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彦

    虽然我知道统照先生多年来体弱多病，近年来的病情愈益严重，但当我从报纸上看到他病逝的消息时，我还是吃了一惊。那是12月1日的大清早，我刚刚起床，按照习惯，从茶几上拿起才送到的报纸，一眼就看到一个加粗黑线的新闻——报道统照先生病逝济南的新闻。我的眼睛一阵模糊。我的心也一阵狂跳。好一会儿，我才看清楚了。统照先生是11月29日上午5时逝世在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里的，刚好是整整60岁。这当然是无可怀疑的。可是，不多几天前，不是还在报刊上读到他热烈地歌颂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诗篇吗？难道沸腾着那么充沛的热情的心胸，这样快就会停止跳动吗？而且，对于一个像他那么热情的人，60年的生命不是太短促吗？这些念头，又把我投入疑虑。不过，我还是慢慢地说服自己，使自己相信生命的定律和死亡的无情，相信统照先生的的确确已经永离他所热爱的人间，我也已经再不能亲受他的教益了。

    当我的情绪终于平静下来时，回忆就在我的脑子里展现开来。已经是20多年前了，大概是1935—1936年间，我和统照先生开始通信。当时，我是一个20来岁的青年，正学习写作，从北京的小公寓里，寄文章到上海，向各个文艺性杂志投稿。那对我是一段充满艰辛的历程。每一次我把一篇誊写好的稿子封进信套，交付给邮局，就是自己精神上的一次冒险。那些稿子，要不是突然地给发表出来了，就是突然地给退回来了，但也许就会永远不见发表出来，也不见退回来，成为永沉大海的石头。总之，命运是很难测的。因此，在学习上，我也只能自己摸索。尤其是，各个杂志的编辑部，给了我一种神秘的感觉，好像完全是高不可攀的，难以接近的。统照先生是上海一个大型杂志——《文学》的主编，却一下子就打破了我原先那种冒险家的观念。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把一篇新写好的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稿投寄给《文学》的编辑部，并没有另外写信给主编人，自然照例怀抱着一种冒险似的心情，等待着稿子的被发表或是被退回。完全出我意料，在稿子被发表和被退回以前，竟接到了统照先生一封热情横溢的长信，一方面对我的习作提出了坦率的意见，另一方面却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还是写信人的那种态度——那完全不是冰冷的教训，也不是淡漠的例行“公事”，而是一个朋友的热情亲切的谈心。不用说，从那一次起，我们就慢慢地建立起一种不仅是投稿者和主编人的关系，更是一个青年习作者和文学先辈的朋友的关系。特别有趣的是，不久以后，我们还发现了彼此原来是“同学”。那时节，我是北京中国大学的学生，有一天，我在学校大厅墙壁的一块铜牌上，看到一排捐款给母校的校友的姓名，统照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就立刻给他去信，向他报告这个给了我无穷喜悦的“发现”；而他，不仅立刻回了信，还在信里改称我为“学弟”或直称我的名字。这样一来，我们通信的内容也就更加丰富了，除了写作问题以外，还谈生活，谈故旧，谈彼此的心情和抱负，语调自然也就更加亲切，更富热情了。

    在过去那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即使在文艺界，也不能完全避免种种欺骗和倾轧的现象，需要戒备和小心。统照先生为什么对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显露自己如此坦率的胸怀，给予如此深切的信任呢？这当然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善良仁厚的人，对待青年，就持着自己一颗善良仁厚的心。不过，我也曾经想到过，在统照先生和人们交往的经历里，也可能碰到过使他愤慨和不快的事情吧？记得就在他担任《文学》的主编的时候，在给我的信里，也曾经流露过由于自己不善于应付人事所招来的感伤的心情，说过一些对环境有所不满的话；只由于我太年轻，对当时上海文艺界的情况很隔膜，所以不能完全理解罢了。而且，实际上这种情况，也就更加深了他所给我的印象——更加使我认识到他善良仁厚的性格。

