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洪

    王统照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省第一届文联主席兼省文化局局长，我是第五届省文联主席，第五任省文化厅厅长。先生生前，是我最尊重的“五四”革命文化运动的前辈之一。我曾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且又成了先生之后的第五任接班人。每每想到先生的学识之深，为人处事之坦诚热忱，就更加深了对先生的怀念之情。

    一

    因为年龄关系，我对先生的生平知道得很少。据我大概所知，先生参加过“五四”运动，20年代初，参加了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30年代著有长篇小说《山雨》，是著名作家之一。正因为先生的影响所在，所以先生凡有讲话或发言，我都是很用心听的。我听他讲古典文学，讲“五四”革命文学，声音不高，诸城口音很重，有时气喘，断断续续，但很有学者之风。先生或论人，或论事，或论作品，大都是讲实例，论证简明准确。这使我感到先生读书很多，学识渊博，而且功力深厚扎实。先生所讲的内容，又大多是针对我们青年文艺工作者当时所普遍遇到的问题讲的。

    记不清1953年还是1954年秋季，在一次文联和文化局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上，大家对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提出了批评，其中也包括我的发言和写过的几篇剧评。会上，冯毅之同志作了发言，先生也作了发言。没想到，先生对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很有研究，讲得很深透。我记得先生大概讲了这么几点：一是说明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不仅我们当前创作中有，“五四”时期，30年代创作中也有，而且在古典文学创作中，甚而外国文学创作中也都有。先生说，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它是各个时期文艺创作中不断发生又不断被克服的一种现象。二是说明我们既已认识到了这种现象，并且开始批评它，这证明我们的文艺创作正在向健康的道路发展，是件好事。三是说明我们要完全克服这种现象并不简单，并不容易。先生说，包括“五四”文学，30年代文学，也包括他自己，有的作者革命热情很高，因此在创作中总是急于宣传革命道理，结果抽象地讲革命道理多，对情节、人物作具体生动的描写少。这当然就会出现公式化、概念化现象。要克服这种现象，先生建议大家从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理论做起，强调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中找到创作的正确指导思想，先生讲到创作与深入生活的关系时，列举了《小二黑结婚》《李二嫂改嫁》等成功的例子。在讲到要认真学习文艺理论和文艺知识时，先生还指出，不要只学苏联的，更要学我们自己民族的，他特别推荐大家读一读《文心雕龙》，说刘勰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大师。在讲到苏联文学时，他说，苏联文学初期，还曾出现过“拉普”[1]派的影响问题，说“拉普”的影响单就在创作上的表现，主要的也是公式化、概念化问题。

    我对先生的这次讲话，印象很深。因为当时我正在初学文艺理论，对苏联《文艺理论小丛书》几乎都读过。听了先生的讲话，我又专门查阅了苏联文学初期“拉普”影响的那段历史，后来还专门写过一篇这方面内容的文章。我想，我们纪念先生，就要记住先生生前给我们的教益。

    二

    先生给我留下的另一次很深的印象，是在1956年冬和1957年初。

    当时，先生住在文化局一座二层小楼里。时值寒冬，先生哮喘病加重，记得夏征农同志和冯毅之同志都曾专门去看望过他。之后，征农同志又要我代他去看望先生，只记得我转达了征农同志为先生到青岛疗养所作的安排意见。先生坐在炉边，身上还穿着翻领大衣，写字台上堆满了书，中间铺着正在写作的稿纸。先生听了征农同志的安排后很激动，一再点头，并要我转达他的谢意。先生带着气喘很重的喉音说：“青岛空气潮湿，对哮喘病并不利，倒还是在济南好。”我说：“您屋里没有暖气，生炉子麻烦，还得穿大衣，这不方便。”先生说：“暖气不行，自己不能控制温度，一冷一热，倒不如生炉子，再加上皮大衣，由自己调剂温度好。”

    后来先生要我坐下，问我是不是也搞创作，在创作中有什么感想。我说：我愿意搞创作，但现在工作不适应，只能结合学点文艺理论。先生说：“搞理论更不简单，学问要博，博中有专。”并指导我一定要细心读一读《文心雕龙》。就在那之后，我把《文心雕龙》读了三遍，当然非常吃力，恐怕至今还是似懂非懂。

