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熙[1]

    我与王统照先生曾先后两次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共事。为时半年左右，时间不算太短，因为他忙，接触又少，知道的不多。但他同我关涉的几件事，却至今难忘，而且铭感于心。这几件事画出了他的“眼睛”，可以说“一目尽传精神”，他的品质风貌立现眼前。这自然不是由于我的文笔之功，而是用他自己的行动写出来的。

    我喜欢说老实话。统照先生虽然是老作家，著述甚丰，可是在1937年以前，我却没有读过他的书。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与我之间，在心灵上有过一次接触，并发生了强烈的震动。那是抗日战争初期，我在湖南长沙临时大学读书，山东沦陷后，我的一位同学又是爱好文艺的亲戚王君从重庆写信对我说：他从山东老家乘最后一次列车出奔重庆，什么也没有带，就只随身带了一本王统照著的《山雨》。他怀着像大音乐家肖邦离开故国抓一把土揣在胸前的那种心情，闲下就翻一翻，读后大有所获。听了他的话，我的心头不觉为之一震，急急寻来通读一遍，果然是一本战斗的书。虽然他与当时畅销的肖军的《八月的乡村》在主题上是有所不同，而唤起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爱国热忱和团结起来对敌斗争的效果则是一致的。有人说《山雨》同茅盾的《子夜》犹如双峰并峙，确不为过。此书不愧为王氏的代表作。

    1946年，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抗日战争初期，山大迁到四川省万县，与中央大学合并），我是8月从西南联大（在云南昆明）调来，统照先生稍晚于我，在校开始上课的时候才来。因为当时学校里只有一年级，他只好屈就担任一年级的国文课。

    这期间他做了一件对山大极为有益的事：抗战初期，学校迁往内地，合并到中央大学去，名为合并，实为撤销，所有的人和物全归了中大，当然收藏的大量图书也不例外。复校时学校成了空架子，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因为我在西南联大管理过图书，所以复校后要我当图书馆主任。所谓图书馆主任，不过守着几间空书库而已。当我正在为没有图书而发愁的时候，一天，统照先生向我提供了一个可贵的信息：他说他在青岛的一个叶姓朋友家，收藏了300多种以山东省为主兼及其他各省的地方志线装本书籍，因为战乱缘故，想处理掉。他建议校图书馆把这批书买下来。他说：“这些地方志书史料价值很高，是将来写史志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由于连年战乱，不少地方志已丢失损坏，有一些书已经成了孤本、善本，是无价宝啊！”我听了这个消息，喜出望外，遂请示校长赵太侔。经批准后，全部收买下来，整整拉了一汽车，这是山大复校后购置的一批大宗图书，至今这批书还珍藏在山大图书馆特藏部。统照先生这一行动为重建复校的山大图书馆奠定了一个好基础，而且还抢救了珍贵文物，使山大图书馆成了全国有名的以收藏古代志书为特色的图书馆。

    统照先生正义爱国，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破坏和平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1947年5月底，山东大学爆发了“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学生运动。学生们自动罢课，上街游行。有的还组织了读书会，歌咏队，强烈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发动内战的罪行，提出要和平，要自由，要吃饭。学生们的这一爱国行动自然触怒了青岛国民党当局，青岛警备司令丁治磐声言要给学生点厉害看看。山大训导长刘次箫也一再对学生进行威胁、恫吓，要学生安分守己，俯首听命，如果有越轨行为，一切后果学校概不负责。这时学校的教师大部分对学生的爱国行动寄予同情，但慑于国民党的权势，敢怒而不敢言。记得有一天在鱼山路校本部，校方把教师、学生都集中到礼堂去，召开所谓辩论大会，会上刘次箫软硬兼施，时而装着一副和善面孔，要学生克制听话，安静下来，赶快回教室上课；时而大发淫威，要学生不要胡闹，闹下去没有好下场。就在刘次箫讲话后不久，王统照先生从坐席上站起来，大步走上了讲台。他身穿长袍，戴着近视眼镜，神态昂然地讲起话来。他先谈了当前形势和对学生运动的看法，然后振臂高呼：“国无宁日，何谈学习！”“我支持同学们的爱国行动！”学生们对他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听了统照先生的讲话又惊奇，又敬佩，没想到像他这样一位文弱书生竟有如此举动。老实说，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啊！在场的那么多教授、职员，敢于登台直言的也不过寥寥数人。联想到《山雨》，对他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爱国精神和革命胆略，我是越发的敬佩和仰慕了。就在辩论会的次日，青岛反动当局派出大批荷枪实弹的士兵，血腥镇压了参加游行的学生，事后得知，有300多名学生遭毒打，120多名学生被逮捕。事过不几天，王统照先生也被解聘了。对此，我们的老作家是早预料到的，但他更知道长夜的尽头就是天明。