    我们的通信，一直继续到“七七”事变后，我从北京回到浙东老家，在一个海滨的小镇上，我还经常接到统照先生从上海寄来的信。那时节，《文学》已经和《光明》《中流》等几个杂志联合出版一种叫做《烽火》的刊物。我也曾经给统照先生寄去了文章，就由他编在《烽火》上面发表。我只记得，对于日本军阀的侵略行为，统照先生是极其愤慨的；对于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前途，他的信心也很坚强。他在给我的信里，就表达了他这种出于一颗正直的心的愤慨和信念。

    大概到了1938年初，我离开家乡后，我们的通信才告中断。在长长的抗日战争时期和接着的解放战争时期里，我们处于一种音讯隔绝的状态。可是，我对统照先生的怀念却一直没有消减。不论是在流离奔走的时候也好，在稍得安定的时候也好，我总是时常想起他这个曾经给我鼓励和关切的“学长”。尤其是在这期间里，我坚持自己的写作学习，我担任学校教师和报刊编辑工作时接触青年朋友，统照先生给我的鼓励和关切，就成为我对自己的鞭策。从我和统照先生的关系，我懂得了一个青年人对自己前进道路上所得到的帮助，会留下怎样的感激。这是一颗种子，它能开花结果；它的果仍然是种子，仍然能够开出新的花和结成新的果。

    时间过去，我终于得到了和统照先生会面的机会。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了，1952年冬天，我从朝鲜战场上做完慰问工作回来，到济南做传达工作。我知道统照先生就在济南。我心里充满着兴奋的期待。果然，我们在济南会面了。那情形，当然不能用“一见如故”的说法，因为他早就是我的“学兄”，我也早就是他的“学弟”；可是，当我们彼此握手、互相注视着的时候，涌现在我心头的，却完全是一种久别重逢似的情绪。一下子，彼此的心就贴得那么近，就交流起一股春潮似的感情。对我来说，那的确是一次奇异的经验。接着在一次文艺界的传达大会上，以一个主人的身份，统照先生当众告白了我们的友谊的成因，还对十多年前的旧事作了简略的回忆。我明白他的心情，我的感激是不可言说的。只是，我在济南的那几天里，我们虽然几乎每天见面，却并没有多谈什么话。就是在把自己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生活情况告诉他的时候，我也没有提到我对他的怀念。好像这是不需要的，好像他早已经知道了，用不到我再提它。实际的情形却是，如果从我口中说出来，反而会损害久存在我心头的这份感情，因为这样的感情是不能言传的。不过，也就是这第一次的会面，使我看到了他那种引人不安的健康情况。他的身体很瘦弱，脸色苍白，说话时带着嘶声，还不住地喘咳。到了我和一起做传达工作的同志们离开济南时，虽然是在深夜，又是雪后的严寒天气，患着不轻的支气管炎的统照先生，还是赶到火车站上来送行。我们站在半暗不明的月台上，一边轻轻地说着告别的话，一边他就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许久不放。从他那只微颤的手里，我又一次地感到那股感情的暖流。在那刹那间，我竟发现自己的喉咙有些哽塞了。

    这次会面，使我们恢复了中断已久的通信关系。我又能经常地读到他亲切而热情的来信。可是，在此后他所给我的每封信里，几乎总要说到他自己的病情，这自然也是我每次给他的信里总要问候到他的健康的缘故。就在我和他济南见面后，他在给我第一封信里，除了说到自己“每到晚间，支气管炎辄重，气逆，疾咳”的情形，还没忘记写了一些回忆上海编刊物时的旧事，同时更勉励了我一番；特别是，因为我告诉他，我的工作已经从杭州调到上海了，他就在信里表示为我高兴，还举出“在沪闻见比在浙较广，虽远农村，却与工厂相近”的特点，要我多多接近工人生活。我们音讯隔绝了好多年，这一次重新收读到统照先生的信时，对他这种流露在字里行间诚挚的情意，我有了更深切的体会。我觉得，统照先生不是在写信，而是在传达自己那颗诚挚的心灵的声音。

