同时还有一些碳化的兽骨,其中许多生物早已灭绝了。
在地面一堆灰烬覆盖中的木炭,它的年代比那块发现了一个儿童骨骼的地层的年代要短得多,经验明已超过5万年。石工具和赭石地面下的基岩表明,这座大洞口于10万年前可能就已被占用了。
这座洞穴的环境对于长期保存遗留物十分理想。甚至连那些作为床上用品的细树枝、树叶、青草以及羽毛都保存了下来。博希尔为此作了调查,并认为“实际上,我们发现的每样东西,都比书本上说的保存期限要长3倍”。石制箭头的发现表明,早在5万年前,就已发明了箭。而它在欧洲的出现,却仅仅是公元前15000年的事。
凭着在爪哇和北京附近发现的有50万年历史的头盖骨的证据,许多科学家确信人类的始祖在亚洲,而后向西迁徙。在进化的蓝图上,非洲并没有担任角色。
尽管雷蒙德·达特教授于1924年就在非洲发现了一个更古老的人,然而直到英国人类学家路易斯和玛丽·利基在坦桑尼亚奥杜瓦伊峡谷的一次丰富发现,以及美国人类学家唐纳德,约翰逊和蒂莫西·怀特在埃塞俄比亚阿法尔地区的发现之后,这一假设才得以确立。
1959年,利基等人发现了一个近200万年前的头盖骨,它与达特发现的人属于同族,从而震惊了世界。1960年,他们发现了另一个史前人的颅骨和下颚,同时还有一些显然是用来制作武器的凿过的石头工具。他们给这个人起名为“巴比利斯人”(意即具有灵巧双手的人)。
若干年后,他们发现了更为进化的“直立的人”的碎片,这是第一个被确认会使用火的人。后来发现他和爪哇人和北京人属于相同的种类,但比后者要早50万年。
1975年,玛丽·利基报道了有关坦桑尼亚史前人类的更进一步发现,即根据放射性探查,已确定他们有375万年的历史。
1979年,约翰逊博士和怀特发现了一些历史久远的人骨,他们的脑袋很小,与猿猴的脑袋相差无几。发现者称这种亚科为南方古猿属,距今已有360万或370万年的历史。
随后于1982年,杰·德斯蒙德,克拉克和蒂莫西·怀特公布了还是在埃塞俄比亚的发现——一块股骨和一块前额骨的残片,它们看上去属于同样的种类。
也许还需要若干年,人类学家才能对这些发现做出估计,但奇迹般的人类发展的源头,最有可能是在非洲,而不在亚洲。
撒哈拉沙漠的神秘画像
撒哈拉沙漠是世界上第一大沙漠,气候炎热干燥。然而,令现代人迷惑不解的是:在这极端干旱缺水、土地龟裂、植物稀少的旷地,竟然曾经有过高度繁荣昌盛的远古文明。沙漠上许多绚丽多姿的大型壁画,就是这远古文明的结晶。今天人们不仅对这些壁画的绘制年代难于稽考,而且对壁画中那些奇形怪状的形象也茫然无知,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谜。
1850年,德国探险家巴尔斯来到撒哈拉沙漠进行考察,无意中发现岩壁中刻有鸵鸟、水牛及各式各样的人物像。1933年,法国骑兵队来到撒哈拉沙漠,偶然在沙漠中部塔西利台、恩阿哲尔高原上发现了长达数公里的壁画群,全绘在受水侵蚀而形成的岩阴上,五颜六色,色彩雅致、调和,刻画出了远古人们生活的情景。此后,世人注意力转移到撒哈拉,欧美一些国家的考古学家纷至沓来,1956年,亨利·罗特率领法国探险队在撒哈拉沙漠发现了1万件壁画。翌年,将总面积约1160呼方英尺的壁画复制品及照片带回巴黎,一时成为轰动世界的奇闻。
从发掘出来的大量古文物看,距今约1万年至4000年前,撒哈拉不是沙漠,而是大草原,是草木茂盛的绿洲,当时有许多部落或民族生活在这块美丽的沃土上,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这种文化最主要的特征是磨光石器的广泛流行和陶器的制造,这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在壁画中还有撒哈拉文字和提裴那古文字,说明当时的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壁画的表现形式或手法相当复杂,内容丰富多彩。从笔画来看,较粗犷朴实,所用颜料是不同的岩石和泥土,如红色的氧化铁、白色的高岭土、赭色、绿色或蓝色的页岩等。是把台地上的红岩石磨成粉末,加水作颜料绘制而成的,由于颜料水分充分地渗入岩壁内,与岩壁的长久接触而引起了化学性变化,溶为一体,因而画面的鲜明度能保持很长时间,几千年来,经过风吹日晒而颜色至今仍鲜艳夺目。这是一种颇为奇特的现象。
在壁画中有很多人是雄壮的武士,表现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威武神态。他们有的手持长矛、圆盾,乘坐在战车上迅猛飞驰,表现出征场面;有的手持弓箭,表现狩猎场面。还有重叠的女像,嘻笑欢闹的场面。在壁画人像中,有些身缠腰布,头戴小帽;有些人不带武器,像是敲击乐器的样子;有些似作献物状,像是欢迎“天神”降临的样子,是祭神的象征性写照;有些人像均作翩翩起舞的姿势。从画面上看;舞蹈、狩猎、祭祀和宗教信仰是当时人们生活和风俗习惯的重要内容。很可能当时人们喜欢在战斗、狩猎、舞蹈和祭礼前后作画于岩壁上,借以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或鼓舞情绪。
壁画群中动物形象颇多,千姿百态,各具特色。动物受惊后四蹄腾空、势若飞行、到处狂奔的紧张场面,形象栩栩如生,创作技艺非常卓越,可以与同时代的任何国家杰出的壁画艺术作品相媲美。从这些动物图像可以相当可靠地推想出古代撒哈拉地区的自然面貌。如一些壁画上有人划着独木舟捕猎河马,这说明撒哈拉曾有过水流不绝的江河。值得注意的是,壁画上的动物在出现时间上有先有后,从最古老的水牛到鸵鸟、大象、羚羊、长颈鹿等草原动物,说明撒哈拉地区气候越来越干旱。
那么,在今天极端干燥的撒哈拉沙漠中,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丰富多彩的古代艺术品呢?有些学者认为,要解开这个谜,就必须立足于考察非洲远古气候的变化。据考证,距今约3000—4000年前,撒哈拉不是沙漠而是湖泊和草原。约6000多年前,曾是高温和多雨期,各种动植物在这里繁殖起来。只是到公元前200至公元300年左右,气候变异,昔日的大草原才慢慢变成沙漠。是谁在什么年代创造出这些硕大无比、气势磅礴的壁画群?刻制巨画又为了什么?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在恩阿哲尔高原丁塔塞里夫特曾发现一幅壁画,画中人都戴着奇特的头盔,其外形很像现代宇航员的头盔。为什么头上要罩个圆圆的头盔,这些画中人为什么穿着那么厚重笨拙的服饰?说来也巧,美国宇航局对日本陶古的研究结果,竟然意外地披露了一点撒哈拉壁画的天机。
日本陶古,是在日本发现的一种陶制小人雕像。陶古是蒙古服的意思。这些陶古曾被许多历史学家认定为古代日本妇女的雕像。可是经过美国宇航局科研人员鉴定,认为这些陶古是一些穿着宇航服的宇航员。这些宇航服不但有呼吸过滤器,而且有由于充气而膨胀起来的裤子。科学工作者的这个鉴定结果,除来自对陶古的认真研究外,还把一段神话传说作为参佐的依据。日本古代有个奇妙的关于“天子降临”的传说,有趣的是,恰恰在这个传说出现100年后,日本有了陶古。人们有理由认为,传说中的天子”,也许正是外太空来的客人,而陶古恰恰是古代日本人民对这些从天而降的“天子”——字航员的肖像雕塑。假若日本陶古真的是宇航员,那么,撤哈拉壁画中那些十分相似的服饰,为什么不可能是天外来客的另一遗迹呢!
