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统照的东北之行

    姚素英[1]

    王统照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人所共知，20年代初，他曾十分热心地追求过爱和美的人生理想。他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春雨之夜》里曾把这种人生理想熔铸成鲜明的艺术形象，试图以此作为药方来救治黑暗的中国。但到了30年代初期，王统照的思想和创作方法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其现实主义力作《山雨》的问世，便是一个很突出的标志。促使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方法发生转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而他1931年的东北之行，却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20年代后期，王统照一直生活在青岛。1926年初春，他“亲爱的母亲的病故”，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正在纷扰的时代”，他每日“在海滨的小屋子中生着病”，这些家庭和社会巨大的悲剧创痛，给了王统照以“重大的打击”。和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他陷于苦痛和不安之中。他说：“苦痛像一把铁夹，把心灵夹起来，对于未来不存在什么希望，屏绝一切……风雨秋寒，飞涛夜惊，弱妹相依，稚子跳踉，那时真有奋飞不能，无力量生活下去的深感！”此时，他虽然也曾写下十几篇短篇小说，但“感伤过重”了；与两个通晓日文的朋友创办了《春潮》月刊，试图以译述的方式介绍普罗文学，然而只出两期便夭折了。在这终日苦闷彷徨无法排遣之际，1931年年初，他收到了大学时的同窗好友宋介的来信。宋介在美国留学归国，时任四平街东北第一交通中学校长，热情邀请他到四平街任教。于是，王统照便以“朋友率率的关系”，在1931年春寒料峭的3月里从青岛启程。他先搭轮船到大连，再转乘火车，沿途几经日本特务搜查，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四平街。

    王统照留居东北的日子，正是“九一八”事变的前夜。此时，总观东北的形势，民族存亡危若累卵。长期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怀着企图霸占中国的野心，为了实现其鲸吞东北的第一步，此时他们已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做好了发动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东北第一交通中学校，校址在四平街（即现在的吉林省四平市），这所学校的创办，与四平街在东北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四平街位于东三省的中心，是京哈、平齐、四梅（梅河口）三条铁路的交叉点，黑、吉两省入关的必经要道。1940年，日俄在东北爆发了一场争夺权益的战争，战败国沙俄将其旅顺、大连的租借地及长春至旅顺之间的“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由于四平街位于“南满”铁路中段，无论在交通、经济还是政治方面都是重要据点，所以日本把“南满”铁路抓到手后，扩建了四平街，并将天桥以西的“道里”划为他们的租借地。四平街在交通上四通八达，非常便于他们把从各地掠夺来的大量物资集中于此地装上火车载至大连装船运往日本；同时，四平街也成了他们在东北销售日货的主要城市之一。20年代中期，奉系军阀张作霖迫于全国人民反帝国主义高潮的压力，一面对日采取依靠政策，一面为了解决自己的经济困难和战费需要，于1924年成立了“东北交通委员会”，筹建东北铁路网。其中，他亦对四平街较为重视，在修筑了与南满铁路平行的大通路（大虎山至通辽）、奉海路之后，又修筑了四平街到齐齐哈尔和吉林到佳木斯两大干线。1925年，齐平铁路由四平到洮南通车后，“东北交通委员会”为了进一步为奉系军阀培养专门的铁路人才，于1927年10月在四平街创办了东北第一交通中学校，这是四平市有史以来第一所中学。名为中学，实则相当于中等专业，该校学生毕业后由“东北交通委员会”保送入交通大学或派往东北各铁路局就职。学校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停办。