    大概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先生以他最后的有限生命，在顽强地与重病斗争中，为我们青年文艺工作者写下了《炉边文谈》那本可贵的小书。在这本书中，仅有八篇短论，共有一万八千字。先生逝世后，1957年底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刊行。最近，我专门托王希坚同志借来这本书，又反复阅读了几遍。每读一遍，都更引起我对先生的尊敬和怀念。先生在该书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我因有严重的气管病，冬天触犯风寒，呼吸更困。不得已在室内休养，日与火炉相对，偶写若干则有关文艺的随笔，便以‘炉边文谈’名之……”读了这段文字，怎能不使人感动！先生在病重“更困”的身体条件下，仍要把《炉边文谈》继续写下去，而且所写内容，都是针对我们青年文艺工作者学习和创作的。倘若先生不是早逝，我们肯定会得到先生更多的“文谈”，得到更多的教益。然而不幸，这一万八千字的小书，竟成了先生最后为我们青年文艺工作者留下的绝笔！

    三

    我总觉得，我们山东文艺界和有关方面，对于先生的生平，对于先生的著作和建树，以及先生的学识和为人，应该有更多的研究和介绍。而由于我们在这方面工作做得还不够，特别是“文革”中对“五四”和30年代以来革命文艺传统的否定，以致使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公允的评价。仅以先生的《炉边文谈》为例，开头第一篇就是讲解《文心雕龙》的。其中讲到“积学”、“酌理”、“研阅”、“驯致”这段文论，就我所见认为：先生讲得最好、最准、最精彩又最通俗！

    先生在第二篇中，又直接把恩格斯对戏剧创作的著名论断“表现他在怎样做”，给我们作了极精确地讲解。先生从武松在景阳冈打虎表现出“他在怎样做”，直接引到恩格斯这一著名论断上来，并对恩格斯的这句话，拍案叫绝，说：“好一个‘表现他在怎样做’！”要知道，当时先生正病重，他是那样地挺起骨瘦如柴的病体，为能授予我们青年文艺工作者一条精确的创作原理，竟表现出如此忘我的感奋！而先生的笔力，又是那么简洁明快，这段论述仅用了544个字。

    再说先生写这篇短论的用意。他写道：

    “我们应该切实了解恩格斯这两句话的涵义，写起作品来当可较易避免公式化和概念化，而对于自己所创造的书中人物，也可以使之更加明显并有感人的力量。”

    这又回到大家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遇到的难题上来了。原来先生不忘这件事，总在找机会向更多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作出回答。这就是他在最后病重中，对我们青年一代忘我的关切。

    因此我觉得，我们现在对先生的著作和文论的研究，应该更多地从大处着眼，珍视他给我们留下的财富。

    四

    不仅如此，在对先生的研究中，我们还要联系到先生一生的为人。先生一生追随革命，为人谦逊、诚实、厚道。他在政治上坚信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从无动摇。这又使我想到我们文艺界和有关方面，这几年总是有人不断发出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怪论，而其中怪论之一，就是否定“五四”以来，特别是30年代以来革命文学的传统。他们否定当时革命文学的主流和否定当时的一些著名作家；与此相反，却有意鼓吹某些资产阶级倾向很严重，甚而在政治上反动的文人。

    然而，奇怪的是，“四人帮”曾以“左”的棍子，把30年代革命文艺打成“又粗又长的黑线”，这当然是无耻的诬陷；而现在另一种倾向，又从右的方面对30年代文艺加以全盘否定，好像30年代文艺全部成了极“左”的产物。这样一来，我们30年代革命文艺传统，“四人帮”曾给它加上了一个“黑线”负数；而自由化思潮又反过来给它加上了另一个全盘否定的负数。所以，我认为，我们在纪念和研究王统照先生时，应该联系到这两种倾向，加以防备。

    愿我们新一代青年文艺工作者，能真正学到先生一生的学识和他一生追求革命的为人。

    注释

    [1]拉普：即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成立于1925年。在团结无产阶级作家，同各种资产阶级斗争中起过一定作用。1932年“拉普”解散，成立苏联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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