我们是无神论者,然而,上述垂手可及的种种证据,又确乎是我们地球人目前难于测知的实体。我们把超于人力的一切称之为神,那是因为我们认为外太空的生命有可能曾经在我们地球上留驻过,正像我们在月亮和火星上曾留下地球人的标志一样。这两者的区别,仅在于月球和火星上没有能够识别地球标志的生命而已。如果真有太空人的话,我们愿意把外太空生命留下的痕迹称之为神迹,男堤因为这些痕迹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探究的课题,给人类留下难解之谜。
云层里的城市:蒂亚瓦纳科
在西班牙征服者蹂躏南美洲西部之前的很久——事实上,甚至在印加帝国崛起之前——蒂亚瓦纳科(玻利维亚)这座神秘的城市就已成为废墟了。它的居民早已销声匿迹,惟有那些坍塌的遗址表明那些建筑者的技艺。他们修建的石头城高耸云层。
蒂亚瓦纳科在的的喀喀湖南面,此湖高出海平面大约400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泊之一。它位于玻利维亚到秘鲁的边界之间。这个湖泊的繁盛期大约是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1世纪,居住者没有留下文字纪录。对于他们,我们所知的几乎全是400年前由西班牙人记录下来的印第安传说。
蒂亚瓦纳科人不曾有过驮兽,没有车子,甚至没有任何滚动的东西,他们仅有一些石制的工具。然而,他们却从一座相距最近的采石场——位于湖对面40千米开外,经崎岖不平的道路将一些巨大的圆石运到城里。这些石块被精确地磨成0.05厘米大小,并建成了一些巨大的、令人难以思议的建筑物。
有许多巨大建筑物的废墟仍兀立在那里。最大的是在阿卡伯纳,这是一座天然的土岗,其证面修建起了砖石建筑,面积有65平方米,高达15米。邻近的卡拉萨沙耶面积为40平方米,其中有堵墙是一块重150吨的石块。其余的建筑面积都比较小。
卡拉萨沙耶人口处的上方有一块雕刻,它提供了原始的蒂亚瓦纳科文明的一条线索。上面刻着一位面颊上挂着泪的创造神。根据印第安人的传说,这位创造神是位男性。他和追随者们都是白皮肤、蓝眼晴的人,他们大约是于公元500年到达蒂亚瓦纳科的。他们向印第安人传授建筑业、农业以及建造石像等技艺。
传说大约在500年后,从海岸上来的印第安人侵入了蒂亚瓦纳科。大多数白人都遭到了屠杀,但他们的领袖和另一些人选到了海边,并驾船穿过了太平洋。
另一条线索是卡拉萨沙耶附近的一尊男性雕像,有常人的两倍大。在这位当今应被称为主教的人的手中,握着一件看上去像是书的东西,而在西班牙征服者们于16世纪初到达南美洲时,那里尚不知书籍为何物。
根据这些线索和传说以及考古学方面的证据,科学家们描绘出了蒂亚瓦纳科历史的大致轮廓。这是由两部分外来者构成的。当第一批人大约于公元500年到达时,这里已存在着一种原始文化。这些新来的人大概是一种先进文明的和平使者,他们教授当地人一些新的技艺。在200年中,蒂亚瓦纳科的影响扩展到了广大的区域,从厄瓜多尔到阿根廷西部,也影响了秘鲁的海滨地区。
大约在公元1000年,第二次入侵的波浪则毁灭了这座城市,这个帝国在废墟中湮没了200年,直到印加人在横跨大陆的征服行动中才重新修建了它。
元人知晓那些使蒂亚瓦纳科跃进到文明高度的白皮肤朴夹者的身份,或者他们旱干何时消失的-对此,有许多种看法。
在公元前很久,腓尼基人便驾船驶向了大西洋,于公元前500年移居到了加那利群岛。他们可能到达过巴西,而其后裔穿越了大陆前往安第斯山脉。公元前380年,古希腊的历史学家西奥庞普斯描述了在直布罗陀以西的一个巨大的岛屿,可能是一位腓尼基船长告诉他南美洲的。
根据爱尔兰民间传说,圣布伦丹于公元6世纪穿越了大西洋。没人能确定这位圣徒是否访问过南美,然而爱尔兰的修道士们都是些勇敢的航海者。他们乘着用兽皮和柳条制成的小船,至少航行到了冰岛和格陵兰。那位手里拿着本《每日祈祷书》的虔诚的主教,以及那位悲伤的创造神,难道只是印第安人想象出来的吗?
