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黑丁[1]

    今年是王统照师93岁诞辰，但他离开我们已经33年了。

    我深切怀念他，绵绵的师生之情久久在牵动着我的心灵。

    在我艰难的人生历程中，值得我思忆和回味的事，再也没有比我获机缘认识“五四”时期著名作家王统照先生更令我感情激奋的了！我1924年就熟悉他的名字，确切地说，这种熟悉，是指读到他的作品，是他把我引进新文学的天地，而在我心田里深深播下一颗人生理想的种子。这样，我对他就产生了真诚的敬慕之心，后来才真的成了他的学生。我每一想起这件事，一方面感到幸运和欣慰，另一方面又叹人间际遇就是在这偶然与必然的交错中形成了种种曲折的经历。

    我出生于1914年12月27日，我家是在青岛不远的一个临近海边的村庄，当年帝国主义炮舰侵占青岛时的隆隆炮声，听起来叫人惊恐不安，人们在无法生活时便纷纷背井离乡，远闯关东，我父亲就是其中一个。1921年是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第三个年头，我因家庭贫困没有条件进城上学堂，只能在私塾跟一位六十岁的顽固守旧的族兄读了三年四书、五经、诸子、左传和古文。练帖、作文，也是我天天不能缺少的一课。一到晚上，我心情便松弛了，就借着母亲做针线活的暗淡灯光看旧小说。几年的私塾虽然把我引入古代文学哲学历史之门，确实也增长了不少知识，可是这种教育，简直把我禁锢得喘不过气来。有一件令我感到愤慨的事至今还牢牢记在我心里，这就是“五四”运动带起的一股思潮冲向农村，那些被唤起的农民和妇女正在纷纷议论着要不要剪辫子放足时，我就自觉地握起一把剪刀把自己拖在背后一条长辫子剪掉了！没想到竟遭到我那族兄的干涉，他把我叫到他的书房狠狠给我十三手板。我左手托着红肿的右手，脸额上沁着汗，咬着牙，低着头，一声不吭地跑回家去。从此，我再也不肯进他的私塾大门。

    正当我彷徨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我的一位在青岛教会做事的族侄忽然回来了。他名叫于奎高，基督教徒，50岁了。他听说我不上私塾了，忙来告诉我，他已经辞了职，准备在村上办学堂，要我跟他去上学。他过去在外边教会学校教过书，旧文化底子很深，他不但接受了基督的洗礼，还受过西欧文化和民主思想的熏陶，如今又受“五四”运动的启示，对新文化思潮抱有满腔热情和希望。他把自己东院四间草房腾出来当校舍，又将在外边募捐的几百块现洋和自己积蓄的一部分钱拿出来做办学基金。他写好的一块“民国学校”大牌子往大门旁一挂，一边招生，一边开学上课了。我报上名，把在私塾学习的情况告诉他，又把随身带来的一大厚本作文簿交给他，意思是要他了解一下我的文化程度。他问我看过旧小说没有，我告诉他，我喜欢看旧小说，像《七侠五义》《西游记》《石头记》《三国演义》《老残游记》我全看过。他看过我的作文，就把我编到高年级。一天下午，他从一摞杂志里特意为我找出几本《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要我带回家去看看发表在上面的王统照先生的几篇新小说。夜阑人静，我悄悄摸进磨房那间漆黑的小屋，点上一盏小油灯，靠着磨盘就聚精会神地连续读完了王统照先生的《沉思》《春雨之夜》和《湖畔儿语》三篇小说。我仔细回味，有一种新鲜亲切之感，这大概是第一次接触新文学的感受，愉快而激动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去了。我脑子一直在想着我那族侄对我的介绍，说王统照先生是一位主张文学为人生的作家，他遵循着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抨击黑暗，讴歌光明，真实反映社会现实与人生思想，是王统照先生创作的基本发展道路。我族侄这简略的概述，对认识和理解王统照师的作品起到积极的诱导作用。因为我读过古文和旧小说，对新文学也就容易看懂，如有不明白的地方，还可以问问我那位族侄。王统照师的作品反映的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的矛盾冲突。他写的城市题材作品，因为我长期住在乡下不熟悉城市生活，所以理解就困难一点，他的农村题材作品，一般我都能理解。不论他反映城市或农村，他都面对黑暗丑恶社会现实，揭示人生真谛。对所描写的各种人物，有的给予同情，有的给予无情的鞭挞。他的《湖畔儿语》，通过涵义深刻的题材，匠心独到的构思，和刻画人物性格的艺术手法，生动地烘托出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这篇作品描写的那个不幸的家庭和孤独流浪儿小顺，继母被迫为娼，使这个可怜的孩子流落湖畔度过难熬的黑夜！像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流浪孤儿，在黑暗的旧社会恐怕是有普遍性的。他这幅深刻反映城市贫民失落幸福人生的悲惨生活画面，是对黑暗社会的有力控诉，给我留了辛酸和痛惜的沉思！

