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者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说道：“夫子之设教，往者不追，来者不拒，难免会良莠混杂……”
这对孟子的人格是莫大的侮辱，好比二踏上滕之国土，就有人向他脸上抹了一把黑灰。当然，孟子心胸豁达，不会与小人一般见识，再说，四十多年来受这样的侮辱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一阵不悦之后，也就烟消云散了。
滕文公对孟子的恭敬礼待，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隆重郊迎，贽弟子礼，设盛宴为之接风洗尘，席间向群臣盛赞孟子的贤德与学问，对自己的帮助与教诲，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不时地赴上宫请安，问候，共论天下时势与尧舜之道。
一日，二人促膝倾肠，推心置腹地共论治国之道，孟子向滕文公献了如下四点治国良策。
第一，关心人民是为君者头等重要的任务。《诗经》上说：“白天割取茅草，晚上绞成绳索，赶紧修缮房屋，到时播种五谷。”这就是说，为君者要关心百姓的生产劳动、衣食住行、温饱疾苦，做民之父母。
第二，要制民之产，使人民有固定的产业。人民有了固定的产业，才能有固定的收入；倘无固定的收入，便无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无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待他们触犯了刑律，犯了罪，只好绳之以法，这实际上等于有意陷害百姓。世上哪有仁人在位，而做出陷害百姓的事情呢？使人民具有固定产业的最好办法便是土地实行井田制。
当时地广人稀，无私有财产制，土地均属国家所有，田园均依照方整观念来划一。实行井田制后，每一田园在规制上划分成“井”字形，每“井”九百亩，划分成九部分，由八户农民耕种，收获的时候，四周的八分，分别归八户农民所私有，中间那部分公田，收成归政府所有。公田由八户农民共同耕种，这便是八户农民缴给国家的田赋，所以只收九分之一的田赋。
实行井田制，每一户农民都有法定的、归私人长期占有的百亩固定产业，即所谓“民有恒产”。
实行井田制要从划分整理田界开始，田界划分得不正确，井田的大小就不均匀，作为俸禄的田租收入也就不会公平合理，所以暴君及贪官污吏必打乱田界。田界正确了，分配给人民以田地，制定官吏的俸禄，都可以毫不费力地作出决定了。
公卿以下的官吏，一定有供祭祀的圭田，每家五十亩，如果他家还有剩余的劳动力，便每一劳动力再给二十五亩。无论埋葬或者搬家，都不离开本乡本土。共一井田的各家，平日出入，互相友爱；防御盗贼，互相帮助；一人有疾病，互相照顾。那么百姓之间便亲爱和睦了。
第三，取于民有制，即薄税敛，减轻人民的负担。贤明之君，必办事认真，节约用度，有礼貌地对待臣下，尤其是征收赋税要有一定的制度。
古代的税收制度大致如此：夏代每户五十亩田地而行“贡”法，商代七十亩地而行“助”法，周代每户百亩而行“彻”法。三种税制虽然不同，税率其实都是十分抽一。“彻”是“通”的意思，因为那是在不同情况的通盘计算下贯彻十分之一的税率。“助”是借助的意思，因为要借助于人民的劳力来耕种公田。井田制便实行的是“助”法。古代有一位贤者龙子说过：“田税最好是助法，最不好的是贡法。”贡法是比较若干年的收成得一个定数。不分丰收和灾荒，都按这一定数来征收。丰收年景，到处是谷物，多征收一点也不算苛暴，却并不多收；灾荒之年，每户的收获甚至还不够第二年肥田的费用，也非收满那一定数不可。周朝有一首诗中说：“雨先下到公田里，然收再落到私田！”只有“助”法才有公田私田之分，由此看来，即使是周朝，也实行的是“助”法。
孟子建议：郊野用九分抽一的助法，城市用十分抽一的贡法。赋税太重，百姓势必辛苦劳动一年，而结果却连父母妻子也养活不了，还得借高利贷来凑足赋税数字，一遇灾荒，难免要老幼弃尸于沟壑。一国之君号称民之父母，因赋敛太重而使民有饥色，野有饿殍，这父母的作用又表现在哪里呢？公卿大夫均有一定的田租收入，子孙相传，这一办法滕国早就实行了，为什么百姓就不能有一定的田地收入呢？
第四，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人民的生活有着落了，便要兴办“庠”、“序”、“学”、“校”来教育他们。“庠”(xiáng)是教养的意思，“校”是教导的意思，“序”是陈列的意思，陈列实物，以便用实物进行教育。地方学校夏代叫“校”，商代叫“序”，周代叫“庠”；至于大学，三代都叫“学”。那目的都是阐明并教导人民懂得人与人间的各种必然关系以及相关的各种行为准则。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行为准则，诸侯卿大夫士都明白了，百姓自然会亲密地团结在一起。
孟子的这些理论和政策，很快地从宫廷传到了民间，社会上各阶层的人无不反应强烈，有的在欢呼，在赞颂；有的在诅咒，在切齿。
百姓们闻讯后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他们把孟子视为恩人和太阳，把孟子的这些主张比作春风，比作雨露甘霖。孟子的这些主张如果真能付诸实践，每户农民便可以有百亩土地的固定产业，这些土地归他们自己所有，根据需要在上边种五谷，植桑麻，饲养禽畜，从此安居乐业，无冻馁之苦，无流离之难，老者坐吃乘穿，壮者男耕女织，少者上学读书，家庭美满幸福，社会安定团结——一幅多么美妙的田园风光图啊！