不过,从亚洲登上南美的西海岸要比从欧洲便利得多。中国的编年史上记载着公元500年由一些佛教徒进行的一次航海。他们穿过太平洋到达了遥远的另一片陆地。有些迹象表明,大约在1100年,有艘日本渔船登上了厄瓜多尔的海岸,可能是风暴将它吹离了航线。中国人比那些日本人领先了600年,并且是有意识地计划好了这次航行。那位主教也许曾经是一位佛教徒。
有一种颇吸引人的理论,是由挪威的索尔·海尔达尔提出的。它不仅说明了那些白人何时来到和离开蒂亚瓦纳科,而且也说明了他们可能的来源。他的这一设想是有历史根据的。
据说大约在1480年,一位印加国王和他的军队曾作过一次远洋航行。他们乘着用美洲轻木(一种生长在安第斯山脉的轻木)制成的木筏通过了太平洋。在远古时代,沿海的印第安人就使用过这种木筏。海尔达尔建造了一只美洲轻木筏子,驾着它从秘鲁的卡亚俄向西驶到了大洋洲塔希提岛附近的卡罗依尔岛。他以此来证明蒂亚瓦纳科人是如何逃到波利尼西亚群岛的。为了说明他的确是这样做的,他指出,在那些石像和太平洋上许多岛屿的建筑物及蒂亚瓦钠科的建筑物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970年,海尔达尔建造了一只月纸莎草芦苇扎制的船,类似于古埃及人使用过的那种。他乘着这只小船从北非航行到西印度群岛的巴巴多斯,穿过了太平洋。他以这次大胆的航行说明那些人在古时候就已到达过美洲。他们先是居住在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尔后迁移至南美洲。目前一般认为,文明是从中美洲带到南美洲的。
倘若海尔达尔是正确的,那么,是这些外来的白人建造了那座云层里的城市——这些东半球的人有足够的勇气乘着芦苇扎成的船和木筏漂洋过海。
遥远的骨骼
在19世纪欧洲的许多地方,都曾发现过一种生活于史前的禽龙(一种古代大蜥蜴)骨骼残片,然而始终没有发现一具完整的骨骼。随后,令人震惊的是,从1877—1880年之间,从比利时一座煤矿下面,发现了多具这种巨大的两栖动物的骨骼。
在靠近法国边境地区的这次发现,是关于这种1.2亿年前在乡间漫游的、高4.8米的巨兽的一次最重大的发现。而且对它们的最后复原,表明科学家们原先有关禽龙的概念是错误的。
这批遗留下来的20多具骨骼(有许多具是完整的),大概是在当时一次洪水中被冲进深深的沟壑中的,由于泥浆随之灌进而将其埋住。这样,它们便在很好的条件下得以保存,直至后来被发现。
1822年,被认作禽龙的最初证据的是一些超过6米长的两栖动物的骨骼。它们是英格兰索塞克斯郡的玛丽·安·曼特尔发现的。
禽龙的名称是由曼特尔太太的丈夫,一位地质学家和医生杜撰的,他发现它的牙齿很像那些大蜥蜴。自此之后,更多的残骸被发现,尤其是在英格兰南部和怀特岛。这两处从前是肥沃的三角洲地带,据说曾有一些高大笨重的动物因困于泥淖而死在那里。
随后的若干世纪,这些地区的潮汐活动破坏了这些骨骼,并将其中一些残片冲到很远的地方。这大约便是在英国没有发现一具完整的骨骼的原因。
1854—1855年,根据曼特尔太太研发现的那些残骸,伦敦南部的水晶宫里建造了一个禽龙大模型。它迄今仍保存着。当时它被想象成是一种以四足爬行、鼻子的顶部长着一个尖角的动物。然而在比利时的发现则证明这种猜测是错误的。
今天,在布鲁塞尔的皇家自然史博物馆内,陈列着20多具禽龙的骨骼。这些没有生命的骨骼有的站立着,有的卧伏着。它们被复原成了两足动物。那尖尖的骨头不是鼻子上的角,而是两只分离开的尖利的“拇指”关节,它们是用来自卫和撕扯食用植物的。
完好保存在化石中的动物,其历史可推至8000万或9000万年前。然而,透过远古的迷雾,人们发现哺乳动物的起源要早得多。巨大的恐龙的第一次出现,大约是在2亿年前。可直到不久前,关于哺乳动物年代久远的证据只是一些牙齿、颚骨和颅骨的残片,而没有一具完整的骨骼。
就在1966年,一位来自开普敦南非在博物馆的探险家伊昂妮·鲁德娜有了重大发现。当时,她正在莱索托的奥兰治河谷的一座山坡上帮一队古生物学家发掘恐龙遗骸,突然注意到一座峭壁的正面有一小团白色的“粘乎乎的东西”。队里的一个人漫不经心地将它拂到地上,可鲁德娜夫人产生了好奇心。她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了碎片,发现它们是些牙齿。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一具完整的驸睛动物骨骼被小心翼翼地从岩石中移了出来。于是,2亿年前的哺乳动物的骨骆首次得以供科学研究之用。
1936年,一匹拖着满载木料的老式双轮车的马突然倒毙后,却出人意料地引出了世界古生物学上的一次最伟大发现。
当新西兰农民约瑟夫·霍格登和儿子罗布动手掘一个掩埋马的坑时,他们发现了一些形状奇异的骨头。在北坎特布里的庇内米德山谷的这一发现,经证明是一些已绝种的无翼鸟——新西兰独有的恐鸟的骨骸。
当古生物学家在那片地里发掘时,他们发现在12000多平方米的沼泽地中大约有800多只恐鸟的骨骼。以前从未发现过如此众多而几乎是完整的鸟骨。
人们长久困惑于为何恐鸟骨骸集中在新西兰的灰岩坑内。最后,自然博物学家们这样推断:这些大意的鸟在走过这片松软危险的泥炭沼的表层时陷入淤泥之中,并在这条路上埋了几千年。
目前已辨明的25个种类,包括从吐绶鸡大小的灌木鸟到最大的恐鸟。其中的“恐鸟之王”高达4米,除了长颈鹿外,它的高度超过了其他任何陆地动物。
在进化的十字路口上,恐鸟的祖先开始是凭着健壮和奔跑速度而幸存下来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在一次“进化的突变”中,它们失去了飞翔的力量。
在庇内米德山谷第一年的发掘中,云集在那里的古生物学家们搜集到了50具骨骼,其中包括17种恐鸟品种。除了许多较小的恐鸟外,还有一些巨鹰。
此外,还发现了一枚碎蛋的残片。它是从一只已腐烂的恐鸟残骸中找到的,已经破碎为200片了。在经过几个月的复原后,显示出这枚蛋长2.11米,直径为1.5米。
发现恐鸟骨骼的一些熔岩地带,估计已有200万~800万年的历史。但是,在波利尼西亚人于公元1000年左右到达新西兰时,已知仍有两种恐鸟生存着,因为它们的骨骼被从毛利人祖先的营地里发掘出来了。
美索不达米亚的遥远文明
约公元前4000年在希腊语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者,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已经产生了文明。大约公元前3000年,两河之南的苏美尔人已经建立了数以十计的城邦,这是迄今知道的人类最早的文明。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曾被人遗忘,直至19世纪的考古发掘才为世人所重知。19世纪德国哥丁根大学希腊文教授格劳特芬德,花费许多年读懂了波斯石刻上的40个楔形文字中的8个字,并运用这8个字读出了石刻上3个国王的姓名。1835年英国人亨利·罗林生以同样的方法,释读了那8个字,此后,又释读了贝希斯敦石崖上的碑文。1848年至1879年,欧洲人在原亚述首都尼尼微进行了一次重大的发掘,挖掘出了2万多片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版和各种文物5万多件。这些重大发现为进一步了解古代两河流域的文明奠定了基础。