    铁路中学当时开设铁路管理、经济、数学、外语、国文等课程，王统照任高一级国文代课教员。他在此地虽不是以教书谋生为目的，但却尽量利用传授知识的机会，以进步思想教育、启迪学生。在国文课堂上，他讲古典文学，介绍外国文学。鲁迅、叶圣陶的小说，朱自清的散文，都是他讲课的内容，注意用新文学陶冶学生们的品德，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他平日少言寡语，待人却极热诚，虽然在东北第一交通中学任教总共才两个多月，但他留给人们的印象颇深。50多年后的今天，他的学生许恩远同志回忆起他的老师王统照时说：“先生当年给我们讲课经常宣传爱国主义思想，那时候我们还以为他是上级派来的地下共产党员呢！”同年4月，也就是王统照将要返回青岛的前一个月，正是东北第一交通中学首届学生临近毕业之时（提前毕业），校方拟编印一本《东北第一交通中学铁路管理科高一级毕业纪念册》，师生们几次恳请王统照先生撰文留念，他推辞不过，于是为纪念册写下了一篇序文，纪念册于同年8月印成，此文列为《序四》刊印其中。在这篇序文里，他叮嘱学生们，毕业后要继续以“持久与勤苦的精神”研究有益的学问，进而，针对交通中学的专业特点，语重心长地告诫青年：“谁都知道交通与国家的关系，举凡工商业的振兴，人民智力的增进，……无不有赖于此。偌大的中国极为明显的是交通权全在外人的手中，不止东北一方，是国势不振人民贫弱的一大病根。这倒不须多说，但希望诸君从事于此，将来不止能做交通技术人才，还要进一步以求中国交通事业的进展。”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前几个月，王统照给学生留下了这样警醒的忠告，这对于那些将走向社会的青年是不无意义的。而在日寇四处横行，环境十分恶劣的四平街，他敢于撰文直接阐发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在当时的确也是十分可贵的。

    王统照3月来到四平街，同年5月中旬离开东北第一交通中学返回青岛。纵观他在东北期间的活动，我们看到，做代课教员不是他的主要目的，而利用这次旅行机会调查东三省的社会状况则是其主要意图。在这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不仅先后到过沈阳、长春、哈尔滨这三座大城市，足迹也印在了北疆的穷乡僻壤。从冬天黄沙遮日的洮南，到千里草原的内蒙古境地；近至新建的土城——白城子，远达人烟稀少的兴安岭屯垦区，虽然只身旅行，沿途到处都有日本特务的盘查，他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大连的鸦片烟馆、妓院，内蒙古葛根庙喇嘛的蒙古包，屯垦区的公署，军牧场饲养室，富有异国风味的哈尔滨街头夜景，无不是作家涉猎和调查的对象。边远地区交通不便，有时他要徒步跋涉几十里路，劳累不用说，一路上还要与狼嚎虎啸般的风沙搏斗。作家的触角是时代感应的神经，在他走过的城市和乡村里，眼见东北广大的“城市、原野、森林、山河，都在被敌人的铁蹄践踏着，漠漠风沙，惴惴心情，交合成一支悲哀的曲子”，他怀着极为沉痛的心情及时地把这些见闻和感受真实地记录下来，写了一部直接反映东北现实社会生活的散文集——《北国之春》和一组悲壮的旧体组诗——《东北纪行》，呈献给了广大读者。在这些作品中，他愤怒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滔天罪行和妄图全面侵吞中国的野心，描绘出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三千万同胞的苦难生活和对他们的深切同情，同时也抒发了作家对祖国大好河山、丰富的物产资源的无限热爱，更体现了要把侵略者赶出家园的爱国主义精神。