    我在国民学校奋发苦学了三年，弥补了私塾的不足，有幸读到新学各门功课。我又继续读了王统照师的一些作品，如《论冰心的小说〈超人〉和〈疯人笔记〉》《瞿秋白〈新俄游记〉》、短篇小说《生与死的一行列》、长篇小说《黄昏》和诗集《童心》等。这些作品开阔了我的视野，增长了新的知识，特别从更广阔的文学领域使我受到现实生活和美好艺术的感染，进一步坚定了我热爱新文学的志趣。从此，我也扩大了阅读范围，我族侄又特意把鲁迅先生的《呐喊》借给我读。由于我生长在农村，对鲁迅先生描写的乡村生活和人物有深切的感受。

    国民学校毕业后，我在没有条件继续上学的情况下，便向母亲提出去东北找我父亲。这是1927年的春天。但我一走上旅途，就贸然改变了计划，在路过青岛时停下了。我这不谙世情的行径，固然是对旧社会有一种抗拒不满的表现，但这也有意显示自己倔强的性格，在这茫茫人间难道就寻不到一个落脚的处所？这时，王统照的作品给我的精神力量，就成为我在万般困苦中为人生而奋斗的武器了！我奔走于青岛各条街道，终于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找到几个做工的乡亲们，在他们热情的帮助下我谋到一个临时小工，这样我总算有碗饭吃了。一到夜晚，我占工棚一角，围着被子蜷缩着疲惫的身躯，靠着潮湿的砖墙，借着从窗口透进来的路灯的一缕暗暗的灯光，从背包里掏出王统照师长篇《一叶》和鲁迅先生的《呐喊》短篇小说集，眼神陷在书的字里行间。喧闹的市声渐渐沉寂了，大海的涛声仿佛也远远消隐了，周围不约而同地掀起了阵阵浓密的鼾息，似乎在催我入睡。我就是在这样几个不眠之夜把王统照师和鲁迅先生两本书读完了。我深深感到，我的处境越困难，他们的作品对我的鼓舞力量就越大。

    我族侄从我的信中知道我留在青岛当小工，他马上回我信，并且附来他写给胶东中学一位朋友的信，详细向他介绍我的情况，并要求他和校长谈谈允许我以同等学力投考初中二年级插班生。结果，我被允许了，在暑假考试中竟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但一想到学费，我就感到茫然了！于是，我又给我族侄写信，要他想些办法。他回信说，我母亲答应为我出利息借贷二十五块现洋，而他自己愿意从学校基金中帮我十五块现洋。另外，我趁开学之前每天继续到工地打工，把挣的钱攒起来作为学费和伙食费。

    1928年春，我从一个文学刊物上看到一个消息，说王统照师已经离开北京，全家定居青岛。他除从事写作外，还在青岛大学、青岛市立中学和青岛铁路中学任教。这消息给我以极大的鼓舞，本来我对王统照师早就产生了真诚敬慕之心，现在我忽然像被引入幻梦，在我荡漾不定的心湖上对他又升起一个强烈的求教的愿望！

    胶东中学差一年才能毕业。恰好这年暑假青岛市立中学高中部文科一年级招生，没有文凭怎么办！我一想，平常我每门功课都在九十分以上，特别是语文，我又读了不少作品，每次作文都得到老师的好评。这样，我为了敬慕王统照师的大名，便决心去冒一次险，我便以同等学力去报考了青岛市中，结果，我侥幸地考取了。现在，我可真成了王统照的学生了！开学那天，我吃过早饭，跑到被丛林环抱的中山公园近旁的学校大门外，心绪不平静地停立在那里。初秋的晨风吹来阵阵舒适的凉意。我迎着阳光普照的诱人的蓝色大海，望着海岸那条伸延而光亮的马路。忽然发现一辆人力车上坐着一个人朝公园这边渐渐逼近了。车上坐着个文人模样的中年男子，他穿了一身半新不旧的藏青色哔叽西装，洗过几水的白衬衣，黑领带，头上戴了一顶灰色旧礼帽，帽沿遮着他那削瘦、纯朴、温厚的面孔。眉宇之间又微微透露出安详深沉的表情。他戴着一副近视镜，给人留下一种严肃而又和蔼的感觉。他从容不迫地把放在膝盖上的一只黑皮包挟在胳膊弯里走下车。我一边走一边思索：也许这就是他吧？这样，我就向他恭恭敬敬地问：“你是王统照老师吧？”他忙止住步，朝我和蔼地笑了笑，点了点头说：“你是哪一位？你叫什么名字？”我把早已写好的一张纸条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来递给他：“老师，这是我的名字，我是文科一年级新考进来的学生。老师，你的大名我早就熟悉了，你的作品我读了不少，我不认识你，早想见你一面。”他高兴地和我握了握手，这时，他脸上忽然像落了一片红云，歉意地说：“对不起，叫你久等了！”“老师，你太客气了。”“你家在市里吗？”他仔细看看我。我摇摇头，说：“不，在乡下。”他笑了笑，又和我握手：“我们课堂再见吧！”