根据考古资料推断,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字体系源于苏美尔。约公元前4000年代后期,苏美尔人创造了图画式文字。但是,这种文字有它的局限性,只能表达某种具体事物,无法表示抽象的概念。公元前3000年代,这种文字发展成为楔形文字。因为苏美尔人通常用平头的芦竿在未干的软泥版上印刻出字迹,所以它的笔道非常自然地都呈楔形。最初,苏美尔人把楔形文字刻成直行,自左上方下行。后来为书写得更清晰和避免已写出的文字受损,书写的方式改为每行由左至右,各行自上而下。
楔形文字是由一个音节符号和音素符号组成的集合体,总计约350个。它的结构相当复杂,在阿卡德时代应用的领域日渐拓宽。巴比伦和亚述帝国兴起后,楔形文字不仅是实体事物的记录,也发展成为供宗教、历史、文学、法律等方面使用的文字。它对周围地区的影响很大,埃兰人、赫梯人、胡里特人、米坦尼人先后采用楔形文字表达自己的语言。
两河流域很早就有了文学作品,在苏美尔时期,文学作品以诗作为多。作品的主题大多是礼赞神祗、英雄和君王,具有宗教和神话的性质。例如,苏美尔人有一则关于洪水的神话传说,后来被犹太人吸收编造了洪水和诺亚方舟的故事,再现在《圣经·旧约全书》的《创世纪》中,后经基督教的宣传,诺亚方舟的故事广为流传。
在巴比伦时代,大部分文学作品采用阿卡德语,但作品的形式与内容、主题与情节和风格仍是苏美尔时代的,无非已经过力口工雕琢,增加了新的风采。
在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反映阶级矛盾、寓意深刻的佳作,如《主人与奴隶的对话》描写了主人和奴隶就12个问题进行的简短对话,揭示了在奴隶制度下奴隶无法生存的哲理。
自然科学在古代两河流域已有发展,早在苏美尔·阿卡德时代,天文学就已产生了。苏美尔人在观察月亮运行规律的基础上编制了太阴历。他们把两次新月出现的期间作为一个月,每月包括29天或30天。又根据月的圆缺和季节变化,分一年为12个月,6个月为29天,6个月为30天,每年354天。它比太阳年(365日5时48分46秒)短11天多的时间,为此设置闰月加以调整。古巴比伦时期,人们已能将肉眼看到的星体绘成星图,能够把恒星和五大行星区别开来,还观测出太阳在恒星背景上的视运动轨道——黄道。以后,巴比伦人又区分出黄道上的12个星座,给出黄道12宫的图形。新巴比伦时代,人们能够预测日蚀、月蚀和行星的会冲现象。同时,人们又以7天为一周,分别以日、月、火、水、木、金、土七个星的名字作为星期日至星期六的名称。置闰的方法也在进步,至公元前6世纪后期,巴比伦人已先后有了8年3闰和27年10闰的规定。然而,两河流域的天文知识是与占星术紧密相连的,带有许多迷信的成分。
在苏美尔时代,人们对1至5的数字已有了专门的名称,对“10”这个数也有了特别的符号。在巴比伦时代已兼用10进位和60进位,并把60进位法用于计算周天的度数和计时,如周天的度数为360,1小时为60分,1分为60秒等。古巴比伦人已经掌握四则运算、平方、立方和求平方根、立方根的法则,还会解三个未知数的方程式。他们得出的圆周率常数为3与今天使用的圆周率非常接近。总之,两河流域在天文、历法和数学方面的成就不仅对当时各国产生了影响,而且也对希腊、罗马发生了影响。以7天为一周,分圆周为360度等,直到现在仍在沿用。
在建筑艺术方面,约公元前4000年代中期,苏美尔地区就存在多级寺塔的建筑。由于两河流域石材匮乏,这种寺塔都用生砖(土坯)筑成,下面的几级都没有内室,实际上是一层层台基,只有最上一层才有一个小神庙。这时已经存在砖砌的拱门和圆柱。苏美尔·阿卡德国家形成以后,又有了王宫建筑。苏美尔人发明的拱门、拱顶和弯窿结构经常用于陵墓和房舍建筑,这极大地影响了两河流域地区的建筑。
亚述帝国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王宫建筑,王宫建筑在高大的台基上,有许多宫室和附属建筑。王宫大门两边墙上有一些人面兽身的浮雕,门口还有一对3米或4米高的人头、狮身、鹫翼、牛脚的雕像。王宫墙壁上装饰着许多浮雕,二般都表现国王出征、狩猎和宫廷生活的题材。亚述人喜欢塑造临危不惧、冷静果敢的猎手、陷入绝境而凶相毕露的狮子、身受重伤犹垂死挣扎的野兽。这些浮雕中的人物一般表现得比较呆板,而动物则刻画得生动逼真。新巴比伦时期,城廓和王宫修筑得更加壮丽。主要城门两边和王宫墙壁上都用彩色琉璃砖镶出种种动物的图案。这一时期最有名的建筑是王宫里的“空中花园”,它实际上是一座土台,最高处达25米。由于两河流域的建筑系用砖、土为材料,所以不能像埃及的金字塔和神庙那样坚固耐久,长久遗存。
乱石穿空的复活节岛石像
智利的复活节岛,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地方之一,它坐落在茫茫无际的南太平洋水域,离南美海岸大约有3,700千米,离最近的有人居住的岛屿也有1,000千米之遥。当人们发现这个海岛时,在它上面已经存在着两种居民,一种是显然处于原始状态的具有血肉之躯的波利尼西亚人;另一种却是代表着高度文明的巨石雕像。现在岛上的居民既没有雕刻这些巨大石像的艺术造诣,又没有海上航行数千公里的航海知识,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人雕刻了这些石像,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目的何在?这一切使这个海岛笼罩上了神秘的色彩,如果没有这些石像,复活节岛就如同太平洋上的许多岛屿一样平淡无奇了。
复活节岛被发现的历史并不长。追溯到1722年,是荷兰人首先登上此岛并为此岛命名的,恰逢那天是4月5日复活节,于是这座远离世界文明的孤岛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复活节岛。
此后,西班牙人等欧洲探险家们在几十年内先后多次登上此岛,引起人们极大探险兴趣的不仅是这个荒岛上有土人居住,更重要的是岛上的上百尊巨石像。复活节岛虽然孤处一方,但世界上很多人都听说过那些遍布全岛的石像。这些被当地居民称为“莫阿伊”的石像,有着非常明显的特征:形态各异的长脸,略微向上翘起的鼻子,向前突出的薄嘴唇,略向后倾的宽额,垂落腮部的大耳朵,刻有飞鸟鸣禽的躯干以及垂立在两边的手,这些奇特的造型赋予了石雕以独特的风采,使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另外,有些石像头上还戴有圆柱形的红帽子,当地人称为“普卡奥”,远远看去,红帽子颇似一顶红色的王冠,更给石像增添了尊贵、高傲的色彩。
至于石像头上的红帽子,并非所有的雕像都有,享有这种特权的石像仅30多尊而已,只分配给岛东南岸15顶,北岸10顶,西岸6顶,这些佩戴红色石帽的石像宛如众多石像中的贵族。
使世人赞叹不已的石像已经成为这个天涯孤岛的象征。但在惊叹之余,人们不禁要问,石像代表什么呢?