    《北国之春》共收散文二十篇，计六万余字，1933年3月由上海神秘国光社初版发行。此书在当时虽然发行量不很广，但她的问世却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凡是读到它的人，无不为那血与泪的真实记录而义愤填膺，为灾难深重的祖国前途而深深忧虑。其中《被检查的“小学教员”》记叙了在青岛开往大连的轮船上，日本特务是如何以“可怕的眼光”“射着”中国旅客的脸以及蛮横搜查，百般刁难，动辄将人抓入日本警察署的法西斯行径和恐怖气氛；在《红日旗的车中》，作家一方面看到了“南满”铁路两侧到处是日俄角斗战场的标记，到处是敌人的“红日旗在风中与大电灯下摇摆”，“到处是邻人的话，到处是他们的规矩；另一方面也看到在挂着红日旗的火车内，“那些喋喋不休的‘支那旅人’和为了一点点生活要求带着粗皮帽子青皮棉袄到更远的地方去劳动的‘支那劳动者’鼻息咻咻，仍然做他们的好梦生涯”；还有，那些为虎作伥的汉奸，手拄司提克像狗一样在执行主子的命令。置身于这样的境地之中，他“诅恨”，他“叹息”，如在“囹圄”中一般苦恼着，“只感到窒息的凄凉！”在《人道》中，作家压抑着满腔怒火记下了日本强盗在吉林医院强奸中国妇女的兽行。《生活的对照》《沙城》两篇则描写了作家站在四平街天桥上，凝望道东日本租界里号角呜咽，“茫茫烟尘，黄衣红肩章”的鬼子兵来来往往，“邻人的炮台却雄立在大道两旁”，光天化日之下，一片杀机四伏，触目惊心的景象。而《植树》一篇又真实地记述下“植树节”那天，他在东北第一交通中学楷书大字标语时，故意将“东北”二字的笔划写得像“各有两把横插入的刀剑”一样。那“尖锋”象征日寇已将刀剑插入东北，正在屠杀我们的同胞。那“尖锋”引起国民的警醒，报仇的决心，那“尖锋”抒发了作家胸中的愤懑。《夜谈》中作家与兴安岭屯垦区首领K君长长的夜话，更是从中日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诸方面的对比中，预言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在即。“日本人预备战争久了，自从日俄在我们这一代拼过生死之后，他们一步都不肯放松”，“满洲问题是他们的中心对象”，“日本人图谋中国的野心，早晚须有一战的决定！……”

    “果然是需要一战，依你看应该在哪一年？”

    “这倒不能确定，日本人自然也不是敢轻言与中国宣战，不过他们对于满蒙的企图一天厉害一天。时势的迫促，往往比预定的时间还要快……”

    事情往往是这样的凑巧，就在他同K君“夜谈”结束三个多月之后，正是在这兴安岭屯垦区发生了“中村事件”，成为“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面对国难当头的严重现实，王统照忧虑而又焦灼，“人类前途茫茫，而多难的中国究竟要走到什么地步呢？”他的内心“似有无穷的感动”。

    在《北国之春》中，也有一些篇章对东北人民的苦难生活作了真实的描写。《老人》篇，作家以凝重、深沉的笔调，白描的艺术手法，刻画了一个栩栩如生的老人的形象。老人在青年时期闯关东是一条硬汉，他原来也有妻子儿女，后来，在日俄展开的争战中，两个儿子被沙俄抓去运子弹，均有去无回，妻子因产后受了冰冻连同小儿一同死去，剩下唯一的女儿被他藏在地窖里，饿了七八天，最后还是没有挡住被外国兵奸死，家破人亡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他斗争过，反抗过，但是除了肩下的肌肉留着一个拇指粗细的被刺刀戳的窟窿外，余下的是风霜的刀剑刻下的满脸皱纹和一只烟袋。在作家的笔下，屹立于冰天雪地晶莹世界中的老人，恰似一尊石像，他是殖民主义者在东北犯下罪行的见证，是劳动人民斑斑血泪的化身，向苍天诉说着愤恨和不平！《小卖所中的氛围》一文，作家更是饱含着辛酸的眼泪，绘制了一幅催人泪下的幼儿卖唱图。而《生活的对照》中作家对四平街头的一瞥，呈现出的更是数不清的劳动者在生活的重压下苦苦求生的群像浮雕。“看不清的垃圾在雪泥融化的街道中四处翻扬，如同地狱的一角的陈列品。笨重的几只骡马拖的大木车”，“数不清的蹄在泥泞中蹂踏”。有蓬发包头穿了不能合体青衣的女人，——她们的脸上被风沙划上了多少褶纹，被忧伤抹上了多少痕迹。他们在这样的街市的店铺门前，等待破衣的朋友们的来临。更有十岁左右的小孩守着破烂零件的小摊，他便是小摊的主人与经理与店员；有胡子与鼻毛冻结在一起卖黍糕的老翁；有风尘满枪的厚衣警士；……总之是中国民族的到处一样的陈列品。”满目疮痍、破烂不堪的四平街，形形色色的黑暗中挣扎着的人们，正是30年代初东北普通小市镇的缩影。惨状，使王统照目不忍睹，此时，他的立场、思想乃至情感都发生了深刻的、急剧的变化。他说：“困苦饥饿压迫下非邻人的种种表现，只有使我们俯首而已，欲加描写先不禁提笔时的怅怅！”可以说《北国之春》中的这些文章是他蘸着血和泪作出的纪实，其中饱含着作家的深挚的情感，当他咽下从“鼻气和胡子冻在一起”的老翁手中买到的高粱面黍糕时，有谁能说这不是作家在体味人生的苦痛呢？此刻的王统照已不是青岛海潮中的飞沫，而是辽阔的东北平原上的一撮土，他在为人民诉苦、为人民呐喊，虽然这呼号中还有悲凉的喟叹。