    这一瞬间的亲切相晤，开始了我们师生感情的交融。他和蔼的笑貌和温暖的话语一直深深印在我心里。

    王统照师教课很受欢迎。一到他上课时，课堂内外，大家都围着他，有的想请他解答什么问题，有的想瞻仰瞻仰这位作家的风采。有时，别的班上没有要紧的课，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就偷偷溜到课堂后头来旁听。由于他言谈朴实，诚恳待人，同学们没有不喜欢他的。凡是跟他接触过的青年，无不认为他学识丰富，宽厚朴实，是一位对青年关怀备至的长者。他讲话常带点朴素的乡音，听起来亲昵入耳。不论讲古文，或讲新文学，他讲一课，总是严格要求学生把课文弄懂，要领会好作品的思想内容，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和艺术特点。他对语言很重视，虽然一般不大主张学生死抠字眼，但要懂得语言的运用是文学表现的主要手段。他每讲完一课，总是要问大家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还有什么疑问？然后，他把同学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以回答。我记得在给我们上第一课时，他一边点名，一边把每个学生的名字和面貌仔细记在心里，才慢慢打开教材。这时，同学们也许由于对自己老师怀有一种景仰心理，没等他开讲，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要求他先讲讲自己的作品和怎样参加“五四”运动的经过情况。可是，我没有想到为了这么容易的一件事却把他难住了，他迟疑了半天，在他削瘦纯朴的面颊上立刻露出一种谦虚的表情，笑了笑说：“同学们，我以后准给你们讲，今天我打算先给你们讲讲鲁迅先生的小说。”他可能认为我们会问他为什么要先讲鲁迅呢？但我们并没有这么问他。他接着就对我们解释起来了：鲁迅是我国伟大的作家，他为人爱憎分明，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他写了许多著名的短篇小说和杂文，以他那尖锐辛辣的笔触，向反动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进行英勇的冲击！鲁迅的人品和文品集中表现了他的伟大性格，这是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学习的楷模。特别对青年来说，更要学习他这种可贵的精神。王统照早在北京时就认识鲁迅，且有交往。他这种爱戴鲁迅的感情，深深感动了我，使我受到很大教育，从而也加深了我对鲁迅先生的无限崇敬。每当我一想起王统照师对鲁迅先生这种谦虚态度，我心头就涌起对王统照师肃然起敬的情思。他把作家这个庄严称号和人品文品结合为一个整体的楷模，来教育人，我还是第一次得到这样深刻的启示。

    不久，在王统照师的关切和扶持下，我们市中几个对文学颇有兴趣又喜欢写作的青年组织了一个文学小组。这个小组成立的那天，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王统照师应邀约在下午3点钟就到了学校。他上楼走进我们课堂一望，文学小组的人全到齐了。他有点不好意思，抱歉地笑笑，说：“同学们，我迟到了。”我们几乎同声地说：“不，老师，你来的正好，我们住校，可你还要走这么远的路！”他脸上沁出几粒汗珠，忙掏出手帕擦擦脸，把近视镜往鼻梁上轻轻一推，依然笑笑说：“你们的会怎么开法？谁主持？”我回答：“老师，大家叫我主持，可我不知怎么办好。”“你就说说文学小组的工作怎么办。”王统照师看看我。我说：“今天会的内容，主要听老师讲话，对文学小组的工作提几点指示，然后，我们选两个小组长就散会。”“那么你们先选小组长吧，选完我再讲。”在大家一致意见下选了我和一位来自江南的同学担任正副组长。教室响起一阵掌声，显然，这是在请王统照师讲话。王统照师望望大家，转过脸来风趣地对我说：“该组长主持会了。”我一边鼓掌，一边对大家说：“欢迎老师讲话！”王统照带着激奋的心情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脸上兴致勃勃，立刻把他有时显露出的一种拘谨全盖了。他虽不像在高谈阔论的样子，但他却纵情不羁地对我们吐露出真情：“我收到一条建议，有的同学提出来把‘文学小组’的名字改一改，但没说怎么改。你们想想有没有更好的名字？”大家都不讲话，忽然有位同学说：“要改，最好体现出我们的思想。”王统照师说：“这很好，体现什么思想呢？这位同学的建议我看可以考虑，不过不要全改，加上两个字行不行？”有位同学问：“老师，两个什么字？”王统照师说：“把文学小组前头加上‘无名’两个字好不好？叫无名文学小组。无名，就是不要自高自大，骄傲自满，凡事切记谦虚谨慎，以严律己。”这建议，立刻受到欢迎。有的同学还解释几句，本来我们就是无名小将，谁也不是作家，有什么可自高自大、骄傲自满的呢？我表示同意这样改，我理解王统照师之所以提议加上这两个字，就是要从思想作风上来严格要求我们。这一改，我觉得也别致。接着，王统照师给我们讲话，提出五句话的要求：一、要多读书；二、要接近社会和民众；三、要多听各种议论；四、要多学各方面的知识；五、要多练笔写东西，从多练中求进步。最后，他特别嘱咐大家，要经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败的考验。我觉得这一句像警钟，从现在起就要有思想准备。我们非常感激王统照师这丰腴的补养，它必定会更充实我们的人生。我们把他送下楼去，送到大门外，恋恋不舍地站在他身边。远望夕阳早已沉没西山，万家灯火渐渐辉明。我们送走的是他这位体弱志坚的长者，留下的是他那萦绕在我们耳边飘逸不停的切切动人的心声；而迎来的将是阳光灿灿的春天和大海睡醒后放歌般的潮音……