两百年来,上述问题深深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民族志学家、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他们纷纷踏上这个小岛,试图去揭开这神秘的面纱。
当专家们向复活节岛上的居民请教后,得出令人奇怪的结论,即复活节岛上的居民并不知道这些石像的来历,他们之中并没有人亲身参加过石像的雕凿。就是说,他们对这些石像的概念就像我们一样一无所知。
这些石雕人像一个个脸形窄长、神容呆滞,造型的一致,表明它的制作者是依照统一的蓝本加工的。而石像造型所表现出来的奇特风格,为别处所未见,从而说明它是未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本岛作品。可是,有些学者指出它们的造型与远在墨西哥蒂纳科瓦的玛雅——印第安文化遗址上的石雕人像,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莫非是古代墨西哥文化影响过它,墨西哥远离复活节岛数千公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奇迹还表现在其他方面:这批石雕人像小的重约2.5吨,重的超过50吨,有的石像上还戴着石帽,石帽动辄也是件吨位沉重的大家伙。它们究竟是如何被制作者从采石场上凿取出来,如何加工制作,又采用什么办法,将它们运往远处安放的地方,便之牢牢地耸立起来。前几个世纪岛上居民还未掌握铁器。这一切多么令人不可思议。
于是,这里又出现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谁是岛上巨石人像的制作者?土人吗?显然这不太可能。
人们逐一统计了岛上的巨石人像,共有600多尊。他们还调查了这些巨石人像的分布,他们还在拉诺拉库山脉,发现几处采石场。采石场上坚硬的岩石,像切蛋糕似地被人随意切割,几十万立方米的岩石被采凿出来。到处是乱石碎砾。加工好的巨石人像被运往远方安放,采石场上仍躺着数以百计未被加工的石料,以及加工了一半的石像。有一尊石像最奇妙,它的脸部已雕凿完成,后脑部还和山体相联。其实再需几刀,这件成品就可与山体分离,然而,它的制作者却不这样做,好像他忽然发现了什么,匆匆离去。
放眼望去,整个气势磅礴的采石场,的确让人感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大批石匠不约而同地纷纷离去。采石场上零乱的碎石,好像是逃离时混乱的脚印。那些碎弃的石料上深深的凿痕,以及纷飞四布的石屑,又在向人述说当时充满热情与欢乐的劳动氛围。
工地上进度不一的件件作品,像凝固了的时针,指在突然同时停工的时间上,小岛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雕刻这些巨石人像,已经是个谜了。而采石场为什么突然停工,又是谜中之谜。
许多学者研究了分布于小岛各处那600多尊石像,以及几处采石场的规模等情况后,认为这些工作量需要5000个身强力壮的劳动力才能完成。他们做过一项试验,雕刻一尊不大不小的石人像,需要十几个工人忙一年。利用滚木滑动装置似乎是岛民解决运输问题的惟一途径,同时,这种原始的搬运办法,的确可以将这些庞然大物搬运到小岛任何角落。但是,这无疑又要占用很多的劳力。这暂且不说,令人困惑之处还在于,在雅各布·罗格文初到复活节岛时,他说岛上几乎没有树木。这就不存在利用滚木装置运送巨石人像的问题了。
那么,这些石像是怎么被搬运的呢?
还有,岛上这些石人像还有不少头戴石帽的。一顶石帽,小的也有2吨,大的重约十几吨。这又给我们带来一个问题,要把这些石帽戴到巨石人家的头上,又需要有最起码的起重设备。岛上树木不生,连滚木滑动这种最原始的搬运设备都不可能存在,吊装装置就更成了虚有之物了。
再说那5000个强壮的劳动力吃什么?靠什么生活?在那个遥远的时代,小岛上仅生活着几百名土著人,他们过着风餐露宿、近乎原始的生活,根本没有能力提供养活5000个强劳力的粮食。小岛上的植被、耕地提供的食物,以及沙滩上偶尔漂浮而来的鱼虾,更难以满足如此众多人口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小岛现在也仅拥有1800人,许多生活用品还要靠外来补给。
也许是宗教的力量,促使岛上的土著居民创造出这种人间奇迹。但岛上的原始居民并未信仰任何宗教,他们直至19世纪后期法国传教士到来之后,才渐渐接受并信仰罗马天主教。这些面对大海的雕像,又究竟代表着什么宗教,连世居小岛的居民都说不清楚。
从宗教比较方面人手的学者们发现,复活节岛上的鸟人崇拜,颇似所罗门群岛上的绘画和木雕。所罗门群岛上的绘画和木雕所表现的鸟“人”,也是鸟首人身,大而圆的眼睛、长且弯的嘴喙,同时,从生活习俗方面加以比较,又能发现复活节岛与所罗门群岛的相似之处。复活节岛举行庆典时、主持人必须把头发剃光,把头染红。所罗门群岛也有染发习俗,而且由来已久、并且相当普遍。而复活节岛只有在举行庆典时这样做,这部分学者因此指出,复活节岛的鸟人崇拜和染发习俗,是受所罗门群岛的影响。
此外,复活节岛居民和所罗门群岛上的美拉尼西亚人,都有把耳朵拉长的习俗。罗格文就曾看见复活节岛某些居民的耳朵一直垂到肩膀上。这种习俗也表现在雕刻艺术上,譬如复活节岛上的巨石人像有不少都刻有长长的耳朵、而长耳朵的石人像在所罗门群岛就更常见了。
然而,这些零星的材料并不能使人信服。因为有的学者认为复活节岛上的鸟人崇拜应起源于南美大陆,拉长耳朵的习俗,在南美印加人祖先中也曾流传。
而像托尔·海雅尔达因成功地利用原始孤舟漂流远洋,他则坚持认为复活节岛的先民应来自秘鲁。
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耸立在复活节岛四处的巨石像,很容易使人想到位于安第斯山脉的蒂亚瓦纳科。因为那儿发现的巨石人像,其孤傲不逊的造型,面目清苦的面容,与复活节岛上的雕像如出一辙。但两地隔着高山和海洋,有近400公里的路程,这种空间的阻碍如何进行文化交流呢?