张庄在舞龙灯，李疃在耍狮子，赵屯在跑旱船，王村在踩高跷，锣鼓喧天，丝竹齐鸣，载歌载舞，百姓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达自己对新政策的欢迎和拥护。
社会上层——官僚、贵族、富豪好比一锅滚沸的食油，孟子的主张犹似一把食盐或一碗净水，盐粒或水滴洒进油锅内，即刻炸开了花，沸油四溅。孟子的仁政主张严重地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一旦实施，他们便不能随意吞田占地，肆无忌惮地榨取民脂民膏来养肥自己，因而恨得咬牙切齿，诅咒孟子为背逆天理的洪水猛兽。他们以各种方式和手段聚会，为孟子罗致罪名，研究对策，或上疏滕文公，极言仁政说的不合时宜，必导致国破家亡；或编造谣言，散布流言蜚语，妄图以舆论的压力迫使孟子离滕；或设法加害孟子，以卑劣的手段使其死于非命；或下乡去蛊惑农民，硬说孟子的井田制是要奴隶们终年牛马般地在井田上劳动，但他们的劳动果实全部被奴隶主贵族吞没了，还受尽侮辱和折磨，甚至无辜被杀害，行井田便是复辟奴隶制度。
官僚、贵族、富豪的竭力反对，注定了孟子的仁政说在滕同样难以实行。
滕文公还向孟子请教了小国如何服事大国的问题。
滕是个小国，处在齐、楚两大强国的夹缝中间，正所谓“两大之间难为小”，应该如何处理国际间的关系呢？具体说来，是向齐国靠拢好，还是向楚国靠拢好呢？滕文公拿不定主意，便来向孟子请教。
孟子的确是高明，答道：“陛下之所问，非吾力所能及也。纵使有办法亦不能言，碍难启齿也……”
滕文公听了孟子这样的答复，非常失望，脸色沮丧难看。孟子见他这副样子，十分过意不去，于是接着说道，倘不得已，只有一条路可走，修明内政，增强百姓之向心力与凝聚力。然后加强国防设施，挖深城池，筑高城墙，构筑国防工程，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保卫边疆，共御外患，虽战死而不动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自强自立，宁可亡国，亦不屈服。有此准备，尚可有所作为。
薛本为周初的一个小国，姓任，春秋初期还独立存在，后来为齐所灭。齐灭薛后，威王以之封田婴，薛旁有一郭地，田婴因此号为靖郭君。薛与滕比邻，田婴欲在薛建筑城池，加强薛城的军事设施，这对滕将是很大的威胁，滕文公心中不安，请教孟子该如何对待。
孟子说，从前太王居于邠(bīn)地，狄人时常入侵，他难以自处，便搬到岐山下面去定居下来。并非因为岐山下比邻地更好，土地更肥沃，而是在邻被好勇斗狠的狄人侵凌，没有办法，不得已而为之。当时太王虽然被迫迁移，但却忍辱负重地生聚教训，所以后代子孙——文王、武王起来，才建立了周朝几百年的政权。你可效法他这种为善、行仁政的精神，后代子孙必能够称王于天下。大丈夫要创业，就要树立一个美好的典范给后人，以便使子孙后代能够继承下去。在个人方面，无论读书、种田、经商或任何行业，都应该如此。一定要有这个志向，能否成功，那是天命。如今滕国地方小，四面又有强邻，只有用太王这种精神勉强站起来，但不是站起来跟人争强斗胜，而是自己勉力为善、行仁政，巩固内部，自立自强，然后才能慢慢强大，受到别人尊重。
常言道，劝人难劝心，即是说欲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和观念固然很难，欲改变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则更难。虽然孟子与滕文公交谈过数次，既给他讲史实，又为之出谋划策，但滕文公那颗畏惧齐、楚之心却总是忐忑不安。常言道，竹竿好竖，灌肠难竖，你看那灌肠，软骨吊当，如何竖立得起来呢？滕文公也许正是这灌肠式的人物。一天，滕文公又愁眉不展地问孟子，滕是个弱小的国家，尽心竭力地服事大国，依然难免被其侵凌之祸，夜不安枕，该怎么办才好呢？
孟子再次给他讲述那段太王迁岐的历史：
古时候太王居于邻地，狄人来侵犯他。太王用皮裘和丝绸去贿赂他，可是毫无用处，狄人照样侵犯；又用狄人所酷爱的好狗名马去讨好他，仍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最后又用珠玉珍宝去孝敬他，仍免不了狄人的侵犯。在这种情况下，太王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好迁都别作他图。临行之前，太王召集邠地的父老乡亲们，向他们宣布说，狄人所要的是我们的土地，土地乃养人之物，有道君子不能以养人之物来害民。如今狄人来侵略我们，我曾为了百姓的安居乐业而忍辱负重，多次送给他们财物，好言相慰，谄媚讨好，但他们的侵略终未停止。因为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我们这块土地，得不到这块土地，将永远不会罢休。本来我欲以这块土地让百姓过安定幸福的生活，结果却因此而使生灵涂炭，妻离子散，这都是我一个人的罪过，像我这样的人，遍地皆是，大家不必因无领袖而苦恼。为了使父老免遭战争之苦，我决定离开这里，望大家多自保重！……
太王带领眷属离去了，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来到岐山下边，重筑一座城邑定居下来。邻地百姓纷纷议论，都说太王是一位有仁德的难得的好领袖，我们不能离开他，于是追随者像潮水一般涌来，大家来到岐山下重新开辟新的天地，巩固了太王的基业。
孟子说，还有人持另一种观点，认为凡是世代相传下来的土地，即所谓“世居之地”，应该好好地守着，不可在你们这一代手里丧失祖宗的基业。那么，你就宁可战死，宁愿亡国，也不得轻易放弃，只有死守了。
最后孟子说：“上述两条道路，请君任择一条。”