    就在我们这无名文学小组成立之后，势如燎原的新文学之火点燃了几个学校。我们无名文学小组很快就和这些伙伴们取得联系，经常交流经验，并且一起组织各种社会活动。在不妨碍上课的前提下，我们在星期日或假期，访问农村、工厂、码头，参观德国留下的兵营、炮台，浏览历史文物，搜集民间故事，召开文艺和时事座谈会。这些活动，对扩大视野，增长见识，提高文化素质都是有补益的。实际上，这些活动是为建立跨学校的文学社团在积极铺垫路基，也是为扩大文学队伍在加紧锻炼力量。王统照师主动地给我们介绍书看，还有意介绍我们认识《青岛民报》社的编辑。这样，我们无名文学小组就陆续有人给报社文艺副刊投稿。我们面向社会，经常把报刊上选出来的简单易懂的作品和我们自己写的东西拿到工厂和农村读给工人和农民听，想试试能不能在他们思想上起到点作用？我们这一株一株充满勃勃生机的幼苗能在这块土地上生存，这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与“五四”新思潮唤起人们的觉醒有密切关系的。青岛这个绿色秀丽的海滨城市，她还是一个海岛小镇时于1897年沦为殖民地，先后被德、日帝国主义侵占24年之久。1922年为中国政府收回，成为胶澳商埠，一直在反动的北洋军阀统治之下，1929年为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接收。这里一向文化落后，冷寂如荒漠。自从王统照在1927年离开北京到青岛定居以来，他就成为青岛新文学积极的开拓者，密切注意团结作家，不断发动和组织创作力量。他在任教的几个学校热情地播种着新文学的种子，培植着文学新人。他和青岛作家杜宇、姜宏、李同愈等几番议计，创办了一个文学刊物《青潮月刊》。他为这个刊物写了这样一个《创刊辞》：“近二三年来，……文艺刊物各自在这大时代中奋跃着，挣扎着，呻吟着他们未来的命运，我们借助文艺力量来表达思想，在天风海水的浩荡中迸跃出这无力的一线青潮，也或是颇有兴致的事吧。”他就是以这样的心愿来为文学本身，来为这个曾遭受过屈辱的城市增添着阳刚之气，描绘着鲜艳悦目的且有中华民族精神的彩图！