公元1531年,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弗朗西斯科·皮扎罗,率兵进犯印加帝国(今秘鲁境内),当他向当地印第安人询问蒂亚瓦纳科的情况时,他们告诉他谁也没有见过这座灿烂的文明古城——蒂亚瓦纳科毁灭之前的情形,因为它建设时,整个人类尚处在漫漫长夜的洪荒时代。
从这个残存的线索中,不禁让人想到一个问题,倘若复活节岛的巨石人像是受蒂亚瓦纳科的影响,那么,是谁把设计蓝图,加工办法和吊装设备带往遥远的太平洋中部,一个小小的荒岛?
很显然的是,原始的土著民族是不可能完成的。那么,传播这种文化的又是谁呢?
复活节岛留给世界的是一连串的哑谜。
印加神奇的巨石建筑
印加要塞萨克塞胡阿曼位于秘鲁城市库斯科3500米的高山上?设计建造者无疑是印加入,因为使用磨去棱角的巨型方石的建筑方式久为人知,这是整个印加帝国的风格。要塞上方的巨石石圈像是日历,也可能是一座巨塔的塔基。
说它是遗址,多少有些名不副实。那里散落着大大小小叫不出名字的石块,不知是哪座建筑物的遗址,早已面目全非。本来人们认为这是一座印加采石场,然而却不是。同以前的一些印加采石场,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
平台上是切割工艺一流的巨石,这些岩石像是一种拼图游戏中的方块板,每一块都加工过了。没有一位考古传教士能让我们相信,是敬仰的大自然施了魔法,磨圆石头的棱角,把表面仔细抛光,又任性地将巨石置于大自然的风景之中。
在印加要塞正后方,人们又发现了足以证明其神秘性的、经过加工的整块巨石。没有一处使用过灰浆或是水泥这样的粘合剂,石块之间的拼接可谓天衣无缝。难道印加人凭着简陋的石镐就能完成这一杰作吗?可是石块之间的空间如此狭小,根本容不下他们挥动石头工具呀!
有一块高8米的碎块,像是混凝土浇铸而成。但又不是混凝土,和其他石块一样,是天然的花岗岩石。细如发丝的抛光层穿过岩壁,自上而下——这就证明,这块大石头是一座更大建筑的组成部分。
它是什么建筑?不知道。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这上面,曾有人像做奶酪一样对付过那些大石头。还有,西班牙征服者来到秘鲁高原的时候,这些奇怪的大石头就已经在那里了。
确实让人费解。普玛·普库所应用的技术给人的印象更加深刻。此地海拔4000多米,距今天玻利维亚的的的喀喀湖不远。能登上这个高度的游客本来就少之又少,加之向导通常会领游客去看相邻的蒂亚瓦纳科,所以很少有人去看看普玛·普库。蒂亚瓦纳科著名的太阳门高3米、宽4米,由一整块石料制成,48座奇特的雕像站立于主神两侧。
已故的中德勒一贝拉米教授曾经长年工作在这里,他从一块石头雕像中辨认出一副日历,其周期为2.1万年。不管你信与否。
在蒂亚瓦纳科城的西南端却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那就是普玛·普库城!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确有一些无法解释的谜。通往普玛·普库的路上就有一块闪长岩石,上面有不同的壁洞和横线脚。不知留出的地方要做什么用。
上面右宏伟的走廊和平台。最大的平台长40米,宽7米,高2米,估计巨石重达1000吨!边墙和地板东倒西歪,杂乱无章,由花岗石、安山岩和闪长岩构成。最后是一块坚硬无比的灰绿色深层岩。建造平台的整块巨石加工得非常精细,经打磨和抛光,如同以最先进的机器、硬钢铣刀和钻机制作出来的一样。一望无际的石料,拼合成一个整体。我们无法想象,几千年前完整的普玛·普库城是什么样子。请看几个应用技术的例子:
一块10米高的闪长岩自上而下有一道头发粗细的凹槽,上面每隔几厘米冲一个洞。对付异常坚硬的闪长岩,骨头、木头、绳子、沙子、火石、铜或是铁制工具都是没有用的。那么用的是什么铣刀和钻机?
另一块建筑石料长2.78米,宽1.75米,高度适中,为88厘米。6个面大小不等,每个独立的面都在不同的平面上。形状不同,是大大小小的矩形和正方形。
今天,制作这样的精密产品,必须动用钢铣刀和钻机。将备好的模子放在石面上,任何细微的误差都会废掉这件产品。那个设计者是谁,绘图员又是谁呢?
还有那个预制建筑构件!大石块正面钻出两个壁洞,后面是小矩形。它使人联想到加勒比海人的啮合锁。
加工这些石头绝非用作消遣,而是服务于一个整体,一个更大的工程。两块配套的石头需要严丝合缝。还有啮合楔子的设备,否则关上以后,铁框和铁锁就会劈开了。
人们做了这样一个试验:将其中3块预制构件的准确数据输人电脑,算一下哪块和哪块相配。接着,一眨眼的工夫,就全部组装好了。凹槽和轨道咬合得天衣无缝,预制构件形成一道围墙。没有灰浆,没有缝隙,抗震性能极佳。
还有更神奇的事呢!人们原本以为巨型平台是用木夹或钢夹堆到一块的。可是这两种材料都承受不了这个重量的压力和拉力。别忘了我们是站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夜里气温多在0℃以下,到了白天才会缓慢回升。
秘鲁城市库斯科和玻利维亚普玛·普库证实了一种无法归类的技术。考古学者确信,普玛,普库为聚居住的的喀喀湖周围的印加部落阿玛拉于公元600年所建。但是各位!阿玛拉人尚不能识别任何金属,包括铜铁,更不用说写字了。
毋庸置疑,这里的一切建筑工程都是按计划进行的,预制部件便是证明,每一处细节都显示出其技术的先进。制定这样的规划是要有一定文字知识的,因为要考虑到各种情况,还要不断地计算和调试——采石场的石匠最终要知道,在哪个地方留空,哪个地方镶边,没有文字资料什么也干不成。
谁是建造者?据印第安人传说,诸神在一个漫漫长夜建起了普玛·普库城。
诸神所建?那么是哪些神呢?是传说中的神秘大师吗?或是来自宇宙、来自外星的智能生物?
大概是吧!可谁又知道!
