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瘦鸥[1]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就从南京、上海一线溃退了，丢下了上海的两处租界（所谓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形成了一座陆地上的“孤岛”。当时英美各国都还没有和日本宣战，算是中立国家，上海新闻界的爱国进步人士就利用这一点，设法取得几个英美侨民的合作，挂起外商招牌，创办了《译报》《文汇报》等抗日报纸。由于广大人民热爱祖国、斗志昂扬，这些报纸都深受群众的欢迎，影响很大。善耍两面派手法的国民党反动派看到了很眼红，认为这是捞取政治资本的机会，便也跟着办了几家所谓洋商报，其中之一就是英商《大英夜报》。

    作为《大英夜报》发行人的是英侨山德斯·裴士（Sanders Bates），但实际上是由暨南大学教授翁率平（留法）及金屋诗人邵洵美等几个人掌握的。翁因同事关系，想拉王统照参加。王统照推辞再三，后来才勉强允许为他们编一个文艺副刊，并约法三章：（1）不接受任何名义；（2）不到报社办公；（3）那副刊完全独立，不受总编辑的约束。翁率平等为了借重他的大名，以壮声势，只能同意了。可是作为一个副刊，总还有处理版面、审阅来稿等工作要做，王统照既然不到报社，那就得再找个人帮助他才行。

    我青年时代曾在当年政学系所办的上海《时事新报》当过见习记者、助理编辑等职，在望平街[2]出入多年，认识了不少同行。《大英夜报》筹备期间，就有人把我介绍进去，原说是编本市新闻的，后来编辑部的头头和我商量，要我兼管文艺副刊，作为王统照的助手。我很高兴地接受了。

    在报纸正式出版前，王统照约我到郑振铎家里去商谈了一些具体问题。因全面抗战是上年7月7日爆发的，《大英夜报》又定于7月1日起发行，所以他提出用“七月”作为副刊的名称（可能是袭用《诗经》中的篇名）。振铎先生和我一致赞成。后来用作版头的那两个字很可能就是王统照写的，也许是沈尹默先生的手迹，如今已记不大清楚了。王统照长于书法，青岛市海滨“鲁迅公园”四个字也是他题的。

    《大英夜报》出版后，文艺副刊《七月》果然显得很突出，受到各方的好评。王统照自己却不大写稿，除第一天那篇“开场白”之外，只在发动读者给抗日前线将士写慰问信时，又写过一篇“缘起”式的短文，也只署“编者”，而不具名。当时经他邀约而为《七月》写稿最多的倒是戏剧家李健吾先生，他写的主要是杂文，以刘西渭为笔名，文章犀利泼辣，极为精彩。其次是亡友孔令境，也写杂文。郑振铎写得不多，用的是郭源新和玄辛两个笔名。此外，还有不少文坛老手的作品，但都用各种笔名，我既不向王统照询问，他也很少主动告诉我。

    他的性格可真像北方人所说的带些倔，事先声明不到报社，后来的几个月里，果然从未来过。每周大致约我见面三四次，都在外边，大部分是午餐时间，在报社附近的小饭店里，从前的河南路天津路口有个饭摊（好像连招牌也没有），专卖小肉面之类，只有三四张桌子，却因价廉物美，地点又适中，倒是座客常满的。我和王统照经常挤在靠墙的一张小桌子上，边吃边谈工作上的事。他虽然不到报社，但态度还是很负责，对《七月》每天的版面和错别字等都非常注意，绝不马虎，有时问得我很窘。

    我也时常写些短稿，主要是为了凑足版面，所以往往不得不“先斩后奏”；他也很谅解，不以为忤。可是对我使用过一两次的笔名“独流”很不赞成，直言不讳地指出：当前正需要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团结御侮，以“独流”为笔名未免太不合时宜了。他说得有理，我就从此废去了。

    从读来稿中，我们也发现了不少较好的作品，尤其是孙席珍同志寄来的（笔名易贝）研究鲁迅著作的文章和翻译家王佐良同志所译的苏联作家波列伏依的名著《我们是俄国人》。后者是一部长篇小说，经王统照的支持，在《七月》上作为连载刊出。可惜后来因他和我先后离去，此稿并未刊完。

    由于鲁迅先生的提倡，木刻在当时已得到应有的重视，王统照曾约到过三四幅，发表在《七月》上。我也从外文杂志上选取了一些铜版画和亚麻油毡浮雕（Linocrrt），陆续转载。因为这些美术作品的内容，十九取材于劳动人民的生活，报社当局看到，啧有烦言，认为这个副刊搞得太“左”了。

    可是王统照对《大英夜报》当局的意见却更大。从报社每天发表的社论里，不可避免地暴露了他们对当时国内外局势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各种措施所抱持的态度，使王统照渐渐无法容忍CC派在幕后所玩弄的手法，只过了半年多一些，他就断然声明不再与闻《七月》的编务，并忠告我也及时引退。但我那时候的思想觉悟太差，经济上也不无困难，所以没有按照他的指导去做，直至又过了三四个月，才因其他缘故，转往《译报》工作。

    其后的十年之间，国内外都发生了大动荡，我东奔西走，不惶宁处，竟没有再见过王统照。直至解放以后，一切才安定下来，可是他常在北方，我仍然长期留在上海，以致七八年以内只见过两次面，而时间又那么短促。此刻追想起来，当年为编辑《大英夜报》副辑《七月》和剑三先生共处的半年多时间，实在太可珍贵了。只是由于我的落后和无知，竟入宝山而空回，没有向他好好学习，真是多么遗憾啊！

    （原载1980年6月中旬《解放日报》副刊《朝花》）

    注释

    [1]作者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审。

    [2]望平街，现名山东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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