在整个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孟子始终未间断过进行教学活动。一天，公孙丑问孟子：“《诗》曰：‘不白吃饭呀。’可是君子不耕而食，这是为何？”
孟子讲学和回答弟子们提出的问题，从来都是居高临下，追根溯源，给学生以规矩，让他们自己去画方圆，因而先给公孙丑讲了自己的社会分工学说和主张：
战国时代，虽然社会动荡不安，但社会经济却有了较大的发展，这表现在：铁农具与牛耕的普遍使用与推广，社会分工的细密，商业活动的频繁。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许多大都市，如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韩国的阳翟等。城市的繁荣与社会经济、尤其是商业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各大诸侯国都有自己的货币，货币的大量使用，也表明了商业与分工的发达情况。商业的发展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实力，适当的社会分工与商业活动是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且不可缺少的，因而各诸侯，应该对商业与社会分工进行正确的引导，以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收取民心。取得民心，才能取得百姓的拥戴，国家才能安定团结，国富民强。
分工的出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历史的进步；如果没有分工，那么社会就难以向前发展。社会有各种分工：工农业的分工，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等。这些分工是十分必要的，它是社会进步的标志。社会中的人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独立生存，而是以群体的方式得以生存，人与人之间都存在着某种直接和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则以分工为连结点。分工以后，人们才会有交换，互通有无，农民以粮食换取器械，工匠以器械换得食物，人民的生活就会充实。特别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这是历史的必然现象。
讲完了这些理论之后，孟子说：“君子乃劳心者，其任务不是耕种稼穑，而是辅君教民。君子居于一个国家，辅佐君王，国家便会安富尊荣；倘其办学教民，青少年子弟喜而从之，在君子的教诲下，他们便会孝父母，敬兄长，忠心而守信实，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建国而利民。难道还有比他们的功劳更大的吗？怎么能说他们是在白吃饭呢？”
滕文公欲用孟子行仁政，许多游士集团闻讯来滕，他们来的目的各不相同，有的信赖崇拜仁政学说，欲来助孟子一臂之力，有的将信将疑，特来观望动静，胜利了他们高兴，失败了他们也不伤心；有持敌意而来者，目的在于搞垮弄黄，哪怕是打不着鱼，也要将水搅混。
一天，滕都来了一行师徒十几个人，他们吃的是藜藿之羹，穿的是短褐之衣，脚上穿的是麻或木做的鞋，即所谓“跂”(qíqiāo)，和当时一般手工业工人、农民的打扮差不多。这是农学家许行和他的弟子们从楚国而来。许行谒见了滕文公，说道：“我这个远方之人闻君欲行仁政，特意奔来，愿君赐我一处住所，愿做君之侨民。”
滕文公给了许行师徒一处住所，他们师徒以打草鞋织席子为生。
此后不久，又有陈相、陈辛兄弟二人背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谒见了滕文公，说道：“闻君欲行圣人之政，那么君亦必为圣人，我兄弟愿为圣人之侨民。”
陈相拜见了许行，许行向他灌输农学家“君与民并耕而食，饔飧(yǒngsūn)而治”(国君要和人民一道耕种同食，而且要替百姓办事)的思想主张，二人谈得很投机，陈相很快被许行征服了，完全抛弃了以前的学说，而向许行学习。
许行深知孟子的雄辩才干，不敢轻易登门讨战，便唆使陈相前往与孟子辩论，以探水之深浅，然后定夺。陈相是个头脑简单，无一定主见的懦弱之辈，不知许行的用意，竟呆头呆脑地来见孟子，欲讨便宜。只要陈相能与孟子辩个齐平，许行便有取胜的把握了。原来这“百家争鸣”亦并非心平气和，如随便的谈天说地拉家常，而是带有血腥。陈相哪里知道这些，傻乎乎地转述了许行的话，说道：“人言滕文公乃贤明之君，其实未必尽然，因其未真懂道理。贤者与民并耕而食，自己炊爨(cuàn)，为民办事。如今滕有仓廪府库，此乃害民而自养也，何谓贤明之君呢？”
孟子对陈相学道不忠，见异思迁，本就鄙夷不屑，又见其貌不扬，虽个头不矮，但却前曲后躬；加以语言含混，口若含冰，则更视为愚陋。他回避了陈相评论“滕文公非为贤君”的话题，反唇相讥，放鞭炮似地向陈相提出了一系列反问：“许行必自己种粟而后食吗？”这是孟子所熟知的，明知故问，对方张嘴先给他塞进一个甜枣，诱其顺着自己竖起的竿子往上爬。
陈相回答道：“正是自己种粟而食。”
“许行必自织而后衣吗？”
“不，许子衣褐。”
“许行戴冠吗？”
“戴”。
“何冠？”
“素冠。”
“自己织的吗？”
“不，以粟易之。”
“许行为何不自织其冠呢？”
“妨碍耕种。”
“许行以锅甑(zèng)炊爨，以铁器耕种吗？”
“正是。”
“自制的锅甑铁器吗？”
“不，以粟易之。”