神秘莫测的巨石阵
在英国古老而广漠的平原上,矗立着许多奇特的巨石建筑,它们默默地在风雨中经过了几千年,注视着人间的沧桑。这就是令人百思不解的古代巨石阵遗址。这些雄伟壮丽的神秘巨石阵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观光者和众多为之困惑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建筑学家和天文学家。
著名的巨石阵遗址位于英格兰南部沙利斯伯里。石阵的主体是由一根根巨大的石柱排列成几个完整的同心圆。石阵的外围是直径约90米的环形土岗和沟。沟是在天然的石灰土壤里挖出来的,挖出的土方正好作为土岗的材料。紧靠土岗的内侧由56个等距离的坑构成又一个圆,坑用灰土填满,里面还夹杂着人类的骨灰。这些坑是由17世纪巨石阵的考察者约翰·奥布里发现的,因此现在通常称之为“奥布里坑群”。坑群内圈竖着两排蓝沙岩石柱,现已残缺不全,有的只留下原来的痕迹。巨石阵最壮观的部分是石阵中心的沙岩圈。它是由30根石柱上两架着横梁,彼此之间用棒头、榫根相联,形成一个封闭的圆圈。这些石柱高4米、宽2米、厚1米,重达25吨。
沙岩圈的内部是5组沙岩三石塔,排列成马蹄形,也称为拱门,两根巨大的石柱,每根重达50吨,另一根约10吨重的横梁嵌合在石柱顶上。这个巨石排列成的马蹄形位于整个巨石阵的中心线上,马蹄形的开口正对着仲夏日出的方向。巨石圈的东北侧有一条通道,在通道的中轴线上竖立着一块完整的沙岩巨石,高4.9米,重约35吨,被称为锺石。每年冬至和夏至从巨石阵的中心远望锺石,日出隐没在锺石的背后,增添了巨石阵的神秘色彩。
根据科学家实地考证,巨石阵最早是建于新石器时代后期,约公元前2800年,那时已建成了巨石阵的雏形——圆沟、土岗、巨大的踵石和“奥布里坑群”。公元前约2000年开始是巨石阵建筑的第二阶段,整个巨石阵基本形成。这个阶段的主要建筑是蓝沙岩石柱群和长长的通道。巨石阵的第三期建筑最为重要,约在公元前1500年,这时建成了沙石圆和拱门,巨石阵已全部完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雄伟壮丽的巨石阵遗址的全貌。需要指出的是,整个巨石阵的工程需要150万个工人,而整个建筑过程中,始终没有用轮载工具和牲畜的痕迹。
从现在看来,巨石阵的建筑规模和工程难度对于早期人类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它的建成比埃及最古老的金字塔还要早700年,然而究竟是谁建造了这雄伟的巨石阵,现在仍然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当地早期居民凯尔特人建造的墓穴,也有人认为是古罗马人为天神西拉建造的圣殿,还有人认为是丹麦人建造用来举行典礼的地方,然而这些虚无缥纱的想象都没有确凿的证据。
无数学者经年累月地找寻着巨石阵的建造者。学者们慨叹巨石阵与埃及金字塔一样的神秘莫测,有人提出巨石阵的建筑石料均是160多公里外的地方运输而来,开采、运输、安放如此巨大的石块,除了具备高超的技术巨匠谁也不能,于是他们认为巨石阵与金字塔出于同一位巨匠之手。
学者们甚至使用了当前最先进的仪器设备,考察巨石阵的奥秘,奇怪的是,他们发现巨石阵竟能发出超声波!古人在刀耕火种的时代怎么会知道超声波呢?
学者们的考察研究又掉人了迷洞。无奈,他们只能把巨石阵的建筑光荣给予了地球外的生物——外星人。
巨石阵真是外星人建造的吗?没有证据否认,也无证据旨定。
学者们除了苦恼于无法断定巨石阵的承建者是谁外,对巨石阵的用途也各说不一。
有学者认为巨石阵是远古时代的天文观测仪器。
持这种观点的当然是一些天文学者。的确,巨石阵的神秘色彩与天文学有异乎寻常的联系。早在200年前,就有人注意到巨石阵的主轴线指向夏至时日出的方位,而冬至的落日又在东西拱门的连线上。1965年,波士顿大学的天文学家霍金斯通过计算机测定,巨石阵的排列可能与太阳与月亮在天空运行的位置有关,而56个奥布里吭群则能准确地预报日食、月食。在他的《巨石阵解谜》一书中说道:“实际上,奥布里坑群组成的圆环可能曾被用来推测许多天体的运行情况。”他还推断祭司们是通过转动坑群标记来跟踪日月运行进行推算。这种天文学观点曾轰动一时,得到不少人的支持,但是巨石阵究竟是否真的是天文观测仪还有争议。巨石文化专家阿特金森指出:当时蒙昧落后,没有任何先进计算工具的史前人类是不可能建造如此精密的天文仪。英国天文学家霍伊耳也提出异议:做为天文观测仪的材料为何一定要用难以开采的大沙岩而不是轻便的木材和泥土?这样不是要耗用大量的劳力吗?而且奥布里坑群中的人类遗骨也很难与天文学联系起来。再者说,如果是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的结晶,为什么又消失了呢?这样人们又回到宗教这个传统观点上去,甚至有人把巨石阵与外星人联系起来。
也有学者认为巨石阵是原始人狩猎的特殊装置。
由于巨石阵的全部建筑时间都属于新石器时代,一些专家认为,巨石阵是猎取大型野兽的机关。他们认为由于当时的工具和武器都很原始,为了猎取较大的野兽,如猛犸、熊、河马、犀牛等,又不使自己受到伤害,人们就想出了这种办法。专家们认为,今天人们只看到巨石阵的残迹,当初它一定还有一些由木头、骨头和兽皮等制作的构件,由于年代久远早已不复存在。另外,残迹旁还有许多多余的石头,看来也有一定用处。由此他们的结论是,巨石阵很可能是一种狩猎、生活多种用途的设施。复原后的结构可能是这样的:
巨石柱围着的是一个院子,在两根石柱之间留有洞口,其大小可以通过较大的野兽,在每个洞口的上方,有一块用木棍支撑的数十千克重的大石头——“警戒石”。当猛兽从外面碰倒支撑木棍时,石头立即砸下来,打在野兽身上,同时发出警戒信号。
院子内侧,紧对洞口的地方还安放了第二道防线,即一块巨大的“打击石”。当野兽闯过第一道防线时,站立棚顶的人,便牵动操纵绳,使打击石劈头盖脸地砸下来。
院内的中央还建了一座二层小楼,是由圆木和一些巨石柱围建而成的,楼板铺在巨石柱的上面。为了便于监视大院及其周围,从楼板到第一圈石柱有木桥相联。
当然,这种狩猎设施并非守株待兔地等待野兽来临,一般是在其中放置一些引诱物,如利用野兽幼仔的叫声作诱饵。为此,可以把捉来的幼兽拴在小院内两块巨石之间,让它头向着百缝,并不断地叫唤。兽群在听到幼仔的叫唤声后,会立即包围院子,并不顾一切拼命冲入院内。如果野兽未被砸死,楼上的猎人则投掷石块,将被困的野兽,置于死地。
击中野兽后,院内的人一方面把猎物拖进小楼的二层进行加工——剥皮、取出内脏、把肉分成小块。兽皮和肉等有用的东西放在楼上晾干、贮藏起来,而其他无用之物则扔到楼下作为诱饵,以引诱野兽进入圈套。每次狩猎后,他们又将迅速地把警戒石、打击石等恢复原状,以迎接下一次狩猎。
更多的学者却说巨石阵纯粹就是古人举行祭礼的宗教场所。
最早记载有巨石阵的《中世纪编年史》一书中,描绘是亚瑟王的谋臣梅林用魔法把巨石阵从爱尔兰移到英格兰做墓地。学者们把巨石阵的石桌视为石棺,把高大直立的石条视为重大事件和人物的纪念碑。同时在空中俯看巨石阵时,能清晰地看出巨石阵是极有秩序地排列成了蜥蝎、鹰等动物的图案,谁又敢否认这些动物不是当时古人们心中的图腾?