    记得谈到我当时所担任的编辑工作，认为在一个文艺刊物上，应该多多刊载作品；同时，如果作品的“取材广泛，则对读者启发倍至”。最后，特别提到培养青年作者，谆谆地告诫我：“至于青年如日方新，文艺成就，必不乏人，培养善导，尤须加力。”对于自己的病，抱着一种自责的心情；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后辈朋友的工作，给予这样真诚的关切；而且时时刻刻都不忘记青年作者的培养。我觉得，就在这样一封并不算长的信里，就使人接触到了统照先生正直善良的灵魂。

    到了第二年，我们又有了一次会面的机会，那就是第二次文代大会。我们都住在北京新落成的“东四旅馆”里。一天早上，在去参加会议以前，我和统照先生坐在旅馆斜对面一家烧饼豆浆铺里，谈了好一会。我们选择了一个小小的角落，为的是谈话不致受到别人的扰乱。我们先谈了一通他的病情，又谈了一通我的生活和工作，终于，我们谈到了写作。他告诉我，他有一个比较大的写作计划，想写一部有分量的长篇小说，反映“五四”时代的中国老一辈的知识分子的面貌。我当然很高兴地怂恿他，同时也提到他的健康情形，希望他更多地注意自己的身体。他听到我这样说，就透过眼镜上的玻璃片子，深情地望了我一眼，笑着回答道：“不要紧，我还可以写——反正不忙，慢慢来，身体好的时候多写一点，冬天发气管炎的时候就少写一点。”接着又加添道，“要写呵，那个过去的时代，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应该写一写，不像现在的新生活，写的人多。”他还告诉我，他这个写作计划，也曾和茅盾先生（不然就是叶圣陶先生）谈过，大家都赞成他写。过了一会，他又安慰我道：“我的身体本来就不大好，病是老病，不要紧。”又重重复复地说：“我可以写，一定要写。”在说这些话时，他是充满自信的。一点儿也没有因自己的健康情形而有什么悲观的样子。

    那次分别后，在想到统照先生的健康情形时，我就想到他的写作计划。到了1954年底，他到上海就医，我们在华东医院里曾经见过几次面。统照先生到上海来，总是避免惊动朋友，我还是间接得到他住在华东医院的消息的。我第一次去看他时，他的病情已经好一些，说话也不困难了。我们在四楼的一间病房里，轻声地谈着话。时间稍久，我担心他会疲倦，几次站起身来告辞；他却几次拉着我，要我多坐一会儿。他说病情一好转，就感到一个人独住病房的寂寞。另一次，我去看他时，他正在楼下散步，我们便坐在挂号处附近的休息室里，围着一张小桌子谈话。每一次，都谈到关于写作上的事情，谈到他的写作计划。这个计划，不管他健康情形与如何忙碌，在他心里始终没有动摇。在这几次的谈话里，我还感觉到他对家乡山东的热爱。他谈了一些自己在山东的工作，自然也谈到了山东的几个青年作家。例如，关于写出受读者热烈欢迎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的刘知侠同志，就曾经谈起过。只要一谈到这类事情，他的表情就变得更加柔和，口吻也变得更加亲切，显露出一副非常快慰的样子，使我发现坐在自己对面的是一位极其仁厚的长者。对于在山东的工作，他是很热心的，不时为自己多病的身体而抱着歉疚，显然地，虽然人在上海的医院里，他的心却在山东的工作岗位上。统照先生尤其热爱党，感激党对他的无微不至的照顾。这一点，是他在谈吐中自然流出来的。热爱党，热爱新社会，热爱青年人，就是他生命的动力。凡是熟悉统照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不是那种喜欢表白自己的人，他的感情是很深挚的。正因为这样，他那份对党、对新社会、对青年人的感情，才是真正动人的。就以我这样一个对于山东的情形几乎毫无所知的人，听了他几次谈话，而且谈的又都很琐碎，就能从片言只语中间，从表情语气上面，很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就在他这一次离开上海前，我曾经和他相约，等他决定出院时到我家里去吃一餐便饭，再好好叙谈一回。他口头上答应了。可是，到时候却只给了我一封告别的短简，是1955年1月17日写的，说是“临行匆匆，不克面辞”，就回济南去了。过了几天，又接到他26日从济南写来的信，很详细地告诉我从上海回济南途中所见的雪景，到达济南后又发生了“身冷口苦，呼吸紧迫，朝夜咳痰复多”的现象，以及山东一些同志们劝他“切实调养，勿求急效，期使体力更得充实”的情形。也就是这一次，感到自己的健康“一冬不如一冬”，他在信末发了几句令人不安的慨叹。接读到这封信，使我难过了好久，仿佛给了我一个什么不好的预感。到了5月间，他寄来了那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出来的长篇小说《山雨》，同时还有一封短简，说刚从医院里出来，身体比较地好一些，可以恢复工作了。但是，又过了几个月，随着季节的临近冬天，在12月18日写的一封信里，说是病又发了：