    《北国之春》中的散文，并不全都是回荡着低沉的调子，那些描写北国壮丽的山光水色富饶的物产资源的篇章，也不乏清新明丽，热情向上。《松花江上》以浓墨淡彩描绘了松花江雄伟、奇丽的动人景象。作家赞叹“其实松花江的水比著名的扬子江清丽得多”。江上的铁桥“虽没有黄河铁桥的长，然而背景太好，不是茫茫的土岸，重山，这里是繁盛街市之一角的突影。由许多雄伟建筑物迤逦着拢来的清江，像一段碧玉横卧在深灰色的旧时的绮罗层中，古雅中不失其鲜艳，而且因为地带上富有国际趣味的关系，容易使人联想到旧的残灭与新的发展”。此外，《洮儿河畔》鲜嫩的水草，肥壮的牛羊，驰骋的骏马；洮索铁路两侧千顷待开垦的处女地；兴安岭的森林、矿产，数不尽的未开发的宝藏；蒙古牧民的倔强、淳朴、勤劳；屯垦区建设者的创业精神，这一切交融在一起，编织出一幅美丽的幢锦，汇合成一曲中华民族蓬勃向上、正气凛然的交响乐。自然界与人民群众蕴蓄的伟大力量，激发了作家对祖国北疆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和誓将侵略者赶出家园的决心。

    王统照在东北写下的散文集《北国之春》，无论从作品内容的丰富性、思想的深刻性，还是艺术手法的纯熟诸方面来看，她的问世的确是30年代初期中国文坛上不可多得的一部现实主义佳作。他帮助人们了解到东三省真实的社会现状，认清强盗的凶残，激发和鼓舞起抗日热情，产生过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比较全面地反映“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社会生活的作品，王统照的《北国之春》还是第一部。此时，东北作家萧军、萧红合撰的小说散文合集《跋涉》于1933年10月自费由哈尔滨五日画报印刷社印行，发行量之少不用说，出版时间较之《北国之春》也晚了七个月。因此，我们在研究王统照东北之行的时候，对《北国之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应给予高度的评价。王统照在新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做出的突出贡献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北国之春》的问世同时也是王统照世界观开始发生变化，创作道路开始转折的重要标志之一。作家是时代的号手，不难想象，30年代初的王统照如果一味沉湎于大革命失败后的悲苦、彷徨情绪之中，他的思想没有经过在东北社会生活的熔冶，即或不搁笔，写出的作品也很难跳脱出哀伤的调子，而那样的作品于国于民又究竟会有多大的裨益？而要想创作出像《山雨》这样的现实主义力作更是殊非易事了。正是由于作家脚踏实地调查了东三省国破家亡的惨痛局面，“血”和“泪”的事实使他的《春雨之夜》时代的“爱”和“美”的人生理想被彻底轰毁，在“苦闷”和“彷徨”中找到了人生的“真谛”。认识到“人类原不容易有真正的爱美的思想，那只是超乎是非利害无关心的一时的兴趣和冲发，及至将他们的兽性尽情发散的时候，哪里还管什么风景、文化，左手执经，右手执剑的办法”，“去毁灭一切，摧残一切”，更看清了侵略者的“牙齿锐利与形象狰狞。”他说，“现实的剧变将大家的梦境打破了。除却作生的挣扎外一切空虚中的花与光似都消没于黑暗中去。经过严重的现实生活教训，……花与光的追求却使他们战栗了。”他不再沉于感伤的樊笼，不再徘徊于歧路，作为富有正义感和高贵民族气节的诗人与小说家，他周身热血奔流，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和人民一道投入了民族解放战争的滚滚洪流。关于这一时期作家思想和创作上所经历的重要转变，在他的诗文中有着比这更为明确的阐释：