孟子顺势反问道：“农夫以粟易器械，不为损害陶冶，陶冶者以器械易粟米，难道便是损害农夫吗？且许行何不亲为陶冶，一切皆储于其家而随时取用，反而要频频与百工交易，难道他就不嫌麻烦吗？”
陈相答道：“百工之人，本就不是边耕种边从事专业生产。”
孟子见时机已到，顺势一枪，直中其要害，他说：“既然如此，难道为国者就能够边耕种边治理天下吗？社会必有分工，官吏与百姓各司其职。百工之劳动成果，对每人均不可缺，倘每物必自为而后用之，则是率天下之民而疲于奔命呀！所以我说，社会上必有分工，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有人劳心，有人劳力；劳心者管理人，劳力者被人管理；被管理者养活他人，管理人者靠人养活，此乃天下通行的准则。
“当尧之时，天下尚未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残害人类，兽蹄鸟迹，比比皆是。尧独忧之，选拔舜总领治理工作。舜使伯益掌火政，伯益焚烧山泽，禽兽逃匿。禹疏九河，治济、漯二水，引流入海；掘汝、汉，疏准、泗，注之入江，中国方可耕种。禹治水在外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纵然欲耕，难道可能吗？
“后稷教民种庄稼，栽五谷，谷物熟而民得养。人之所以为人，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也。圣人又忧之，使契为司徒之官，教以人伦一一父子有骨肉之亲，君臣有礼义之道，夫妻挚爱而有内外之别，老少有尊卑之序，朋友有诚信之德。尧说道：‘对民督促之，匡正之，辅助之，使之各得其所，又从而提携与教诲之。’圣人之忧民若此，难道还有暇耕种吗？
“尧以不得舜而忧，舜以不得禹和皋陶为忧，农夫则以不能耕种好田地为忧。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英才谓之仁。依我之见，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英才难。孔子说：‘尧之为君，真伟大呀！只有天最伟大，惟有尧能效法之。尧之圣德广阔无边呀，百姓竟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赞颂他。舜亦系伟大的天子！那么令人敬畏地坐了天下，但却不占有它，不享用它。’尧舜之治天下，难道不用心吗？只是未用于耕种罢了。
“吾闻以先进之中国改造落后之四夷，未闻以落后之四夷改造先进之中国。陈良本楚之土着，悦周公、孔子之道，由南而北来中国学习。北方之学者未有出其右者，此所谓豪杰之士也。汝之兄弟二人拜其为师数十年，如今师死而叛之。昔者孔子仙逝，弟子守孝三年，三年后各收拾行装欲去，与子贡揖别，相对而哭，泣不成声，方才离去。子贡返回，筑室于孔子墓旁，独居三年，然后归去。数日之后，子夏、子张、子游因有若颇似圣人，欲以尊师之礼而敬之，勉强曾子同意。曾子说：‘不可，譬如曾以江汉之水洗濯过，曾于夏日骄阳之下曝晒过，真乃洁白而无以复加了，谁能与孔子相比呢？’许行乃南蛮小子，如今鹅(jué)鸟学舌似的怪声怪调，非我先王之道，汝背师而学之，与曾子相比，立场、态度是何其相反呀！譬之如鸟，吾闻其飞出幽谷迁于乔木，未闻其离开乔木而飞进幽谷者。《鲁颂》云：‘攻击戎狄，痛惩荆舒。’荆楚，周公尚且攻之，汝却以之为师，此乃愈变愈坏矣。”
孟子的这一席辩论与批判，犹若万马奔腾，巨石下山，江河澎湃，瀑布倾泻，雷霆万钧，弄得那陈相焦头烂额，呆若木鸡，半天才回过神来，如大梦初醒。陈相亦非等闲之辈，一旦复苏，竟也神气活现，但先前的论题早已体无完肤了，他狡猾地偷换主题说：“如从许子之道，便可市无二价，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亦无人欺骗。布帛长短同，则价相似；麻缕丝絮轻重同，则价相似；五谷多寡同，则价相似；鞋履大小同，则价相似。”
这是连三岁孩子也辨得清的谬论，根本不值一驳。女娲既能炼石补天，自然能够锔盆补缸；羿既然能援弓射九日，自然能够射猎飞禽走兽。不过，杀鸡焉用牛刀，孟子不再引经据典，单刀直入地说：“物之品种质量不一，系自然现象。其价或相差一倍五倍，或相差十倍百倍，或相差千倍万倍。欲不分粗精优劣，使其价格完全一致，岂不是在扰乱天下！倘如许行所言，真伪同价，优劣同价，美羞同价，世间岂不就要一律为恶，哪里还会再有真善美！从许行之遭，相率而为伪者，岂能治国！”……
陈相再次目瞪口呆，几乎瘫坐于地。
这场辩论看来是孟子在驳斥陈相，实际是在驳斥许行，陈相不过是鴂鸟学舌而已。
陈相丢盔弃甲而回，许行能够善罢甘休吗？
许行倒是颇有些自知之明，听取了陈相的汇报之后，虽说心中不悦，但却偃旗息鼓，不再主动出击。
滕文公终究是个竖不起来的灌肠，加以官僚贵族们的嫉恨反对，孟子师徒便不得不离开滕国到大梁去了。
虽说孟子的仁政主张再次失败，但滕文公待孟子毕竟不同于其他国君，所以当三年后离滕时，孟子师徒的声势、气派和阵容已经大为改观，正所谓“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浩浩荡荡，耀眼生辉，令人目眩。
俗话说，人过三十天过午，可是如今的孟子已经整整七十岁了。常言道，人生七十古来稀，更何况孟子这七十年的人生历程，是在泥泞的沼泽中跋涉，是在布满荆棘的崎岖山路上攀登，是在艰难与困苦中挣扎，每前进一步，身后都留下了斑斑汗滴，殷殷血迹。然而他却依然年轻，大约关注民生，为理想和事业执着追求者，青春永驻，永不衰老。不过，坎坷与磨难，挫折与失败，心皱多于面皱的古稀年龄，使他变得更冷静更实际了，虽然对理想的追求依然矢志不渝，孜孜不倦，丝毫也未降低标准，但已经不再孩子似的天真烂漫，把理想当现实了。一路之上，他无心凭轩眺望，欣赏春回大地的美景，脑海里一直跳荡着魏国的现实，梁惠王的为人，特别是梁惠王对商鞅的态度，欲从中推导出赴魏后的前景与命运。