    ……迄兹隆冬，近殊不适，早夜吐白稠痰不少，穿外衣行百十武便尔气喘，即使在暖室内亦不敢俯身用力，气管收缩力差，动易吁喘。它病虽无，即此已使健康受损，所进营养物，日化为痰涎吐出者不少，故甚瘦弱。每念诸务，力不从心，有碍行动，力病所限！幸三餐尚匀，消化如常，聊足告慰，中心亟愿趁此时日再去乡间（1952年曾到乡间月余），期更了解合作化运动中新集体农村的面貌，至能否写作，尚待更进。而以宿疾所致，实难前往。在此，各方同志偶知病情，多劝以好生休养为是。将及六十，“衰同蒲柳”，诚为憾事！……

    也就是这一次，应我的请求，他给我写来了一幅字，写的是唐朝诗人孟浩然的一首咏农村景色的诗，后面还加了几行注，说这首诗“对农村尚持欣赏态度，非身与劳动者，但比不知稼穑者为差胜”。看了他的信和字，我默默地想象着统照先生那样一个病人的心情。我又拿出他所寄赠给我的《山雨》，认认真真地重读了一遍。我觉得，我是更加了解他了。

    自然，我说我了解他，这只是从我的角度，就我和他交往所得的印象而论的。我和统照先生的通信关系虽然开始得比较早——尤其对我来说是这样，我是把自己和统照先生的关系看作学习写作的起点的——但我们实际接触的机会却不多。我只是一个受过他的教诲和培养的后辈，一个他的“学弟”。可是，即使这样吧，我已经从他的生命的光辉里得到温暖，得到了营养和勇气。我爱他，尊敬他。我愿意学习他，把他当作自己的榜样。自从1953年我和他在济南会面以后，这些年来，他一直忍受着疾病的痛苦的折磨，一直在和病魔作斗争，一直要从病床上站起身来，为人民多做些事情，为新社会多唱一支颂歌。只要我们每一个认识他的人想一想：我们能和他一样地忍受着疾病的痛苦而勇敢地工作到死吗？能和他一样地眼看着自己的健康“一冬不如一冬”，预感到将要失去生命，却仍然热情地关心社会主义事业，关心别人吗？只有能够爱的人，才能赢取爱。统照先生热爱党和人民，同时也就赢得了党和人民所给他的信任和荣誉。统照先生热爱朋友和青年，他死后也将永远活在朋友和青年的心里。统照先生是“五四”以来有很高成就的诗人和小说家，通过他的作品，他输给广大读者以爱和理想，现在和后世的读者也将永远感激他，纪念他！

    就在我提笔写这篇回忆以前，我读了臧克家同志一篇悼念统照先生的文章。在那篇文章的最后，克家同志写道：“揩干了眼泪，我面向青天，心里质问而又祈求似的这么想：这样一个热爱新社会、愿为社会主义祖国多尽一份力量的人，应该让他再活十年，即使五年也好啊。”这种惋惜的心情，应该是每一个认识统照先生的人所共有的。只是我又想，即使统照先生逝世得太早了，连他那个起意已久的写作计划也来不及实现，是祖国和人民的不可弥补的损失，是朋友和同志们的巨大悲痛；但当他弥留的时候，在他那瘦削的面颊上，应该会含着欣慰的微笑吧，因为，他毕竟亲眼看到了自己所热爱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建立，看到了这个祖国一日千里的发展，并且为她尽了最后的力量。现在，他的眼睛虽然已经永远闭上了，他仍将听到亲爱的祖国在社会主义轨道上前进的轰响。

    （原载1958年《前哨》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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