    “回想九一八那年的春日，我以偶然的机会到东北跑了一些地方，在初夏的归途中曾做过十几首东北纪行的旧体诗，中有一首：日月催行役，艰危思此时。途迷往日迹，文悔少年知。救国愁乏术，抒辞意亦疲。低头重自省，怅惆鬓边丝！终不免暴露出自己彷徨的情绪，但第四句却非饰语。并不像许多作者有什么伟大的作品，因之对于少年时的文章感到幼稚可羞。因为那时我曾眼见东北的城市、原野、森林、山河都在被敌人的铁蹄践踏着，漠漠风沙，惴惴心情，交合成一支悲哀的曲子，归途中有无限的触感！想想自己，把过去的年华徒埋在书册文字里，‘虚名’自误，到底于多难的国家有何裨益，于混沌的人生有何启示？……”

    1949年4月，他以初版本诗集《这时代》赠友人爰居，在书的扉页上写道：“……民国廿一年时东北已为日人所据，余之《山雨》长篇亦写成，中国从此变局，余之思想遂经移易，凡有写作，不事空念，与少年期迥异……”

    1955年，王统照的著名长篇小说《山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他曾在重印本上题诗送给儿子济诚与儿媳超群：

    “落木櫹椮九月天，辽阳敌入急烽烟。书生报国惭无力，把笔愁为说部篇。”

    从以上的引证中，不难看出王统照在东北期间的活动，对其思想和创作道路改变的重大影响。“书生报国惭无力，把笔愁为说部篇”，作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部《北国之春》，为我们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迹，而至今还深为许多老作家所称道的旧体组诗——《东北纪行》，更是形象地抒发了作家思想移易的真实情感，更为可贵的是，作家的东北之行也为他一年后创作出闪耀着现实主义战斗光芒的长篇小说《山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能否认，《山雨》的产生是作家长期以来对山东省农村社会生活观察、体验、分析、提炼、概括的结果。但是，如果没有这段东北的生活经历，在苦闷、彷徨中找不到革命出路的前提下，是不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认识到30年代初期“我国整个的社会在外侮内迫之下已到了‘土崩瓦解’的程度”这一深刻的社会本质的。而《山雨》中对我国北方农村崩溃血肉模糊悲惨景象的描写，以及最后章节中鲜明的抗日爱国思想倾向的表露，又无处不显现着东三省的影子。可以说，《山雨》深刻的主题、精湛的表现手法，是作家对《北国之春》和《东北纪行》的继续和升华。也可以说，他在东北之行中便开始孕育和培植了《山雨》——这“时代的果子”。王统照在东北的生活经历是短暂的，但就他创作道路上出现的转机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渐趋成熟的发展过程来看，无不有赖于此。所以说，王统照在东北的活动为他的生平写下了闪光的一页。

    1989年冬于四平市

    注释

    [1]作者曾任四平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曾在多种刊物上发表有关王统照先生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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