魏、赵、韩三国祖先魏桓子、赵襄子、韩康子原为晋国重臣，三人联合叛晋，分其地而据以称强。魏文侯为战国名君，系孔子名弟子子夏的学生，接受孔子仁学的熏陶。魏文侯还受教于田子方与当时有名的高士段干木结为挚友。在政治上，他起用了名臣西门豹，主管河内(今河北及陕西、山西部分地区)，成为内政修明的典范之治，成为战国初期的一个文明强国。
魏文侯死后，其子魏武侯继位，在文化成就上比不上他的父亲，武功却远在其父之上。他起用名将吴起，与韩、赵共灭其宗主国晋，三分其地。
梁惠王远不如他的父辈与祖辈，所处的时代也更复杂更困难了，但在用庞涓之前，也曾有过赫赫战功，打败过韩、赵、宋，威胁鲁、卫、宋、郑等国来朝，与之建交，并曾一度和秦孝公在外交上建立短暂的和平。自从用庞涓为亲信大将后，对外用兵屡屡败北，丧权失地，长子被俘，故而卑礼厚币以招贤者，旨在振兴魏国，称霸诸侯。
商鞅，卫国人，复姓公孙，所以又叫公孙鞅或卫鞅。因其为庶子，在家族中无地位，不被尊敬和重视。
商鞅从小就爱法家刑名之学，因在其本国不得志，便来到魏国，做了魏国的辅相公叔痤(cuó)之门下士。公叔痤知道他有才具，还未来得及向梁惠王推荐，自己便病人膏盲。梁惠王去看公叔痤的病，问道：假若你的病好不了，对我们国家的前途，有些什么话要吩咐呢？公叔痤说，我的客，有一个卫国流亡青年公孙鞅，虽然年纪还轻，却是一个奇才，希望你能重用他，绝对信任他，接受他的意见。梁惠王听了，闷声不响，不表示意见。待梁惠王欲离去，公叔痤屏退众人，说道：“倘陛下不能纳臣之谏，便结果其性命，千万莫让其出魏境。”
梁惠王走后，公叔痤唤公孙鞅来至病榻前，告诉他说；“方才惠王来探病，要我荐举死后辅国人才，我荐举了先生，他不肯接受。吾之立场先公而后私，先贡献于国，乃事君之道；再言于先生，系尽人臣之道后讲你我间的交友之道。”公叔痤喘息了一会儿，接着告诉公孙鞅，他的心对公对私都要尽到最大的努力，所以后来对惠王说，如果不能重用，便要杀掉。他似乎同意了这个意见。公叔痤要公孙鞅赶紧设法逃走，迟了就要丧命。公孙鞅并不以为然，梁惠王既然不把他当成一个奇才，不肯重用他，自然也不会杀害他，所以暂且留在魏国不走。
梁惠王从公叔痤家出来，对左右近臣说：“公叔痤真乃病昏了头脑，竟让我将国家大事交与那个卫国来的流亡小子公孙鞅，岂不荒唐之至！”
后来公孙鞅投奔秦国，三次游说秦孝公，秦孝公接受了他的计划，变法强国，富国强兵。过了两三年以后，公孙鞅又说服了秦孝公，出兵攻打魏国，用诈术欺骗了魏国的前线指挥官公子卯，打了胜仗，魏国割让河西之地求和，才迫使魏惠王迁都大梁。这时候，梁惠王才深深悔恨自己未听信公叔痤的话。公孙鞅也因此而受秦国尊封为商君，所以后来通称之为商鞅。
再过十年以后，秦孝公死了，其子秦惠王继位，商鞅失去了依靠，在秦国的政坛上失败得很惨。因有造反叛变的嫌疑，商鞅曾逃亡魏国，但魏拒而不纳，走投无路，被秦追捕回去，五牛分尸于成阳。
当年梁惠王是这样的对待公孙鞅，如今会怎样对待孟子的到来及孟子的仁政学说呢？或者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江山易改，秉性难易，生姜断不了辣气，或者因受到公孙鞅这件事的刺激，目前的局势又迫使他很想找到一个振作图强的能臣，来恢复其父祖的光辉业绩，甚至进而窥图霸业，统一天下。
尽管孟子的思想、政见、学说与公孙鞅几乎是水火不相容，但考察梁惠王如何对待人才，却有共通之处。
事实证明，孟子并非多虑，梁惠王对孟子的态度冷漠，若即若离，不郊迎，不宴请，不主动请教，孟子是通过关系才见到了梁惠王，而且第一次会见便不十分愉快。
孟子是在魏国的朝廷之上拜见梁惠王的，当时梁惠王正在与几个近臣议事，看那场面、气氛及各自的神态，并非在商讨什么举足轻重的国家大事，不过在闲聊罢了。梁惠王见了孟子，上身微欠，算做以礼相待，既不问好，也不让座，像集市交易似的，张口便问：“孟老夫子不远千里而来，想必是给我魏国送来了富国强兵之道，称雄天下之策，将助我谋利于天下吧？”说完环顾左右的臣僚，嘻嘻地笑着，很显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这对孟子的伟大倒没有什么损伤，但却暴露了梁惠王始终不成器的风格，一副吊儿郎当，不庄重的浮躁相。
孟子并不计较，他理解梁惠王的处境，根据当时所处的客观情势，梁惠王希望自己的邦国强大起来，甚至于最好是成就霸业，因而劈头提出“亦将有利吾国乎？”似乎是无可厚非的。
孟子并非迂腐不懂现实，更不是学不会纵横捭阖的作风。他对那些只图个人进身之阶的做法，和博取个人本身功名利禄的办法完全懂得，但他不肯那样做，因为他抱着古圣先贤淑世之道，尤其拳拳服膺孔子的仁义道德，在很大程度上从济世救民的宗旨出发。他希望从这个只讲霸术，争权夺利的时代中，找出一个真正实行王道仁政，以济世为目的的国君，促使他齐家、治国而平天下。那么，梁惠王是他选择的理想君主吗？不，他深知梁惠王不一定能接受他的哲学思想和仁政主张，不过是对他抱着某些希望和幻想罢了，正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正因为如此，孟子循循善诱地说道：“安邦治国之道，仁义而已，大王何必张口言利谋霸呢？”
梁惠王虽然是第一次见孟子，但对孟子的政治主张和游说列国的情况却并不陌生，因而兴致不浓。然而孟子毕竟是个颇享盛名的学者、大儒，为了博得一个“尊贤”的美名，不得不故作热情，勉强倾听孟子讲那仁政的道理。孟子的眼光素来是入骨三分，梁惠王的这些矫揉造作之举哪里会瞒得了他。尽管如此，孟子也还是以诚相待，说道：“当今之世，上起诸侯国君，下至黎民百姓，无不苍蝇逐臭似的谋取一己之利，王日，‘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日，‘何以利吾身？’这样上下交相追逐私利，国必危若累卵。试看天下，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那些拥有百乘、千乘的大夫们不为不富，然而却尽干这些悖逆的勾当，原因何在？就在于他们先利而后义。先利而后义，必成窃国之大盗，因其欲壑难填也！为人子者，不仁必遗其父母；为人臣者，不义必慢其君上，大王如此重利轻义，岂不是自趋其祸吗？”