    1930年的1月初，星期日上午，农历腊月，但这个属于海洋气候的地方，天气并不冷，暖和得如同阳春。阳光照着大地，空气湿润，清新而柔和。我本想照例去工地打工，可是，当我走到临近前海岸的江苏路中段，我被观海山那青松幽雅的魅力所吸引，忽然改变了主意，决定趁这个假日去看望看望王统照师。这样，我就从德国大教堂对面往左一拐，又到一条小路上，朝着环绕观海二路那条马路上走去。我一边沿着山走，一边望着对面不远的王统照师寓所那一下一上、一小一大的两幢洋房。我找到了49号。走进大门，上了几磴石阶，这寂静的庭院几株被海风轻轻吹动的落叶花木，似乎在欢跃地迎接春天的到来。开大门的人把我引入右边一幢小平房的一间陈设简单、朴素、幽雅的会客室。我站在门口朝上望去，是十几磴高石阶，尽头便是一幢小洋房，这便是王统照师的住宅和书房。房前一方不大的小庭园，在路边上垒起几座小花坛。我望见上面通报的人从屋里走出来了，我就猜想，王统照师只要一听说是他的学生来了，他会毫不迟疑地来到会客室。我的猜想果然不错，他手里拿着一包用报纸包好的东西匆匆走出门来，看去他还不那么费力地从台阶上一蹬一蹬走下来了。一进会客室，他笑容满面地和我握握手说：“今天休息了吧？”我扶他坐到椅子上说：“是的，今天我特意来看看你，我一早吃了点东西就离开学校，怕来晚了，你客人多。”他说：“我客人一般下午来的多。我很欢迎文艺界老朋友来坐，大家聚在一起随便聊聊倒挺有意思的。”我笑了：“老师，所以我避开你那个时间。”“这有什么关系？我知道你星期日去打工，也不会有时间来。我在北京教大学时，有不少穷学生上不起学，一天到晚泡在北京图书馆读书、写东西，有时他们还到我班上来旁听，我很欢迎他们。你靠自己劳动上学，这是件好事，不过这也太艰苦了！”“我看出你很同情这样的学生，所以我抓紧这个好机会好好跟你学习，即使这样，能不能维持下去也难说……”王统照师是很重感情的人，他喜欢学生，对学生很宽容。可是，今天我的话一吐口就有点后悔了，因为我已经觉察到我流露出的低沉的情绪似乎触动了他的感情，他虽没有再说什么，但他已是带着感伤的默默的表情，深深地低下头。我不能再让这宝贵的时间从这沉闷的气氛中流逝，于是，我用安慰的语调对他说：“老师，你要注意锻炼身体，你这地方，空气新鲜，也挺安静，最好每天找点时间散散步。”王统照师像恢复了心境的平静，微微笑了笑说：“我有时间也出去走一走，我喜欢一早一晚看海，这后面观海山有座观海台，我常上去看日出日落，有时也看雨后的长虹和大海变幻的姿态，倒别有一番情趣；南望是胶州湾的出入口，一来一往的舰艇和帆船把蓝天碧海水天一色的浩荡的大世界给点缀得如此壮观动人……”

    他把身边那包东西递给我说：“这包东西，我去上课忘记带给你，有本小说集，两本杂志，和你那篇《乡情》，稿子我看过，提了点意见，你再改改吧。”我打开一看，送我的是他的一本小说集《号声》、两本新出版的第二期《青潮月刊》，可是他为什么要送这两本呢？我想了想，这正是王统照师考虑问题细心周到的地方，他送两本，还不是叫文学小组传着看更方便些。我看了看这期刊物的目录，有王统照师的一篇小说《火城》，还有杜宇、姜宏的两篇翻译小说和其他一些栏目。第一期《青潮月刊》，我在去年9月就读了，可是第二期拖到今年1月才跟读者见面，这不能不使我想到下期刊物是不是能继续出下去？如果不能继续出版，这对青岛文学发展影响多么大啊。我问王统照师下期稿件是否已经编好了？他摇摇头，苦笑着说：“办个刊物谈何容易？难呀！不到绝望时还是争取生存下去，文学这条路是不平坦的，要在不断斗争中发展壮大……”他这战胜困难和充满自信的勇气，也给我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接着，我就把昨晚学生会找我商量办校刊约我参加编委这件事告诉了他。他马上说：“学生会也给我写来一封信，要我做校刊的指导，支持把这个刊物办好，我想开始时给他们讲讲应该注意的问题。约我参加编委，无非是帮助组织稿件，看看稿子。校刊，面对学生和教职员，这工作很重要，约你参加，你不必推卸。你的意见呢？”“老师说的对，这个阵地，我想就是对我们文学小组来说也很重要，是我们学习锻炼的好机会。”我毫不迟疑地说。“我那篇《乡情》写的不成熟，麻烦老师了，我打算根据你的意见再补充一下，然后寄给上海开明书店叶圣陶先生办的《中学生》杂志，请他们看看行不行？”王统照师点点头说：“可以寄去请他看看。”没有几天我就寄去了，不久，就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