    1949年初夏，海滨之城迎来了新的曙光——青岛解放了。一天，负责接收青岛的我方领导人向明同志在郑振铎同志的介绍下，登门拜访了王统照先生，请他重新到山东大学执教，先生慷慨地答应了。不久，他又回到阔别两年的山大当了中文系主任，而我在青岛解放前就从图书馆调到了中文系。从此同先生同在一系，朝夕相处。我发现这时的王统照先生似乎比解放前变得更年轻了，他精神更饱满，思想更开朗，浑身上下像有用不完的力量。

    解放初期的山大中文系，既有像冯沅君、陆侃如、黄公渚等资深望重的老教授，也有与我年龄不相上下的一些年轻教师。统照先生任系主任，非常注意新老教师的团结。他经常对大家讲，老教师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是教学的骨干；青年教师朝气蓬勃，敢想敢干，保守思想少，是教育战线上的生力军。彼此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他还常与教师们个别谈心，记得他还在一家饭店里自费请过全系教师一次客。由于他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且谈话和蔼，待人诚恳，全系教师都亲密无间，团结合作，拼命地干。老教师黄公渚不会写白话文，一动笔就之乎者也，不但别人觉着不便，自己也感到别扭，后来在教师们的帮助下，学会了写白话文，教学相当出色。

    青岛解放以前，我在山大教的是中国古典小说史，山大成为新型的人民大学以后，统照先生提倡厚今薄古，古为今用，大量精简古典文学课程，带头开设现代文学史、现代散文等新课。解放后刚刚复校的山大，百废待兴，需要做的事情太多，担任系主任的统照先生既给学生授课，还要领导全系的行政、业务工作，一天到晚忙得很，但还要为给学生开设新课作准备。他请来了从解放区来的作家江风同志教现代戏剧，又要我担任现代散文课（后又教现代小说和“五四”以来中国文艺思想史）。这些课程对我来说比较陌生，备课要加倍的努力，但我觉得统照先生把握的方向是对头的。从发展的眼光看，现代文学课更能反映时代精神，前途无量。在先生的倡导下，山东大学的现代文学和文艺理论教学搞得生动活泼，进一步发展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具有较高水平的文学艺术人才，如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李希凡、蓝翎等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山东大学毕业生。

    我本来搞文艺创作的，解放前，我还在青岛一些报刊上发表过小说和散文。可是解放后，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感到自己不跟形势了。《讲话》要求写工农兵，而我过去所接触的、熟悉的，全是知识分子，对工农兵几乎一无所知，怎么办呢？说来也巧，就在这时，统照先生答应为《胶东日报》写一篇评析鲁迅先生《野草·风筝》的文章，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慨然应诺，出乎意料，这篇文章竟在报上发表了。这一来，坚定了我搞文艺理论的信心，同志们也鼓励我，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发表了对杜鹏程《保卫延安》等多篇评析文章。1959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主编的《文艺学新论》，作为对建国十周年的献礼，这本书在全国影响较大，有的学校还把它作了教材。这些年来，我编写和编辑的有关文艺理论的书共计出版了十本。

    1950年统照先生从山大调到了济南，担任省文教厅副厅长。从此，我再没有见到他，只是偶尔从《前哨》杂志上读到他的“炉边文谈”而已。

    1989年秋季于济南

    注释

    [1]作者曾为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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