孟子在告诉梁惠王，纵使欲富国强兵，也还是在图小利，只有着手于仁义，才是真正的大喜大利，只是人们都急功近利，而不顾长远的巨利。
从孟子跟梁惠王这番谈话看，孟子并非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只讲义，不言利。本来嘛，孟子读书多，阅历广，洞察社会深刻，他怎么会闭眼不看现实和历史，而迂腐地否定利的价值呢？他清楚地看到，古往今来的文化体系，无不言利。人类的文化思想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艺术……可是有哪一种能离开利呢？如不求利，又何必去学，去做呢？做学问也是为了求利，读书识字，不外乎为了获得生活上的方便或者自求适意。即使出家学道，也还是在求利。仁义也是利，道德也是利，这是广义的、长远的利，不是狭隘的金钱财富之利，也不是权力之利。然而孟子更清楚地看到，所有的混乱、争执、罪恶和痛苦，其实都是源于人类毫无止境的好利之心，人们纠结于利益的漩涡之中。惟有把好利之心转化掉，恢复人类本性中原有的仁义之心，使人们再度有了澄澈清明的心灵，这个世界才能恢复和谐的秩序。在孟子的思想里，真正值得关心的是生存权力的保障，是安居乐业的追求，是道德水平的提高，是义利之辨。
孟子第二次见梁惠王的时候，梁惠王正在王室的大园林中游览散心。这园林叫御花园，方圆数十里，四周是矗立的围墙，园内仙山佳景诱人，琼阁错落有致；宫殿依山而筑，回廊傍水而建；歌榭之中银喉莺啭，舞台之上仙姿翩翩；河网纵横，流水叮冬，如歌似诗，湖泊一碧万顷，游艇点点，似蓝天上的朵朵白云；珍禽绕林嬉戏，异兽草地追逐，奇花四处点染，异卉八方卖俏……门禁森然，百姓们只能远望，而不得近前，即使是臣僚百官也未必能随便出入。梁惠王站在一个大沼池的岸边仰望那树梢上栖息飞翔的鸿鸟、野雁，俯视草地上安详吃草的小鹿。别离嫔妃娥嫱，步出深宫，接触到大自然的景象，别有一番情趣，心中感到格外舒畅和快乐，他一边观赏园中美景，一边问孟子：“请问孟老夫子，仁人君子，贤人先生们，是否也喜欢观赏这园林风光，是否亦喜欢这些珍禽异兽呢？”
这种问话，这种语气，这种神态，包含了令人难堪的意思，孟子是怎样透灵的人，自然不会辨不出来，但他有自己的抱负和涵养，仍然持着郑重的态度回答对方提出来的问题。他态度很严肃，用单刀直入教训的口吻告诉梁惠王说：“仁人君子与贤者，待天下之民共享安乐之后，方去享此园林之乐；不贤之君，纵然有天下最美之园林，亦不会真享其乐，且难以长久。
“《诗经·大雅·灵台》篇说，文王欲筑灵台，尚处于计划、设计、布置阶段，百姓闻讯，不约而同地纷纷前往，群策群力，迅速提前完工。文王来到鹿苑中，母鹿正安逸。母鹿光且肥，白鸟羽毛洁。王到灵沼上，满池鱼跳跃。文王虽用民力筑高台，建深池，百姓却乐而从之，称那高台谓‘灵台’，称那深池谓‘灵沼’，为其有多种禽兽鱼鳖而高兴。原因何在？文王能与民偕乐，故能真享此乐也。”
接着孟子又引用《书经》的记载，讲述了一则与文王建灵台完全相反的故事，当暴君夏桀在位的时候，曾大言不惭地说：“我之于天下，犹若太阳，太阳何时消灭，我才何时死亡。”
自夸其政权像太阳一样永恒，可是他施行的暴政弄得民不聊生，百姓恨透了他，说道：“你这如同烈日般的暴君啊，何时才能坠于西山呢？你赶快没落吧，‘我们宁愿与你同归于尽，也不愿再忍受暴政的残害！”最后孟子强调说：“为人君者，使百姓怨恨到愿与其一同灭亡的地步，纵然拥有美好之台池、鸟兽，又何能安享其乐呢？”
很清楚，孟子一步步地想把梁惠王引导到“与民同乐”的思想里。假若孟子一心只想做大官，讨好国君，那么他会讲这些令国君听来不痛快的话吗？孟子明知这些话不能讨人欢心，但他想到百姓在战争和饥荒下的煎熬呻吟，就感到义不容辞，有责任站起来替百姓讲话。这就是道德勇气，这就是仁心的具体表现。
这次谈话与上次相比，梁惠王的口气略有好转，不似先前那样生硬疏远。
由于孟子的伟大人格和高尚的道德修养，一直讲王道政治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感动了梁惠王，他已经渐渐地听得进孟子的话了，请看下边这段谈话的语气，已经比前两次融洽一些，好像谈得来了。
梁惠王主动地向孟子请教道：“寡人治国，真可谓尽心竭力矣，河内遭灾荒，便将那里的部分饥民移至河东，同时将河东的部分粮食运至河内。河东遭灾亦照此办理。寡人曾考察过邻国之政，无一能似寡人这样用心于民者。然而，邻国之民不因此而减少，我国之民也未因此而增多，请问孟老夫子，这内中的原因何在？”
听了梁惠王的问话，孟子心中油然而生一种甜美之意，因为他看到了对方正在向自已靠拢、接近，似乎那颗心也在渐渐贴了过来。这并非是他本人的能事，而是仁政思想的感召，他透过这一缕绛紫色的云带，虽然只有头发丝那么细，坚信黎明的曙光，喷薄而出的朝阳是不可抗拒的，还有什么能够比看到胜利的希望心中更甜、更美呢？……
喜于心而呈于面，孟子笑吟吟地答道：“大王颇喜战争，请让我以战争为喻。两国交兵，战鼓咚咚，兵刃相接，头断血流，兵卒中有的弃甲曳兵而逃，或逃百步而后止，或逃五十步而后止。逃五十步者竟耻笑逃百步者胆小怕死。大王以为如何？”
梁惠王不假思索地愤愤答道：“俱为贪生怕死之辈，一丘之貉也！”
孟子肯定了梁惠王的回答，说道：“大王既明此理，则不必希望本国之民会多于邻国……”