    暑假眼看快到了，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不回家，留在学校，一方面参加社会实践，借此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一方面想集中一段时间读点书、写几篇东西，提高一下自己的文学修养。王统照师听说我留校了，见了我表示高兴，希望我能完成这假期的计划。他还提出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可及时告诉他。就在放假的前一天，忽然，我收到父亲电报，要我迅速赶到东北，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又不能不去。到东北一问，原来他早已预谋好让我辍学，并且还多方面托人为我找工作，结果，都落空了。我一生气，决定回青岛，但想不到在路过沈阳时，我被一些亲友拦住了，无论如何不让我回青岛，要我留在沈阳投考同泽学校，把文科读完，经济上的困难由他们设法解决。我屈服了，不得已只好以同等学力投考了同泽学校三年级插班生，提前一年文科毕业。这时，我非常怀念王统照师，我托青岛杜宇转给他的信中痛苦地向他表示，这次我盲目离开青岛，是我行动的一大失策，在学业上损失也很大。这短暂的相处，他以长者对我关怀备至的殷切感情，我向他表示永记在心。空间和地域固然一时会隔绝我们的相聚，但是凝聚在我思想深处的绵绵情谊是难以消逝的……1931年春天，我从沈阳一家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王统照师应友人的邀请来东北，在一所中学任教，我感到突然，等我写信给杜宇问清详情，正想和王统照师通信时，而王统照师已经离开东北了。这年暑假我毕业还没有离开同泽学校，“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我深夜从炮火中逃出沈阳，到处碰见残忍凶恶的日本军人在惨杀中国人民，令人目不忍睹！难民漫山遍野，炮声枪声乱鸣。片片房屋烧毁，火光冲天。我随着难民，颠沛流亡，在荒山丛林度着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何处是归宿？前途茫茫！我带着一颗破碎沉痛的心，奔波着，挣扎着，彷徨于哀鸿遍野的饥荒的大地上。从南向北，从北往东，翻山越岭，历经千辛万苦，我终于在1932年夏天又回到青岛。和王统照师已经一年多不见了，这次相会，我突然发现在他头上又多出了不少银丝，他面容也似乎有点老了！一见到我脱险归来，他非常高兴，但一听完我这悲戚的申诉，他表情惊奇，瞪起双眼看着我，感情激动，一只手拍着桌子，愤然地说：“怎么，中国就一枪不放把个东三省送给日本人了？可悲！可耻！”接着，他问我回来怎么办？我说：“在这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我不能再关到学校，上大学经济上更没有办法了，我只能靠自学。不过，你仍然是我的老师，我要继续向你学习，将从文学这条路上跨进社会，走向实际斗争。老师，这些年，你在几个学校教育了这么多学生，也培养了不少文学青年，我想我们这些年轻的伙伴，在你的指导下一定会发挥更好的作用。”王统照师兴致勃勃，毕露了诗人情态，毫不拘谨地站起来了，开朗地说：“你们这批学生，都有自己的追求，我对未来充满了自信，对你们也抱有很大的希望！”我说：“老师，你这坚信的希望，使我想起了一件事，就是我第一次来请教你，你送我的珍贵礼物，是你在我小本上给我的留言。你还记得吧？”王统照师兴奋起来：“噢，我想起来了。让我念给你听听好吧？”

    希望之光是新燃起的一支风雨中的白烛；这时代，火与血烧洗的地方是待燃的烛台。

    王统照师又如当初那种深有所感的激情给我念了一遍他的《这时代》诗篇中的两句火焰般的名句。他对未来的呼唤，激起我斗争的希望，而且我预感这希望之火必将燃遍大地。

    在王统照师的关注下，由几个学校的文学小组先后组合起来的跨学校的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崭露头角。作者大都是业余文学青年，有文化素养，受过新文学熏陶，参加过社会实践活动，有生活感受力。他们虽然带有稚气，艺术上存在缺陷，但他们朝气蓬勃，无所畏惧。他们在文学道路上，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能坚持无情的揭露相斗争。王统照师对这些青年面对现实的种种表现，都给以关注和赞扬。

    1933年，由于形势的需要，青岛左联成立了。负责左联的是乔天华，是青岛地下市委青年委员。我就是经他介绍参加了左联。同时，青岛地下市委宣传委员俞启威（黄敬），对左联的工作是一个积极支持者，他经常参加左联的活动。不久，我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青岛民报》实际上是左联活动的中心。参加左联活动的主要骨干有俞启威、乔天华、杜宇、姜宏、王苓菲、刘西蒙、周世超、郭锡英、彭也夫和我。当时左联处于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工作相当艰苦，地下党也经常遭受破坏。在形势越来越恶化的情况下，《青岛民报》终于遭到大搜查，公安局密令逮捕姜宏。但由于地下党事先得到消息，《青岛民报》和姜宏早有准备，很快采取相应的对策，姜宏也趁机离开青岛，敌人扑了个空，没有得到任何“罪证”。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俞启威和乔天华找到我，要我去迅速代替姜宏的工作，主编《青岛民报》副刊，并要我马上到王统照师那里把目前形势的变化情况转告他，要他注意安全。当王统照师听我把情况介绍之后，他两手握紧我的右手，轻轻松了一口气，镇静地说：“呵，姜宏已经离开了报社，这就好！……”我安慰他说：“老师，敌人这次行动早有预谋，我想，他们可能正设法追捕姜宏，还是要提高警惕的。考虑到你的安全，我们不准备和你多接触。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来通知你。青岛这些文艺青年大多数是你的学生，我们决不辜负你的教导。现在报社决定由我代替姜宏的工作，我刚接手，稿件还有困难，请老师支持。”王统照满口答应说：“这没有问题，我三两天就给你抄点东西，你来取吧。”结果，他按时交稿了，是从他正写的长篇中抄了两章，署名剑三。他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这不只对他的学生在工作上给予的热情帮助，而且也是他这位有威望的“五四”文艺老战士对左翼文艺运动的有力支持。