更有学者干脆把巨石阵视为一种文化,一种古人对巨石的崇仰与尊重。古人崇尚巨石般的坚毅威猛,向往巨石般的牢固与结实,是古人对心中理想的完美垒砌。
众说纷纭,无法有一权威的推断。几百年来,人们陷入了对巨石阵不断探索的苦苦追求之中。
神秘的太阳门
世界上最高的淡水湖——的的喀喀湖东南21公里、海拔4000米高的层峦叠嶂的安第斯高原上,有一座前印加时期的蒂亚瓦纳科文化遗址。白1548年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发现了这个被印加人称作蒂亚瓦纳科的小村落、并向外界报道后,以精美的石造建筑为特征的蒂亚瓦纳科文化就此著称于世。自那以后,围绕这个遗址是什么时代建造的、由何人建造的、究竟是什么所在整整讨论了4个多世纪。
这是一个星散在长1000米、宽400米的台地上的大遗迹群,地处太平洋沿海通往内地的重要通道上,遗址被一条大道辟为两半,大道一边是占地210平方米,高15米的阶层式的阿加巴那金字塔,另一边是由长118米、宽112米的台面组成的卡拉萨萨亚建筑。该建筑至今仍完好无损,四周围以坚固的石墙,里面有梯级通向地下内院,西北角就坐落着美洲古代最卓越;最著名的古迹之一——太阳门。它被视作蒂亚瓦纳科文化的最杰出的象征。
蒂亚瓦纳科文化是公元5世纪到10世纪之际影响秘鲁全境的一支文化。作为该文化的代表太阳门,由重达百吨以上的整块巨型中长石雕镌而成,造型庄重,比例匀称。它高3.048米,宽3.962米,中央凿一门洞。门楣中央刻有一个人形浅浮雕,人形神像的头部放射出许多道光线,双手各持着护仗,在其两旁平列着三排48个较小的、生动逼真的形象,其中上下两排是面对神像的带有翅膀的勇士,中间一排是人格化的飞禽,浮雕展现了一个深奥而复杂的神话世界。这块巨石在发现时已残碎,1908年经过整修,恢复旧观。据说每年9月21日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总是准确无误地射入门中央。
在印加人创造蒂亚瓦纳科文化年代,尚未使用有轮子的运输工具和驮重牲畜,因此在这云岚缭绕、峭拔高峻的安第斯高原上建造起如此雄伟壮观的太阳门,确是不可思议。16世纪中叶,西班牙殖民主义者见到这座庄严的古建筑时,曾认为是印加人或艾马拉人造的。但艾马拉人不同意此说,认为太阳门远为古老,是太阳神维拉科查开辟天地,建造了太阳门和蒂亚瓦纳科其他各种动人心魄的建筑群。欧美大百科全书叙述了两种传说,一个传说说是由一双看不见的手在一夜之间建造起来的;另一传说说是那些雕像原是当地居民,后来被一个外来朝圣者变成了石头。长期定居在拉巴斯的奥地利考古学家阿瑟·波斯南斯基则在本世纪上半期提出一个假想,认为该文化年代可上溯到13000年前,它建在一个巨大的甜水湖岸上,湖水来自融化了的冰河期的冰川,由科拉族,阿拉瓦族缔造了史前期的城市,太阳门是个石头日历,后来火山爆发或其他自然灾祸毁灭了这古老城市和文明。然而上述这些说法仅是神话传说而已。
为弄清蒂亚瓦纳科文化的来龙去脉,美国考古学家温德尔·贝内特用层积发掘法证明该文化最早年代为公元300—700年,太阳门等建筑在公元1000年前正式建成。这里原是宗教圣地,朝圣的人群跋山涉水去那里举行朝拜仪式,可能就在朝拜同时运来了建筑材料,建造了这些宏伟建筑物。前苏联历史学家叶菲莫夫、托卡列夫也赞同这一观点。但问题是,在当时生产力极为原始,怎么把重上百吨的巨石从5公里外的采石场拖曳到指定地点,要完成这任务至少每吨要配备65人和数英里长的羊驼皮绳,这样得有26000多人的一支庞大队伍,而要安顿这支大军的食宿,非得有一个庞大的城市,但这在当时还没出现。另有不少人认为,当初是用平底驳船从科帕卡瓦纳附近采石场经过的的喀喀湖运去石料的,据地质考查,当时湖岸与卡拉萨萨亚地理位置接近,后来湖面降低才退到现在位置,如这一说法成立,那使用的驳船要比几个世纪后的殖民主义者乘坐的船还要大好几倍,这在那时也是不可能的事。
玻利维亚著名的考古学家、蒂亚瓦纳科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卡洛斯·庞塞·桑西内斯和阿根廷考古学家伊瓦拉,格拉索田放射性碳鉴定,蒂亚瓦纳科始建于公元300年,公元8世纪以前竣工,一般认为在公元5至6世纪。建造者可能是安第斯山区的科拉人。他们都认为太阳门是宗教建筑。不过前者认为蒂亚瓦纳科是当时举行宗教仪式的中心场所,太阳门是卡拉萨萨亚庭院的大门,门楣上图案反映了宗教仪式的场面。伊瓦拉·格拉索认为,太阳门很可能是阿加巴那金字塔塔顶上庙堂的一部分,因为把它看做凯旋门或庙堂的外大门,显得过于矮小,尤其是中间的门道,稍高的人非得弯腰才能通过。美国的历史学家艾·巴·托马斯也认为遗址是科拉人建造的,但不是宗教活动场所,而是一个大商业中心、文化中心,阶梯通向之处是中央市场,太阳门上的浅浮雕,其辐尉状的线条表示雨水,两旁的小型刻像朝着雨神走去,以象征承认雨神的权威。
至于有人将蒂亚瓦纳科说成是某一时期外星人在地球上建造的一座城市,太阳门是外空大门,那无疑是极其奇特的一种看法了。
虽然400多年来,对蒂亚瓦纳科文化,对太阳门众说纷纭,各持己见,但相信有那么一天,太阳门的本来面目会揭示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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