孟子说梁惠王好战，未免有些挖苦。在那个时代，有哪个君主不好战呢？如不好战，便无法生存，那个时代也就不叫战国时代了。不过梁惠王为了恢复其祖辈父辈的光辉业绩，用庞涓为将，悍然侵赵，攻韩，最后为齐所大败，实在是人谋不臧，自食恶果之报。
梁惠王执政为民，确也较邻国先进，无奈这些政策都是头疼医头，脚疼治脚的办法。不从根本上着手，除去病源，为国家千秋万世着想，作百年大计，长久之图，怎么可能比邻国的人民多起来呢？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孟子为梁惠王设计了一个强国富民的蓝图。
“农忙季节不征兵，不抽役，以保证农民不违农时，这样粮食则不可胜食了。”
在诸侯不断互相征伐，争雄称霸的战国时期，各国均实行富国强兵的近利政策，不顾农时，滥用民力，严重地影响和破坏了农业生产，这是造成饥荒的重要原因。这里孟子首先强调“不违农时”，实际上是在反对兼并称霸战争和徭役、劳役。
孟子观察到，发展当时的农业生产，不仅要从经营方式和赋税政策方面以保证，同时还必须在具体生产管理方面，使种植业与动物饲养相结合，实行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他主张：“每户有宅五亩，种桑养蚕，五十以上者，可以穿丝着帛。鸡豚狗彘，六畜兴旺，七十以上之老者可以食肉。每户有百亩之田，不夺农时，不妨碍其生产，数口之家可无冻馁之苦。”
孟子清楚地认识到，多种经营是加快农业生产发展和解决社会需求的一条有效途径，因为多种经营内部的种植业和饲养业之间，是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关系。一方面，种植业既为人类提供粮食和衣着的必需品，又为家畜家禽的喂养提供了各种饲料；另一方面，动物饲养业也为人类提供了肉食、蛋类等必需品，并为种植业提供了大量的肥料，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在一家一户的小农获得独立经营权之后，为了应付沉重的赋税负担和满足自身的最低生活需要，也必须由单纯种植五谷转向种树栽桑，饲养禽畜，以开拓新的生产领域，增加收入。
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发展，孟子还提出了保护自然资源，维持生态平衡的思想。他说，不违农时，粮食则不可胜食；不以细密之网到江河湖海和沼池中捕捞，鱼、鳖等水产品则食之不尽；伐木有定时，保护山林，不乱砍乱伐，木材则用之不竭。粮食、鱼类食之不尽，木材用之不竭，百姓对养生丧死则无不满，此王道之始也。这里的“养生丧死”，包括人口的繁殖与增加，生活的不断改善与提高，生存的权力和保障，生命的延续与长寿，儿童、老人、病残者的福利等。
物质生活有了着落和保障之后，多办些学校，对青少年进行仁义孝悌的教育，使社会上人人都敬老尊贤，这样，路途之上就再不看见有负载之斑白老人。如此一来，则天下百姓无不归服。
然而如今的情形怎样呢？富贵人家之猪狗吃掉了百姓的粮食而不知节制，路上有饿殍而不知开仓赈救，这情形正如后世有诗人所描写的那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百姓们饥饿而死，为君者却说：“此非我之过，乃因年成不好所致。”请问，这话跟持刀杀人者说“罪不在我，而在兵器”，有何不同呢？
孟子最后说：“大王倘能着手于政治上的根本改革，而不归罪于荒年饥岁，则天下之民必蜂拥而来，魏何愁入不增，国不强！……”
梁惠王对孟子的接触，犹似深山探宝，窥探，深入，逼近，蜂蝶恋花，为其色香所诱，翩翩嗡嗡绕花飞转，既落花蕊，必吮其甘甜；情侣相恋，由陌生到熟悉，由戒备到倾情。二人每谈一次话，梁惠工的态度就好转一次，待到这第四次相见，已经变得虚心诚恳了。你听这第一句话的态度就与以往大不相同：“寡人愿洗耳恭听夫子的教诲！”
孟子避开了梁惠王的请教，反问道：“用木棍杀人与用刀枪杀人有何不同？”
梁惠王回答说：“无以异也。”
这次孟子用的是剥茧抽丝、逐层深入的方法，待到梁惠王肯定了他的这一问题之后，冷不防话锋陡转，逼进一步问道：“用刀杀人与用暴政杀人有何不同呢？”
孟子的这一逼，可把一个梁惠王逼得转不过弯来了，也许当时被问得愣了一下，梁惠王总不肯承认自己在施行暴政，但因为自己是一国之君，只好眨眨眼，摇摇头，并不情愿地说：“当然亦无不同。”
鱼既食饵上钩，孟子自然要抬起钓竿，将鱼提出水面，辨个究竟，于是说道：“如今魏之情形如何？大王的厨房里有食不完之山珍海味，马厩里有膘肥体壮之骏马，而百姓却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濒于死亡的边缘，原野里饿殍横七竖八，令人悚惧，这等于为君者在率禽兽而食人。兽相食，人且恶之，执政者竟不免率兽而食人，又何谈为民之父母呢？孔子曰：‘始作俑者，真该断子绝孙！’以似人之俑殉葬尚且不可，又怎么可让百姓活活地饿死呢？”孟子嫉恶如仇，对那些行暴政，逞霸道的诸侯们的批评谴责义正辞严毫不留情，不仅是一针见血，简直是入骨三分，令人肃然起敬。“杀人以政”、“率兽食人”，正是政治野心家们的写照。倘无像孟子这样富于道德勇气的知识分子站起来严辞谴责，那么，广大的人民群众备受欺凌压迫，还会有谁来为他们说话呢？
梁惠王再次登门拜访，向孟子求教。显然，惠王心中依旧为现实政治所苦恼。也许，他并不是不同意孟子的仁政立场，但是为了在冷酷竞争的现实中求得生存，尤其是魏夹于秦、楚、齐三大强国之间，眼看着侵逼日甚，年纪老迈的梁惠王困心焦虑，不惜厚币卑礼延请天下贤士，这就希望能解决他的现实难题。这一次，梁惠王很坦率、很明白地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表示出来，他说：“当初，魏之强大，天下少匹，这是孟老夫子所熟知的。但到了寡人之手，东败于齐，长子战死于疆场；西败于秦，强秦掠我河西之地七百里；南辱于楚，襄陵一战，失城八座。此乃令寡人寝食难安之奇耻大辱，无时无刻不欲为死难之将士报此深仇大恨，以雪洗国耻。依夫子高见，寡人该如何行事？”