    1933年是中国文学的丰收年。继茅盾先生长篇巨著《子夜》出版之后，王统照先生的长篇《山雨》也问世了。这是文艺界的大喜事。然而，出版不久，却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禁售，后由开明书店交涉，经删去四章后，始得发行。因此，作者被列入黑名单，时刻有被监视的可能。国民党反动当局这种践踏出版言论自由的粗暴行为，引起文艺界和出版界的不满和反对。我能够读到王统照师送给我的一本未经国民党反动当局张令删改的《山雨》而感到欣喜若狂。青岛左联为庆祝《子夜》出版而召开了座谈会之后，又为《山雨》的出版召开了座谈会。为了避开鹰隼们的耳目，这次会是在青岛郊外山上开的。对《山雨》能在当时白色恐怖的黑暗环境下争取到生存的权利，大家认为这是人民进步思想斗争的胜利。《山雨》，是王统照师的代表作，是他创作历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堪称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时代写照。作品主题思想深沉、艺术结构宏伟，风格浑厚清新，生活画面广阔，内容扎实细致，形象深刻逼真。作者以坚实的熟练的现实主义的笔力真实地反映了北方农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军阀政治上经济上的压迫和掠夺下，日益濒临破产和农民走向觉醒奋起斗争的过程。通过作品的巨大布局和人物性格相互关系的精雕细刻，显示了作者决然的思想变化，使其创作跨入了新的境界。他把渴望光明的急切心愿，憎恨黑暗势力的强烈感情，对劳动人民悲惨遭遇的深切同情，都倾注于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现实描述之中，同时也把他的希望、他的自信和他的乐观完全溶化到这惊世骇俗的时代写照里了。我从王统照师这部力作里又汲取了人生的勇气和力量。

    1934年，我们暌别了。这次暌别，我深深感到不安，王统照师是先我而离开青岛的。他的《山雨》赢得社会上和文艺界热烈的广泛的好评，但却又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禁售和删削，给他精神上留下沉重的折磨和伤痕！他已决定变卖田产，去欧洲考察。他身体瘦弱，是否能经得起这漫长旅途的劳顿，却令人担心。可是，我又一想，摆脱一下这恶浊的空气，对他的健康也很有好处。他就是在这一年的1月离开了青岛。我是因为地下党遭受破坏，工作处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被迫离开报社，转移到农村隐蔽。这年的12月，又从农村转移到北平……