孟子清楚地看到了梁惠王思想的进步，喜欢他这种坦诚的品格，笑道：“只要施仁政于民，方圆百里之小国，亦可王天下，更何况魏系大国呢？陛下广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使百姓不失农时地深耕细耨，闲暇时间，则以孝悌忠信之德教育青少年，使之入则事父兄，出则助长上。倘能如此，哪怕是手持棍棒，也足以抵敌秦、楚之坚甲利兵了……”
听了孟子的话，梁惠王疑惑不解地说：“寡人鲁钝，难解其中道理，恳望夫子明教！”
孟子解释说：“陛下请想，那秦、楚欲行霸道，无时不在征兵，征役，夺其民时，民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致使父母冻馁而死，兄弟妻子东逃西散。秦、楚之民既陷溺于痛苦的深渊之中，大王兴兵讨伐，有谁还会再与大王的仁义之师相抵抗，正所谓。仁者无敌于天下！……”
孟子主张，对于刑罚的施为，应以省略为上，不可太苛重，法治并非与王道相反，法治也是王道的治国之术，“刑法承于下，而后仁义兴于上。法令者，赏善禁淫，居理之要”。“有刑罚而无仁义，则人怨，怨则怒也；有仁义而无刑法，则人慢，慢则奸起也。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两道而无偏重，则治之玉也”。孟子说“省刑罚”，并未说“去刑罚”，可见儒家提倡仁政，并不排斥法治。
薄税敛是减轻国家的税赋，减轻公府的公费、规费和临时的稽征。否则征敛太多太重，等于杀鸡取卵，弄到民穷财尽，野有饿殍的地步，则无从征敛矣。孟子认为，能够薄税敛，则藏富于民，国家自然富足，国库自然充裕。
不夺农时地使民深耕细耨，改良耕作技术，不断地增加生产和收入，则是富民强国的根本。
“仁者无敌”，是孟子所坚信的政治信念，有人认为这太迂腐而不切实际，其实，孟子何尝不知道现实中的种种艰难，何尝不知道这种想法是不易获得共鸣的，只是他知道得更清楚，倘若凡事只循着现实的需求去做，只投合一般人的想法，那么这个世界只会日趋野蛮，而人类的前途也就愈演愈暗淡了。因此，孟子并不是故意自命清高，而是在关心人类，关心文明之下，眼睛举世滔滔，便不自禁地产生对抗现实，坚持理想的勇气。
白圭名丹，乃梁惠王之心腹重臣。这是一个投机取巧的家伙，他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办法，遇到熟年，收取谷物，售出丝、漆，遇到荒年，便售出粮食，收进帛、絮，因而成为魏国的巨商大贾，其富赛过惠王。他自认为经商如伊尹、吕尚用谋，孙子、吴起用兵，商鞅行法，并说他经商的要诀是“智勇仁强”四字。“智”就是权变，“勇”就是决断，“仁”就是要能“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强”就是要能守时机。他见梁惠王频频与孟子接触，生怕孟子夺宠，于是变着法欲将孟子挤走。孟子不是主张“薄税敛”，税率“十分抽一”，以减轻百姓的负担吗？一天，白圭故意来给孟子出难题，问道：“我欲行二十抽一之税率，岂不比先生那‘十分抽一’更有利于民吗？”
孟子知其来意，自然不会示弱，斥责道：“二十抽一，乃貉国之道也！倘有万室之国，只有一人制陶，这能行吗？”
白圭不解其意，老实地回答说：“不可，万室之国，一人制陶，必不够用。”
孟子说：“貉国五谷不生，惟生稷糜。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外交往来致送飨宴之仪，亦无各种衙署官吏之费，故二十取一足矣。无君臣祭祀交际之礼，是去人伦；无衙署官吏，是无君子。如今之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何行得通呢？制陶者不足，尚无法为国，更何况无人伦、无君子呢？税率欲比尧舜之十分抽一者轻，是大貉小貉也，欲比尧舜之十分抽一者重，是大桀小桀也。”
白圭本欲来讨便宜，结果却讨了个没趣，悻悻而归。但他并不甘心，一日又以自己擅筑堤防的长处来向孟子炫耀，竟恬不知耻地说“丹之治水也逾于禹”。既“逾于禹”，你孟子自然不足挂齿。
孟子闻后冷冷一笑，这是轻蔑的笑，嗤之以鼻的笑，笑过之后说道：“先生错矣。禹治水，顺水之性，不与水争势，掘九河，注之于海，疏济、淮，导之于江，洪水得治，万民安居。今先生一治水，筑堤防，乃以邻为壑，何敢与神禹相比！……”
白圭又弄了个大红脸，尴尬得无地自容。
原来战国时各大国普遍建筑大规模堤防，只是为了本国的利益，所谓“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为利”。当时齐国和赵、魏是以黄河为界的，赵、魏两国的地势较高，齐国的地势低下，黄河泛滥时齐国遭受的灾难就较严重，齐首先沿黄河离开二十五里地筑了一条长堤防，以防止黄河的泛滥。自此，“河水东抵齐堤，则西迄赵、魏”，使得黄河泛滥之水冲向赵、魏两国而去，于是赵、魏也照此筑堤，河水在两岸堤防间五十里宽阔地带时来时去，所以孟子斥责白圭筑堤“以邻为壑”。
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梁惠王有可能接受孟子的仁政主张，孟子的仁政学说有可能首先在魏国得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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