    1936年，我和王统照师又在上海相会了。那是他刚接到任务着手主编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不久。当我听到他的消息，但又不清楚他住在什么地方，我就直接往《文学》编辑部给他写了一封信，很快就得到他的回信，要我到他那里去玩，并且在信里特别交代，要我带着爱人和孩子一块去。我住在闸北，王统照师住在法租界《文学》社，相隔很远。他一听到我们来了，就高兴地从楼上噔噔地下来了，一见我，他第一句话就问：“青岛的同学们都好吧？他们工作怎么样？姜宏有消息吗？”我把这两年来青岛文学工作的情况谈了谈。我说：“老师，你在青岛培养的这批文学青年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他们一直坚持写作，坚持斗争，把文学活动和抗日救亡宣传结合在一起，没有一个人垮下去……”王统照师说：“他们表现得这么好！”我说：“主要是你教育的结果，你在时，从各方面对他们要求很严格。其次，我们从上海搞到一批马列主义的书，经过传阅和讨论，他们从理论上也提高了！认识到作家应和人民站在一起，为人民而写作，为人民而斗争！”王统照师点了点头，说：“他们这种进步太可贵了！《青岛民报》和《青岛时报》这两家进步报纸也很同情他们，青年们的表现，我看和报社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我说：“老师，你说得很对，作家和报社应该互相支持。你刚才问到姜宏的情况，他离开青岛不久，就到北平了。现在一家刊物任外文翻译，正在翻译苏联文学作品。”王统照师宽慰地说：“能找到个工作做，叫人就放心了。”我没有说什么，王统照师接着就兴高采烈地谈起他欧洲之行，对埃及、意大利、瑞士、英国、波兰和荷兰等访问的观感。他认为这次出国考察，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充实了思想，丰富了智慧，提高了文学修养，不论从艺术、思想和经历都有很大收获，他正准备以《欧游散记》为总题目来记录这次所见所闻。他又谈了谈来上海后参加文学工作和各方面的活动情况。他深深感受到，比起在青岛要忙得多了，活动范围也广泛了。当然，随着工作的繁忙和紧张，也带来了各种复杂的问题和困难。《中国的一日》，他还担任编委。文学界和有关方面一些重大活动，如“中国文艺家协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和《抗日救国会》等，他都积极地参加了。这显示出一位老作家在当前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所应有的坚定立场和爱国热情。他谈到这儿轻轻松了一口气，看了看手表，站起来笑了笑说：“啊，已经11点了，我们得去吃饭了。走吧，我们还可以一边吃一边谈。”这样，王统照师便带着我们走出院子坐上电车，到北四川路新雅酒楼去了，找到一张桌子，我们坐下来。王统照师把菜谱送到我们面前，问：“你们喜欢吃什么菜，点吧。”我说：“老师，你随便要吧，不要客气。”他看了看菜谱，就点了四个菜和一个汤，又要了瓶“花雕”。他向我笑笑，热情地说：“今天咱俩喝点酒好吧？我们好几年不见了，不必拘束，师生也是朋友，我常常想念青岛你们这些学生。”我鼻子一阵发酸，低下了头。沉默了一会儿，我感伤地说：“老师，现在跟你在这里喝酒，像做梦一样。老师，我们也常想念你！不管怎么变化，你还是我的老师，我是你的学生。”王统照师也动感情了，他举起杯来，对着我，满脸笑容地说：“那，咱们就干杯好吧？”我有点惊慌地说：“老师，咱俩的酒量恐怕都不行，我看随便喝吧。”“不要紧，这酒多喝几杯也醉不倒人，今天我太高兴了，见到自己学生也来到上海。”他要我爱人吃菜，不要客气，小孩子想吃什么就要。说着，他向招待招了招手，招待就走过来了，他给小孩要了一盘点心。王统照师又举起杯来，我又陪着他喝。可是一杯酒他一连举了几回也没有干完。我觉得他酒量实际上是不大的，转眼之间他脸就红了，不能再让他多喝了。他举杯又催我，还以“青年人有哪一个不会喝几杯的”话来激我，只好听从他的吩咐，又喝了半杯。我们一边吃一边喝。他问起我最近写什么作品，我告诉他我刚写好两篇小说，他一听，要我回去马上寄给他。一瓶酒差不多快喝完了，我将剩余的斟满两杯，站起来恭恭敬敬地说：“老师，最后我敬你一杯，为了你《山雨》的成功，为了你欧洲之行的胜利，我向你表示衷心的祝愿！”他脸上一阵朴实憨厚的笑容，他也站起来：“这下我可得干杯了！”吃完了饭，趁老师付款的机会，我叫爱人带着小孩先走，我准备送王统照师回去。可是他怎么也不同意，说他没有醉，一个人能回去。我执意跟着，他也只好同意了。一进文学社的院子，我转身要走，他把我叫住了，要我在楼下等一等。一会儿，他带着几本书又下楼了。他一边在书上签名一边对我说：“我光说话把这件事忘了，这是新出版的散文集《青纱帐》和诗集《夜行集》，你带回去。”我向他表示感谢。第二天，我把写好的两个短篇《回家》和《北荒之夜》寄给他，不久先后在《文学》上发表了。

    1937年9月，是我在上海最后一次和他晤面。那是在“八一三”事变之后，我带着全家从战火弥漫的闸北逃到法租界，住在穆木天家里。王统照师这时正从青岛匆匆携家返沪，我去看望他，也是向他辞行。他一听说我要离开上海，惊奇地问：“你家属怎么办？”我说：“送到济南她父母家里。”他又问：“你直接到陕北那边去吗？”“到河南才能决定，也可能从山西转过去，不过，最后还是要去陕北的。”“那，我们见面就困难了！”他这深沉的话，使我一阵感到不安。我默默无语地望着他，不知说什么好。他看我不说话，就接着说：“这次你去，路上是比较艰苦的，听说，往那边去，检查很严，不容易通过。”我安慰他说：“这不要紧，到时会有办法的。老师，现在我倒很担心你在上海的处境，战争发展下去，如果中国军队撤出上海，那么上海的情况就越来越坏，就成为敌人的天下。住在租界也不是安全的地方。”他说：“你走吧，关于我，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了！”我说：“老师，我不能不这样想，‘九一八’事变我亲眼见过，敌人在华北的所作所为，我也听说过。老师，我有理由来担心你在上海的安全！”王统照师十分镇定地坐在那里，一边思索一边说：“处在今天的中国，安全这个问题，不只是在我身上有，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都存在。你放心，我自己也会考虑这个问题，我相信，有上海人民在，就有我存在的地方。这边还有我的老朋友，大家都会互相照顾的……”我站起来紧紧握住他的手，含泪望着他，心里默默地向他祝福，嘴里轻轻地低语：“老师，再见吧，再见吧，祝你们全家生活愉快，我期待着读到你从上海发出的鼓舞我心的每一篇作品……”

    我在路上走着，又想起我曾经对他说过的这几句话：空间和地域固然一时会隔绝我们的相聚，但是，凝聚在我思想深处绵绵情谊是难以消逝的……

    1990年8月追记

    注释

    [1]作者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河南分会主席、河南文联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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